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教师之友网

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
　　
　　主持人
　　
　　王晓华
　　
　　主持人的话
　　
　　
　　 张承志是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写作姿态站立于当代中国文坛的。评论家们在评论张承志时，实际上已不是在评论作为作家的张承志个人，而是在评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系列笔谈乃是中国部分学者对于张承志现象的正式回应。
　　
　　
　　 虔诚的建构意向与落后的文化抉择
　　
　　
　　 王晓华
　　
　　
　　
　　 由于张承志是个倾向性很强的作家，尤其是他的近期著作主要是以观点鲜明为特征，所以，评价张承志用艺术鉴赏式的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我认为，评价张承志的主要尺度有两个：其一，将张承志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其二，将张承志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来考察。这两个尺度都是历史的尺度。以这两个尺度来衡量张承志，就容易为其在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定位，获得具有真正意义的结论。
　　 从第一个尺度来看，张承志的价值取向显然是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他有关哲合忍耶的系列文本实质上弥补了中国文化超越性不足这个欠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自孔子起就对超越性的存在持悬搁态度，而道家文化中虽设定了超越性的存在，但我们从已存的历史文本中看到的是道家的天国具有浓厚的现世意味，有时简直是将世俗图景移到了天上。马克思主义自本世纪传入中国，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指向未来的超越性的一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文化上的整合遇到了一定的挫折。８０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界的一部分人又开始了改造中国文化的运动，试图为中国文化增加超越性的一极，使人们将万事万物都与终极的东西联系起来。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刘小枫。他试图通过引入基督教文化来使中国人学会终极关怀和终极思考。在文学界，张炜、张承志、史铁生三位作家是这种努力的代表。其中，张承志虽然是最偏激和富有异端色彩的一位，但他的虔诚是无需置疑的，我们在他的《心灵史》和《荒芜英雄路》等著作中能看到一种信仰之美。从长远上看，张承志等人的努力对改变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必然有积极的意义。
　　 从第二个尺度来看，张承志的价值取向则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和蒙昧性，甚至有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指向背道而驰的一面。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个分化的过程：原始族类社会（人只有族类意识，只存在我们，而不存在我，以部落共同体作为实践单位）→阶级社会（族类意识分化为阶级意识，自我意识诞生）→自由个性社会（个人普遍成为个体，社会生活完全落实到个体层面上，人类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由阶级社会向自由个性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随着这种转化，原有的领袖／群众二分法正逐渐被消解。因为这种二分法在设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领袖）之时，使无数人处于无个性的群集状态，实际上是靠牺牲无数人的个体性来实现一个人的个体性。张承志显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他在《心灵史》等著作中反复赞美信徒对领袖的追随精神，如“只要认准了一位领袖，就不分天南地北地跟随着他”，可以为之抛弃家庭甚至“杀人越货”，为领袖牺牲更是“祈祷来的全美”。显然这具有极端的蒙昧色彩，而跟随领袖的信徒只能在崇高的感觉中成为无个性的人，即非个性群集中的一个分子。同时，张承志还承认自己的“领袖欲”：“人生应当有人来追随，选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为伍，给他们一次启迪一个证据……人如果能获得如此追随，便是成功者。”张承志也许没有意识到：他选择底层人民为伍，并不是想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而这意味着底层人民将永远是底层人民，即相对于领袖而言的群众；也就是说，他们不但获不了拯救，而且将更加沉沦于无个性的群集状态。成全一位张承志意义上的领袖，就要牺牲很多人的个体性。所以，张承志想成为哲合忍耶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可能有善良的愿望，但其结果却不是拯救，而是拯救的反面。拯救一个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使他成为个体。这一点，无论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历史教训中，都可以非常容易获得证明。由此观之，张承志后期著作中的主导倾向是与历史发展的最优指向正相反对的。明白了这一点，该如何评价张承志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张承志思想中的根本欠缺，他想通过弘扬宗教意识来为中国文化增加超越性一极之努力，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却注定是不会完全成功的，甚至会使中国文化产生倒退的态势。
　　
　　
　　 背离形而上学之神：张承志的歧途
　　
　　
　　 葛红兵
　　
　　
　　
　　２０世纪是文化崩溃与重建并存的时代，如雅斯贝斯所说，它仍是人类的末日，是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脱重新铸造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时段，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全民性社会试验与改造，但是很明显这些试验与改造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流血牺牲无数，而深层却并未触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它依然坚挺，依然在厚重的保护层下支配着国人的精神。世纪末是一个反思的时期，王晓明等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李泽厚以“第四提纲”为代表的哲学探索，都是这种反思与寻求的表现。在这一大潮中，张承志的声音是独特的，他找到的是哲合忍耶。的确，人类的生存除了需要衣食住行以外还需要精神，这并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但是谈到到底需要什么精神便复杂了。西方人有宗教传统，他们思维中心是人与上帝、人与自然；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首先思考的是人与社会，中国是一个伦理学的国度。任何不是建立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上的所谓彻底的精神改造，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成功。
　　 张承志恐怕也不会获得成功，因为中国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宗教之神，而更需要一个形而上学之神。海德格尔曾将人类的精神依峙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之神，一种是宗教之神。虽然前、后期他的思想有较大差异，但他最终依然选择形而上学之神作为无法依傍之依傍，这个神的代言人不是存在于彼岸的上帝而是现世的诗人和思者。这个思路我们还可追索到尼采，他是一个一方面宣布上帝已死，另一方面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的人；他否定的是宗教之神，肯定的是人的形而上学——意志法则，在存在的虚无性体会中直面现实的林林总总。这一切都启示我们，世纪末的学人应该做的是弃绝宗教之神，而去追寻富有民族智性之光的形而上学之神，在哲学思辨园里寻找精神家园才是世纪末中国哲人的正途。
　　 张承志无疑没有走在这一正途上，宗教之路的殉道色彩虽然神圣，可以给现实生活的金钱化、快感化、污浊化以超度，但它不是一条普世之路。它引导的是迷狂，是对现世生活的弃绝，是眼泪、盲从、甚至鲜血，是用肉体之苦役来超脱精神之累，是苦苦相抵，是走在一条与现代文明完全相反的道路上。正如在后工业时代的水泥马路上根本不可能种荞麦一样，这种倒退的寻圣方式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现代人的出路在于海德格尔式的人与机器（工业）的既对立又和解中，而完全走一条与大机器对立的道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问题也许还在于，张承志的“心灵史”方式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诚然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并没有统一的关于真理的基点，人们只能站在种族中心的立场上说话，但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内部的民主主义和无数的种族中心主义，实际使任何一种单一的种族中心主义成为不可能。也因此，一个深刻的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反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应该在自己的种族中心立场中包含对知识信仰体系的平等性、民主性认识，说白了就是一种自我批判与质疑精神。显然张承志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做的甚至恰恰相反，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夸张的感情方式张扬了他的绝对信仰。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张承志成为一个无偏见的圣人，现代哲学阐释学有关洞见盲视、视野融合的理论，已经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无偏见的认识”一类的空话了；但是我反对张承志这种将文学文本社会化、在文学话语中施展社会权利的作法，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张承志并不是什么神的代言人，清洁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的思想中注入神性的任务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这是否是一个任务当然有疑问）。
