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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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体散文的末路

   

时下的大散文潮流中，颇有人以写作“赋体散文”自得自居，俨然开一路新生事物。在这方面，除了大举投入精力的李存葆外，还有范曾、梁衡、卞毓方以至余秋雨，甚至再上溯数十年，抒情大家杨朔亦可纳入赋体散文阵营。他们的文本追求虽程度不同，但都鲜明而相似:讲究文章的对仗、骈俪、排比、铺陈、赋兴、炼字、摹声，注重声情并茂，端庄整饬。从修辞的角度，这些都是可取的。只是此种“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刘勰语)的做派，固然会将文本打造得鎏亮光鲜，但一不小心就会在雕章琢句中蹈入形式主义迷途，让作者和读者都惑于其声形，而疏于其内容。
　　
　　毋庸置疑，当代赋体散文正是以古代赋体文学尤其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为蓝本而心追手摹的。“遥想汉人多少闳放”(鲁迅语)，作为中华民族血性贲张奋发向上的青壮年时期，正是彼时代一往无前的豪情，所向披靡的气概，催生出那般“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司马相如语)的汉大赋，宣告着一个青春帝国开疆扩土的雄烈气象与非凡声势，呼应着健康向上的民族魂。包举宇宙的汉大赋，充分迎合了那个风云变色龙腾虎骧的大时代华夏民族征服世界的群体性的懵懂欲望和烂漫想象，在其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基调中，别具一种原生态的粗砺美感。到了民生凋敝社稷飘摇的东汉王朝，赋体作者们无法硬作豪语强为壮词，“向内转”的抒情小赋遂应运而生。可见，“桔逾淮则枳”，文学与其社会语境、时代背景须臾不可分离。
　　
　　反观今天某类赋体散文，给人的感觉如同小孩子穿了大人衣服，撑不起来。尤其一些虚火上升喇喇不休的赋体散文，在其隔靴搔痒式的现实“忧患”的外衣下，尽是一派自我陶醉、自我玩味，是作者养尊处优的名士闲情的炫耀，是文采风流的卖弄。由此，不少赋体散文简直成了大而无用的黔之驴，沦落到连“小摆设”都不如的地步。
　　
　　当下一些作茧自缚的赋体散文，纯以玩弄文字为寄托，却又无法真正做到驱遣万象兴寄往来，成为余光中那样出神入化抵乎魔境的文字大玩家；也许，魔笔生花的余光中才是惟一配得上赋体散文大师称号的。然而纵便是余光中，也难脱玩弄文字游戏之讥。我觉得，当代赋体散文似更宜于作为一种表演型、试验型的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而存在，大可不必奉其为望之俨然的文学样式而芹献于众，并沾沾自喜。

                                                              （作者：张宗刚  来源：文学报）

                                    

                              大散文的末路

   

1990年代以来，“大散文”成为一个颇为热络的语词。何谓大散文？如何理解大散文的“大”？显然，仅仅注重长度和铺排不是大散文。本真意义上的大散文，应该富于内在的风骨、精神、穿透力，具备壮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气象与质地，能够彰显创作主体的现代人格，思想启迪与审美冲击并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话指涉的正是一种大散文特质；鲁迅那些寸铁杀人一刀毙命式的随笔杂感，无疑也更为接近大散文的艺术精神。
　　
　　这些年，散文创作挣脱“短平快”的轻量级文体的拘囿，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本体性嬗变，但在扩容和加密的过程中，又不免出现新的问题。今天的大散文，可谓雄心与浮躁并存，放纵与迷失同在，开疆扩土与好大喜功兼备。自从余秋雨的大散文闪亮登场，偌多的写手蜂起踵武，不少文学刊物竞相开辟大散文版面，一些出版机构亦有计划地推出了大散文作品。问题在于许多大散文作者的创作不是从心灵、感悟和思想出发，不是着意于散文的力度、高度、深度、宽度，而似乎仅仅是为了比赛长度，这使得他们打造出的文化大散文，某种程度上沦为抻面的活计、勾兑的手艺，成为一种流水线操作下的文字“马拉松”。部分作者在贪大求全心态的导引下，把散文当成了一只可以胡塞海填的大筐，篇幅竟能长达数万言、十余万言乃至二十余万言，可谓豪情滔滔，欲与长篇小说试比高。如此肆意膨胀的做派，必然导致大散文本应具备的雄健、阳刚、浑阔、简约等美学特质荡然无存。
　　
　　我认为，当今散文特别是大散文，更多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书写而非文人化书写，是知识分子书写而非士大夫书写，是思想者书写而非名士书写；但综览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的创作，甚至包括老一辈的张中行、汪曾祺、孙犁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文人书写、士大夫书写、名士书写的特点，而鲜有文化书写、知识分子书写、思想者书写的特征。幸而在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朱学勤、潘旭澜、筱敏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尚可感受到某种天问式的高贵情怀，感受到面对世界和现实的非凡勇气，感受到拷打一己灵魂的惨痛酷烈——大散文的首要衡量标准，即是否具备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遗憾的是，当下偌多身份显赫的名家，纵然文采风流，笔灿莲花，终因了骨子里的庸常守旧，与大散文的现代精神擦肩而过。
　　
　　近年致力于长篇散文的新锐作者为数尤多。其中，祝勇的《旧宫殿》一书，文字结实华丽，格调热烈苍凉，再兼体式的开放与灵动，辅以感同身受的悲悯情怀，允称翘楚。能把长篇散文调弄到这般耐品耐读的火候，不辱“大散文”名号。另一新锐散文家张锐锋的作品，则在倾力颠覆传统模式的虔诚探索中，常常罔顾公众审美趣味而偏师远征，以至耽于哲理，溺于玄思，蹈向自说自话的晦涩的个人主义之泥淖。可见，长篇散文不一定就是大散文，而“大散文”难为，诚非妄语。

