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怎样镇压知识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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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怎样镇压知识分子的



                                                 韩石山



我小的时候，肯定是个让母亲失望的孩子。这当然也是因为母亲对我的期望太大了。如果母亲也像我后来知道的那个著名的农村故事一样，有人问一个放羊的小伙子，放羊干什么，赚钱，赚钱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下孩子干什么，放羊，母亲就不会那么失望了。我想我是会放羊的。母亲志不在此，总想着我将来能将她老人家养老送终，这期望和一个没出息的儿子的表现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母亲怎么能不失望呢。

母亲对我期望大，是有来由的。我是老二，上头还有个哥哥，比我大两岁。我哥从小就老实，说话都木木的，按说母亲该喜欢了，不知为什么也不怎么喜欢。这道理也许真像鲁迅说的，失望之为物，正与希望同。对两个孩子的期望，放在了一个孩子身上，也就难怪她的失望要更大了。

还有一个原因，本来是不该说的，反正母亲已去世了，就说了吧：可能母亲总觉得父亲是靠不上的。母亲十五岁上和父亲结婚，两人同岁。我出生的那一年，1946年，父亲到西安“熬相公”去了。熬相公就是学做生意。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山西搞“兵农合一”，几家必须有一个男子当兵，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怕当了兵，正好父亲也中学毕业了，就把他送到西安一家银号，不图挣钱，就图个平安。一直熬下去，有可能当个二掌柜什么的。偏偏父亲不安分，又去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说是勘乱过后保送上大学，他信了这鬼话就报了名。训练了几个月开赴战场，洛阳战役中被俘，又参加了解放军（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兵叫解放战士），直到1949年才跟家里有了联系。1953年转业后，就一直在山东德州工作。也就是说，父亲一直在外地，母亲一直在农村。丈夫在不身边，当妈的对儿子的期望就更大了。总想着你是个将来能靠得上的东西。

有个叫谢泳的学者，研究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寡母抚孤，意思是那些后来成了大事的文化人，好多都是父亲死了之后，当寡妇的母亲把儿子培养成人的。我家的情形与此略微相似。但是谢先生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两条，那就是，这个母亲必须是个有见识且严厉的母亲，儿子呢，也得是个天分高有恒心的儿子。这样儿子体谅母亲又怕母亲，也就格外努力，也就成才了。没有这两条，一旦这个道理传播开来，不知多少当父亲的要不明不白地死去。学者每立一说都要对社会负责，谢泳先生显然在这上头疏忽了。

可惜这两条，我和母亲都不具备。一是我的天分不高且不怕母亲，二是我的母亲没有什么见识，又不会严厉地管教我们。真的，我从小就不怕母亲。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她的地位比我高不了多少。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个家了。说我们家以前，还得先说说我们那个村。我们那个村叫韩家场，在一个叫临晋的镇子的边上，出了东关，跨过一条土路就到了。我小的时候，临晋还是个县城。也就是说，我家是在县城。母亲的家在城南五里地的南连村。这样你就知道了，她是乡下人，我是城里人。城里人是看不上乡下人的。当时有没有这个意识我也弄不清，反正我觉得妈妈不是城里人。再说我们家。在我们这个家里，爷爷是真正的家长，他在城里有个铺子，卖铁器和颜料。后来公私合营了，他又成了镇上最大的一家纺织品商店的头儿。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只比妈妈大十岁，没有生育过，父亲是爷爷的第一任妻子生的。现在推算一下，母亲十五岁上嫁到我们家时，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奶奶，只有二十五岁。此后妈妈长一岁，奶奶也长一岁，二十五岁的婆婆管着十五岁的媳妇，然后是二十六岁和十六岁，二十七岁和十七岁，直到我出生时，一个三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这样你就明白我们这个家的格局了。奶奶是个严厉的婆婆，母亲只是个窝窝蠹囊的小媳妇。我小的时候，每到了要做饭的时候，母亲总是问奶奶一声：

“妈，做啥饭。”说是问，语调平缓呆板，没有一点问的口气。

“蒸馍。”人在房里，话出来了。简明扼要，从不含糊其辞。

“菜。”

“炒韭菜。”假如是夏天，家里有前一天买下的韭菜。

不用去看，到了饭时准是蒸馍和炒韭菜。光凭这一点，我就看不起妈妈。她从来不问我想吃啥。不管我怎样眼巴巴地看着她，想吃什么早就想好了。

只有一点，我为母亲而骄傲。那就是，母亲长的很漂亮。脸白白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身材呢，高高的，——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长大了才知道，母亲的个子一点都不高，站直了也不过抵到我的肩头。不过，就是后来母亲老了，我的评判标准不知高了多少倍，还得承认母亲是个端庄秀气的女人。小时候，我们那条巷里（我们村两条巷），在我看来，就数我妈漂亮。你可不能用我现在的样子推导我妈，我像了父亲，等我想想，也不全像，父亲比我还要周正些。这一点也让我对母亲不满意，怎么她是那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多亏我是个男孩，要是个女孩，那就不是不满意而是仇恨了。

现在你就更清楚了吧，这是怎样的一对母子，一个年轻漂亮而又窝囊的母亲，一个天分不高，调皮捣蛋而又自视甚高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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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上，我上学了，就在县城的完小里。我是那种各门功课自认为都会，到了考试的时候却总也考不好的学生。那时候时兴发榜，一学期完了，总要在校门口贴一张长长的榜，白麻纸写的，从高分到低分排列下来。最后用红笔大大的批一个“乙”字，最后那一笔高高地挑上去，我们把它叫“红小椅”，再下来就是校长的名字了。我很少坐红小椅，总在倒数第几名，和校长挨的是比较近的。学校在衙门口，等于贴在大街上。爷爷在街上做事，榜发下来总会及时看到，回到家里碰见我，常会笑嘻嘻地，又略带挖苦地说：

“哈哈，又快坐上红小椅了！”

爷爷从不疾言厉色，就这，他那和善的面容，嘲讽的语调，已让我无地自容了。如果只有爷爷一人，还不觉得什么，如果恰好母亲也在旁边，总是哀怨而又无奈地看着我，想来心里定是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呢。我就是在这个的时候，体会到母亲对我的期望之高的。可我全不理这一套，常是脖子一拧，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过后，母亲常会对我说：