　　 以张承志的悟性，他完全可以走一条追寻形而上学之神的道路，以为中国当代精神注入一个统一的、既有传统立足点又有现代气息的思想体系，给人们以超时代的神示般的启迪；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甚至没有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的立场上。
　　 我比较欣赏张承志早期的文本，如《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之光使这些作品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但是显然张承志越来越把理想主义绝对化了。我的看法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其实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把现世、现实看得过于黑暗、绝望，过于虚无的人，才需要一根绝对理想主义的神枝。一个盼望黎明的人怎么会以为他不是正处在黑暗中呢？！张承志正是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当今的现实是抱虚无态度的，他对中国的未来也其实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甚至包括对他的哲合忍耶）。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以为，张承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呼吁建构东方色彩的形而上学，中国“五四”时期之所以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五四”人将形而上学（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了。科学告诉人的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而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心性选择”，它不是“科学”，它需要不断论争；因为它不仅是以思辨的方式来启示人类，它依傍的除了智性还有诗性之悟，海德格尔重视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一直缺乏完整的以超越为目的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思维中缺乏圣洁的思辨性，缺乏以人类整体为基点的超越具体历史环节的追问；中国人患的是形而上学缺乏症，中国人应该呼唤形而上学之神，不是一个宗教之神。世纪末的中国人应该思索的是如何直立于天地之间，如何使自身成为神性之人，而不是去投身、献身于一个异己的神，而这些只有形而上学能够给我们。
　　
　　
　　 批判理性的缺失
　　
　　
　　 范钦林
　　
　　
　　 我以为，张承志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张承志的评价已经不能仅仅囿于文学批评的领域。唯美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对于张承志是无用武之地的。尽管他们可以宣称《心灵史》的抽象大于具象；从历史文本中去讨材料而使作品失之过叙；从宗教情绪中寻求激发文思的灵感又往往失之玄虚等等。然而这一切张承志并不在乎。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承志他本来就不是在写什么小说，而更象是以小说为幌子创作一个社会文本、历史文本或宗教文本。更准确地说，张承志本人也更重视后者，他把《心灵史》看作是哲合忍耶教派的《创世纪》，也是张承志本人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对于《心灵史》的文学品格的怀疑本身不值得怀疑。《心灵史》的出现，宣喻着张承志文学道路的终结，同时也宣喻着张承志社会角色转换的完成。
　　 回顾张承志的文学道路，从《北方的河》到《心灵史》，从理想主义到精神的虚幻与信仰的迷狂，张承志走的是一条不断逃离他赖以成长的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中心，而寻求他的精神家园的道路。《心灵史》的出现说明他已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精神彼岸。张承志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他把儒教文化描绘成一种毫无生气的，阴柔、苟活的文化，他要用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发现的“这样一群哪怕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的宗教——实践精神来修正儒教文化的不足，其用意或许是不错的。
　　 问题在于，张承志是以一种落后的文化为其支点，来批判相对先进的文化。这种批判只有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但文化相对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否定了文化的发展性与阶段性。其实张承志所崇尚的那种迷信、盲从与缺乏理性的献身精神。儒教文化中并不缺乏。儒教文化中缺乏的倒是那种怀疑精神和科学、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实践精神。而这些，在张承志的乌托邦里并不能提供。所以，张承志这种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的价值就大可怀疑了。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更为先进的文化为其支点，而批判本身也不应是一种审判，而应是一种对话，具有双向渗透性，是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共同体。而张承志的批判则由于放弃了对于哲合忍耶的自我批判而降低了他文化批判的品位。
　　 总体说来，我认为批评界与张承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信仰与不要信仰，而在于信仰的内在涵义。在张承志看来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要好，而在批评界看来“迷信”与“盲从”比什么信仰也没有更要不得。缺乏怀疑精神的迷信与盲从，追求天国之梦而舍弃现世努力的宗教迷狂，毫无疑问将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目前最大的危险是蒙昧主义，而不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固然没有建设性，但它也不具备欺骗性，它不会故作姿态、装腔作势，也不会在信仰的名目下把人群糊里糊涂地引入死地；而这一切蒙昧主义却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它要把人的理性遮蔽起来，让人人都来做奴隶，做某些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奴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健康的怀疑精神和深刻的批判理性，不要说信仰，就是一般的学术研究也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一切都要再三地追问“为什么？”（季广茂《错把“人文”当“神文”》，《小说评论》９５．５）当然我们对于张承志的张扬信仰，也应该追问一个“为什么？”
　　 另一方面，批评界与张承志的分歧也不在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争。其实质是科学与宗教之争，或曰科学与神学之争。张承志是与主张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的精英文化层处于对立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承志很可能是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喜剧的角色。
　　
　　
　　 超越“后殖民主义”语境的有益尝试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自１９９３年底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１９９５年以“张承志现象”为重点收场戏之一，而在一片肤浅的喧哗声中草草结束了。今天我们旧话重提再谈张承志，首先就需要检讨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而不致于还没开始讨论就已跌落在“抽象”的“人文精神”的迷谷中。那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出发点呢？我以为应该把张承志放在“后殖民”语境下来思考。
　　 对于究竟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自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界定。但我以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多元文化的国家来说，意味着某种内外夹击的历史困窘。从外部而言，我们作为欠发达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面临着西方强势政治、经济、文化的诱惑、挤压和挑战。而从内部来说，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体制又面临着内部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性挑战，而这种内部的民族矛盾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变成民族内乱或国家崩溃的决定性内部原因。总之，我们既要应对国际性多元民族文化的挑战，又要处理内部复杂的文化矛盾。尽管这种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挑战，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就存在着，但是那时的国际主导趋势是由分到合，是建立民族国家趋势由西方向东方世界的波散；而现在则正好相反，是由合到分的多元文化的膨胀期。从这种“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来看张承志，他就不再是什么抽象的、空洞的理想主义的仅存的斗士，更不是什么唐吉诃德式的文化狂人，而是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鲜明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表征。
