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哈佛大学，35岁时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曾两度担任该校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并获哈佛大学2012年度卡波特奖等多项学术奖。
田晓菲，少年即成名。从北大到哈佛，一路从文学的写作者成为研究者。她的每部著作都有着独特的视角。更难得的是，她使通常晦涩的学术著作，变得明白晓畅，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她以诗人的情怀、文学的笔触，优美而冷静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她凝望诗歌，思考着背后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她的著作，单看书名就已令人向往，就像《尘几录》，就像《烽火与流星》，就像《赤壁之戟》，就像《留白》，每个书名都美得如大片剧名。在采访田晓菲之前，对她的了解来于传说，来于网络，来于零碎的讲座，来于对她作品不完全的阅读。因为病毒的作乱，我们的访谈只能通过视频进行，有些遗憾。但也因此谈得更长一些。
美国名校学科设置与学术培养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读者对于名校的学科设置，总是希望能了解更多。我们就先从您的教学谈起吧。
田晓菲：哈佛东亚系的老师一般都是一年教四门课程，也就是每个学期两门。差不多一半是研究生的课，一半是本科生的课。从我个人来说，我教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中国中古文学的专题课，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到唐代、宋代文学。此外也会定期教授文学史，从上古一直到宋元文学。研究生的专题课，有时是主题型的，比如说早期的自传书写；有时是断代型的，比如南北朝文学；有时是文体型的，比如唐传奇。
本科生的课程，我常常教的一门是“中国古典文学介绍”——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红楼梦》。另外一些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以及学生的兴趣需要所开的课程，比如我教过一门关于三国文学和文化的。因为是本科生的课，不能预设学生的中文能力，所以阅读的作品都是英译本。对于有语言背景的，比如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本科生，他们可以去直接阅读原文，但同时我还是建议他们也要阅读英文译本，以便加深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国”里边那么多历史典故，美国学生能听懂吗？
田晓菲：很多学生是三国电子游戏迷，虽然不一定会讲中文，但是对三国历史和人物简直了如指掌。班里也会有华裔学生，或者韩籍、日籍学生。“三国”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也是东亚文化的过去，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三国文化，又通过大众文化形式，比如影视作品、漫画、电子游戏等，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生上课有什么特点？
田晓菲：我非常重视阅读原始文本。我给研究生上课，会先作一个短小的讲座，然后把大多数时间用来和学生一起翻译和讨论文本。翻译不仅检验理解，而且迫使我们一字一句作出细读，在细读中发现问题。这样做，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一方面可以“小中见大”，不被前人的观念和定论所束缚，从而激发很多新的观点，带来新的观察角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带博士生吧？
田晓菲：带博士和硕士。硕士一般来说两年。博士生学习时间比较长，有两年的时间修课，必须先修满一定的学分，再进行博士资格考，通过之后才开题写论文。博士生有语言要求：譬如专业是中国文学的话，要求一定的日语水平，能够用日文来阅读研究资料。总之，在美国读文学博士，时间是相当长的，尤其是这种涉及东亚等方面的文学或是比较文学专业，不仅需要掌握对象国语言，还要再学另外一门甚至两三门其他语言，所以学习六七年甚至八年都是很常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士生毕业后基本会继续做研究吗？
田晓菲：90%以上吧。美国没有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纯粹的研究机构，博士毕业之后大部分在大学里教书。所以在读博士阶段，他们接受的训练一方面是学术方面的，也就是说要学习新的东西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受到职业训练，在学习期间做助教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得到的是教学方面的实际经验。如果我用一个助教，我其实每周都会花很多时间跟助教互动，讨论如何带小班课、如何审读学生论文作业等等。博士生经过这样训练，将来毕业后走进课堂，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
“教授治校”：研究、教学与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会有什么要求或者具体指标吗？
田晓菲：我觉得首先要解释清楚的一点，就是美国高校不是一刀切的，不同的学校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但有三项基本的评审原则：第一就是研究，看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还有本专业领域对其学术成果的反应。这对于像哈佛这种研究与教学并重的高校非常重要。第二是教学，看你开设的课程和学生对你教课的反应。哈佛有一个Q-Guide，就是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后，对一门课程和授课老师可以作出匿名反馈，包括评分，这些材料未来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主要是本科生）在选修课程时会参考这些反馈。第三就是服务。包括校内服务和对整个学科领域的服务。美国就是所谓“教授治校”，所以教授除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之外是很忙的。在学校、在系里，往往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服务，具体就是各种委员会需要教授的参与。越是特别大的学校，像哈佛这样的，由教授参与的委员会就越多，比如关于某些研究资金的分配、关于招生等，这些都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决定的，而是必须由教授来决定。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有些邮件上会按照传统惯例落款为“您忠顺的仆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整个学科的服务具体指什么？
