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

教师之友网

原文地址：湖湘文化的诗性抒写 ——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作者：吴投文

湖湘文化的诗性抒写

                   ——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

吴投文

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湖南诗歌可能算不上一个特别的亮点。尽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文学湘军”的说法并不陌生，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有某种特指性意义，主要指湖南的小说创作异军突起，在全国文坛占有一个相当醒目的位置，似乎诗歌并不包含在其中。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尽显风光的年代，但在全国性视野中，湖南诗歌可以说是相对边缘化的，在当时众多领一时风骚的诗人中，很难找到湖南诗人的身影。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又是另一番图景，湖南诗歌存在着被低估的情形，这种低估在时间的沉淀中凸显出它的意义，这就是湖南诗歌的总体状况包含着地域性写作的特殊性，而要理解这种特殊性，需要回到诗歌地理学的具体情境中来。湖南的地理环境具有某种特异性，地貌多奇崛起伏，江河奔流其间，山与水似乎具有某种符号性的精神内涵。湘江横贯湖南这块热土，汇聚一千三百余条支流，千百年来哺育着湖湘文化，在人们的印象里，它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中华诗祖屈原的魂魄是一江诗词的源头，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湖湘人的血性和智慧也在这条文化长河中奔流不绝，浩荡古今。在这种历史视野中，湖南可以说是一块生长诗歌的地方，湘风楚韵的熏染使湖南的诗人成为特别的一群，在他们的身上总显露出那么一种放眼天下而又独立不倚的诗性人格与孤高情怀，这似乎已成为湖南诗歌传统的一个独特精神标记。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当今湖南诗人的血脉里也跃动着这种特殊的楚人气质，他们的创作在寂寞中显出沉实的底蕴，以一种不事声张的写作姿态进行纯粹的艺术创造，彰显出独立的形象。作为一种总体观察，湖南的诗人属于埋头写作的一群，诗坛的热闹似乎离他们有点遥远，他们懒得把头伸出窗外去东张西望，因此在众声喧哗的诗坛上，湖南的诗人就显得有点落落寡合，这大概是湖南的诗歌在外界看来并不怎么显眼的一个原因。学术界的目光多集中于几位湖南的前辈诗人，而对湖南的当下诗歌创作没有太多的印象，湖南的整体诗歌创作很少进入评论界与学术界的视野，这与湖南诗人的实际成就是不相称的。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诗人的身份越来越受到质疑，诗人被不断地边缘化，因此，诗人要坚守写作的纯粹性就变得异常艰难，诗人要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就需要发出真实的声音，回答这个时代面临的困惑和精神空虚。湖南的诗人正是这样的一群，他们坚守，在创造的快乐中充实自己，为这个时代提供值得珍视的诗歌艺术文本。

一、   湖南诗坛的长青树

在湖南诗人的代际构成中，老一代诗人中有几位诗坛的长青树，可谓宝刀不老，晚年佳作迭出。首先要提到的是彭燕郊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湖南诗歌界的灵魂人物，称得上是青年诗人的精神导师。四卷本的《彭燕郊诗文集》凝结着诗人七十年的创作心血，记录着他不寻常的创作历程。彭燕郊早年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而闻名，在六十岁之后进行“衰年变法”，为诗坛奉献出《钢琴演奏》、《小泽征尔》、《东山魁夷》、《无色透明的下午》等耳熟能详的作品，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他晚年创作的两部长诗，一部是七十九岁时发表的《混沌初开》，另一部是八十多岁时发表的《生生：多位一体》。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来说，《混沌初开》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是彭燕郊诗歌艺术探索的集大成之作。诗歌的主题意向指向至深、至远、至美的“全光之境”，诗人对于人类精神形式的把握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洞见和深沉的悲悯。在诗人那里，生命的本体即是“混沌”，生命之美即是“混沌之美”和“全光之境”，生命的诗性建构即在于恢复生命的神性本质和内在价值。“全光”指向一种至高、至远、至善、至美的神性本体，“全光之境”是理想之境，是理想生命形式的依存之境。诗人以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审美方式，通过对“全光之境”的诗意建构，试图寻求解除人类精神困境的途径，如此高远的立意也许不无乌托邦的玄幻色彩，但却是从诗人的全部生命体验转化而来的，代表诗人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性坚守。与此相适应，长诗有着一整套自己的符号系统和由这些符号形成的象征结构，使长诗形成一种多向度的、呈辐射性的诗意展开方式，从中不仅可以有效地切入这部长诗的整体意蕴，而且可以把握到诗人在艺术探索上的基本理念和极为敏锐的先锋性意向。诗人在作品中的声音完全发自其灵魂的深处，却不仅仅是属于诗人个人的，诗人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洞察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充满诗意和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混沌”图像指向人类普遍渴求的理想生命形式，探索人类的精神超越之路[①]。

