杨东平：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中缺失了民族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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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中缺失了民族化追求

● 杨东平  (进入专栏)

在80年代，中国大陆进口了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讨论的是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到了90年代初柏杨来到大陆，重返他离开多年的故乡，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看到的中国女子，一个一个都是风风火火，张牙舞爪的，他想像当中的大陆女性那些梳着大辫子，羞涩坐在床头的中国女性已经消失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叫“文化中国人”的概念。

最近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舌尖上的中国》走红世界，它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它的确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很好的动员和传播，但是中国文化不能仅仅只保留在舌尖上，而且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的舌尖都是中国的。有人说早期的中国留学生，50年代以前的都有一颗中国心，80年代出去的至少还有一颗中国胃，不管他是什么主义，他还是吃咸菜泡饭、吃臭豆腐，但是现在的青少年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人的胃已经被麦当劳改造，他已经不喜欢中国的美食了，所以中国文化的保存和养成即使从胃开始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从生活方式的层面，道德沦丧的表现，粗鄙化、粗俗化、粗野化、痞子化、流氓化，这些字眼现在可以公然登上我们的主流媒体，即我们需要打X的这些字。

关于文化中国人，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闭起眼睛来想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有一个大致的认知的，我想把这个概念解析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士之风骨，一个是君子之教。一个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志士仁人，君子之教就是正人君子、谦谦君子、温柔敦厚、知书达理。现在这些也已经渐行渐远，满口粗话。如果说刚刚进入城市的新市民在地铁里、大街上大小便，或许还可以容许，但是如果北京大学的教授也公然粗话连篇，侮辱香港同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可以公然在街上出手打人而没有任何歉意，也没有任何追究，那可以说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学校制度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如果做一个具体解析的话，我们过去强调比较多的是道德和价值的层面，“仁义礼智信”，实际上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层面，就是温柔敦厚，“温良恭谦让”这个层面的缺失跟价值层面的缺失同样严重。

这个原因首先是很多年来我们作为革命党，以打破传统破旧立新为使命，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认识我们文化传统的价值，事实上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文明国家是以否定、中断、诋毁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立国的。

另外一个是现实层面，我们的文化讨论往往无止无休，各执一说，可是回到现实层面就可以看到，现代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兼容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亚国家。从现实出发，比无止无休的文化论争可能要更有价值。

对于各种亚文化的价值，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一个文化理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个过程当中，教育具有特殊的作用。事实上在我们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当中，可能缺失了一个重要的追求，就是关于教育的民族化。这个追求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是有的，就叫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但是我们今天民族的目标没有了。在后现代的发展语境中，文化的多元化已经获得了正当性，而且应当以文化多元化来认识民族文化，来矫正“全盘西化”的后果。

这种民族教育的构建或者说教育民族化的努力还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地方性文化、民间习俗、知识、智慧的学习和传承，另一个是对传统教育有益经验的吸收，尤其是道德教育、书院精神、书院制度、民间办学等等。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兼容和吸收的成分。

教育的人格培养目标也应该增加民族化的维度，当年创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郑晓沧，他说我们国家本来是有“士君子”一名词，今天大学的学习仍然也可以以此为目标。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教授更明确提出，大学教育根本的目标就是培养“士”的教育，我理解这个“士”，就是指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有担当精神的。

超越传统和现代化、中国和西方这样非常冲突的文化讨论，我觉得陈鹤琴当年提出的“活教育”目标已经融会贯通，作为我们今天现代教育的目标仍然是非常恰当的，它是一个同心圆，首先是培养人，第二是培养中国人，第三是培养现代中国人。这个现代中国人必然是一个世界公民。这个同心圆结构不但是非常圆满的，而且是非常有操作性的。

今天我们讲文化中国人的养成，学校教育是一个最主要的渠道，可惜这方面我们离理想的状态还非常遥远。我们应该修改我们的教科书，使得我们的民族历史不再是农民起义、战争史、改朝换代史，而是丰富璀璨的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科技史和和心灵史，从而建立我们青少年对文化传统、对文化历史的认同。另外一个方面，要像普及饮食文化那样，传习书法、象棋、戏曲、国乐、国画、武术、中医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和技能，从而强化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归属感。

关于文化立国，到底现在的主流文化价值是什么，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自由主义还是什么？这种争论是没有完结的。但是我想首先还是可以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和解，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林语堂，他的《生活的艺术》就回应了这个问题。

在生活方式层面上，人的教养首先是一个规矩的养成，立规矩，讲规矩，这些是非常具体、细致和具有操作性的，就是如何衣食住行、开会、坐车、宴请等等，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详细的要求和规定，通过广泛的传播，变成大家的日常行为。比如如何说话、如何接电话、声音不宜过高、如何进食，喝汤不宜有声，吃面包和面头时应撕成小块，而不应大口咬食，进食时与同座谈话声音不可太高，随手关门，随手熄灯，随手关水，保持音量，常用物品用毕归还原处，保持安静。当时的民国政府还颁布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国民礼仪规范》。文明的养成、生活方式的改善、基础文明是一个养成的过程。如乘坐专机、车、船时，位高者先上后下，位低者先上后下，并宜依次就坐。宴席三桌怎么排列，四桌、五桌怎么排列，都有一定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在我们这里已经失传了，大家没有规矩可循，自说自话。再比如书信格式的谦辞敬语，在大陆也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给台湾朋友写信的时候，要特别谨慎，要特别琢磨，避免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文明野人。当然过去旧的词汇可以加以适当改造。

我想说的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养成要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做起，要从文明的细节开始，谢谢大家！

（2014年5月9日上午，“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4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怀士堂拉开帷幕。本届论坛设定“中国文化 中国教育 中国人”之主题，在中国文化生成与中国教育互动下考察中国人的文化特性及发展问题，从人的现代化高度上探求教育变革与文化创新，重铸时代新教育。以上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的发言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