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今天如何更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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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艺评论今天如何更锐利


时间：2012-01-12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董阳






　　核心阅读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强文艺理论建设，培养高素质文艺评论队伍，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在1月11日举行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专家座谈会上，10多位评论家和报刊编辑共同探讨文艺批评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文艺评论缺位对文化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同时对切实改善文艺评论环境、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提出了诚恳的意见。
　　某著名批评家在没有看过《金陵十三钗》之前就给影片贴上了“情色爱国主义”标签;某美术评论家一篇文章，被评者出价30万元，因为文章发表后，画作拍卖价可能飙升上百万元……在1月11日举行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专家座谈会上，业内人士对当下文艺评论中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展开了讨论。
　　没有温度的学术论文与一味说好的“批评”
　　与会专家们基本都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的报刊大量充斥着两种批评文章：一种是没有体验、没有温度、格式固定的学术论文，一种是过度顾及人情因素、简单理解作家对批评的需求、竭尽所能一味说好的“批评”。
　　出于各种私心的文章几乎把仅有的一些“诚意批评”淹没殆尽，更严重的是，文艺评论面临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指出，近几年来，各种新媒体异军突起，网络评论迅速膨胀，为“文艺评论”的作者构成、文体风格带来巨大的变革，曾几何时，人们为网络评论文字的鲜活、率真、尖锐拍案叫绝，与此同时，随意性、缺乏理性和不负责任也使批评变成了“语言的狂欢”。“而网络上那些理性、深入的文艺评论文章仍然来自于几家重要的报纸。”《中国艺术报》社长向云驹总结道。
　　“民间的轰轰烈烈和主流的自说自话，使得文艺评论领地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片天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指出，新媒体的出现，加剧了严肃文艺批评的“焦虑”。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表示，一些评论者沉沦于空对空、堆砌概念术语、呆板生硬的“僵尸批评”，另一些评论者则受到网络标题党的“启发”，为博取眼球效应，狂妄、偏执、武断地扣帽子。那种靠大量作品积累，谨慎、善意、负责任、有营养的评论越来越少，即使偶有数篇，也极易淹没在大量的垃圾信息之中。
　　坚守文化品格与表达的大众性
　　“《纽约时报》有很多‘表扬’的评论，很多读者看了书评就去阅读这本书。这说明它的评论是有效的。不但能够与作家作品‘对话’，同时也对读者有实际效果。我们的批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这种‘有效性’。”《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指出。
　　文艺评论怎样才能具有这样的“有效性”?
　　舞蹈评论家、文化部科教司司长于平认为，做好文艺评论同做好其他工作道理是相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坏的文艺评论恰恰相反：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同样重视批评家的个人修养，“文学批评的诚信度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人格力量，具备高尚人格的文学批评家就能够在批评实践中坚守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坚守批评的文化品格，坚守自己对艺术价值的公正判断，从而使自己的文学批评获得公众的信任。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指出：大众媒体作为文艺评论的重要载体，刊载的文章应及时关注最新的文艺现象，同时要具备严整的学理性和表达的大众性，将经由深入、扎实、沉潜的研究而获得的真知灼见，在不损害其准确性的前提下，以更能为普通读者所易于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则认为，文艺评论应该具有“雅正之志，晓畅之文，方向之辨”，评论者心要放正，文章要对作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扶持文艺评论与发展文化产业
　　人们常常回忆上世纪80年代文艺批评的“黄金年代”，气氛活跃、佳作频出，评论作品常常引发经久不息的争鸣和传阅。学者丁亚平认为，“过去的好日子”映照了今天人们的不满。然而，这种简单的今昔对比并不公道。
　　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除了解决文艺批评的内在问题，同时也要重视和肯定报刊上不时出现的富于生气的文章，网络上充盈着的尖锐、泼辣、有见解的网友评论，为他们争取更多空间，文艺评论才能有新的发展。
　　雷达指出，还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思想文化界和文学批评界日益沉迷于“社会资源交换”活动的问题。如果这种风气不能扭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突破和创新,更不可能在世界思想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和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代电视》杂志主编张德祥认为，这种落差有其深层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产业价值”越来越被重视，但矫枉过正的现象如影随形，很多人片面追求“发展”，却忽视了这种发展是否“健康”。而现在，已经到了大力扶持文艺评论，形成文艺评论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的时候了。
　　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表示，文艺批评可以总结和提炼出文艺创作中的优秀成果，直接促进文艺繁荣，文艺批评的活跃将是文艺繁荣的助推器。
　　文艺评论家梁鸿鹰则呼吁，加强文艺评论不仅需要评论家和各种媒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给予基金上的保障，建立强有力的权威评论组织，这样才能切实将文艺评论建设落在实处，确保文化发展的健康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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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与会专家们基本都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的报刊大量充斥着两种批评文章：一种是没有体验、没有温度、格式固定的学术论文，一种是过度顾及人情因素、简单理解作家对批评的需求、竭尽所能一味说好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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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因素成文艺批评最大困扰