　　 阅读张承志自《心灵史》以来的文本可以发现，其主要的创作意向涉及两个方面：作为中国哲合忍耶教派回民代言人，对官方压迫性体制的控诉与挑战；对西方“列强”肢解中国阴谋的强烈危机感。第一方面的内容以《心灵史》为代表，而第二方面主要见于《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这两本散文集的诸多篇章中；而且后一方面，近两三年来更为突出。不管张承志是如何表述这两个基本意向的，也不论我们可以对它们做怎样多方面的解释，都不应回避这样三方面的基本事实：第一，那炸响的沉默的惊雷——哲合忍耶回民的声音，从边缘处向汉文化中心发出挑战，这种挑战至少是新中国建国四十多年来大范围公开表现的第一次。第二，那种对西方肢解中国的危机感是一种独特的东方抗议之声。第三，更重要的是，张承志“自陷”于腹背夹击的双向体制的挑战姿态，再形象不过地突兀了中国和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二难处境，即环绕中国这个中心枢纽展开的一系列相关而又悖反的矛盾：欠发达／现代化与传统／西方化，独裁、专制／民主、多元与整合、统一／混乱、分裂……——中国和中国文化还能在这种其直接和紧迫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中生存下去吗？这最后一点对那些仅仅具有内地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易有切肤之感的。也正是在此，张承志为这些知识人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位置参照点。然而对于上述各点，中国文化界不仅缺少真正的正面性反应，而且有意和无意地“封杀”着它们，消解着它们。
　　 我想说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涉及张承志文本的“红卫兵情结”问题。不错，抽象地来看，他的文本中是有着某种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影子。我们姑且不论这种红卫兵精神是否可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就以张承志近期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是同红卫兵造反精神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在红卫兵那里是“破”字当头，只“破”不“立”；而在他这里则是以“立”为主，以破辅之。首先，他不是空洞地对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体制进行炮击，而是切实地深入到内蒙中亚腹地、西北黄土高原和天山区域，并且更重要的他不是作为采风客和外来文化的观照者，而是作为真正的学生和少数民族文化之子，去把握少数民族文化的心灵模式，然后再把这种心灵模式本真化地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他就为自己所进行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地。因此，他对西方文化和汉文化的批判虽然就其批判本身而言并不细致，也比较粗略，但他的文本的文化意韵则不但不贫乏，反倒显得很丰富、醒目。另外，他不仅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汉文化（这只是转述张承志本人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还积极地去从汉文化的传统中发掘某种“清洁的精神”，并想以这种精神去整合正多元离散化的文化板块。而至于他十余年来的文学创作，对新时期文化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我想补充两点：第一，自上一世纪中朝中国面临民族和文化危机以来，先辈或者从西方引进救国强民之道，或者试图通过改造传统儒家文化使之“古为今用”，他们都基本忽视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异质性文化资源，而张承志的着力点正在此方面。第二，文本的意义不是存在于文本字里行间中的固定的内容，而是由文本与阐释者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对话产生的，因此我们从什么方面去解读张承志，去怎样放大他的文本中的可能性意义指向，就不仅决定我们对张承志的理解，而且也多少决定了张承志（也包括我们自己）所能发挥的历史性作用的性质与程度。所以让我们进行真诚的多元对话，弃置自以为是的不必要的义气之争。
　　
　　
　　 拯救的神话与自我中心主义
　　
　　
　　 王世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评论张承志，离不开当下的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个人文化选择，张承志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在这样一个以文化多元为时尚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只不过，他应保持自己立场的个人性，而不应再力图象以前那样，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居高临下，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社会文化秩序的中心。
　　 表面看来，张承志俨然是“人民大众”的天然代表，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对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立场，抨击知识分子的堕落，蔑视知识分子的卑琐人格（在这点上，他倒其实与王朔一致，尽管看起来王朔似乎是他的“天敌”）。然而，可惜的是，张承志的反智立场所暗含的，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优越意识。他不仅把自己置于大众之上，而且还把自己置于知识分子之上——不过，一个小小的悖论是：既然张承志从来不看那些对他的批评（张承志曾在一个公共场合说过：他从不屑于把自己的智力水平降低到那些批评者的地步，去与他们辩论。而且，他对待那些批评的态度很简单：不看它们），他又怎么知道那些批评者的智力水平，必然无一例外地比他低得多呢？这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智力自信，抑或仅仅是一种心虚？
　　 在张承志那里，世界是个他不栖于其中的对象，因此他才能说出“中国人天生就有汉奸血统”（这也是他在那个公开场合所说的话。它还为他赢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之类的话而不必扪心自问，更不必脸红。他站在世界之外，对它进行抨击，自己却不受此世界法则的检验。这种以一人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壮举，让人想起中国文化先锋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壮举。只可惜，张承志拒绝与世界对话，正象他拒绝回答批评界对他的批评一样，他在自己与世界之间，挖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不知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隔离的愿望。昔日的先锋不再独行于与当下世界相背的孤独险途上，而是停了下来，以宗教先知式的姿态，宣告当世的堕落，以预告救赎的曙光。
　　 张承志这种姿态本质上是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英雄神话乃是他用来对抗当世的精神武器。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而张承志想说的却是：在一个堕落的年代里，唯英雄是我的选择。那种“以笔为旗”式的战斗宣言，那种“抵抗投降”式的虚幻悲壮，那种“清洁在我”式的自信自白，无不透露出一种业已膨胀的英雄情绪。
　　 如果说，一开始张承志文化反抗的孤独境遇乃是一种文化必然的逻辑后果，因此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那么，越到后来，张承志的“孤独”便越成为一种自我标榜，一种刻意将自己与其他知识精英相区分的标帜，他的英雄主义理想使他必须假定自己与众不同，他人皆在自己之下，否则，他自信与执著的根据从何而来？这样，张承志其实为自己暗设了双重超越：一是超越于文化堕落之上，其代表是当代知识精英；另一或许是他所不肯承认的，那就是他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人民”。
　　 “人民神话”是张承志文化理想的另一支柱。张承志处处以文化底层——人民的代表自居，在他看来，唯那些苦难中的底层人民未受文化污染（如儒家文化的污染），他们才是“清洁”的。张承志宣称：自己将永远与他们站在一起，做他们苦难与愿望的忠实笔录者或代言人（如《心灵史》）。然而，“人民”这个词本就暗含了两种二元对立，一即“人民——统治者”，只不过，到了张承志这里，“统治者”变成了“英雄”，“英雄”代表“人民”，是“人民”的领袖（或先知），他超越于“人民”之上，因此能说出“人民”想说的话；另一为“人民——反动者（非人民）”的对立，张承志将它置换为“人民——堕落者”的对立，“人民”是永远不会走向文化堕落的，而堕落者将从“人民”中分离出去。在这组对立面前，张承志由于以“人民”的精神代表自居，因而对“堕落者”的自责更显得义愤填膺，理直气壮。
　　 一个矛盾是，“人民”这个本应是非常强大的神话，在张承志处反而成了弱势力量，似乎处于由那些世俗、文化堕落者所象征的暴政统治之下，以至于张承志不得不一再回溯司马迁笔下的战国刺客形象，荆轲、聂政成为他赞不绝口的英雄，个人主义式的赴死抗暴精神成为他神往之至的境界。由此逻辑，张承志的“人民”似乎成了只会逆来顺受的臣民，他们永远只能依靠荆轲式英雄的横空出世——尽管，张承志似乎忘了，荆轲究其实不过是燕太子丹的一个雇佣杀手而已。这样的“人民”，他尽管“清洁”，却不过是唯唯喏喏、低眉顺眼的奴仆，在等待获救的地狱底层苟延残喘者。
　　 此种矛盾其实源于张承志文化信念中的“英雄——人民”二元对立。“英雄情结”的满足欲望法则需要为欲望主体制造出一个抵抗的对象——暴政（哪怕是幻像），它越强大，就越能显出英雄的伟大；还需要制造出待救的文化大众背景——“人民”，他越软弱，就越能显出英雄的强大。只有这样，英雄神话才能实现自身，才能制造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我并不想指责张承志为“文化冒险主义”，这是一顶并不合适的帽子。和张炜一样，张承志所象征的激情时代的那种先锋精神曾深深打动过我。但是，时至今日的张承志（以及张炜），已经由孤独坚韧的文化反抗走向了一种向后看、乃至虚幻的乌托邦。这在张承志是哲合忍耶，在张炜则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民间大同理想（体现在《沙岛纪行》、《西行漫记》等小说中）。乌托邦理想有其文化对抗的积极意义，当下乌托邦追求的失落正是时代文化精神萎缩的某种象征，但是，乌托邦向来有两种：一为自发的，一为自觉的。自发的乌托邦向后看，总以为今不如昔，因而拒斥当代，逃向历史上一个虚幻的黄金时代，如中国历代贤人的“尧舜”理想，西方的“希腊情结”，它与人的恋旧心理不无关系。自觉的乌托邦则致力未来，将目光投注前方，有意识地筹划一个乌托邦存在情境，当代不是必须加以抛弃的对象，而是一个否定的起点，是乌托邦筹划的开端。沉湎于向后看的乌托邦幻想中，从而激烈的抨击、拒绝当代，正是“二张”（张承志、张炜）文化理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与“二张”骨子里的知识精英优越意识一样，大大削弱了他们文化反抗的当代意义，乃至将这种意义消解，引向了反面。
　　 作为个人文化选择，我愿意对张承志（以及张炜）保留一份应有的尊敬。然而，当张承志是以超个人姿态出现，他在质询我们这个时代时，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同等质询。以智力的优越感（“不愿把自己降低到批评者那样的水平”云云）来拒绝、漠视这种质询，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张承志有理由以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身份默默写作，不理会外界的任何评论（尽管有时这种姿态也大有问题，但坚守作为一种孤独的个人式文学，它无可非议），却不能在充当了一个时代文化批判者角色（这有他的一系列文化杂文为证）后，仍拒绝与这个时代对话。

