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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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2010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其代表作有《绿房子》、《中国套盒》等。 瑞典皇家学院10月7日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诗人、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



　　"写作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写作可以培养读者的批判精神。"


　　"我看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一些书信。在分析了他小说的构造后发现，最初贫瘠的材料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建造出一部杰作。"


　　"让我写小说还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


　　"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自己确信是有能力的，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是不能吃饭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作家只是一些节假日时写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


　　"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一个故事。他（她）原本死了，但你能让他（她）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她）复活，让他（她）再生，非常令人鼓舞。这么大的努力后，你得到你的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给人感觉像阳光照亮了我的青年、少年时代。阅读对我来说，丰富了我的生命、生活，使得我产生一些想法，能够成为一个作家。"


　　"文学绝不是消遣！" "写作就是为了让读者快乐几小时？或者让作家在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我更看重的是写作所应有的那些'后遗症'。这些"写作后遗症"正是让人们在读了作品之后觉得"自己的生命和世界并不仅仅是现在这个样子"。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的学习中，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对于人才、公民的培养来说，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他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城市搬到玻利维亚去了，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在时空进行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故事，我可能不记得了，但我母亲告诉我，我小时候看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可能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给人感觉像阳光半照亮了我的青年、少年时代，阅读对我来说，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生活，使得我产生一些想法，能够成为一个作家。


　　处女作灵感源自《推销员之死》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不能养家糊口。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只是一些节假时、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职业的，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新闻专业。但我的天赋给我的这种爱好，是文学。所有我做的工作，从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当时我只是利用空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我也不例外。但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后来发现我不能做卓越的事，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在心里非常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这种完美的纯洁和连贯。


　　上世纪50年代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因为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一个戏剧《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感觉是艺术、文学的殿堂。


　　《城市与狗》与福楼拜的影响


　　那是个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军官学校的经历。很久以后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这是和其他作家的不同。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一个你想象中的故事，但写作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从记忆中影像出发的。有一些经历、记忆，能激起我的想象。有些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情感丰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被送去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当时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的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有偏见也好，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并不是很好的回忆，但给我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暴力情况、分隔情况、整个的秘鲁的社会。对我来说，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城市与狗》就是根据在那里的真实经历写成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

　　其实，让我写小说还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开头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自己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我非常羡慕一些作家，他们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但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是一天天发生的事情，福楼拜每天写的信，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使人感觉在书信中可以了解他如何构建他的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是一个没有天才的作家，他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建造了他的才能。福楼拜的作品对我帮助很大。没有天才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所以我觉得他是最大的文学大师。


　　最得意的作品：《酒吧长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威廉·福克纳，他的散文、故事的影响力、力量性，他的作品的聪明的结构，能让人觉得它是真实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在那之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热带雨林旅行了几个星期。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新的面孔。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绿房子》，《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那个经历相关的。和《城市与狗》非常客观不一样，《绿房子》都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厚度。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还讲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北部沙漠地区都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了解秘鲁的多样性、复杂性。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的所有小说中最花我工夫的。我当年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后三年。我在学校时就和秘鲁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那时的共产党几乎被独裁者消灭了。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酒吧长谈》我写的时候，非常感谢奥德利亚，当时利马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局长那里，他坐在办公室里，像看昆虫一样地看我们，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是我们大学里做的一个秘密报纸，他说，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么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变成了复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很多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文学不是消遣，是社会改变的动力


　　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那里几个小时的书房写作。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修改，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改。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写。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改变它的时候，不能让它更频繁。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要下降了—— 这个度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你会有些生活的经历成为写作的动力？其他的经历，就没有这样的激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谈过，他们也是很迷惑，碰到这样的情况。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都有中心的思想，有些可能是对你人生产生创伤的东西。你无意识的藏在内心了。


　　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地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在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称之为“后遗症”。我们所留下的作品的感觉，是说服自己，生命和世界并不仅是我经历的这样。《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我们真实世界多小啊！和我们创造的世界比起来。这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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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文学奖跟其他的奖项一样，比如海明威等都是众望所归，但很多情况下评委会搞错的情况也有的。第一个文学奖获得者是法国作家，你肯定不会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也不值得看。他是苏利·普吕多姆。当时和他竞争的，是托尔斯泰。" "很多人完全应得这个奖的，比如博尔赫斯。但他没有得这个奖。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家采访我，我确实觉得有点难为情。"。"评委会也都是人，难免会有搞错的时候。但我希望，他们颁奖给我没有搞错。"


　　
　　记者：距去年您获诺贝尔文学奖已有好几个月，这段时间您的生活发生变化了吗？


　　略萨：还是发生了变化。确切地说，我成了一个受难者。很多人要采访我。新闻记者无休止地向我发问，有些问题是我不愿意回答的。这些都使我无法好好生活，好好写作。有时我甚至想去一个没有记者的岛上生活。但因为1960年代初，我在巴黎就当过记者，所以我对他们也总是很心软。


　　记者：您15年前来中国，和这次来所感受到的热烈程度截然不同。这大概正是您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所起的作用。您怎么看待人们对诺奖的这种狂热？