田晓菲：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很多学术出版物都需要匿名评审，越是资深的学者，越会收到很多邀请。还有，美国的学术刊物主编往往是由大学教授来担任，这也是教学和研究之外的义务服务。我最近就曾接受邀请，出任《中国早期中古》这一学术期刊的主编。刊物主编任期不固定，可能5年，也可能10年。虽然有编委会，但主编需承担大量具体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担任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是相当于系主任吗？
田晓菲：大致是的，只不过东亚地域研究院不是一个“系”，而是一个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院，是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一部分，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一个主任进行组织和领导。该研究院每年招收大约25个学生，专业包括人文与社科领域各方面的东亚研究。学生可以在各系选课，甚至跨校选课。委员会成员来自哈佛文理学院各个不同的系，一般来说具有不同学科和东亚不同区域文化的代表性，负责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招生。研究院还有两位行政助理。这个研究院是独立于东亚系的。
在美国高校，东亚研究的硕士研究生院不是很多，能拿到经济资助的硕士生更是少而又少。但是，对于东亚研究来说，如果选择深造，那么有个过渡的硕士训练很重要。学生需要语言的深度训练，还需要深化专业背景，需要有社会学、考古学、文学等专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生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亚地域研究院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东亚研究学者以及美国甚至东亚各国外交界、金融界人士，都经过这个研究院的熏陶洗礼。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担任东亚区域研究院主任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田晓菲：我两度担任主任，第一次挑战是对这个有较长历史但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的研究院进行改革和整合；第二次的挑战更大，是遇到学校裁减经费，研究院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我想，这个研究院如此重要，招生数量不能减少，而给学生们的经济资助也是必需的。所以，我做了各种努力和校方协商，并且向学校的各个研究中心募捐。募捐也不容易，好在我的同事们都理解研究院的重要性，都尽其可能地支持。最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招生人数保持原样；到我卸任时，学生的奖学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助。虽然那几年失去了很多个人做研究的时间，但是能为东亚研究领域，为保持一个机构的生命活力作出一点贡献，我觉得是值得的。
抄本文化：文献学和文学研究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教授的担子真是很重。我们谈谈您个人的研究吧。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应该是个高冷的领域。
田晓菲：中古时代在文化上特别活跃、特别开放、特别多元。我觉得能够对我们现代人所处的时代有很多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看到有这样一个评论：“我读了田晓菲三本书。先读了《尘几录》，拍案叫绝，跟着读了《烽火与流星》和《神游》，膝盖要碎了。”这些作品，各有特色？
田晓菲：我希望每写一部书都能有所不同。就像《尘几录》，是专注于从一个作者——诗人陶渊明——为切入点，然后由此谈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手抄本文化的问题。《烽火与流星》，则是专注于一个时代，就是萧梁王朝。在南北朝里我觉得这个王朝非常与众不同，文学及文化的成就非常之高。《神游》就是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选取两个点，一个是早期中古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另外一个是19世纪。之所以选取这两个点，因为觉得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深刻的不同。写书和做研究时，我总是希望能有一些新的角度，或者一些新的切入点。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开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不能具体谈谈“手抄本”？
田晓菲：印刷术一直到宋朝才开始变成一种真正普及的技术，所以在此之前，“抄写”其实是文本流传和传播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于研究中古时代的学者来说，深刻地意识到抄本文化的特性和影响实在至关重要。但是，纸（相对于欧洲早期写本用的小牛皮）是相当脆弱的媒介，中古时期抄本保存下来的非常少，敦煌石窟是个特例——在唐帝国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在西北一个沙漠之城里偶然留存下来一大批的写本，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和处理中古的抄本文化？比如说《尘几录》是对陶渊明和抄本文化的研究，但陶渊明本人的稿本是无从得到的，而且连最初读者的传写本也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从宋代最早的印本保留下来的大量“异文”里，寻找抄本文化留下的蛛丝马迹，它们或多或少能反映出宋前写本流传的面貌。从抄本文化时代流传下来的异文，很多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抄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作者本人的权威校订本，所以大量异文到底哪些是所谓的真本、原本，实际上是无法分辨清楚的。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苏东坡说“悠然望南山”一定是错的，他说陶渊明那么超脱的人，一定是“见”南山，不会努力去“望”，他应该是很随意的一抬头，就看见了南山（其实还有个早期异文是“时时望南山”）。因为他是苏东坡，非常有权威性，所以大家都觉得他言之成理。可是他有什么可靠的文本证据呢？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其实抄本异文还只是“抄本文化”的冰山一角。