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学术研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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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学术研讨会开幕（上）




12月7日下午，第四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首场学术研讨会在连州国际大酒店开幕，策展人栗宪庭、鲍昆、段煜婷、姜纬主持会议。台湾政治大学的郭立昕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以及众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摄影爱好者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
与会专家、教授围绕本次年展的主题从摄影与现实主义的关联等各方面发表了积极的见解。大家认为，这些展览都一视同仁面对着不同层次的阅读者，非常具有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尤其是新一代摄影人的作品值得大家的关注，他们表现得非常前卫，非常有冲击力。
在摄影与市场的主题讨论中，国内外专家教授就摄影艺术价值、摄影收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摄影收藏市场还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教授还进行了积极深刻的探讨，提出和总结了一些对摄影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经验。
附：第四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学术研讨会现场速记稿
时间：2008年12月7日下午
地点：连州国际大酒店
段煜婷：我们今天下午的研讨会现在正式开始，请大家就座。到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今年的策展人、学术委员、摄影师和媒体朋友们。我觉得每年一次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来探讨一下近段时间内中国摄影以及这一次参展海外摄影作品的内容和趋势，摄影的收藏和市场问题。今天下午的发言我这里先做一个引子，研讨会有两场，第一场由鲍昆老师主持，第二场由栗宪庭老师来主持，下面就由鲍昆老师来主持第一场的研讨会。
鲍昆：大家下午好!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规定的话题，每年每个摄影节都有一个项目，提供一个机会让大家，所有感兴趣的人可以有一次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今天除了有学术委员和策展人以外，实际上每个到会的人都可以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刚才段煜婷女士已经把大致的方向说了一下，我们还是先围绕展览，大家所关心的，有意思的作品，包括目前艺术市场等都可以展开，希望发言者尽量务实，不要把话题扯的太远，如果是这样的话，主持人就会把话题拉回来。再有一个，大家发言时间有所控制，不要一个人长篇大论，基本上大致每个人发言是10—15分钟之内，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下面我想首先邀请从台湾来的郭力昕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谈一谈对这届连州摄影年展的一些看法，还有他所感兴趣的话题。
郭力昕：谢谢鲍老师，我对于中国大陆的摄影发展状况不是很清楚，让我先讲话，觉得不好意思。我对连州摄影年展的一些观感，以及“我的照相机”这个主题，讲一点我的心得。我特别借这个机会谢谢连州摄影年展艺术总监段煜婷，应她的邀请，她把我放在学术委员会里面，热忱希望我来，今天终于来了，是第一次看到摄影年展活动，看到连州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喜欢这个展览发生在这样一个中小型城市里面，这些空间曾经都是真实生活的空间，而不是为艺术品而特别盖起来的美术馆、精致的艺廊，它们曾经是生活的空间，这些空间本身有着历史和真实的生活痕迹在里面，也再现着、反映着当代真实生活跟过去历史的比较，作品在历史空间展示出来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好。我昨天在这几个空间来来回回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感受，这些空间似乎在召唤着什么，生活、时代记忆延续下来的味道。看到另外一个让人很动容的地方，因为在真实空间里面，相对人性的尺寸和规模，累计四年国际摄影年展，也让当地的市民有机会自在的参与在这些展区里面，我看到去看展览的人士，不仅是参与这些年展的人，还有很多民众，他们非常专心在看展览，也参与评论。这些作品不只停留在精英的话语意义上面，民众也许对于有些作品的表现方式不见得完全能够看懂，但是也是专心的看，不晓得那些影像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作用，可能的视觉潜力如何被开发出来，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绝不低估他们的潜力。这些展览都一视同仁面对着不同层次的阅读者，我觉得相当有意思，这个是非常之中国经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阅读群分众不是那么清楚，在西方去看展览是一些特定的阶层，比如说老总阶层，但是像连州、平遥这些地方，很多中国大陆我参与过展览的空间，阶层是混搭的，这个非常有意思，中国很多经验是压缩着出现，最前卫、最先进的跟一些基础的在一起，跟社会进步的进程是融合在一起出现的，快速让中国大陆社会进到一种现代化或者一种对于当代文化思考经验上，这个思考是全民性的动作，当时一些知识精英、艺术文化精英走在前面，领导着一些方向，但是全民参与也不是按照西方社会文明发展、工业发展的进程来出现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看到这么庞大而且多元的展览，有很多东西无法一一细说，但是许多作品是感动了我。譬如在这次展览里面看到一些对历史照片的整理，还有战争时期的照片，70年代、80年代的纪实摄影展览，最具撞击力的，我可能比较感兴趣当代年轻世代新的摄影观点的作品，譬如粮仓许多小的个人作品是非常吸引我的，我昨天跟一些朋友在讨论这些作品，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夏天的时候，鲍昆老师在北京摄影季里面放映出来的片子，大部分让我非常惊艳，也不惊讶，知道比较前卫角度的摄影，年轻世代所展现出来的思考上面，创作上面，爆发力、想象力，多元话语的可能，好象对于摄影艺术该是什么，对于话语该是什么，原来一种比较统一的摄影话语，比较权威、主流的概念被打散了，有很多的观点和表现，非常个人的，非常精神的，心理状态都很好，我看到有些年轻的摄影师或者是策展人也描述有些作品看起来是倾向自恋，但是我昨天跟朋友谈，包括有某种自恋倾向的作品，从集体意义来说，对于中国大陆社会都是有进步的，有时候社会在做大的变革的时候，文化做大的转型的时候，一种比较深刻的虚无是需要的，是有颠覆性意义的，对于自我彻底的反省，是另外一种大破，之后有可能大立，不是循规蹈矩、循序渐进的进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做天翻地覆的改变，在这里面艺术总能够找到它非常犀利、锐利的角度，借助这样的改变，透过呈现自己，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些都是一种社会的景象，集体来看都反映了这个社会如何开始，有更多的人有兴趣开始从一个更大的论述回到人的意义，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个是有巨大的进步性，可能华人文化几千年来对人的意义在不同原因上面，逐渐的呈现在集体意义之后，再回到人的意义上面来，这个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面，“我的照相机”主题就有这样的意义，重新看我跟照相机的关系，可以有很多开发和进步的。我就先做这样子的发言。