　　略萨：诺奖和其他奖项一样，有时很准，颁给了应给的对象。比如托马斯·曼、福克纳和海明威，这些作家获奖都是众望所归。但我想说的是，更多情况下，诺奖评委们是搞错了。1901年诺奖给了法国作家普吕多姆，这就是一位三流作家，而当年与之竞争的是托尔斯泰。博尔赫斯也完全应该获奖，却没有。所以当诺奖评委会决定颁奖给我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评委会也都是人，难免会有搞错的时候。但我希望，他们颁奖给我这件事没有搞错。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难以靠写作养活自己。他们为此而抱怨文学的式微。您怎么看待文学的前途？


　　略萨：将精力100%地投入写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写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我最初写作时就不得不依靠7份工作来解决温饱问题。我19岁大学还没毕业就结婚了，必须靠打工才能养家糊口。于是写作只能通过业余时间进行。现在很多作家不喜欢做那些用来糊口的工作，但是在结束工作后能进行愉悦的写作，这可以看成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偿。一个作家若总是在一个很顺利、经常被表扬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写不出好作品。我倒是认为，有小的困难，然后去战胜它，对人有好处。因为这能使人的创作精神发挥出来。


　　记者：评价下您所熟悉的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吧？比如与您同时代的马尔克斯。


　　略萨：马尔克斯出生在一个哥伦比亚的小省份。原先他不怎么为人所关注。真正的转变是在《百年孤独》。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说，很独特。各种各样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看的，也吸引了人们去看更多的拉美文学。这些"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批人突然就冒出来了。


　　记者：您之后的创作计划是什么？还会写爱情小说吗？或者回忆录？


　　略萨：你知道写爱情很难，因为爱情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很多问题都讲过了，想写好不容易。但我不排除再写爱情小说的可能。至于回忆录，我已经写了一部了，叫《水中鱼》。回忆的是我从政的一部分经历。但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希望它能够持久点，让我有更多的经历可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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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和人生


　陈众议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拉美文学专家）


　　6月中旬，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将出现在中国读者眼前。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略萨就已随着拉美文学爆炸的声浪来到中国，从而对80年代的先锋写作产生了影响。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的人生和文学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用小说的方法结构人生


　　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也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结构其人生（反之亦然）。


　　略萨于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和马尔克斯的出身相仿，他的父亲也是报务员，且家境贫寒；而母亲却是世家小姐、大家闺秀。无独有偶，略萨也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尽管它比马尔克斯儿时的"大屋"更加体面，甚至可以说是不乏贵族气息。但10岁时父亲的突然出现不仅生生地葬送了他的美好童年，而且不久即用几近强制的方式将他送进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而在父亲眼里文学一钱不值。1953年，他又违抗父命，考入圣马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由衷地信奉萨特关于"文学必须介入社会、改变世界"的观点。之后他与胡利娅姨妈相识、相爱。这被视为大逆不道，父亲多次举枪威胁儿子，但儿子依然我行我素，并于1955年与胡利娅姨妈正式结婚（1964年离异，翌年牵手表妹并接连有了三个孩子）。


　　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并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文学（最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马尔克斯）。1959年他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作品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4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从此作品累累，好评如潮。


　　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


　　略萨的成名作《城市与狗》写的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唯一的法则。小说出版后立即遭禁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当众将1000册《城市与狗》付之一炬。


　　其代表作《绿房子》通过平行展开的几条线索叙述秘鲁内地的落后和野蛮。西方语言中的"绿"相当于汉语里的"黄"。显而易见，绿房子象征秘鲁社会。主人公鲍妮法西娅则是无数个坠入这座人间地狱的不幸女子之一。跟许多印第安少女一样，她被军队抓到修道院接受"教化"，而后遭逃犯、恶霸、警察、流氓等几经蹂躏，最后沦落风尘。几条线索（伏屋、老鸨、逃犯、警察等）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在她身边平行展开。小说由一系列平行句、平行段和平行章组成，令人叹为观止。略萨因此而成为与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齐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砖头似的《酒吧长谈》（1969）写1948至1956年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秘鲁社会现实。小说完全把秘鲁社会描写成了现代斗兽场，其中的许多细节都能使有过类似噩梦的人感同身受。之后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仍然把矛头指向军人政权。小说在一种带有明显闹剧色彩的气氛中展开：驻扎林莽的士兵经常骚扰和强暴当地妇女，这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国防部突发奇想，派遣潘达雷昂·潘托哈上尉组建一支劳军安慰部队开赴大森林，引出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带色的故事。


　　"小我"凸显的后现代时期


　　略萨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的背后其实一直涌动着强劲的自由主义潜流。正因为如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便以特殊的方式追踪并诠释了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与此同时，他与曾经的挚友马尔克斯分道扬镳。


