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口述历史”网站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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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口述历史”网站正式启动


时间：2012-01-20        来源：新华网        作者：白洁






　　联合国新闻部19日在位于纽约总部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正式启动“联合国口述历史”网站，免费向公众提供大量对联合国前工作人员、前常驻外交官及常驻记者的采访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重大国际事件。
　　“联合国口述历史”项目由联合国新闻部工作人员和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展开，共有200余份对与联合国相关重要人物的当面采访，记录了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到2005年期间经历的重大事件，包括联合国机构的创立、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海湾战争，以及联合国所经历的波折与危机等等。
　　据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洛兰·韦特曼介绍，首批50份采访录音及资料已经上传网站，其中包括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等的采访，其余资料将陆续上传。
　　采访人员之一、联合国前工作人员、现耶鲁大学知名学者珍妮·克拉斯诺在发布会上说，大部分采访在1989年至1991年以及1996年至2002年期间进行，采访初衷是保留涉及二战以来重大国际关系事件的有价值资料，从不同的角度为研究者提供信息，并以此唤起人们对联合国以及国际事务的兴趣。
　　克拉斯诺说，这些采访的最大特点在于“形式随意、语言通俗”，没有一份录音是在录音棚里录制，大部分都是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中进行，更多强调的是被采访者的“亲身感受”。
　　克拉斯诺在会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被采访者中有一些人出了传记或回忆录，但更多的人并没有写书，甚至根本就没有打算写。随着他们的离去，他们所亲历的历史也就随之消逝湮没。我们有必要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这对于历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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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邮政网站开设中文服务


时间：2011-12-29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丁小希






　　美国邮政总局日前在其网站为中文用户开设了简体中文页面，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中文用户群体的需要。
　　记者登录美国邮政总局的网站后，在语言选项中点击中文，页面上便出现了追踪包裹、查找地点和邮编、计算价格等服务项目。
　　据美国邮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西班牙语和汉语用户是目前在美国服务业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两个消费群体，网站中文页面的开通是为改进客户服务的最新努力。此外，在美国联邦快递的主页上，中文也是不断滚动的广告语使用的三种语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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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平



　　口述历史的整理和出版，正在引起我国出版界和史学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自传丛书》已出版了萧乾、何满子、朱正，以及候波、徐肖兵的口述自传，另有多种将陆续推出：《黄河》杂志，第一期特辟“口述实录”专栏，《万象》杂志第二期也有一篇“口述历史”，即桑晔的《信天游唱给自己听》，再往回看，如果真实的话，《绝对隐私》也能列入，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更是，各省市出的文史资料中，也有一部分由他人执笔整理的口述历史……只不过当时没有打出这种旗号、没有这等规模。何谓“口述历史”？国内外一些大百科全书很难查到其定义，总算在 The New Lexicon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查到一条精简的解释，试译如下：“通过有计划地采访某人或相关人物，对其生活或与社会历史有关联的事件进行连续性录，并加以整理而形成的文本”。
　　但是，口述历史为什么要从唐德刚说起呢？因为他说过这么一段话：……所以那时［指五六十年代］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是当年在美国向胡适之先生建议的。