这就牵涉到一个文献学的问题了。中国的学者强调考证，强调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这都是非常有历史的、有传承的学问，这些学问很重要。但是，到了21世纪，我希望有一种新校勘学、新考证学，有一种以不同的眼光来做学问的方式，不要继续像明清学者那样口口声声追求真本或者原本。在真本、原本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分辨、来对待中古文本漫长的流传历史？从陶渊明时代到我们的时代，1500多年过去了，文本在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和抄写者手中、在整个文本流传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文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在拿到一个文本之后，便立刻很自得地直接进行讨论，这样的研究是表面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其结果经不起推敲，因为你没有深入到文本背后复杂的历史和背景中去。而研究者需要看到文本的历史，它的生成、变化和来源。
抄本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流动性和多元性。举个例子，就是陶渊明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归园田居》，里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一句。这个“复得”有个异文是“安得”，是个古老的异文，但是你打开任何现代的陶渊明集或者文学选本，我可以担保没有编者会把它当作正文来对待，最多加一条注释，说明有个异文是“安得返自然”，而很多情况下可能连这个注释都没有。大家都觉得也都希望陶渊明归隐了，最后返归自然了。但是，文本异文提出了一个让人很不安的结尾，就是说我在牢笼里住了那么久了，如何才能回返自然呢？这个异文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生活背景，这个异文完全有可能。作家并不脱离他的时代而存在。
归根到底——我在我的书里特别强调——我们并不能确定哪个版本“一定”是陶渊明本人的选择，因为我不是苏东坡，我们也不应该做苏东坡！但知道得越多，就越是应该没有自信。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并不是“陶渊明不是A，而一定是B”，而是“A和B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论证“都有可能”，其实需要对历史、社会、文化、思想有很深刻、很全面的把握。
我觉得文献学和文学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中文系往往把文学专业和文献学专业分开，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对中古文学的研究，两者完全不可能分开。
文学杰作让读者体验而不是教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秋水堂论金瓶梅》可以说是一本随性直白的评点，这本书豆瓣评分8.8。有评论甚至称，这本书堪为您的代表作。您在写的时候是觉得很畅快还是思索辛苦？
田晓菲：我觉得说是代表作可能有些过了，但我理解读者对这本书的爱好，因为《金瓶梅》本身实在是部杰作，多年来却被“淫书”的标签所牵累，而我真心爱这部书，并且为读者展示了值得我们去爱它的理由。其实我当时写《秋水堂论金瓶梅》，并没有当成一本书来写。我写的时候很快乐，每天一回，好像是写读书笔记。当然后来出版的时候还是整理过、润色过，但是原始的过程就是一个评点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金瓶梅》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是本艳情小说。您看到的是人性或者说是人情？
田晓菲：我非常推崇的还是它的绣像本。这本书最让我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慈悲情怀。对他笔下的所有的人物，哪怕我们觉得最邪恶的，他都写得很深入、很体贴，没有道德说教和训诫。我们读小说，是希望能够看到作者有一种高度和深度，他能够对人心有一种很深刻的揭示和解剖，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之分，否则也就是太看不起读者了。像《金瓶梅》，我觉得它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惊心动魄的杰作，它最后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更多的一些东西。而且作者把那么烦琐的日常生活写得引人入胜，这其实是很高超的技术。他用所谓白描的手法，把每个人物都写到一听这个人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潘金莲还是吴月娘，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呼之欲出，这是很不容易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红楼梦》相比呢？
田晓菲：我们都说《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但如果要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的话，《金瓶梅》远远超过《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有倚傍的，《金瓶梅》就是它的范本。而《金瓶梅》的作者则没有前例，就是横空出世的一本书。之前的古典白话小说，《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描写的都是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豪杰或者历史人物，而《金瓶梅》写的就是家长里短，写一个家庭，写一个男人和几个女子，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弱点。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传统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一部书？真的没有。从这点上来说，真比《红楼梦》要更了不起。
危机促使思考：让古典文学鲜活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我每每都会问的问题：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趋势或者说它所面临的挑战。