　　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力度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那个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舅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愤然抛出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1983），揭露他在婚期间即红杏出墙，与表妹藕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略萨这种完全交出自己和前妻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继《世界末日之战》（1982）、《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之后，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1988）和《情爱笔记》（1997）。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前者写为人继子的少年阿尔丰索千方百计拆散父亲和继母的故事；后者依叙阿尔丰索促成继母重新回到了有两个男人爱着的家。这两部小说堪称他"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了不少争议。有读者甚至攻击略萨写这些"有伤风化"的作品是一种"堕落"。虽然略萨广征博引，以期从美学的高度重构性爱文学，并对《花花公子》之类通俗刊物大加贬斥，但总体上这两部小说仍是指向形而下的下半身写作，尽管作者"形而上"地用"想象"取代了"行动"。


　　如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略萨在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淡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色彩，与年轻时代所信奉的介入理论渐行渐远，以至于90年代一头扎进"小我"而不能自拔。好在跨国资本主义迅速扯下了"经济全球化"的朦胧面纱。略萨也很快调整了姿态，遂于世纪之交回到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宏大叙事。


　　重新指点江山、宣达理想


　　进入新世纪后，略萨明显回归，又推出了几部现实主义力作。2000年出版的《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就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


　　《天堂的另一街角》（2003）书写了画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丝坦的故事，高更寻找人间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现实，而他的那位来自秘鲁的外祖母则以入世（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探询"天堂"的不同路径。之后的《坏女孩的恶作剧》（2006）则以一个无心伤人却适得其反的"坏女孩"的"造反"经历为线，虽然保持了作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元素，但通过女主人公所关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如"革命输出"、"光辉道路"等彰显了某种社会关怀。新作《凯尔特人的梦》（2010）是写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罗杰·凯斯门特的，其特立独行、追求自由之心益发鲜明。这才是他，锋芒毕露，并写多面，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从"小我"出发指点江山、宣达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


　　略萨是幸运的，和马尔克斯一样幸运。他闻达文学殿堂得益于诸多客观因素。其一是冷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适逢冷战如火如荼，作为"文学爆炸"的主将，略萨和众多拉丁美洲作家成为东西方读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一方面，文化传统使然，拉丁美洲是美国和西方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古巴的存在和时代的左转又将拉丁美洲推到了反帝、反美的前沿。其二是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终结，意识形态的"淡化"，拉丁美洲率先成为美欧跨国资本的"校场"和"后院"。春江水暖鸭先知，略萨以其独特的方式感悟并且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而诺贝尔文学奖称得上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自由主义倾向和文学才华的最好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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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写作也许是一辈子的宿命



　　“学会阅读，是我的生命中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阅读向我展示的魔力，通过这种魔力，书中的词句化为图像，丰富了我的生活，令我得以冲破时空的限制，自由自地畅游于书本中的世界……


　　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话有些儿耳熟？没错儿，这就是略萨在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致辞的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是在北京，2011年6月17日的上午10点15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科会堂，略萨向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粉丝发表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


　　文学可以抵达任何遥远的国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科会堂很少会拥挤成这样——等着领同传设备的人从九点起就排起了长长的两条长龙。可以容纳千人的会场几乎已经没有座位。中间的过道早早架起了几台摄像机，还有进行多家网络直播的媒体，略萨的演讲会面向全国的文学爱好者进行直播。还有无处不在的新浪微博，居然在会场架起了两个屏幕，这样大家可以看到随时更新的关于略萨演讲的微博。


　　很多人手里都拿着他的一本书或几本书，名字和版本却各不相同，有《绿房子》，也有《酒吧长谈》，还有《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在来聆听他的演讲之前，我几乎一夜未睡，补课看了他的《绿房子》，勉强领略了他的结构主义。


　　在社科会堂的贵宾厅，上台演讲之前，略萨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举行了短崭的会谈。陈所长就是西班牙语文学的专家，与略萨对话没有任何障碍。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的距离接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真容——75岁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西装笔挺，眉头微蹙，有些沉默。陈众议解释说，因为飞机晚点，从上海飞到北京已经是后半夜了，略萨几乎一夜未睡，早晨也没吃什么东西。


　　略萨在陈众议的陪同下走上讲台。陈用了“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略萨在中国的影响力。在演讲开始之前，略萨接受了中国社科院荣誉研究员的称号，之前已经有大江健三郎、奥尔罕?帕慕克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此荣誉。


　　略萨说他从没想到他写的故事能到达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而事实上，它的文学所影响的心灵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在中国翻译界，略萨一直是被追踪的作家，他也是唯一一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就已经在中国有较完整的重要作品中译本的作家，1979年北京大学教授赵德明首次撰文介绍略萨，并自1980年开始组织翻译其作品，并亲自翻译了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之后他的作品陆续被译成中文，目前略萨有25种小说在中国被翻译出版。


　　略萨曾写过一封给中国青年的信，说中说，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她的众多人口中，有一些读者与我共同分享我在小说中创作的那个神奇的世界，这对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写故事和长篇小说，是一种莫大的补偿……


