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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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个好学生



张永久







在时光隧道中，宜都一中像是一列火车，拉着汽笛，从1938年徐徐驶出，沿途有无数个站台，有无数个忙碌着上下车的旅客，在后来的人生路途中，无论他们走了多远，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朝那列火车投去深情的一瞥。

我是在1969年登上这列火车的。回忆起来，与这列火车发生感情上的联系，还要更早几年——那是1966年，火药味在空气中弥漫，一场举世惊骇的大革命，只差一颗火星就能引爆了，而芸芸众生对此却茫然无知。那年我12岁，是宜都师范附属小学应届毕业生。有一天，同学们簇拥成团，围在走廊上看榜。斑驳的墙壁上，贴着两张写满名字的红纸，排到最前边的是张三李四，考取宜都一中，是师范附小的骄傲。我站在人群外围，用眼睛寻找自己的名字，终于，在倒数第二行，伴随我终身的那三个字像炭火一样闪着微光，让我的心感受到了温暖。再看录取的学校，是宜都红卫中学——今天恐怕没几个人还记得有这么一所学校了，那是以前的陆城中学，因追赶革命时尚而改名过来的。虽说有点沮丧，但情绪还不太糟糕，我不是个好学生，成绩中等，表现一般，对那时的我来说，考入宜都一中堪称奢望。能被红卫中学录取，也算是心安理得。

1966年夏天，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串连，12岁的我不甘寂寞，邀约了同一条巷子（向家巷）的5个小伙伴，响应政治领袖的号召，背起背包，唱起革命歌谣，徒步串连到了宜昌—岳阳—广州—长沙—韶山—南昌—武汉等地，免费旅行了半个中国后，回到宜都，“革命的火种”已经呼啦啦燃烧起来了。我没有料到，未能结成的宜都一中缘，因为革命年代的到来，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放下背包，母亲告诉了我一件事。宜都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总部设在一中，一号勤务员是李兵（勤务员是那个年代对“一把手”最时兴的叫法），我问哪个李兵？母亲说，就是原来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那个李兵呀。我想了想，也没想起关于李兵的丁点印象，母亲告诉我，李兵比我高两个年级，是一中的高材生，待人温文尔雅，很有礼貌。我边听边点头，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对那个学生领袖、一号勤务员李兵毫不知情，甚至不知道他究竟是叫李兵，还是李冰？李彬或者李宾？

接下来发生的那些事情众所周知，而大时代融化在个人心中的那些小秘密，却未必有人知道。仿佛一夜之间，红卫兵发生了分化，原先是全国统一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具有“钦定”意味，只有表现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转眼间天翻地覆，变成了千百个群众组织，十几个人扯起一面旗帜，就是一个司令部，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战斗队，取名叫“孤胆英雄”之类，刻公章，做旗帜，开批斗会，刷大字报，整个世界让人眼花缭乱。

学校停课了，宜都的大街小巷成了我们这些野孩子们的乐团。滚铁环、捉蟋蟀，打弹子，扳洋画之类的游戏，已成过时的小儿科，跟在红卫兵屁股后头看抄家和搭台辩论，成了每天最喜欢做的功课。宜都街头有一著名人物，名叫黄铜匠，是我们的逗趣对象，成群结队的孩子跟在他后边，边走边唱：“黄铜匠，棉条长，油果子粗，像棒棒……”这支充满情色意味的儿歌，我们似懂非懂，却唱得津津乐道，多年后，记忆力比较差的我，仍然顽固地记得歌词和旋律。黄铜匠是个50多岁的鳏夫，他的人生传奇，几乎全部集中在下半身，据说其人阳物大得惊人，先后娶了几次老婆，要么是不堪忍受，要么干脆去了黄泉路上……就是这么一位富有悲剧色彩的老艺人，本应获得许多同情的，却遭到了世人最无情的耻笑。平时人们在他身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黄铜匠一定明白那些人议论的是什么，而人们背地里议论的那些秘密，被编成歌谣经由孩子们传唱，听到那支古怪的儿歌，黄铜匠心里什么滋味，恐怕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即使知道了也没几个人去同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到了白热化阶段，运动也由文斗进入武斗，有一天，记不清是谁牵头，一帮十二三岁的野孩子成立了“红小兵司令部”，总部设在宜都一中，具体地点是学校大礼堂。印象中，那是一个由桌椅堆叠而成的“房屋”，四周码得有一丈多高，中间几张桌椅上，摆放着墨水瓶、白纸、油印机以及贴大字报的浆糊。红小兵司令部实行24小时工作制，离开家的羁绊，整日整夜呆在司令部里，那该是一件何等惬意的事啊！那些日子我还学到了一个关于电灯的小常识：弄来一个灯头和两根电线，在电线的每个端头上缠绑一口大头针，然后站上木头桌椅，轻轻地往通电的电线中一插，300W的电灯泡刹那间照亮了整个“房屋”，一切都是那么雪白刺眼。刚才弄亮电灯泡的那个人讲解说，电老虎虽然可怕，但木头是绝缘体，只要站在木头上，就用不着害怕。他一边说，一边手揑着通了电的电线亲身试验，我们大家也依照他说的方法试了试，果然，只是身体有点微麻的感觉。殊不知，这个普通小常识，若干年后竟要了我们其中一个小伙伴的命。他叫蔡麻幺，若干年后已经长成个小伙子了，有一天，蔡麻幺从工地上回家，发现家里的电灯炮坏了，他光着赤脚，站在一张桌子上去换灯泡，结果触电身亡。我不知道蔡麻幺触电和文革中学到的那点电工常识有没有关系，但我清楚地记得，在300W电灯泡亮起的时刻，蔡麻幺脸上的那份惊喜与激动。

