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范：20世纪学术史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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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范：20世纪学术史的侧影
发布时间:2014-01-25
作者:孟宪范

——读《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一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主编的《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下册）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学问人生》(上下册)的续集。与2007年的《学问人生》一样，续集旨在继续展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思维智慧和学术贡献，给广大中青年学者治学、做人树立榜样，提供启迪。 　　《学问人生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全书共90多万字，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78位名家半个世纪以来治学与做人的事迹。 该书的编委会在“前言”中对这些学者的精神做了极好的概括：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他们始终坚持的治学、为人的高标准，值得我们后来人传承不辍。 　　与此同时，这些名家杰出的学术贡献、治学路径及其背后的道德力量，还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得窥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面貌。 　　让我们尊崇地想到他们 　　对于该书的出版，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这书会有人看吗？在这浮躁虚夸的世界，追逐功利者天下滔滔，能有几个人会沉下心来与这些“素心人”的精神结识？ 　　转而又想，中国社会科学院被人们称为“最高学术殿堂”，是俊彦荟萃之所；书中记叙的社科院的名家，足可使人仰视。所以，如果我们对他们怀有温情的敬意，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为什么？ 　　让我们先看这78位名家的特点。蒋寅曾经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进行过系统研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78位学者大略属于蒋寅所说的20世纪学者中的“第一代”，这一代人有着国学基础坚实且中西兼通的优势： 　　“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得接同、光遗老清谈，甚或得其品题，才名早著。进大学深造，又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坚实而兼通西学，故学业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为大学教授，薪水优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学问。他们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们学术的正常发展，但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断产生。” 【1】 　　蒋寅所论甚是。粗略说来，这一代学者早年学养深厚，中年经过近30年的磨难，损失了学术的盛年。1977年后，他们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得以进行中断多年的学术研究，并且担负起学术传承之重任，以使文脉得以延续。他们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叶，健在者仍未停息。本书浓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大抵属于这一代的学者的人生和治学，因此，阅读他们，就是从一个侧面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而且，这些名家多属传统的文史哲诸学科，属于现代社会科学者较少，他们的学科结构特点也可反映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 　　这些“最高学术殿堂”中的俊彦，他们的人生个个精彩；可以说，《学问人生续》介绍他们的治学、人生，是一本向他们致敬的书。 　　再看作者的特点。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威望和动员力量，组织了七十多位高端作者撰写本书。在被介绍的78位学者中，19位学者是自述；59位学者则以他述为主，间或有辅以自述的。就他述部分而言，这五十多位作者中大多自己就是著名学者，例如写夏鼐的徐苹芳，写任继愈的杜继文和李申，写牙含章的史金波，写罗常培的道布，写郭沫若、尹达的谢保成，等等 。由于他们自己就是相应学科的专家，凭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人生经验，多是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为被写学者定位，并解读他们的人生和治学。我们知道，科学知识是有结构的知识。由于作者多将所介绍的学者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中来论述，所以为我们提供的正是有结构的知识，其评价的准确度和深度自非一般写者所能望其项背。退一步说，这些杰出学者的学问人生，也只能让行家来介绍，若让一个不谙学术的作者来写他们，纵有李杜般的妙笔，也是无奈的。再者，本书的许多作者如杨春学、张宪博，乃是所写学者的学生或助手，有亲炙謦咳之幸，他们不仅对长者的学术思想有真切的把握，而且还富有质感，细节描写分外感人。试想，若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专家协会，还会有谁能够组织这么多高水平的作者来撰写本书呢？ 　　这部书学者杰出、作者出色，学术含量高，且信息密集。可以说，因了这78位杰出学者，因了这些非比平常的作者，研究中国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绕不开这本书。 　　所以，如果是有心人，读来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何况，总会有人关心那些世世代代被倡扬的价值，总会有人超越物质的满足，追求那些精神之光吧！ 　　借用冯象之语：这本书让我们尊崇地想到这些名家。 　　以学术为生存方式 　　那些学术巨擘，无一不是既有超人禀赋，又肯上下求索，乃至生死以之的。 如该书“前言”所说，他们为学术而献身、为真理而献身，并且靠持之以恒、埋头苦干，在学术中求得自己的生命价值。 他们是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第一，他们不惮劳苦繁琐。 　　汉语音韵学大家罗常培（1899－1958），研究汉字读音，包括各历史时期读音、音韵的流变。他的原则是：“材料尽量网罗，使无遗漏”。“使无遗漏”虽则仅四个字，细想起来却惊心动魄：罗先生要付出多少艰苦的劳动啊！在音韵学中，要知道汉字古代的读音，通过反切来辨认比较直接。为了探讨东汉至初唐间长达六百年左右的音韵，罗先生对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反切所做的卡片竟达6万张。逻辑学家汪奠基（1900－1979）的治学原则与罗先生相似。他决心把中国历史上的典籍全部翻检一遍，用第一手资料写出完备的“中国逻辑思想通史”。经过多年艰苦的积累，他终于在去世前两个月写就了 《中国逻辑思想通史》一书的后记，而终未看到成书。 　　第二，他们在逆境中仍然坚持思考探究。 　　这一代学者几乎无人幸免于政治运动的磨难。而就是在这些逆境中，他们焕发出科学家精神的光辉。经济学家许涤新（1906－1988），一生中三次集中读《资本论》，其中两次在囹圄之中：一次在国民党的监狱，一次在文革的牛棚。他在牛棚所写了45万字的《资本论》的读书笔记，这笔记后来成为他的专著《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的基础。许先生在罹患肺癌晚期去世前的一个多月还心系学术，抱病作学术报告、约学者谈学术生态经济学会的工作。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先生（1930－），在文革中与病中顾准的学术交往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巨大提升，他牢记顾准最后“努力学习，待机守时”的嘱托，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从迷茫到觉悟，确立了此后的学术理念和改革的方向感。