　　文学本身就是行动的方式


　　略萨最早开始的写作是将自己不喜欢的故事的结局进行改写。这样的改写总是受到家长的鼓励。但那时他也并不能想象自己一辈子会爬格子。上大学时他还在法律与文学中徘徊。当时是独裁的政府，对公民所有的活动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毒化了全国的生活，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时在大学里你和一个学生聊天儿，他有可能是政府的一个奸细，这让大学中的学生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这些体验对于作家生活非常重要。略萨说那时他就想总有一天他会以此为内容写一本小说。这就是后来他最喜欢的《酒吧长谈》，是他花费工夫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所有小说中他觉得最好的一本书。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举了三个人，萨特、美国作家福克纳、法国作家福楼拜。萨特的理念对略萨来说就如圣经一样。萨特认为文学不应该脱离社会，不只是简单地追求语言的优美，而是要唤醒人民的意识，寻求解决的方式。文学本身就是行动的方式。通过语言就可以采取行动。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略萨，他说，“我们从文学所虚构的美好世界归来之后，才会意识到现实的缺憾，也就是说世界永远不会比想象中的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总会不安，不满，我们会在小说中看到远胜于日常生活的理想世界，因而对现实的世界会持批判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


　　而福克纳的文学技巧令略萨受益非浅。“他所描绘地美国南部的白人与黑人的斗争，歧视与不平等，都与我们秘鲁有着某种相似性。他的作品中狂野的语汇、奔放的力量，语言的密度、张力、抒情性的饱满的情感，充满了颜色的色彩斑斓，尤其是对时空顺序的组织，结构的组织都令我大开眼界。这让我知道文学家也是一个建筑师，是一叙述性的建筑，构建一个文学作品也需要结构。”


　　福楼拜是另外一个例子。他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包法利夫人》。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二流的作家。在写作包法利的过程中，他不断地追求完美。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不断地修改，甚至每一句都要朗读，以符合韵律。在种种不完美的过程中达到了完美。“我们每个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有过沮丧和失望，对自己所达不到和高度感到气馁。但只要不放弃不投降，所有人都能够实现理想。“写作需要灵感，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天赋。但福楼拜告诉我们，可以用勤奋和不断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来代替。”


　　略萨的演讲持续了一个小时，他几乎一口水都没有喝，也没有过多的表情与动作，只是滔滔不绝地传达着他的文学主张。


　　在整个的演讲中，新浪微博达到了600多条。有人说，爱女人、与马尔克斯打架、竞选秘鲁总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略萨的知识，不过，听了他的演讲，我知道写作只是他的生存方式……

　　我会把博尔赫斯从坟墓中唤醒


　　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问：你能预测下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吗？略萨说，很多作家都当之无愧，但授予谁那是瑞典科学院的事。如果是我，我会把博尔赫斯从坟墓中唤醒，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他极大地丰富了西班牙文学的语言宝库，为语言和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和独创性。虽然诺贝尔从未授予过他，但公正始终在他那里。


　　相比马尔克斯，略萨给予博尔赫斯的评价更高。略萨在法国深造期间，重新发现了拉丁美洲的文学，发现了博尔赫斯。在秘鲁时他并不知道阿根廷的文学是怎样的，并不知道巴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文学是如何的。在法国他得以见识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学。秘鲁文学与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学的共同性超越了彼此的差异性，这些不同的国家拥有相同的行为观念，正在共同产生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学。尤其是博尔赫斯的成就，它不但丰富了西班牙语的叙事风格，而且让欧洲和其它国家认识到拉丁美洲除了有国际冲突、地方政治、大胡子的游击队和恰恰舞之外，还有文化的多元与文学的想象与思考。


　　小说不仅是为了说实话，有时也要说假话。有时完全客观的故事写出来反倒不可信，你必须将客观的故事加一些谎言。你需要虚构，但虚构的是看起来非常真实的现实。通过小说我们可以理解生活，但如果将生活都移植到小说中，看起来就不真实了。比如爱情。处于爱情中的人情感是非常激烈的，这是非常私人化的经历，可是又是文学中最不可或缺的内容，最经常出现却最难以处理。无数的语言、俗语、形象都已经描写过了，想要避免落入俗套不容易。很多作家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面对丰富的纯粹的感情，语言真的是太贫瘠了。“所以与其去了解它，不如去体验它。”


　　对于一个已经75岁的作家，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略萨说，我从不缺乏计划，缺乏的是时间去实现这些计划。


　　不仅仅是面对面的距离


　　据说略萨此行最大的意愿，还是想和中国当代具有旺盛写作力的作家进行深入交谈。于是有了当天下午的文学峰会。原以为经过一上午精疲力竭的工作后，下午的活动人会少一些。结果差一刻三点赶到社科院时，第一报告厅已经没有座位了。服务员把能拿来的椅子都拿来了。


　　这应该算是一场“文学峰会”。中国作家有莫言、阎连科、刘震云、李洱、张抗抗、徐小斌。还有赵德明、尹承东等翻译家和白烨、孙郁等文学评论家。


　　略萨坚持先由中国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把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都讲完了，他再统一回答。这可让所有的记者不得不一直等着，不得不先听完中国作家的深情告白。于是很多人如我一样站着听了三个小时。而且原本安排的茶歇也因为时间关系取消了。