鲍昆：谢谢郭先生，郭先生对于展览的个人经验、个人叙事方面有非常高的肯定。我们下面可以延伸他的话题，比如对于这次展览中也是最近这些年的现象，新一代的摄影师，他们个人化的叙事，在这次展览当中也出现了好几个，这个潮流和趋势是我们将来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也是不得不面对的未来现实，如果哪位朋友愿意续着这个方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能会使这场讨论更有意思一些。具体来说看到几个80后的作品，郭先生说是颠覆性的作品，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不以为然，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是，生活的演进，文化的转型，个人叙事一定是从过去习惯的集体性的叙事中走出来的，这恐怕是未来一种潮流，但是是不是这样，希望大家积极的发表一些看法。
王伟强：谢谢段煜婷老师和鲍昆老师，受到邀请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高兴，我也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不是摄影家，不敢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组委会想通过这样的跨学科的交流，能够对摄影起到推动的作用。通过这个展览，我自己个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本人是搞建筑与规划的，这个学科跟摄影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如果说两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当代建筑学和当代城市规划起步跟摄影起步是差不多的时间，在18世纪末期形成，因此有很多东西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摄影在很多学科当中扮演重要的工具性，尤其是在建筑与城市规划方面，包括作品的传播、成果的记录都是摄影在起作用。从这方面来讲，看到提出的主题是“我的照相机”，甚至结合连州、永州这样唐朝恢复秦汉传统文风来思考这个问题，也让我感觉到摄影本身产生的过程，它的工具属性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可能更加艺术化，走向自我表现，但同时，摄影在建筑学、城市学等领域当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回过头来，我认为这些学科理论的支持也都不断的丰富着摄影，也都参与建构了摄影的理论。摄影的理论体系大家可能会有很多争论，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研究城市学的时候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借用自己的经验来形容摄影，城市规划本身是作为规划自身的理论，实际也是很薄弱的，理论更多是借助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等等，在借助这些学科的时候，会把它的理论划分为两类，一个是规划的理论，一个是规划中的理论，我的理解是摄影的理论有点相似，摄影自身的理论可以把它说为摄影的理论，摄影更多的理论是借助于美学、哲学、社会学、人文学、人类学等等，这些理论体系都在不断丰富摄影。我们认识到这点，对摄影师的要求不仅仅是横向的要求，需要更多借助其他的学科，甚至借助其他学科的价值来丰富摄影，这个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向。另一方面，近些年西方摄影比较侧重于个人的表现，我们现在有两类摄影，一类是经济发展，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改变，另一类从事美术、绘画的艺术家们在运用摄影表达观点，这一类也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不要忘记影像的质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作品延伸，作品的玩法，后来影响质量，产生问题，看这一届摄影年展就会发现，很多西方的摄影家影像质量仍然是很高的，表达的问题跟中国的摄影师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影像质量把握的很好，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强调照相机，可能也呼吁摄影师更加关注摄影的质量，不能全部利用后期PS、数码输出等手段，使整个摄影的价值和质量有所偏离。第三个方面，摄影在未来发展当中，既然我们看到摄影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工具价值，也启发了我们摄影未来的发展应该多和其他理论学科结合。比如说在做城市规划过程当中，有人说照相机记录那一瞬间就是实证的过程，把客观实在根据你的主观定义出来，只不过实证是一瞬间的。这样一系列瞬间的组合，更是我们做建筑设计时的庞大的题材。摄影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在中国今天发展过程当中，有四个领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整个30年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样的领域被我们冷淡了，中国的摄影师在这些领域的表现是否充分和足够，我感觉还是有欠缺的。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在2007年去伦敦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因为2007年是全球人类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当时组委会选择了国际上一系列城市作为研究的蓝本，其中有中国的上海、北京、圣保罗、印度的孟买、东京、巴黎、伦敦等等，论文集的封面是用上海的一张图片，很遗憾不是中国摄影师拍的，是一个意大利非常有名的摄影师拍的，他在中国拍了很多关于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所产生空间的压抑、快速的剧变，包括高速公路立交桥等等，这些景象在西方摄影师眼中来观察是非常敏锐的，而我们经常熟视无睹。另外一个，有个摄影师是德国人，在香港居住，拍了大量香港的写字楼，和居住在100平方米以下居民的生活状况，有100×100的主题，100户居住在100平方米以下的居民房屋，这些内容是我们中国摄影师忽视的，可能我们整个的影视结构，或者观察的问题比较空洞。所以摄影的基础既需要影像和摄影师自身的提高，同时也需要通过摄影师的人文素养和相关知识学科的综合能力，相信将来会发展的更好。