一首长诗的写作从哪里开始？这大概是诗人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长诗的难度在技艺精湛的诗人那里似乎更被谨慎地对待，彭燕郊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在他的《生生：多位一体》中略见一斑。这首长诗的起点是从世界的“终点”开始的，诗人的这一切入方式值得我们深思。长诗依次由“氤氲”、“孵化”、“蠢动”、“喷薄”、“孳乳”、“嬗递”六个部分组成，循此结构和途径，我们可以把握到诗人在开阔的诗性视野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复活图景。长诗从“氤氲”到“嬗递”的六个部分其实就是生命复活的六个阶段，其中包含着诗人对当代重大精神事件的沉痛反思。诗人在长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忧虑和愤慨既贴着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态层面，又贴着当代世界的精神生态层面，从中可以发现诗人在长诗主题的处理上有着清醒而犀利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诗人并没有满足停留于这一层面，而是在长诗的深层结构中对应着诗人在思考人性和生命问题时复杂的内心图景，显示出诗人深沉的文化省思。长诗把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生命“生生”的的人类意识，指向生命神性的超越性境界。这正是诗人的深刻处，他对人类普遍的悲剧性生存处境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然而却并不悲观，他不仅是一个乐观的预言者，同时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彭燕郊的诗歌带有湖湘文化的诡异之气，流动着一种飘忽和蓬勃的神秘意味，这在他的长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彭燕郊的诗歌具有湖湘文化的底色，似乎并不为过。在湖南前辈诗人郑玲那里，则表现出湖湘文化的另一维度，那就是经由诗人的苦难意识幻化而成的生命之美和生命之美后面深致的人生关怀。这可能与湖南的地域性人文气象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来自于诗人对人生的独特体认。郑玲出版的主要诗集有《瞬息流火》、《风暴蝴蝶》、《小人鱼之歌》、《过自己的独木桥》、《郑玲诗选》、《郑玲世纪诗选》、《幸存者》等，这些诗集不仅是诗人个人的生命储存，也是历史见证的一部分，她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其中，转化为一幅“囚禁在记忆里的画”，在苦难的底色上绽放着温暖和希望之花，这大概可以理解为郑玲诗歌的主题意向。对郑玲来说，写诗意味着生命的需要，这种需要内化为一种强劲的创作动力，这就可以解释她六十余年来即使在严峻的苦境中也没有放弃创作，反而把苦难意识升华为一种美的情致的原因。确实，从郑玲的诗中往往可以发现她个人的人生经历，哪怕是在对理想和未来的憧憬中，也可以发现诗人过去生命中的一部分，这种未来和过去的并置可能是诗人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大概也是诗人把苦难意识和生命精神强化为一种人生态度的诗性化处理。她的短诗《当我有一天》就是在“未来”的视野中回首“过去”的爱情生活，苦难已经被完全净化，留下来的是爱的温馨和感动，这显露出郑玲的诗歌经过岁月洗礼后对苦难的从容化解。

在湖南的老一代诗人中，吕亮耕、朱健、王晨牧、未央、石太瑞、于沙、弘征、袁伯霖、彭浩荡、崔合美等人也笔耕不止，创作成果丰硕，成为湖南诗坛一道动人的风景。像彭燕郊一样，朱健也是“七月派”的健将，他的后期创作仍然绽放着理想之光，对世界充满幻想和赤子之爱，在自由奔放中流淌着生命的激情。他的一些短诗显得空灵而隽永，甚至不无女性的柔媚，“从形象到灵魂，这些诗都不妨以女性命名”[②]。未央执着于讴歌生命，充满激情与爱心，他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撷取诗情，诗的题旨大都贴近时代的主题，“善于通过具体情境的选择、多重形象的叠合和心理空间的开拓来表达平凡中的诗意”[③]。石太瑞是苗族诗人，他的诗与个人的经历形成某种精神呼应，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风韵和民间特色，同时努力把传统与现代的因素融于一体，作品的内涵相当丰富。于沙的诗在看似平易中有着深刻的生命感悟，语言朴实而显得隽永、凝炼，显示出一种清新、自然的风格。可以说，湖南的这些老一代诗人都矢志不渝追求诗歌艺术，有湘人的韧性和执着，他们的创作切合时代的脉搏，也有由时代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单纯和单调，这使他们的创作很大一部分淡入历史的背景中，也使他们的创作成为湖南当代诗歌坚实的底座。

  

