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网辑-香港文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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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香港从未因殖民统治而对中华文化有所“疏离”。香港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学创造。这里文学界引以自豪的是文翁、文公、文星多多。文化人往往称八秩者为文公，逾九秩则谓之文翁。饶宗颐老先生年届九十，被池田大作称为“东方的达·芬奇”，是一位学艺双携的奇才。六岁时有文坛宿儒以豆制特产“姑苏香腐”出谜，让他猜唐诗一句，小小年纪不瑕思索地脱口而出“吴宫花草埋幽径”，落得举座皆惊。说到自己的名字，饶翁说：“我父亲想叫我学习周敦颐，希望我做一个儒家人物。”他后来画了很多荷花，是受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的浸淫。有“莲花宝地”之称的澳门，去年11月还专门举办了“普荷天地——饶宗颐九十华诞荷花特展”，展出了饶翁近四十年的书画精品。自然，饶翁的主要成就还在文学与学术方面，诗书画、文史经、儒道佛乃至敦煌学、甲骨学都有精研细论。除中文外，他通晓英、法、日、德、印度等多国语文，也是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的中国学者。饶翁从文执教七十年，现为香港大学终身教授，虽年事已高，但作息、饮食一切如常，仍痴迷于读书和著述。还有两位同庚九十的文翁，一乃曾敏之，二乃刘以鬯，也依然神采奕奕。曾翁早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写的长篇独家报道《周恩来访问记》，以诗笔写诗魂的《闻一多画像》，堪称名篇佳构饮誉文坛。晚年的他，在散文、随笔、诗词、游记领域援笔驰行，同时致力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推动，去岁登黄山，今春看云台山，均有诗文留痕。刘翁毕生著文达二千多万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酒徒》，开中国当代文学意识流书写之先河。八十年代中期起主掌《香港文学》十五年，如今退而不休，时有文章面世，还提出各地区华文文学应环环相扣结成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的高见。他和曾翁同时被推为不久前成立的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双会长，当属众望所归。说到文公，自然不能不提八十有三的金庸。此公人称新武侠小说大师，但他壮心不已，奔剑桥，赴北大，读了硕士复攻博，研文史，抱国学，实为他创作新篇和华山论剑继续“充电”。可以想见，有这么几位文翁文公仍在领军拼搏，董桥、海辛、蔡炎培、彦火、颜纯钩、陈娟、也斯、黄国彬、钟晓阳、黄碧云、李碧华、黄仲鸣、西西、周蜜蜜、刘绍铭、壁华、黄维梁、秦岭雪、梅子、蔡益怀等等一拨又一拨的后来者，谁敢在笔耕上稍有懈怠？
　　事
　　曾几何时，港英对香港的中文文学实行所谓的“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承认、不给任何资源，让你自生自灭。“九七”以后，特区政府在支持繁荣中文文学方面加大了力度，广大香港作家的文学精神也从未走失，因之，即便是受商业化、网络化的冲击而处于边缘，即便是历经金融风暴、SARS苦痛而伤过元气，但推进中文文学与学术的努力一直坚持了下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以香港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再生和自信为核心话题，在这里有蓬蓬勃勃的文学与学术活动之开展。举其要者，有“东亚文化与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岭南大学)，“数风流人物访谈录”(香港电台)，“文学月会”(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作家协会)，“香港国际文学节”，“香港城市文学节”(香港城市大学)，“20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21世纪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艺术发展局)，“历史与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等等。香港浸会大学还特别创设了一座“国际作家坊”，近三年来延揽了四十多位名家，既讲学、创作，又辅导学生，使这座大学成为作家最密集的场所，也成为培养香港文学新人的摇篮。
　　香港本土文学原有的影响并不见大，远不如武侠电影、流行歌曲早就打入国际市场。这十年来，由于“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平台更为坚实，一方面，香港作家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另一方面，香港本土的创作越来越受到国外的重视。以近期为例，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安妮·居里安就选译了一批香港当代小说，以《鐘与龙》为书名在巴黎伽俐玛出版社出版，入选的有梁秉钧、陶然、海辛、辛其民、林荫、王璞、崐南、罗贵祥、董启章、心猿、刘以鬯、西西的12篇小说。序言如此写道：“在具体(鐘)和抽象(龙)之间摇摆不定时，难以分辨什么属于东方，又什么属于西方。”鐘与龙之综合，象征着混合复杂的性征，这正是对香港本土文学的个性创造的认可。韩国釜山大学的汉学家金惠俊也紧追其后，以《寻人启事》为书名，结集翻译了黄静、刘芷韻、雨希、何嘉慧等八位香港本土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女作家的短篇小说，这群有一定学养的女性写手，以对社会问题和日常生活的情理独思，以细密、灵动、感性的笔墨，发掘女性人生命运隧道中的些许光亮，呈示了“九七”以来香港文学的新进展。
　　对于香港文学，以往曾有“文化沙漠”之不屑，复有“粗疏庸俗”、“文理不通”之讥评，事实证明此类论断未中肯綮。观香港文学的独特性，看来还需要从地方特色与语言习惯着眼。香港人的语言出于中古粤语，文化属岭南文化，作为国际性大都会，其文学能出奇处，正在于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书写。胡适当年在《国语运动与文学》一文中认为，除国语文学外，尚有吴语和粤语两种方言文学值得发展，“几百年来，广东的诗、曲、散文、戏剧等，有文学价值的很多，能够去发展它，又可以表现西南一部分民族精神出来的”。文化载体有跨地域性，但愿和而不同，大可不必以“中原”标准去强求一体。台湾著名诗人兼编辑家痖弦自认香港文坛培养过他，最近访港时动情地说：“香港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要她多洋就有多洋，要她多土就有多土！香港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没有忘记中华传统文化，频频回首，配合得非常成功，在民间保存了强韧的本土文化生命力。”可以相信，香港文坛穷达，仍有可发展的空间，总由浮世见精神，更珍惜创作自由，如同风里旃檀，播扬香烈。如果说，十年前水阔山遥立尽斜阳没有空识归舟；那么，十年来屡变星霜文期诗会浪里更添新声。(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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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2009年12月01日

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阎纯德

　　香港是一座国际商贸和金融大都市。尽管那里的人们对政治冷淡，但是这个东西文化交汇的漩涡，其实也是一个最有政治的中心。虽然香港遭受了百年的殖民统治，但就文学而言，它却有难得的相对自由和生机，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在那里都有深厚的积淀和传承。作为一种地域文学的香港文学，其历史并不是基于什么主体性，而在于它的个性。香港社会与文学的个性包括五重内容：一曰爱国性，二曰移民性，三曰商业性，四曰多元性，五曰国际性。这五性锻造了香港文学的基本特性。但是，它的特性千丝万缕地维系于中国文学的一统之中。

　　香港文学的起始肯定会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我们无需从王韬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说起） ，但其个性的萌芽，又不会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27年，中国新文学之旗手鲁迅曾经到香港作过两场演讲，可以说他给与香港文学的启蒙和影响是存在的。就香港女性文学而言，便是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尤其30年代以降，新文学大师们的南下，构成了对香港文学的直接和具体的影响，并为它的思想和创作形态的多元状态打下基础。香港文学既有中国“传统”的直接传承，又有“现代”的自然接受，既有严肃，又有通俗，文学上的会通多元、共存共荣一直延续至今.香港文学的多元形态是“香港社会在经济多元的背景下精神多元化的反映，它既交错在不同的作家群落和刊物、社团的聚合之中，也反映在不同艺术风格的追求和探索中，却又往往超越了这些群落、社团和刊物，在互相交错和不断变化中，使香港文坛复杂、多变的格局，从无序走向有序，又从有序向无序分化”（1） （ P33） ；总之，香港文学是一种自由、和谐的并相互浸透交融的多元文学，而这种特征，也非常鲜明地表现在20世纪的香港女性文学之中。

　　香港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重要性并不是指那些大师曾经留下的光辉，而是说香港作家本身之于中国文学所创造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如果说这是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也在与日俱增，可以天长地久。香港文学具有地域性，这个特性之根，在于属于香港自身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景观的独具色彩。这些文化因素造就了独特的香港文学。

　　香港作家本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本土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创作着完全具有“香港”之魂的文学作品；二是从内地和台湾、澳门以及其他地域移居、漂泊、流徙到香港的作家，他们有的在那里安家落户，在那里谋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写作；有的只是作为一个过客，在那里短期居住，香港只是他们“远行”的“驿站”；抑或作为天涯海角的游子，把香港只是作为回归的“客栈”，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母国。对于那些并非属于“本土”的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也有人称之为“移民文学”或“难民文学”。但是这些从香港之外聚集于香江的作家，从“过客”到主人，从“客栈”到家园，心态和“身份”感发生了变化，融入到香港文学的潮流中，成为香港作家的一分子。总之，香港作家无论是长期或短期，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都深深植入了“香港情结”，无论是写“史”（故事） ，还是写事，或是抒情，从时空、内涵和外延上，他们的文学行为所栽培的文学之树，都具有香港历史和文化的品味，这样的作家，是否就可以称为香港作家呢？ 当然，作家的视域都不可能局限在一个地域，他们的创作完全可以超越历史和自己所处的地域，因此，以上所讲的“香港作家”具备的条件之外，仍然不能算是惟一的界定，即使不写香港的“史”和事，尤其那些定居香港的作家，他们依然可以称为“香港作家”。这是一个谁也不好给予一个绝对界定的概念，我们只能以包容和广阔的胸怀对待这个学术问题。不过，我们研究香港文学，不妨依照大家所熟悉和认可的作家来研究，无论是“本土”的，还是留港的，或是过港的，只要他们的主要作品或部分作品能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学形态上入流，能够融入香港社会和文化生活，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作为“香港作家”来讨论。当然，不管是哪一类香港作家，他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都属于中华，他们的血液里几乎有着一样的文化和传统因子，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地域、环境、社会、生活、思想上千差万别，但其精神都与大而言之的中华、小而言之的香港精神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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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是为了进一步探讨香港女性文学。因为，香港从事写作的女性众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写上几本书的都算作女作家，估计大约不下百余人。但是，她们的身份，其“认证”都没有超出以上的范围：本土的，“外来”的，“过境”的，等等。不过，我们所要研究的，只是那些在创作的品质与价值上，真正能在20世纪香港文学史上得到展示的作家。这样说，并非轻薄那些在文坛上没有太多轻重的作家，我们一向认为，文学的天下属于一个集体，虽然它需要“大师”，但是一座文学大厦的落成，离不开一根根的椽子和一块块砖一片片瓦。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绝不是一两个人所能承担的。作品是作家灵魂的结晶，每个作家的作品，应该说字字都是血，都是泪，是恨，是爱，是其全部感情和人生观、世界观的真实体现。20世纪的香港女性文学，整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它的集体性、自由性和多元性。如果我们梳理香港女性文学史，首先想起的，是杨刚、萧红、殷勤、张爱玲、黄庆云和夏易等几位女作家。前四位不仅在香港创作了不少作品，更重要的是她们与当时其他一些文学大师（郭沫若、茅盾、邹韬奋、许地山、柳亚子、夏衍、叶灵凤、戴望舒、以群、宋之的、萧乾、端木蕻良、骆宾基、周钢鸣）为香港文学这块沃土埋下了精神，播下了种子。而黄庆云和夏易，她们可以作为本土作家，以自己丰厚的创作实绩，较早地为香港文学之树营造了绿茵。因此，这六位先行者，或间接或直接为香港这块土地上的女性文学打下了基础。

　　20世纪的香港女性文学大致可以分为“拓荒与奠基时期———四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女性文学”和“成熟与繁荣时期———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女性文学”两个历史时期。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女作家们以其独有的文学创作，展示了不同的特色、价值和意义，使香港女性文学从无到有，逐渐显山露水，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读者心目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象。

　　一、拓荒与奠基时期———四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女性文学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处于由于外族入侵而倍遭欺凌的时代，中国文学也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旗帜。那时期的杨刚已经是一位活跃的著名记者和作家了。1939年夏天，她到香港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牢牢坚守着这块自由的文学阵地，团结一切作家，让副刊“披上战袍，换上盔甲”，服务于抗日宣传。她在那时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豪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赋予香港文学一种浓郁的政治色彩1940年底香港文坛展开了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论战，杨刚于同年10月981日发表在香港《文艺青年》第二期上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和在同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文协分会所召开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座谈会”上的发言，都在香港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还要提及的是， 1917年在美国发表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女作家陈衡哲也在香港，还被选为文协香港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九干事之一。接着， 1940年1月，萧红与萧军分手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那时的萧红身染沉疴，肺结核使她在香港的两年里，几乎整天与病床为伴。但是，她还是参与了一些文化界组织的抗日活动，不停地写作，先后创作了四幕哑剧《民族魂鲁迅》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中篇小说《小城三月》、短篇小说《北中国》和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呼兰河传》写她童年眼里故乡的故事，以其生动朴素的语言描述了小城呼兰河的风貌，揭露了黑暗时代东北农村的丑陋、愚昧、人性的冷漠和青少年所遭受的戕害。她的《马伯乐》以青岛、上海、汉口和重庆为背景，以喜剧的讽刺手法，刻画了抗日战争时代一个胆小、怯懦、灵魂空虚的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虽然小说没有写完，但仍然是她在香港生活期间的一部重要创作。这些作品表面上好像与香港的社会生活关系不大，但是，它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的香港创作，为香港文学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年代，香港还有一位叫殷勤的女作家，她不像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那么“家喻户晓”，这是一位在岁月的流逝中几乎被人遗忘了的重要作家。然而，如果谈香港女性文学，便不能不提她。殷勤原名殷正懿，山西人，生于湖北大冶， 20世纪30年代发表作品。抗日战争后期由上海到香港，“独自一人在文化界里闯天下”。她给香港的许多报纸写专栏和小说，还把她的作品寄往南洋发表。1953年她的长篇小说《叛徒》连载于《星期六周刊》，《三重门》连载于《天方周报》，《沙龙》和《蕉风椰雨》连载于《星洲日报》，《沉默的恋歌》连载于吉隆坡的《中国报》，《末路》和《旧梦》连载于《南方晚报》。她在香港停留的时间最长，所写作品最多，这位美貌出众而又多产的女作家，创作上擅长中长篇小说，虽然她的创作以流行小说为主，但其作品都具有浓厚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她也写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小品、诗歌和论文，海外数十家华文报刊发表过她的作品，是那个时代海外华人颇为熟悉的作家。她先后出版了小说《四阎王》、《末路》、《叛徒》、《沙龙》、《旧梦》、《沉默的恋歌》、《三重门》等约三十多种，共计一千六百多万字，尚有十多部书稿没有出版。1954年她自香港南下新马，主编《南洋商报·南洋妇女》和《南方晚报·绿洲副刊》，创办《天方周刊》。这位多有须眉之气的女作家，其文学活动和创作多是血泪、愤怒、悲伤和仇恨凝聚的记录。晚年她定居美国纽约，此后便与国内和香港文学界失去了联系，此乃遗憾！抗日战胜利之后，国内战争爆发，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作家迫害加剧，大批作家第二次南下香港。这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邵荃麟的夫人、著名女作家葛琴，她参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另外还有秦牧的夫人、女作家吴紫风。她们都曾参与了对香港女性文学的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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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于1939年在香港读大学，自从在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主编的《西风》上发表了五百字的《天才梦》之后，在香港三年再没有中文文章面世。1942年香港沦陷，张爱玲回到上海，翌年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在发表《倾城之恋》等小说成名后，她于1952年移居香港，为《今日世界》撰稿，连载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传奇》英文版和中文版。《秧歌》和《赤地之恋》写的是内地的故事，是至今都存争议的小说。张爱玲曾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呢？”张爱玲是一位影响了整个华文世界的作家，对于香港文学的影响也很深远。这主要体现在她的一系列作品对于香港日后作家的滋润，尤其是她的日常生活叙事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影响。香港女性文学的实质性变化体现在“本土”作家的出现及其影响上。黄庆云和夏易现身文坛的时间有先后，她们创作的题材和体裁有差异。但是，她们是“本土”作家，她们的“出发”和“归航”都没有离开维多利亚港湾。