　　中国作家对于略萨的告白是深情的。从莫言到刘震云都坦承自己曾经受过略萨的影响，而且从阅读他的书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刘震云认为略萨非常适合生活在中国。因为这里的文学一直和政治有紧密的联系，从孔子起就倡导文以载道，延安时期的讲话，动员作家深入到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为社会为政治服务。鲁迅也是这样的理念。真正的悲剧往往产生在喜剧之中，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中华民族是一个幽默的国家，有着真实动情、波澜壮阔的心灵史。而且这个民族苦难太多了，如果继续用严肃去对待就成了一块儿铁，如果用幽默，就会成为一块儿冰，可以掉在幽默的大海里融化。


　　阎连科则感慨每一个作家都曾是文学的孤儿，现在略萨成了文学的宠儿，但希望他还能保持一种激情，继续一种文学的孤儿的写作．


　　张抗抗说，其实无论略萨是否当选总统，是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中国作家中的地位早在二十年前就固定了下来．所以他的获奖看起来很晚，有些迟到，但其实并不晚，漫长的时间正好证明了他的作品持续的影响力。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谈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的文学曾经“太政治”从而显得不那么文学，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地回避了当下。


　　相比中国作家的深情表白，翻译家们显得更务实，关注的更多的是细节的翻译。刚刚翻译了《坏女孩的恶作剧》尹承东给略萨带来了翻译家孙家孟的礼物（孙家孟是略萨作品最多的翻译者），并问略萨，这部小说中的坏女孩和好男孩是不是代表着善恶，有没有自传的色彩。略萨回答说，作者总是与作品太近，不能批判地阅读。小说出版后就是一个生命，散发出不同的力量，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阅读，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作品中的人物可能与你象双生姐妹一样，也有可能与你完全不同，如同黑夜与白天、水和油的关系一样。


　　在略萨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全球所有作家面临的问题，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其文学质量会大大降低。作家不能指着当下的政治题材来生活，文学的题材应与历史的思考结合起来。作家应该离具体政治问题远些，不然作品的生命力不会长久。文学如何更深切地关注生存的世界，如何介入当下，如何用想象力穿透生活而绝非简单地复制生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20日，略萨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他象一股旋风在中国一掠而过。如果说三十年前他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作家，那三十年后他还能影响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吗？当所有的中国作家都以请略萨签名为荣，都以和略萨合影为荣时，这场文学峰会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崇拜，期待中的碰撞并没有实现，中国作家虽然谦恭地把他当作老师，可是在结构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并没有坚持得太久，有时面对面的距离其实也很难跨越……

记者 杨雪梅《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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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创作小说、剧本、散文随笔、诗、文学评论、政论杂文，也曾导演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及从政。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台湾多译为尤萨或罗萨。Mario是名字，Vargas（巴尔加斯）是父亲的姓，Llosa（略萨）是母亲的姓，分别代表Mario父亲和母亲的家族。



　　人物简介


　　巴尔加斯·略萨于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南部亚雷基帕省首府亚雷基帕市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Ernesto Vargas Maldonado，母亲Dora Llosa Ureta。
　　父母在略萨出生前数月即离异。其父后来承认自己与一德籍女性有染，后与之结婚，因此略萨还有两个异母兄弟。1937年1岁多时跟妈妈随祖父一家人移居玻利维亚的科恰邦巴（Cochabamba），在那里度过了幼年时光。略萨的祖父拥有一棉种植园，为略萨及其母提供的要经济支持。家人不愿对略萨解释父母离异一事，只好谎称其父已亡。 　　1946年略萨祖父因公被派回秘鲁皮乌拉省省政府皮乌拉（Piura）市，于是举家迁回秘鲁；略萨就读于一所宗教小学——萨莱西诺学院（Colegio Salesiano）。同年，略萨又随母亲移居首都利马。也就是在这里，略萨在出生十年后终于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父母随后复合，一家人住到了利马郊区，略萨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光。
　　1947到1949年间，略萨就读于天主教中学拉萨叶学校（又译萨勒学校）。略萨14岁时，父亲将其送往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就读（1950-1952）；毕业前一年，又做起了报社的实习记者。最后，略萨从军校退学，并在皮乌拉省的国立圣米盖尔中学完成中学学业。此间，略萨为当地的《工业报》撰稿；作家的第一部剧本《印加航班》也被搬上舞台。
　　1953年略萨在拉美最古老高校——利马的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双主修文学与法律，并供职两家报社。1957年第一次出版短篇小说《领袖》和《祖父》，标志着作家文学生涯的开始。本科毕业后入同校语言学研究所做研究生，1958年中旬以研究尼加拉瓜作家；诗人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io）的学位论文(《阐释鲁文·达里奥的基础》Bases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de Rubén Darío)获文学（语言学）学位，同年获奖学金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深造。
　　1955年，19岁的略萨与舅妈的妹妹胡莉娅·乌尔吉蒂·伊利亚内斯（Julia Urquidi Illanes，1926年生，玻利维亚人）相恋结婚；新娘长他10岁。
　　1960年，马德里奖学金到期后，略萨自信也能在法国取得奖学金继续深造，但携妻抵达巴黎后方知申奖遭拒。两人还是不顾经济窘迫留了下来。在巴黎，略萨的创作欲望一发不可收拾。
　　1964年，一纸协议结束了略萨第一次短暂的婚姻。一年之后，略萨很快就开始第二次婚姻，这次的妻子是他的表妹帕特丽西娅·略萨·乌尔吉蒂（Patricia Llosa Urquidi），这段婚姻一直延续到现在。两人共育有两子一女，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分别是: 大儿子Álvaro Vargas Llosa (1966年生)、小儿子Gonzalo (1967年生) 和小女儿Morgana (1974年生)。三个孩子后来分别成为了作家/编辑、商人和摄影师，皆事业有成。
　　1971年巴尔加斯·略萨以研究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Historia secreta de una novela y 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获西班牙马德里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文学哲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是研究文学的哲学博士，不是荣誉头衔的文学博士，他另有英国伦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颁授的荣衔，2003年英国牛津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
　　巴尔加斯·略萨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教职（1977年获聘），也曾在英国伦敦大学（1967年和196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1992年）等校客座教职。
　　多国的许多著名学府和研究院也常邀请他去客座讲学与研究。
　　巴尔加斯·略萨现在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院士。
　　略萨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年表