二、   诗群的竞起与湖南诗坛的格局

在“朦胧诗”崛起于中国诗坛的亢奋时期，湖南诗歌界处于相对沉潜的状态，没有出现领风潮的诗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国性诗歌热的迅速落潮，诗歌似乎转入整体性的边缘化状态，这时湖南诗坛的氛围倒是显得活跃起来。在这种逆势而动的后面，恐怕包含着一些复杂的因素，既有湖南诗人对当代诗歌走向的敏锐判断，也有在一段沉潜之后寻求诗艺突破的心理动因，也可能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聚合性效应。大概是在这样的诗歌氛围下，湖南诗人的抱团意识得到自觉的强化，三个有影响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诗群先后形成，分别是“新乡土诗派”、“6+0”和“新湘语”。自然，这不过是湖南众多诗群中各自以相当的总体性实力浮出地表的三个而已，至于其他的一些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但还缺乏作为一个诗群的核心诗人和区域性影响力。就各自的总体影响力来说，这三大诗群也并不均衡，“新乡土诗派”成员最多、结集出版的诗选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在全国诗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6+0”和“新湘语”则在湖南诗坛具有辐射性的影响力，规模也相对较小。不过，这三大诗群也有一些共通之处，湖湘文化的熏染是它们的总体性写作背景，恐怕也是它们着意为之的写作取向，尽管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这种文化背景或隐或现，但都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写作质地。因此，就写作者的艺术追求来说，实际上都凸显出某种共通性的美学基因，这是一种从湖湘文化的母体中生长出来而又混合着诗人自我个性的创作独特性及其后面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优秀的诗人那里，创作独特性不仅仅是风格性的，也是一种具有风格性的文化建构，尽管对湖南诗人来说，这可能还是一个过于高远的目标，然而却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事实上，老诗人彭燕郊的写作对湖南诗人来说就具有启示性，在一些有才华的中青年诗人那里，这种启示性被内化为一种潜在的创作动力。

“新乡土诗派”是湖南诗人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结，在1987年由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发起，先后约有九十位青年诗人加入这一诗群，具有代表性的诗人除三位发起人之外，还有庄宗伟、吴新宇、吕宗林、唐朝晖、邢立新、宫哲、胡述斌、楚子、吕叶、郭密林、湘水、刘大兴、舒翼等当时的青年诗人，先后出版过《两栖人》、《世纪末的田园——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1987—1992）》、《家园守望者——青年新乡土诗群力作精选》、《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等诗选、会刊性质的《诗歌导报》，以及各种个人诗歌作品专集。在驱动这一集结的地域文化因素之外，诗人们之间达成默契的“回归乡土”、“回归家园”这一创作取向是维系这一诗群的重要精神纽带，这也是“对日益严重的诗人功利主义和不断膨胀不断恶化的诗人‘城市病’的精神理疗”[④。“新乡土诗派”的成员都具有所谓“两栖人”的身份，即“城里的乡下人”和“乡下的进城人”的身份，由这一身份所产生的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断裂感，使他们对城市文明往往怀着很深的困惑，也似乎刻意保持与城市文明的某种疏离，这使他们专注于乡野和乡土抒情，并试图把乡土抒情提升到反思人类生存境遇的主题高度。彭国梁《在城里，在乡里》一诗中写道:“在城里，我穿得再洋，他们总说有点土气/在乡里，我穿得再土，他们总说有点洋气/在城里，在乡里/我都是一个新鲜的命题。”这大概是一种典型的“两栖人”心态，也流露出“两栖人”进退失据的精神困境。实际上，“回归乡土”、“回归家园”已不再可能，这不过是一种寄身于城市的精神幻觉，在“新乡土诗派”的创作中，普遍纠结着这种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应该说，在他们的创作中，乡土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视野，寄托着对现代性压抑下不断溃散的乡土诗性的追怀，也寄托着在湖湘文化这一特定视域下的精神乡愁，因此，“新乡土诗派”对城市文明的反抗和悬置并不是出于农耕主义的狭隘视野，而是奠基于“精神原乡”之上的家园乡愁与文化乡愁，其总的指向是一种契合于湖湘文化内在精神特质的诗性追求。不过，从“新乡土诗派”的总体创作来看，对乡土家园的眷恋和对城市文明的反思似乎还没有达到辩证同构的思想深度，一些诗人较多停留于表层的乡土书写，缺乏乡土书写后面的深层内涵，这影响到“新乡土诗派”取得实质上的纵深发展，也使“新乡土诗派”在事过时移之后，多少给人黯然失色之感。

