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小学规模作用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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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小学规模作用研究述评  
来源： 《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 作者： 李祥云 张聪聪
                          

摘 要：国外关于中小学规模作用的大量研究表明，学校规模扩大所产生的经济效率和对课程设置的影响是有限的，且规模扩大并不一定就能提高教育质量。学校规模与教育质量的关系常被学校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学生所在的年级等中间变量所控制。主流观点认为，小规模学校更有利于提高低社会阶层和低年级学生的成绩。另外，从学生在校的表现、纪律管理、辍学率、出勤率以及父母对学校活动参与等学校风气的角度，众多经验研究也倾向于支持小规模学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小学规模；作用；国外研究；文献述评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因人口迁移和出生率的下降，一些中小学尤其是乡村中小学因生源不足而被合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多年来很多国家的教育决策者之所以热衷于中小学合并，不仅仅是因为学龄人口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校的规模优势，即较大规模的学校能带来规模经济和课程的多样性，进而有助于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英、美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中小学合并的高潮。[1]伴随着大规模学校合并，国外有关中小学规模作用研究的文献也不断涌现。大量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合并学校带来的规模优势被教育决策者夸大了，学校规模与生均教育成本和课程多样化并非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学校规模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也非常复杂，教育决策者在推进学校合并时，必须权衡与学校规模相关的各种因素。受这些研究的影响，加之学校合并的确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发达国家曾一度出现的学校合并热逐渐降温，美国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还兴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2]我国于2001年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布局调整（简称“撤点并校”），旨在解决农村中小学数量多、规模小、办学分散等问题，以切实提高教育质量。由于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了诸如“学生上学成本上升、辍学增多、废弃学校利用难”等一系列尴尬，国内主流观点将其归咎为“论证不足”。鉴于此，本文将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关于中小学规模作用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国内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和“撤点并校”的政策调整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学校规模与经济效率

支持学校合并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合并学校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生产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生产理论中，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一种现象。当这一概念应用于学校时，就意味着较大规模的学校比较小规模的学校更具有成本效益。学校规模扩大能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学校内部许多设施与资源在使用量不超过一定数量（或未发生拥挤）时，额外多服务一名学生的边际成本相当低，而在多一名使用者分摊成本的情况下，可以降低生均教育成本。其二，扩大学校规模能使学校内部人员分工更趋合理和专业化。其三，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有利于批量采购和降低学校的管理成本。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基于规模经济支持学校合并的理由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即使在商业界，某些组织也会出现反规模经济的现象。如古丁（Gooding）等人收集整理了31项关于组织规模与经济效率关系的研究后发现，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组织中，其组织规模与经济效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3]也就是说，当生产力提高主要依靠人的努力而非机器时，增加组织规模往往会降低其经济效率。学校合并的反对者认为，商业中出现反规模经济的现象也适用于学校。因为学校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组织类似。

上述关于学校规模与经济效率间关系的理论争论，究竟孰是孰非，尚需要进行实证检验。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来看，早期的研究一般都是支持大规模学校存在规模经济的假设。如莫里斯（Morris）发现少于500名学生的高中比大规模学校要支付更高的生均成本。[4]同样，麦高菲（McGuffey）等人考察了学校的规模与设备使用和运转成本间的关系，也发现大规模学校比小规模学校的设备利用率较高，生均运转成本较低。[5]然而，1980年以后的多数经验研究发现，学校规模与经济效率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福克斯（Fox）的研究认为，学校规模与生均教育成本关系的曲线呈U型，即随着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生均教育成本会下降至一个最小值，若招生规模继续增加，生均成本将转而上升。[6]蒙克（Monk）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学校注册生数达到400名以后，从规模经济中将得不到任何益处。[7]

继福克斯之后，大量研究者试图探索学校规模与生均教育成本关系曲线呈U型的原因。大多数研究者把其原因归咎为学校规模扩大所引起的管理成本增加。但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学生上学的私人交通成本，即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建立大型学校会导致学生的交通成本大幅上升。因此，若考虑私人承担的交通成本，扩大学校规模获得规模收益会因私人交通成本增加而被抵消，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密度较小或者单位里程私人交通成本较高的地区。不过，此前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将私人交通成本纳入生均教育成本函数。