　　1959 Los jefes（《首领们》或《领袖》）
　　1963 La ciudad y los perros（《城市与狗》）
　　1965 La casa verde（《绿房子》或《青楼》）
　　1967 Los cachorros（《崽儿们》或《幼崽》）
　　1969 Conversación en La Catedral（《酒吧长谈》）
　　1973 Pantaleón y las visitadoras（《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
　　1977 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胡莉娅姨妈与作家》）
　　1981 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世界末日之战》）
　　1984 Historia de Mayta（《狂人玛伊塔》）
　　1986 Quién mató a Palomino Molero?（《谁是杀人犯》）
　　1987 El hablador（《叙事人》）
　　1988 Elogio de la madastra（《继母颂》）
　　1993 Lituma en los Andes（《利图马在安地斯山》）
　　1997 Los cuadernos de don Rigoberto（《情爱笔记》）
　　2000 La fiesta del Chivo（暂译《小山羊的节日》或《奇波的盛宴》或《元首的幽会》）
　　2003 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暂译《天堂在另外的街角》）


　　非小说年表


　　1971 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博士论文，整理后出版）
　　1971 El combate imaginario. Las cartas de batalla de Joanot Martorell（《给“白脸蒂朗”下战书》，论著）
　　1971 La historia secreta de una novela（暂译《小说秘史》，论著）
　　1975 La orgía perpetua: Flaubert y “Madame Bovary”（《永远纵欲》或《无休止的纵欲》，副题名“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论著）
　　1981 La señorita de Tacna. Pieza en dos actos（《塔克纳小姐》，剧本）
　　1983 Entre Sartre y Camus（暂译《萨特与加缪之间》，研究萨特与阿尔贝·加缪的论著）
　　1983 Kathie y el hipopótamo. Comedia en dos actos（《凯蒂与河马》，喜剧）
　　1983 Contra viento y marea (1962-1982)（《顶风破浪（第一卷）》，收录1962年到1982年随笔、政论、杂文、讲稿等的文集）
　　1986 Contra viento y marea. Volumen II (1972-1983)（《顶风破浪（第二卷）》，收录1972年到1983年随笔、政论、杂文、讲稿等的文集）
　　1986 La Chunga（《琼加》或《琼卡》或《琼卡姑娘》，剧本）
　　1990 Contra viento y marea. Volumen III (1964-1988)（《顶风破浪（第三卷）》，收录1964年到1988年随笔、政论、杂文、讲稿等的文集）
　　1990 La verdad de las mentiras: Ensayos sobre la novela moderna（《谎言中的真实》，评现代小说与散文的论著）
　　1991 Carta de batalla por Tirant lo Blanc
　　1991 A Writer´s Reality（暂译《作家的真实》，论著，用英文写成） 　　1993 El pez en el agua. Memorias（《水中鱼》，回忆录）
　　1993 El loco de los balcones（《阳台上的疯子》，剧本）
　　1994 Desafíos a la libertad
　　1996 La utopía arcaica: José María Arguedas y las ficciones del indigenismo（暂译《文学乌托邦：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与其虚构和想像》，论著）
　　1997 Cartas a un joven novelista（《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小说方法论随笔集）
　　2001 El lenguaje de la pasión（暂译《文学的激情》，论著）
　　2001 Bases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de Rubén Darío（《阐释鲁文·达里奥的基础》，大学学位论文，1958年完成，母校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出版）
　　2004 La tentación de lo imposible（暂译《不可能的诱惑》，研究雨果的论著）


　　获奖经历


　　1、1959年，他的小说《首领们》获西班牙莱奥波尔多·阿拉斯文学奖，这是他首次获文学奖。
　　2、1962年，他的小说《骗子们》获西班牙布雷维图书馆奖。
　　3、1963年，他的《城市与狗》在西班牙获批评奖。
　　4、1967年是略萨文学创作大丰收的一年，他共获三项大奖：西班牙评论奖、秘鲁国家小说奖和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
　　5、1980年，意大利拉美研究院授给他的小说《胡莉娅姨妈与作家》文学奖。
　　6、1985年，他的小说《世界末日之战》获海明威文学奖，第二年又获西班牙阿里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7、1988年他又获美洲金质奖章。
　　8、2000年，巴尔加斯·略萨获得了第13届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奖金为800万比索（约合5万美元）。该奖专门授予那些进行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卓有成就的知名人物。
　　9、2010年，巴尔加斯·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第107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