在世纪之交，一个被称做“6+0”的诗歌群体崛起于湖南诗坛。这个诗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依托同仁刊物《6+0》，由八位在湖南诗坛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诗人组成。《6+0》先后于2000年和2001年出版过两集，第一集的六位作者是远人、韦白、起伦、易清滑、唐兴玲、唐朝晖，出版第二集的时候，起伦和易清滑退出，鸥飞廉和易建东（易安）两人加入。这八位诗人在结成群体之前，各自都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练笔阶段，可以说是湖南的实力派诗人。大概出于这个原因，“6+0”在人员的组成上非常挑剔，显得比较封闭，基本上以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为前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诗群显得相对纯粹，以锤炼诗艺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这有利于排除一些非诗因素的干扰，也有利于他们内部深层次的诗歌交流，以靠近忠诚的诗歌写作。实际上，他们的内部交流非常活跃，在经常性的雅集和出版诗合集《6+0》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网络诗歌论坛“滑动门”。另一方面，为凸显“6+0”在湖南诗坛的某种示范性影响，他们也带动一些青年诗人进行诗歌交流，以“6+0”诗人为主体主办过三届“潇湘诗会”，在湖南诗坛颇有反响。按照“6+0”主力远人的说法，“6+0”诗群“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明确的诗歌口号，甚至无意共守某个相同的诗学建筑模型。对他们而言，‘0’，意味着可能的无限性。正是这种无限，庇护着诗歌本身的推进与发展。”[⑤这大致符合“6+0”诗群的实际情形。从“6+0”诗群的整体创作来看，尽管也可以辨析出某种共通性的美学追求和精神视野，如对“纯诗”和“手艺”的过度迷恋，某种排他性的孤绝和自我修炼，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诗群内部创作个性化的凸显和相互之间不无竞争性的写作冲动。一方面，这使“6+0”诗群成为湖南诗坛一段时间内的创作高地，像远人、韦白等人的创作在国内诗坛也受到过一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使“6+0”诗群不能在一种整合性的诗学视野中真正凝聚成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似乎在几次内部纷争之后，这些诗人各奔前程。总体上说，“6+0”诗群的创作比较接近“知识分子写作”一脉，对现实的介入多采取内敛的姿态，并转化为一种与内心历程形成参照的深度写作模式，但由于诗的技艺往往被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现实传达的滞碍。这使“6+0”诗群的创作似乎面临着某种内在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更深一层的诗学观念上的摇摆和冲突。“6+0”诗群的创作表现出在世纪之交诗歌边缘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下这些青年诗人试图寻求突围的可贵努力，他们留下的文本可能更多具有纪念的性质，而作为历史文本，他们的创作还停留在某种晦暗的状态。

稍晚于“6+0”诗群出现的，是一个叫做“新湘语”的诗群。大体上说，这是一个“口语诗”创作群体，不过，与国内诗坛流行的“口语诗”形成对照的是，“新湘语”诗歌是一种地方性的“口语诗”，具有非常鲜明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网络诗歌论坛“新湘语”是“新湘语”诗群的主要集结地，比较活跃的诗人有金色山庄、七窍生烟、当、研磨机、横、黄二、哦该、紫梧、折勒、车攻、阿披王、玄子，等等，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诗人。此外，“新湘语”诗群还主办过一些内部诗歌活动，出版过一部五百余页的诗选《新湘语》。像“新乡土诗派”一样，“新湘语”诗群是有明确的创作主张的，按照“新湘语”主力金色山庄（庄宗伟）的说法，就是要写出“我们理想中的新湘语诗歌”，具体表现为“介入当下场景的独特视角、对母语（也即当代湘语）的独到把握、非常空灵的（也即诗意的）述说方式、平民式的浪漫”[⑥，要求诗歌“小说，小声地说……”[⑦。“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比较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对诗歌的“宏大叙事”充满厌倦，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民间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把看起来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平民式的浪漫。诗群中的几位主力，如金色山庄、七窍生烟、横和研磨机等人都很认同杨黎的“废话写作”，他们的创作往往抽离“意义”对生活本身的遮蔽，凸显出日常生活诗性的然而又是琐碎的“无意义”状态，这与杨黎有某些一脉相承的地方。不过，真正构成“新湘语”诗歌自身特色的，还是在于“湘味”的呈现和地方性特色的发掘，“湘味”体现在极具特色的“母语”上，也体现在诗歌描述的对象上，大量的当下场景和即时性体验进入诗歌，这些场景和体验都是亲切可感的，大都显示出原生态的地方性特色，具有日常生活的内在诗性质感。在优秀的“新湘语”诗人那里，还呼应着湖湘文化奇异诡变的内在魂魄，彰显出湘人骨子里的那种诗性浪漫。为凸显“新湘语”之“新”的地域文化特色，像七窍生烟和哦该等人还尝试用当代湘方言写作，或者把当代湘方言与日常口语杂揉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多层次感的语言扩展性效应，可以带给读者某种新奇的语言体验。尽管这种语言实验可能不宜推广，但作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的语言技术路线仍然凸显出对诗歌语言的某种特殊理解，实际上延续着新诗草创时期刘半农等人的方言歌谣写作，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转化为一种隔代呼应而已。从总体上看，“新湘语”诗群迷恋“小说，小声地说”的艺术趣味主义，到底显得格局不大，一些诗人满足于日常生活原生态的复制性写作和对于日常生活的碎片式呈现，在一般读者看来，具有明显的非诗化倾向，也由此饱受争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热闹之后，“新湘语”诗群呈现出后继乏力的疲态，大概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在诗歌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影响力的诗派或诗群一般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辐射作用，会有效地带动一定地域内的诗歌创作，影响到这一地域内的诗歌格局。具体到湖南诗坛，这种情形也值得注意。“新乡土诗派”、“6+0”和“新湘语”三个诗群既有各自的核心圈和基本成员，也有各自辐射所形成的影响圈。一般来说，这种由诗群辐射所形成的影响圈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也存在相互交叉的复杂情形，不过，由于影响圈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学趣味和创作理念而形成，似乎也可以厘清一个大致的边界范围。从湖南诗坛的实际情形来看，三个诗群的影响圈应该还是有迹可循的。具体来说，“新乡土诗派”本身阵容强大，它的影响所及，使湖南的乡土诗写作几乎成为一时风气，一些青年诗人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最初通过写乡土题材的诗歌进入诗坛。可以说，当时“新乡土诗派”对培养湖南诗坛的后备队伍有相当大的推助作用。“6+0”诗群虽然本身比较封闭，但这些诗人在湖南诗坛有较高的认同度，湖南的青年诗人中有相当大的一群在他们的影响下写作，因此，围绕着“6+0”诗群，实际上有一个更大的专注于打磨诗歌“手艺”的“泛诗群”队伍。这说明“6+0”诗群在相对封闭中对诗歌的坚守，恰恰是其在湖南诗坛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一个原因，也说明“6+0”诗群在其封闭中也有向同道者敞开的一面。“新湘语”诗群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集结在“新湘语”诗歌论坛的诗人似乎都表现出某种特别的诗歌癖好，这对强化湖南诗歌的地方性特色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总体上看，三个诗群由各自的影响圈所产生的催化作用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有利于湖南诗歌的提升和繁荣。在诗歌共同体内部，这种良性互动恰恰是催化原创性写作的前提和要件，就此而言，湖南诗歌的前景值得期待。

