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 顺生论（节选）

管季超.

张中行 顺生论（节选）

作者：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注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2月24日凌晨两点去世，享年97岁。 顺生论·生命 从生命的性质方面看，人与羊显然相距不远：也是糊里糊涂地落地，之后，也是执着于“我”，从“我”出发，为了饮食男女，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甚至口蜜腹剑，杀亲卖友，总之，奔走呼号一辈子，终于因为病或老，被抬上板床，糊里糊涂地了解了生命。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同是不得不死亡。 人是生命中最顽固的力量，无论是被抬上屠案，或被推上刑场，或死于刀俎，死于蛇蝎，都辗转呻吟，声嘶力竭，感觉到难忍的痛苦。死之外或死之前，求康强舒适不得，为各种病害所苦，求饮食男女不得，为各种情欲所苦，其难忍常常不减于毒虫吮血，利刃刺心。这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无怪乎佛门视轮回为大苦，渴想涅磐到彼岸了。 有不少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因而君子应自强，生生不息。我们可以说，这是被欺之后的自欺。糊里糊涂地落地，为某种自然力所限定，拼命地求生存，求传种，因为“想要”，就以为这里有美好，有价值，有意义。其实，除了如叔本华所说，为盲目意志所驱使以外，又有什么意义？ 天地未必有知。如果有知，这样安排生命历程，似乎是在恶作剧。对于我们置身于其内的“大有”，我们知道得很少。可以设想，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它存在于无限绵延的时间之中，其中的任何事物，前后都有因果的锁链联系着；二。它是无始无终的全部显现的一种存在形式或变动形式，前后的时间顺序，只是我们感知它的一种主观认识的形式。如果是前者，则从最初（假定有所谓“最初”）一刹那起，一切就为因果的锁链所束缚，所有的变化都是必然的，就是说，其趋势是骑虎难下。如果是后者，则一切都是业已完成的，当然更不容有所选择。总之，死也罢，苦也罢，都是定命，除安之若素外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顺生论·育人 人，由呱呱坠地算起，得生于自然。自然付于的资本不少，可见者为肉体，不可见者还有本能、资质之类。但为了能活并且活得好，他或她就还要取得应付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的多种能力。这多种能力，首要者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知和德。或者换个说法：人生来都是野的，为了能在已然的社会中活得好，就必须变野为文。变野为文，要靠身外的力量以文明化之。这化的大业，由社会方面说就是育人。 育，要有方法，或兼有设施。育者教，受育者学，形式可以集中（时间、地点、规模等），可以不集中。我们可以称集中者为狭义的育人，典型的为各类学校、各类训练班之类。这狭义的育人，特点为明确、整齐。而不集中的广义的育人是个大杂烩，大大小小，各种形式，凡是受育者知见上所得的都是。举例说，幼儿初次看见驴，呼为小马，妈妈告诉他，是驴，不是马，这也是育人；大街上吐痰，受罚，自然也是；甚至投稿，字迹不清，审稿人批个“字多不识，故退”，同样是育人。这广义的育人，重要的是一些大类，也说不尽，容易见到的如宣传（典型的如各种广播）、出版、社会风气，直到通过各种规定和措施，让玄奘去取经，李清照去填词，等等，都是。但目的则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无论就个人说还是就社会说，都是求变野蛮为文明。 人类过群体生活，置身于社会，凡是社。这里会都是有文化（可高可低，可好可坏）的社会，所以就个人说，想在社会中生活，就要融入某种文化。如何融入？要经过历练成为熟悉。熟悉，或提高说是造诣，又程度之差。算作举例，可以分为高低两等。低是能够靠自力存活，或说具有“必须”具备的过社会生活的能力（这是就一般成年人说，病残除外）。比如会说话，能够从事某种劳动以取得工资等就是。高是除了过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能力之外，还具备某种或多种非必须的可以为文明大厦添砖加瓦的能力。比如说在科技方面或文学艺术方面以及其他技能方面有超出一般的成就就是。 无论是低的造诣还是高的造诣，都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或说以某些最基本的文事为基础。这文事，最基本因而也就最重要的是知识和品格。 培养拔尖的人才，困难就更大，因为不能专靠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人的兴趣和才能尚未显露之前，怎么能够经过分辨，让杜甫去学诗文，让李时珍去学本草。这里只能说个原则，是想尽办法（规定、措施等），让人人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譬如有那么一个人，本来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可是喜欢音乐，并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就要使他不很难地从农村跳到某音乐的单位。显然，没有适当的财富、人事、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条件，这是很难做到的。

管季超.

拓展阅读：

张中行的文化自白书

在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4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90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85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室，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您这样看重男女之情，您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您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转自http://news.163.com/05/1208/14/24F72K9N00011E4B.html

张中行女儿忆父亲

张文：爸爸离去不是“喜丧”

尽管人们都将一个寿终正寝的老人去世称为“喜丧”，可张文却不这么认为，她说父亲去世给她带来莫名的伤痛，“我希望爸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张文眼里，父亲不仅学问深，而且人也好，“父亲很重情，很善良，除了对我们精心呵护好外，还乐于帮助他人，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张文说：“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小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
张文认为，父亲对她们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而对于外界评价他是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他都不认同，他只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湖涂、不盲从。他曾告诫我们要‘多念书，少信宣传’”。
张文说，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

选自《京华时报》2006年0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