　　黄庆云（1920）是一位重要作家。因为她属于香港（虽然20世纪50年代后她曾长期生活在广州） ，始终情系香港；她的文学之旅从香港出发，走过一生，最终又回到她始发的港湾。她的文学活动（尤其她主编的《新儿童》）和创作影响了香港作家，这种影响使她成为香港文学前进过程中的一位卓越的推手，对于香港儿童文学，至今她依然像个“华盖”，给与香港的是荫凉和温馨。黄庆云生于广州澄海，六岁便和父母迁居香港沙田，那里的山水成为她创作的第一个源泉。她在九龙深水涉上学，并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文学启蒙。后来在中山大学读书，因抗日战争爆发，再借读迁至香港的岭南大学，毕业后从师曾昭森教授研读儿童文学，并获硕士学位。香港大学的马鉴和许地山筹办“小童群益会”，她是积极参与者，为孩子编故事成为她跨入儿童文学大门的第一步。她的《跟着我们的月亮走》就是那时知名的童话作品。40年代初，曾昭森创办《新儿童》，黄庆云任主编。虽然它是一本儿童杂志，却像茫茫夜空中的新星，成为当时香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20世纪香港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儿童》先后二十年，一直伴着黄庆云的生活、人生、命运运转。1945年底，《新儿童》又在香港最先复刊，黄庆云这位“云姊姊”的形象也在不断扩大。黄庆云是一位理想和精神的使者，一生以爱心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儿童文学的发展呕心沥血。20世纪80年代末她又回香港定居，回到她文学生命起航的港湾。她还像以前，一方面参与香港文学活动，一方面依然进行文学创作。黄庆云的文学艺术空间广阔，从1941年起，她先后出版了儿歌集《儿歌新唱》，儿童剧集《中国小主人》、儿童诗集《花儿朵朵开》、童话集《庆云短篇童话集》（五集） 、《奇异的红星》、《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月亮的女儿》、儿童故事集《庆云短篇故事集》、儿童小说集《庆云小说集》、儿童诗集《和爸妈比童年》、中篇小说《爸爸的血》《我爱香港》、长篇传记小说《刑场上的婚礼》《第一条红领巾》、散文集《歌声满路》、《亲亲小时候》、《我的文化大革命》和长篇童话《金色童年》及选集《黄庆云作品选》等数十种。黄庆云从“救救孩子”出发，其创作始终紧密联系现实，用文学之爱与美点亮小读者的心灵之灯，让他们的行程不寂寞，不孤独，不浮躁，不忧伤。《跟着我们的月亮走》这篇童话堪为代表作，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是兄妹，他们轮流在太空工作，当妹妹突然看到河里木船上抱着病孩的贫困母亲正为黑夜无法划出芦苇荡寻医而愁苦时，月亮便鼓圆了脸，把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使母亲得以顺利找到医病的能人。可是，太阳却不能饶恕妹妹的晚归，总想管教她，而月亮为躲避他的惩罚，只好不见他。这篇美丽的童话不仅反映了人间存在的贫困疾苦，还歌颂了高尚的同情心。月亮以其美丽的心灵和温暖为漫漫长夜带来了光亮，给走投无路的人带来希望。黄庆云写“弱小者的胜利、低微人的智慧”，更赞美作为主人公的聪明可爱的女孩子的美丽形象。她的《刑场上的婚礼》以周文雍和陈铁军两位烈士成长为坚强战士的事迹为内容，生动地书写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和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她的童话创作独树一帜，将时代精神和人性道德寓于理想之中。“童话都是有现实依据的，童话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寄托人们理想的。”（2）依据现实，以幻想为核心，通过人物、情节、宝物，等等，糅时代精神于幻想之中，虚实自然化合，情感浸透境界，情与美交融，这便是黄庆云童话凸显的审美特征。《夜来香》、《英雄树之歌》、《埋藏了的阳光》、《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大食懒甲甲》、《白鹅潭的传说》、《莲花和老虎》等，都是她童话世界里的美好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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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易（1922—1999）生于香港，本名陈绚文，是一位较早登上香港文坛、出版长篇小说的“本土”作家。她用数十个笔名为香港各报写专栏、发表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抗战胜利后转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选修朱自清的文学课程，并从他那里获得写作的信心1948年，夏易回香港执教中学， 1954年12月14日开始在《新晚报》连载长篇小说《香港小姐日记》，从此登上文坛。除了小说，她也写散文和电影评论，她一生低调，辛勤耕耘，直到最后一息。这位被称为第一代香港女性小说家的夏易，对香港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夏易著有长篇小说《香港小姐日记》（后易名为《少女的心声》） 、《紫色的泡沫》、《干杯》、《姐姐的情人》、《风波》、《有女初长成》、《心灵的荆棘》、《夫妇之间》、《红冰》、《悬崖上的爱情》、《日记里的秘密》、《意外的爱情》、《变》（后改名《香港姐妹花》） 、《都市的陷阱》、《少女日记》（“青春三部曲”之一） 、《青春日记》（“青春三部曲”之二） 、《朝霞日记》（“青春三部曲”之三） 、《香港两姊妹》、《我》、《幸运岛》、《布》，散文集《花边·拇指·爱情》》、《希望之歌》、《港岛驰笔》等。夏易认为：“在香港纯粹依靠写作维持生计的作者们，绝大多数都不得不面向市场写作。纯文艺刊物极难在市场发展，而侦探、武侠、爱情或被称为流行小说的品种却会被报刊采用，作者们要以此维持生计便要大量在各报撰写这类作品，本人主要选择了爱情故事。”（3）出于对文学的钟爱和对生计的考量，她只好在爱情故事写作上发挥才能了。夏易的爱情小说写得清新而健康，就香港女性文学而言，算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作，对其后女作家的“言情小说”创作的流行颇有影响。她的小说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我偏爱刻画人物个性与心态。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试着由人物的个性与心理去推动。而书中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着墨不多。我对运用文字的兴趣，可说是追求唐诗人白居易所追求的境界：避免艰深文字，要求平易近人。对故事的形式，我经常采取第一人称的自叙式，或通过书中主角及各个人物的个别观感去写一切。但书中所有的‘我’主角，或其他人物，都没有一个是作者自己。”（3）夏易的作品总体上可以化为两类：一是50年代最后六年间为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而创作的十部爱情小说，比如写人物感情纠葛的《香港少女的日记》，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情心理和人生价值。小说以三角恋爱故事为题材，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情窦初开而幼稚的林玉琼，英俊潇洒而又虚伪的刘源及为人正派的“理性主义者”表哥逸清。林玉琼美丽善良而又娇生惯养，当初曾喜欢读书多有知识、对人生颇有见地的表哥，但是这个表哥太过于理性主义，虽然他也喜欢林玉琼，然而他并不主动向她表白。因此，当那个在大学从不想毕业、五年中三次转系而甘当“学混混”、整天渔色漂亮女生的刘源向她抛洒甜言蜜语时，林玉琼一下子堕入爱河。但是，林玉琼最终还是看清了他的面目，及时“逃离”而未成为他的“猎物”。她尽管认清了他，但非理智的“恋爱”还是依然使她对这个“美男子”牵系于心。小说写少女的心理矛盾和情态尤为细腻，复杂的心理活动跃然纸上，三个主人公的性格都较鲜明。夏易的另一类小说依然是男女爱情的题材，但是她尝试着减少爱情的成分，增添一般的生活内容，抑或说那些书写女性爱情和命运变迁的小说被注入作者对社会和人生体验的复杂内容，从而展示了更深刻的内涵，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技巧的日趋圆熟。这类作品有长篇小说《变》、《紫色的泡沫》（原名《宝贝》） 、《幸运岛》等。《红冰》写一位变相妓女“捞女”一生的心路历程。她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十六岁后出卖色相，成了一名交际花。她有过爱情，但是她做了酒厂少东的姘头，跌入卖身的泥淖。到了三十岁，已是徐娘半老，前途不妙，她必须为自己着想，于是巧施心计，赢得了林孟中的倾慕，并最终爱上了这位斯文老实、可靠、有真情实感可以寄托终身的年轻人。但是，她无法甩掉身上背负的“捞女”的恶名，林孟中最终离开了她，她也只好走向红尘尽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客观视角，将红冰写得有血有肉，性格饱满，性格的复杂，内心的矛盾，使她成为一个“立体化的人物”。“小说总体上批判了红冰的自甘堕落，但对她的无奈人生也充满了同情。小说写出了她无法‘恋爱’、只能‘谋生’的残酷出境。她的堕落，归根结蒂还是那个社会逼良为娼的结果。”（4）（ P198）《悬崖上的爱情》和《日记里的秘密》等小说，角度新颖，对爱情、情欲、婚姻、事业、家庭及权势、金钱等香港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内容进行了诸多描绘与展示，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夏易执著于创作上的探索，直至古稀之年而不弃。她写了二三十部中长篇小说，其题材与形式都有不同，并不时有新的探索。夏易的小说经常采用第一人称的自述形式，或通过书中主角以及各个人物的个别观感来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她长于刻画人物的个性与心态，故事情节的发展也由人物的个性与心理来带动；语言质朴，一生钟情于平易近人的书写境界。夏易的创作对香港后来的女性文学中的“言情小说”的发展有着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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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除了以上几位先驱性的女作家，与夏易前后出现在香港文坛的还有李素、孟君、沙千梦、石泓、王洁心、费爱娜、十三妹等，她们都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过比较重要的作品。李素（1910—1986）是一位诗人，原名李素英，广东梅县人。幼年到香港，后在广州读书，燕京大学毕业后又获硕士学位。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编辑《妇女新运》月刊。1950年自欧洲回到香港，执教中学，为多家报刊撰稿。1980年移居美国。著有散文集《被剖》、《心籁集》、《燕京旧梦》、《读诗狂想录》、《窗外之窗》及诗集《远了，伊甸》、《生之颂赞》和《街头》。她的诗歌和散文不仅描画了自己的足迹和心迹，也充满了人生的礼赞和无奈。沙千梦（1919—1992）是江苏宜兴人。1939年在上海开始写作。1948定居香港，并与“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结婚。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活跃于香港文坛，后皈依佛门。1975年移居加拿大。著有小说集《长巷》、《复活》、《人间·灵界·天堂》及散文集《有情世界》、《无边集》等。《长巷》写中学教师康汉梁夫妇重男轻女所引发的“悲剧”，抛弃自己的亲生女儿（被一个妓女抱走） ，而捡回一个弃婴，“弃婴”最后成长为一个“逆子”，这是小说惟一的“醒世”之处；创作上的幼稚病，便有了女儿失而复得，构成“大团圆”，小说的结局也便由悬念化为平淡。《长巷》被改编成电影后曾荣获第二届东南亚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她的其他小说如《不脱大衣的少女》、《艰难的路》等，都由于“菩萨心肠”而使小说失却了感人力量，有的小说（如《永田鹤夫之死》）还有敌我、善恶不分的难以置信的遗憾。

　　孟君（1917—1996）原名冯畹华，广东人。1946年以“浮生女士”的笔名在广州《环球报》上开设“浮生女士信箱”来解答读者的各种问题，著有《无声的旋律》、《海上的黄莺》、《等待》、《十年前》、《弃妇》、《金色的海夜》、《迷梦》等中长篇小说。1949年到香港，创办《天底下》周刊，设立“天底下”信箱，以“孟君女士”之名解答读者问题，先后出版中长篇小说《犯罪》、《失望的灵魂》、《最后一个音符》、《农村》、《求婚》、《从相逢到离别》、《第二代》、《四月二十号》、《探索》、《钻石》、《我们这几个人》、《大街》、《姊妹》、《装在盒子里的生命》、《金色的海夜》、《隔膜》、《公寓》、《一个司机的故事》、《疯人院》、《烟火人家》、《人间花草》、《地狱边缘》、《我住的地方》、《作家》等数十部，大多都由香港大同出版社、钻石出版社、长兴书局和世界书局出版，算是多产作家，有些作品还曾畅销一时。虽然孟君的作品不同于“言情小说”，其中展示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大都“千人一面”，内容单调，艺术平平，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均属一般。石泓的个人资料不详，但是她在1954年由亚洲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维多利亚的迷雾》却值得一提。小说女主人公胡芝是大学的校花，抗战胜利后当她正要结婚之时，被官僚刘大同诱奸并被迫与其结婚。蒋介石败走台湾后，他们逃到香港，之后刘大同又与情妇远走日本，胡芝被迫当了舞女和妓女。在她的命运处于最黑暗的时候，她的同学魏振邦给了她理解、帮助和温情。小说不仅批判了胡芝处理个人生活上的弱点，而且揭露了国民党下级官僚的腐败，既有一定的“反共”情绪，更有浓厚的“反蒋”色彩。小说描写了人性的“恶”和“善”，对刘大同和胡芝两个不同人物的刻画也比较成功。结构紧凑，语言抒情，增强了小说的魅力。

　　王洁心（1927）曾用笔名萧瑶、海莲、谷兰、胡昼，河南孟县人。曾在台湾和香港执教，主编《妇女月刊》，后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著有中长篇小说《春蚕》、《爱与罪》、《宽恕》、《还巢燕》、《少年行》、《小楼春晓》、《爱的陷阱》、《美莲姐姐》、《禁园》、《双女魂》等，其作品也多是写中国那个艰苦年代中的男女爱情。费爱娜（1922）原名高珞琳，江苏南京人。抗战期间任记者，1949年移居香港，从事文化工作，后移居加拿大。50年代在香港出版小说《迷惘》、《万世师表》、《血染琴弦》等。十三妹（ ？ —1970）原名方式文，曾任上海《申报》记者。1949年末移居香港，卖文为生。五六十年代之交，曾为香港《新生晚报》、《明报》、《香港时报》、《华声报》等撰写专栏、发表小说。上述作家，不管她们是短期留港的“过客”，或是“本土”作家，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的佼佼者。在她们的文学生涯里，香港是她们非常重要的文学场；而她们，则是香港女性文学的缔造者。她们的生活和创作都在香港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和影响，经过历史的积淀，她们足下的泥土，都已经凝结为香港女性文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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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熟与繁荣时期———七八九十代后的香港女性文学
      
　　从严格的文学意义上说，黄庆云和夏易在四五十年代开始的香港“本土”女性文学，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发展缓慢，香港的女性文学之春并没有马上到来。20世纪五六十年的代香港女性文学依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尽管有夏易、李素、沙千梦和孟君等女作家的耕耘，但香港的女性文学的生机还是没有真正到来，只有到了7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的女性文学才开始有了春笋般的发展。香港女性文学的成长不像台湾那么顺畅。在20世纪40年代末，大批内地女作家赴台“定居”，创造了台湾女性文学的“空降”现象；而香港则不，虽然杨刚、殷勤、萧红、张爱玲等作家赴港的时间早于赴台的女作家，但是她们只是“过客”，没有在那里扎根；再者，当时港台社会环境差异较大，香港强劲的“商业资本文化”具有“沙化”的能力，几乎把香港“沙化”了，因此早期的女作家寥若晨星。从60年代起，香港虽然女作家很少，但是那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文化女性，还是以己之力顽强抗拒着商业文化的袭击。然而，商业文化也在改变着社会，由于商业文化色彩渐浓，“时代”自然也给予文学无法避免的影响。从那时起，好像女作家笔下言必情爱。