　　中文译本


　　《略萨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2000，包括《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依塔》、《谁是杀人犯-叙事人》、《水中鱼》、《首领们 替白郎?蒂郎下战书》、《继母颂-情爱笔记》、《利图马在安第斯山》、《顶风破浪》、《塔克纳小姐》、《无体止的纵欲-致青年小说家》等）
　　《世界末日之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绿房子》（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城市与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
　　《情爱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套盒》（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狂人玛伊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青楼》（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酒吧长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谎言中的真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公羊的节日》（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天堂的另外那个街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坏女孩的恶作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文学生活


　　1952年，巴尔加斯·略萨读军校中学4年级时，写下他的第1个舞台剧剧本《印加王的逃遁》（La huida del Inca）。
　　1953年，他读皮乌拉省国立圣米盖尔中学5年级时，由学校同学组团，剧作者本人担任导演，在皮乌拉市当地剧院举行《印加王的逃遁》售票公演。这是巴尔加斯·略萨首度导演戏剧，同年，剧本参加秘鲁教育部文艺创作奖获得奖赏。
　　1957年，以短篇小说《挑战》（El desafío）获法国的文学奖（Premio de la Revue Française），受奖助到他从小就想去的法国巴黎旅游15天。
　　1959年，他的6个短篇小说（〈首领们〉Los jefes 、〈挑战〉El desafío 、El hermano menor、Día Domingo、Un visitante、El abuelo）结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本书是到目前为止读者能看到的巴尔加斯·略萨还是文学少年时期的作品集，也让他成为西班牙的雷奥波多·阿拉斯文学奖（Premio Leopoldo Alas）1959年年度得主。
　　巴尔加斯·略萨以1963年出版的《城市与狗》一书奠定卓著的国际声誉，这是他的第1本长篇小说，旋即有超过20种语文的翻译本在世界各地出版，也很快被秘鲁当局查禁，并将1000册以上的该书在书中故事的主要场景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广场焚毁。有评论认为《城市与狗》、《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著，1962年）、《跳房子》（Rayuela，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Julio Cortázar著，1963年，中译本孙家孟译）、《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1967年）是标志拉丁美洲文学爆炸（Boom，或译“勃发”）时期展开的4部里程碑小说，并将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4位作家称为主将。
　　1960年开始写作的《城市与狗》书稿让他在1962年得到西班牙Seix Barral出版公司举办的简明图书奖（Premio Biblioteca Breve，又译简明丛书奖或小丛书奖，巴尔加斯·略萨是第1位得主，评论者也将1962年当作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开始年），1963年出版后又成为福明托文学奖（el segundo puesto del Prix Formentor）1963年年度得主。法国的福明托文学奖（Prix Formentor）得主包括阿根廷作家；诗人博尔赫斯和用英文、法文写作，获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作家；诗人撒母耳·贝克特（Luis Jorge Borges与Samuel Beckett，2人于1961年得奖）。 　　巴尔加斯·略萨196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绿房子》，让他成为1967年首届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Premio internacional de novela Rómulo Gallegos，简称Premio Rómulo Gallegos）得主，委内瑞拉设立的这个文学奖是拉丁美洲文学很高的荣誉，1972年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成为第2位得主，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是1977年的第3位得主，本奖到1987年为止都是5年颁奖1次（当中还有1982年1次），从1989年这届起2年颁奖1次，1995年首次颁发给西班牙作家，颁奖范围扩大到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得奖同年（1967年），《绿房子》也让他得到祖国秘鲁的国家小说奖。《城市与狗》和《绿房子》让巴尔加斯·略萨在1963年及1966年先后2度得到西班牙文学批评奖（Premio de la Crítica Española）。
　　1975年，巴尔加斯·略萨亲自将他1973年发表的小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搬上大银幕，小说作者本人编写电影剧本并与José María Gutiérrez联合导演，在多米尼加拍摄，是这部小说第1次改编电影，也是他首度执导电影，同年，他1967年出版的小说《崽儿们》也在墨西哥由墨西哥导演Jorge Phons改编成电影，也是在这年，他获选任为秘鲁学院院士（Miembro de la Academia Peruana de la Lengua）。
　　《城市与狗》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出版后都遭到他的祖国禁毁，到1980年代秘鲁民主化后才解禁，他自己编导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电影版也是1981年才在秘鲁国内公开上映。