　　密大亚图唐氏所做的口述历史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黄郛夫人回忆录》，至于这些口述历史是如何形成的，《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中的《加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以及《书缘与人缘》（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中的《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文学与口述历史》、《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诸文中有详细的叙说。从中也可看出唐德刚对口述历史有实践和理论上的创获，譬如他说：“所谓的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以《李宗仁回忆录》为例，李氏口述占百分之十五，唐氏补充考证而成的占百分之八十五。这种观点恐怕和我们预想中的口述历史有较大出入。
　　按唐氏所著《书缘与人缘》的出版说明，他生于一九二零年，安微合肥人，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硕士、哲学史博士，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著述除上述以外，另有《梅兰芳传稿》、《史学与红学》、《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年》、《美国对华外交：一八四四—一八六零年》及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台北《传记文学》（一九九八年七十三卷第一期）又有其新书出版消息，那就是远流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晚清七十年》。前前后后，唐德刚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王元化先生在《清园夜读》评说他的文章“有一种独特风格，夹叙夹议，充满比兴、成语俚语，直至古奥典故，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警句、格言、反讽、隐喻、俏皮话，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并称“这样的文章自从幽默大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停办以来，不复重见”，海外有人誉之为“唐派文章”。这一点就此打住，读其书即可明知，还是回到口述历史上来。
　　看了几篇关于口述历史理论方面的文章，包括唐德刚的文章在内，总说口述历史中国古已有之，在《史记》中就找到多条例证，后来口述传统没被中国史学界认真继承，到二战以后才由哥大教授芮文斯（ＡｌｌａｎＮｅｖｉｎｓ）“复兴”出来。这种在古纸堆里找源头的说法，我们最好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作为一种革新历史研究方法的口述历史，源自美国一说似更能服人。唐德刚在哥大工作时，就有意将口述历史工作职业化，他当时选中的对象是胡适。胡适晚年身边有两个靠得比较门的门生，一位是胡颂平，另一位便是唐德刚，唐氏自称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这个时代就是指胡适滞留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任闲职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兼半职期间，唐氏得到卜顿（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Ｂｕｒｔｏｎ）之助，介绍他就此计划向福特基金申请一笔研究费，胡适对此很有兴趣，但申请此一基金，须一赞助机构以便管理。唐氏便请他的另一兼半职的机构哥大“东亚研究所”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帮助，其时该所代所长韦慕庭（Ｃ。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ｌｂｕｒ）正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ｒ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唐德刚、胡适的小计划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大计划之中。唐氏先列出工作大纲，第一步将胡适有关的传记文字、日记等择要整编，第二步是以访问来填补前面留下的空白，形成“胡适年（日）谱”，第三步选择其中的高潮做文章，他认为如此“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和资料，从旁补充而评论之”。唐氏此法，颇值得借鉴，但胡适以为他的计划太大，应作缩减，并予以修改。于是从一九五七年冬初开始工作。唐氏为此作了充分准备，访问前先研究各章情节，拟出系统的“节目单”，访问时据此发问。访问完毕，回来再作编排校订，拟成草稿，“胡适作为第二度有系统录音的蓝本”，再加校订，经过十六次口述回忆，终成《胡适口述自传》，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它是一部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
　　哥大当时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还将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祥、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等列入。唐德刚在完成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的口述自传时，和他们的关系从“书”进到“人缘”，“使我获益最多，和了解‘胡适’最深入的部分，还是胡公认为是‘ｏｆ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纪录以外）的那一部分了”，其中种种有情味的事情，在《胡适杂忆》和《书缘与人缘》中均能读到。一九五八年四月，胡适回台北，后任中央研究院长，次年十二月月五日，他致函唐德刚：