　　当然，“言情”不是香港女作家的创造，自从有了中国文学也就有了“言情”的历史。尤其明清以降，“言情”开始沿着“通俗”的小巷走向大众。若说女作家的创作言必情爱当然未免绝对，因为寂寞地表现社会、人生的女作家虽属少数，但还是仍有人在。当历史跨过60年代，行进到香港经济起飞的70年代的中期之后，世事的变迁便更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变化和发展，于是一个文学的“转型”岁月也就在香港开始了。那时候，中国大陆，冰河解冻，春暖花开，文坛返青，这也极大地影响了香港，香港也就出现了更为明媚的春光。一大批年轻的文化人自福建等地漂流移居香港，成为那里自由文学肌体里的新鲜血液。文学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它是流动的风，飞翔的云，是一种无法阻遏的生命力，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踏上繁荣之旅之后，一种无形的力量也强劲地影响了香港女性文学的发展。女作家异军突起，这支贡献不凡的娘子军，成为八九十年代直到21世纪初期香港文学的重要角色。据不完全统计， 70年代之后南下香港的作家有陈娟、周蜜蜜、程乃珊、林子、杨明显、夏婕、王璞、兰心、何冀平、宋诒瑞、金东方、林湄、李洛霞、路羽（傅小华） 、梦如（杨梦茹） 、舒非（蔡嘉萍） 、蔡丽双、西维（高洁） 、石贝（欧阳碧） 、金力明、潘金英、潘明珠、夏萍、李男（陈丽岚）等；从台湾来港定居和长期工作的有严沁、蒋芸、施叔青、陈若曦、方娥真、李默（李楚君） 、钟玲，本土生长起来的有西西、亦舒、李碧华、梁凤仪、小思（卢玮銮） 、岑凯伦（郑慧） 、谢雨凝（来自澳门） 、胡燕青、雨萍、吴霭仪、西茜凰、白韵琴、圆圆（莫圆庄） 、廖凤明、钟晓阳、辛其氏、严吴婵霞、陈宝珍、黄碧云、钟玲玲、梁荔玲、卢柏棠、鲍慧晶、绿骑士（陈重馨） 、何巧婵、孔昭、曹雪、伊凡、伍美心、君比（冯忻忻） 、裴立平、李志豪、叶娓娜，以及定居巴黎的蓬草（冯淑燕） ，等等。她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是“专业写作”的作家，而绝大多数，为了生存都要在“半商半文”或是“亦商亦文”中“业余写作”。
      
　　这些女作家，不管来自大陆，还是来自台湾，抑或成长于香港本土，她们以千变万化的题材、色彩斑斓的艺术形式，共同创造了20世纪的香港女性文学。梅子说：“从七十年代开始活跃的女性作家，过了一个十年，或亭亭玉立，或枝繁叶茂，或巍然独树起参天巨干，与异性比肩，构成了香港现代文学史上炫目的奇观。”（5）这一概括，准确地勾勒了香港女性文学发展的真实状况。香港社会的多元形态，造就了人的思想、精神、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多样性。因此，表现在文学上也必然是多样的。女作家笔下的文学面貌也颇为丰富多彩。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其次是散文、儿童文学和诗歌。当然，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就社会影响而言，“言情小说”为最，但较为严肃的、社会色彩浓郁的作品和儿童文学及诗歌也都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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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多有独到之处。梅子在谈及香港女性文学风貌与景观时说：“一言以蔽之，全因她们的关怀与笔触，无不细致入微。其中不仅涉及家庭问题，也牵扯了社会百相，甚至对‘钱’潮泛滥下，锻炼民族品格的‘危机’流露了深深忧思。就实质来看，我想说，那不啻‘母性的焦虑’。世上大概只有母亲才会那样‘义无反顾’地为扑灭那些生存环境的弊端而不惜呼号。比之男性作家，她们无疑更有坚持的人性。而在形式与技法上，体裁的多元、观照的密致、演绎的多姿、用语的俏皮，也在在表现了她们的灵动而不失执著、鲜明而不减深邃。有道是，女性作家往往有男性同行难以企及的绵密与坚韧、勇敢与奔放。”（6）写作是一种独立而寂寞的耕耘。香港的女性作家群，散落在太平山和九龙的各个角落，或是漂游在天涯海角，她们各自为“正”，或潜心于一个字一个字的攀援，或在商海拼搏，于喘息之余，记录下对于社会、历史、人生、命运的感悟和生活的“琐碎”，天长日久，她们形成了日渐显露于文坛的有形的队伍，这支队伍在前进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香港女性文学。

　　香港女性文学的主题丰富，大致分为言情、言情和社会、社会和娱乐几类。以写作为职业的香港作家，其写作多数不得不面向市场，因此侦探、武侠、爱情或流行小说成为女作家的题材选择。此种倾向具有普遍性，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商业化造成的一种潮流。这种“逼良为娼”的无奈矛盾与尴尬，使得一些作家“不得不”努力跻身于“流行”的行列。香港女作家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书写香港的社会和人生，其中，社会小说是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她们的作品内容主要是社会的，就是言情小说也是社会小说的一种形式。但是，我们还是将其分开而论，因为言情的、现代的、社会的，它们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大差异。

　　就小说而言，主要类型有三：其一，“言情小说”。代表作家为严沁、亦舒、林燕妮、李碧华、岑凯伦，还有较为年轻的西茜凰和张小娴等人。她们是多产作家，受到中国两岸三地和华人世界读者的青睐。“言情小说”具有许多趋同性，但实际上这类小说也各有所别，这种差别就在于小说“言情”程度、语言风格和所涉及的社会深度的不同，因此不同作家的读者“市场”也各有不同。在商业资本社会的时尚潮流里，一般读者并不在意文学本身的和社会的价值，他们的价值取向更多的表现为娱乐、休闲、消遣；而实际上，“言情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也是不可小视的。
      
　　其二，是社会小说。社会小说实际上就是那些与时代和社会联系密切的小说。这是文学的永久传统。这类小说的作家难于界定，因为香港女作家的创作，多有“言情”和“准言情”的色彩，比如夏易的小说，她写社会问题，却是以“言情”的方式表现的。长篇小说《昙花梦》《玫瑰泪》是陈娟的代表作，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美感。她本着“试图在侦探故事中浸入更多的文艺色彩，希望能给人多一点美感和人生哲理，比较强调人性和人情味的描写”。《昙花梦》将侦探和爱情巧妙地糅为一体，展示了1949年前的南京、上海社会生活的缩影，描写了南京警察局科长程慈航与女贼及金陵其他江湖大盗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小说曲折离奇、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将那个时期宁沪社会的污浊混乱与荒淫无耻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具有“官场现形记”式的认识价值。杨明显、梁凤仪和绿骑士等人的小说，都归入这个系列。作者自己和研究者都倾向将梁凤仪的小说视为财经小说，其实她的小说是一种介于社会、言情之间的小说，它只是更多地将现代人的经济生活生动地注入了文学，使文学有了更多的现代内容和气质。这类社会色彩浓郁的小说也拥有很大的读者市场，但与“言情”或“流行”小说相比，也无法成为香港社会生活中的文学主流。

其三，现代派小说。西西创作丰富，是香港小说家中的翘首，也是华文文学世界的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她以童心和信心关注现代城市和人的命运，她对小说的现代艺术探索孜孜不倦。无论是她的《肥土镇的故事》《镇咒》《肥土镇灰阑记》，还是长篇小说《飞毡》《浮城志异》《我城》，在她笔下，从一个小镇到一座都市，兴衰史是她笔下的主要视点，充满了人性感怀和人生体悟。她的小说，以神魔、童话、幻想、梦幻来展示她理想化了的人物和事物。她关注她的城市，并用现代的表现形式使其理想化———单纯和快乐，纯净和透明，没有你死我活和尔虞我诈，这是作家的希冀与理想。西西是香港的说梦人。西西追求极富文学创意的新颖题材与多变形式，不停地变换叙述方式，其执著与坚持，独树一帜。西西之外，还有几位作家，其创作不仅具有很明显的现代性，而且还有“言情和社会”交融的艺术特点。她们的小说艺术披挂的是“现代”的外衣，但却兼有社会与言情巧妙结合的社会特征。在香港落地的女作家，创作上要想生根，得先有生根的土壤。文学的命运，也只有适应了环境才能生存。文学的“言情”，既是文学本身的一种需要，也是社会“生存”的需要。基于传统性和现代性，更多的作家本能地选择了既“言情”又“社会”的写作姿态。在香港，几乎没有哪位女作家笔下没有“言情”戏，她们将爱情、言情、情欲与社会艺术地混在一起，但这个作家群落，每一位都建立了自己的风格，并使这种风格成为各自不同的文学图景。这些既对社会有所剖析，又有男女关系、女性命运的细腻描述的作品，往往具有高雅和通俗相互交融的审美特征。但是，其“通俗”的一面，一般都能恰到好处；“言情”的一面，即使卿卿我我，男欢女爱，欲望澎湃，也能使之妙处生花，魅力无穷。这类作品，我们可以从黄碧云、王璞、辛其氏的小说看到其成就和影响。

　　香港女性小说的三类主要类型，各有不同的读者群体，并构成香港的女性文学市场。但是，就文学流行学的历史规律而言，有的作家和作品会像闪电一闪即逝，而有的作家和作品，其光亮可以照得更远，沉淀于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社会、人生、历史和经验的标本存留下来，化为永恒。

　　香港的女性文学就像太平山下的紫荆花，她们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除了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和诗歌领域的成绩也不可低估。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但在散文领域，论成就，首推小思，她的作品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香港女作家重视儿童文学是有传统的，黄庆云之后，严吴婵霞、周蜜蜜、宋诒瑞、兰心、刘素仪、潘明英、潘明珠等人都是为孩子勤奋写作的有成就的女作家。香港的女性诗歌并不繁荣，但西西、胡燕青、舒非、梦如、路羽和蔡丽双作为代表诗人，其诗作为香港的女性文学增添了光彩。

　　参考文献：

　　（1）刘登翰主编. 香港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黄庆云. 月亮的女儿·后记（M）. 天津：新蕾出版社，1982.

　　（3）夏易. 自传（A）. 刘以鬯主编. 香港文学作家传略（C）. 香港：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6.

　　（4）袁良骏. 香港小说史·第一卷（M）. 海口：海天出版社，1999.

　　（5）梅子编. 香港短篇小说选·序———共享收获的喜悦（M）. 天地图书公司， 1998.

　　（6）梅子. 与友人谈女性秀作（J）. 香港《城市文艺》，2007

    （编辑：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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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回归前后的香港文学