                                                            （作者：张宗刚  来源：文学报）

                                                         

小说家散文的末路

1990年代以降，小说家构成蔚为可观的散文创作群体。该群体的写作大多呈现为“玩票”性质，如王蒙、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朱苏进、林白等；也有一部分是双栖并重的，如刘心武、李国文、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为专职的作家，这批由小说家转化而来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够典雅稳妥，气定神闲，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传统散文所不具备的放荡灵动的质 素。 小说家的身份，使得他们长于形象思维，下笔活色生香，行文跳脱飞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散文创作构成良性冲击，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但也因此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性写作，导致作品数量泛滥，质量滑坡。尤其某些在1980年代即轻易掘得第一桶金的中老年作家，一俟功成名就，遂志得意满，以时代偶像自居，充分利用已有声望，漫不经心地大举炮制垃圾小品、喷嚏文字，以求名利双赢。在这方面，刘心武是典型的代表。近十余年，刘心武平均每年都能推出数本散文随笔集，可以同时在三四家乃至七八家报刊开设专栏，其内容从文学到艺术，从建筑到足球，从吃喝玩乐到《红楼梦》研究，无所不涉，出手快捷；急就章的风格，注定了刘心武散文追风逐时、媚俗猎奇的写作倾向，其行文往往东拉西扯，不痛不痒，立意、结构、语言均流于平庸无聊。刘心武的做法，亦是当今不少文坛名家的做法(如王蒙就曾一度沉迷于休闲类小品文的写作；早年以报告文学名世的陈祖芬，则不时会在报章赶制某类以“假天真”和“装嫩”为特征的肉麻型小品文)。毋庸讳言，良好的名人意识，使得一些作家在自我膨胀中渐渐生成某种谁与争锋、其奈我何的霸道心理和特权意识，自以为握有文学的“丹书铁券”，可以享受批评的赦免权，全然忘记了文学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常识。 　　 　　不能妥切得当地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小说家散文呈现出的另一问题。我们常常看到，某些小说家的散文，下笔放浪失检，无视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驰马一般，极大地破坏了散文的纯洁性。在这方面，贾平凹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我是农民》表现得堪称典型——文中写青年农民引生无钱娶妻而性欲旺盛，干脆用一把剃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却烦恼；写作者来到渭北塬上，“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并感叹“这土多香啊”，均大违常理，怪诞不可信。而作家莫言未曾去过俄罗斯，却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活灵活现有枝有叶地写出了长篇散文《俄罗斯散记》，完全把散文与小说划上等号。散文当然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散文毕竟不是小说。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对艺术的崇敬，仅仅凭感性写作，重美轻真，因文害意，无异于对真诚心灵的亵渎。这类不负责任的虚构笔法，悍然遮蔽了创作主体的真性情，也轻松抹杀了“修辞立其诚”的文学伦理。小说家散文所暴露出的某种轻佻的创作态度，当令广大的散文写作者引以为诫。

来源:文学报  作者:张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