　　此间［中研院］近代史所郭廷以先生发起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昨晚我和他出名请客吃饭，请的客有贾景德、赵恒愚、莫德惠、何成浚、张知本、傅秉常。
　　都是已允作第一批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谈话的老人。（贾、赵皆已八十岁了。）他们似乎都很起劲。
　　郭君已请沈云龙先生专管这件事。沈君是搜集现代史料最勤最富的学者。
　　这件事，可以报告Ｄｒ。　Ｗｉｌｂｕｒ，他一定高兴。将来我这边若有成绩，也许可以同Ｃｏｌｕｍｂｉａ的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合作。密大亚图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历史计划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至一九九四年已整理出版了二十余种口述自传丛书，其中第四种是《小诸葛：白崇禧上将访问纪录》，第十五种是《近代史的开拓者：郭廷以院访问纪录》，第二十三种是《学术、外交与人权：杭立武先生访问纪录》。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值该计划实行三十年之际，又创办不定期刊物《口述历史》，据“发刊词”所称，三十年间接受该所访录的人已超过一百六十位。创刊号的首篇是《我的科学心路历程：吴大猷先生访问纪录》，第四期第五期分别是“二二八专号”和“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由唐德刚等在大洋彼岸开创的口述历史，终于在中土开花结果。
　　口述历史不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原始史料，而且还有另一种意义。英国《口述历史》杂志编辑Ｐａｕ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说：它允许的主角不只是领袖，也来自不为人知的大众。它不只为职业历史家，也为学生、学童、社区的人，提供了具原创造性的计划的新基础。他们不只是学自己的历史，也可以写自己的历史。口述历史用人们所说的话，把历史还给人们之际，也帮助他们朝向一个自己创造的未来。密大亚图以往的历史都是从上往下写，口述历史似乎改变了方向，从下写起，保留生活的原始状态。但是这种原始状态是不是绝对可信呢？因为时空的变换，以前的人和事可能受到叙说者的价值观的影响而失真；另外，叙说者对某人某事的了解程度和兴趣的大小，也有可能影响他（她）现在叙说的准确度。例如，《中华读书报》一九九九年年三月十日就刊出一文，对北大版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的疏忽予以指正。唐德刚在做《李宗仁回忆录》时的方法很是可行，总而言之，是要做好访录前和访录后的两种工作，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发刊词”中有一段经验之谈，尤其值得借鉴：为得到有深度、高价值的史料，在展开访录之前，说与录的双方都应妥善准备：拟订主题、阅读相关资料，能在谈录之前，勾起具体、深入而且真实的回忆。
　　记录者事后从事整理，更需以时间为主，撷取谈话内容中，人、事、物之间的动态关联。
　　在这个阶段，当事人必须密切合作，以决定架构与章节，印证相关的人、事、时、地、物。

来自：龙的天空
原文：http://www.lkong.net/thread-38245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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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王书君与“口述实录”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系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哲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间，访录张学良口述历史11盘录音带，由旅美学者王书君整理而成。 　 　王书君，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从事现代战争史研究。著有《太平洋海空战》等书。199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1997年撰写《张学良世纪传奇》，以作为献给张学良百年华诞寿礼。应张学良之邀，唐德刚去台北录下11盘录音带 　　“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这是唐德刚在张学良九秩寿辰对台湾记者的讲话。而此前的4个多月，唐德刚对仰慕的爱国代表进行了口述历史的录音采访。更早以前，唐德刚对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做过口述历史。出版过《胡适回忆录》等。据唐德刚言，张学良能接受他，是张学良看了他的文章《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后主动邀请唐德刚“吃顿便饭”。唐德刚遂“诚惶诚恐”地飞往台北。在张学良的台北北投寓所和饭店，唐德刚录下11盘录音带。唐德刚曾将录音整理成第一章草稿请张学良一阅。张学良意见：不同意使用第一人称。 　 　5月3日后的口述历史工作之所以停止，据唐德刚言，可能因为他的十多次造访，使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警告张学良：“台湾有这么多史学家，你为什么偏要找唐德刚作传呢？”唐德刚曾对新华社记者说：“国民党认为我是亲大陆的，不情愿由我来作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过程中，唐德刚描述：“张将军寓所周围宪兵有时三十几位，有时多达七十。”政治环境的逼仄，使张学良、唐德刚于1990年6月11日在《中国时报》、《联合报》上发表各自声明，大意：唐德刚没替张学良写回忆录。