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白：点评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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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白：点评语文特级教师
作者：蒲白 发布时间：2005年12月15日



                        
    题目很大，我本来是不敢做这种大题目的。这种题目也不是我们这号人能扛得动的。我算什么东西，敢对语文特级教师指手划脚？
    你知道什么是特级教师吗？
    我在很多学校都发现过这号人，人们对他们一般称之为“X特”，譬如，特级教师王老师，人们叫作“王特”，特级教师李老师则称之为“李特”。对这些姓后加“特”字的人，我向来是尊奉有加的，即使让我顶礼膜拜我也心甘情愿。
    对语文特级教师尤其如此。语文教师，如果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很精湛的教学功力，想要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语文特级教师，那是梦想。譬如那个叫于漪的语文特级教师，再譬如那个叫钱梦龙的语文特级教师。那些人岂是等闲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告诉你那就是大师的模样，是大师就得那样。几十年的教学生涯给熬下来了，这还不算，还得尽脱“教书匠”的匠气，还得著述甚丰，还得自成一家，还得通晓古今，另外还得饱经沧桑。这样的人往你面前一站，你就会看到一座山，却不会给你一种压抑感。
    什么是语文特级教师？这些人就是语文特级教师。
    这样的问题回答完了我才可以评点语文特级教师。
    当然，你得先原谅我如此狂放。更不能拿这本杂志动怒：奶奶的，怎么这种文章还发？这小子胆子也太大，口气也太大了。既然你知道人家语文特级教师山一般地不是你能扛得动的你又何必充好汉？
    我知道我的胆子大了一点，胆子一大，口气就没办法不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吧。
    先说一点题外话。
    话说语文教改这么多年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我生也晚，但竟然也教了十五年的语文了。往人面前一站，也一副语文教师的样子。可是最近却痛苦地发现，生命在语文教学这领域里竟然耗去了十五年，而这十五年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竟然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处在一种错误的语文教学里，甚至有可能这种错误就是我们这些号称语文教师的人自己一手制造的。这便很难让人平静得下来了。你说，一个人有多少个十五年可以耗一耗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你说我们这些当语文老师的还有什么意思？想起1997年年底的那一片骂声，我觉得我是坐不住的，尽管语文圈子里面冷得可以，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好了，而是我们心虚了，我们不敢接人家的招。否则，和人家摆开擂台，大干一场，也不失为一种精彩，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愿和人家过招？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是不可以装糊涂的。
    我刚刚发表过一篇关于语文教师写作偏向的教学论文，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和另一个与我有着深切同感的外地语文教师的共鸣，和我在电话里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谈到深刻处，两人都想要哭。语文教学这么多年来的痼疾，影响的岂止是一代人？我们也是这种教育的牺牲品。
    语文教改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风水突然逆转，一茬一茬的语文特级教师从全国各地冒了出来。那种“中间小谢又青发”的势头，就像文坛上的先锋派、晚生代、新状态、后现代的青年作家一样，让你觉得语文教坛上的名家一下子也如九十年代后半叶的小说文坛一般群星闪烁，无法不让人为语文教坛上的这种丰收景象而感奋，无法不让你感叹语文教改好啊，瞧，催生了这么多语文名家。
    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刚才在用文坛上的新生作家来喻这一茬茬语文特级教师的。这里其实是一种反讽。当我们的语文教师津津乐道于题目的解题技巧、文章的阅读分析、作文的应试技巧的时候，我们的文坛已经大异其趣了。一些让你无法识得面孔的青年作家们以极快的速度登上了文坛。我们且不说这些作家将来的发展怎么样，但看他一出手就那么很纯熟的驾驭着小说的技巧，你就得膺服人家的阅读与写作了。这里面不仅仅是才气的问题。我在与那个外地同行电话相谈说到他们时，都很有同感地发现，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对欧美作家非常谙熟的。他们的阅读是一种自由状态的阅读，但同时见出了一种丰富。我现在也算是忝列作家之列的人，仅就我的阅读而言，外国作家中，如塞林格、马赛尔·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纳博柯夫、博尔赫斯、詹姆斯·乔伊斯、卡彭铁尔、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布莱希特、亨利·米勒、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等，都作了不是很一般的阅读。至于国内作家，从马原、莫言开始，史铁生、苏童、格非、余华、刘恒、杨争光、高建群、北村、吕新、叶兆言、海男、毕飞宇、东西、鲁羊、林白、徐小斌、徐坤、陈染、李洱、阿来、李冯、李大卫、丁天、红科、张生、张执浩等作家，我都如数家珍，至于像王蒙、贾平凹、陈忠实等老作家的新作品，也无一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
    可是有几个语文教师对这些作家关注过，有多少语文教师还能知道文坛上的战国时代已经到来，又有多少语文教师对这些作家的路数知晓一二？
    这些作家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汇时期的文化风景线。或者，就是这些人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文学史。
    我觉得，现在要做一个小说读者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读当下的小说的，现在看刘心武当时的小说，只不过和现在的中学生作文差不多。可是，当下文坛的这种高水准，连我们教语文的都不知晓，偌大中国还有多少人知晓？
    我的悲哀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文学作家们的迅速成长，一方面是语文特级教师中有了少壮派的面孔，一个个指点江山一般地激扬文字。可是这两拨人就是无法走到一处去。
文学难道注定要孤独？
    可是没有文学的语文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语文呢？