斯梅特（Smet）2001年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学生私人交通成本的生均成本函数，并利用比利时弗兰德斯地区初等学校的数据，试图估算最优的学校规模。[8]其基本思路是将生均教育总成本分为公共教育成本和私人教育成本两部分，公共成本由学校固定成本和学校运行成本构成，私人成本主要包括学生交通成本。在不考虑私人教育成本的情况下，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公共成本具有边际递减的特点，即生均公共教育成本曲线形状呈L型。其政策含义是学校的公共投入存在着规模经济，从节约公共成本的角度，意味着学校规模越大越好，极端的情况就是一个地区只有一所巨型学校。若只考虑私人成本，当一个地区的学生密度既定，学校规模越大，学生平均上学距离越远，生均私人成本就越高，即私人教育成本是边际递增的。其政策含义是生均私人教育成本存在反规模经济的现象，从节省上学的私人交通成本的角度，意味着学校规模越小越好。若同时考虑生均公共和私人教育成本，则学校规模与总的生均成本曲线呈U型，即学校存在最优规模，且最优规模随人口密度和固定成本增加而增加，随学生来回上学私人交通成本增加而减小。

二、学校规模与课程的多样性

支持学校合并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课程的全面性和多样性。赞同学校合并的教育决策者强调，相对于小规模学校，大规模学校能提供更广泛的课程，包括更高级的课程。因为只有学校达到一定规模和教师达到一定数量后，才比较容易出现多元的兴趣与多个专业，学生人数也足以支持更全面和更多类型的课程。康奈特（Conant）1959年研究了美国18个州的高中，以确定高中是否能同时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全面教育，包括既能为毕业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打基础的课程，也能为毕业后学生就业做准备的职业课程。他认为，小规模高中提供这类全面的课程是非常昂贵的。[9]杰克逊（Jackson）1966年的研究也认为，大规模学校能比小规模学校提供更多重要的课程。[10]沃尔伯格（Walberg）1994年在研究国家教育评估委员会收集的美国38个州的资料后甚至断言，小规模学校不太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专门课程。[11]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学校规模对课程设置是有影响的，但也有不少研究认为，学校规模扩大对课程设置数量和种类的影响是有限的。巴克（Barker）等人于1964年对规模从35名学生到2 287名学生的各种中等学校进行研究发现，学校规模的增加并没有导致课程同倍增加，如学生数是小规模学校65倍的大规模学校提供的课程仅仅是小规模学校的2倍。[12]皮特曼（Pittman）1987年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校生数每增加100%而提供的课程仅增加了17%。[13]蒙克1987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学校规模的增加与提供更多种类课程是有联系的，但学校规模上限是400名学生，超过400名学生不会再增加课程的种类。[14]后来几项补充研究的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15]值得注意的是，巴克（Barker）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只有少数学生充分利用了大规模学校提供的专门课程，且大规模学校课程中也只有不到12%的在小规模学校没有被讲授过。[16]另外，在偏远地区，随着现代远程教育和其他技术应用的增加，可以改善不同规模学校课程设置上的不均等状况。

除了学校规模对课程的数量和种类作用有限制以外，蒙克还认为，课程数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课程质量的改进，即单独就学校规模而言，学校规模扩大所增加的并不是数学或外语等高级课程，而是一些非核心科目的初级课程。[17]豪利（Howley）也认为，大规模学校提供广泛的专门课程的价值被夸大了，拥有一门核心课程的小规模学校也可以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18]事实上，过多的选修课程可能会削弱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学习。

三、学校规模与教育质量

评估任何一项学校改革成败的最终标准，是这项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教育质量，中小学学校合并改革也不例外。规模优势作为学校合并的理论依据，其主要假设是规模经济节约的生均支出能转化成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原因是学校将规模经济节约的资源，既可以用于提供高教师的待遇吸引更优秀的教师，也可以为学校教职工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培训计划，还可以用于不断升级的教育基础设施，为学生打造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麦高菲1978年的早期研究的确发现减少生均支出与提高学生成绩有联系。[19]合并学校提高学生成绩的另一论点是大规模学校学生学习时的“同侪效应”。有学者指出，学生学习成绩常与同侪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学生之间的互动容易激发新的语汇与行动，相互刺激模仿，对于学生整体学习成绩有一定的帮助。而小规模学校流动性不足，限制了“同侪效应”对学生的正面影响。

