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现代性与诗歌草根性

教师之友网

多样现代性与诗歌草根性
□张永峰

    现代性这个概念学界用的很多，现在诗歌界也用这个概念说事儿。很多时候，人们对现代性有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现代性是唯一的，凝固的，模版化的，可以复制的。按照这种理解，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要进入现代，只有复制在西方国家已经凝固下来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现代性模式。这为历史上的“全盘西化”和当今“与世界接轨”（这里的“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路提供了依据。但实际上，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进入现代、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与西方很不一样，这些国家生成的现代性模式也很不相同，这种不同既是指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也是指后发国家之间也有区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看，现代性不是唯一的和凝固的，而是具有在不断变动中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现代性的通用模版可供所有国家复制。
    以中国为例。从历史上看，中国自1840年以后逐渐被纳入到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统治的版图中，这样，中国一方面被迫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不断寻求打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变革中国社会的独立、解放和自强之路。这两方面合起来构成中国进入现代的过程。其中，后一方面构成中国革命的历史，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世界带来深重危机的克服和超越，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实际上，现代性原本就是在不断克服自身所生产的危机的过程中，在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中，实现不断的更新和创造。所以说，中国的革命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革命的进程与进入现代的进程同步，中国是通过革命、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抵抗和对现代性危机的克服而进入现代的。中国所具有的这种革命的现代性使得我们产生了与西方国家不相同的现代性模式。
    中国的现代性模式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初具形态，这种形态表现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图景。社会主义现代性图景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大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会有一个普遍的通用模式，虽然社会主义现代性基于对资本主义诸多危机的克服而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品质，但因为每个国家都是在自己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仍然会产生不同的现代性模式（正如资本主义现代性内部也有不同模式）。就中国而言，我们把这个多样现代性的历史事实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今天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仍然是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的理论回应。
    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初具形态，说现代性具有多种样式，其实质是强调现代性的创造品质，也就是说，多样的现代性创生于给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当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因为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困扰，一方面不断产生各种危机，一方面不断克服和超越这些危机，中国的现代性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中艰难地更生和创造，所以，与其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个一劳永逸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个创生流动的过程，当然，这种流动并非是始终匀速的流动，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
    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一般称作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十七年和文革两个阶段。从文学史的划分来看也是这样，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两个阶段。如果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那么社会生活的现代性状况一定会在文学中体现出来。李杨在《反抗宿命之路》一书中，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大体划分为叙事阶段、抒情阶段和象征阶段。他从“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角度，讨论文学形式阶段性变化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演变、危机与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
    这个时期文学史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强调“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一方面是指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紧密联系，文学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愿望和利益；另一方面是指对待人民的态度和对于人民主体的建构，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性”是一种意识形态询唤，它将人们询唤为社会所需要的主体。“人民性”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和体现，也包含着克服现代性内在危机的诉求和努力。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就逐步被纳入到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革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了新的评判，对西方有了全然不同的想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把中国已有的现代性模式认作是前现代，而把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认为是唯一的通用版本。这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与世界文学接轨”、向西方文学看齐的声浪空前高涨。这成为当时饱含民族自卑心理和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于是，模仿、引进西方种种文学思潮、流派的文学现象此起彼伏，用文学界的话说，“我们用几年的时间把西方一百年的文学演练了一遍”。
    诗歌界也是这样，“朦胧诗”、“后新诗潮”、“女性诗歌”、“个人化写作”都可以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中看到相应的身影。这些诗歌流派不管是高扬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体意识，还是渲染历史的荒谬、个人存在危机，还是卖弄语言实验的技巧、展览个人的放浪、犬儒和无奈，很快都悄然声息难以为继。难怪有人说，这些诗歌潮流其实是一种观念写作，与其说它们是对丰富复杂的生活现实的表现，不如说是对来自西方的种种观念、思潮的引荐。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诗歌日益边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商业消费文化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诗歌创作无力回应新的社会现实。尽管诗人都认为自己的写作传达的是个人的真实体验，但这种体验如果不能超越一己之私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不能与人民大众的苦乐悲欢相联系，不能体现新时代的现代性本质，那么有何理由让人们关注呢？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探索克服社会主义现代性危机的过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生产出种种新的社会危机。尽管主观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成就是全面复制西方现代性的结果，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原有社会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成就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现代性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甘阳的文章《通三统》中有深刻的论述。所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不过是中国现代性创生流变过程中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能否成功地解决自身的危机，从而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现代性模式，取决于我们在自身传统和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创造，而不是对西方的顶礼膜拜。