就此，拟定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夭折。弥补憾事之法，唐德刚建议张学良，“言犹未尽部分可同哥大中国口述历史部合作，录音内容百年后公开发表，你的所有资料也可以存在哥大。”张学良同意：“这个办法好。”1991年3月，张学良赴美。 　 　唐德刚能将11盘录音带带出台湾，据唐对王书君说：“设法悄悄带出来的。”王书君将11盘录音整理出10万字文稿 　 　唐德刚、王书君相识于1981年，时唐德刚在国内十二所大学讲授美国史。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书君给唐德刚留下“问学热情高、问学程度深”的印象。后唐、王师生相称，共磋学问，1994年，王书君在哥大做访问学者。1996年，唐德刚将11盘录音带交给“对张学良传奇一生发生浓厚兴趣”的王书君。唐德刚担忧“录得太少，又比较零乱，恐怕写不成书”。王书君答：“试试看。”1997年，王书君将11盘录音整理出10万字左右文稿。列出一百章回目录。后将百章大纲托人转交张学良审阅，但没得到张学良回音。王书君决定三年完成浩瀚事业。王书君阅尽他形容为“汗牛充栋”的各种版本的张学良传记。下笔时，他力求最广、最新、最真。史料筛选原则“辨伪鉴真、反复勘证”，以达目的：总结过去，借鉴当今，启迪未来。资料虽旧朽，口述却是鲜活的，王书君将张学良原话作为每章开篇导言，他称之为“未画龙先点睛”。 　 　既然百年跨度，那么，1990年5月之后，即张学良、唐德刚终止交谈后的11年，张学良言行如何记录？王书君说源于祖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海外新闻报道。王书君承认该书价值集中在10余万字的口述历史部分。因而具有史料价值、收藏价值及研究价值。“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首屈一指” 　　 1991年6月25日，张学良夫妇从美返台。据香港《信报》载：“张学良说他此次赴美的最大收获是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展开合作……” 　　2002年6月3日，哥大公开了苏张之丙为张学良记录的口述历史。苏张之丙何许人？据苏张之丙对新华社记者自我介绍：“张学良自1991年来纽约，我们取得他的同意，开始做口述历史。我不是这个项目的正式代表，而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书记员、雇员而已。”为什么选择6月3日？张学良的解释是6月3日既是他诞辰又是他父亲忌日（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沈阳皇姑屯）。张学良从此将生日改为6月1日。苏张之丙、张之宇姐妹断断续续为张学良做了5年口述历史工作。1996年10月，张学良将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赠给哥大，并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 　　6月3日前，王书君曾请唐德刚估计苏张之丙所作工作质与量？唐德刚答：“大同小异。可能会有一些信件、电报、档案材料等。”唐德刚强调：“搞口述历史，看起来容易，搞好却很难。严格地说，搞口述历史的人，要对访问对象的历史背景比他自己还要清楚，这才能搞得好，才能搞成功。” 　　 1999年底，王书君完成90万字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唐德刚从头至尾阅读后评价：“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可为首屈一指，是传世之作。” 　　（何汝安荐自《北京青年报》李彦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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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3

　　来自: 悠游
胡适口述自传的评论    5

　　《胡适口述自传》断断续续读了好久，也是其间穿插读了几本别的关于胡适的书，如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和唐德刚另一本、原为《胡适口述自传》作序却单独成书的《胡适杂忆》。几本书侧重不同，但内容互有交集，至此，印象胡适才略略立体起来。
　　《重寻胡适历程》是以《胡适日记全集》为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对胡适个人生命史上所存或大或小的疑点，如博士学位问題、西洋哲学素养问题、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等等给予了梳理和澄清，意在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真实原貌。
　　《胡适杂忆》则是唐德刚原本为《胡适口述自传》所作的序，想想这老儿也真能扯，下笔就是洋洋十几万言，到头来单独成书，还得别人再另行给他作序。就内容而言，实在《杂忆》比《历程》更松散、杂芜和有趣，明显一个人化的“唐氏随笔”。
　　再说《胡适口述自传》，实在是没有一般自传的味道，因为此书根本是胡适对自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陈述，既不新鲜也不有趣。读者如我，其实是不大关心胡适之老先生是如何进行自我训练、渐悟治学方法以至取得了多少成就的，倒是那个学术之外、盛名之下的胡适更引人眼球。如他的早年成名，一代“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到被斥为“胡适的幽灵”而大受批判；他的奉母成婚江冬秀、又有情愫暗生韦莲司；他的明明书生论政却又一生和政治脱不了干系等等。他的一生，他本人，实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还好，有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口述部分虽无趣，到底唐氏不能对胡适一生所牵惹的无数问题与纠葛置身“口述”之外，出了一本《杂忆》不说，还照样可以无所不谈，谈无不快，诸般如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关乎胡适的故旧，都一一道来在每一章的口述后、译注中，更有不少以自身旅美三十载的经历，比照胡适，两相印证，分外有趣，何况又兼下笔热辣干脆。所以，我说，看胡适口述，不如看唐德刚的引申精彩。