鲍昆：谢谢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王先生，他提出的话题还是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刚才他用城市学理论体系，指出了摄影作为一个极强的工具媒介，实际上只是一个展示各种观念和学科的平台，用途非常宽泛，我们过去整个中国摄影界有一个问题，长久只把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实际上说艺术也是把它看作一个唯美的艺术，对于这个转型期，整个中国摄影界，大约十来年非常痛苦的蜕变，今年连州年展终于让我们看到多元、多意义的摄影作品，但是即使这样，比如王先生提出香港100×100，广大摄影同仁们应该引起重视，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到很多的东西，而且我们的眼睛也没有看透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可以依靠我们手中的照相机来发现的，表达我们的判断，这些东西是王先生整个发言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下面请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教授发言。
陈卫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我看的很仔细，昨天着实看了一天，因为现在的信息太多了，不是所有的都能清楚，只不过幸运的是，我作为一个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见证人、旁观者，这几届展览我全部都参加了，所以我确实是感觉到越来越有信心。这两天有时候也跟中外学术委员聊了一下，感觉到现在这次的展览应该说从题材的种类，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最完整，有历史、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还可以包括宗教、性别身份认同和行业身份认同，以及当下经济主题，所以这次题材的种类是最完整的。第二个是现实主义的倾向比较鲜明，有别于过去看的比较多现代倾向的作品，不管是中国摄影师，还是外国摄影师，黑白的色调比较突出，这是我总体上的感觉。这些归功于影展的组织策划活动者段煜婷女士和她的团队，这么多年的坚持，艺术表达的是对人和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罕见，是越来越值得尊敬的方向和理念。结合到主题“我的照相机”，有几个方面可以谈一下。第一个问题，从这次影展整体感受来说，我说到了信念、信心，说到了中国作品的质感，如果把摄影作为一个文化创造、文化表达、文化建构的大的传播手段，在这个领域中国人能不能在世界面前做精彩，以往我们容易听到一些外国友人说，中国的这些作品是受了国外哪些学派的熏陶，或者是借鉴甚至直接是模仿，从这次年展的作品来看，我们觉得不管是中国带有明确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品，还是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都是基于中国本土经验具有中国品位的，都是源自于中国自身素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在历史脉络当中的流动所产生出来的现实光芒。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了信心，中国是否可以进行自我阐释，自我阐释完全是文化民族主义，也有一个对全球化的思考，第三届连州摄影年展研讨会上我讲到了，连州办了第三届，就应该在全球化背景当中，中国自身摄影文化定位上有所表达，现在来看，确实有了更进一步成熟的思考，虽然这种表现的质量，有时候还会觉得这个那个方面深度还不够。总之，我觉得像这样一种影像展览所带来的生活信息多样性和丰富性，是现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寻觅的，这些作品是来自于生活本身。第二个问题，非广告化有没有可能?从简单的发烧友、爱好者或者时尚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往往容易把色彩、画面的光鲜作为一种标志，作为一种自恋的对象，不管是情绪情感的表达，还是觉得那是代表一个个人想象的世界，刚才有的教授也讲到摄影理论，我这里不谈理论，谈观察，摄影系统的观察是一种记录，观察这个词是讲怎么样尊崇现实和别人的行动，实际上提供观看的根据不完全来自于主观，也是一个客观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为从80年代以来的视觉生理学研究已经说明，视觉感官背后的合成是要调动其他历史的因素来表达的，视网膜是过滤，但是过滤是有根据的，根据你的意识概念来形成，在观察的时候就形成一种思维，个体的观察不仅仅是代表一个独立立场，还是代表超个人的社会的立场。这次展览有许多的作品切合中国当下的变化，社会分化，社会重组，社会建构的现实，从这里面不光读出人情世态，也难过读出后面的关系，我们希望这批作品表达倾向的时候，不应该是仅仅满足于视觉人类学外观，还需要在社会人类学尺度下读出更多的东西，这有时候也是跟摄影提出一个难题，因为摄影向来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否定什么就是省略，很大程度是要靠观众和读者去联想。非广告化是我们现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管是现实主义者还是其他主义者都应该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鲍昆：谢谢陈教授，他刚才提到现实主义，栗宪庭先生提出“我的照相机”作为现实主义的信号，但是现实主义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实际上是指现实主义精神，还是回归到自己真诚的个人表达，并不是大家很多误传的，什么又在提倡纯粹的记录社会的摄影，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都无所谓，关键是回到自己态度的真诚和情感的真诚上面来。下面有请北京的资深编辑，原《摄影之友》的主编那日松先生发言。
那日松：我是第三次来连州了，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地方的，很多人都提到没有平遥哪有连州，连州的风格是学术性比较强，在这个地方看展览非常舒服。这次看展览比平时的那些展览看的更认真，因为时间比较自由。确实像前面几位老师说的那样，我能够真正感受到这些新生代的艺术家，他们非常强的冲击力，很受感动，摄影在中国可能是几年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看了一些80、90年代非常著名的摄影家他们拍的照片，这次也有一些展览，我明显感觉到时代快速的发展，看到那些比如说洛丹他们的拍摄方法，感觉到自己老去的感觉，时间还会证明一些东西，至少我看到、感觉到变化非常大。
鲍昆：那日松是非常资深的摄影编辑，目睹了最近20年来中国摄影的变化，曾经在他手中推出很多优秀的摄影师，他谈了自己的感受，他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他的身份使他的评价很有分量，这次有很多新的摄影师，我们这次展览也放了些老一代摄影师的作品，实际上把老作品放在新地方展示有新的寓意，还是要回到整个展览主题当中来，虽然有一个时空感，实际上我们提倡的还是那种精神。下面有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副院长陈教授发言。