一 文学掀起了新高潮 　　1982年年底，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定。香港开始进入“九七”回归前的过渡期，香港文学的发展从此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 　　香港人曾自嘲是“经济动物”，不问政治，只知赚钱享乐，这曾是众多香港人的写照。如今不同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与每一个香港人都休戚相关，不管你属于哪一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命运本应同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但以前由于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祖国意识的迷茫迫使香港作家只能以“他者”的身份来描写、评判中国。如1949年后，一些从内地南来香港的作家大都以“难民”身份写“家亡国破”之恨。 　　七十年代末描写中国的作品，一味暴露十年浩劫的黑暗面。处于过渡期的香港作家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在赞扬或批评中国时，已不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而多了一份投入的激情与承担的负重感。今天的香港人，甚至比内地人更关心政治。认识中国，关心“九七”，渐渐成为不同流派的香港作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创作题材。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是社会的测温计，“九七”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香港文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诚如香港诗人春华所说：“香港正处在风云际会时，香港有血有泪的曲折历史，波澜壮阔的丰富的社会生活题材，东西文化荟萃的桥梁，应该产生巨大的划时代的有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见《当代诗坛》第19期，第157页，香港银河出版社，1945年12月31日出版。）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准确地传达出港人的心声，这是很多香港作家意识到的责任。香港文坛以“九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频频出现，“九七”回归的春潮极大鼓舞着有良知的香港作家，并促使其文学作品的思想容量和艺术空间得以拓展，作家的艺术创作观念也相应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首先，香港作家文艺观中的政治意识开始强化。相对而言，香港作家在过渡期以前大都比较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注意形式技巧的创新，而对政治则较为冷淡，即所谓的“政治冷感”。 　　随着香港回归日近，香港作家开始体悟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九七”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一种自发的政治意识得到空前的张扬。香港作家们不再认为凡政治均是肮脏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政治冷感开始渐渐隐逝，专写欢场女子、婚外情、同性恋的作品在减少，作家的政治分析与社会分析能力在不断增强。香港作家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忧国忧民。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政治意识”不是指只为个人利益、阶级利益而争权夺势的狭隘僵化的“小政治”理念，而是指一种涵括祖国意识、家园意识的“大政治”意识。 　　一向处于散漫状态的香港作家自发组织起来了。1985年3 月，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宣告成立，随即开展一系列活动，并出版《中华文化》周刊。1985年春，龙香文学社成立，社长为企业家施祥鹏，副社长张诗剑、夏马，拥有近百名会员。该社团以加强文学交流和活跃文学创作为宗旨，出版《香港作家报》。1986年9月，香港文学研究会成立，刘以鬯任会长。该研究会以学者型作家为主，会员的创作颇具水准。1987年11月10日，香港作家协会（简称香港作协）成立，倪匡出任首任会长，胡菊人、梁小中、黄维梁任主席。该会宗旨是：保障香港作家创作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权利，维护作家版权、出版、发行权益。现由朱莲芬任会长，黄仲鸣任主席。1988年1月31日，香港作家联谊会（现改称香港作家联会）正式成立。该会以“增进香港作家的友谊及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为宗旨。现出版会刊《香港作家》（月刊）。 　　第一任会长是曾敏之，现任会长是刘以鬯。作协和作联是香港当代文学史上两个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1988年元月，以 青为负责人的文学世界联谊会宣告成立。参加该会的有各国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七十多人，成员遍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不定期会刊《文学世界》。八十年代末蓝海文为会长的世界华文诗人协会成立，该协会出版会刊《世界中国诗刊》。1990年1月，当代诗学会成立，该学会广泛联络海内外诗人、诗评家。是一个兼顾创作与研究的文社。1990年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李默出任会长。）该联合会出版会刊《香港文艺报》1991年，岭南学院成立了“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出版《现代中文文学评论》。该刊以发表香港文学评论为主，有较高的学术性。总之，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作家呼朋唤友，成立起一系列文学社团。在香港回归前后，香港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左右对立的状况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从前持不同政治倾向、属不同艺术流派的作家，现在不知不觉走到一起来了。香港文社多属同仁性质，组织松散，但各个社团在制定的章程中都标明以维护作家权益，推动香港文学发展为宗旨，这对香港文学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香港回归前后的纯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并不景气，但文化人的热忱与执著却令人敬佩，其景况可用此起彼伏、前赴后继来形容。创刊于1985年元月的大型文学月刊《香港文学》，是香港影响最大，令香港作家引以为荣的纯文学期刊。该刊由著名作家刘以鬯任社长兼总编辑。 　　《香港文学》倡导文学革新、自由评论，追踪世界华文文坛新热点，钩沉史料，撰稿者遍及五大洲，成为一本世界性华文文学杂志。该刊坚持不登媚俗文字，以其高水准、高格调、高品位深受好评。该刊出版准时，迄今已不间断地出了近二百期，难能可贵。今天，《香港文学》已成为香港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不可不看的一本重要的文学杂志。\ ：“九七”回归前后的文学活动开展得较为活跃。一些文学机构、社团踊跃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如文学讲座、研究会、笔会、诗朗诵会、征文比赛、文学奖评选、文学成就展览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类文学活动更为频繁。例如，1990年10月31日，《八方》文艺丛刊编委会设八方文学创作奖，首届获奖者为女作家西西。中大、港大、岭南学院等大专院校分别主办过几次有影响的关于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国际性文学研讨会。各大专院校青年学生组织的文学社也时常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这类丰富多采的文学活动，不仅为作家间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方便，还起到了鼓励青年从事文学写作、在各阶层市民中扩大文学影响力的作用。出于“九七”的政治因素，港英当局开始检讨、研究过去艺术发展情况，并于1994年8月1 日正式成立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筹划、推广文学艺术的全面发展、欣赏与参与，借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艺水准。由于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香港文学作者出版物数量增加，香港中文报章也锦上添花，多家大报开辟了副刊。如1994至1995年度，获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文艺刊物有：香港文联主办的《文艺报》双月刊，香港英文笔会主办的《香港笔会》，由香港作联主办的《香港作家》月报等等。九十年代以来，市政局图书馆联合香港作联、作协共同举办“文学月会”，邀请本地作家演讲，参加者踊跃。1997年1月4 日至11日，香港举办了“首届文学节”。这项活动由市政局主办，它以“香港文学50年面面观”为主题，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研讨会、香港文学五十年展览、读者与作家见面、写作研习班、香港文学电影欣赏及座谈等等。文学节期间，大会堂等众多文化场馆以及各区的二十一个图书馆均有文学活动，可谓盛况空前。其中“香港文学50年展览”包括展出大量的作家手稿、照片、小传、珍贵的著作、各个时期出版的文艺期刊，吸引了许多观众。1998年7月1 日至11日，香港临时市政局公共图书馆主办了“第二届香港文学节”。这届文学节主题为“香港文学多面体”，内容主要有研讨会和展览。研讨题目为“香港文学的艺术特色” 　　、“香港文学中的香港”、“过渡期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雅与俗”、“香港文学的语言”，分别由演讲和讲评的方式进行。展览内容为“香港文学中的城市风貌”，以精选部分原作品，配上相片、插画，混合媒体、装置艺术等，表现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此外，还有读者与作家会面、交流，作家专题讲座，中小学生文学作品演绎比赛等。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加大了对文学事业的资助力度，特别是在香港经济受亚太金融风暴冲击而陷入低潮的情况下，香港艺术发展局对文学事业的援助资金有增无减。回归后的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规定，资助作家出书凡中篇以上作品均须由文评员评审考核才能交文委会委员定夺，这就避免了以前文委会资助出版书刊时的随意性，提高了资助出版物的质量。艺术发展局文委会对资助报纸办好文学副刊尤为重视。例如，1998年6月，文委会通过‘资助报刊文学版“一案，拨款六十多万元，资助《新报》、《商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和《前哨》月刊扩充文学版。据统计，从1994年8月至1998年3 月，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委会已为香港四百零九个出版计划提供了1548万元资助，为四十八份杂志提供了198 万元资助，为七十二个教育计划和二十四个扩展计划提供了982万元资助。以上资助总额达4228万元。从年度拨款来看，香港回归之后比回归之前有了大幅度增加，97/98 年度文学方面资助款数额比94/95年度增加了三。二三倍。 　　香港回归前后，香港与内地的文学交流大大地加强与活跃起来。首先是两地文学工作者、作家之间的互访日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仅1994年，内地来港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就有二百七十二批，共三千四百多人次；香港作家到内地访问的则有三十七批，共三百多人次。其次是两地出版界的合作增多，如内地长江文艺出版社和香港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香港作家作品系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与香港作联合作出版紫荆花书系。此外，有大批内地学者、教授到香港讲学、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两地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扩展了香港作家的艺术视野，对香港作家的创作理念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交流也为”九七“后的香港文学由与母体文学”交流“走向”整合“作好了铺垫。 　　香港作家历来以流动大著称。进入过渡期后，有不少香港作家由于家庭等方面原因移居海外。离港作家有陈浩泉、阿浓、韩牧、冯湘湘、水禾田、梁锡华、胡菊人、戴天、黄国彬、潘铭 　　、颜纯钩、李怡、亦舒等（在加拿大）；倪匡、雨萍、柯振中、陈炳藻、黄河浪等（在美国）；杨书楚等（在新加坡）；梁羽生、陈耀南、杨明显等（在澳洲）。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离港作家有四十余人。他们移民海外后大多没有搁笔，有的仍为港报写专拦，或在香港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移居海外的香港作家在推动居住国的华文文学，繁荣世界华文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几年，移民海外的香港作家倒流回港的也有，如刘绍铭、潘铭 　　、黄国彬等。与此同时，近十多年来，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作家约有百人之多。香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中继站。”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只要两地文化界人士携手合作，加强交流，取长补短，自强不息，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吸取外国优秀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的特色，香港完全可能赢得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之一的美誉，同已经取得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交相辉映。香港文学艺术的百花园必将姹紫嫣红，大放异彩，带给中华大地’阅不尽的春色，看不完的繁花‘。“（张浚生：《欢迎中国作家访港酒会致词》，载《香港作家报》，1995年11月出版。） 　　香港回归祖国已两年多了，人们对香港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二 本时期的小说 　　香港回归前后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首先是”九七“题材成为创作热点，认识中国，关心”九七“，渐渐成为不少分别属于不同流派的作家的共同创作路向。”九七“题材的香港文学作品中时代精神的投影明显浓重起来，这与过去那些写风花雪月或身边琐事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梁锡华的”九七“题材长篇小说《头上一片云》比其过去写的长篇小说《独立苍茫》在思想容量和艺术空间上均有极大的拓展，不再囿于个人生活领域，而利用主人公卓博耀的一举一动去写时代的变化。作品的情节也随着局势的转变而发展，作者无论是写宗教信仰还是写婚姻爱情，人物身上都烙上明显的时代印迹。刘以鬯的《一九九七》则通过描写吕世强内心的不安与忧虑，折射出”九七“香港回归前港人的心态，小说的时代色彩浓郁。白洛的《福地》，写的是牵动香港社会的重大题材，由于作家敏感地捕捉住变幻莫测的眼前生活，且能从大处着眼，使人感受到小说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情趣。陶然的中篇小说《天平》，沿着爱情--人性--社会的轨迹，通过描写”九七“回归前杨竹英、黄裕思之间的爱情心理，反映了港人对待”九七“的不同心理活动，并以嘲讽的态度批驳了那些对”九七“心存疑虑和不安并采取不正当手段搞移民的人。巴桐的《雾》以一个区议员竞选活动为中心事件，展示了风云际会的港岛动荡、微妙的世态人心。当父亲的顾虑”九七“前途未卜，故反对儿子参加竞选。小说突出了儿子的崇高志向，并肯定了他对香港前途抱有信心的乐观态度。梁凤仪的系列长篇小说《归航》则以写实的笔调，立足于”九七“ 　　香港回归的历史潮头，对香港百年沧桑进行回顾，并对回归之前的香港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描写，特别是对港英政府为”九七“回归设置种种障碍，作了较为深刻的揭示。 　　香港这座不断变幻着的各种色彩和形态的大都市，吸引越来越多的香港作家去描写它，表现它。林荫的《镀金鸟》、《都市传奇录》、《九龙城寨烟云》等小说写没有火药味却同样充满你死我活的搏杀的商场竞争，令读者惊心动魄，梁荔玲的都市小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夜没有雨》、《香山盟》等，活灵活现地勾勒出现代都市职业女性复杂的情感世界。海辛继《天使天使》、《乞丐公主》等小说后，又推出长篇力作《塘西三代名花》和续编《花族留痕》以及《庙街两妙族》。这三部小说均以富于传奇性见长，合起来组成了”五十年港九社会的一角“。海辛充分利用自己熟悉香港生活的优势，在作品中追溯了几个家族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事事交织，物物相牵，人物音容笑貌极富个性色彩，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这三部作品容量异常丰厚，时间跨度很大，写出了时代的巨变，令读者油然而生沧海桑田、时移世易的感叹。一些来港不算太久的南来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有特色的香港题材小说，其中用力最勤的当数东瑞和陶然。东瑞长期勤奋笔耕，创作了数十部中长篇小说和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反映香港题材作品居多。以长篇小说《夜夜欢歌》为例，通过对香港娱乐圈里追名逐利的丑恶现象的描写，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病态，穿透歌舞场纸醉金迷的表象，使人看到内里的腐朽。东瑞早期小说都是写实的，自八十年代以来创作手法趋于多元化。陶然创作以短篇小说著称，作品的思想立意总是贴近时代，以积极的态度”干预“生活。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很见功力，特别是注重对人物心态的勾勒、渲染。他的短篇小说集《平安夜》、《旋转舞台》中的作品，均有鲜活的人物形象，结构和语言方面也颇具特色。陶然的小说在结构上颇具特色，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突破了平面、线性的结构和推进模式，而采用立体、纵横交错、过去和现实彼此交织的手法。《窥》是陶然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入的小说大都以香港为社会背景，凭籍不同社会层面人物的生活片断，反映香港社会人生百态和世情众相，从而揭示商业大都会的人情冷暖和人性美丑。同样为南来中年作家，颜纯钩、陈浩泉、陈娟、吴应厦、程乃珊、陈少华等，在小说创作方面都有佳作面世。颜纯钩的短篇小说《山路》，获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组冠军。1983年他的中篇小说《背负人生》获香港博益集团第一届小说创作冠军奖项，受到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等人的赏识。《红绿灯》是颜纯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的作品大都写小人物灵与肉的创伤，写普通人的命运多舛，因而有香港的”创伤小说“之称。作者从不同角度披露了世态炎凉，展示香港下层社会的人生相，字里行间充满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颜纯钩出版于八十年代后期的短篇集《天谴》，在小说的题材方面作了新的开拓，加强了对人性层面的发掘，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广泛的探索。 　　香港评论家璧华用”篇篇皆具新意“（璧华：《篇篇皆具新意的短篇小说集--评颜纯钩的新作〈天谴〉》，载《香港文学》月刊第92期。）来形容颜纯钩的这部新小说集。 　　陈浩泉的小说以反映青年生活为主，作品中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人物的悲欢离合扣人心弦，富有传奇色彩，大多为中长篇，代表作有《扶桑之恋》、《香港狂人》等。《扶桑之恋》写了中日两国的不同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分别属于两个时代的两代人的命运，悲喜交集，引导读者认识战争与和平、社会与人生、友谊与爱情的内涵与真谛，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将两国的恩怨情仇、异域情侣的悲欢离合、战争的残酷、时代的变迁、旧梦重温、新交欢悦……交织在一起，读来令人荡气回肠。《香港狂人》通过对主人公余守义因三度入狱遭受刺激发狂致死的经过，形象地展现了香港社会的多个层面，高度概括了香港社会法律、道德、教育乃至学校、监狱、医院等地的真实面貌。这部小说虽说只有十八万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反映当代香港社会全景的规模。作品以一个有志青年的高尚行为来反衬社会中的丑陋现象，以这位富于正义感的青年最终被逼狂、逼死，控诉社会的种种痼疾。 　　才气加勤奋，使陈娟在海内外文坛有了颇高的知名度。八十年代中期，她在内地和港台先后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昙花梦》，三地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套，并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屏幕。小说生动地再现了解放前夕南京和上海的社会百态，写人称”中国福尔摩斯“的南京警察厅刑警科长程慈航与几个身怀绝技的江湖女贼以及金陵飞贼等江洋大盗之间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案件曲折离奇，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小说男主人公程慈航是以陈娟之父为原型塑造的。曾敏之称”《昙花梦》不失为描写国民党的《官场现形记》。“（曾敏之：《〈昙花梦〉序》，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玫瑰泪》是陈娟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虽以一桩命案为作品的落笔点，但作者并未侧重描写破案的惊险曲折过程，笔墨重点落在与命案相关的世态人心上，进而毫不留情地揭示出现实社会冷酷、自私、血腥、污浊的一面，并对形形色色的灵魂作出审美观照。 　　吴应厦是位勤奋的农民作家，厚积薄发，一直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人啊，女人》问世才为人所知。