2011年07月22日
来源：工人日报


　　人情因素成文艺批评最大困扰
　　批评界整体有缓慢的进步
　　近来，很多媒体针对批评界的现象连续发力，《文艺报》开辟“倡导优良批评文风”栏目，《人民日报》刊发《文化批评，拿什么来拯救你》等批评文章，显示出对于批评界的关注与期待。而《文学报》新近推出的两期“新批评”，连续刊载了对贾平凹的《古炉》和郭敬明的《爵迹》的批评文章，接下来的第三期还将发表关于王安忆新作《天香》的批评文章。就像平静的湖面投入石子泛起层层涟漪，此举在批评界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引起了诸多反响。
　　评论家梁鸿鹰谈到，近年来，大家对文艺评论有意见，最重要的问题是批评匮乏，尤其是指名道姓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更少。“文艺批评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和建设性建议，对文学创作不利的东西，敢于出来说自己的观点，撇开人情因素。”可是梁鸿鹰也坦承，中国是一种乡土化、人情化的社会，现在谁也逃避不了当下的社会环境。评论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不高，发出来的声音受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读了作品，又愿意冒着被别人排斥的风险来说出自己的见解，这对每位评论家都是考验。 　　梁鸿鹰的观点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认同。评论家雷达说，人情障碍确实存在。中国是个巨大的人情社会，无论是新闻还是司法，很多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雷达提出，评论的问题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症结之一，由于《文学报》的推进，可能会使每一位从事批评的人都反思自己，同时加强勇气和胆识。
　　批评的独立性成为评论家们的关注点。评论家何向阳认为，批评家必须在价值观当中做出自己的界定、选择和判断。《文学报》的“新批评”倡导真诚的、善意的、锐利的文学批评定位非常好，但她认为应该再加上三“性”，即公正性、学理性和独立性。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和建立批评体系和伦理体系。不能说你请我看书或者请我开会，我就一定要说好，不应该有这样潜在的伦理体系。”在评论家李炳银看来，这些年批评的重要问题在于简单的认可和简单的解释，导致批评缺失了标准，缺失了原则，缺失了评论家自身心目当中的文学标准。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坦率直言自己作为作家的感受：“无论是我自己的作品讨论会，还是其他作家的作品讨论会，我觉得批评家的批评的准备不足。”他分析，准备不足原因有几方面，一是会议太多，评论家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或者对某种作品有长时间的准备；二是批评家跟被批评者之间的交流不够，批评不到点子上；三是大概与参会的评论者形成的圈子有关，感觉批评家的声音比较一致，水平、能力、口气、观点、立场都差不多。何建明指出，批评家的水准和能力的提高确实有待重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为了文学共同的目标，可以坦诚地进入一种非常合理的形式，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不要简单的认为批评就是坏事，或者是不能容忍、不能接受。”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认为，批评界还是有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在于评论家不屑于光说好话了。(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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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遭受批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丧失公信力、影响力
http://news.QQ.com　 2008年11月25日
　 新华网　 于新超 张和平　



　　新华网杭州11月24日电（记者于新超、张和平）为繁荣、激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事业，大型文学评论期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日前组织了“作家评选批评家”的中国第一届当代文学批评家奖评选。