教师之友网

文化批评：中华文明为何一直深陷“病态”？



人类大脑第一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人类对文字书写的创造，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三千年前；人类大脑第二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最初思维逻辑的创造，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两千年前；人类第三次获得更巨大飞跃进化的动力，是来自形式思维逻辑的发明的完成，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三百年前。

正是在上述的人类大脑三次获得巨大飞跃进化动力的关口，东方和西方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偏移，或分道扬镳。如果说西方人的文明道路是“正常”的话，那么就只能说东方人的文明道路，或者即直说中国人文明的道路进入了歧途，是偏斜的，或“病态的”。

由于孔儒思想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之中的“独尊”和“独断”，以及它们的大量“死书”和文献的泛滥，经严重地阻止了中国人大脑获得进一步开发的可能。造成中国人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中缺席。

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清楚，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直接运用武力打破中国人的大门之前，我们的儒家文人们还仍然完全没有最起码的关于思维的逻辑的观念，甚至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也缺乏最基本的“语法”。其实，这就已经说明了中华文明“病态”的严重后果了。什么“病态”？中国人大脑工作的“病态”。“后果”如何？“后果”是中国人的思维没有逻辑，中国人的语言没有语法，进一步，中国人就更没有可能去谈什么“哲学”、“理论”或“科学”了，如此中国历史的“后果”还不严重吗？

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说明这种“病态”，并希望找出这种“病态”的最早的根源。根源于何处？我的回答：即根源于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所坚持的“儒”的最初来源的“病态”，并且一直到了今天，中国人还在继续坚持这种漫长历史中的“病态”。

什么是“儒”？按照中国人的拆字游戏，“儒”是向上天祈求“雨”、“天”的“人”。“儒”的左边是“人”字，“儒”的右边是“雨”、“天”二字，下边的“而”字实际上是古体篆书中的“天”字。什么是祈求“雨”、“天”的“人”呢？即古代替天子主持求雨的祭天仪式的祭司。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的出处。

有了上面的铺垫，我们现在来看看东西方文字的发明。它们出现的时间大体都在三千年前。不同的是西方人的字母文字是来源于为商人服务的文字，而中国人的方块文字是来源于为帝王服务的文字。换言之，发明西方字母文字的人是商人，而发明中国方块文字的人是官人，具体而言是为帝王服务的主持祭祀、占卜的祭司、卜人或筮人，其中即包括古代的“儒”人。诚如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所言：“为帝王服务的文字不怕繁难，为商人服务的文字力求简便。”因为“简便”，便有了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真理、逻辑的可能；而相反，因为“繁难”，想要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真理、逻辑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地小，甚至几乎变成了不可能。这在后来，的确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之中严峻的事实。

按道理说，无论东西方文字的诞生，同时也就诞生了最初的思维逻辑的第一定律：同一律，而且也会进一步带来第二定律：相对律（矛盾律），然而非常遗憾，由于东西方文字来源的上述差别，思维逻辑的规律在字母文字的西方世界中获得了愈来愈被人们发现的可能性，而在方块文字的中国却被引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信仰“天命”的方向，这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即可得到最显然的证明。

“甲骨文”是什么？几乎全都是当时为王者卜筮或占卜的记录。信仰不可知的“天命”的主观或然性的中国人，和信仰“同一性”的“规律”、“真理”或“上帝”的客观必然性的西方人，这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方向。中国人被“病态”地引向了“天命”的不可知的迷信的方向，而西方人则相反，被“正常”地引向了“同一性”的逻辑规律、真理或惟一神上帝的信仰的方向。

这里暂时不谈字母文字和方块文字的总的优劣的比较，但不能否认，字母文字的最初的导向的确对于西方人的大脑最初的进化而言是有利的，而相反，方块文字的导向对于中国人大脑最初的进化则是比较不利的；虽然从今天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的角度再来看这两种文字，我却必须指出，中国的方块文字是平面型的文字，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线型的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今后的未来，方块文字的有利的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中国人大脑的“进化”，在三千年前和两千年前的两次巨大的机遇之中，均明显地处于落后的甚至缺失的状态。至于到了三百年前的那次更巨大飞跃的机遇，那就简直完全与我们中国人无关了，我们只能等待西方人用他们的智慧的力量打上门来，并且一交手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说到这里，我却不能不回过头来为我们的祖先进行一些应有的辩护。

其实在三千年前和两千年前的那两次巨大的飞跃性的机遇之中，我们的祖先也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三千年前的伏羲画卦的图像，实际上是发生在甲骨文字的出现之前的。伏羲的七十二个图像符号，现在看来，是非常伟大的具有“同一性”、“矛盾性”，甚至还具有“全息性”的全逻辑规律的抽象，可惜它出现得太早了，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它，因此，中国人只能非常遗憾地错过了一次有可能极大地提升自己大脑功能的进化的机会。

到了两千年前，事实证明，老子的《道德经》的确已经真正理解了伏羲的抽象符号的伟大的逻辑意义了，然而同样非常遗憾，还是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理解老子。

就这样，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两位真正思想的伟人，竟然如此完全地与历史上的中国人擦肩而过，甚至没有留下丝毫真正的丰功伟绩。但不能否认，伏羲的符号和老子的《道德经》能够保存到今天，也依然是中华民族一项值得庆幸的成就。