这部小说以香港大屿山为背景，生动地描述了从”七七事变“至今五十多年来香港远郊的历史变迁。作者在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掘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巨大的凝聚力。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那些纯朴的村民互助互济，他们的所作所为展现了千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和伦理观念，又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程乃珊在此期间出版了金融世家三部曲的第一部《望尽天涯路》。小说通过对祝景臣家族几代人以及由婚姻利益纽带所联接起来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的描写，浮雕式地表现出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社会本质。作者在搜集、占有资料方面下了功夫，构思布局独具匠心，人物塑造上颇见功力。程乃珊的金融世家三部曲能否成为具有大气的杰作，还要看作者今后的努力。 　　擅长写散文的陈少华本时期对写小说也产生了兴趣，并在很短时间里就创作了《蓝蓝的路》等三部长篇和短篇集《秋水伊人》。陈少华创作态度严谨，作品品位高，同时又具备了通俗小说的消遣性。其小说的主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往往集中在一条主线上，这种”线性“结构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悬念迭起的技巧，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 　　本土作家也斯的创作，是本时期香港小说创作的可喜收获。 　　《剪纸》的构思取意独具匠心，瑶和乔这两个本无关系的女人像一张剪纸展开后呈对称状的两面。从瑶并不了解什么是值得继承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乔的浅薄中，可以看出她们的共性特点。作者借瑶和乔揭示了香港社会深刻的潜流，写出了对时弊的思索和认识。也斯短篇小说集《养龙人师门》题材丰富多彩，表现手法不拘一格。长篇小说《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是也斯的一部力作，从动笔到出版历经十年，其间由于认识的深化和对”旧我“的超越而几易其稿。作者称之为”一部自传体的游记回忆录“。小说从”我“去巴黎的一次重游起笔，写了在香港成长的一代青年，到海外去留学之后又回归香港时的体验与感受。在海外时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迫使他们反省自身的文化背景；而急遽转变的香港现实，又使他们产生了困惑、苦闷和疏离感。作品在结构上以心灵世界为基点，以”我“的情感流动、情绪的飘逸为线索，通篇没有首尾相贯通的故事，心理流向就是作品的进行式。一般小说中栩栩如生的具有物质感的叙述对象，在也斯的这部小说中似乎化作了空灵的、难以触摸的精神现象，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理性的心理剖析，常常取代了传统小说的叙述和描写。 　　进入九十年代后，老作家刘以鬯又迎来了小说创作收获期，陆续出版了《岛与半岛》、《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刘以鬯中篇小说选》等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刘以鬯的新作继承了他一贯的锐意创新的艺术探索精神。以长篇小说《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为例，巧妙地运用人物直接作内心独白和作者插入叙述的交错技巧，写出人性善恶的交战。这部小说心理刻画异常细腻，生动逼真，对于剖析社会肌体和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刘以鬯的《镜子里的镜子》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它是历史、社会、人生乃至哲理的暗喻，说的不是物质形态的镜子，而是衍生能力极强的人类共同的模式。整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有叙述多而描绘少的特点，读者要读懂小说的内涵，需要与作者一同参与”双向构思“，方能领略作者的创作意向，完成作品的解构、释读。 　　施叔青、钟玲、钟晓阳等受过高等教育的几位才女，也各自献出了小说精品。来自台湾的施叔青旅港八年后发表了广受好评的《香港的故事》系列小说，后结集成书出版。施叔青对这部小说曾作了如是剖白：“《香港的故事》表面上是有声有色的酒肉争逐，事实上是达到否定的批判作用。”（施叔青：《〈香港的故事〉序》，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在施叔青的“故事”里，看不到英雄，也极少遇见卑鄙无耻的歹徒，绝大多数人的面目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所能涵盖的，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人，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系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无论男女，无论属于哪个阶级、阶层，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那就是深深的、难以排遣的孤寂，和由此而来的苦闷、挣扎、悲观。或许，正是对香港社会中形形色色人所共有的孤寂感的思考，激发了作者的创作冲动。施叔青孜孜不倦地为自己作品特定的内容寻找最适合的表现形式。香港生活节奏快，信息量大，长篇小说固然有容量大的优势，然创作周期较长，不易为当前的现实写照；短篇小说出手快，但容量毕竟有限。 　　系列短篇小说，可兼具长、短篇小说的优势，又能避免二者的缺，堪称反映香港社会生活高明而适宜的艺术形式。施叔青这一系列“故事”展现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香港生活场景，显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多侧面的“立体交叉”型构筑。 　　同样来自台湾的钟玲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业余热衷于写小说，其作品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以真人真事改写的，如《摊》、《杀人井》；另一类是虚构的，如《轮回》、《黑原》。擅长写散文的钟玲常因生活中的人和事的触发，产生创作小说的冲动，这时，她就借写散文的方式，广泛收集资料，尽量做实地考察，然后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构思、落实。她写《杀人井》就取材于一桩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巧妙地通过一个幼童的视线展开故事情节。钟玲深受佛经影响，接受了一种特殊的宿命论及轮回观，即这一辈不能完成，死后会在另一世另一种形式存在；两个有某种关系的人死了之后，或许他们在阴间仍有某种联系；此一时空的你之所以悲哀，就因为自己前一辈子做了什么而导致的。《轮回》这篇小说笼罩着一层神秘主义色彩，男主人公的死唤起女主人公心灵的新生，人物身上都寄寓了象征的意蕴。作者借鉴了电影的表现手段，注重气氛营造，小说有鲜明强烈的形象性和直观感，抽象的哲理意念和心理分析，被赋予可感的形象。《黑原》也摆脱不了“机缘”两个字，作品中的人物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苦苦地挣扎，结果只能在命运的海洋里随波逐流。 　　钟晓阳是香港第二代本土作家中的佼佼者，她1963年出生于广州，同年随父母定居香港，19 81 年从圣玛丽亚英文书院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文科电影系，在学期间，钟晓阳的作品便陆续推出，已出版《停车暂借问》、《春在绿芜中》、《爱妻》、《流年》、《唤真真》、《细说》、《哀歌》等中长篇和散文小说集多部。钟晓阳于豆蔻年华便以长篇小说《停车暂借问》走红港台文坛，曾多次荣获“中文文学奖”和“青年文学奖”。 　　钟晓阳的小说写的大多是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结尾都是悲凉凄惨的。钟晓阳在对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时，选取了一个崭新的表现视角：现代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下爱情的残缺与失落。现实生活中任何美都是有缺残的，美只有在不对称的谐和中体现出来，因此书写人生悲剧总要比高歌人生喜剧来得深刻感人一些。这也许正是钟晓阳的爱情小说深受欢迎，令人感动的原因所在。钟晓阳既不怀疑人世间有真爱情，也不把爱情理想化、梦幻化，她相信人间真爱情的存在，其作品中的人物，总是一生一次恋情，一人一个目标，一旦相爱总是那么缠绵、深长而炽热，一个个有如金包银饰般的鲜明夺目，然而最终总是好梦难圆、残缺不全。一切都得随缘，这就是钟晓阳的爱情观。钟晓阳的爱情小说与流行的言情小说有着截然的不同，首先钟晓阳笔下“残缺”与“失落”的爱情故事是被强化了、悲剧化了的。如《流年》中的俞爱伦爱江潮信，但江潮信却冷待她，甚至歇斯底里地辱骂她，对她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虐待。在钟晓阳笔下的爱情里，总是充满着矛盾与悲剧，而不像流行的言情小说那样，美轮美奂地装饰爱情。钟氏笔下的爱情故事似乎更真实，更多一份撼动人心的力量。钟晓阳的爱情小说，在表现爱情的“残缺”与“失落”的同时，还进一步揭示产生这种“残缺”与“失落”的主客观原因，这样就有别于流行言情小说之轻浮，显得厚重、理性化。在早期的作品里，作者主要是审视与反思女性深层的传统意识，展示留存于妇女身上的弱点。如《停车暂借问》中的主人公赵宁静敢于追求婚姻自由，思想较新潮，但当她得知林爽然已订婚，尽管林爽然是被迫的，她仍把心中的爱扼杀了，因为她不能摆脱林爽然未婚妻的影子，这说明赵宁静内心仍然受到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在稍后的作品里，作者则侧重于揭示环境压迫及各种复杂关系的制约。如《流年》中的江潮信对俞爱伦没有产生真正的爱，回港后他曾告诫自己不要受俞家恩惠太深，以免不能自拔。然而当他找职业时又不得不接受俞家的帮助，又深深为俞家优裕的物质条件所吸引，于是他欲罢不能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钟晓阳的创作视野已不再局限于婚恋、爱情题材。如中篇《唤真真》表现年轻人对前途的选择；《荔枝熟》表现了迁居的一对兄妹梦想的破灭；《良宵》则写新郎新良在新婚之夜的复古游戏等等。与钟晓阳的爱情小说相比，这些小说略显苍白。 　　钟晓阳在艺术上的造诣很高，受到评论界的称道：“钟晓阳的小说艺术深受张爱玲的影响，尤其在文字运用、气氛渲染、意象营造、背景淡化等方面，更见张爱玲的痕迹。钟晓阳作品的风格也和张爱玲很近似，都低沉哀婉，她笔下的世界是一个”灰清土冷的世界“当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爱得如痴如醉时，钟晓阳并没用激越的文字、高昂的情趣去刺激读者，以获得廉价的共鸣，而是在低回轻叹的柔曼旋律中诉说一个个忧郁、哀伤的爱情故事，不过钟与张在作品思想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张爱玲的作品是对人性恶的张扬，钟晓阳则展示人性善。 　　本时期的香港小说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呈现兴盛状态。就小说创作形态而言，呈现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与通俗化互渗、互融、多元并举的格局。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举办了”第一届天地长篇小说创作奖“评奖活动。这是香港文学史上的首次长篇小说评奖，共收到香港作家创作的八十余部长篇小说。参赛者各年龄段的都有，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六十九岁，显示了香港小说创作的深厚潜力。广西漓江出版社1996年末隆重推出一套”香港新锐作家小说丛书“。这套丛书共有八种，分别为也斯的《烦恼娃娃的旅程》、陶然的《窥》、王璞的《雨又悄悄》、颜纯钩的《生死澄明》、草雪的《妖娆》、李洛霞的《今夜，没有颜色》、钟晓阳的《离合》、《腐朽与期待》。这套小说丛书写的全是港人、港事，展示了一幅香港社会人性、人情、人事的五彩长卷。本时期香港有影响的作家及小说作品还有梁锡华的《独立苍茫》，温绍贤的《绿印人》、《失去的一代》，金东方的《她这一辈子》，杨明显的《姚大妈》，汉闻的《太平山之恋》，巴铜的《蜜香树》、《佳人有约》，钟毓材的《淘金梦土》，骆宾路的《一幕难演的戏》，张汉基的《野玫瑰与黑牡丹》，文翎的《征婚启事》，等等。 　　本时期香港写言情小说的大都是女作家，她们的学历层次一般都较高，文字功底也不错。她们擅长长篇小说，作品相当生活化，内容通常是描写男女间的爱情纠葛，表现都市人在感情生活中遇到的困扰、烦恼与命运的跌宕，像亦舒的《曾经深爱过》、尹沁的《绿色山庄》、《古屋》、李碧华的《胭脂扣》、《秦俑》、林燕妮的《缘》、《九个人一个宝藏》、岑凯伦的《彩虹公主》、西茜凰的《大学女生日记》、《第八夜》、《末世之恋》等，都颇有代表性。这些小说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被淡化，情调则各异，或亲切柔和，花好月圆；或痛苦感伤，惆怅困扰；或疯狂宣泄，万念俱灰。香港女作家的言情小说一般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给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提供娱乐，消除劳顿疲乏，追求畅销。这类小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模式化可谓最突出的毛病，作者写得飞快，笔走龙蛇，无暇推敲琢磨，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 　　亦舒是香港文坛闻名遐迩的言情小说女作家。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9年生于上海。1955年，随父母由上海迁居香港，读书期间即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广览群书培育了亦舒良好的艺术修养，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做了极好的铺垫。中学毕业后，亦舒直接到《明报》当了一名年仅十七岁的小记者，并用玫瑰、槐阡、络绛、陆国、叽里呱啦等笔名撰写新闻、专访及杂文、小说。二十七岁那年，在经历过情海风波和婚姻挫折后，负笈英伦，考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酒店管理专业。回港后曾在电视台、政治新闻处任职，现定居加拿大。三十多年来亦舒笔耕极勤，收获丰饶，已写出《家明与玫瑰》、《独身女人》、《我的前半生》、《香雪海》、《喜宝》、《宝贝》、《风信子》等八十多部小说和《豆芽集》、《自白书》、《舒云集》等多部散文、杂文集。 　　亦舒对世间的爱情是持怀疑态度的，永恒、纯真的爱情在亦舒的眼中不过是美丽的童话而已，在她笔下呈现更多的是丈夫偷情、妻子别恋、情人离异。如《曾经深爱过》中的工程博士周玉美，深爱着妻子利壁迦，其妻却突然不告而别，投入他人的怀抱。同时美籍流体力学专家邓女士抛夫别子，只身来到周玉美身边。在《胭脂》中，父母早已离异的杨之浚生下女儿杨陶，连孩子的父亲都不知道是谁。后来杨之浚与装修设计师叶世球发生了若即若离的恋情，早有女友的叶世球却转而追求杨陶。杨陶亦用情不专，先与一个模特两心相悦，旋又与许姓导演两情缱绻。在这里，亦舒驱使神圣的爱情告别古老的海誓山盟，而遁入游戏嬉闹的怪圈，这一方面如实反映了香港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逆转，另一方面与亦舒的灰调爱情观不无关系。 　　对拜金主义的爱情观，亦舒在小说中也有相当充分的反映，其代表作包括《喜宝》、《婚外之恋》等。中篇小说《喜宝》中的喜宝本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年青有为，前程似锦。 　　在爱情与金钱之间，喜宝更看重金钱的作用，物质是实实在在的，爱情却显得飘忽、不可靠。所以她心甘情愿地当了年近七旬的大资本家勖存姿的情妇，后来又曾爱过勖存姿的未来女婿宋家明。但当宋家明决定与她双双远走高飞时，喜宝却因抵御不住高级物质享受的诱惑而临阵退却，再次情愿牺牲自己的青春与爱情而成为金丝笼中的鸟。这种拜金主义的爱情观，反映了香港部分女性在自我价值认识上的迷失，然而更多的却是由香港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在竞争激烈、金钱主宰一切的香港社会，人的生存受到极度的挤压，弱小的女子感觉尤甚，她们要想生存或生存得更好一些，就只好出卖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作者在充满感情的描绘中以理性的笔触控诉了畸形繁荣的香港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亦舒的言情小说把笔触伸进知识女性的内心深处，在反映她们的婚姻爱情生活同时，努力发掘香港中上层知识女性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她比烟花寂寞》中的女主人公姚晶，曾是一位如烟花般耀眼的电影明星，后赴美结婚，两年后又返港，不久在寂寞中死去。尽管姚晶有丈夫，有家人，但都令她失望，她的心深陷于死水般的寂寞中。香港社会向来存在着物质富裕精神空虚的矛盾，在知识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亦舒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住这种现象，加以挖掘表现，是香港言情小说领域的突破。 　　亦舒的女权主义观念十分浓烈，以她的妇女观看来，女人要独立，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亦舒这种妇女观在《我的前半生》中得以充分的展现，小说中的涓生与子君是大学同学，恋爱、结婚，婚后子君成了家庭主妇，整日无所事事，靠喝茶打麻将消磨时光。有一天，涓生宣布与子君离婚。离婚后的子君重新振作起来，自寻职业，自食其力，终于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经济上独立的女性，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赢得了爱情。亦舒对前半生的子君不以为然，而对其后半生所走的自尊自强自立的人生道路，则给予热烈的颂扬。 　　亦舒小说独具艺术魅力，首先其作品文字简洁、凝炼、句短、段短，节奏快，具有跳跃感。 其次其行文笔调辛辣犀利，揭示人物灵魂，亦庄亦谐，鞭辟入里，对社会的抨击直率无忌，一针见血。另外，亦舒的作品极少刻画、描写，多为棱角分明、个性化的对话，读来脍炙人口。亦舒的创作题材偏狭窄，尽管她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但她未能化人生的经验为内心的体悟，未能进行高度的浓缩、提炼，故其作品缺乏深度，令读者有浅显直白的感觉。另外在揭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时，也显得表现手法单调，模式化的印迹十分突出。 　　香港是一个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大都市，财经事宜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香港这样的城市，工商企业界的生活与斗争无疑是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而勾心斗角、扣人心弦的故事最能体现香港工商社会的本质。梁凤仪正是集学识、财经界生活阅历及创作财经小说的志向等多重机缘于一体，故其财经小说一经出现于香港文坛上，便倍受世人瞩目。 　　梁凤仪本人便是香港工商界和出版界颇有建树的女强人。她大学毕业后，只身闯荡商界，从担任香港电视节目监制到任永固纸业集团董事及勤+ 　　缘出版社董事、总经理，曾先后在香港证券、银行集团投资公司及联合交易所等多家工商金融机构任职，经历了艰夺的拼搏创业过程，也经历了成功和失败，从中她获得了深切的人生体会和丰富的从商经验。作者把这些体会和经验注入到她的人物中；再者，作者涉足商场多年，对商界内情、人情世故、各种层次的人都有仔细的观察与了解，因而汇诸笔端，人物便显得风采照人。 　　梁凤仪的创作历史并不长，但创作力很旺盛，自1989年至1996年共出版了四十多种小说和散文集，其中有《醉红尘》、《花魁劫》、《千堆雪》、《信是有缘》、《锁清秋》、《豪门惊梦》等二十四部财经小说。梁凤仪财经小说风靡一时，除了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独到的广告宣传意识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她的小说写的多是香港财经界的生活和斗争，题材新颖，别开生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些作品以香港发达的市场经济为背景，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工商界、经贸界、金融界的云诡波谲、惊心动魄的画面，描绘了经济领域内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 　　梁氏财经小说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将财经知识、经营手段等因素融于故事情节之中，塑造出一系列时代女强人形象，一扫香港文坛上闺门怨妇和纯情少女的柔弱气息，令人耳目一新。如《信是有缘》中的阮楚翘、《花魁劫》中的小三等。梁氏小说的卖点在财经背景、故事传奇性及女性要求独立的反叛意识，小说中曾遭不幸的女主人公翻手为云的成功，将普通人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在小说中延续、实现，从而赢得了市民读者的喜爱。 　　梁氏财经小说具有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消遣性、传奇性等流行小说的美学特征，更兼有纯文学严肃主题的探索。1996年，梁凤仪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归航》，全书共分六册，特为香港回归而作，年代覆盖一百五十年香港历史，以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笔法反映了从鸦片战争至”九七“香港回归前后一百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描写香港的第一代（1838至1898年）直到香港第五、第六代（1973至1997年）的奋斗与生活。小说注入纯文学因素，并穿插了一系列浪漫爱情故事，使《归航》成为一部颇具历史沧桑感、相当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归航》的问世标志着梁凤仪创作水准有所突破。梁凤仪的小说很受读者青睐，但就整体而言，艺术品位不算高，故事格局模式化，语言缺乏个性，不少作品敷衍成篇的痕迹明显，这些缺陷或许都与作者写得太快有关。 　　李碧华自1976年至今，一直担任记者、编剧。近年来，由她编剧的《胭脂扣》、《霸王别姬》等电影频获国内外大奖，同名小说亦深受瞩目，李碧华随之声名鹊起。 　　李碧华的小说探讨的是根植于人性本能的爱欲意志，及其在现代社会压抑下的扭曲和变态。 由于她善于捕捉社会敏感话题，营造故事的戏剧性氛围，从而使她的小说具有可读性，同时又具备较高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学价值。李碧华的小说由于对人的爱欲意志的变形感兴趣，故其选材极端，热衷于写同性恋、性变态等，小说透过社会表层，深入到人的心理层次，写政治、经济压力下人们艰难的生存状态，写的都是人的爱欲、意志遭遇毁灭的过程，往往给人以震撼心魄、催人泪下的悲剧美感。 　　李碧华小说中的爱情，往往因为恋爱双方的社会身份不相配而不得不趋于破灭，纯真的爱情在固有的社会规范面前显得无力、脆弱，让读者面对人性的弱点、社会的缺陷，唏嘘感叹不已。