改革开放后，1984年，他和马洪、周叔莲，以及高尚全、杨启先共同努力，终于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之中，1992年，又和薛暮桥、刘国光等经济学家一道，为中共十四大文件中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2000年后，他又提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凡此均与他在文革中的思考和密切相关。 　　第三，他们甚至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夏鼐（1910－1985）， 在考古学文化、碳14断代法的应用、中华文明起源这三个考古学发展的划时代课题的研究上，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85年6月17日，在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有关稿件时，突发脑溢血，两天后病逝。国际问题学者刘思慕（1904－1985），去世前一周还在抱病写作，上午坚持完成一份文稿，下午诊断为脑血栓，不久去世。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李健吾（1906－1982），是在一篇文章刚开头的时候，倒在书桌前去世的。 宪法学家王叔文（1927－2006）去世前一天晚上，还伏案写作。 　　敦煌学家、中外关系史专家、东西交通史学家向达（1900－1966）曾赞扬玄奘的精神：“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禁苑”。联系到他自己的学术实践，难道他不是在以此自励？ 　　这些杰出的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真正是为学术而献身啊！ 　　责任感：他们的研究选题和人生选择 　　丘吉尔曾说：“伟大的代价是责任。”（“The price of greatness is responsibility.”）旨哉，斯言！一个人肩负的责任愈是和那些最深刻的价值相联系，他被激发出的人性力量愈是惊人，魅力愈是光彩夺目。无数志士仁人的感人故事都在反复阐明这一点，《学问人生续》中所记叙的学者也在证明这一点。 　　这些学者的经历告诉我们：责任是什么？它是力量的源泉，选择的依凭。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战乱、 发展、崛起的巨变，其间还有一段极“左”路线之下知识分子遭受磨难的历史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具有中国士的“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学者，人生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 　　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种种选择，都体现了这一点。 　　首先，他们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表现了对于民族家国深深的忧患和责任感。 　　博学、儒雅的藏学专家柳陞祺（1908－2003），学深似海，心淡如菊。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任职时所写资料就对于论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有力依据，使得后人感慨：“真应当为柳先生记一功！”他所写的一系列藏学论文，被学者誉为“志隐味深”“掷地有金石声”。最为令人感动的是，1987年，他已年近九旬，还与著名藏学家邓锐龄合写了数篇清代西藏史论文，特别是多次强调：“要快点抓，时不我待”。1998年，他以90岁高龄发表了论文《18世纪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之乱始末》，厘清了1718－1720年西藏史上一段头绪纷繁的重要历史。2001年，年已93岁，还对邓锐龄说：“我总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国家和主权问题搞清楚”。 “要快点抓，时不我待”这句话反映出的忧患意识使人感佩。他真是一位默默作战的斗士！ 　　欧洲学专家陈乐民（1930－2008），多年来潜心研究欧洲，最后十多年虽身染沉疴，容颜憔悴，仍然思考不辍。他研究的中心命题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他为什么做此选择？ 有人恰切地概括： 陈先生“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他是为了探究欧洲何以能不断向前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素，以之为参照系，探讨“中国何以为中国”，以及中国未来发展从欧洲经验中可借鉴之处。 陈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中国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他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祖国的命运-- 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其次，他们的责任感还表现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上。 　　民族学家牙含章（1916－1989）以自己的民族学、宗教学知识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为人生选择的原则，令人感动。 牙含章有一份传奇人生。他自小勤奋好学，身为汉族，为学习藏语文而到拉卜楞寺当临时喇嘛。因通藏汉两种文字，他1937年就曾进藏，在中央政府与西藏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1年冬，为落实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需要护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进藏，而由于达赖与班禅历史上不和，护送进藏任务复杂艰巨。牙含章因通藏语文，而且和藏族上层有良好的关系，于是当此重任。冬季进藏，要翻越海拔5600公尺高的唐古拉山山口，他们历经4个月方到拉萨，其艰苦程度非常人可以想象。后来，因了他的藏语文修养、对藏文化的了解、与藏族僧俗上层人士的友好关系，以及对于西藏事务的学识，又留在西藏工作了多年。至于他的藏学研究，则始终与国家对藏工作紧密相连 。这一研究开始于延安时期，在服从国家民族工作大局的原则下，长期边工作、边研究，直至1958年后，方专职进行民族学、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且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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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级经济学家浦山（1923－2003）先生的人生是又一个感人的例子。 他接受过完善的中西教育，在上世纪40年代师从哈佛大学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博士， 而且周围可谓英才咸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克莱因当时都是他的好友。他当年的博士论文《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已经表现了他杰出的理论思维能力。该论文将熊彼特的技术进步概念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完成了难度极大的理论创新工作。那时他所掌握的经济分析方法，即便在今天的研究生也是很难轻易掌握的。
　　就是这位即将升起的世界级经济学新星，响应祖国召唤，1949年回国。他放弃自己的科研，首先服从国家最急切的需要。50年代初，以自己的学识参与中美停战协议的谈判工作，后来又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秘书，在重大国事和外交事务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许多国外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浦老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是一定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有不同的人问他同样的问题：“如果你不回国，很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后悔吗？”他总是回答：“不后悔。” 一边是彪炳史册的学术荣誉，一边是祖国的召唤，他选择了后者。“不后悔”这一回答显示的是他对祖国、历史怎样的承诺和责任啊！