“娃呀，你要学好呀！”

我又是脖子一拧，那意思是，你懂得什么！我长大后，母亲曾跟我说过，你那脖子一拧的样子，恶劣极了，气的她恨不得上去扇我两个耳光。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副德行，很像我长大后常见到的一些又固执又愚蠢却自以为聪明盖世的党政干部。我后来没当了党政干部，实在是天大的不幸，从小练下的本事派不上用场，等于是埋没了一个优秀的党政人才。而在文化人圈子里，你就是把脖子拧断，也没人吃你这一套。拧得多了，还会落个犟死理的骂名。我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就是小时候这个毛病害的。

有时母亲气极了，也会真的打我。她那打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不打脸也不打屁股，而是拽住一只胳膊蹲下身子，另一只手掐你大腿根上的肉。轻点我是不哭的，重了就跟杀猪似的嚎起来。后来我不知跟哪个英雄人物学下的，再掐也不哭。母亲是想让我哭的，还想让我求饶，我硬挺着，就是不哭也不求饶。等母亲自己也累了，站起来看着我，我就恶狠狠地盯着她。我长着一双细长的三角眼，平日看人就带着些凶光，再要恶狠狠地盯着人，那就是两束激光了。这时母亲常是惶惑地看看我，很快又扭过脸假装看着别处，嘴里喃喃着：这娃怎么这样呢。我心里想的是，连做饭都要问奶奶，这会儿厉害了，掐起我来了！

这个家里，我最怕的人不是母亲，也不是爷爷，而是奶奶。沓沓沓地跑进家门，正要大呼小叫，一见奶奶站在院里的台阶上，马上就像掉了魂儿，赶忙又换了步子，规规矩矩地走过去。

“手！”奶奶说。

我站住，伸出黑黢黢的一双小手，恐惶地看着又威严又高大的奶奶。奶奶是个真正身材高挑的女人。

“洗去！”

连书包也不放，忙蹲在脸盆跟前洗起来，如果脸盘里正好有水的话。没有就打了水再洗。这时奶奶仍会威严地站在一旁看着。洗了手该走了，奶奶又是一声断喝：

“脸！”

我这才想起，脸肯定也是脏的，怎么会忘了洗呢。于是急急慌慌地将水猛地往脸上撩。奶奶走开了，一面嘟囔着：

“这娃怎么越长越鳖了，洗手都不知道洗脸了。”

鳖是笨的意思。我也疑惑，是呀，怎么会洗手竟忘了洗脸呢。长大后才悟出来，都是让奶奶吓的。真的，一见了奶奶我就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搁，脚该往往哪儿挪。

别看我学习不怎么样，在家里吓的跟小鬼似的，一出家门，那个疯呀，那个赖呀，可以这么说，村里孩子们的好事，哪样都没有我的份儿，坏事呢，哪样都少不下我。桃下来偷桃，杏下来偷杏，什么下来糟践什么。实在没偷的了，就胡写乱画，偷上老师一截粉笔，在墙上画个大王八，写上某个老师或是某个同学的名字，既有一种报仇血恨的快感，又有一种创作兼发表的自豪感（我的写作与发表的冲动是不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待考）。那时临晋城里还是铺板门面，我们放了学，铺板常常搭上了，就从西头到东头，挨住一家一家的画，不是画王八，就那么乱画，几个圈圈也行，几个大叉子也行，家家都给它弄得脏兮兮的。

这些都是顺便做的，不算本事，我的真本事是爱打仗，爱做武器。一个断了头的铁勺子的把儿，磨成铁矛头子，到我家园里砍根榆木棍剥光皮儿安上，就是一根矛子枪了。一个薄木板，这里削削那里挖挖，就是一把鬼头刀了。弓箭就更好做了，砍根直溜的桃木，偷上母亲一条纳鞋的白绳儿，七弄八弄就是一张弓了。箭更好做，折上几根柳枝儿，捋去叶子就是箭了。“桃木弓，柳木箭，一箭射到胡家院。”这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念叨的歌谣。胡家院是紧邻的一个村子，与我们村只隔一道土墙。我们常和胡家院的孩子们打仗。土圪瘩，砖头块子，雨点似的扔过去。当然也少不了箭，嗖嗖的，美极了。有时还会用偷袭的战法，这几个和他们佯战，另几个人跳过墙抄他们的后路。抓住的人带过来就地审问，只问：“韩家场和胡家院谁家挣（强的意思）？”只要他说“韩家场挣”，就放回去了。有次偷袭我逮住一个观战的女孩子，想把她带过来，那女孩子又抓又挠，无意中我的手碰着了她的脸，光光的，凉凉的，怪舒服的。这才知道女孩子的脸和男孩子的脸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后来母亲还生了四个孩子，都是弟弟，这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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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做的还要数镖，就是现在电影上常演的“镖局”的那种武器，我们那时叫叫飞镖。用一截短木头削成镖的样子（跟矛子头差不了多少），再找跟细绳子连在一起，就是镖了。平日缠在腰间，玩的时候解下来抡呀抡呀，喊声“看镖！”朝对手猛地一放，眼看快击中对方的鼻子了，再倏地收回来。放学回来，书包一放，背上我的弓箭，拿上我的矛子，镖不用找，就在腰上缠着，沓沓沓地跑出去了。去哪儿？当然是打麦场了。那儿地方宽，玩得开，尽兴。早有一伙狐群狗党在那儿等着了。

我很小就懂得两个别人很少用的名词，一个是穆瓜，一个是艾虎。前一个是出征（就是去玩）时村里人说的，后一个是出征回来村里人说的。说村里人说的太宽泛了，只有两个人肯这样说，一个是后巷东头的五老爷，一个是前巷西头的三爷。穆瓜是旧戏里穆桂英的跟班，是个丑角，啥本事没有，就是爱吹牛，一出场就全身披挂，各种武器不是背在身上就是拿在手上。我那样子，自以为是好汉罗成，在别人看来，活脱脱是个穆瓜。艾虎呢，刚才查了《辞海》，说是“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实际就是小孩子戴的虎头帽或虎头鞋上的老虎，色彩斑斓，夸张变形。玩起来疯跑疯喊，脸上的汗早就和成了泥，还不是一只艾虎吗？