三、   多元竞放的个人化写作

在三个诗群及其影响圈之外，湖南诗坛多元竞放的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这一现象的后面，是湖南诗歌创作暗流奔涌的内在活力和相对边缘化的写作姿态。从整体上看，湖南的这些诗人大都具有较为开阔的创作视野，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创作追求，很难找到他们具有共通性的创作倾向与较为一致的美学追求，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很难把他们整合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创作群体。要而言之，他们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从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出发来从事创作的，这使湖南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在多元互动中彰显创作个性的格局，各种风格的创作可谓异彩纷呈，而且似乎在酝酿着一种整体性的突破。从另一方面来看，湖南这些诗人的创作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实际上又自成一体，湖湘文化的长期浸淫在这些诗人的创作中已经内化为深层的精神特质。这些对于湖南诗人的创作来说，无疑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大概也是湖南的诗歌犹如一棵大树向上生长取得挺拔与茁壮，向下生长取得博大与厚实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湖南诗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诗坛具有聚光效应的人物，然而他们沉默与充实的写作却处处显出一种踏实的品格。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湖南的长诗写作。大概由于长诗写作上的难度和文体上的某些特殊性，长诗在大多数诗人的创作中是一块空白。当然，对长诗的驾驭还取决于一些复杂的综合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长诗写作需要诗人持久的耐力，也往往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关注。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诗人会把长诗写作作为一个更大的追求目标。在湖南诗人中，顾偕、曾德旷、胡丘陵、邹联安、谭仲池、韦白等人以富有特色的长诗写作引起广泛瞩目，可谓湖南诗坛的一道风景。顾偕一度是湖南长诗创作的重镇，出走广东后仍有长诗不断问世，他的长诗主要有《人类幻想》、《天空》、《日常状态》、《太极》、《潮湿》、《广州步伐》、《生命交响曲》、《浦东交响曲》，等等。比较而言，他湖南时期的长诗写作具有更高的艺术品位。他的长诗《潮湿》可以说是一部命运之书，关联着极为广泛的社会人生世相，试图对现代文明重新进行一种批判性建构，因而诗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怀疑倾向。对既存秩序的怀疑与颠覆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困惑，这也是长诗《潮湿》的基本主题指向。在顾偕看来，“潮湿”意味着一种生命力的存在，是活力的象征，长诗正是由“潮湿”展开，思考人类普遍面临的严峻问题，对人类自身进行严肃的拷问。诗人真切地呼唤人文精神，以悲悯的情怀注视着人类在苦难中的诗性提升，因而诗歌在峻急的拷问中又显出朦胧的希望与些许亮色。邹联安的长诗《逃亡者》是一部苦心用力之作，作品的主题关乎灵魂，爱情与寻找，最终的结果却是逃亡，不仅作者在逃亡之中，而且每一个人都在逃亡之中。作品中始终回荡着一个沉思与迷惘的声音：人类的灵魂栖息之地在哪里？谭仲池的长诗《东方的太阳》长达六千余行，是一部颂歌型政治抒情诗，从重大的题材中开掘出鲜明的时代主题，洋溢着充沛的激情，具有强烈的主旋律文学特征。胡丘陵被誉为“中国第三代政治抒情诗”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主要长诗有《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等；曾德旷以长诗成名，主要长诗有《混乱与挣扎》、《呐喊与呻吟》、《致约瑟夫•布罗茨基》、《圆周》、《鹤》等；聂沛的诗歌一般篇幅较长，代表性的长诗有《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蝗虫》、《孤独的大地》等；韦白是一个多产而多变的诗人，他的长诗《老D的梦境》、《机器人δ的幸福生活》受到特别的关注。总体上看，这些湖南诗人的长诗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大都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风格，可以说，这是湖南诗歌的一块高地，代表湖南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长诗之外，湖南诗人的创新和探索呈现出更为开阔的态势，老中青三代同台竞艺，称得上硕果累累。这里要提到的是一些创作活跃的中青年诗人，他们以“不依赖群体合奏的个人之音”[⑧]凸显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匡国泰的诗多以乡土、自然为题材，出版过《如梦的青山》、《鸟巢下的风景》、《青山的童话》等诗集，一度在诗坛广有影响。不过，他的乡土诗与“新乡土诗派”似乎隔着很厚的一层，他是用纯然乡土的眼光来观察自然山水的，中间并没有隔着城市这个庞大的象征物，这使他的诗歌似乎是从自然山水中慢慢长出来的，有着天然本真的特色。他有非常出色的语言感觉，在平实的文字后面有一种自然流畅的气韵和唐人绝句式的画面感，也透露出某种隐逸气息和淡淡的乡村忧郁。廖志理的诗也多与乡土、田园、山水有关，他把情感投射到自然山水中，幻化成一个生机盎然又诗意淋漓的乡土中国形象。显而易见，他在尝试着一种新乡土风味的写作，把一个乡土的中国的灵魂与现代人的家园情结有机地融合起来，同时与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取得内在的沟通，这使他的创作显示出一种深厚的民族底色与强劲的活力。谢午恒的诗着意于日常生活中诗意的挖掘，却又不粘滞于日常生活的琐屑，而是把一颗心贴近生活真实的血脉，因而能把捉到生命与生活中弥足珍贵的瞬间与片段，显示出一个诗人在看取生活时所特有的眼光。白红雪的诗在温暖中有忧伤，色彩明亮而富有哲思，他对人生的言说方式是非常个人化的，显示出一个诗人的丰富与个性。他的诗中常常出现骨头或与骨头相关的意象，似乎隐喻对一种刚性人格的向往或对一种纯粹诗性人格的追求，也许还有其他复杂的意味，却都关联着诗人对于人生的基本理解。曾庆仁成名颇早，曾以笔名川野发表过大量作品，但后来处于隐姓埋名的状态。他是一个有强烈创新意识的诗人，埋头进行各种形式的诗歌试验，始终不为时俗所动，痴迷于自己构造的艺术世界。在诗中追求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表达，同时与高度的形象感结合起来，也许是他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他的创作数量在湖南诗人中可能并不多见，不过只有极少部分拿出来发表和结集出版。女诗人李静民的诗中有一种深刻的痛楚和对于现世的游离，如诗人自己所感叹的，“带着内心的烈焰狂奔于夜晚”，以一种近乎唯美而又强劲的姿态，把难以测度的内心图景转成忧郁的歌吟。文字是透彻与朦胧的混合，在飘忽中有突转的气势，近似于夜行中陡见强光而引起的晕眩，让人在回味中接近诗人隐没的形体和本真的灵魂。欧阳白是一个在诗艺上讲究打磨功夫的诗人，有相当纯正的艺术趣味，他不遗余力地提倡“好诗主义”，认为诗歌应该有所承担，反对诗歌的庸俗化。他的诗歌大都关涉对于生命与生活的深层思考，在朴实的文字后面有着耐人寻味的哲理性内涵。