与伏羲和老子相反，孔子不仅继续高扬不可知的“天命”的主观或然性，从而完全否定了“同一性”的“真理”、“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更顽固地坚持人为的僵死的“礼”的永远和完全的不可变性，从而彻底地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同时也是思维的现象的、普遍的“矛盾性”（规律），总之，孔子彻底否定了人类思维逻辑的全部规律，这事实上也即彻底地阻止了中国人大脑进化的一切的可能性。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处于严重停滞发展的状态？孔子及其儒家的完全反逻辑、反真理、反规律的意识形态，当然地必须担负其中几乎全部（在开发中国人大脑“软件”方面）的责任，他们不仅不能提供有效的开发人类大脑的“软件”，而且更制造了大量对中国人大脑非常有害的“病毒”。

为了对抗孔子及其儒家的“反动”，老子在《道德经》之中，直接反对“天命”（“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反对“礼乐”（“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更以“三绝”（“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而来表示自己完全对抗孔儒邪说的决心。墨子同样反对“礼乐”，反对“天命”，而且提出了具体的逻辑方法（例如“三表法”）来反抗孔儒对人类思维规律的完全盲目的无视。非常令人惋惜，无论伏羲，老子和墨子，他们的正面开发中国人大脑的努力，全都被把孔儒当作“宝贝”的中国人自己弃如蔽屐，甚至直到今天，很多的中国人还在把孔子及其儒家的对于中国人大脑的“病毒”（大量的“死书”）视为伟大的大脑“软件”。这些中国人真是无知到了何等昏庸的程度！？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中华文明源头的“病态”究竟是什么？是称作“儒”的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的对于开发中国人大脑的思维逻辑规律、真理的完完全全的阻止和杜绝，是他们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所提供的几乎全部的“儒经”和“文献”，实际上全都是中国人大脑运行过程之中的完完全全有害的“病毒”。因此，彻底废除孔子及其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邪说（这构成了他们的“书”事实上全都只能是“死书”），以保证今后所有中国人大脑运行和发育的正常和健康，这应当成为当今21世纪以及今后所有中国人的历史重责。

教师之友网

文化批评：字母与自信 看广电总局禁"GDP"等缩略词

        在今后的篮球节目中，球迷们很可能再也听不到“NBA”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全美职业篮球联赛”的称呼。同样，类似“F1”这样的缩略语，也将被代之以“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说法。据报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日前广电总局向央视下发了通知，要求在主持人口播、记者采访和字幕中，不能再使用诸如NBA、GDP、WTO、CPI等外语和缩略词。

        应该说，政府主管部门出台规定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在今天媒体大量夹杂外来语、缩略语的背景下，是有其必要性的。不过，人们理解其初衷，但却怀疑这一纸禁令能否达到效果。原因无他：语言是群众选择的结果，约定俗成是其根本特征。如果一个词已经被普遍接受并已广泛使用，那么靠行政力量来纠正就很难了。

        说起语言的群众性，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一件逸闻可做小小的诠释。某次萧伯纳的剧作首演成功，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此时有一人在台下大叫：“什么破剧本，演出糟透了！”萧伯纳悄悄来到这人身边，轻声对他说：“其实，我也不喜欢，可是你看，大家都喜欢，咱俩又能怎么办呢？”

        用最少的字、最快的速度表达最完整的含义是交流的基本原则。像NBA、GDP、WTO这样的字母词之所以大量而频繁地出现在现代汉语中，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带来了交流的便利，大大提高了交流的效率。这些字母词经过长期使用，其含义已被广泛认知，群众爱用，并且会用，就算看起来不那么规范，也只好由它去。时间自然会完成最终的筛选工作。

        当然，不排除一部分观众和读者确实不明白这些词语的含义，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问题还算问题吗？只要鼠标一点，世界就在你面前。只要你想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词能难住你。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些词已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用，为什么人家用得好好的，我们就不能用呢？

        有的人认为，这些来自西方的词语充斥于中国的媒体，是中国文化遭受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一项证据。他们担心，大量使用外来语特别是字母词会损害汉语的纯洁性，任其发展下去，说不定有一天汉语会消失。这样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看，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汉语消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目前存世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2500种处于濒危状态，其中超过200多种语言可能在三代后灭绝，538种情况危急，502种非常危险，632种危险，607种不安全。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些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语言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太少，比如有199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十人，178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在十人到五十人之间；二是使用该语言的族群经济社会长期处于停滞或封闭状态，一旦接触外来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就像盐溶解于水一样，消失不见了。

        这从反面提醒我们，若要保持汉语的活力和生机，必须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用开放的姿态，创造属于自己的强势文化。今天全世界使用汉语的人数超过16亿，每年用汉语出版的书籍超过40万种，互联网上有近4亿人使用汉语，而且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之中。区区几个字母词、外来语怎么可能影响汉语的命运呢？

        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规范并不意味着拒绝吸收。说到底，这样的担心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不要说几个小小的外来词、缩略语，历史上就是那些外来民族也在宽容的文化气氛中，主动融合进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外来词、缩略语只要运用得当，丝毫无损于汉语，反而带来了交流的顺畅和便捷。对外来语的吸收和消化正是一个文化有活力的体现。

教师之友网

挑衅性的文化批评





胡恩威编的新著《香港风格2：消灭香港》，开章是一叠“消灭”语句配城市图片的彩页，如“消灭香港的历史”、“消灭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消灭香港人的社区”、“消灭香港人的家庭”、“消灭香港人的个人意识”、“消灭海港”、“消灭街道”、“消灭街市”、“消灭小贩”、“消灭大排档”、“消灭老商店”、“消灭老戏院”、“消灭树木”等，接着胡恩威一连串问了十六个有关香港规划政策的问题，如“为什么香港没有街头表演？”“为什么香港只有高地价政策而没有高质素的规划政策？”等；读来颇有震撼力，很有先声夺人之势，批判姿态十分明确。

你或许觉得他太“激”了或有点愤世嫉俗，然而这种挑衅性的文化批评，于任何开放社会，不仅应该被容许，甚至是必需的。而且很多问题他也切中要害。他说“消灭香港是香港政府城市规划的唯一目标”，这个罪名可不小，我想一个政府很少会把消灭自身城市作为目标的，但香港城市规划跟其“以人为本”口号，又的确经常是背道而驰。与其说“消灭香港”是目标，不如说是“好心做坏事”，很多时候，越是规划越是破坏。归根究底，这是一种价值的问题。香港这个城市已经是非常的后现代了，但政府奉行的而且在近年变本加厉的，却仍是典型的现代规划思维，着重行政控制、功能化，以“净化空间”为美学；经济上则在纯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之间完全向前者倾斜，造成所谓香港的“地产主义”，香港政府与地产商成了规划城市空间的两大合谋者，民间活力在这种情况下，不断被侵蚀又侵蚀，花果飘零。

