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眼中的顾城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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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眼中的顾城与诗歌
谈顾城，他晚期的诗歌已经不与人交流

来源：北京晚报

朦胧诗这些人里边我唯一一个不认识的就是顾城。我见过顾城，在一个他的讲座上，在北师大。我看见过他，但没私交。坦率地讲，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喜欢顾城，我觉得他早期的东西太甜了，而且“童话诗人”的说法太矫情。但我对顾城诗歌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后来我意识到顾城的诗歌非常独特，尤其是他晚期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因为没有私交，所以我只谈他的诗歌。

五四以来中国人对诗歌有一个迷信，那就是，诗歌是青年人的事，诗歌是青年人写给青年人看的；凡是青年人喜欢的、理解的诗歌就是备受欢迎的，中国大多数的诗歌读者是青年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顾城作为一个诗人，如果他只给所谓的青年读者写诗的话，就不会获得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声誉。这个世界上真正最后拍板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诗人的，是那些真正有见识有头脑有经验有智慧的人。你只写“甜甜的红太阳爬上篱笆墙”这样的话，是无法震动这些人的，因为这些人读的诗太多了。

顾城晚期的诗，恐怕是写给同行的，当然首先是写给他自己。他早期的诗更大众化一些。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也发生在海子身上。海子的诗大家熟悉的都是一些短诗，但是海子的长诗没有人讨论，但其实他的长诗里面，蕴含了更多结构性的力量，更大的想象空间，这些被忽略掉了。大家想到海子，想到的就是海子的那几首短诗。但是能够在一两百年之后，证明他是一个伟大诗人的那些诗在当下是不被阅读的，至少是不被谈论的。顾城也是一样，顾城现在声誉所基于的那些诗篇，和他两百年之后的声誉所基于的那些诗篇，恐怕是不一样的。

我刚从印度回来。在新德里，我恰好去了一个全是精灵的地方，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都去那里向精灵许愿，可那地方竟然还戳着一根阿育王石柱。我在那里待得头发根都有点立起来了。当然精灵不是鬼，但让我联想到鬼。我觉得顾城晚期的诗歌——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也可能将来会修正——的确有鬼气。

这鬼气是什么东西呢？从专业写作角度讲，诗歌有几种分类：有的人诗非常复杂，有的人诗非常简单。简单又好的诗歌，有一种直接性；复杂又好的，包含了哲学思想，包含对世界的一种深入认识。我觉得顾城的诗里，两者都没有。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评价诗歌的标准在顾城这都失效了。

顾城的诗既不复杂也不简单，那它是什么东西呢？我后来再重新翻顾城的诗歌，尤其是他晚期的诗歌，觉得他的诗是一种我抓不住的东西。这种抓不住的感觉，包括他写的《鬼进城》，一句话到一句话，一个意象到一个意象，你不知道他是按照什么逻辑来的。这也就是说，至少顾城晚期的诗歌，往往是没有中心的。出现在诗歌里的东西全是飘荡的。他有一种发散性，那么这种发散性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总有一种幽幽的感觉。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中这种写法非常少，历史上，古诗里面，有一个“诗鬼”就是李贺，他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的东西你抓不住。“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顾城作为一个诗人，他跟很多人都非常不一样，我对顾城，尤其是他晚期的诗，心存敬意。顾城的诗歌也被翻译成了其他的语言，我也知道在国外人们怎么接受顾城。我知道美国至少有一个著名作家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对顾城的诗歌才华予以高度肯定。所以今天我不谈他的生平，他的死——这些纠缠不清的东西，有时候让我们容易进到一个死胡同。