　　知名作家莫言、贾平凹、舒婷、范小青、苏童、阿来、李洱、韩作荣、程永新等，以及《作家》《收获》《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的代表担任评委。他们评选出南帆、陈思和、王尧、孙郁、洪治纲、谢有顺、陈晓明、蔡翔、张学昕、张新颖、吴俊、郜元宝等12位文学批评家。
　　在同期举行的“当代中国文学高峰论坛”上，与会者就“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发表了看法。大家在肯定一批文学批评家对促进中国文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一些不良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缺少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不碍世情不伤友情”“红包批评”“人情批评”“严重丧失公信力、影响力”……
　　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奖评委、《北京文学》名誉社长、《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主编章德宁尖锐指出：在社会公共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一些办刊人的认识有关，与市场压力有关，也与我们的批评环境有关，更与批评界的不良风气有关：缺少独立思考，人云亦云。所谓批评，不碍世情不伤友情，自甘平庸。原创精神缺失，生吞活剥，卖弄国外理论，严重脱离我国当代文学实际，把作家创作当成阐释自己理论的例子。缺少科学的治学精神，无暇关注具体文本，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作品不看完就吹捧，使人生疑。文风充满八股气与书斋式的自语，干涩沉闷，呆板平淡，催人欲睡。至于那些毫无真诚可言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距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已相去甚远，文学批评丧失了公信力，也就失去了影响力。
　　不仅如此，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疏离状态也相当严重。知名文学批评家、西北大学教授杨乐生指出：有人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像火车的双轨。这话固然不错，但这双轨不能永远是并立而行，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相互提升的关系。有时两条轨需要碰在一个点上，要有点撞击，有点共鸣，有点互动。现在这条轨有问题，批评这条轨有些弱。要让火车平衡地走下去，批评之轨要强硬起来。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作家、批评家与文学期刊共同创造一个开放、自由、民主、善良、坦诚、充满大爱的文学环境，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文学界需要一批为纯正的艺术而写作的作家、批评家，一大批离功利远、离良知近的作家、批评家是文坛的希望所在。（于新超 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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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的韩寒是一个自由时代的冷标本（2）