根深蒂固的“地产主义”价值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悲观一点说，甚至是改变无望。但怎样才可以让政府明白“混杂”才是香港的特色，而且不单是特色，还可以成为城市的美学？很多有识之士其实早已对此陈述再三。如陈冠中便说过“混杂是美的”，并提出以“混杂”作为香港文化发展的附加法；李欧梵说：“‘混杂性’本来就是香港文化的传统”。混杂性的一个表现场域，便是城市空间。这点，香港电影历来有大量的捕捉，连日本动画片《攻壳机动队》也看中香港的混杂空间而以此作为其美学特色；旅游发展局也懂得以香港电影推销旅游，怎么香港政府还是经常把混杂等同于藏污纳垢而必须予以清除？

规划的力量是强大的。规划是企图把一切纳入秩序。但任谁也知，现代化这种乌托邦蓝图不仅未竟全功，反之社会不断生出“失序空间”和“极端地带”，因为没有任何规划或秩序是可以适合所有人的，特别在文化多元的社会。香港的空间规划存在一种“消灭”力量，但完全消灭是不可能的，起码，借用海明威的话：一个城市可以被消灭，但不可被打败。


作者:■潘国灵

教师之友网

庄 树 鸿 论 ：中 国 的 批 评 文 化


2010年9月10日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 来函，送来“中国作家协会” 评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说明书。中篇小说20篇；短篇小说22篇；散文杂文21篇；诗歌20篇；报告文学22篇；理论批评20篇；文学翻译5篇。“请各位会员务必于9月30月寄回，以邮戳日期为准。”

我的天哪，这些作家，我－个也不认识，这些文章，一篇也没读过，上哪里去弄这些书？有这样的书，我哪来这么多时间？有时间，我哪有这样的理论高度？我不知如何回复中国作协的” 务必” 。－些评比，是多大的工作量？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有必要么？除了作协圈内人，人民群众会关注这样的评比么？在影视、电脑面前还有多少人读小说诗歌？这样饱览群书的当代文评家，哪里寻觅？

青年作家，正在行进的路上，根据什么标准，说他的作品比别人强？成熟诗人的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和机遇，是有历史时境决定的，谁能超过自己的成名作？女诗人舒婷改写散文了，《真水无香》真能超过她的诗集《双桅船》？不看我也不相信。正如艾青後来的诗作，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他的《大堰河》一样。

有的老诗人如长青树，赖于他的身份和名望，发表的作品多而已，他真的有新突破么？
历史一拉长，很多名人的作品，便显得灰颓，失去光彩。越跟时势紧的越迅速褪色。
历史上的好书，哪一部是人为推荐出来的？是得奖的书？都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与涌流中，其作品活力穿透时空，逾来愈被后人承认的缘故。

《老子》、《庄子》在春秋战国时代都不是显学。一位“以隐身为务”，－位“不为王公大臣所器” ，怎么会成显学？历代专制君主和臣僚，很少喜欢他们，尤其是庄子。
当代作家王蒙称其消极，不积极的为权势所用，就是傻帽？
称其为消极者，谁能写出“胠箧” 和“马蹄”？指出帝王出身多强盗，儒家是同谋，是治乱祸国的历史罪人？在中国历史上，能勇敢声讨和批判孔子“伪小人” 的本质，唯庄子而已，千古独出，真大丈夫也。

再是，现代中国尚无配当“评论家”的，因其学养不够，腹中缺少积厚的底蕴。
学养不够，评论别人的作品，易把别人的作品浅簿化，庸俗化，知境相隔，无法穿透。
文化界领导，自己尚没爬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泥潭，在认识论上是二子，怎么领导别人？
人熊熊一个，将熊熊－窝，有天才也只能憋屈着，长不成正直材料，畜养的家鸡，变不成凤凰！

俗文化是雅文化之母。
二人转名星，赵本山是东北俗文化的代表，他不同于卓别林；卓别林反世界法西斯，为人的命运前途考虑，他的作品是世界级的，千古不朽的。
赵本山是在党的领导下，－演艺名星而已。他无关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
－、谁也不能免俗，观众看影视，就为开心逗个乐，它不媚俗，谁花钱听他的？
二、赵本山的作品一惯对瘫痪残疾开玩笑，缺少了对病人的尊重和同情心，这就引向了庸俗和低俗。
三、他不媚上，行么？民主的政治家，是不需歌德者。需要的是批评和质疑的声音。
民俗文化，需要正确的诱导和转化，恢复真纯朴素的国风。
中国的〈〈诗经〉〉不就是国风的代表么？那样真情的民歌，配之歌舞，不就是各民族的曲艺文化么？一些典雅文化，产生于民风之中，端赖文艺家的妙用。

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历史上却充满战争的喧嚣。
－个错误的历史观，认为现在的幸幅的生活，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现今影视舞台充满国共战争戏，不知战争永远是对人性和自然的破坏，毁灭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阻碍着历史的前进。这样的宣传，别有用心，是为新贵世袭执政，“打天下，坐天下” 制造舆论。
－位文艺报小女记者，在她的采访中，贯穿了“战争创造幸福”的思想，对青年学生影响极坏。因其对历史的无知，不能不归咎于文化领导的责任。这是教育的过错，她是追求进步的马克思思想系统中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可称为文评家的极少，奇缺，珍稀。中国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泱泱大国，浩繁丰富，群星灿烂，博览群书，天才聪颖，理解的透彻，有主旨者，屈指可数。

南宋<敖陶孙诗评>仅用332字，从魏武帝，曹氏父子起，以奇思妙喻，遍议历代名家，得失的当，使人心悦诚服；唐、宗炳《画山水序》，圣人含道石英，仙哲澄怀味象，文短而深永；司徒空《二十四诗品》文章精到，蕴含无穷。中国最伟大的文评家南宋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时《周易》《老子》《庄子》风行，他抓住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灵魂与根本，无人可以超越。

抛弃中国的哲学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代国学，是出卖中国的文化灵魂，是思想上的卖国。
从文化思想上向西方投降，这些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叛徒，不肖的子孙，是中国之耻。
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对立相仇，互相消灭，你死我活，战争决定－切，是不相容的。从五四运动起，就把中国落后挨打全面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梳理去伪存真，打倒孔家店，把洗澡水和婴儿一齐泼掉，使中国人被马列洗脑，变成了空白。

在当代学者和文学家中，我注意到四个人：陈鼓应、流沙河、王蒙、贾平凹。
陈鼓应写了《老子今著今译》、《庄子今著今译》，流沙河写了《庄子•现代版》，王蒙写了《庄子的享受》。还有－群名作家，写有《我的哲学》，唯王蒙近乎哲学，离开《易》、《老》、《庄》、三玄的文章，不具哲学品质。

王蒙曾为文化部长，有领导文化的责任，是够格也是自觉的批评家。看过世事轮回，知马后炮之妙用，皆经验之谈，未伤大雅。位居高官，意态逍遥，行难为庄子之放。
在小说创作中，王蒙与贾平凹，东西南北，易老庄禅，皆自觉的应用，有可喜的成绩和可憾之处。

我读书，喜吹毛求疵，观点相同，以无视之，可质疑处，必深加挖掘和追问，探骊得珠，方可了之。于是我写了《再论庄惠观鱼》，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我的观点。