　　国际法学家赵维田（1926－2006）研究的均是国家急需的国际法问题，急国家所急。他先是研究反劫机公约，后又自己从事并着力推动法学界关于WTO的法学研究。赵先生平日在谈到我们虽然已经加入WTO，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一个“特殊保障条款”对我国十分不公正，以及我们因对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研究不够，在国际贸易竞争中难免被动挨打时，屡屡热泪盈眶，其拳拳的爱国之心，无需用语言表达。

　　再次，他们的责任感还表现在对学科发展的责任上。

　　因明学显然是寂寞的学科。因明学家虞愚（1909－1989），在因明成为我国绝学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抢救、弘扬因明，他肩负起学科兴灭继绝的责任，与同仁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不包括因明发展史的逻辑史不是完备的逻辑史，不包括藏传因明发展史的中国逻辑史不是真正的中国逻辑史。”这样一种对于学术的寂寞的坚守所透露出的对于学科的使命感，其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人敬佩。

　　心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陈元晖（1913－1995），方文通过对他国学、唯物辩证法、康德批判哲学的知识谱系的解读，描述了他深厚的学养。1958年后，在极“左”思潮泛滥、对西方心理学简单否定的背景下，陈元晖先生以正直学者的学术良心撰写了《心理学的方法学》（1960）、《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1963）等论文，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尊严和学术勇气。

　　印度学家、宗教学家黄心川（1928－），1956年在北大哲学系攻读副博士学位时，北大哲学系正值名师云集：中哲有冯友兰、熊十力，西哲有任华、贺麟；黄先生则师从汤用彤、朱谦之先生。可谓有亲炙于名师之机遇，得学术文脉之传承。他自己在日后的印度哲学、宗教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而殊为可敬的是，他与朱谦之先生一道参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组建，后来又负责南亚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的组建工作，一人先后参与社科院三个所的组建工作。不难想像，组建研究所事务极其繁杂，要耗去宝贵精力。他难道不知道，从事“藏諸名山”之业，可享誉士林并傳以后人？组建三个研究所，那是因了一份对于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责任心而做出的个人学术的牺牲啊！

　　历史学家聂崇歧（1903－1962），一方面自己有精深的宋史研究，另一方面，他在20世纪30年代任燕京大学的“引得”副主任， 具体负责《引得》丛书的编纂 。“引得”是Index的译音，意同“索引”。《引得》是大型国学工具书，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既不得名也不得利，而他工作得非常认真仔细，踏踏实实。学术界，包括胡适和洪业先生，都对他的工作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他是舍弃自己的宋史研究而为学术的发展做铺路石的。