草根，不主义（人情世故是民主的最大潜敌）

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09_10/14/292299_5.shtml


　　中国文学历来是有使命的。从它诞生那天起，就被赋予了社会使命和历史使命，几乎从未独立存在过。即使那些所谓的边缘文学，也没能摆脱社会、历史潮流的影响。“人生识字忧患起”，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天性中有深刻的历史承担意识，中国文学也始终肩负着神圣的文化使命。中国文学史，一直写满“使命与责任”；中国文坛，一直是“神圣与崇高”的殿堂；中国作家一直标榜“为人民服务”。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在人们的眼里，是时代的鼓吹手、精神的抚慰剂。作家是新思想的发端者，是敢于发出疼痛呼喊并对社会呐喊的一群人。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文以载道”的观念被文学传承并发扬光大，社会转型的痛苦被文学责无旁贷地承担，政治、思想、婚姻、生活无不被作家用文字加以表达。文学空前地显示了它独特而优越的功能，并被提升到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
　　而如今，韩寒的“金箍棒”对这一切传统中的权威与崇高，统统横扫。这不是韩寒的错，或许是老作家们刻舟求剑，没有与时俱进。
　　当代文学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际遇亘古未有的急遽、巨大、深刻的历史拐点。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文明日渐进步，公民意识日渐增强，价值观逐渐崇尚多元化，生活方式逐步趋于多样化。在互联网没有普及之前，文学作品只有通过出版或者报刊发表。文学创作只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等少数派的事。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声的21世纪，个人博客蓬勃兴起。博客秉承了个人网站的自由精神，综合了激发创造的新模式，更具开放和建设性。普罗大众在网络世界可充分体现个人的存在，张扬个人的社会价值，拓展个人的知识视野，建立属于自己的交流沟通的群体。博客变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接受。博客作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它不仅传播情绪，还包括大量的智慧、意见和思想。博客的出现和繁荣，真正凸现网络的知识价值，彰显了现代传播手段的瞬时与多元。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写手。韩寒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草根代表”，也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典型代表。
　　韩寒说：“一本书，是纯粹的、私人的东西。我个人不喜欢一本书别人给写序言。书是最个人的东西。中国当今的作者们之所以写东西写得不好，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当成别人的东西，成天想，别人喜欢看什么，最近流行些什么，要告诉大家些什么，现在的评委爱什么。”中国绝大部分的作家高唱“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时候，韩寒却开着赛车，写着作品，过着自己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当韩寒作品卸下文学使命的沉重盔甲，变成“纯粹的私人写作”的时候，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中国文化的颓废？
　　我读过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的许多文学作品，包括《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读过他的中篇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他的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被誉为中国新戏剧的开山之作。他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中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科学院对高行健作如下评价：“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他深信文学是纯粹的，而且具有艺术的尊严。他一直以此为写作的原则，练就一种“冷的文学”。什么是“冷的文学”？它只属于个人，抽离而非政治化，逃避口号式的喧嚣，文气却又沛然洋溢纸上。高行健认为：“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丧失了文学的本性。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
　　这样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的作家，中国过去“不胜枚举”，现在也大有人在。中国作家每年都为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犯一回酸葡萄心理。高行健的大多作品是在中国大陆生活时期完成的，可见中国作家其实已达到诺奖水平。为什么高行健是作为中文作家而不是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呢？这当然也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价值观偏见。但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把全民族的知识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说都卷了进去，迫使作家们不是充当斗士，便是无以维生。中国老一辈作家无一不被打上这样深深的政治烙印。中国作家的问题，不是出在文采上，而是出在价值观上。作家是揣摩领导意图，为政治需要而写；还是坚守公平正义，为每个鲜活的生命而写？韩寒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更在于他对写作一种纯粹的理解和坚持，在于他敢于打破权威，勇于改变千百年中国人对文坛的神圣化解读。
　　综观中国文学史，新的文学思潮总是随着对传统的反叛而生。唐代古文运动，不就是在反叛魏晋骈俪之风吗？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不也是反叛千年文言传统吗？如果没有打破传统的精神，就难有文学的新气象。只有摆脱对权威和传统的盲目追随，才能获得思想解放和创造活力。
　　韩寒不崇高，他的作品也不见得一定传世，他的观点也可自由争论，但他活得很真实、很快乐、很亲和，就如同邻家兄弟一样。他的胆识，为他树立了做人应有的风骨；他的才情，为他带来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我看来，热血沸腾的韩寒，是一个“冷的文学”标本。他和高行健一样，都认为写作是纯私人的、纯自我的事情。活好每一个自己，社会不就快乐和谐了吗？他不像老作家们活得那么累，他不做背着重壳的蜗牛，也不戴各色各样的面具。韩寒，就是韩寒，喜欢写书、热衷写博、迷恋赛车的一个80后青年。
　　想说自己想说的，想做自己想做的，利己又利他，这是韩寒之幸，是时代之幸。不管怎么说，中国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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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著《半开放社会》封底文字





去年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被国内多家出版社欢迎然而又提出要适当阉割的书，在香港出版了。以下是该书封底的文字。眼下正是大家说吉利话的时候，我说不出这些话。既然是异类，就不必随俗，索性直抒胸臆。

八年半的知青生活中，我精神上完全是在同正统观念的争辩中长大成人的。那争辩或显或隐。显是和好友争论，不敢和真正的先进青年争论，那必成反革命无疑。隐则是内心的挣扎和长考。如果放弃“争辩”，那几乎就是放弃精神上的生存。螺丝钉有精神吗？我们因为论辩而生存。欧洲中世纪晚期有笛卡尔言：“我思故我在。”十年长夜中的异端少年赖争辩而生存，而摆脱奴颜。

改革的关键是什么？两个字：动力。高层中多数人享有共识和动力，是稀罕的事情，可遇不可求。从1949年到今天，我只见到一次——1978年。现在如此稀有的时刻过去了，统治阶层再不会享有这么多共识，我们有什么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可持续的事情呢。

我们这个社会是乍富还贫，乍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一下子傻了，蒙了，不能适应，就像换季，身体失衡。这样就很难认清生存中最要紧的东西。

中国的知识分子堕落得一塌糊涂。原因异常简单，管理者把更多的钱财放在那儿任他们争抢，他们不再干别的，专心去争夺这些利益。之前没那么多捞钱的机会，收入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能为底层人代言。现在大不一样了。

我们的民族品性，几百年来在遭遇刀剑、牢狱、大批判、课题费时，一以贯之地演出了降清、顺奸、认错、腐败的曲目。没有刚性的理念，身段便格外柔软，易于发达、繁衍、膨胀，这不就是达尔文说的适应性吗。大家是适者，唯说破这番道理的侏儒非适者也，不出局也该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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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晓渔文章：郑也夫实名批评值得推广