然而，瑟吉奥万尼（Sergiovanni）1995年的研究则认为，即使小规模学校花费的生均成本比大规模学校稍高，但只要它们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更富有成效，小规模学校仍可能是高效的。[20]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表明，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与生均成本呈正相关，降低生均成本会导致学生学业成绩下降。格林伍德（Greenwood）等人1996年收集整理了60项与学生成绩有关的投入因素，研究发现，生均支出每增加10%，学生成绩可增加一个百分点。[21]因此，对于学生来说，规模经济节省的成本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一个好的成绩。有成本效益的学校或许仅仅是投入的费用较少，或者是降低生均教育成本本身就是损害学生成绩的一种行为。

上述关于生均支出或成本与学生成绩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这也表明学校规模和学生成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同样需要大量的实证检验。哈尼施（Harnisch）1987年的研究发现，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的关系非常微弱，二者之间相关系数仅为0.13。[22]柯顿（Cotton）1996年收集整理了31篇相关研究文献发现，支持小规模学校有利于学生成绩提高和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无关系的文献各占一半，没有一项研究赞同大规模学校有利于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23]

尽管大多数研究发现学校规模越大学生成绩越差，或者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无关系，但也有少量的研究发现学校规模越小学生成绩越低。如弗博斯（Forbes）1993年分析了学生在个别高中课程中的成绩发现，大规模学校比小规模学校更有利于学生生物和物理成绩提高。[24]对于这些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究竟如何解释？研究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中间变量起了关键作用。其中，社会阶层和学生年级这两个中间变量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大量研究发现，社会阶层是学校规模对学生成绩作用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豪利甚至认为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之间的联系完全被社会阶层所主导。他估算，增加学校规模对于中上阶层学生成绩产生的作用相当于增加了0.25年学校教育，而对于低下阶层学生来说则相当于减少了0.67年学校教育。[25]斯蒂文森（Stevenson)2006年总结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8项有关学校规模作用的研究后发现，社会阶层是迄今为止影响学生成绩最重要的因素，几乎可以解释学生成绩差异的75%。[26]

另一个吸引研究者注意的中间变量是学生就读的年级。弗里德金（Friedkin）等人1988年考察了就读加利福尼亚州学校3年级、6年级、8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研究发现，大规模学校对12年级的学生成绩有利，而小规模的学校对3年级、6年级和8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有利。[27]同样，德州教育机构研究结果也显示，初等和初级中等学校的学生在小规模学校成绩会好一些，而高中的学生可以从较大规模的学校提供的有利条件中受益。也就是说，只有当学生获得基本学习技巧和独立的学习能力后，才会从较大规模学校中获得潜在益处。

四、学校规模与学校风气

在有关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关系的研究中，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就学生成绩而言，低社会阶层学生适合在小规模学校学习。为弄清这一原因，研究者们试图从学校规模与学校风气的关系中去寻找合理的解释，因为学校风气与教育结果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学校规模扩大会导致学校风气变坏，其中低社会阶层学生所受到的不利影响远大于高社会阶层学生所受到的不利影响。

（一）学校规模与学生态度和行为

大量关于不同规模学校学生对待学校的总体态度和学校某些科目态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小规模学校学生的态度要比大规模学校的学生更积极，尤其是低社会阶层和少数族裔学生的态度对学校规模极其敏感，学校规模越大，其态度越消极。对学校规模和学生行为的研究涉及到学生旷课、扰乱课堂秩序、破坏、激进行为、偷窃、滥药品、参与帮会组织等负面行为。研究表明，不管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小规模学校学生的负面行为发生率都比大规模学校低。同样，低社会阶层和少数族裔学生的行为比其他学生受学校规模的影响更明显。[28]

（二）学校规模与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

巴克（Barker）在1964年的研究中首次提到，小规模学校学生的课外活动参与度显著高于大规模学校。这一结论也得到后来一些学者的支持。其中，思科根（Schoggen）1988年的大规模研究认为，大体上说，大规模学校提供了更多种类的活动，但学生并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而小学校虽没有提供这么丰富的活动，但学生参与度高，并从所选择参加的活动中获得了更好的体验。[29]哈密尔顿（Hamilton）1993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大规模学校的学生存在两个极端，一端是一部分积极参与活动的学生，另一端是大量的学生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30]而且低社会阶层和少数族裔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表现比其他学生受学校规模影响更加显著。