　　1976年8月，巴尔加斯·略萨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中获选为第41届国际笔会会长，为出任国际笔会会长的拉丁美洲第1人，1979年他以国际笔会会长身分首次访问日本，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阪、广岛等地会晤。
　　大江健三郎后来曾与他通信，并公开发表自己写给他的其中2封信。
　　1977年，经过授证仪式，他正式出任（真除）秘鲁学院院士。同年，他发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极为轰动和畅销，以他自己和前妻做主角的这部作品也引起剧烈争议，让感觉很受伤的前妻写出《作家与胡利娅姨妈》（中文版尹承东、蒋宗曹、王治权合译，Vargvitas是Vargas的昵称；爱称，书名原文的意思是“小巴尔加斯没有说的话”）详尽记述他们的这段婚姻。
　　1981年，他的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出版，这本书是他自认写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排第2位的是196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酒吧长谈》，同年他也发表很受欢迎的剧本《塔克纳小姐》。
　　1983年，他发表喜剧《凯蒂与河马》，在多国公开上演。
　　1985年，《城市与狗》在他的祖国秘鲁首度改编同名电影，秘鲁作家；诗人何塞·渡边编剧，秘鲁导演Francisco José Lombardi制片、执导。1986年，由智利导演Sebastián Alarcón在苏联第2次改编成电影，片名《美洲豹》（El Jarguar）。Francisco José Lombardi于1999年在秘鲁执导《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2个电影版本，入围1999年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1986年，他得到西班牙颁发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Premio Príncipe de Asturias de las Letras），这个奖是颁发给用西班牙语创作的作家；诗人很高的荣誉，1999年起颁奖对象扩大到全世界的作家；诗人。得主包括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又译璜·鲁佛，1983年）和卡洛斯·富恩特斯（1994年）、1989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作家；诗人卡米洛·何塞·塞拉（1987年，巴尔加斯·略萨得奖次年）、1999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诗人君特·格拉斯（1999年，第1位不是用西班牙语创作的得主，与诺贝尔文学奖同年获得）、英国作家多利斯·来辛（Doris Lessing，2001年）、美国作家；诗人苏珊·桑塔格（2003年，与Fátima Mernissi合得）和亚瑟·米勒（2002年）。
　　1990年，美国雪城大学出版他1988年在该校客座教职的讲义结集A Writer´s Reality （暂译《作家的真实》），是他目前仅有的1部以英文写成的著作。
　　1993年发表的小说《利图马在安地斯山》让他成为行星文学奖（Premio Planeta）1993年的年度得主，次年西班牙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也获得本奖，西班牙设立的这个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同属世界上奖金特别高的文学奖，欧洲货币统合前奖金是5000万到1亿西班牙币，现在奖金达300000欧元。在巴尔加斯·略萨从政竞选总统过程中热心支持协助他的秘鲁著名广电节目主持人；作家；诗人海梅·巴以利于2005年也获本奖。
　　1994年3月24日，他奉西班牙国王委任为西班牙皇家学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院士。
　　1995年4月23日（这天是塞万提斯去世的纪念日），他在塞万提斯的故乡从西班牙国王手中接过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塞万提斯奖，成为1994年年度得主（本奖每年12月评出年度得主，次年4月23日颁奖）。次年得主又是西班牙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同时创下第1个先获诺贝尔文学奖再得塞万提斯奖的先例，以往得塞万提斯奖前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语作家都会变成本奖自动回避对象，比如1982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90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则是1981年先得塞万提斯奖。
　　1996年，他成为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颁发的德国图书和平奖当年度得主。
　　1997年5月，巴尔加斯·略萨发表小说方法论《给1位青年小说家的信》（由赵德明翻译成中文）1书，剖析自己的写作技法和文学理念与经验，介绍Catoblepas(本意是一种神话里的怪兽)、连通管(Vasos Comunicantes)、中国套盒(Caja China，原意是1种层层叠叠的烤箱，通常用来烤肉)等手法。
　　1998年3月，他以非小说文集《顶风破浪》的英译本Making Waves这部文选成为美国的全国书评奖评论类1997年年度得主，是第1个不是美国公民的外国人得到这个奖项。
　　2001年，母校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出版他的大学学位（相当于台湾的硕士学位）论文《阐释鲁文·达里奥的基础》，并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
　　2004年，巴尔加斯·略萨客座英国牛津大学教职，并将部分讲义结集为论著《不可能的诱惑》。
　　2005年，他将1990年发表的文学评论集《谎言中的真实》，以单篇评论分别介绍和讨论25位作者的小说或散文，目前只翻译出该书书序〈谎言中的真实〉和其中6篇评论，收入同名的巴尔加斯·略萨创作论集中译本内，这部中译本另收录他与巴西记者的访谈纪录、谈他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和早期文学经验的回忆录《水中鱼》单数章节，均由赵德明翻译）改编为舞台剧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公开上演，由Joan Ollé导演，原著作家兼剧作家本人亲自登场与职业演员Aitana Sánchez Gijón联合领衔主演，这是巴尔加斯·略萨第1次主演戏剧。
　　巴尔加斯·略萨自承受到福克纳、塞万提斯、博尔赫斯（又译波赫士或波赫斯）、司汤达、萨特、福楼拜、海明威、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阿尔贝·加缪、梅尔维尔、大仲马、亨利·詹姆斯、雨果、聂鲁达等的影响，也读过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