最顽劣，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我和同村一个叫平定的伙伴，竟然拦劫过一次汽车。我们村南有条贯通全县的公路，常有汽车过来过去。一次一辆大汽车不知怎么不走公路，却从我们村外的一条干水渠里开过来了。正好我们放了学，哈，汽车怎么开到这儿来了，我俩连商量也没有，就冲过去迎着汽车叉八开腿站住，伸开两臂要挡住那个突突冒汽的家伙。当然我们不会蠢到让汽车辗了我们，打的主意是，等它到了跟前，噌的一下子跑开。倒是跑开了，吱的一声汽车却停住了。司机，一个凶神恶煞的汉子跳下车，二话不说，一把提起我，像扔小鸡似的把我扔到了车箱里，又把平定也扔上来，然后开着车走了。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又兴奋又害怕，这家伙要把我们拉到哪儿呢？到了汽车站，那汉子也不把我们放下来，车箱那么高，我们也不敢跳，就那么傻乎乎地站在车箱里。过了好长时间，还是爷爷到汽车站把我们领了回来。后来才知道，是村里有人告诉了爷爷，说你那宝贝孙子叫汽车拉走了，谁的车，拉到了什么地方。五十年代初，整个县城也没有几辆汽车，谁开车大人们都知道。

光是胡打混闹，也不敢说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我是觉得自己真有知识，才这么说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觉得我是个知识分子，至少有知识分子的感觉。我的知识，全是爷爷给的。他确实算个有文化的人，上过中学，当过教员，毛笔字写的很好，街上的好多招牌都是他写的。县上（后来是镇上）开大会，会标也请他写。但他绝不会给一个七八岁的孙子传授知识。他给钱。也不能说他就给我钱，是我自己要下的。甚至都不能说是我要下的。怎么说呢，还是说事吧。

学校在衙门口，从东关上学，要走整整一条街，肯定路过爷爷的铺子。见他正忙着，我就走了，要是他不忙，走到铺子跟前，我的腿就打弯了，拧起麻花，脖子耷拉下来，腰也软了。甚至会走过去了又踅回来。就那么腰不是腰、胯不是胯的站在爷爷跟前。爷爷问，有事吗？不吭声。又问，怎么啦？还是不吭声。爷爷笑了，说，哈，想吃火烧吧？还是不吭声。爷爷从钱柜里摸出一沓子钱，挑出一张五百元的票子，币制改变后就是五分的票子了，我羞羞答答地接过来，欢欢喜喜地走了。儿子不在家，爷爷疼孙子，这办法百试不爽。长大后有次和三弟说起爷爷，他说他当年也是用这种“走不动了“的办法，每次爷爷都会给他钱。

拿上钱做什么？有时候真的买火烧，或别的喜欢吃的东西，有时候并不买，就去书店买本小人书；我们那时不叫小人书，叫娃娃本。看娃娃本多了，懂得的事也就多了。娃娃本看厌了，就买那种带图的少儿读物。不管是娃娃本还是少儿读物，都爱看打仗的，还得是古代的那种打仗。我恨不生在那个时代，混迹在赵子龙、罗成们的中间，施展我的全身武艺，还有我的雄才大略。

那么一点钱，不可能想买啥就买啥，更多的时候，是去书店转转。城里就一家新华书店，在东关街上，上学放学都会路过。吃过下午饭不去上学了，会专门去书店看书。现在想来都有点奇怪，那个年月，这家书店就已是开架售书了。四面靠墙是木头架子，中间还放两个大方桌，上面也是书，看什么书自己拿就是了。我不是说爱买打仗书嘛，看起来就不是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越是不懂的，越要翻一翻。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那些爱情故事。我的感应力好极了，一本书在手里哗哗哗地一翻，总能很准确地翻到有爱情故事的地方。实际上不用翻，看的就是浅显的书，常有图画，一见图上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再看文字准有意思。记得看过一本外国童话书，上面有个故事，说一个国王嫌他的女儿与一个青年相好，将女儿送到天上，隔一段时间接回来称一下。如果体重不变，他就放心了。那个青年不知用的什么法术，飞到天上和他心上的姑娘去相好。有次女儿又回到王宫，一称意重了二斤，国王知道不好了，女儿一定还是和那青年有来往。这是一个大臣给国王出的主意，根据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和男人有了那事，一定会胖起来的。一次就会重二斤。两三年前，浙江海宁有个叫柴草的朋友收集遗文，要编本《陆小曼诗文》，寄来目录要我提供意见，里面有篇《河伯娶妇》，是陆小曼和别人合写的，只有三四千字，下面注明出过单行本。要是别人准会起疑，这么短怎么会成一本书呢？我一看就想起来了，当年在书店就看过这本书，四四方方的本子，二三十页，配了许多许多在趣的彩色插图。可见我那时看书有多杂了。

知识不光是书本上学下的。社会就是个大学校，只要留心什么都能学下。临晋毕竟是县城，五花八门什么事儿都有。书念不好，那些赖事儿一学就会。枪毙人了，挤着去看宣判。一听是强奸犯，就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犯罪。课文记不住，除法不会算，算盘不会打，写仿净画黑猪，但是街上流行的顺口溜一听就全记住了。“快来买快来买，供销社进回大裤衩！”这样的话，到现在还记得一大套。还有更难听的就不说了。“广儿广儿堂堂堂，快上快上快快上，一下一下又一下，草驴生个大红马！”广儿是配种站的配种员，一天到晚就摆弄种马那个长长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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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刚解放没几年，学校里的女学生不多，年龄似乎也大些，那些女孩子看不上我们这些小毛孩子，我们就给她们编排些下流故事，谁要是到老师那儿去的多了，我们就说她和老师好有那个事儿。我们班上有个女学生，叫什么兰，长的很好看，我们就到处传唱：“什么兰，衙门前，腿一撇，十万元。”衙门前是她家住的地方，十万元是旧票子，等于现在的十块钱。在我们看来，那就是大的不得了的数字了。