显然，在考察湖南诗歌的整体性视野中，上面这些诗人的创作还只是略见一斑而已。在这个序列中，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如海上、刘剑桦、胡的清、骆晓戈、刘舰平、廖静仁、杨孟芳、冯明德、刘波、龚湘海、李杰波、黄爱平、聂茂、蒋三立、郭辉、龙红年、谭克修、杨拓夫、杨亚杰、梦天岚、朱立坤、赵旭如、吕叶、海叶、湖南蝈蝈、谈雅丽、邓朝晖、仲彦、马笑泉、沈念等诗人，都是在湖南诗坛显示出创作个性，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此外，需要提到的是，非牛、刘定光、雪马、易翔、向迅、解渴、弥撒、多马、封志良等“80后”诗人也已崭露头角，可以代表湖南诗坛新出现的一群，不过，他们的发展路向尚不明确，需要他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四、   “流散诗人群”的异乡之旅

在当代湖南诗歌的版图上，还有延展到省外和海外的一块，这就是湖南籍诗人的异乡之旅，作为构成当代湖南诗歌的一种特殊现象，同样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些诗人的祖籍在湖南，他们出生在湖南本土，而且在湖南度过青少年时期，可以说，在他们文化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都是在湖南度过的，湖湘文化的熏染无疑是形成他们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也似乎难以排除童年经验的潜在影响。这些流散在外的湖南诗人似乎可以称之为“流散诗人群”。流散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泛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和人群”，流散造成与母体文化的隔离，也形成“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情感状态”[⑨，由此形成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流散现象。文学史上的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作家在成年之后流散在外，他的创作和他的生命“原点”之间往往保持着某种隐秘的精神联系，在有的作家那里，这种精神联系还会凸显为一种特殊的创作风格。这种文学现象不仅有心理学上的依据，而且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可以找到其内在的精神源头和流散文学延伸与拓展的线索。对湖南的“流散诗人群”来说，尽管很难找到某种共通性的创作主题，但在这些诗人创作的精神底色上，似乎还是可以发现与生俱来的湖湘文化基因，也可以发现他们在流散中面临某种相似的精神处境，以及经由这种精神处境所生成的人生孤独感和由人生孤独感引发的生命之思和更深一层的存在之思。当然，这是就其大体而言，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基于个人的生存处境，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人生掌握方式和艺术处理方式，因此，这里将要谈到的，也主要是在文化流散的基本语境下不同的诗人所形成的个性化风格追求和创作取向。