如《胭脂扣》便是一个以昔日爱情的执著对照当今爱情的苍白的故事。小说将妓女如花和十二少跟凌楚娟和袁永定古今两种爱情相对照，社会身份相差悬殊的十二少和如花，两情相悦、浪漫缠绵，欲爱不能甚至为情自杀，这种纯真的爱情让当今的情侣凌楚娟和袁永定羡慕不已，深感今不如昔，”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惟有当年塘西方有真爱。作者是在小说中探求了文明与爱欲的问题。她是这样理解香港风月场中的所谓男女之情的：什么叫情？什么叫意？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男女女在做戏！李碧华有很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她的小说语言有古典的简洁、凝炼与含蓄，又有现代口语的通俗、生动、活泼与风趣。 　　《霸王别姬》和《川岛芳子》是两部描述人性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压力下逐渐扭曲变态的小说。《霸王别姬》中男扮女装的”虞姬“--程蝶衣，假戏生真情，渐渐失掉了男子汉的身份，而认同了自己扮演的女性身份，同时也深深爱上了阳刚气十足的”霸王“--段小楼，而段小楼却只爱相好菊仙，最终注定了同归于尽的命运。《川岛芳子》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忘记自己的”公主“身份，以男儿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女子。川岛芳子本是个遗臭万年的人物，但李碧华把她视作一个审美艺术形象，从中分析政治环境压迫下扭曲的人性，由此可见其独特的艺术视角。无论是程蝶衣的男扮女装，还是川岛芳子的女扮男装，都缘于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压，导致了两人性别的错乱，使其欲爱不能，走上孤独、艰难的人生之旅。从这些极端的生命轨迹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绚烂，也看到了社会对人性的扭曲。李碧华是试图在生命的极端化状态中，挖掘探索人性的美丽和丑陋。李碧华的《诱僧》和《生死桥》通过朝中大将石彦生的命运，对秩序和爱欲提出了质疑，权位、生死、爱恨、名利像一个个肥皂泡，逐次在石彦生的内心破灭，他最终内心空无一物。《生死桥》则通过对唐怀玉和金啸风的命运描述，写出了爱情和事业在俗世的毁灭，对事业的追求是因爱情而起，而对爱情的追逐又导致了事业的落败。 　　李碧华在对艺术的追求中，同时注重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在《秦俑》这部超越时空和历史的浪漫奇情小说中，作者为了制造小说的戏剧冲突，采用时空交错、人鬼同台的荒诞手法，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尽量挖掘故事的思想内涵，使作品获得一定的艺术深度。 　　三 本时期的诗歌 　　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香港新诗》（《香港诗选》，周良沛编选，共收六十三位香港诗人作品），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香港当代诗选》（《香港当代诗选》，姚学礼、陈德锦编选，共收九十二位香港诗人二百多首诗。）。结合这两本诗集来考察八十年代香港诗坛，可以看到回归前的香港诗歌创作发生了不少变化。其间，六十岁以上的老诗人除了何达、 　　青、舒巷城外，几乎搁笔了，诗坛成了中年人和青年人驰骋的天地。在香港文坛，诗是谈不上有什么含金量的文学品种，在汹涌的商潮冲击之下，诗人无奈地看着诗滑落低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显出其对缪斯的忠诚与执著，香港诗人摒弃了功利方面的考虑，在诗坛默默耕耘，无怨无悔，令人感佩。 　　青是老诗人中一位孤独的擎旗者。他半个世纪前就开始写诗，如今又攀上了创作的新高峰。1984年， 青来到阔别多年的香港定居，他在短短几年间就出版了《情深处处》、《千里风流一路情》等诗歌，显示出极为旺盛的艺术创造力。 　　青这些诗抒写了他在畅游北京、广东、福建、上海、黄山、桂林、台湾等地的观感。诗人并没有沉湎于对大自然美丽的山光水色的客观描绘，山水在他的诗中成为心灵的载体，包蕴了历史现实、时代情绪、伦理道德、文化思潮等丰富的内涵。诗中的山水都与诗人心灵贴近，成为心灵化的山水，大自然中的各种物体被赋予了人的感情、意志和灵魂，这就把诗人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融合在一起。这些诗不仅有深邃的思想立意，在艺术形式上也颇具特色，诚如 　　青在《我对山水诗的认识和追求》一文中说，他力求写得”简、纯、美，避免把诗写得意象重重叠叠，含义不明，脉络复杂，浑滞难懂“（见《 　　青山水》附录，文学世界出版社出版。）。 青的这些诗被称作”新山水诗“，是八十年代香港诗坛的可喜收获。 　　中年诗人是诗坛中坚，较为活跃的有蓝海文、黄河浪、张诗剑、王心果、古苍悟、胡燕青、晓帆等。他们的诗虽风格各异，但大多有深沉的忧患意识，洋溢着怀乡思国的情愫。蓝海文是本时期诗坛一员骁将，他循着”珍惜传统，回归传统“的路径，进行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很快推出《第一季》、《铜壶》、《惊蛰》、《昨夜不是梦》、《花季》五本诗集。 　　这些冠以”新古典主义“的诗集抹上一层浓重的中国古典色彩，赋予了强烈的民族气质，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蓝海文是吸吮中华传统文化营养成长起来的，以《铜壶》（收入蓝海文1989年至1990年间写的作品）为例，从中可以看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风采和神韵，可以看到儒教的敦厚、道家的空灵。全书共十辑，凝聚着诗人对于民族、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深层思索。其中第二辑最具古韵，收入一组写汉陵、长城、兵马俑、圆明园的诗，这些历史遗迹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寄托了诗人对中华悠久历史的追思和对瑰丽的传统文化的仰慕，透出深沉、远阔、凝定的诗风。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并非一味发怀古之幽思，其多数作品从民族文化的某些层面落笔，择取一角表象，经过感情的熔炼，在现实的图景中辐射民族精神之光。张诗剑也是位极富艺术个性的诗人，于八十年代出版了《爱的笛音》、《影中情》等诗集。刘登翰在序《爱的笛音》中写道：“张诗剑”备尝过香港社会的冷暖辛酸，对故乡，怀着深切的惦念之情。这种感情不能不深深烙印在他的作品中，从而构成他诗中两个突出的特点：对祖国与家乡深切的惦念和对于病态的香港社会的冷眼剖析“。这段话概括了张诗剑诗作的主旨。张诗剑是诗人，又是位艺术家，他用书画家的眼睛去观察、透视，又用诗人的神思去感受、体验，融诗、画于一体。他的《故乡水》、《鼓山行》、《武夷胜境》、《家乡三月》等诗，既写出了故土娇美的姿容，又现出她雄奇的魂魄。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事，无不成为他诗中的意境和梦中的恋歌。一旦面对香港现实，诗人的抒情则让位于讽喻，《赛马风云》、《白日梦》等诗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剖示了香港社会寡情、势利，作者用诗呼唤着美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温暖的亲情复归。张诗剑还擅还写散文诗，他的《春之歌》别有一番情趣，已被选入《中国散文诗选》。与张诗剑同是从闽南移民来港同样擅长丹青的中年诗人黄河浪也是位高产诗人，先后出版了《海外浪花》、《大地诗情》两本诗集。黄河浪的诗将对故乡的情意、对祖国的忠贞、对生活的热望，紧密结合起来。凭藉画家对色彩层次的敏锐把握和对画面的设计，凭藉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加上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他得以准确地捕捉住生活中蕴涵着诗意的片断和细节。黄河浪的作品于自由体诗行中漾出古典诗词的韵味，用新的艺术形象和手法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黄河浪对诗学颇有研究，他在一篇题为《熔化古典，锻造现代》的文章中，提出”开放自己，兼收并蓄，向四面八方学习，向中外古今借鉴“的主张。他认为，无论是”横的移植“还是”纵的继承“，强调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他说：“可以向西方借火，但不宜全盘西化，截然割断传统的’横的移植‘，只能栽培出失血的花；也可以从古典取经，却不可食古不化，脱离现实生活的生搬硬套，只会制造出仿古瓷器。”（黄河浪《熔化古典，锻造现代》，刊于沈阳《当代诗歌》1986年8月号。）黄河浪的诗歌创作走的就是一条既熔化古典，又锻造现代，博采众家之长的道路。本时期活跃于香港诗坛的中年诗人以南来的新移民表现最为活跃，王一桃是又一位有代表性的实力派诗人。他于1980年从内地移居香港。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同时，他表现出极为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发表了大量各种文体的作品，以诗歌成就最高，出版了诗集《热带诗抄》、《我心中的诗》、《香港诗辑》等。虽是新移民，然王一桃对香港社会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他写的大量香港生活为题材的诗突破港岛时空的局限，将城市的轮廊投射在广阔的心屏上，发掘出独特的诗意美，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都市诗。以他的《香港诗辑》一书中的《香港断章》组诗为例，用十三章的规模合成一个整体，将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这一大都市令人眼花缭乱的动感呈示在读者眼前。中年新移民诗人的阵容相当有气势，创作热情高，作品水准高，结集出版诗集多是他们的特点，获好评的诗人及其诗集有：王心果的《风物集》、《情爱，在香港》、《香港，诱惑的红唇》，秦岭雪、原甸、陈浩泉的《铜钹与丝竹》，东瑞的《晨梦录》，傅天虹的《天虹近作》、《花的寂寞》、《香港情诗》、《夜香港》，杨贾郎、林牧衷、施友朋的《香港三叶集》，等等。本土中年诗人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羁魂。羁魂本名胡国贤，曾是诗风社发起人之一。他早期的诗歌创作追慕超现实主义，过分追求意境的含蓄、比喻的奇特，失之于晦涩、雕琢。他新近的诗舍弃了原先诗中的晦涩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意象，转而采用较为明朗晓畅的情感抒发，逐渐以其独特的构思，新颖的意象和别辟蹊径的表现手法而赢得了赞誉。他的《香石竹》、《给丫》等新作不是对生活现象作简单的描摹，也不是某种浮光掠影的印象的捕捉，诗人对生活和人的心灵有相当深的认识，因而常能在诗中传达出真切扎实的生活感受。1986年，羁魂畅游故国，写下了《过惠阳东坡纪念馆》等一系列热情隽永的诗篇，从中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一往情深。 　　八十年代的香港诗坛也有一批青年诗人写得很勤，作品也有一定的艺术水准。梦如，1986年开始写诗，热情甚高，短短几年已在世界各地华文报刊发表数百首诗，并出版了诗集《季节的错误》、《穿越》，广受好评。她的诗短小精悍，有深度，有意境，有情趣，语言朴实甘醇。路羽出版了诗集《红翅膀的嘴唇》。她的诗以生活气息浓厚、情趣淡雅见长，一些放情山水的诗尤具特色，善于对动景和静景作巧妙搭配，于迷离恍惚之中使读者领略如幻如真的大自然妙趣。施友朋的诗主题多元，章法多变，每每充满火山喷发般的激情，透出一股阳刚之气。 　　进入九十年代，“九七”回归临近，港人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越来越高涨，诗坛对此也有及时的呼应，如王一桃的四百行长诗《香港火凤凰》在1996年7月《香港文学》月刊上发表，就是一篇应时之作。1995年，“第三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年诗奖被提名的诗集就有十七部，都是近两年香港诗坛涌现出来的诗歌佳作，“从这些诗集来看，无疑凝聚了作者们在香港生活的体验，书香潮湿得令人着迷，诗情在心灵宽广的海洋里游弋，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香港诗歌长进的景观。”（见杨匡汉《迷目而幸福的星辰》，载香港《当代诗坛》总第19期，1995年12月31日出版。）香港作联学术部于1996年7月14日举办了“新诗的现状与前途座谈会”。针对香港诗坛现状与前途，多数与会者的看法是“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诗人谭帝森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学的存在，任何影视及电脑都不能代替。我国是诗的国度，有悠久的传统文化、诗怎么可灭亡？”至于当前香港诗坛是否“辉煌”，他认为“要看从什么角度分析，目前香港诗刊、诗集的出版条件比历史上优越得多，新诗创作也吸收了新的手法，有利于新诗发展。但新生代的诗人还没有超越前一代，故还不能说有辉煌的成就”（《“新诗的现状与前途座谈会”纪要》，诗剑、梦圆整理，载《香港作家报》，1996年9月1 日出版）。王一桃、晓帆、梦如、孙重贵等人提出“新诗应该让多数人读懂、记得，有诗味、有内涵、有韵律美、有弦外之音，尽量押韵，能引起读者共鸣”（《“新诗的现状与前途座谈会”纪要》，诗剑、梦圆整理，载《香港作家报》，1996年9月1 日出版）。 　　尽管诗坛尚未冲出困境，但诗人是有信心的，毕竟香港诗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已呈现在眼前。九十年代的诗坛还称不上百花齐放，但色彩已相当丰富，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的诗人纷纷捧出了自己的作品，有的豪放，有的婉约，有的粗犷，有的典雅，有的凝重，有的空灵，各呈异彩。 　　一批中年诗人再次显示出他们的实力。生活阅历丰富的晓帆以《南窗梦》，《望海楼风情》等诗集给诗歌爱好者带来了惊喜。翻开他的诗集，就像展开一幅多维的画卷，那别致的意象、鲜丽的色彩、悠远的境界、细腻的感觉，令人醺醺欲醉。晓帆的汉俳诗闻名海内外。其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汉俳，简单说就是日本十七字诗，这种音节安排为“5-7-5”格式的诗颇像中国的旧体诗，要求诗人惜墨如金。晓帆所作的汉俳格式匀称，又有内在的韵律变化，古为今用，这与他深厚的古文功底是分不开的。汉俳由于字数太少，格局颇受限制，一般只能借用古诗传点弦外之音。而晓帆对这种诗体已能熟而生巧，香港世相及其种种新闻媒体所报道的社会热点，凡能引出点哲理兴味或启人心智的，皆能入他的汉俳。居港三十多年的春华，称得上是“香港通”了。他从没放下过手中的笔，写小说，写散文，写的最多的是诗，近年来出版了诗集《紫荆树下的恋歌》。对故土的怀念，抒发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以及对友情与爱情的赞颂，是这部诗集的主旋律。春华的诗呈现一种平中显奇，朴中见新，感情真挚，蕴藉含蓄的风格和气质，几乎看不到欧风洋雨冲刷的痕迹，具有纯正的华夏诗风韵味。吴正也是位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了心血与热情的中年诗人。吴正是位经商之人，却并未全身心地投入商界，而是“带笔从商”。他身上总是备一个小本子，一有诗的灵感便立即取出记下。在吴正看来，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就是一首诗。他的诗集《香港梦影》、《起风的日子》、《吴正诗选》风格卓异，地艺术个性，是香港诗坛可喜的收获。张诗剑的《阿香，你这娇灵的女孩》寄托了诗人对香港充满辛酸和苦痛的历史的思考，并对“九七”后的香港进行展望。诗人，把香港回归祖国的这一重大的政治题材，付诸于拟人化表现手法，以抒情的笔调、明快的节奏、和谐优美的韵律熔于一炉，把香港比作灵气逼人的阿香，把女娲比作亲娘，把殖民主义英帝国比作后娘，“并非生母舍弃你，而是被横刀夺了爱”，后娘把阿香当做“摇钱树”，生母却对其“哭、笑、渴、饿、愁”均寄予“殷切的目光”。现在生母通过礼节性的交涉，和平方式向后娘讨回阿香，阿香如今“成熟”了，“丰艳娇美/ 　　灵巧精乘”不再“轻佻”，“将告别过去/ 一笑泯恩仇”。张诗剑以诗的语言表现香港的现实，全诗清新、亮丽、畅快淋漓。有香港诗坛“苦吟诗人”之称的林力安早年的诗情调压抑，尽显人生的灰暗面。他九十年代出版的诗集《歌继续唱》和《林力安诗钞》诗风为之一变，转为乐观、开朗、昂奋，对香港这座虽有不少问题却又充满创造力的城市的前景，诗人充满了信心。从内地移居香港不过十来年的谭帝森，却以其表现香港城市风貌的诗而饮誉诗坛。九十年代中期，他出版了诗集《楼梯街的祝福》。 　　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城市诗集，诗人全身心融入了香港这座东方大都市之中，在各种令人炫目的色彩中，诗人在迷惘、困惑之余静静地省思着。谭帝森的诗中创造的意象往往相当完整，而非支离破碎的。以《花布街的末日》为例，虽只展示了片断街景，但全诗却有完整的意象构图：“花布卷站着也罢/ 　　躺着也罢/ 都紧紧卷住了传统”，字句间流淌着诗人心灵所捕捉到的一种被“尘封”的文化寂寞感和深沉的文化认同感。根据抒情表意的需要，无论是古典式的、现代式的、后现代式的、口语式的语言或各种别出心裁的修辞手法，诗人都能顺手拈来，形成了其诗歌独特的审美效果。谭帝森诗中的香港社会风情与舒巷城的“都市诗”相比，缺少一些乡土风味，却多了一份醇厚的传统文化气息。新移民诗人夏智定也是位诗苑的执著耕耘者。他出版于1993年的诗集《彩叶草》，题材广泛，绰约多姿，有抒发怀古幽情的，有赞美大自然的，有绘写社会百态的，有讴歌生命和爱情的，有追求理想世界的……，对沉重的历史的深沉思索，对美好事物的真情呼唤，对现实人生的不倦追求，构成了夏智定诗歌的主旋律。 　　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诗人思想活跃，才气横溢，凭藉年轻人的敏感和锐气从现实生活中寻觅诗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显露出对诗歌艺术美的独特见解，秀实、舒非，陈德锦、郑镜明、梦如等，是其中多产的诗人。青年诗人的作品中常常蕴涵他们对自然、生命、社会和哲学的思考，以秀实的《北山杉》为例：“一株北山杉矗立在酒店大堂的中央/ 　　五光十色的灯泡披在它的身上/ 门外，暴露在寒风中的/数株马尾葵，颤抖地说：’生活虽然艰苦，但庆幸我们仍有根！‘”诗人借自然界的植物来寄托人生的感慨。植物没有意识，它受人摆布。人类号称万物之灵，能跨类将万物纳入人的意识模版里。此诗之言“根”，内蕴丰富，引人遐思。秀实的诗清新俊逸，写都市往往另含别趣。舒非出版了一本名曰《蚕痴》的诗集，收六十余首诗，诗意明朗澄净，读之有若清风拂面。其中，不少诗篇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高洁情趣、幽深的诗境熔铸为新生代诗人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抱负，读之耐人寻味。 　　四 本时期的散文 　　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成了香港文坛的第一大文学样式。报纸的框框专栏是杂文的主要园地。 　　黄维梁在《香港文学研究》一文中作过一个统计：“发现在本港销路好，或者有代表性的十三份日晚报中，一共有接近四百个专栏，其中九十个是小说，大多数是长篇连载，余下来的三百一十个，是各式各类的框框杂文”。（见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中第1辑《通论》，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在阵容浩大的报纸专栏杂文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年，亦有中青年；有书卷气甚浓的，亦有专写轻松题材供人娱乐的。打开香港报纸，像项庄、罗孚、吴其敏、梁小中、张文达、胡菊人、戴天、简而清、王亭之、潘铭 　　、昆南、黄 、林燕妮、亦舒、蒋芸、李碧华、李默等的专栏文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框框杂文属于典型的港式“快餐文化”，其特点是：富有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轻松、活泼、幽默，颇合一般市民趣味，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 　　回归前后的香港文坛，散文集出版量之大，在香港文学史上是空前的。香港市政局在1991年举办了第一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仅参赛的散文集就有五十一本，均为1989、1900两年在香港出版的。1991年，由张文达主编的《香港名家小品精选》出版，共收了三十一家一百五十九篇作品。从以上作品中可以看到今日香港散文创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内容到形式都臻于完善，或对社会人生有深度的透视，或对景、物、人均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剖析，或注重意象铸造，而情真意切，语言圆熟，则是这些散文的共性特征。 　　处于这一风云激荡时代的香港散文，内容无所不包，形式百花齐放，这是香港文学的多元化格局在散文领域的体现。“九七”回归是港人最关心的问题，自然受到众多散文家的关注。尽管不同的作家思想观念不同、对题材的选择和把握各不相同，认识也未必都正确，作品的艺术成就也有高低之分，但他们把港人的心态，喜怒哀乐一一绘入自己的散文作品之中，为这一时代的重大题材留下了历史性的记录。 　　罗孚、萧铜、吴其敏等一批侧重写实的老作家，对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世态人情尤为关注，他们的作品即便是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往往也同整个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罗孚九十年代初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南斗文星高》，对众多他所熟悉的香港作家作了精彩、传神的素描，很有可读性。书的“代后记”是一篇名为《香港文学和消费文学》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香港文学观，夹叙夹议，精彩的妙论俯拾皆是，文笔老到，不时迸溅出思想的火花。 　　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学院派作家面向新时代，对民族性格作出了深层的反思，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中，寻求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点，梁锡华、也斯、潘铭 　　、黄维梁、吴煦斌、黄嫣梨、王璞、陈耀南等是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型作家。梁锡华的散文、杂感数量多，水准高，如《八仙之恋》、《我为山狂》、《四八集》、《已见集》、《梁锡华选集》等散文集，情感丰沛，说古道今，纵横捭阖，妙趣横生，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文字功力深湛。梁锡华持这样一种文学观，他说：“文学作品，我认为，是该有教育作用的，即使不是什么经纶大义或道德善行，至少在文字上要给读者一点启示，一点提升。”（见梁锡华《〈独立苍茫〉后记》，香港香江出版社，1985年版。）他的创作正是对自己理论观点的实践。作为一名才识不凡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不仅是真情真意的流露，而且每每将生活情趣和人格品鉴联系起来，给读者以教益。潘铭 　　在八九十年代也以散文写作量多质佳而著称，已出版《断鸿篇》、《三随篇》、《车喧斋随笔》、《温哥华书简》、《加华心声录》、《廉政论》、《温哥华杂碎》、《人生边上补白》等集子。潘铭 　　长年埋首书城，素有“书痴”之称。他学精中外，阅历丰富，才识不凡。他视为人重于为文，故其人品深植于文品之中。