　　这些学术名家以自己的生命诠释着“伟大的代价是责任。”

　　学术共同体

　　阅读本书，又不禁为我们学术共同体的缺失感到遗憾。78人的经历当然可以使我们隐约看到学术群体相互启发激扬的例子，例如前述当年吴敬琏先生与众多经济学家卓有成效的研讨和努力，但更多的是那些孤独的身影。

　　先看浸润于一个良好学术共同体的例子。思想史大家、国学大师荣庚的弟弟荣肇祖（1897－1994）是国学家，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曾得到的名师的教诲使人羡慕：顾颉刚、胡适、鲁迅、陈垣、都直接教过他，有师生之谊；他还听过蔡元培、马叙伦、熊十力、刘半农的课；后来还接触过陈寅恪、闻一多、朱谦之、钟敬文、吴晗等人。这里既有早期学术的传承，又有后期学术的交流。在这样一个学术范围中氤氲熏陶，可以想见，知识的积累和治学方法的习得是怎样一番蓬勃向上的气象！

　　然而，我们也看到学术共同体的缺失是如何影响了知识的产生和传播。

　　王毓铨（1910－2002），一位学贯中西、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经过一生的学术思考，他在晚年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这实际上是将马克思“土地私有制的不存在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钥匙” 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总结。

　　他还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经济体制和权力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经济权力。 最基本、最终的决定权力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权力，是政权，不是资本。 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权力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经济权利，政治权力就是经济权力。这个社会的经济是政治控驭下的经济，经济体制完全建立在其政治体制之上，且决定于政治体制。政治的经济，政治权力经济，正是封建社会经济的本质。

　　多么切中肯綮！

　　但是，王毓铨先生是寂寞的。先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是研究中国历史一把钥匙的洞见，当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反应，他对此感到很奇怪。在给白寿彝的信中谈及此看法时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到晚年，他常和白寿彝先生交流研究心得。 在得知白先生去世时，王先生嚎啕大哭，被悲情一直缠绕一周。 这里，除了对老友飘零的悲切，分明可以看出他的孤独。 不难看出，唯其孤独，才分外珍视与白先生的学术友谊。 毛佩琦先生曾说：“对于王先生，我们是不是真正读懂了？”他是否对王先生的孤独也有些感触？张宪博研究员对于王先生这些细节故事的描述深深打动着我，使我感到，我们多么缺乏学术共同体的培育。

　　瞿同祖（1910－2008），社会史、法制史、历史学领域的大家，曾经接受过一流的学术训练。上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时因与费孝通、林耀华、黄迪共同师事吴文藻先生，又同属狗，被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他1945－1965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常与罗常培、老舍、杨联陞、何柄棣、王毓铨交往；1955年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还曾旁听过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教授和法学院索恩教授的课。可以说，瞿先生是学贯中西的。他的享誉国内外的经典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他在1944年所写。这部经典曾经使后来初读它的梁治平感到震撼。但是，瞿先生半生坎坷，55岁后就没有著作问世，被学界称之为“沉默的大师”。他一直想写一本好书而未能如愿，令人扼腕。瞿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我们没有看到学术共同体的存在。

　　寂寞的思想者孙越生（1925－1997），被人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家”。显然是基于对于现实问题的体悟，他继承、发展了其师王亚南的学术成果，对官僚主义研究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 其思想的深邃令人惊叹。例如，他主张将中国官僚政治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据以解读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和行为模式，并且说：“如果不能鞭辟入里地理解中国传统官僚统治，也很难透彻地了解当代的中国政治”。今天看来，这一思想是何等地深刻！但是，他生前、身后又是那么孤独，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他的思想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这里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学术共同体的身影。

　　巴尔扎克曾说，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独。我想，这在学者尤其如此。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单位，是科学家集团，这一集团的成员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持有共同的认识，也遵守共同的规范。 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成果进行同行评议，也为科学家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的机会。 这里，建立和发展科学家之间那种为获得知识而必须的最佳关系十分重要。

　　这些道理并不难悟出。很明显，如果科学家有充分交流的机制，思想的火花互相碰撞，讨论、问难可以正常进行，科学家犹如生活在脑力激荡的磁场，这就构成一个“无形学院”，在这个学院中，知识生产该是怎样的兴旺啊！ 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里，他既强调了学者应当是“素心人”，也明确学问是需要商量的，何况当今知识产出以指数增长，更是需要学者多多交流了。