（三）学校规模与学生辍学率和出勤率

柯顿于1996年针对学校规模与辍学率的关系进行了10项研究，其中有9项发现小规模学校辍学率较低。[31]皮特曼（Pittman）1987年曾对174所公立高中学校规模与辍学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差别量化研究，发现毕业班少于667个学生的学校平均辍学率是6.4%；毕业班学生超过2 091的学校辍学率是12.1%；而毕业班规模介于二者之间的学校的辍学率会随着学校规模扩大而增加。[32]因此，合并学校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是提高了辍学率。

研究发现，小规模学校在学生到课率上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另外，从大规模学校转入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到课率一般也会提高。[33]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无论是学生的辍学率还是出勤率，低社会阶层和少数族裔学生受学校规模的影响都更大。

（四）学校规模与人际关系和父母参与

1993年，贝茨（Bates）等十多位学者专门针对不同学校规模的学校人际关系进行了调查，调查主要集中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尤其是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和关心指导上。结果发现学校规模与人际关系呈负相关，即规模越小学校人际关系越好。[34]学生家长的参与度更高常常被当作对学生成绩和态度产生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迈耶（Meier）1996年的研究发现，小规模学校比大规模学校的学生家长有更多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他们认为父母、学生和教师彼此间在一个更尊重的氛围中是父母参与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氛围或文化在小规模学校容易形成。因为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和父母之间彼此更可能相互了解。[35]

五、总结与评论

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有关学校规模作用的研究文献的梳理，其具体结论大致归纳如下：第一，学校规模与经济效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学校规模增加，生均总成本下降，但当达到一定的规模后，继续扩大规模会因管理成本和学生的交通成本增加而出现规模不经济。单纯就经济效率而言，当前研究并没有支持早已达到500名或多于500名学生的学校合并。第二，学校规模与课程多样性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研究表明，增加学校的规模，特别是超过400名学生的学校规模并没有导致课程大量增加，而且也只有少数学生充分利用额外增加的课程。事实上，小规模学校提供少量和更集中课程要比大规模学校更能提高教学质量。第三，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支持学校合并节约的生均支出会自动转化成学生成绩的提高。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的关系更为复杂，且这种关系常被一些中间变量所主导。其中，学校所处社会阶层和学生所在的年级是两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小规模学校更有利于低社会阶层和低年级学生成绩的提高。第四，学校规模扩大会导致学校风气变坏，即从学生在校的表现、纪律管理、辍学率、出勤率以及学生和父母对学校活动参与等角度，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也倾向于支持小规模学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校规模扩大，学校风气变坏，低社会阶层和少数族裔学生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五，文献回顾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学校规模作用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然而这些结论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或者说非此即彼的，它们只是代表了一种复杂现象的不同方面。

尽管国外学者在学校规模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揭示出了各变量之间关系，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包括：其一，在理论上，已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规模经济理论所主导，这使得多数讨论集中在纯经济问题上。目前还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理论研究框架来分析学校规模对教育质量的影响。缺少理论框架的分析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中间变量，进而导致无法全面理解学校规模给教育质量带来的影响。其二，在研究方法上，要对不同规模学校的学生随机抽样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中任何因果关系的结论都是潜在性，是否真正存在这种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其三，在研究范式上，很多研究都是为支持或反对学校合并提供经验证据，这种带有具体目的研究，在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与分析中会有意或无意地省略某些关键变量，以期得到自己希望的结果。忽视这些因素，不仅无法估值合并成本，而且带有偏见的结论很容易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其四，在分析技术上，由于学校规模与教育质量是非线性关系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该是多变量的，且要用描述非线性关系统计技术分析数据资料。研究者验证学校规模与教育质量间关系至少应包括学生的社会背景（社会阶层）。为较理想地把学校规模的各种作用更准确地描述出来，还应研究衡量教育质量的多种手段。另外，很多研究对大规模学校和小规模学校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且各种研究的标准不一致。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使用学校实际规模这个更严格的术语。

相对于国外中小学规模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国内对中小学规模的研究不仅数量少，且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背景、成效、存在问题等描述上。国内有关中小学规模或合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反观国外已有的中小学规模或合并的研究成果，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国经济落后、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快速推进“撤点并校”会出现一系列尴尬。无疑，随着人口迁移和出生率的下降，对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进行调整是有必要的，但必须要把握好调整的力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急需要加强基于我国国情的中小学规模或合并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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