陈心懋：谢谢，在座的都是专家，我们学院里面我是专心于教学，摄影课也是我们专业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本身的思考以水墨为主，后来我在学院里面首先开了现代艺术的教学，综合材料与绘画，现在我在主持水墨工作室，我们还是有一些跟摄影方面相似的东西。我借这个机会先说一个大概的感受，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感觉非常新鲜，感受比较强。第一个，我感受到主办方、策展人方方面面的用心，从展场的布置，包括环境的选择，每个地方都能感受到精心的准备，展场的安排非常有特点，我们看到很多展场的选择，里面放的这个作品，形成一种反差，很震撼，选择很有眼光。另外一个非常有感受的是作品的选择，跨度很大，作品选择的面和点是我所见到的摄影展里面最有学术质量的，我们见过不少摄影展，能把全国这么广包括国际上的作品都能有所选择，而且经过非常严格的某种程序给展示出来，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感动，非常受益。第二个方面，跟我们教学有相近的地方，水墨是比较传统的绘画，摄影也有传统的东西，比如器材什么的，我想说的是，不管是什么门类，对于媒介特点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我个人怎么来看这个时代和摄影这个特殊媒介的关系，这次感觉展览风格很多样，有一些好的作品大家都谈到了，摄影的传达性特别敏锐，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看到一个作品《半梦半醒》，还有一个展览，这种角度比较个人，以前我们看到一些好作品，长期关注上海的建筑，现在在长期关注里面怎么继续不断挖掘个人和某种深度是很重要的，现在我觉得后一波的年轻人，个人的观察点更为广泛，其实这个很累，在教学里面经常讲水墨就像一个工具，1000人用这个水墨怎么产生不同的东西，现在很多人从一些新的角度来画，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是摄影界可以探讨的，在时代变化的趋势下面，个人怎么样看待这个时代，个人怎么看待摄影这个特定的媒介，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还有时代特点在作品里面不同的表现。
鲍昆：谢谢陈教授，陈教授从水墨艺术经验和教育方面谈了一下对摄影的感受，最后还是回到了郭力昕教授对青年一代完全个人经验的话题上来，希望哪位先生对这个话题愿意接下去谈谈。金江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许多人提到你的作品《经济大撤退》。
金江波：不好意思，我是来学习的，想通过今天这个机会能够得到一些老师和前辈们的指点，刚才来晚了，有很多精彩的言论没有听到，但是听了之后几位嘉宾的发言，觉得很感动，其实做艺术挺不容易的，特别是现在，艺术的繁荣已经起来了，但是撤退也马上就到了，所以艺术家也挺不容易的。我从自己的创作来讲，我做了几年的艺术，所以可能有几个关健词是我自己一直比较坚持的，第一，立场，就是说艺术家的立场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保持这样的态度在做艺术创作;第二，现场，身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生活的人，现场带来更多艺术创作的土壤，这种土壤是挺珍贵的;第三，原点，就是回归到艺术创作的原点，原点就是我的价值观所在，所以我很感谢评委会给我奖项，我认为其实就是对这三个方面的肯定。所谓的立场，从摄影的角度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工具，更主要是一个态度，艺术家的观念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立场来传载、传承的话，摄影只是成为一个图像，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有了这样清晰立场之后，摄影的工作就会变成观念传达和反思的场域，这种东西是很关键的，也是应该要提倡的，特别是在现在信息时代和图像时代特别泛滥的时代。以往的相机只是在特定的历史人物、特定的社会角色当中使用的时候，可以看到记载历史或者记载社会产生很特殊的视觉景观，都很有价值。现在每个人手里面都可能有相机，拍摄照片非常容易，数码PS营造图像非常简单，创作出来的视觉体验也会非常丰富，往往会忽略一个艺术家在社会当中的角色，在文化当中的一种身份。所以我觉得有立场的摄影在今天看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说到原点，就是回到基本的摄影工作当中，我是拿大画幅相机创作的，之前我一直用的都是一些数码和传统的中幅胶片相机，从来没有把它当做艺术的创作工具载体在做。现在拿大画幅拍，感觉特原始，根本没有任何电子的设备，可以提供类似数码的快捷的方式来获取结果，用大画幅拍照片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幅作品的创作，重复一张又要花掉同样的时间，这种劳动成果是摄影当中非常本质的东西，很珍贵，因为体现了艺术家的一种行为，一种身体的行为，告诉我们对社会现场取证的时候，摄影的对象是需要筛选的，要经过思考和汗水才能够达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原点，也是回到摄影最本质、最初的状态，带来很多的快乐。这个时候摄影的现场就变的更加重要，《经济大撤退》这样的题材，和我个人以往的经历有关，我以前做过生意，也是浙江人，对于商品市场比较敏感，我们老家所有的人都是做生意的，只有我一个人搞艺术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不是跟他们一伙的。那么这种身份和经历就是我的立场和现场之间的关系，遵从什么样的线索，在现场当中来挖掘这样的土壤去做，《经济大撤退》就是我从去年股市泡沫、楼市高涨都可以看出所有东西都将有盛极而衰的可能。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引起我对背后制造业基地的担忧，就跑到东莞，通过几次现场的采样，我没有找到合适拍的“现场”，后来经过特殊的办法，找到了法院一些朋友的帮助，到达了最终我想要到达的“现场”，这种现场看起来是那么的震撼，这反映了经济溃退时期的匆忙和快速。我想这个就是对现场的研究获得的。我不认为现在是与后殖民说再见的时候，而是后殖民的特征正在全球一体化的合法外衣下变的比前殖民经济更加隐秘和疯狂，因为前殖民是一个政治的符号，用一个国家的概念插一个国旗来获取殖民地的财富，而后殖民跨越了政治的版图，跨越了国家政府的影响，用资本投入的方式同样获取财富，而且他们的撤退是那么隐蔽和快速。这个就是我要说的，通过现场的研究更清晰证明了我的观点。
鲍昆：金江波是比较新的艺术家，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好的解释了摄影的敏感性，而且他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和摄影师，他的观察方式必须是现实主义的。金江波在中国摄影界第一个对经济衰退做出敏感反映，这点非常难得，实际上在一个多月以前华尔街金融全面崩盘，才知道我们曾经快乐的这10多年终于到头了，但是金江波这种敏感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就已经有了，他有可能是全球化经济衰退最早的见证者之一，从摄影角度来讲，从今年初就开始关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衰退的迹象，如果坚持下去，可能会对资本主义从某一个层面做最好的记录，希望他以后做的更精彩，我们大家应该给他一个鼓励，给点掌声。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每个摄影节都来，是所有人熟悉的老朋友，他就是美国联系图片社的普雷基先生，他参加摄影节的次数远远高于在座每个人，因为我们都有可能两届没有参与，他几乎没有一届不参与的，借这个时候请他从他的视角来谈一下他的感受。