    基于以上认识，诗歌界近年出现的“草根性”理论就显得很有意义。“草根性”理论是对当代诗坛虚火旺盛、元气衰败的病因诊断，也是对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的探讨。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新诗无力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成为形塑人们精神情怀和生活世界的有效力量。
    中国的新诗是从一开始就是现代性叙事的一部分，它的发展、演变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流变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现代性最初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展开，中国的新诗也并非传统诗歌自然成长的产物，而是从西方移植、借鉴而来。这样，新诗一开始就具有浓重的西方气息和先锋趣味（这自然也与诗歌创作主体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有关），这使得新诗离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趣味非常遥远。随着中国革命和现代性的深入展开，新诗尝试与民族形式、民间艺术传统相融合，与人民大众的革命生产斗争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一些贴近人民大众的政治生活和艺术趣味的作品，在强调“人民性”的文学时代，新诗具有了某种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品质，但其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未能深入落实到人们的日常感知和生活世界当中。此后，随着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新诗又退回到西方趣味的原点上去了，以转译西方的种种思潮、观念为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的草根性既是对当前一种新的诗歌创作状况的描述，也是品评新诗创作的一种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新诗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动力。
    诗歌草根性由李少君提出，草根这个概念具有丰富复杂的含义。正如刘复生所言： “（草根）主要含义有群众的，基层的，平民的，大众的等等，有时又带有无权的，底层的，弱势的等意思，同时，由于草根的语言形象，它还隐喻了某种来自底层的顽强性格和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以及与此有关的遍布广大社会文化空间的广泛性。如果用草根来描述一种文化创作，则它明显地带有非主流、非正统的反精英气质和自发性、非功利的‘爱美’（Amateur）性格，一种压抑不住的原创性。……这些词义项共同塑造了李少君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同时也是正在出现的现实的写作形态，同时，它也是使新诗真正本土化的出路。”[1]
    这样一个含义丰富的草根概念，在李少君那里，首先是作为一种对当前诗歌创作状况的描述来使用，正如他所言：“当代汉语诗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京城率先发起革命成为诗歌中心后，迅速散布各地，诗歌中心一度转移至四川、华东等地，再往后，中心继续分散，诗歌在边缘乡野处扎根、生长、壮大，成为我所说的‘草根性’力量。这些年，江南、山东、湖北、甘肃乃至广东、海南，都相继成为诗歌的亮点。新诗最终在经历最初的观念技术引进阶段后，借助网络新技术，终于逐渐草根化。”[2]
    当前诗歌界出现的这种地方化浪潮，是模仿西方的观念化创作僵化和诗歌中心分散之后，信息时代诗歌创作、传播、接受、评价机制发生很大变化之后，出现的一种健康而富于生机的诗歌“叛乱”。这场叛乱的生机与活力来自于这样几方面：一、当下中国地缘格局当中，身处不同位置的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诉求；二、基于广大草根阶层社会边缘地位的复杂感受和深切关怀；三、网络时代诗歌技艺的广泛传播为融合各种传统提供的可能性；四、民间所蕴藏的朴素、刚健的生命活力。这些草根性力量，在李少君看来，成为重建当代汉语诗歌主体性的有力支撑。实际上，李少君是在重建汉语诗歌主体性的问题意识之下，强调诗歌草根性的。
    倡导诗歌草根性是对重建汉语诗歌主体性问题的回应，而重建新诗的主体性与我们对多样现代性的体认是紧密相关的，只有认识到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创造流变的过程，而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复制，中国的主体性、中国文化和新诗的主体性才能谈起。所以，新诗的草根性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对中国现代性创生流变进程的把握和回应，是对现代性内部危机的反思和克服。
    我们一直强调现代性是一个创生流变过程，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稳定下来，不过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相比，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表现出某些较为明显的特征：一、中国逐步进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格局当中，这个格局由中心地区和广大边缘地区构成，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中心对边缘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而中国在这个格局中能否摆脱受支配的边缘地位尚不明朗；二、由经济模式的转变带来社会各个领域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工业化进程加速、经济活跃、生产能力提高，另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垄断、贫富分化、新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不平等；三、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导致人的社会身份定位转变，人由生产者、劳动者转变为消费者，这种转变取消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的阶级差异和生产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建构起一种大家赤裸裸地面对消费市场的虚假同一性；四、现代性地理分布不均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复制了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心与边缘组成的结构，地域发展不平衡；五、由消费文化和工具理性主导的新意识形态；六、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传统和革命的传统、社会主义传统试图被征用转化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历史资源。等等。
    这些现代性特征构成我们生活现实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只有重建和复杂生活现实的联系，从而对现代性进程和危机作出深刻回应，才能建构自己真正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之下，李少君试图将草根性归纳为一种诗歌创造的标准和方向，他这样概括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3]
这种概括只有在多样现代性的历史视野之下，深刻认识到全球化与本土性、西方（现代）与传统、观念与经验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才能够被有效地理解。这里虽然强调创作主体的个人经验表达，但个人经验表达一定要与广大草根阶级在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思想、情感、愿望、利益相关联，才能提升出更普遍的价值和意义，真正为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喜闻乐见。
    实际上，草根诗歌理论始终包含着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诉求，那就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广大草根阶级如何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诗学语言。从这个角度讲，诗歌的草根性与以往提倡的“人民性”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中国的现代性和主体性在文学上的能动反映，是中国文化自觉意识当中敏锐的一部分。
    当然，“草根性”与“人民性”也有区别。“人民性”产生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现代性叙事阶段，其更加强调阶级性，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随着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人民性”在文学界一度遭到质疑和排拒，但“人民性”所包含的合理诉求并没有真正消失，其在近年来的“底层文学”、“打工诗歌”、“草根诗歌”中得以体现。与“底层文学”、“打工诗歌”这样引发争议的命名相比，诗歌草根性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少精英主义的偏见和误解。可以说，“草根性”是在“人民性”所凭借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之后的一种理论置换和创新，它对于应对在多样现代性格局中中国现代性的创生和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 刘复生：《李少君与其“草根性”诗学》，《文学界》2007年第十期。
[2] 李少君：《建构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海拔》2009年春季号。
[3] 李少君：《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