在湖南的流散诗人中，洛夫无疑最具代表性，他是华语诗歌圈中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诗人，素有“诗魔”之称。洛夫是湖南衡南县人，二十一岁离乡赴台，晚年移居加拿大，近年定居深圳。他的诗中时有一种沉重而渺远的乡愁感，如《边界望乡》、《或许乡愁》、《蟋蟀之歌》等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显然和诗人的漂泊经历有关。不过，更能代表洛夫创作特色的，还是长诗《石室之死亡》和《漂木》这类艰涩而深邃，在魔幻中打开玄思空间的作品。《石室之死亡》发表于1965年，在当时引起广泛轰动和争议，时至今日，围绕这一长诗的研究似乎处于混沌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长诗本身就是“一个混沌的文本”[⑩，它的混沌在于潜意识探险的飘忽和诡异，把现实世界的生存碎片通过再度拆解和拼贴转换为诗人动荡而矛盾的内心图景，也在于长诗中凸显出来的深度主题障碍，在诗人的奇思玄想中嵌入深沉的人生感叹，加之诗人技术操作的繁复，刻意经营超现实主义迷宫式的结构布局，飘忽的思绪和密集的意象似乎给人步步惊心之感，可以说，在长诗表面的无序和驳杂后面实际上蕴藏着深沉的人生悲剧感，由此形成长诗中那种笼罩性的同时极具张力感的诡异气氛。在这种诡异气氛中，呈现出一种峻急的生存景象，这大概也是“石室”的象征性指向，而在长诗中似乎内置着一个极度封闭性的内循环结构，大概是对应着由“石室之死亡”这一总体性意象所形成的多重象征性意义结构。

昌耀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在读者的眼里，他又是一个高原的行者，倒是他的湖湘文化背景往往不为人知。昌耀是湖南桃源县人，一直在家乡生活到十四岁那年参军入伍，后来长期流散在青海祁连山等地，1979年以一个边缘诗人的身份复出。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昌耀写作的异质性凸显出一种独特的精神背景，可以说，湖湘文化底色与高原音域的结合是昌耀创作独特性的内核。在他的创作中，呈现出一个高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对应性精神结构，也许在这个视角下来阐释昌耀创作中那种弥漫性的苦难意识和英雄主义情结，才能落实到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点上。一般认为，昌耀的创作“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诗人后期的诗作趋向反思静悟，语言略趋平和，很多诗作以不分行来表达，有很强的知性张力，形成宏大的诗歌个性”[⑪，其实需要注意的还有昌耀创作中经由湖湘文化的内在透视所形成的阔大胸襟和思想张力，这也是构成其史诗性境界的一个精神源头。他的长诗《慈航》似乎是一部“爱的史书”，诗人对大爱的皈依和对至善的趋赴显示出主题的博大深邃，在精神史的视野中呈现出一种卓异的美学追求，把孤独的个体的情怀在极为开阔的高原背景的衬托下提升到宗教精神的高度，这大概是这部长诗在最初发表时受到冷遇而逐渐备受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下来要提到的是诗人张枣。按照北岛的说法，张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虽然诗歌数量不多，也有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作品并不成功，但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⑫]。张枣是湖南长沙人，长期旅居德国，因其英年早逝而成为一个尚未完成的诗人，这有点像他惜字如金的唯美嘎然休止在一个最动听的音符上。可能因为张枣的诗歌是在“四川时期”起步并引起关注的，他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四川诗人”，是当时四川诗坛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确实，从张枣的诗歌交游圈来说，他是游离于湖南诗坛之外的，不过，他的诗歌对楚巫文化的涵蕴恐怕是一块去不掉的精神胎记，这在他的创作中表现为某种梦幻般的精灵气息，希望和绝望、孤独与逃亡都带着这种梦幻的气息，这种梦幻似乎又是残缺的，代表诗人的渴望并不能转化为真实的救赎，这使张枣的创作中弥漫着一种几乎彻底的虚空。他说，“痛的只是火焰本身”[⑬，大概就是这种彻底的虚空，张枣创作中晦暗不明的那一部分就来自这种彻底的虚空。他的代表作之一《镜中》不管怎么读，实际上都是这种彻底的虚空，镜中人不知所由何来，是一个难以猜透的谜，诗中出现的皇帝是一个更大的谜，但他的出现却至关重要，使诗中内在的秩序重新排列，各归其位。另一首代表作《何人斯》也是如此，诗歌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问号：“究竟哪是什么人？”诗歌的奇妙在于，这种对于存在的质询是无限循环和永无止境的，“你”不知道“你”是谁，“你”需要“我”告诉“你”“你”是谁，但“我”又在哪里呢？“我”又是谁呢？显然，每一个人都无法抵抗存在的追问，就这样陷落在无法解脱的生存困境中。这可能不是张枣的本意，但谁又能真正规定自己的本意呢？这样的困惑存在于张枣的诗中，也许代表一个诗人的个人视野，但实际上又远远超出个人视野之外。张枣诗歌的深度和奥秘大概就在这里，他是这样一个看破尘世生活的诗人，而尘世生活还给他的，大概是更大的困惑和对于生存悲剧的更深的逃逸。