顾城性格里有一种游离感。他并不享受别人对他的崇拜和这种狂热，他在合影照片里面也是阴沉个脸。比如说他去了新西兰，不选择住在一个城市里，而选择住在一个岛上，——这里边有经济原因，但是一定也跟他的疏离感有关系，他总是游离于某个群体。他这种疏离感有时候被拿来作为他的政治态度：他对于“文革”，对于红卫兵，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他讨厌这种东西。这是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是他的性格。他到了新西兰，同样是这样。在他不面对红卫兵的时候，他的游离感使他依然选择不住在城市里，而是住在一个岛上。从他后期的包括《鬼进城》这些诗，你能看出来他的游离感。这种诗是不与人交流的。我们在某些人的电影里，比如在戈达尔晚期的电影里面也看到这种不与人交流的东西。一般说到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他要获得世俗的成功是需要与别人交流的，但是顾城晚期的诗歌已经不与人交流了。有一些艺术家，其他国家的，到晚期呈现出某种封闭性：那种不和别人交流的东西就浮上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有人说“北京回不去了”是顾城“梦境的破碎”，我觉得不是北京回不去了，而是他要回到哪个北京？他本来就离开了一个北京，他小时候的北京。树上有鸟，有知了。但那也恰恰是他们这帮人所反对的北京，那个“文革”当中的北京，一个被高强度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北京。我觉得很多人都非常矫情，想剔除掉有关“文革”的那一块，只回到当时的建筑、胡同，但是不回到胡同里贴着的标语，这个东西说不通。

另外，他“女儿国”的梦也该碎。一个男人两个女人的这种东西，是有问题的。这种残酷性——我本来想说得更尖锐一些，但是这个东西我就说到这儿——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必须接受这种残酷性，这种历史社会的残酷性。

谈诗歌，为我们的文化寻找可能性是诗歌的责任

在大众看来，现在的诗歌处境比较尴尬。如果说当下诗歌需要拯救，这里面涉及好多问题，首先就是什么叫“诗歌”，如果我们理解的诗歌就是五四时期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几个人写的，徐志摩啊，戴望舒啊，那么当然今天很多人写的就不是“诗歌”了，它被边缘化也就被边缘化了，这也没什么关系。还有很多人认为古典诗歌才是诗歌，当代的诗歌都不是诗歌。在这种情况之下，诗歌已经如此边缘化了，但依然有个别诗人被大众所关注。这又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有一次我跟诗人欧阳江河一块坐飞机，我睡着了，江河就跟空姐聊天。空姐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江河说我们是诗人。江河问空姐，你知道西川吗？空姐说不知道。问你知道海子是谁吗？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江河又问，你知道北岛吗？空姐摇头。那你知道顾城吗？空姐说就是那个写“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这个空姐非常有文化！她对所有非正常死亡的诗人都知道。这说明诗歌的尴尬，就是你不弄成社会性事件，不变成社会新闻，不进入八卦，哪怕是黑色八卦，别人就关注不到你。

好在我知道一些其他行当的艺术家，自己读诗，把读诗经验运用到艺术实践中。你说诗歌没有影响，但它影响了少数人，它跟大众之间的关系也许曲折了些。这又涉及一个特复杂的问题：大众喜欢什么样的诗歌？这是个双向问题，大众是什么样，大众自己都不知道，大众自己对诗歌的期待，大众自己都没有想过。大众对诗歌的期待，跟整个教育，甚至跟那些没文化的相声演员和讨好大众的电视剧编剧对诗歌，特别是当代诗歌的理解都有关系。所以这不是个诗歌的问题，是媒体问题，教育问题。当然诗人本身也有问题。

现在很少有人谈中国当代小说、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但是却常会问诗歌走向？我只好说：我不知道。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诗歌有一个责任，就是为我们的文化寻找可能性：语言的可能性，思维的可能性。但是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受到现实生活的限制，受到历史生活的限制，比如诗歌写作本身上下文的限制。诗歌也受到中国当代诗歌和世界诗歌的关系的规定。所以诗歌，就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出路不出路的问题。每一个诗人，在写作时，如果除了关心他自己的内心，他还关心一点别人的工作的话，他就不得不在上下文当中，在左、右、上、下、过去、现在，找到一个位置。如果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寻找可能性的工作就相对容易获得一定的文学意义。这可能就是诗歌未来的可能性。（图为1993年顾城去世半年前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