郑也夫先生在博客上撰文《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指出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先生的学术水平不足以担任学部委员。在学部委员的名单公布之前，身边的学界朋友在茶余饭后也会经常提到这种“院士预备役”制度，虽然批评居多，却把它当作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7月份名单公布之后，反而没有什么人提到它，偶尔说到，也只是感慨其中几位学者不应忝列其中。但我与郑先生的观点不尽相同，郑先生认为景天魁的学术水平低于学部委员的水平，所以不应当选；我却认为有几位学者的水平高于学部委员的平均水平，在里面显得有些突兀，如果他们能够主动退出，学部委员的阵容会更加整齐。
　　最初，我对郑先生批评学部委员没有太多关注，因为我觉得批评几乎没有任何效力。面对一个聋子，再怎么提高自己的声音也没有用，一不小心自己还会患上歇斯底里。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看到《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对郑也夫的专访以及相关人员的反应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批评学部委员以及学术制度的学者汗牛充栋，但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位学者却是凤毛麟角。我基本赞成郑也夫对学部委员制度的批评，这并不等于我认同他对景天魁的评判，因为我是社会学的外行，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事实上，郑也夫对景天魁的批评是否有所偏差，并不重要，如果批评有误，损害的不是景天魁而是郑也夫的名誉，他将为自己的言论承担应有的风险。所以，我最能赞成的不仅是内容，更是这种实名制批评形式。
　　学术界通行双向匿名评审，这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可以避免评审者和被评审者之间的小动作。但现在更流行的是单向匿名批评，批评者是署名的，被批评者则是匿名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批判知识分子”，言辞激烈地批评各种现象，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对象。这种匿名批评固然跟我们常常处在“无物之阵”有关，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策略。通过这种“安全的批判”，“批判知识分子”既获得道德感，同时又不会触动什么人的具体利益。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前不久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国内各高校的校长纷纷向学术制度发起攻击，听起来很让人振奋。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对学术体制有什么纠正。一边是体制的批判者，一边是体制的维护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就这样完美地融合在这些著名高校的校长身上。相比之下，我更能接受另一种匿名批判，批评者是匿名的，被批评者则是明确的，虽然这会有放冷箭之嫌，却也可以击中一些问题的要害。
　　在很多时候，双向匿名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限的，而郑也夫实践的双向实名值得推广。如前所述，指名道姓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由批评者而不是被批评者承担。单向匿名批评，在很多时候是两面讨好，既安全又崇高；双向实名批评则拥有诸多风险，批评对了，被批评者可能从此嫉恨，批评错了，批评者却要承担各种责任。据《南方周末》报道，社会学所一位已退休的研究员表示，“点名说谁够格谁不够格不科学”。我想问一下这位匿名的研究员，“不点名说谁够格谁不够格”是不是就科学了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为郑也夫“打偏了”，因为“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很难从个体去评价”，“说谁是二流学者，这样的判断不是特别有意义”。郑也夫是否“打偏了”，很难评判，郭于华却有“拉偏架”之嫌。“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这句话没错，可是这绝不意味着制度可以成为盾牌，盾牌后面的个体无需承担责任。关于制度与个体的责任问题，二战之后曾有激烈的讨论，这里没有必要再从头说起。
　　最后，不妨做一个排序：双向匿名评审和双向实名批评可以互补，它们最值得推崇；而单向匿名批评分为两种，批评者匿名属于次优选择，被批评者匿名则不能摆脱投机的嫌疑，这种“安全的批判”也是目前最为流行的。       《南方都市报》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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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在文艺学的诸种研究形态中，文学批评是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
　　《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它能影响作家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从而影响创作的发展；它还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和理解，从而直接关系到文学的社会作用的发挥。达到时代先进水平的文学批评，不仅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而且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的文学风尚和创作风格；不仅能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而且能帮助、促进一定时代审美理想的建立和形成。文学批评又是进行文学论争较为常见的方式。 《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学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涵盖非常宽泛，从新书的评介到系统的理论研究都包含其中，在西方几乎成了文学研究的同义语。而狭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艺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在鉴赏的基础上，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文学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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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批评》)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