他的散文小品诸多讽世笔墨，显示了“斯世也，而有斯也”那种纯真不染的风格。潘格 　　的历史小品《廉政论》1991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后，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研讨会，引起各界重视。潘铭 是位极具民族自信心的学者，他在《〈廉政论〉自序》中说：“我们炎黄子孙都心存魏阙，不因落籍他国而改变，这也是我写《廉政论》时的心情。……这部小品就是一个’倡廉‘的尝试。它是笔者青少年时代的梦想。当时目睹贪污风气而痛心的我，觉得官员们的品格和素质有待提高。读了一些清官故事，我隐隐感到中国古代有一个强大而悠久的廉政传统。发掘这个传统，加以诠释、演绎、发扬，不但对为政者有激励作用，而且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潘铭 　　的散文小品不仅面向知识阶层读者，也做到了雅俗共赏，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且具有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身为学者的黄维梁也是位擅长散文随笔的作家。他在《我的副产品》一书的《自序》中说：“我的主要产品是’学院论文‘，学术意味自然浓厚。我的副产品也常带知识性学术性，具有我的职业属性，可称’学者散文‘。”黄维梁的散文题材广博，天文地理，人生百态，花草虫鱼，各地风光习俗，恋爱婚姻，家庭生活，师生情谊，子女教育，书斋情趣……可谓包罗万象，加上浓浓的书卷气，更显得姿采各异，并非同一种模式。赴美留学研究海洋学和电脑的吴煦斌也是位散文好手。1991年吴煦斌出版的《看牛集》是她在报刊专栏上发表的文章的结集，篇幅大都很短，但时空跨度很大，内容广泛，有儿时珍藏的记忆，有昔日香港街头见闻，有作者在海外留学的行踪，有光怪陆离的生态世界，有影视、戏剧观感，有读书随笔，甚至有童话。集子中有不少作品记录了作者对大千世界中各种动物的观察、分析、研究。作者善于抓住其中美的东西，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把它反映出来，告诉读者，这就是美！浸会大学副教授黄嫣梨的散文驰誉台港，屡获奖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名为《喝彩》，具有朴素率真，沉厚扎实的风格。作者引罗丹的话以明心迹：“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不要扮鬼脸、做怪样来吸引群众。要朴素、率真。”（见书中《文章千古事》）黄嫣梨的抒情散文富于诗的意境，善于营造温馨的氛围。《喝彩》这本集子的第三辑“风雨故人情”里的文章是对“文以情而活，情因文而显”的印证，从中可以看到，与亲朋好友相关联的一景一情，一段段回忆，无不扣动着作者善感的心扉。在岭南学院执教的王璞1994年出版了散文集《呢喃细语》，书中收八十六篇散文，活灵活现地表露了一个走遍天南地北，人生经历丰富的知识女性的精神风貌。这是一本很有见地且情感真挚的“话说人生”集，作者率性而书，写亲情，写友情，写闲情，亦写世情。长期在港大执教的陈耀南还是位专栏作家，著作甚丰，已出版的散文杂文集有《学术与心术》、《不报文科》、《轻谈浅说》、《文镜与文心》、《以古为鉴》、《刮目相看记》等。前不久，移居澳洲。陈耀南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每每将现实生活看作是一定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生存状态，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出发，对现实加以深刻观照。以《刮目相看记》为例，这本散文集从自然说到社会，从上古神话说到当今历史，从中国说到外国，广泛涉猎了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具有高屋建瓴之势，语出警人，洋洋洒洒。作者学贯中西，对《论语》、《孟子》、《文心雕龙》等古代经典著作研究颇有心得，对古人格言妙语可以随意拈来，涉笔成趣。读陈耀南的那些理论色彩浓厚的杂文，没有读一般文论作品时那种艰深、枯燥的感觉，作者常常在极幽探玄中生发哲理，酿造诗意，使人在美的享受中，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情操的陶冶，并获得有益的知识。 　　新闻界、商界、政府部门任职的一些散文写作好手，在香港回归前后也有上佳表现。在报界服务的林洵将自己的专栏文章精选出一百零一篇，结集成一本《倒影》出版，这本书共分笑、泪、叹息、人事沧桑、狐狸精及其他、抒感及娱乐圈外等辑，内容丰厚，涵盖古今中外，谈政治、谈生活、谈文学、谈宗教，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作者不迎合媚俗的商业化文风，刻意勾勒出社会风貌和人生百态，正视现实，宣扬一种朴实、旷达、坚韧、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集子中的很多文章取材小，用笔精细，但眼力深邃，有通过透视人的深层意识为时代摄像的气魄。不少篇章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社会新闻等旗帜鲜明，不避直言。《红颜未老恩先断》、《哀哉妾妇之道》谈的是“一九九七”这一热门题。林洵以诙谐的笔调剖析了部分港人所表露出来的那种自认“被休”的心态，认为那是可悲复可笑的，并严正指出，那些娇态毕露的人，“请不要用中华民族的名义，向外国撒娇”。如果说“九七”是一面明镜，那么它照出了林洵身上那股浩然的民族正气。他唾弃那种因“九七”回归而产生的乞怜于殖民主义者的弃妇心态。呼吁人们保持民族自尊和气节。以戏剧创作、翻译享誉香港剧坛的李英豪出版了一本情真意切、深挚动人的书信体裁散文集《给煜煜的信》。李英豪的爱妻因病不幸去世，对他来说，爱妻并没有死，他俩的心永远是相通的，借助这些信，他与妻子促膝长谈着。作者在书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信不单只写给煜煜，而且写给所有的人。我只希望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感情和要说的话，希望每个人也肯耐心聆听别人的倾诉和体会别人的苦楚。这样的人生，才像人生，才有点意义。谨以此书同时献给面对痛苦、疾病、死亡和种种困厄，而仍坚毅到底与热爱生命的人，愿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更深更广地体会感情，并好好珍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人生启示录。散文、小说俱佳的汉闻出版了散文集《绿色的生命》。作者在“后记”中说：“我的咏物抒怀倘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绿色的生命能够给读者带来启迪，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汉闻有古人那种“绿满窗前草不除”的情怀，在他的眼里，绿色就是生命的象征，他散文的字里行间充满对生命的讴歌。面对绿色，作者便会从心底涌起希望与信心。汉闻是位朴实沉厚的文人，中华文化的伦理观念甚深，不论对故乡的情怀，或者对出生地吉隆坡的萦想，对亲人朋友的情谊，都自然而真挚，故其作品显得温柔敦厚。春华出版的散文新集《春花秋月照香江》品位颇高。春华也是位诗人，可谓“文如其书”，他的散文就像他的诗，情思绵邈，韵味悠长，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激情和灵气。选作书名的那篇《春花秋月照香江》这样写道：“灿烂的春花年年映照一江春火，圆满的月华恒久地普照大地”。“紫荆是常绿的乔木，花朵散发扑鼻的芬芳，在寒风凛冽的严冬季节，依然灿烂地绽放，即使狂风暴雨，抖擞之后，依旧屹立不倒欣欣向荣，具有坚强的性格，就像香港人一样”。对于回归后的香港，作者充满信心。 　　读春华的散文使人感觉：优美的抒情散文，与诗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古剑的散文也以诗情浓郁著称。他在《何处是故乡》中写道：“假如能让我选择，生我的地方才是我的故乡。 　　想起她，我会有别离的哀愁，重投怀抱的喜悦；梦见她，我会有儿时的欢笑。”他写的《坪洲梦》，首尾都像哲理诗：“美好的总会留下记忆，失去的终觉得珍贵。”“人生有很多的梦，一个破灭了又生一个，破而又生，生而又灭，织成了人生欢乐与辛酸的轨迹。但梦虽破灭，总会留下一点温馨，因此，人活着不能没有梦。谁能说，在无数的梦中，不能开出一朵花呢？”读古剑的散文集《有情人间》，能时时领略到浓浓的诗情。夏智定与其称他为诗人，不如称他散文家，他的散文不仅数量多于散文，而且别具情韵，本时期他出版了《萍影春情》（合集）、《鲜花还在开放》、《红唇》、《紫水晶》四部散文集。他的散文摆脱了吟风弄月，附庸风雅的名士腔，忠实地抒写了人生道路上的体验与感悟。他善于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准确地捕捉住平凡生活中蕴涵着的诗意的片断和细节，用一条艺术的丝线把它们联接起来，构成美妙的篇章。作者笔下繁华的都市街景，温馨的自然风光，五味俱全的人生，多姿多彩的世态，游子缱绻的乡情，似乎都能激起读者心海中的涟漪。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态环境遭破坏的忧患意识给人的印象尤深。生活在有“石屎森林”之称的香港，夏智定从不放过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从他的散文中你能体会到他对大自然爱得如此之深，他用自己的心灵去领悟自然的美丽、神圣和永恒。夏智定曾任记者，人物速写可谓其当行本色，农贸集市、故里小巷、墓地沧桑、各方异俗均能涉笔成趣，寥寥数笔就画活一个人。香港回归前后涌现出来的散文佳作实在是无法胜数，结成散文集出版的优秀著作还有：唐至量的《那一方水土》、《电车道上》、陈少华的《妙哉人生》、《履痕》、谢雨凝的《长流不息》、柯达群的《回归心声》、吴康民的《七十自选》、张汉基的《四季灯》、王业隆的《香港这座桥》、石金的《圆月赋》、杨芳菲的《午夜芳菲》、巴桐的《情缘醉语》、韦娅的《红玫瑰情节》、黄河浪的《遥远的爱》、东瑞的《都市的眼睛》、西茜凰的《晨风夕月》、《千典共舞》、李碧华的《不但而且只有》、《江湖》、蒋芸的《蒋芸作品集》、兰心的《淡蓝色的烟霞》、《坐看云起时》、方娥真的《寂寞一点红》、冯湘湘的《在水之湄》、《悠悠我心》、陈娟的《陈娟文集》、彦火的《人生情》、巴桐的《香岛散记》、夏马的《香岛留痕》、柴娃娃的《第一眼》、梁荔玲的《风铃下》，等等。 　　游记是香港散文中的一大品种，随着经济的发展，港人生活水准日益提高，旅游业蓬勃发展，结集出版的游记之多令读者应接不暇，本时期脍炙人口的佳作有：夏婕的《漫漫新疆路》、《长城内外》、《沙漠奇遇》、《再游新疆》、《远上白云间》、华莎的《母女浪游中国》、《我的台湾之旅》，等等。夏婕的游记以边塞奇趣取胜，大都取材于长城内外，天山南北，尤其是作者大西北的记游之作。弥漫着大漠雄奇浑厚的气息，显现出一种阳刚与阴柔相济之美感，并多方展示了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少数民族的奇异风俗和宗教信仰。华莎的《母子浪游中国》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游记。作者携女儿到祖国旅游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亲身感受，体认祖国之美，同时，也是教育“在香港长大的女儿紧紧记住’古老的东方有条河，它的名字叫黄河‘”。书中情美、文笔美、福州大地更美，开卷有如欣赏中华风光集锦，秀美的桂林山水神奇的云岗石窟，辽阔的内蒙草原，无垠的塞外大漠，辉煌的莫高窟艺术，醉人的吐鲁番风情，海市蜃楼奇观……尽收眼底。作者将叙事、咏怀与写景溶于一炉，细察各地的人情世态，在文中穿插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在描绘自然美景时，注重感受这些景物的精神、气质；在揽胜时，常通过美妙的想象、联想，把自己的感情移注于物，读来如历其景，如临其境。本时期香港作家的域外采风也颇多佳构，如张弄潮的《家在北非》、周蜜蜜的《云影浪迹集》、夏婕的《向南极》等，都是可观之作。学者作家金耀基的两本散文集《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是旅欧的实录，展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出众的才智、儒雅的风度、高尚的人格和美好的情愫。金耀基的游记广泛采用对比映衬手法和丰富的想象、联想。身处异域的作者，时时超越了个人本位，将视线投向自己“根”之所在的中国，审视母体文化与异国文化之差异。例如，作者在参观凡尔赛宫时，“忍不住又想起故宫，想起景山”；参观柏林墙时，联想到长城，并比较二者的异同；在垂柳飘拂的尼加河畔留连忘返时，作者“想起柳永的词”；在去蓝得勃田海域的路上，“田野寂寂，头上一轮清清的秋月”，作者自问：“这是杜甫的荆州之月？是台北淡水河之月？抑或是香港吐露港之月？”……诸如此类的对比，把绵绵情愫引向更深更远，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金耀基在行文时很善于将叙事、描写、议论、剖析和谐地熔于一炉，既有形象生动的叙事和精雕细刻的描写，又有深刻透彻的议论和条分缕析的剖示。景、物、情、意于文中浑然融为一体，使读者于美的享受中，得到感情的陶冶、有趣的知识和思想的启迪。 　　在香港散文创作领域，也斯是位重要作家，他是位文坛多面手，除了写得一手好散文，还写小说、作诗、撰写评论、搞翻译，并和文友创办过《四季》、《大拇指》等文学刊物，而他的正业则是教师。 　　也斯生于1948年，本名梁秉钧，原籍广东新会，在香港长大并接受教育。1978年夏赴美攻读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1984年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回香港后任港大英文及比较文学系讲师。也斯小时候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童年在他的记忆中是阴郁灰暗的。是文学抚慰了他那郁郁寡欢的心灵。文学能给人以温暖，这是他很小就意识到的。用文学抚平人们心灵的伤痛，给人以温暖，这正是推动也斯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动力，也成为他始终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斯是香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型作家，其代表作有散文集《山水人物》、《山光水影》，诗集《雷声与蝉鸣》、《游诗》，中篇小说《剪纸》、《烦恼娃娃的旅程》，短篇小说集《养龙人师门》，长篇小说《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等。 　　在也斯的创作中，散文产量最高，成就最大，他早期出版的散文集《灰鸽子早晨的话》、《神话午餐》，虽文笔尚嫌粗疏，然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朴素清新、不事雕琢的风格已见端倪。《山水人物》的出版，标志着也斯的散文进入成熟阶段。他的笔下出现了气质、风度迥异的艺术家，有音乐家、诗人、画家、演员、作家、雕刻家等。他作品中更为动人的是对下层小人物的描绘：有船上卖菜的老婆婆、陶瓷艺人、排字房的童工、卖木履的老人、海滩上挖蚬的、钓鱼的等。也斯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构图法，运用不同的色彩摄下了这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写出他们生的艰难和他们得不到满足的卑微的愿望，赞颂了他们高尚的人格，对他们不幸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也斯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山光水影》写的是香港的山、水、街巷、人物。也斯熟悉、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每一点变迁，都能触发他无穷无尽的情思。也斯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他的散文中也有饱满的感情，这种感情表现在作品中不是火山喷发般的，而是含蓄蕴籍的，惟其如此，更显得深沉且意味深长。也斯的散文取材上严加斟酌，乍看并无关联的凡人小事，旅途中所见的零星景物，通过作者主观感受的胶合，熔铸，显现出醇厚的意韵。对祖国和同胞，也斯怀着一份真诚的爱心，他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坎坷的生活道路和多难的人生，他的作品没有感伤与消沉，而总是给人一种美的熏陶，引人向上、向善。也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散文作品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这些作品在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上还有所欠缺，因而思想的冲击力不够强。 　　五 文学评论 　　香港是一个商业化都市，自五十年代以来其文坛就明显表现出这样的态势，即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文学走俏，而严肃、高雅的文学未能争得应有的生存空间，以严肃、高雅文学为主要观照对象的文学评论生存状况就更为窘迫了。然而，香港的文学评论虽如岩缝里扎根的小草，挣扎得很艰难，显得相当薄弱，但在某些主面却也表现出其独特的形态，其主要特点为：评论家的文艺观、批评方法、风格以及艺术趣味、感受力等虽然各异，但各自的心态显得颇为自由。他们似乎没有背负起某种使命感，因而也就不必摆出一副引导或教育读者的姿态，而是侃侃地谈自己在阅读作品时的审美感受，或就某种文学现象倾吐自己的人生体验，抒写自己的失望或愉悦。香港文坛始终没有出现鲜明的主导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家尽管政治态度各不相同，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大家并不通过唇枪舌剑以争长短。虽有矛盾或对立，却又能和平共处。对于香港文学发展应选择何种路向之类问题，各个圈子内的文学评论家似乎压根儿就未作认真的讨论，更谈不上爆发大规模的论争，这一点，与海峡两岸文学界的情况显得大不相同。香港文坛所拥有的自由评论空气，是世界上其他任何通用中文的地区罕见的。但过分的自由，对于文学的发展未必就是绝对的好事。不受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束缚的香港文化，却无奈地受到商品化社会风气的侵扰，评论界媚俗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作家出版了一批颇有分量的文学评论集，五六十年代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林莽的《中国新文学廿年》、徐 的《传薪集》、《三边文学》、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余思牧的《作家巴金》、林以亮的《林以亮诗话》、陈炳良的《张爱玲短篇小说论集》、郑树森的《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现象学与文学批评》、黄俊东的《现代中国作家剪影》、《书话集》、黄继持的《文学的传统与现代》等；七十年代有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文艺风云》、刘以鬯的《端木蕻良论》、赵聪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列传》、刘绍铭的《曹禺论》、林曼叔的《闻一多研究》、胡金铨的《老舍和他的作品》、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胡菊人的《小说技巧》、《文学的视野》、钟玲的《文学评论集》、璧华的《意境的探索》、杜渐的《书海夜航》、曾敏之的《诗的艺术》等；香港回归前后有刘以鬯的《短绠集》、金东方的《艺海游》、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香港文学再探》、冯伟才的《文学。作家。社会》、林真的《林真说书》、《文学随想录》、忠扬的《文学与人生》、《文苑纵笔》、郑树森的《文学因缘》、卢玮銮的《香港文纵》、《香港文学散步》、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王一桃的《香港作家掠影》、陈炳良的《香港文学探赏》、东瑞的《我看香港文学》、黄傲云的《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黄维持的《寄生草》、丁平的《现代小说写作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论》、梅子的《香港文学小识》，等等，以上只是不完全的粗略统计，借此可以看到，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的文学评论开始活跃起来了。 　　香港文学评论队伍的构成，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如刘以鬯、胡菊人、林以亮、璧华、梅子、东瑞等。二是土生土长的，或是虽不在香港出生，但幼年便来香港，在此长大的，如杜渐、黄继持、卢玮銮、黄维梁等。三是从海外来港定居的，如忠扬等。 　　四是羁旅型的过客，但在香港居住期间写出了有影响的文学评论论著，如余光中、钟玲、梁锡华、原甸、陈耀南等。学者型文评家在整个香港文评队伍中占的比重很大，黄维梁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黄维梁，生于1947年，原籍广东澄海。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76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维梁著述甚丰，以文学批评理论、散文为主，作品散见于港台、祖国内地、东南亚、美国等地刊物，已辑印成书的有：《中国诗学纵横论》、《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清通与多姿--中文语法修辞论集》、《怎样读新诗》、《突然，一朵莲花》、《我的副产品》、《大学小品》、《香港文学初探》、《香港文学再探》等。 　　黄维梁对香港文坛的贡献，主要表现于他对香港文学所进行的研究和评论。1985年《香港文学初探》问世，这是黄维梁长期以来研究香港文学成果的结晶。作者在该书的后记《灰姑娘获得垂青》中述说了出版这本书的缘由：“一来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批评‘，是我的兴趣；二来我要通过文章，去抵抗不绝于耳的’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没有文学‘等噪音”。这本三百多页的集子，是第一部系统地评论香港文学的专著，出版后立即受到各方的关注。《香港文学初探》有别于香港文学史或香港文学概论，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些研究态度和方法，以供参考；也在于切切实实地评析香港的若干作品，指陈得失，并借此说明香港确有优秀的文学创作”。继《香港文学初探》之后，黄维梁于1996年又推出一部《香港文学再探》。《初探》从结构上看分为六辑，分别是：通论、诗论、散文论、小说论、文学批评论、杂论；《再探》的结构体例与《初探》大致相同，也分六辑，只是将第五辑易名为“戏剧论和文学批评论”。这两部专著总的来看立论公允、客观，有真知灼见，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对文学批评的主张，即注重对实际作品的鉴赏和评判，反对没有文学标准、从人情出发的批评，反对以偏见代替文学标准的批评；兼容并蓄，容纳多家各派，少贴标签，少谈抽象，避免褒贬极端化。 　　黄维梁每每撰文，力斥“香港是文化沙漠论”，他的观点是建立在冷静、科学的考察、分析基础之上的。黄维梁对香港文学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香港可出大作家和重要作品，一再呼吁香港作家拿出有分量的作品来，繁荣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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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分享文学的细节