走笔至此，记忆像一只只燕子，纷至沓来。混在红小兵司令部的那些日子，仿佛是夹在人生这本大书中的一枚书签，每每忆起，心中总会升腾起别样的况味。阶级斗争的弦，弹奏出的是诡谲乖张的曲子，比虚构的小说更加离奇——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戴着袖章，扛着自制的红樱枪，来到临近清江边的路口，像革命前辈那样站岗放哨。江上的渔火明明灭灭，偶尔有低微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是有人低声叹息，又像是有人呜咽哭诉。忽然，同伴中有人小声说：“快看那扇窗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黑黢黢的夜色中，什么也看不到。同伴说，刚才那扇窗户里有灯光，突然熄了，接着又亮了，过一会又熄了，如此反复明灭，肯定有大问题。在同伴略带沙哑的推论声中，我感到手心出汗，心跳加快，毫毛倒竖。我们一群人猫着腰，蹑手蹑脚走过去，接下来上演的，是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一幕闹剧，作为侦探手段，先是朝窗户里头撒沙，屋里住的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走出门来向四周张望，随着一声口哨，我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质问：电灯为什么明明灭灭？是不是给敌机发信号？当美蒋（美国与蒋介石）特务一月领多少津贴？有人揿亮手电筒，一束雪白的光射在新婚夫妇脸上，男的是个大块头，女的个子娇小，直往大块头身后躲……那天夜晚，我们把那对新婚夫妇带回红小兵司令部盘问，学着电影中看过的审讯场面，刨根问底，试图顺藤摸瓜，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将他们放回，当然什么情况也不可能问出来。——在今天看来，这是酒席上的一个笑话，理应轻松俏皮，然而回首当年荒唐时，心情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那么讲点轻松的吧。可是1967年前后的那些日子，有什么是轻松的呢？整日整夜呆在红小兵司令部里，从早到晚，耳朵里聆听到千百种声音：口号声，喧哗声，辩论声，吼叫声，歌声（多半是唱语录歌），轮船鸣笛声，零星的枪声，写大字报的沙沙声，熙熙攘攘的脚步声（听那声音就能猜得出，肯定又有人被红卫兵押走了）……间或，树林里传来几声斑鸠的啼叫，咕咕，咕咕，声音并不大，但是在静谧的空隙里响起，却像阵阵鼓点，刺激我的耳膜。我拿起弹弓，轻手轻脚，循着声音去寻找声源，边走边从口袋里摸出早已准备好的铁弹子（专门从宜都锅厂拣来供打鸟用的）。啊，我看见那只斑鸠了！它躲藏在密叶遮掩的树梢上，一边啼叫一边梳理羽毛，不时朝四周张望，我瞅准离斑鸠最近的一幢楼房，踩着楼梯登上去，尽可能不让木楼发出响声，在二楼，我离那只斑鸠很近了，甚至能看清楚它那惊恐不定的眼睛，小心翼翼的神情让人爱怜。可是这种爱怜的情绪仅在心上一掠而过，像夏日天空中掠过的一小片云彩，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屏住呼吸，拉开弹弓上的橡皮筋，飕——我的铁弹子挟带千钧之力，朝那只斑鸠飞去，斑鸠被射中了，它低低地哀鸣一声，拖着笨重的身体，划出一道弧线，摇摇晃晃，落到附近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我跟踪受伤的斑鸠跑动……时光飞快地闪过，像电影中的镜头，一晃到了2008年，至今，我还能忆起双手在草丛中捉住那只斑鸠时的一刹那，耳边恍若还能听见它扑腾翅膀的声音——清晰得让人心悸。