　　当然，上述名家的孤独与当时一些因素干扰学术探索有关。不过，在今天，我们就不能全诿过于他人了。需要拷问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如何？实在说，今天学术共同体的缺位，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学科正处于发育期，学者不具规模，一些学者确有便纵有千种思考，“待与何人说”之感。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学界自身行为有违学术活动精义的因素。当今，一些学术研讨会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研讨，只有发言，没有讨论，变成了“观点宣讲会”，常常是各说各话、各唱各调；揭露某人学术造假，学术界集体缄默，结果打手上场，铁锤挥舞，有如公牛闯进瓷器点，最后闹到法庭。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

　　余  论

　　此外，该书动人之处极多，这里略举几例：

　　朱绍文先生培养学生的理念。经济思想史大家朱绍文先生（1915－）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自己和学生樊钢是一代人，“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伟大时代共同奋斗的一代人。朱先生在带学生时，主张研读经典，广求知识于世界。杨春学对此的描述极具质感。他转述了樊钢讲的一个生动故事：一次，青年学子参加研讨会，回来向先生汇报，颇有表功意味。未料先生“臭批”了他们：“你们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宝贵的时间，现在读原著是和伟人、思想家对话，你们为什么到外面去和俗人对话？” 朱先生培养学生的理念不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么？

　　任继愈先生的清醒。任继愈（1916－2009），一个刚刚离去的大师。 如李申所说，任先生“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他的学术贡献杜继文先生有清楚的论述，此不赘。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1964年，在负责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时，他制订的建所方针是：“积累资料，培养人才”，表明了他对于当时学科发展断层的清醒判断，而这种清醒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

　　谢怀栻先生人品、学品的高度一致。谢怀栻（1919-2003），中国民商法学巨擘，通英、德、日、俄四国外语，被称为民商法学界的“百科全书”、“国宝级法学大师”。他不仅自己有很深的理论素养，还注重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举凡重要的民商事立法，对他的意见均多所倚重。 在讨论国家立法草案或最高法院解释草案中，谢先生的每一发言，都显现出对国家、民族、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和决无媚态的独立的学术立场。谢先生深邃、谦和、乐于育人的品德深为学界所赞誉，被学者视为“智者、仁者、勇者”。 他的辞世，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法学一个时代的终结。笔者清楚地记得，2003年他去世时，他的法学研究所同事们深深的痛惜悲切之情，谢先生的人品、学品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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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先生孤独的坚守。吴敬琏（1930－），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作者柳红曾写有《吴敬琏评传》，本书收录的她写吴先生的文章，属厚积薄发，将吴先生每个关键阶段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路线的思考清晰地描述出来。其中，他和诸同仁在突破禁区过程中的担当、进取、焦灼、等待，读来感到那气氛熟悉之极。吴先生继承顾准精神，纯粹执着，曲突徙薪，因坚持学术立场、不媚时俗而孤独地坚守，使人仰望。
　　在本书介绍的78位学者中，有19位是以自述的形式概述自己的学术生涯和体会的。这些学者均属名家，均在一个领域具有开拓性或界碑式的贡献。读其文，深觉其质厚而其文薄，读来不能畅意。盖我东方文明不喜自我褒扬，憾之！

　　向作者致敬

　　这里特别要向作者致敬。 这些作者是怀抱着对前辈的敬意而着笔的。前已述及，本书的作者大多自己就是著名学者，他们为本书所写文章不仅具有学术的高度，而且饱含情感的力量。学术的高度，指由于作者是在学科发展史中来为所写者定位，因而这些文章多有高屋建瓴之势，使读者不但对于所写人物，而且对于相关的知识背景以及学科的发展脉络也可有大致的了解，从而受益多多。这是构成本书堪称20世纪学术史侧影的重要因素；说文章具有情感力量，是指多数文章虽然有如学术论文，但这些美文并不会列入作者年终考核的表格之中，他们全凭对于名家的尊崇和对学术的敬畏而命笔，笔端饱蘸的激情可直入读者心灵，使人不能不对被写着、写者产生敬意。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将历史研究主要区分为三种类型：纪念式的历史学、好古式的历史学和批判式的历史学。他说，在纪念式的历史中，可以将个人斗争中最伟大的瞬间形成 一根链条，在这些瞬间中，人性的山脉经历几千年而绵延不绝。无疑，《学问人生续》所记载的名家的学术高度及其背后的道德高度 ，足以为这座“人性的山脉”增添“伟大的瞬间”。

　　作者孟宪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1】蒋寅：《学术的年轮》第三辑“四代人的学术境遇”，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