　　譬如他总结胡适那一辈的留美学生，“可以说全是中国士大夫阶级里少爷小姐出身的。他们漂洋过海，又钻进了美国WASP的社会里来，心理上、生活上，真是如鱼得水，一拍即合。但是这个WASP的社会比他们原有的腐败落伍的士大夫生活要合情合理的多；换言之，也就是‘现代化’得多了。见贤思齐，他们难免就自惭形秽。至于WASP幕后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花样，又怎是胡适当年这批二十来岁的中国青年所能体会的呢？”一句话，胡适们自动只看好的，不看坏的，难免对美国文明终身颂之！
　　胡适在有一次讲演中，结合自己由学农改哲学而提倡学习“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看到这话，先不说唐德刚，我也大不以为然，当然，也只是大不以为然而已。可唐德刚不仅就此和胡氏抬了一小杠，认为他这段话“个人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色彩都太重”，还在译注中洋洋洒洒写到，“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他们不甘心做个普通人。但是在一个已发展的社会里，九年国教，人人可受，谁非知识分子呢？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立志’发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毕加索、胡适、爱因斯坦，那么这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呢？”他还真发挥的不少，而且下面还没完，且看：
　　“一个读书的人，教个小书，谋个温饱，不是很心安理得吗？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超人，毋宁死’（一个老朋友的座右铭）呢？多难的祖国，不就是被一批‘超人’们搞糟了吗？”真是一捋到底，连老朋友也一块批了。
　　唐氏此中言语，译注中实在举不胜举，故且再来最后一段作结吧，“我们中国的政治，三千年来都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这一传统演变的结果，便是在上要‘能令’，在下要‘受命’。‘受命’成为习惯，自然要承奉颜色而逐渐流于‘上拍’；‘能令’日久，也难免颐指而气使之，逐渐形成了‘下压’。那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不是孤芳自赏，便是落落寡合。所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做领袖，就做臣仆。上无领袖，下无臣仆，大家都过不了日子……”可不又是见血封喉，快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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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0开卷八分钟-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
主持人：梁文道

简 介：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这也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 在这里，胡适重点对自己的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而这评价反映出胡氏晚年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这本书“传”与“注”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胡适口述自传》：“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在线： http://www.516.com/play/542672/a38018.html
下载1：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003838.html
下载2：http://trans1.516.com//0/542/672/1257866462053.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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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1-Ph4d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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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11月10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主持人）：我们昨天说过唐德刚先生，他最有名或者很多人认为是他的学术基本功，或者他最重要的学术领域范围，就是他做口述史。而我们昨天也说过口述史并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只是人家口述你录下来就是了，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而唐德刚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做任何历史的时候，不管是做口述史，或者是在写他的东西的时候，他都很放肆自己的文笔。