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⑭，这大体上符合他创作的实际情形。他是湖南湘乡市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定居海南。在湖南的“流散诗人群”中，他大概算得上一个真正有乡土情怀的诗人，他对乡土和自然的迷恋在他的诗中铺展为一个基本主题，他的写作视野往往在一片山水自然中延伸，有时也在不经意中回到他的湘中故乡，这一切都被他处理成带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古典诗境。在李少君看来，“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⑮，他的这种诗性自然观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是山水自然作为一种古典的价值秩序映照出现代性语境下人的基本残缺，因此，李少君笔下的自然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扭转”，带有梦幻和冥想的气息，而人的自然作为人的内在化，在现代性语境下不被认同和理解，这可能是李少君对抗流行诗歌忽略自然价值的写作动机。当然，李少君的写作视野并非没有局限，人作为自然中的独特风景，似乎在他的诗歌中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其实，当人作为孤独的个体面对现代性无所不在的蔓延，人在自然中的立身之地被不断剥夺，这种生存处境的真实性和包含在其中的精神困惑应该在诗中得到更深层次的反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李少君的诗歌是从自然价值的维度，在一种与现实形成对照性的诗性视野中呈现出人生理想化的充满光彩的一面，还是显示出某种独特的体认，通过古典诗境在现代性情境中的复活和转化表现出一种执着的诗化人生的创作追求。他的代表性作品《抒怀》在尺幅之内呈现出葱茏的山水诗情，关键却落在小女孩的出现上，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然山水化合的精灵，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异常清彻的自然气质，这大概就是作者抒怀的起意吧。

作为湖南本土诗歌的扩展和延伸，湖南的“流散诗人群”具有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可以归入到其中的诗人还可以列一个很长的名单，如现居广东的熊育群、东荡子、谢湘南、老刀、张绍民、李晃、苏小和、莱耳、湘莲子、江湖海、李傻傻，现居北京的周瑟瑟、谭旭东、海啸、李青松、周伟驰、唐朝晖、叙灵，现居上海的肖水，现居广西的汤松波、罗小凤，现居河北的雷武铃，现居西安的朱剑，现居天津的曾思艺，现居湖北的唐突，现居台湾的方思、向明、罗青，现居美国的徐晓鹤，等等。湖南的“流散诗人群”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以湖湘文化为圆心又兼容全球化情境下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一个跨区域文学现象。这一群体中的诗人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涵盖老中青三代，艺术追求更是呈现出鲜明的主体差异性，但对其中的大部分诗人来说，他们的创作都无法摆脱乡土母题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是辐射性的，使他们的创作在凸显出个性化风格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个模糊的地域文化形象，表现出某种共通性的文化向心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形成的游子文学现象，在这些诗人的创作中呈现出一个基本的游子形象，这个游子形象表现出湖湘文化的内在气韵和独特的地域性格，有着多侧面却基本清晰的地方性文化面孔。对湖南本土诗歌来说，这些诗人的创作既是一个参照，也是“同心圆”中相对外沿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部分，因此，把这些诗人的创作纳入到观察湖南诗歌的整体性视野，并不是作为附加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

[①] 参见吴投文：《论〈混沌初开〉的象征结构》，《中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②] 林贤治：《诗中之诗：朱健的诗》，《湖南日报》2008年9月19日。

[③] 张文刚：《简论未央的诗歌创作》，《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06期。

[④] 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主编：《新乡土诗派作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⑤] 远人：《诗歌在南方之南——湖南诗歌今日掠影》，《湖南日报》2003年12月10日。

[⑥] 庄宗伟：《从新湘语到小说》，见诗选《新湘语》，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29页。

[⑦] 见诗选《新湘语》扉页，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⑧] 远人：《诗歌在南方之南——湖南诗歌今日掠影》，《湖南日报》2003年12月10日。

[⑨] 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2页。

[⑩] 叶橹：《呼唤长诗杰作》，见洛夫主编《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⑪] 黄波、庄玉霞：《管窥当代西部诗人昌耀的诗歌意象》，《山花》2009年第2期。

[⑫] 北岛：《悲情往事》，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年版，第85页。

[⑬] 出自《与夜蛾谈牺牲》一诗，见《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⑭] 参见易彬：《“自然诗人”李少君》，《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张立群：《“自然”诗人及其“现代”实践———论李少君的诗》，《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6期。

[⑮] 李少君：《在自然的庙堂里》，见《草根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