普雷基：连州摄影年展，也包括国内外其他的一些摄影节我都参与过，我和栗宪庭先生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段煜婷女士也是非常重要的摄影节组织者，前几年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是一个老师，段煜婷是一个学生，觉得她非常有潜力，之后她邀请我到连州来参加摄影活动。我每年都来，来了四次了，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到这么远的地方，还是一再的来，正是因为这个地方值得我重返，每年还是会来参加的。过去几年来，参加过中国很多不同的摄影展，不过我觉得连州的摄影年展对我而言是最有意义的，最有趣的。连州这个地方不是特别适合观光的城市，这个城市也正是因为它远，反而特别有意思，更不用说展览里面的内容，或者说作品的水平。连州摄影年展对我而言，最有意思一个地方是策展的重点，是跟当地脉络紧紧扣在一起的，很多东西在其他地方也看过，但是唯独连州摄影年展里面的展览有传载的脉络。我在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连州不存在，不是指这个城市不存在，而是在摄影地图上面并不存在，我也去世界各国有名的摄影节，譬如说法国的阿尔勒摄影节，我看到连州的摄影年展更类似于在去年澳洲的一个摄影节的质感，有着同样的水平，这个也使得连州摄影年展有特别的意义，跟世界的水平是连接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摄影节活动都会有一些缺点，譬如说昨天碰到连州市市长，我说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摄影节，但是有其他的硬件条件还没有完全配合好，譬如说没有一条非常好的高速公路直接通到连州，使来参与连州摄影活动的人更加方便，虽然最近在交通上有些改变了，还是有待改进。这对于这个摄影节的文化影响力和效率增长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有一些展场因为光线的受限而不完全到位，尤其有些摄影作品在布展上光线非常重要，否则会让一些好的展览没有发挥到最好，因为光源的不理想使作品失去光彩，因为摄影是艺术的东西，光线的准确是很必要的前提条件。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连州摄影年展要变成长期经营的文化活动的话，我建议需要扩大年展对世界各地的宣传，如果能够让墨西哥、印度、日本等等这些国家的摄影专业者知道的话，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来，就不会白费策展人、主办者所花的苦心，如何把连州在国际上能够促销出去，不是商品意义上的促销，是文化意义上的促销，这点还可以加强。我提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批评的话，只是因为希望站在朋友的立场，不能报喜不报忧，做一些积极性的有建设性的提议。总的说来，我欣赏连州摄影年展，重要的经验就是，像这样小的城市，能够有这样的热情，而且是连州市民，更大一层社会群众集体的热情，集体的能量这样子的参与程度是令我非常动容的，看到在摄影展里面可以有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看展，跟我刚才提的经验类似，看到这样的展览有群众参与的，不只是局限在摄影圈里面，一个展览可以创造这样集体市民社会的热情和能量，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这是连州摄影年展最大的亮点。我今天早上在图书馆看了一下业余沙龙性质的照片，觉得即使在这个层面的展览，他们也带动了民众观赏摄影的乐趣，另外在专业几个展场里面，我觉得，未必每个摄影师都在同样的创作高度，有很多摄影师因为这个展览，因为策展人策展的理念，使得一些长期不被注意、不知名但是有价值的摄影作品可以面世，这是我对连州摄影年展总体的印象，这个活动创造了一个能够让一些非常独特的作品让大众观赏的机会，这个就是连州摄影年展非常独特的原因。依照我自己从世界各个城市的摄影节得来的经验看，我对连州摄影年展的总监段煜婷，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创造出这样好的结果，表示非常大的敬意，我就先谈到此，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
段煜婷：非常感谢普雷基先生对摄影年展的建议和看法，因为我们这次研讨会本来计划是国内的人员参与，没有想到外国专家和一些策展人也对研讨会这么感兴趣。我刚才也听很多在座的学术委员和策展人的发言，大家真的是越来越对连州摄影年展倾注了很多关心和热忱，包括现在提到的很具体的建议。连州确实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有局限的小城市，无论从地理上还是经济上，我们也一直在尽可能创造更好的条件把这个摄影活动做好，刚才普雷基先生提到的几个问题，也是应该值得我们进一步改善的，比如说公路，这个不是连州市能够解决的，是一个区域和省的规划问题，现在看来今年高速公路已经初步开通了，正式开通是12月26号，希望明年这个路会更加平坦、顺畅。还有一些展场灯光，专业方面的不足之处，也是我们需要改善的。作为这样一个项目已经到了第四年，一些基础设施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个摄影节来讲，或者甚至推而广之到整个中国摄影，或者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广方面，刚才普雷基先生提到一些海外的地方，北美、印度、墨西哥和亚洲一些国家要做更多的推广，这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这方面比较重视，我们觉得作为一个艺术项目或者是作为中国摄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化形象，必须要主动的，西方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摄影有很多的误读，主动权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我们应该更加主动来推广自己好的摄影和文化形象，在这方面也是应该再进一步加强的。我们每年都会在欧洲摄影之家，还有伦敦英国摄影师之家做全球新闻发布会，也做海外推广活动，应该还会再做更广泛更深入层次的交流，甚至是一些巡展。接下来还有一个海外的策展人也在场，来自挪威的策展人Emil Fedida，请他发表一下对这次连州摄影年展的一些看法。
Emil Fedida：我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对我而言创造艺术有一个特定的原因。我很高兴连州摄影年展在高速公路到来之前举办，我并不那么建议连州是否先要有很好的硬件，先要搞好方便的高速公路，才可以有摄影活动，这是因为城市本身会不断的改变，或者是因为艺术活动会带来城市的改变，我相信上海曾经也不是那么繁荣的地方，相信10、20年以后人都会改变，有更丰富的资源，更精彩的面貌，但是艺术正是带来改变的原因之一。摄影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传递媒介，所以作为一个政府的机构，应该支持像这样子的活动，因为作为一个政府部门，要关心的不应该只是经济的改变，还有文化的改变。所以凭我的经验而言，这个经验不是在欧洲的经验，文化的改变需要政府的支持。我这几年在中国参与许多教育计划，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我认为所有的改变来自于教育，因为文化可以带来很多的改变，如果这里有更多的外国艺术家和策展人来参与，共同来讨论的话，这个改变可以发生的更多。因为这个世界改变很剧烈，经济并不是很稳定，其实文化可以带来不光是艺术的改变，对艺术家心态改变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对我而言，连州每年办一次摄影展览，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因为每年必须要消耗很多的资源，从创作到物资，据我所知很多国际的经验是两年办一次，这样有很大的喘息机会，年年都办的话有很大的压力。如果是两年办一次的话，看到很有意思的地方，也许是并不很有知名度的摄影师，可以慢慢在两年之间能够被发现，比较从容的把他们的作品带出来。比如说我在挪威有一些经验，有很多不知名的摄影师，但是非常有潜力，可以因为双年展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舞台。艺术是需要时间的，并不是速成的东西。今天有很多最好的艺术家是在中国，时间可以使得这些艺术创作更精彩。西方有名的艺术节譬如说纽约艺术节等等，都有专门做艺术教育的部门，就是培养或者是研发的部门，而不仅只是展览，这是对于任何一个传统的艺术节都很重要的部分。这样的功能不只是对中国的艺术家，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可以在有教育功能这样的设计里面，能够展现连续或者更前瞻的视野。