王蒙先生是批判庄子的，尖酸苛薄，冷讽热嘲，其文风又极似庄子，前反后复，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妙语连珠，然终不类庄，天上尘埃。如释李商隐的《无题》，分析的太晰密透彻，使人专注论者，忘记了作者：快刀削活鱼，味美而忘鱼；红娘好看，玉人何处？只觉论者美，忘了作者谁？只听糖葫芦声，不知山楂何物？意形浑沦之美全失；

在网上看到王蒙《庄子的享受》，是庄子在享受自已？还是王蒙在享受庄子？无法起庄子于地下，只见王蒙挥庄子马捶，难寻逝者头颅，激情四射，且喊且叫，如同巫术，不知庄子是神是妖，形归何处？不通《庄子》本原，多言数穷，不如守冲。对古圣先哲，尤应虚心……

王蒙有一散文：《话说“朝三暮四”》 ， 被选用在北京市义务教育教材《语文读本》上。
王蒙说：“《齐物论》中讲这样的故事，用意显然在于否定－切是是非非的争论。所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 ，这当然是一种消极相对主义的思想，不足取的。”

王蒙在这里也陷入“相对主义” 与众论同类了，指出其消极的一面，就已隐含着对积极一面的肯定。庄子思想，恰是不与是非者同类，泯却是非，独处环中，是与物随成的。
王蒙用的西方烙大饼式的哲学，正负两面，须得翻过来，才有全观的。
说“朝三暮四” 是“圣人以智笼群愚” 是崇圣者的自作聪明。自然生命自具神明，并不比人类傻，人虫异类，知不相通也。王蒙最后说：

“至于说到“朝三暮四” 的“齐物”思想，倒又使笔者想到英国名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格列佛游记》中讲述一个地方由于吃煮鸡蛋是应该先磕破鸡蛋壳的大头还是先磕破鸡蛋壳的小头之争，而搞得两派对立，内乱不已。笔者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 两派斗争的高潮看这一段的，读完了，颇有些不敢回味的戒心，这个故事当然比“朝三暮四” 的故事挖苦多了，抑或“朝三暮四” 的故事更尖酸？反正作家是有缺德的，他们自己未必免俗，偏又伶牙俐齿地把－些“俗” 给捅了个不亦乐乎。”

不知王蒙为什么骂作家“缺德” ，作家包括自己乎？因为他们捅了“俗” 么？这“俗” 不该捅么？因自己“未必免俗” 就不能捅么？不可幽默调侃一下人类（包括自己）的缺点么？此“德”缺在何处？王蒙于其文中说：

“但今人只知用朝三暮四来形容人胸无定见，反复无常，说话不算数，失其味，更则存其文失其义全无什么“深刻性”了。”

文字语言的砂砾与石块，随历史的文化潮流而下，冲洗磋磨碰撞变形，自然而然要发生变异，后人接受的只有直观和浅见。文化的发展，端赖文人的发掘和再创造。
中国是成语、典故最多的国家，许多诗人善于用典，解构重组，像文字游戏，创造出许多新的喻体和形象，产生了多种风格的艺术品。除了被历史积尘淹没，不再适用，多数保存在中国百姓、鲜活的话言中，有不朽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丰富资源。

对中国传统文化人为的破坏，是假洋鬼子们搞的白话文运动，追求浅俗的大统一，对中国文字的精髓，和文体的多元，进行了冲激。胡适的白话诗，浅如白水，只有革命意义，没有文化贡献。文字改革，把形意韵美的文字结构，破坏的不像样子，形成简、繁二体，给我们全民的应用，带来许多麻烦。从“五四运动” 起，我们已开始革中国文化的命了。

历史证明，谁具备传统文化的素养，才有更好的文艺创造，形成优美含蓄和自己的文风。
中国文化的发展，依仗知识分子做中流砥柱，防止文化的俗化，特别防止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污染，如过多宣扬战争仇杀，性开放的色情，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极坏。

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义和团情结，妄想神化个人的气功，来满足奴隶复仇者的意淫。
侠以武犯法，古今杀人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银幕上充满血腥地拼杀，是一种野蛮无知的意识形态，和平幸福的生活，是不能靠暴力取得的。暴力不能用暴力消除。

中国历史，是被操刀者绑架的历史，政治文化低俗、野蛮、残忍、卑鄙、阴险，倚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中流砥柱，进行抗争。虽然多遭失败和镇压，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柱，使中国主流文化，充满正气。

中华民族文化，依赖的是中国文人的良知和牺牲精神，他们赤手空空，凭思想生存，和平主义和自由精神，和战争主义专制者抗争，似文人永是失败者。但民心总在柔如钢铁的知识分子这一方，得民心者得天下，实际是先进的知识引导着历史的潮流。

人类历史，只有天演和人演。
天演不用人谋，丛林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也有“强肉弱食，劣胜优汰”，庞大的恐龙绝种，老鼠遍布世界。人演，是人类的事功，是自造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果规律是永恒的定则。没有－个为恶者，能得好结果的。中国革命，是整体的失败。

中国“文化大革命” 是毛领导之下的“大民主”，知识分子相互揭发，牙齿相向，个个一嘴毛。作家们必须咬人以自救，这是复杂现象，许多右派，实属极左，大家为自保，先给他戴上“帽子” ，免得害人 ，送入狗肉城，没有被烹，平反复官，仍是极左分子，铁杆马列。时弊难改，多由他们为梗阻。实左右一体，是分不开，不可定性的。

以革命家自居，以革别人的命为职业，别人就不得不防；人人以革命者自居，人人不可信。中国作家都咬过人，深之入骨，耻之入骨，白纸黑字，报刊传媒，史有记载……
唯沈从文改行，到故宫博物馆研究服装史，能够自洁；独钟庄子，似困囿而意逍遥；
唯巴金，忏悔揭发别人，能够自省；敢直言，声建“文革纪念馆”，而明国耻；
唯从艾青那里，知道这是重复罗马斗兽场，从“狗咬狗”到“人咬人”，能够自明，而烛火烧天；
唯庄树鸿，少小孤直，行不避恶，挑战权威，老而弥坚，独立不败，端赖庄子环中术。
其余作家，都戴着咬人与被咬的伤疤，充当革命的印迹，逃入三十六计的彀中，装孙子……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批评文化的极限，把人性恶，暴露无遗。
这是法家们的恶作剧。这些宫庭阴谋，赵高、武曌、吕后，都用过，毛只是搬到光天化日之下，使阴谋变成阳谋而已。

科学发明和技术管理的进步，仍要遵循“道法自然” ，依顺着自然规律。
纵观人类历史，从文字到人才精英，似乎有“劣胜汰优” 的趋势，荆棘蒿草中，难有佳禾；痴氓成群，智者难生；在专制独裁体制下，难有自由的知识分子生存。
传统文化中的“汰优”现象，是历史的逆流和反动。

当今世界，人类进步有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
封建专制，权力世袭的反动思想，在世界渐被孤立，丘貉结盟，盗贼党盟，缺少人伦的正义支持，是必然要失败的。