有次放学路上，有个和我关系不错的男孩，悄声问我：你说什么兰和什么老师真的有那个事吗？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我嘴上是绝不会认输的，就说：你看什么兰现在多胖，刚开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吗？他说那又怎么了。我就给他说了书上看到的那个一次长二斤的故事。听的对方目瞪口呆，看着我像看妖怪似的。前些年看报上说，要在中学里进行性知识教育，我看了只觉得好笑，这种事也用得着教嘛。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什么事儿不知道？记得1980年在北京上文学讲习所，就是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北大名教授、中国红学会长吴组缃老先生给我们讲《红楼梦》，说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那一回，警幻仙子教宝玉会了那事，老先生笑着说：这就是曹雪芹的无知了，男女之事是先天就会的，哪用得学着别人教。我听了就佩服的不得了，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红学专家。贾宝玉十三四岁时要人教的事，我七八岁就全懂得！

在男女之事上，我的扎实的童子功，长大后让在许多开玩笑场合的也增光不少。前几年一次饭局上，有个惯熟的女孩子说她一个月就重了二斤，我说不会吧，应当是一斤八两。她很惊奇，说就是差一些不到二斤，追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这是外国的一个定律，外国人是二斤，中国人的体质比外国人差点，就是一斤八两了。她还要问，我只好如实说了，那女孩子还没结婚，羞得什么似的。大家哈哈大笑，饭桌的气氛特别好，都说我又幽默又博学，实在是难得的人才。

我小时候就懂得这么多，你说，还不是个知识分子吗？不光肚子里有东西，连走路都是知识分子型的。不知是看尾巴戏看多了，还是在学校跟上老师学的，我觉得那种迈着八字步的走势，宰相是太高级了。尾巴戏得说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是按农村的饭时，一天两顿饭，天不亮就上学，早饭在九点钟，吃过饭再上学，下午饭在三点钟，若是城里白天演戏，放学正赶上末场，不收票了便进去看看。这就叫尾巴戏。我常常会绕到剧院那头看完尾巴戏再回家。有时晚上家里人也会带上看戏的。看戏的时候，除了佩服那些背后插四个小旗的武将外，就是喜欢那些头上戴着帽翅的官儿了。官儿们别的都平常，就是走路的姿势太绝了。手抄背在身后，迈着八字步儿，一摇三晃的，真威风啊。若是正在思考问题，就将食指和中指并起，抵住鬓角迈开八字步缓缓地走动，帽翅儿就会悠悠地闪起来。放学回来的路上，走到没人处，我就学官儿们的样子，手抄在背后，一摇三晃地走着，那个得意啊，就别提了。唯一不惬意的，是身上没穿那么长的袍子，头上没有一顶带翅儿的官帽。

一肚子知识，走路都一摇三晃，你说这还不是知识分子是什么？又有知识，又会走路，按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了今天该是个多么伟大的人物啊。

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那高傲的天性，那无量的前程，生生是叫母亲给镇压下去了，叫母亲给毁掉了。她还指望我这指望我那，我没了前程，也就难怪她后半辈子过得那么凄惶了。

我至今都想不通，母亲那么善良，那么窝囊的一个农村妇女，镇压起知识分子且是她的亲儿子，何以那样的严厉，那样的心毒手狠，——她竟打我的脸，掐我的大腿根，还是里侧的那部分。多疼啊，至今想起来，我那儿的肉还痒痒呢。

最早遭到镇压的，是我的走路。有次吃过饭出了门去上学，刚走了几步，就学起官儿们的走势，不料背后传来母亲一声断喝：“回来！”原来母亲出来倒污水，手里还提着污水盆子，盆子沿上的水还在往下滴嗒。我扭过身，不解地瞅瞅母亲，不明白她为啥发这么大的火。看我痴眉瞪眼的，母亲大声说：   

“你是怎么走的！”

我不吭气。

“怎么就不学好！”母亲又说，“再这样走打断你的腿！”

若是平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是不在乎的，今天看母亲真的像是发了火，就不敢作声了。

就在这事过后没几天，又一次遭到了母亲的镇压。那天，不知是爷爷给的钱，还是我平日攒下的，在书店买了本带图的书，比娃娃本稍大点，全是彩色的，书名叫《好宝贝》，只有不多的几页，路上就看完了。我有一样本事，就是再好的书叫我一看，总能说出坏话来。就说这本书吧，叫《好宝贝》，肯定是教孩子学好的，做了好事，妈妈说他是个好宝贝。我看了却一路上大声喊着：“好宝贝，坏宝贝，宝贝宝贝坏宝贝！”得意于自己灵性，更得意于自己的创造，我就这么大喊大叫着进了家门。奶奶见了，扭过身子进了屋里，母亲从我们的屋里跑出来，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像家里失了火。一把拉住我的手，把我拽回屋里。

“喊什么！”

“好宝贝呀！”说着晃晃手里的书，“这是书呀！”

母亲不识字，她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俯下身子悄声说：

“不管书上写的啥，不能说是好宝贝，就说是好娃娃。”

“为啥？”我眨巴眨巴眼。

“甭问为啥，就是不能这么喊。再说看我不打你！”

“就要这么喊！”我的犟劲上来了，大声喊：“好宝贝！”

母亲想捂我的嘴已来不及了。没想到我会这么顽劣，看来真是气极了，伸手就给我一个耳光，我杀猪似的叫起来。母亲抚摸着我的脸，低声说：

“你奶奶的名字就叫宝贝，你能这么喊吗？”

孩子是不能喊大人的名字的，这道理我怎么不懂，呜呜地哭着，点点着，算是认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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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厉害的一次镇压，也是祸从口出。总上二年级了吧，要不是三年级的头一学期，这个时间的判断不是我的记性多么好，实在是因为下面将要提到那个民谣太长了，一年级是记不住的。看前面一年级时我记住的那些顺口溜，就知道我的智力程度了。这首民谣是这样的：

    妖婆一，妖婆一，妖婆生来爱吃鸡；

    妖婆两，妖婆两，妖婆生来好糟谎；

    妖婆三，妖婆三，妖婆生来爱搬砖；

    妖婆四，妖婆四，妖婆生来好滋事……

这首歌谣可以一直唱到“妖婆十”，后边的我肯定不会唱，能唱到“妖婆四”对我来说已是最高水平了。字面的意思，我并不十分懂，只能说大致意思能体会得出来。爱吃鸡，不用说了，就是爱吃好的。好糟谎，是说爱撤谎。爱搬砖，当时我也不明白，现在多少知道了，是说爱打麻将。