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严谨的一个，我们对学者的那种要求，写东西古古板板的。不，他反而有点像谁呢？像他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师级人物，法国裔但是美国界学者叫巴赞。巴赞写东西格调就有点像唐德刚，唐德刚比他的老师可能更放肆，就是说不只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文笔特别好，那种文笔，是半白半文，然后有时候又夹杂一些俗话，那么他的性格又很诙谐，所以写出来就很好玩儿。常常看得让人觉得非常吸引，因此他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于是就拿我们今天讲这本《胡适口述自传》来说吧，这本书，对很多大陆的读者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在当年刚刚被大陆读者发现，或者看到，或者知道的时候，其实是大陆读者从新开始接受胡适的时候——我们知道胡适曾经一度是被禁止的。其实哪怕就算是在台湾，虽然很多人读胡适，也不见得情况会好一点。因为胡适他的很多民主思想，对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有冲击的。因此这本口述自传就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重新认识胡适的一个窗口。而在这个认识过程里面，他们发现这本书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位作者唐德刚先生，身为胡适晚年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深得胡适的信任。跟他谈了这么半天，然后用英文写出原述，后来再用中文发表的时候，他还夹杂了大量的甚至比原书还要厚的注。
再后来他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又长到能够变成一本书，于是又出了另一本书叫做《胡适杂忆》。
这两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唐德刚对于他这个老师，虽然是敬重有加，但是也常常加上很多很多的评论。那么这些评论这些注，很多人认为甚至比这个原来胡适口述的东西还要好看。我也同意。
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原来所讲的东西，他只是讲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这也是当年哥伦比亚大学做民国那些人物的口述的计划时候，找胡适的一个要点，这是看中他是个学人的身份。
至于胡适——我很关心，比如说他抗战的时候，担任当时的驻美的使节，中国驻美使节这些东西，就几乎完全都不碰了。但是我们就来看一看，唐德刚在这些注里面写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
比如说它里面就提到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的时候，对美国人的印象非常好，觉得美国人各个都是正直善良，然后他遭遇那些人，接待他那些教友的夫妇，都非常非常不错。
然后唐德刚就说到了，说其实这些人，他都经历过，他去美国留学也见过：
那是一些美国东北部而且很纯朴，信仰很坚定的基督教内的善男信女，不是传教士，也没向我们传教。他们只是一本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罢了。大体说来，他们为人处世界和善热诚、诚实无欺、自爱爱人、开明民主。
所以后来，就很多去美国留学的人，比如说像胡适这样，碰到这些人就觉得美国真好，好得不得了。你看比如说：
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适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言必称美国。并不是，请注意这个很重要，并不是后来一般洋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基督文明的感染，始终没有跳出过刚才那个范围。
其实你走远一点，到了另一个地区，甚至另一个阶级，你就发现，美国各种的勾心斗角，社会里面商业文化的东西，还是问题很多的，对不对？但是，好玩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唐德刚怎么评论这种情况。他说，近代西方游客对集权国家旅游事业的批评，总喜欢用限制导游这句话，说明对方只允你看好的，不许你看坏的，可是近百年来，美国各界接待外国留学生，事实上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这个限制导游，是这些留学生自愿的，他自愿跟着那伙人而已，二者却是殊途同归。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讲法，就等于把胡适的一个局限，用一个注。就当年这批留欧的、留美的学生，他们对西方的见识，问题所在就点出来。他们去留学，没错，但是他们的范围，接触范围其实是很窄的。而且唐德刚还非常不客气的批评他这位老师，说他什么呢？批评过他好几次，发现到晚年的时候，他访问胡适的时候，胡适还是非常推崇杜威，基本上胡适后来在学术上，在西方学术上面完全是落伍了，二战之后他没跟上时代，还在不断的讲实验主义——他是叫实验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实验主义（英文）是什么。
到20世纪末期又恢复了，但是，不是胡适那个年代。然后，唐德刚在这里就说，你看，他说：
我看到他老人家，无条件地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为然。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自己的思想有所怀疑。笔者因而也就未敢过分地唐突西施，可是适之先生是绝顶聪明和极度虚心的。我们字里行间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但是无论如何，他对胡适的人也好，或者思想也好，在这本书的译注里面的批评，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但是尽管如此，唐德刚却把胡适捧得很厉害。他说：