田晓菲：我觉得是处在一个很奇特的关头。最近三四十年以来，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面临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一方面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共同面临的，因为美国高校往往更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好像举世皆然；另一方面，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电影研究和新兴的媒体研究，古典文学在实用性方面往往受到质疑。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研究里，很多人对上古或者近代更有兴趣，因为上古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近代是现代文化的直接源头，又可以和欧洲历史文化对应。
挑战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经费、教师职位、出版等，相对于社会科学，甚至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电影、媒体，都面临巨大的压缩和竞争。挑战之一是本科生教学。就好像是在一所中国的大学里面，你要教文艺复兴，教莎士比亚或者英国的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校方会不会把大笔的资金拨给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美国大学，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教李白、杜甫呢？这跟研究现代中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处？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会想：我为什么非得要去学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这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且在美国大学，中国古典文学课是选修课，不是必修的。如果这个课学生觉得没意思，他就可以不选你的课，一门课没有学生选，就只好关掉，那是非常尴尬的。
这种危机感也表现在出版界。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社不再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方面的著作。这和中国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古典学术出版物作为国学研究建设可以拿到国家经费。
其实，凡是有远见卓识的国家，不仅应该特别支持对自己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应该支持对世界文化传统的研究，促进世界文化和自身文化的丰富多元，这才是“文化大国”的眼光和姿态，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话说回来，面临挑战也能够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让这个东西本身的生命力爆发出来，而不是让它在我的研究中死掉。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古学者一方面要让学术研究深化，另一方面我觉得“问题意识”非常重要。有时候觉得老一辈汉学家不需要有什么问题意识，他可以研究一个很小的东西，研究得很深。当然了，如果能够有那样一个研究环境允许你这么做，那也很好，而且得出的研究成果自有其价值，可是我觉得这在当前海外的学术环境是很难的。实际上，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深刻的问题意识，要不然我们中华古代文明就真的会越做越死，越研究离我们越远，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众的东西，进入不到我们活生生的文化里边，不能打动人心。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失败者。我想这是海外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海内”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如何才能鲜活起来？
田晓菲：一是从阅读和理解原始文本出发，不要不读原文，只靠读别人的论著找灵感；二是尽量拓展自己的批评和理论眼光；三是教学、研究、写作都是连在一起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教学都花时间气力精心策划和准备，这对自己的研究写作都有好处，而不是只把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项目。总而言之，就是尽自己所能，有意识地做出一些新东西来，至于说能不能真正做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但至少是我的希望吧。
《中国社会科学报》：《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是您的一本新著，跨越了建安时代和现当代，这或者就是一个如何把古典文学鲜活化、现代化的极好例子，能否介绍一下？
田晓菲：这可能算是一个尝试吧。其实海内外有很多三国文化粉丝，当代的大众文化、社会文化里都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这些与古典与历史存在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一般来说学者研究分成两端：一端研究建安文学，比如三曹七子；另一端则专注于三国，以三国对峙，三国小说、戏曲为中心。但是实际上“建安”和“三国”，是差不多同一个历史时期，《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譬如曹操，他本人就是诗人，而且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诗人。所以我的这本书，等于是建安文学研究和三国文学研究的结合，两者一文一武，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它们后来得到各自不同的发展，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当中有很多因素是相通的。所以这本书就是希望从这个时代本身的文学谈起，然后一直谈到后代对“建安”以及“三国”的建构，包括三国小说、戏曲以及当代的影视作品，最后在书的结尾谈到三国粉丝的网络文学作品特别是耽美同人作品——这个我专门写过长文论述，因此书中只是简述。所以这本书的覆盖面和时间跨度是蛮大的。我希望采取长镜头般的手法，以历史为线，呈现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变迁。
|联系我们|手机版|Archiver|教师之友网
( [沪ICP备13022119号]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8-13 16:12:09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顶
踩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