我自小就有个毛病，就是爱表现，记住了这么好的几句民谣，该说是童谣吧，那个得意呀，跳跳蹦蹦的，两手舞扎着，嘴里自然也不会闲着。放学了，一路哼着唱着进了家门。我们家是很大的，有两进院子，后院不住人，是我和哥哥玩耍的地方。中间还隔着一个过厅，就是一所大房子，前面是个敞开的砖门洞，后面是个大大的木门框，两扇风门常年是敞着的。从前院到后院，从后院到前院，都要经过这个过厅。我进家门的时候，没有留意奶奶正在前院东台阶上，坐个杌子端个簸箕捡什么东西，就这么哼唱着从她身边溜过去了到了后院，一面收拾我的武器，准备出去找伙伴们打仗，一面还在哼唱着。忽听得奶奶大喊一声：

“连村！”

这不是母亲的名字，等于是母亲的名字。我们那儿公公婆婆从来不叫媳妇的名字，而是叫她娘家村的名字。母亲是南连村的，这样连村就成了母亲在我们家里的名字。听得婆婆喊叫，母亲从她的屋里出来了，怎样判断出我的哼唱，怎样一溜风似地跑到后院，我全不知道，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已被母亲拧住一只胳膊提溜到过厅了。还没等我有一点责问的意思，母亲的一只手已捏成了老虎钳子塞到我的大腿根上。我挣扎着，抗拒着，很快一阵火辣辣的疼就传遍了全身。母亲蹲在那儿，从她的肩头上能看到奶奶已从杌子上站起来，正恶狠狠地朝这边瞅。虽说不明白母亲为何给我这样疾风暴雨式的打击，直觉告诉我，肯定与奶奶有关。一股无名的仇恨，使我直直地盯着奶奶，强忍着不哭出声来。

又是使劲的一拧，浑身都火烧火燎的。

“叫你不学好，叫你不学好！”

母亲边使劲地拧，边咬牙切齿地说，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上次我没说你们，这回越张狂了！”

不管母亲怎样表现，奶奶还是把母亲和我视作同党。

“妈，上回我不是打了他嘛！”母亲小声辨白。

“哼，那也叫打！”奶奶冷笑着。

母亲无话可说了。手上的劲更大了。我不知中了哪门子邪，要是往常，比这再小点劲儿的掐，早就杀猪一样的嚎起来了。这回母亲掐的劲儿够大的了，我都看到她脸憋得通红，额上浸出一片汗珠儿，还是硬挺着不哭。事后回想，肯定是奶奶的话给了我负面的力量，让我犟起来了。

噢，写到这儿，我想你可能忘了前面我对我们家情况的介绍。提醒一下，你就知道这样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何要遭受这样残酷的镇压了，——我奶奶正是一个妖婆。写此文前，我查了字典，反复的查，总想另找一个字代替这个“妖”字。因为它太不准确了。妖婆，不是说妖怪，是说后妈。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没有生育过，在我们那儿就叫妖婆。我总觉得，用这个字，对不起我奶奶，她只是厉害，并不怎样的狠毒。这回实在是我伤了她老人家的心，才这么狠毒的。

显然奶奶那句“那也叫打”刺伤了母亲的自尊心，心里有气没地方出，只有往我这个惹祸的儿子身上出了。这边我不知好歹，还在那儿硬挺着，那边母亲眼里的泪都流出来了，手上的劲儿更大了。掐上几下，还借揩额上汗水的间隙，瞥一眼站在前头院里的奶奶。她所以把我提溜到过厅来施以酷刑，就是给奶奶看的。我那会儿，也许是叫掐得麻木了，反倒不觉得疼了，就那么木木地站着，嘴里丝溜丝溜的，就是不哭。顶多扭动着身子，尽量让母亲少掐点肉，时不时的还要凶狠地盯奶奶一眼。大概叫我盯得心里发毛了，奶奶走开了。奶奶走了，我的目光没有可投向的地方，就在我不知该看哪儿的时候，不知怎么一低头，看见了母亲的脸。而此时，她也正仰起脸来看着我。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那还是母亲的脸吗？没有了平时的白净，没有了平日的祥和，平日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此刻全浸泡在泪水里。黑眼珠更亮了，白眼球却布满了血丝，通红通红的。那眼神，还有整个脸上的神情，似乎都在乞求着，乞求我大声地哭，哇哇地哭，像往日那样杀猪似地哭！

就是那一刻，似乎有神灵指点，我真的一下子就哭了，杀猪似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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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无话可说了。手上的劲更大了。我不知中了哪门子邪，要是往常，比这再小点劲儿的掐，早就杀猪一样的嚎起来了。这回母亲掐的劲儿够大的了，我都看到她脸憋得通红，额上浸出一片汗珠儿，还是硬挺着不哭。事后回想，肯定是奶奶的话给了我负面的力量，让我犟起来了。

噢，写到这儿，我想你可能忘了前面我对我们家情况的介绍。提醒一下，你就知道这样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何要遭受这样残酷的镇压了，——我奶奶正是一个妖婆。写此文前，我查了字典，反复的查，总想另找一个字代替这个“妖”字。因为它太不准确了。妖婆，不是说妖怪，是说后妈。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没有生育过，在我们那儿就叫妖婆。我总觉得，用这个字，对不起我奶奶，她只是厉害，并不怎样的狠毒。这回实在是我伤了她老人家的心，才这么狠毒的。

显然奶奶那句“那也叫打”刺伤了母亲的自尊心，心里有气没地方出，只有往我这个惹祸的儿子身上出了。这边我不知好歹，还在那儿硬挺着，那边母亲眼里的泪都流出来了，手上的劲儿更大了。掐上几下，还借揩额上汗水的间隙，瞥一眼站在前头院里的奶奶。她所以把我提溜到过厅来施以酷刑，就是给奶奶看的。我那会儿，也许是叫掐得麻木了，反倒不觉得疼了，就那么木木地站着，嘴里丝溜丝溜的，就是不哭。顶多扭动着身子，尽量让母亲少掐点肉，时不时的还要凶狠地盯奶奶一眼。大概叫我盯得心里发毛了，奶奶走开了。奶奶走了，我的目光没有可投向的地方，就在我不知该看哪儿的时候，不知怎么一低头，看见了母亲的脸。而此时，她也正仰起脸来看着我。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那还是母亲的脸吗？没有了平时的白净，没有了平日的祥和，平日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此刻全浸泡在泪水里。黑眼珠更亮了，白眼球却布满了血丝，通红通红的。那眼神，还有整个脸上的神情，似乎都在乞求着，乞求我大声地哭，哇哇地哭，像往日那样杀猪似地哭！

