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不是头脑简单的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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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刊文为甄嬛传正名：民众不是头脑简单的小兔子

2014年01月03日来源：《求是》 作者：闫玉清

原标题：《甄嬛传》为什么走红？ 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从2011年11月首播到现在，两年多时间过去，重播复重播，收视率依然高企。随着它“闯美入韩又登日”，新一轮关注也风生水起。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


原标题：《甄嬛传》为什么走红？
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从2011年11月首播到现在，两年多时间过去，重播复重播，收视率依然高企。随着它“闯美入韩又登日”，新一轮关注也风生水起。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
《甄嬛传》的思想倾向
《甄嬛传》走红，很大程度上是以思想的穿透力赢得了生命力，进而提升了影响力。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宫廷剧、戏说剧把封建王朝美化成才子佳人的舞榭歌台，仿佛那是一个可以肆意撒欢的时代，一些年轻人甚至想穿越回去过浪漫生活。《甄嬛传》则不同，它以一个纯真少女在皇帝后宫几经沉浮、生死搏杀的命运轨迹，狠辣地撕开封建宫廷的重重帷幕，让观众真切地看到“颜色如花、命如一叶”的落寞与悲怆。
皇权之下，等级森严。从答应、常在、贵人、嫔、妃，到贵妃、皇贵妃，如登刀山，愈登刀愈尖。政治上的世袭制决定了皇帝必须绵延子嗣，这是后宫“最大的政治”。皇帝客观条件下的不能专宠与后宫女子主观意志上的竞相争宠，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日日自危的女性，为自己争，更为家族争，朝廷政治与后宫争斗绞合一起，成为权谋和腐败滋生的温床。《甄嬛传》对后宫斗争的展示比一般宫廷剧更为辛辣，但这不是歌颂阴谋、欣赏斗争，而是借一个个青春女性理想和生命的惨烈毁灭，揭示出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这正是《甄嬛传》区别于一些同类题材剧的关键所在。
有人说，写人性是《甄嬛传》火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它写出了人性如何被压制、扭曲、摧残，表现出浓烈的批判性。马克思说过，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中的“芝兰”，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甄嬛传》让人思考的是，人性的“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下被扶植而滋长，而那些含苞挺秀的“芝兰”又是怎样渐渐枯萎？
甄嬛是后宫女子中一个突出的形象，在她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出封建社会中女性难得的自主品格和独立意识。她与人为善，真诚待人，并以智慧和胆识与皇后、华妃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展开抗争。她的美闪耀着人格的光辉，蕴含着正义感。但等到眉庄被冤，陵容变心，父亲因文字狱遭贬，她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钻入这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扽不脱的千层锦套头，自己在皇宫的地位就如托在芦苇上的鸟巢，大风一吹，苇折窠坠。于是，她人性中的“萧艾”开始出鞘，以抵挡四射而来的风刀霜剑，这与其说是为“恶”变“坏”，不如说是在特定环境下的反抗方式。这一颗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不论是柔顺、韬晦，还是抗争、还击，人性中的“芝兰”却一直未曾凋萎。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刺破了封建宫廷的沉沉暗夜，彰显出正面的力量，回荡起进步的足音。
《甄嬛传》的艺术成就
76集的篇幅不可谓不长，但很多人却坦陈，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看完整的一部戏，甚至还不止看一遍。《甄嬛传》到底是凭什么吸引了观众？
“典型”归来。只有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一部作品才能完美。《甄嬛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精雕细琢的工夫，塑造出一批生动而富有意味的艺术形象。皇帝、妃嫔、宫女、太监，个个有血有肉、鲜活欲出。比如，同样是敢爱敢恨，甄嬛率性倾情、运筹帷幄，以自己的成功实现了对封建宫廷的反抗；眉庄却是“宁可枝头抱香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样是位高恃宠，华妃艳烈灼目、恣意张扬，皇后却是将所有的恨意藏在一缕微笑中。每个人都是典型，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但同时又是独特的“这一个”。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这些典型人物，艺术的倾向性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一旦失去了所生存依托的典型环境，也就失去了全剧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
讲好故事。结构纵横捭阖，情节环环相扣，是《甄嬛传》吸引人的重要原因。而决定全剧叙事张力的并非只有历史的大背景，更有起伏跌宕、揪心裂肺的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它以甄嬛的命运沉浮为核心，从历史的深层发掘出了无数鲜活生动的细节，着力于在人与历史相交汇的点、线、面上设置情节、铺陈叙事。像文字狱勃兴、“血滴子”行动、准噶尔叛乱，这些人物、事件交错发展，彼此制约，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多线地而不是单线地构成了一个悬念叠出的故事链条。观众被裹挟在波翻浪涌之中，欲罢不能。
精心磨砺。《甄嬛传》的精品意识让人叫绝。饮食、服饰、医药、器物、礼仪、官制，等等，足够的细节真实把人物放在了特定的艺术氛围里，不仅烘托出人物的内心情绪，更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甄嬛传》的语言更是传神而多彩，诗词和人物、故事紧紧糅合，熔铸在整个艺术形象中。不能不提的还有演员的表演，像皇帝的饰演者陈建斌，对角色的塑造高屋建瓴，于平实中见深度。甄嬛的饰演者孙俪，则于淡雅中见奇崛，将自己的激情润物无声般浸透到人物的每一个人生情境里，让观众切近地感受到人物的生命气息和精神光泽。
《甄嬛传》的启示
《甄嬛传》播出已逾两年，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还针锋相对。但不可否认，《甄嬛传》的受众愈来愈广，传播天地愈来愈大，给整个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带来深刻的启示。

艺术规律不会过时。当前一些影视作品，有意无意忽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忽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精心塑造，甚至认为创新就是专门和传统“对着干”，只有“奇观”和“类型”才能与国际接轨。其实，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艺术作品最应坚守的魂魄。如何既维持住历史与现实的基本色调，又能满足观众的现代意识和个性要求，需要开拓出影视剧创作生产的新范式。《甄嬛传》不蹈历史剧戏说的旧辙，也不循唯史实是瞻的图解式老路，实现了一次颇具文化意义的艺术突围。它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不会过时，如果不能用好看的故事吸引人，用生动的典型感动人，用精良的制作愉悦人，再深刻的思想都无从谈起；自然，艺术也需蕴涵思想的精灵，否则就丧失了灵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观众喜欢是硬道理。如何评判一部作品，由谁来评判，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是根本标准。文艺评价不能与观众的评价背道而驰。传播学中有个著名的“子弹论”，老假想观众是一群头脑简单的小兔子，看了言情剧，就学谈恋爱；看了武侠剧，就学飞檐走壁；那么看了《甄嬛传》，可能就学权术和阴谋。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应当相信观众是有审美鉴赏力的。文艺批评要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充分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最大限度地贴近社会大众的审美心理，才能发挥好助推剂和清醒剂的作用，共同营造影视精品脱颖而出的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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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批甄嬛传：以恶抗恶腐蚀社会道德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仅不会产生悔过与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机与侥幸心理。即便他们真的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绳之以法，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意义，顶多只会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倒霉蛋罢了，比他们更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一样过得很“潇洒”。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也需要有载体，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作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强维护诚信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必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