大致来说，适之先生是为圣之使者也。
这是以前用来称赞孔子的说法，圣之使者。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与他有生之年这个时代密切配合，我们可以说胡适之是胡适的时代里的第一位大师吧。为什么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其实又回到我们昨天所说的，这个转型时期。你看唐德刚就说到了，说：
当时的中国，其实包括现在中国，处在什么时期？就是我们学术的发展，跟我们的整个社会是不能脱节的。我们的社会在转型，所以我们学术也在转型，在这种转型时期，学者们搞的，只能是一种恰当的学问，而不是一个成熟的、已发展的学问。在这样的时代底下，胡适学问纵有许多出书，但是他带来的就是一个转型，而他做的东西，恰巧就是这个转型中需要的东西。
由此可见唐德刚这套转型史观，是来自对各种人物的接触，比如说对胡适的访问跟研究，就加深了他对中国现代的认识。回头看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中国都说学术出很多问题，也许我们也可以说，那是因为我们转型还没转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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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 期待能提供看历史的新视角2012年02月29日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单士兵



尽管现在很多人还把崔永元称为“小崔”，但岁月还是在这个著名主持人脸上刻下了抹不去的时间印记。现在，这个深受公众喜欢的主持人要离开央视舞台了。日前，崔永元透露，自己可能很快向中央电视台提出申请，调回中国传媒大学，后半辈子研究口述历史。(本报今日24版)
曾经的“实话实说”已永远停留在时间深处，曾经的“小崔说事”也早就从人们耳际飘远。这些年，从《电影传奇》到《我的抗战》，崔永元与传统“主持人”角色渐行渐远。时间可以凝固很多记忆，在中国，这个主持人的睿智、幽默、随和，已经定格成一种文化印象。
崔永元每一次的职业转身，总让人很留恋，又让人很期待。说到底，留恋与期待，都是基于这个人附带的文化价值。现在，醉心于口述历史的崔永元，将以决绝姿态告别央视，走进宁静高校的一隅，走向更为沉静的历史深处。这种选择，自然包含更为深刻的文化可能。“口述历史”是一门学科，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收集方法。这种对历史的民间记忆，从微观视角看待历史细节的做法，在国外早就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在中国，口述历史却几近空白。崔永元这些年收录了大量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及图片、实物等，对这个领域的深度触摸，也使他感受到口述历史的魅力。在我看来，他现在做出的人生选择，归根结底，也是遵从于内心的文化驱动。
历史如同巨大棋盘，在我们回望时，更多时候只是看到定局。顺承传统史书记载，是可以看到很多脉络路径；但是，要真正懂得在每一次历史的峰回路转处，到底有怎样的时代心路，有时更要无限靠近那些曾经站立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个体生命。当然，这些历史人物，也不一定就是帝王将相，那些普通过了河的卒子，那些被推向历史幽暗深处的人潮，更值得记忆。
在我们的传统史观里，个人存在往往都显得微不足道，不大可能成为历史文本书写手段。在这样的语境下，去理解口述历史的价值，就不难发现，这是还原历史真实，倾听历史心跳的一条极其重要路径。毕竟，口述者曾经亲临历史现场，更容易将特定情境中的细节元素展示出来。更重要的是，口述者也容易抛开深陷在历史教学体制中的枷锁，进行更加自由灵活的表达。以前极有影响的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以及前两年风靡一时的何兆武《上学记》，都是明证。
需要强调的是，“口述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学方式，不是一般人想象得那么简单，而是耗费心力的艰巨工程。从人物选择，到访问录音，再到回放誊清，然后再校对节删，接着再进行增补考订，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从事这项工作者的治学能力与品质。数十年来，唐德刚先生之所以被认为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并不仅仅在于他曾经离胡适、李宗仁、张学良、蒋介石等人那么近，而是最终他呈现出来的诸如《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著作，包含着对历史人物价值的重构，对历史问题的价值的重新梳理。
我曾与在凤凰卫视做过“口述历史”节目的曹景行先生有个交流，其间也听他谈起他的父亲、中国现代的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历史最后其实就生长在现在每个家庭的血脉深处。听从事“口述历史”职业者讲述历史往事，也让我体察到在那些历史起承转合之处，个体价值是多么容易被轻易湮没。现在，崔永元将要离开中央电视台了，接下来对这位著名主持人的期待，就是他能呈现出更多离我们或远或近的人物，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是怎样真实成长的。更期待这样的呈现，最终能为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提供出一种新的视角与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