段煜婷：下面我们觉得大家进行自由讨论会比较好，哪位朋友想发言都可以尽兴的说，包括之前发言的一些学术委员，很多话还没有展开讲，很多观点还可以再讨论。
陈卫星：等一下我就要退场离开了，所以我想再说几句。我觉得还有一个跟当下全球化很相关的主题，也是符合中国大政方针、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就是环保，这次我看到有一个展览，云南老摄影家的作品，拍摄滇池的，这次被挖掘出来，作者已经死了，大家都知道滇池的污染情况，我们感觉历史的呼唤跟现实的需求是一脉传承的，现在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面临工业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造成的生态破坏，同时也看到很多年轻艺术家在探索这个主题，实际上延续了人类的灾难主题的思考。因为以前我们说看什么东西，古典美学是人来定位，主观的视觉，后来到了机器化时代，我们视觉往往被技术的力量、商业的力量所规范，约束你怎么去看，这些角度和规则程序都已经确定好了，人类再继续发展的时候，按照中国的说法天人合一也好，和谐世界、和谐社会也好，人跟自然的关系怎么样重新定位，在当下已经是一个很严肃、很迫切的问题，而且对中国后续的发展，以及对全球未来的影响也是刻不容缓的问题，所以第三点我要讲就是绿色美学的复兴，这个主题在今后还会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段煜婷：谢谢陈老师精彩的发言，策展人姜纬先生还没有发言，下面请他发言。
姜纬：我一开始真的是不想发言的，我觉得作为策展人来说，要说的话已经在选择艺术家或者在写的前言里都已经表达了。要再说几句也可以，以前也讲过的，我觉得我们这些策展人还是比较忠实的执行了艺术总监段煜婷女士的理念，在我们这些人心目当中还是有一个理想，希望连州摄影年展不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封神榜，也不是一个论功行赏的劳模表彰会，应该是更多的对中国年轻摄影师进行一个发现、鼓励、推广的平台，因为我们觉得对中国的年轻摄影师来说，他面临的压力是蛮大的，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有市场方面的压力，所以我们觉得在中国的年轻摄影师，如果他坚持直面现实，直面当下我们生存的情境，这样的摄影师是值得发现、鼓励和积极推广的。我们做的展览基本上还是比较能够体现艺术总监交给我们的任务的，谢谢。
段煜婷：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接着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讨论。
段煜婷：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场研讨会，第二个环节初步设了一个主题是摄影与市场，这个环节的讨论由栗宪庭老师来主持。
栗宪庭：我是一个外行，对市场尤其是一个外行，也没有做过市场的研究，但是我一直看着这个市场成长，因为中国艺术的市场首先是在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直到2004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的市场红火起来，这个经历的过程我一直是旁观者，看着它成长起来的，这里有很多问题。我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写文章批评这个市场，一开始是价值标准和价格标准的脱节，那时候开始，中国早期的艺术市场是一些学院主义边塞风情、草原风情这样的风情化作品进入市场，可是整个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最有冲击力、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市场，接着还有一个线索，就是中国70年代以后所有的艺术都开始被西方各种各样的层面的人从外交官、商人、收藏家买了以后带到西方去，2000年以后的西方把中国的当代艺术拍出高价的背后，其实是一些少数人玩的游戏。尤其整个中国大众开始知道中国有当代艺术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代艺术视为财富的炒作，当时有一个杂志的大标题是，方立均，昔日一个穷光蛋画家，今日成了百万富翁。有很多人知道当代艺术吗?知道，知道的就是一个富人很有钱，拍出了2000万、3000万的记录，其实这些当代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对现实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影响，对人的审美价值、审美趣味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西方开始拍出高价以后影响到中国的市场，让中国的艺术市场开始措手不及，从此开始中国的艺术市场跟着西方市场不断走。另一方面也出现一个怪现象，中国的一级市场没有完善的过程当中，最初挖掘艺术家，带领艺术家和宣传艺术家的体制没有形成的时候，拍卖行就已经大量的成立，出现一个怪现象，二级市场直接炒作艺术家，商人或者是拍卖行两方面都有问题，拍卖行可以到艺术家家里拿作品，直接去上牌，商人拿一个艺术家作品直接送进去炒作，这样的情况很多，这个市场都是不健康的。现在影像市场要比当代艺术市场要晚一些，大概是在9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一些摄影画廊，有一些摄影的拍卖，我在15年前就已经感觉这样的问题，这30年中国当代艺术史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在国外，我们没有能力再把它拿过来，中国的藏家要收藏自己的作品，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摄影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不希望中国的这些好的作品又流落在海外，不能够再看到自己的原作流落到海外。当代艺术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应该为晚起步的影像市场有一个借鉴或者是起到前车之鉴的作用。我不知道对这方面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那日松自己在做市场，是否可以先谈一下。
那日松：我也参与了一些拍卖活动，包括画廊的买卖，都跟影像有关的市场运作。刚才栗老师说那句话我非常有感触，15年前就呼吁中国的当代艺术留在中国市场，现在中国的影像市场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可以去调查的，90%收藏客户都是外国人。我曾经在一个月前一个论坛上发表过一个观点，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收藏家，这句话后来在报纸上登出来之后，都来质问我，我花了几百万买照片难道还不算是收藏家吗?你当然不是，第一你没有一个收藏的理念在里面，另外也没有系统，你收藏的70、80%都是垃圾，真正好的作品被很多画廊都拿到国外参加巴塞尔等博览会去了。其实好的影像作品，包括中国经典老照片也都在逐渐的流散在国外，所以作为我参与到中国现在影像市场里面，确实感到非常困惑，所以我前不久在论坛上发表出这么一个观点出来。其实在中国，摄影跟美术不太一样，它集中有钱人最多的领域，可能摄影比较容易，很多大款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都喜欢买一个照相机去摄影，有很多人有几百万的照相器材，甚至很多人没有拆封，那些人那么喜欢摄影，但是没有见他们买过照片。昨天我跟几个云南、河南、北京的摄影师一起聊天说，很多在各个省比如一些摄影家协会的会员，有几百个都是百万富翁以上的人，后来我问他们，买过照片吗，收藏过摄影的照片吗?他们说从来没有。在中国真正收藏摄影的可能不超过10个人，我在拍卖会上很多人都见过，都认识他们，零零散散除外，有一些人专门来买一些老照片，是作为资料研究的，真正长期把收藏影像作为他的工作或者一个爱好来讲，这样的人在中国是非常少的。比如我刚才讲的那10个人在中国也是不稳定的，也不是真正的摄影收藏家，他们可能今年钱比较多，多买几张，明年股票被套了就不买了。现在中国影像市场就是这样的。