就是那一刻，似乎有神灵指点，我真的一下子就哭了，杀猪似地哭了！

泪眼婆娑中，我看到母亲的脸上闪过一丝宽慰的笑意，不是什么笑意，只是绷紧了的面部肌肉松弛下来。手还在我的大腿根掐着，力度明显地感到小了许多。我的哭声稍稍小一点，她那的手劲就稍稍大一些。不让我的哭声停下来，小下来。

“行啦，小娃娃懂个啥！”看不见人影，前院传来奶奶宽赦的口谕。

我还在哭着，分明感到母亲的手劲小了许多。

“连村，我说的听见了嘛！”奶奶不高兴了。

母亲站起来，抹去脸上的泪水和汗水，拽住我一只胳膊，往前院走去：

“走，给你奶认个错去！”

奶奶还在前院她房门口的台阶上站着。到了奶奶跟前，我低声说：

“奶，我再不敢啦！”

而此刻，我并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但我相信，我肯定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

“给你奶说，以后要学好！”母亲大声说。

“奶，我以后要学好。”我低低地说。

“行啦，快洗洗去。”奶奶说。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就睡着了。睡到半夜，忽然觉得有什么动静，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只见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正揭开被子，埋下头，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大腿，抚摸一会儿，又噘起嘴轻轻地吹吹。见我醒了，低声问：

“疼吗？”

我转过身子，又睡着了。我不理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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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当年小学时

                                     韩石山



我的小学，是在晋南一个镇上的小学上的。

那时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就是高小了。初小四年浑浑噩噩，什么也不懂，老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谈不上自己的爱好，到上高小，就有了自己的爱好，其中之一便是作文。

作文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先前只是认字，认的再多，也只是一个一个的字。当然也念书，书上的文章再好，是别人写的。在我看来，写文章是很“高级”的事。那时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词汇有限，对心生羡意的美好事物，统称之曰“高级”。

有一天老师出了个题目，记得像是《我的家乡》，让我们写，我写了。过去觉得自己的村子，平平常常，跟周围的村子没有什么两样，待到用心写出村子四周的景色，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村子原是这样的美丽。写的多了，慢慢就知道，写作是一种创造。字与字组合成句子，有点意思，句子与句子组合成段落，意思就大了，段落与段落组合在一起，就成了文章。而文章，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好恶。多么神奇，多么有趣！

这种神奇的感觉，很有点像照镜子。如果说先前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话，自从学会了写文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了。过去有了高兴的事，不过自个儿偷着乐一乐，有了烦恼的事儿，自个儿叹息一番。会写文章之后，就不同了。人的心情不断变化，写出的文章也不断地变化。遇上个什么事儿，如果正好老师布置了这样的题目，就如实地写了。即便老师没布置这样的作文，也会在小本子上画拉几句。这也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个不怎么活泼的孩子，有了心思，总愿意闷在肚子里。写出来的心情，不管是欢乐还是烦恼，如同是另一个自己。读起来，就像是跟另一个自己说话一样，有种特别的亲切感觉。

写作这面镜子，照出的人影儿，比真的自己还要清楚，像画下的像一样。高兴的事儿写出来，显得更加高兴，烦恼的事儿写出来，显得更加烦恼。更加高兴没什么，更加烦恼了的好处是，这烦恼也就消解了。就像个什么东西，这会儿不用了，暂且寄存在文章里，待到再看时，会觉得自己先前竟是那样的幼稚可笑。

自从学会了写作文，我才知道，我是真的长大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能记得当初发现写作的奥秘之后，自己是怎样的激动。



                                                      2009年8月1日于潺湲室



             评几篇小学生作文（附原文）

                                                 韩石山



                       原文：我闯祸了



                      大唐实验小学  宋佩琪   三年二班

    童年的那一件件令人发笑的事情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其中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那天，我正在认真地写作业，妈妈在客厅看电视。我要问妈妈一个字，于是拿着钢笔，大步流星地走到妈妈面前，说：“妈妈，鼎鼎大名的“鼎”怎么写呢？”我边说边手舞足蹈，突然，我发现墙上、沙发上都是钢笔墨水，我吓呆了，心想：肯定是我的钢笔甩上去的。我马上跑回我的房间，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心想：这下可得挨K了,但愿妈妈不要发现了。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急促的脚步声，天哪，肯定是妈妈过来了！要是现在有个洞，我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妈妈冲进我的房间，生气地说：“是谁把墙上、沙发上弄得全是墨水？”“不知道。”我小声说，整个脸都红了。我瞎编了一句：“俺要尿尿！”我赶紧躲到了卫生间，着急地想：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不如招了吧，反正，逃的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于是，我走出卫生间，老实地告诉妈妈事情的真相。妈妈原谅了我。我和妈妈一起把沙发擦了一遍，可墙上的墨水印却永远地留下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好久，但一看到墙上的墨水印，我就忍不住偷偷地笑。

    韩老师说：闯祸，在小时候，谁都有过。似乎闯祸，是孩子的专利，同样的事情，若发生在大人身上，不叫闯祸，叫失手。就像手里攥着个东西，不小心掉在地上，该怨的不是这个人，而是那只手。该叫成什么，全在年龄的大小。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倒不是坏事。看的严重点，有助于掌握破解的办法。这篇作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写出了一个小孩子闯祸后的复杂心态，这是很难得的。此中的道理，中国古代一部叫《礼记》的书上说得很清楚：“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祸也罢，难也罢，坦然面对，该是最好的破解之道。