    我曾经想过文学为什么孤独的原因。现在的文坛，已经没有我们的前辈如刘心武那时的气氛了。现在，没有一个教师可以凭一篇小说而昂然走出教育界。与之相关的，现在的文坛，个人话语、私人化写作，已经使写作成为一种个人行为了。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了。即如我的写作以及我个人的阅读，我也注意不让它和我的语文教学混在一起。因为，我深知，前者是个人化的，后者是社会化的。我觉得，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做一个语文教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心理压力都很大。你如果要将这两者混到一起，那么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我宁愿让我的阅读写作处于一种半自由或自由的状况，而不让它和教学掺乎到一起。在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作家；而在教学的时候，我是一个语文教师。没半点含糊。我觉得这种定位也最好。
    我也很想振语文教学之衰，但我做不到。我于是想到了那些能够做这事情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是语文特级教师。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来做也这件事。可是我又想错了。
    97年底的那场争论，应该说余波未散。当时语文界对这一争论是很冷的，很多人都看出了当时“圈内冷圈外热”的不正常的现象。很多人对语文教学的现状给予了猛烈抨击，但我们语文圈子里面却没有能给予一定的反响。当时，有一批作家煞有介事地去做了一做语文高考试卷，结果是这些作家连个中学生的水平也不如。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也为这些作家感到害羞，他们不应该这样丢人现眼。作家不应该去趟语文教学中的这一趟浑水。人家没有去趟你的文学，你还要去趟他的语文干什么？没意思，没操作性。一种是纯技术性的，一种是纯情感性或纯理性的，怎么能扯到一起？这实在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语文试卷为什么一定要让作家去做？作家又为什么去做语文教师都不愿意去做的事？说实话，在这一方面，我是很清楚的。语文试卷，如果没有标准答案，语文教师走上讲台，自己都没有把握应该怎么讲。所以，我对作家去做语文试卷，没有什么好的评价，我感到一些作家有点做秀。想要说明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或渠道。我想我如果纯粹以作家身份出现，我是不会做这码事的。
    但跳出这个圈子一想，我们这些教语文的，靠语文吃饭的人，当时对此没有半点反应，又觉得这有点不正常。语文界对此似乎有点装聋作哑。
    在我与外地同行的电话中，我们谈到一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中学教师和我们的学生一样，只被一些亚文化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泡沫文化包围着。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文化品位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当下的文坛，近些年毕业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是如此，大学教科书的更新速度太慢，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非常老化。而小说作者们的阅读，却足以让语文教师们瞠目结舌目瞪口呆。
    我在上文里谈到我的阅读，事实上，现在在写小说的人，哪怕是极不起眼的人，一出手都能看出他的阅读量是很大的，而且都是研究性的阅读。很少有作家浮泛地读别人的作品的。与作家们相比，语文教师，包括那些很有名气的语文特级教师的阅读与写作实在太可怜了。他们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些解题技巧、应试对策、知识讲解什么的。甚至连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的阐述都少而又少。他们太功利了，把语文搞得面目全非。现在很多特级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与前一代的语文教学大师相比，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都是文化侏儒。
    我于是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时语文界一片寂静了，这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们，靠着应试语文起家，然后也就像大师一样指指点点风风光光，要说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打开他们的所谓“论文”，全是心气浮躁的技术主义的复制品，毫无创新意识，毫无创造价值。他们当然对争论保持缄默，以维持他们那种圣者贤者的样儿。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看到我的小说时，得意地说，他只会写这个不会写论文。他们的意思我知道，没有一个教育行政单位，会为我的小说评定职称的，你就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书也没用。这就是一个特级教师对我说的。
    我知道他们说话的意思，但他们不知道写小说与写语文教学论文，有点语言感觉上的冲突。然而我不服气，我还是要写点给他们看看。我有理由相信，我应该比那些匠气十足的人，只知道搞些试题分析知识讲解的人更会操作论文。
    现在，我的教学论文也陆续在北京上海等重量级的语文教学刊物上发表了，我觉得我的论文比他们的更具有理性。
    然而，我的朋友在电话里说我说错了，他们哪有什么理性？你这样说我觉得太恭维他们了。语文应该摒弃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语文不应该标准化，不应该限定用多少字去解答某一个问题。这是对学生灵性的扼杀，也是对语文教师灵性的扼杀。一个没有灵性的语文教师，也一定没有理性。
    说得太精彩了，没有灵性的人，连理性也将都失去。
    现在很多语文特级教师的写作是与我们的写作教学脱节的，其实我的写作和现在中学语文的写作教学也是脱节的。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脱节罢了。我的这种脱节是必然的，是痛苦的。我愿意承受这种痛苦，我不愿以牺牲我的灵性与理性为代价而去获得那种哪怕是特级教师的徽号。这同样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操作性的。就像我不同意作家去做语文试卷一样。
    现在语文特级教师们都已经意识到语文教学搞什么标准化是错误的了。可是回过头来寻找时，却又是从标准化的起点上出发的。根本没有能意识到这种回归是一种错误。别的学科要否定之否定，语文却不要这种哲学。说到这里，我想说，我这个人对语文教学的理解有点保守。语文教学甚至可以回到孔夫子时代。你看，那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一种什么境界的语文教学啊！这一点，我们的语文特级教师做到吗？
    当下的语文特级教师几乎没有什么阅读。现在的情况就像海绵之于水，只有海绵的存在而没有水的存在。我们先前还在大讲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现在的特级教师，想找出文化的一滴活水也没有了。
    当然，可能话也不要说绝了，应该有一些特级教师还像文化昆仑的。但我后来一统计，这些人既不是老得可以在语文界里呼风唤雨的此老或彼老，也不是年轻得像少壮派们有这个精力成天鼓捣着编高考复习资料的。（这两种人，我搞不懂现在为什么会惊人的相似。）他们每天早晨起来，一般是打一会儿太极拳，然后走进书房，拿起《读者》或《报刊文摘》什么的。接着，他们走上阳台，给他心爱的君子兰洒点水。再接着，他们会坐到书桌前，戴上眼镜，写上点什么。
    听说我尊敬的于漪和钱梦龙他们都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