阮庆岳、王安忆和陈智德（从左至右）展开关于城市与文学的对话 　　《沙巴翁的城市漫游》充满了年轻一代对香港的遐想   晶报记者 温思廉/文、图   6月27日开幕的香港文学节在上周末进入高潮。   7月5日下午，在文学节最受关注的论坛单元，以香港文学为主题，学者、作家聚首一堂，探讨香港文化空间下产生的本地文学，继而展开讨论其他城市的文学。当天下午，香港本土学者朱耀伟、胡燕青、马国明先等人以“香港空间：回忆与想象”为题，尝试为香港文化空间重现脉络，重塑那些属于香港的故事。著名作家王安忆、台湾建筑系教授阮庆岳、香港中文大学陈智德博士随后以“城市空间：建筑与文学”为题展开跨城市的文学对话。   在演讲者不同风格的讲述中，听众对香港这个城市以及文学的种种细节有了新体味。 朱耀伟：在城市中漫游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耀伟讲述的题目是“2005城市漫游”。他介绍了近三年来有关香港的两本书。散文集《沙巴翁的城市漫游》充满了年轻一代对香港这个城市的感觉和遐想。“沙巴翁”是一种法式甜品，而这本书则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老师和几个学生心中的“沙巴翁”，心中的香港味道。《i-城志》是香港文学为自己城市作出自觉的注释，书写城市的实验层出不穷，城市故事是香港文学中最有神采的本土文学作品。   朱耀伟认为如今互联网进入Web2.0年代，那么文学是否也进入了文学2.0时代呢?过去文学给我们的感觉是“止于书本”，今天，只要问问身边的年轻人，每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远比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机的时间少。于是文学作品不甘蛰伏于书卷之中，便化身为意象、声音、概念和感受，凝聚成文化荟萃的结晶。《沙巴翁的城市漫游》的不同章节以“延伸阅读”链接电影、流行音乐等作品，与《i-城志》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5年底，香港出现了跨界创作的文学期刊《月台》和《字花》，《字花》创刊词中说：“我们与我城的人一样，在城市中浮游：思考、行街、唱K、论辩、运动、购物、设计微小的装置以触发自我的流动。”这个理念与《沙巴翁的城市漫游》、《i-城志》如出一辙。   胡燕青：新诗的衣食住行   香港作家胡燕青的演讲，充满婉约的诗情和浓郁的香港本土气息。她以《香港新诗里的衣食住行》为题，讲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以及让人情感百转千回的无奈与沧桑。   胡燕青用语言回忆她生活的足迹：“毕竟是要一步一步铭刻在历史的板块上的。走的时候，小孩的肚子饿过，老人的腰背酸过，扶老携幼的中年人为米饭和药酒烦恼过。一个板间房，两台火水炉，几条做过脸帕、碗布，最后仍然用来抹地的线巾，才是必须考虑的东西。”正因为没有忘记，因此懂得感恩，依然期望，所以选择实干。这也许是许多普通香港市民的心灵写照。   在演讲中，胡燕青朗诵了多首香港本土诗人的作品，内容与香港的衣食住行有关，其中反映出香港人的生活和期望。如住房话题，胡燕青朗诵了邓阿蓝的诗歌《旧型公屋》：没有厨房的屋子/炉子摆到缺窗的围墙下/炊烟熏黑天花板/染污了子女的床铺/杂乱的物件堆着/书本报刊塞在床底/夜间局促下去/房事的声音压低……孩童独自锁在家里/哭叫着做活未归的父母……这是许多香港人成长时的记忆，尽管城市旧貌换新颜，但居所仍是港人最关心的生活需求。   阮庆岳：文学建筑互为鉴照   来自台北的阮庆岳从文学的阅读与分析出发，探讨文学作品内蕴的思想与价值观，是否可以与当代建筑在思考与理念上对话。通过戏谑、无相、平凡三个思考点进行探讨。他以代表戏谑的《堂吉诃德》、《西游记》，代表无相的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骆以军的《遣悲怀》及代表平凡的张爱玲的《流言》、王安忆的《妹头》等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阮庆岳说，深入人心的平常与真实，是“海派”文学的特质。如王安忆的文学从平淡入手，无意一次倾倒众生，透剔明晰里有着婉约含蓄，说了什么又不全然分明，庐山烟雨让人一次看不尽。阮庆岳很欣赏这种文学态度，用最简单的材料去构筑最精彩的文学，如同建筑时，用简单的材料去为人们带来舒适居住环境一般，这也许是妥帖的。   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如果艺术家想成就出一棵完美的树，这个艺术家应是一枝一叶慢慢积累的，隔了些时空距离，树的轮廓才能倏地庞然浮现。文学是这样，建筑也是这样。对于有着建筑师和作家双重身份的阮庆岳来说，文学和建筑虽各有其现实目的与功用，但绝对可互为鉴照及指引的。   王安忆：回忆童年的房子   和其他演讲者的演讲相较，王安忆的叙说似乎更散淡些，没有严谨的结构，万马，在她的指挥下，化为闲庭信步。在《时间在空间里流淌》中，她谈到了创作，谈到了童年生活的弄堂如何在她的写作中留下光和影的痕迹。小说创作是在时间里进行，叙述艺术，在时间里进行，空间必须转换形态才能进入。   在王安忆幼年的时候，她跟随母亲来到上海，搬进了淮海路旁的弄堂，和其他几户人家分享一栋由捷克人设计的三层花园洋房。这幢房子有些奇怪，其建筑风格残留了繁华的余韵，但却处处显得非常破败，墙体很薄。总是有许多可怖的小昆虫，从墙缝中爬出来。   由于弄堂间的围墙被拆了，和这条居住着社会阶层相对较高的弄堂犬牙交错的，还有其他比较杂乱的弄堂和一所学校的操场。这种居住格局，一直让王安忆有些困惑。她所写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这样的空间里，她甚至可以指出妹头住的是哪一间房子。在电影《长恨歌》拍摄的时候，摄制组就跑到了王安忆居住过的弄堂取景。这不仅仅是巧合。在那样的虚拟描述里，竟然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真实的空间相对应。也许这就是王安忆所说的——时间在空间里流淌。   记者手记   另一番亲切的感觉   上午10点从深圳出发，一路轨道交通，中午时分便抵达了铜锣湾闹市。这里一如既往地拥挤着来“血拼”的人们，大多是香港本地人和内地游客。无暇留心商店橱窗里“SALE”的招徕，便匆匆登上了一辆前往维多利亚公园的电车。   经过了曾与苏童共进午饭的餐厅，电车沿着轨道拐了一个弯儿，眼前的景致便发生了改变——绿树掩映的公园里和马路上，行人不多，恬淡悠闲。走入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厅，找了一个居中的前排位置坐下，等待研讨会的开始。除了台上端坐着的演讲者，台下观众席某几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也坐着几位香港文学界的名家，如香港著名学者小思、小说作家潘国灵等。场面却很安静，没有迎来送往，也没有过多的寒暄客套。大家静静地等待着文学盛宴的开场。   由于往返非常便利，近几年来，到香港不用再“等机会”了，参加香港的文化活动也多了起来。通常在每年3月初举行的香港国际文学节中，邀请来的作家，大多讲一口流利英语，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的获得者，参加活动的多手执英文版小说；而7月举行的香港书展，场面宏大，香港市民为了听龙应台等热门嘉宾的讲座，挤满了拥有千人座位的会场，主办方只好在分会场使用投影，满足市民的要求。相比之下，香港文学节似乎显得本土一些，冷清一些，但却有另一番亲切的感觉。   文学爱好者们在学者、作家的带领下，走进香港的街巷，寻找本土文学足迹；作家的作品被搬上了舞台和荧幕；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为孩子们朗诵作品……哦，又见文学的香港。（温思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