                           原文：短笛，我的伴侣

                      九一小学五年八班付文君

    如果你独自驾舟环绕世界旅行，如果你只能带一样东西供自己娱乐，你会选择什么？是一支短笛，一本杂志，一张有趣的海报，一盒扑克牌，还是一只口杯……
    这几乎让每一个人都犹豫不决。
    如果让我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选择一支短笛。”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周游世界的一百天在没有曲谱的环境下去自己创造曲子有人会说是很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这却很“简单”。
    在我看来，这一趟的风光不论走到哪儿，都有一处迷人的风景，它们有时会让人觉得很快乐，有时还让人觉得很可怕，有时甚至让你觉得很惆怅……我认为这些就是曲谱，因为这样的曲谱是最自然的，因为上面不再是那些一个个升降号、一个个音符去拘束你了，而是活灵活现的大自然，这种自然的美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因此，当我每游完一处地方的时候，我会用自己那一支小小的短笛吹出我今天最值得记忆的事情，这远远比拍照好得多。
    我会在出游的早晨吹出出行的欢歌，悠悠的笛声和这景色融合，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吹什么曲子，虽然比不上名曲那样动听，但是它吹出了大自然。傍晚，当我离别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坐在属于我的船里又开始吹那支短笛，那笛声仿佛又勾起了我对当天发生的事情种种的回忆，笛声飘在空中，飞得很远，很远……这多么像是在与你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谈天了。
    就是这短笛吹出来的一切，世上只有你最了解，只有你才会吹。

    韩老师说：环球旅行，可供娱乐的物件有数种，只能带一种，这几乎是个数学难题，要考的不是你的智商，而是你的见识。我们的小作者选择了短笛，舍弃了杂志、海报、扑克牌和口杯。原以为他会将这几种物件作一比较，比如说杂志看过之后就不想再看了，等等。作者比我们聪明得多，几乎没有比较，一下子就选择了短笛。此后的叙述，不是短笛的实际功用，而是借助了作者丰富的想象。任谁看了，也会像是跟着我们的小作者，在做一次环球旅行，不时听到他那悠扬的短笛声，飘在空中，飞得很远，很远。



                                   原文：雨
                                       羊市街小学 五年一班 赵怡任

   “下雨了，下雨了！”听，这是孩子们在欢呼呢！因为天空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的高温了！上天派雨使者洒落人间，对人们说悄悄话呢！
    这雨啊，说下就下，这不，我和弟弟在楼下玩耍时，这雨就轻轻柔柔的降落人间了，雨使者对我说：“别怕，我是小雨，你们可以继续玩。”
    可过了一会儿，粗大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啪”直响。天地间像挂着无比宽大的雨帘，茫茫一片。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开始像断了线的珠子，渐渐的连成一条线，地上的水越来越多，汇成了一条条小溪。不得不出门的人撑着这雨伞，仿佛浮在水波上点点花瓣；偶尔过往的车辆就是水波里穿梭的小船。
     这雨啊，一会儿变成小雨飘飘洒洒，一会儿就狂风大作，下了好久。我心里暗暗的高兴，今晚一定是很凉爽的，能睡个好觉。

    韩老师说：一篇短小的文章里，要写好一个人物，一个景致，是很难的，别说孩子了，大人也是一样。这篇文章写的是下雨的情景。先是小雨，越来越大，到后来过往的汽车，竟像是水波里穿梭的小船。层层递进，清清楚楚。尤其是最后一笔，最能启人遐想。尤为可喜的是，作者用了个很是讨巧的法子，就是将雨景与心情揉合在一起写。孩子们的欢呼，说明了雨的骤然而至，今晚能睡个好睡，说明在溽热的夏天，一场阵雨是多么的及时。多种手法的娴熟运用，成就了这篇精妙的小文。




                                原文：小学那些有趣事
                                建设北路小学 六年二班 李艺如

    在小学六年的生活中，我们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一想起那些事，不论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我总会忍不住想笑。像上一次数学自习的时候……
    那天是星期四，下午我们在上数学自习，突然广播让全体老师都去开会，数学老师匆匆忙忙嘱咐完我们就去开会了。老师走了，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我们班那些“活宝”人物怎么会放弃这个机会？只见他们各个“摩拳擦掌”，准备他们那“精彩表演”，没办法，老师不在，这就是他们的“舞台”，别看他们上课和淑女一样，其实都是“披着羊皮的狼”，老师一走，他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简直比孙猴子还活！你看你看，韩育枫在那学起了热播剧《走西口》里的梁满囤：“俺是梁满囤，快把田青儿那家伙儿拿来！”那腔调和梁满囤简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逗得我们前仰后合，还没等笑痛肚子，韩育枫又和他的最佳拍档翟启帆一唱一和，大家又是一阵大笑……我笑得肚子都痛了，憋得脸红的像个大苹果，再回头一看，同学们什么笑法都有，什么“大笑”、“狂笑”、“喷水式笑法”……
    这时，赵艺帆扭过头来，冲着我大叫，我顺手拿起数学书就朝他脑袋上打去，“啪”的一声，疼得赵艺帆直咧嘴，他说：“以后我傻了就是你打的！”我被他逗乐了：“自己学习不好怪谁？也许是你的基因遗传不好……”大家笑完了，纪律委员冯易得开始整顿纪律，王开元露出他那双被同学戏称是“暴牙”的牙齿，做起他那搞怪动作，我们又是一阵大笑……
    小学六年，带给我太多快乐的回忆，每当闲暇时回忆起那一幕幕快乐的闹剧，我总会不禁笑出来，那些回忆，将会被我珍藏在心底，一直到永远……

    韩老师说：这个题目是很大的，写不好会让人有不着边际之感。我们的小作者，似乎有举重若轻的本事。小学六年，有趣的事情有多少，若是一一写来，不知要写多长。这样一来，选择就成了必须。作者的选择，可说是到了极致，只写了一天，一堂课。几个人物，几个动作，每个人每个动作，都不过寥寥几笔，合在一起，就写出上小伙伴们的欢乐与调皮。一堂课与六年，这是多大的差异。可是，我们的作者成功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越是大的题目，越是要写的具体？