文革那些日子，既是集体的受难日，又是集体的狂欢节，而虐杀生命是其主基调。射杀一只斑鸠，似乎太微不足道了。老实说，我也并没有把射杀斑鸠这事太放在心上。将受伤挣扎的斑鸠拿回家，母亲说了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一只斑鸠四两肉”。在那个买肉需要肉票的年代，能吃上斑鸠肉毕竟是很幸福的。回到一中校园，我又看见了那幢楼房，重新顺着楼梯登上去，似乎是想再体味一遍刚才的喜悦。我仔细地朝四周打量，就在那个瞬间，我发现这幢楼房原来是宜都一中图书馆。不知为什么，门是锁着的，里头却分明有人，隔着窗子往里瞅，昏暗的光线中，有个学生正坐在地上读书，看见我朝里头张望，他神情有些慌乱，手搭在封面上，似乎想掩饰什么，显然，他是趁管理员不在偷偷爬进来的，我楞在窗前站了片刻，不声不响地走开，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

从那天起，这个地方就成了我的伊甸园。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循规蹈矩去找管理员（凭我这种调皮捣乱的行为，管理员肯定也不会让我进图书馆），而是从窗格子中撬开一道缝隙，像贼似的偷偷爬进去。面对书橱上那些书脊，杂花生树，不知该先读哪一本。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所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本书的翻译家是查良铮（笔名穆旦）先生，此人出自浙江海宁查氏家族，与金庸先生同祖同宗。“这些朴素的、理想的诗句，有些儿诙谐，有些儿忧郁，里面有冷静的头脑的记录，和一颗苦涩的心灵的倾诉”，那些钻石般的诗句，波涛似的绵绵不绝涌来，在我的心头一次次敲响了金属般的声音。王小波曾经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没有文学，真正一流的文字来自翻译家，他自称师承查良铮，王道乾，读过这本诗体小说，能更深切体会到王小波话中的意味。1967年的那个下午，我坐在地上读普希金，感觉到灵魂在微微颤抖，读到后来，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了下来……。

1967年10月，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文革中的许多词汇，需要连篇累牍解释读者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情，所谓“复课闹革命”即为其中之一，这个词汇从字面上看意思比较清楚，就是回到学校里继续胡闹）。连续好多天傍晚，街道居委会都在开会，一盏煤气灯高高悬挂在半空中，把一张张脸映照得白惨惨的，数不清的飞蛾纷纷扑来，环绕煤气灯形成了一个浅黄色的漩涡，如果仔细听的话，能听到飞蛾扑打翅膀的声音……。那一次次的会议，事关我们这些学生前途和命运，根据街道居委会的评议，根红苗正的学生能上宜都一中，其他不能上一中的，则只能去读“帽儿中学”。所谓“根红苗正”，首先是家庭出身好，祖宗三代是雇工，另外还有一些潜规则，比如说，家长在居委会里有地位，家长在社会上人缘关系好，甚至这孩子长得乖巧，看着顺眼，也能成为被评选的条件。不消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而且家庭出身离“根红苗正”尚有距离，家长在社会上的人缘关系似乎也一般化，因此，我理所当然地进了“帽儿中学”——东方红中学（所谓“帽儿中学”，即该校原为小学，因文革停课，造成几届学生拥挤成团，社会上小学毕业生生源特多，为解决这些小学生读中学的问题，将原为小学的学校戴上一顶中学的帽儿，因此而有了这个奇怪的称谓）。

直到1969年，我从东方红“帽儿中学”毕业了，才正式进入宜都一中，就读高中。谁也不知道，踏进宜都一中校园时，我怀着一种异样复杂的感情。此后三年的高中生活，是我人生中的另一个篇章，其精彩程度，并不亚于进校前的那段序曲。不过，那却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2008年初秋，写于宜都一中建校70周年纪念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