段煜婷：我觉得中国摄影市场就像刚才栗老师所讲的，确切说从去年、前年底才刚刚起步，包括中国的摄影拍卖，确实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是相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繁荣了这么些年的背景来讲的。现在我又觉得中国摄影拍卖市场又经历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去年是特别火热的阶段，现在看来是一个过热的阶段，到了今年所有的拍卖行拍卖摄影的专场几乎全部都取消了，只剩下华辰还在坚持做摄影的拍卖。我一直觉得中国摄影市场发展是不正常的状态，这个市场应该是由画廊来带动的，所以我觉得包括像那日松讲的，还有来自上海的画廊代表，等等其他画廊的代表，都是在尝试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是我们所说一级市场的工作。我一直觉得中国是非常缺少优秀的摄影画廊，并不是说我们缺少好的资源，资源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培养中国自己的收藏家，摄影画廊就集中在几个城市，北京是最集中的地方，上海也有几家，都是起步的阶段，现在又遇到了一个经济箫条的时期，实际上整体的经营也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再加上又是初试阶段，需要中国自己的藏家，我们在这个地方探讨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对市场层面的讨论，另外一个方面，艺术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消费品，所有的摄影工作者、艺术工作者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应该很坦率的直面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艺术家和摄影家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和制约，我希望今天的讨论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建立我们自己的一级市场，怎么样来建立自己中国收藏家的队伍，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艺术家和摄影家在面对市场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这里是抛砖引玉的发言，希望在座的各位有更多的意见可以发表出来。
那日松：我补充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在2004年有一个中国的老板，他当然也是一个摄影师，他说希望能让我帮他收藏一些中国的照片，我当时跟他筹算了一下，200万人民币几乎可以收藏中国的摄影史，确实在2004年应该可以买到中国几乎所有好的摄影师的照片，如果做一个系统工作的话。虽然我觉得这个市场在中国并不是很景气，但短短4年时间，现在就是花2000万也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中国摄影家的照片最贵也可以卖到30多万美元，一张照片已经卖到200万人民币，4年时间发展是非常快的。
栗宪庭：我觉得卖这么高的价钱是不正常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卖到1000万、2000万的价格也是不正常的现象，这是整个国际市场一小撮人玩的游戏。我这几年努力想提倡一个低端市场，由艺术家和普通的观众之间建立的，现代社会人人都应该有权利拥有艺术品，比如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每月挣5000元，用2000元、3000元甚至1万元都可以买到一张摄影作品，这样的人挺多的，只有低端的市场，中国普通的观众和普通的艺术家重新建立的游戏规则才可能抵制少数人玩的游戏。
姜纬：我讲两个部分，一个是90年代的时候，我十几年一直在商业方面，所以我真的是蛮有体会的，我目睹了商业是怎么回事，商品是怎么卖出去的，它的成本，它的流通，以及它的包装，进入市场的时机等等各方面，怎么样最终流通到消费者手里，价格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过程我目睹了，所以我也目睹了钱在人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是看尽了，看够了。我记得栗宪庭老师跟我闲聊的时候说的非常诚恳，他并不是一味反对市场，在中国这个现实环境里面，在缺乏基金会、保障体制这样一种现实里面，如果完全没有市场的话，艺术家是无法生存的，但是我想他说的这个意思，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怎么样确定商品跟精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定位。我觉得文化或者艺术毕竟还是属于精神范围的东西，需要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和精神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那日松讲的也很诚恳，我也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广东有两个摄影师，他们有一次跟我打电话，大概是在前两年的时候，有一个外国收藏家希克，瑞士的外交官，他开始慢慢收藏照片，有一次在广州跟他们两个人在谈这个买卖的事情，电话里说，我们的作品被希克收购了，当时我第一个反映就是问他们，他买你们哪一个系列的东西，颜长江告诉我，希克买的是夜间动物园，许培武是南沙系列，我就在笑，一点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颜长江有三峡、动物园、纸人纸马几个系列，许培武有珠江新城也有南沙系列，我为什么要笑，我觉得这个就是商业。因为他们两个人被希克收购的作品，不需要更多对中国历史，对中国当下现实的理解，完全从语言形式上就可以接受，我跟颜长江说，一个外国人哪怕在北京做过多年的外交官，对中国的现实算是比较理解吧，要理解你拍的三峡，真的要从汉唐来补这个课，对他来讲三峡实在是太复杂了。我就在想那日松讲的话，其实中国都是一样的，不单单是影像，绝大多数当代艺术品的买主都是西方人，这样一种现象会不会影响摄影师本人的拍摄追求，会不会影响摄影市场的趣味，是会的，因为我刚才讲了，我是看了10年了，看到了钱是怎么样在人的心里面慢慢像疯草一样的长。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过去10年里面给我的感受，如果有少数人真的非常清醒看待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理想，明确的人生目标，简直是凤毛麟角，我对这方面是比较悲观的，觉得这个市场肯定是不正常的，因为我知道商品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太离谱了，因为没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像中国当代艺术品是这么的定价标准，全无游戏规则，毫无商业道德标准。
栗宪庭：谢谢你表达了我们心里面的愤怒，来自上海M97画廊的斯蒂文先生可以讲一下感受。