                            原文：有童心的爸爸
                           山西省实验小学 四年三班 姚熙宁

    我的爸爸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仍然赋有童心。他和小孩一样，喜欢看电视，喜欢玩遥控汽车，喜欢看漫画，然后开心的大笑。
    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刚吃完午饭，我正准备睡觉，爸爸却打开电视，津津有味地看起了《Q版三国》，还时不时地被片中的人物逗乐，呵呵地笑着，我惊呆了。我还以为他会看新闻或是战争时期的纪录片，真没想到，三十几的爸爸竟然看起了动画片，我疑惑不解：爸爸你几岁呀，还看幼稚搞笑的动画片。于是，我问爸爸：“您也看动画片呀，爸爸？”此时他正乐着呢，笑得合不拢嘴。“啊？什么，宁宁，快看！”爸爸似乎没有听见我说话，我只好坐下来和他一起看。不过，我心里挺美的，有个像小孩的爸爸真好。
    有一天，我把刚买来的《淘气包马小跳》藏了又藏，别问我为什么要藏，就因为我爸。他可喜欢这本书啦，还经常说：“爸爸小时候就和马小跳一样样的……”只要他在看的，我连偷看的门儿都没有。
    这就是我的爸爸，一个富有童心的爸爸。我认为，有这样一个爸爸不是很好吗？

    韩老师说：短小的文章，最难的是结构的完美，而这篇文章做到了。你看第一段，最后落在“然后开心的大笑”，就这么一笔，一个有童心的爸爸已跃然纸上。下面的事例，一宗一件，无不切合这一主旨。最后一个反问，“有这样一个爸爸不是很好吗？”似乎能看到作者的神情，那么俏皮，那么自负，既照应了开头，也写出了作者的得意之情。没有故作高深，也没有刻意引申，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干净利落，这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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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石芦街小学

韩石山



小时候有几年，我在山东德州的石芦街小学上学。几十年过去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一个山西的孩子，怎么会来德州上学呢？一说就清楚了。早在建国前，父亲就参了军，驻防太原、大同，他们是工兵部队，建国初期加强海防，又调到青岛，修筑海防工事。1953年转业，只能在山东省境内安排，母亲和我们都在山西老家，他就选了一个离老家最近的城市——德州。这个近，也有两千多里。老这样两地分居不是办法，到了1955年秋天，便将母亲和我，接到德州安家。我还有个哥哥，留在老家陪爷爷奶奶。

来之前，父亲已赁好了住处，交通街上刘大爷家的两间西房。在老家我已上了二年级，就近上学，便去了西边不远的石芦街小学。

初到这个学校，我的感觉并不怎么好，它太不像个学校了。在老家，我上的是县城完小，一排排教室，一排排宿舍（高年级住校），还有高大的礼堂，宽广的操场。而这个学校，旧式门楼，厚重的门扇，一边一尊石狮子。进去是两个相连的院子，前院只有一排南房，是教员和校长的办公室，北边是个三合院，东西厢房各一个年级，北房大些，两个年级合用。操场呢，出了前院偏门，下一个陡坡，也只有两个篮球场大小。多少年之后才知道，这正是这个学校贵相的地方。原是清末德州府正谊书院的旧址，算到现在，竟有120年的历史了。我上学的时候，也有60多年的历史。

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个学校。老师待我很好。在老家，班主任是个男老师，挺凶的，这儿是个女老师，高高的个子，剪发头，年轻漂亮又和善，记得叫庞秀娟。校长姓刘，一个儒雅而略胖的老头，在我的记忆中，有五十多岁了。或许只有四十多岁，小孩子看大人，总觉得老些。班里的同学，都是住在附近的孩子，现在还能记住名字的，有伍云成、苗培英，还有个女同学，叫傅秀菊。

能记住伍云成，是因为有次跟他玩，不知道怎么生了气，他马上冲着我叫“小侉子”。我们老家，给河南、山东过来的人叫“侉子”，没想到我这个地地道道的晋南人，到了山东，反被人叫成了“侉子”。先是伍云成叫，后来好多同学都跟着叫，只要闹反了，准是侉子、侉子的叫个不停。还编了歌儿，肯定不是专为我编的，但眼下只有我一个人领受。记得歌儿是这样的：“打侉子，卖侉子，侉子侉子悠侉子！”这个“悠”是什么意思，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想来该是将侉子甩起来吧？

不管伍云成怎样叫我侉子，我还是愿意跟他玩，他太能干了，长的又英俊，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小英雄。记住苗培英，是因为他的憨厚，常护着我，他家住在民主街，我曾去他家玩过，家里很穷，破破烂烂的。他比我要大两三岁，在我看来，已是个大孩子了，不知为什么，才上二年级。

记住傅秀菊，说来有点好笑，是她长的好，脸儿也不怎么白净，但是秀气，真像她的名字，一株秀丽的菊花。我俩是同桌，也许不能叫同桌，该叫同排。教室小，一边是一排桌子，一边是两排桌子紧靠着，秀菊坐在最里面的位置，出来进去都要从我背后过，每当她要进出时，我常会往后靠一靠，挤挤她。也不怎么重，就那么轻轻地靠一下。她似乎发现这个小侉子用心不良，有次我刚靠了一下，她就猛地往过一推。这一推不要紧，把我的铅笔盒摔在地上，一只蘸水笔的杆儿折了。秀菊一下子愣了。我呢，可算是逮着一个跟她厮缠的机会，不依不挠，一定要她赔。这件事还惊动了庞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讲了一通同学之间应当互相体谅的道理。后来怎么处理的，记不清了。能记得的是，秀菊那一脸无辜而又无奈的样子。想想真是太顽劣了，怎么能用这样愚蠢的办法，对待一个喜爱的女同学呢。

不久前，石芦街小学要办120周年校庆，发来一些资料让我看，还发来一个老校长的照片，问我上学时可是这位叫苏汉三的校长。我看着怎么也不像。后来在文字资料中看到，苏校长前面的一任校长叫刘长生，虽然没有照片，我还是想来了，就是这位刘校长。

石芦街小学只有初小，1958年夏天四年级毕业后，我考上了建设街小学。第二年春天，父亲响应“干部家属支援农业”的号召，主动报名，将母亲和我，还有在德州出生的三弟，又送回山西老家。

前两年，我曾去过德州，特意去石芦街小学看过，全不认得了。高大的校门，里面有教学楼，还有塑胶操场，完全是一所现代化的小学了。学生近千人，教员数十人。只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怀念正谊书院旧址上的，那个小小的石芦街小学。

                                                         2010年8月27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