斯蒂文：我觉得大家都说的很有道理，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们谈摄影的市场，画廊是非常重要的，画廊首先是一个平台，把这个市场规定下来，稳定下来，所有这些基本的东西一定需要成熟的机构，要不然太乱了。画廊跟艺术家合作，艺术家也有责任，摄影师、艺术家都有责任。我了解基本的市场有关情况，我发现特别是国内的藏家，或者有兴趣在考虑收藏作品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很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认为艺术品在中国或者在国外无所谓，一个人能欣赏一个作品我就高兴，不管是在哪里。关于这点作为中国人来说有自豪感在里面，但是我找到一个人可以喜欢这些东西就高兴了，所以不管在哪里。第一点，摄影师和艺术家找一个好的合作机构，保证负责限量作品，限量是定10张，不可以出现11张的。我相信这个艺术家，也可以有一个合同，这个是信誉的问题，这个是艺术家的责任，摄影家的责任。但是国内的藏家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兴趣，必须对摄影有兴趣。我不是很了解绘画的情况，藏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收藏，是因为非常喜欢这个作品，还是再投资的原因。
栗宪庭：我觉得更多收藏家是把艺术品当成有效证券，投机性的。因为中国的市场是受到西方市场影响以后开始的，这种影响一开始就没有一级市场的基础，就开始建立二级市场，不断在拍卖过程当中曝出很多黑幕和炒作，这个是很不正常的。包括你说的责任，有些艺术家不遵守基本的商业规则，给这个画廊签定合同，偷偷把另外一个作品卖给另外一个画廊，这样的现象也挺多的。
斯蒂文：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这也许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说明年会好，或者后年会好，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另外，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有点看不懂什么是当代的摄影作品，或者什么东西有真正的价值，我天天在画廊里面给来参观的人解释这些作品。
栗宪庭：在中国也不是教育自身的问题，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在西方任何一个大的城市都会有一个博物馆，会成立一个线索，艺术史的线索，提供一个价值的标准，什么是好或者什么是不好的，中国就没有这样一个博物馆。大家骂当代艺术最多了，包括很多艺术学院的教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线索是怎么发展来的，没有一个陈列，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的艺术市场要自己建立，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留在中国的缘由，就是对教育，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审美，对大众的教育起到重要作用。中国没有这个，包括故宫里面的明清馆，可能是90%都是假画，我们自己都看不到自己艺术品的历史线索，但是这个问题是国家的。
斯蒂文：还有关于摄影技术、材料方面的东西，也是非常关键的，有很多人也觉得摄影、照片的品质不像油画、雕塑，我这点还是很关注的，不同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在北京、在上海，有几家可以制作质量好的图片，但不知道别的地方可以不可以保持很好的高品质的图片制作，西方的藏家都是担心国内的质量方面，不是说艺术的内容，就是材料冲洗的方法是否有问题，花很多钱买一个作品，将来是否会有问题。收藏作品是有难度的，要知道一个艺术家的背景，所以画廊是非常重要的，藏家也要相信他们的卖家，就是画廊或者艺术家。
栗宪庭：谢谢，还有没有坐在后面的人想发言的?
那日松：在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买家为什么很少，就是中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摄影史，所以当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重要性的时候，没有一个坐标，也不能让人相信。我也问过一些中国的藏家，为什么不买照片，他说我也不知道应该买谁的，这么多人，每个都是著名摄影家，画廊的人很多时间要给那个人解释这个摄影家的历史、背景、重要性，人家又不相信，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还有刚才这位先生讲摄影跟油画不一样，油画展览上买家直接可以看见作品，但是摄影出现很多技术问题，一般来说，展览的照片是不能卖的，还要单独做一张照片，这个照片里面牵涉的技术是非常多的，用什么纸，是打印还是手工放大的，而摄影史非常短，所以很多收藏家不相信，这个照片可以放200年，摄影整个历史还不到200年，有很多技术和摄影史的问题，包括我们做画廊是在起步阶段，在这方面交的学费非常多。现在技术不是主要的问题，现在摄影史、评价包括很多中国知名的艺术评论家，评论摄影的非常少，栗老师在90年代就开始关注摄影，在杂志上我见到比较早一篇文章，像您这种身份的评论家在谈论摄影，原来只在一个圈子里面，圈子辐射不到社会上，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唐浩武：我想说的就是，我认识几个摄影师朋友，他们是做自由摄影师的，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摄影事业，但是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辛，有的甚至是在生存边缘上打拼，为一些媒体拍照，有的时候很忙，有一些稿费来维持生活，有的时候没有生活来源，所以我看到这几个朋友非常辛苦。我想说的是这个市场应该是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太过，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有维持他的生计，我是做公务员，平时也热爱摄影，属于发烧级的，我有生活来源的保证，所以才能安下心拍照，不去考虑其他的，我的朋友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照片的出路问题来解决他的温饱。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大众欣赏摄影的水平还处在较低的层次，也不知道收藏摄影作品可以升值，摄影教养大多数都是从明信片、挂历得来的，所以很肤浅。大多数这些发烧友都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他们的摄影都是唯美的东西。而这些发烧友已经对摄影是疯狂、痴迷的，他们还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更不用说大众对摄影艺术作品的观看水平了，所以我想说摄影教育应该是长期的任务。刚才栗老师也讲了，我们国家没有好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东西，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只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视文化方面很大的问题，我们有些城市很发达，但这个发达是没有建立在文化上面的，可以花很多钱建楼，基本建设，建一个很漂亮的博物馆，但是在做展览的时候，做一些很低端的展览，觉得很失望，因为这些官员们受的教育，是很基础的。摄影市场对摄影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大众也应该提高欣赏摄影作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