这是人类从畜性和向人性转变，野蛮向知性转变，非人向人转变，大转机的时代，知识分子扬眉吐气，引导着历史潮流。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实际就是对思想自由的解放，给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开放了言路。
中国向西方先进的国家学习，首先向美国和西欧学习。

美国始终是我们的朋友，在日本侵华时，美国帮助了中国；在国共战争中，美国支持蒋介石，因蒋是中国的领袖，制止叛乱，维护中国统一，理有当然。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教育贡献很大，这是中国历史不能抹去的。

我反对个别人，利用媒体，极力挑播中美关系，危言耸听。
中国与美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互相尊重，平等相处，才有共同的发展和繁荣。
国家利益的争端，只能在谈判桌上解决，相互谅解，以大局为重。

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首先学习其自由民主的制度建设，才能保证其思想的自由创造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它们是相互为用互为制约和促进的关系。科技生产的进步，逼迫着体制的改革，由体制的保证，科学技术才能正常的向前发展。

美国依然是先进国家的代表。它的民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制衡力量。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东南亚和平，也有利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建立甲胄一样的良好关系。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边界磨擦，亦应由合作谈判解决，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莫因近视利益，闹闹嚷嚷，－片战争喧嚣，于世界和平的发展是极不利的。

人类需要武器的保护，归顺强权，各国都有军队。大国承担着世界和平的责任，尤其是军事强国。故美国总统奥巴玛，仅做了在世界消灭核武器的承诺，而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现因奥巴玛批准亚临界核试验，引起许多担心和责难。但我仍相信，美国是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世界尚存在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时候。封建法西斯党国的存在，给人类自由的生活以要命的威协。我们相信奥巴玛，给他以邦助，给他以时间的考验，我们要共同的做出努力。我相信人类对和平的共同祈愿和良知。

少数权贵集团，梦恋封建世袭，是反人性也是反人类的。他们的脑袋尚停留在冷战思维中。意识形态只能用意识形态的方法去解决，割脑袋是不行的。近日“人民日报” 载文批评政府，说明执政党的分化觉醒，体现了中国努力建立民主政体的愿望。

我主张发展人民的言论监督，媒体、网上全面展开，倒逼中国向民主制度改革，这是根本。
完善民主制度，反对利益集团的争夺。不要游行、罢工、罢课，造成社会动乱，影响人民生活。和政府建立正常交流的渠道，大力发展批评文化，知识分子是先锋，人人可参加政治活动，可从网上竞选，发表施政纲领。

中国的政治文化太僵死，如一把屠刀，缺少生命的活气。
我相信，只有知识能救己、救家、救国、拯救全人类。
使战争的喧嚣止息，须用和平的实践智慧，使“暴力分子” 失去存在的土壤，永无用武之地。

不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哲学，它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刘勰所说的：原道、徵圣、宗经，三位一体。“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中国文化，泱泱千古，是哲学大国、诗歌大国、也是批评文化的大国。
原道，从易学开源，遵循自然规律；徵圣，从孔子《易传》开始，传播元、亨、利、贞的思想，给人以正径的行为规则；宗经，以历史古圣先哲的”经典”为根本，这是中华民族千古不易的文化传统，也是文化特色。鸿叟诗曰：

日月叠璧山川焕，吐曜含章文生澜，高卑定位人心参，草木贲华林籁现。
形立生文声成章，郁勃有彩心器见。谁吐玄珠成网象，庄子展翼入霄汉。

10月13日14点39分睡醒，忽觉文化批评之无聊，愿与师友笑释之，即兴诗曰：

人生若滴水，出生向死爬，欲留留不住，忽然－滴嗒；
怨脊太兜翘，恨铺太倾斜，无知物无语，委曲凭尔骂；
滴水归何处，哪里找爹妈？忽听花儿笑，形开放光华；
哪是我自己，悲空又乐无，腾空万籁鸣，滂沱漫天撒；
释疑才批评，有乐讲笑话，都在死里转，怕死也白怕；
找死很容易，怕死跑不了，革命随时革，寿生效彭老；
批评如不批，文化非文化，万物随自然，恍忽皈大化。

近日中国相声名家郭德刚，自编、自导、自演、自已制片的电视剧《窦天宝传奇》是中国批评文化的大爆发。它反映了曲艺界的正气，对文化界的官气，邪气，行邦气的腐朽势力进行挑战。“德云社” 师徒倾巢出动，得到了相声界、海内外影视界名星的支援，以助威势，说明郭德刚有很高的人气。艺高、胆大、言狂，要做梅兰芳、麒麟童、马连良，银达子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勇气可佳，有志事竞成，祝福他们成功。

看完这一群力作之后，也就把本剧的缺点暴露无遗，曰：－借光；二捋毛。
一 是借了名家娴熟的演技，人们看的孰脸，缺少了不知名的演员做主角，是导演的投机。
二 是郭德刚唱的都是前代名家的皮毛，如鸡毛掸子，无一原创，尚处在摹仿阶段，说明其任重而道远。故事情节纯属虚构，此地无银，巧合实指，这于艺坛恶霸的反抗有历史意义，张扬了中国批评文化的正气，故补此数句为结。鸿叟复有诗曰:

乱世艺坛称雄豪，借光薅毛亦借刀，猴戴纱帽无王气，黔驴岂可逞霸毛！

2010、10、12、15、58至10、16、20、08、庄

教师之友网

台湾文化名人批评中国富豪追求名牌

2010年09月30日
新民晚报

　　中国青年报 台湾文化名人陈文茜29日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批评一些年轻人一味追求叛逆。她说，自己十分关注中国大陆的网络舆论。“有的时候我会上微博，看年轻人发表的各种意见。大概是只要嘲笑政府的，就被说成是最好的。”

　　陈文茜说，叛逆的青春是可爱的，但胡闹的青春是可怕的。中国年轻人的叛逆、反省、反思，能够产生很多创意和发明，把国家导向更好，这是一个方面。但如果对所有问题的思考都是浅显的，那所有的叛逆带给国家及个人命运的，可能不是想象中“加分”的效果。

　　“你们是最幸运的一代。”她对听讲的南开学生说，“你们无需考虑明天去哪里逃难，不必害怕战乱。”她认为，虽然目前民众存在“各种类型的不满意”，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自1850年以来，中国真正的稳定时期只有最近这3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是奇迹般的，让人佩服的。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历史观，就会以为经济增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法了解成果的来之不易。

　　此外，陈文茜也批评中国富豪正在变成欧美时尚名牌的“提款机”。她说，自己曾见过煤矿老板开价值千万元豪华车的排场，也有人一掷千金购买法国名牌“爱马仕”服饰。用矿工冒着生命危险挖出的财产去挥霍，这种花钱方式是“既荒唐又无知又很无耻”的。他们如果把资金用于清洁煤技术，对社会的贡献会大得多。比较一下，台湾首富郭台铭却只有一部汽车。中国富豪的炫富程度，大概只有法国和意大利几个贵族的后代可以相比。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萨尔瓦多，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张国)

教师之友网

文化批评：话说扯卵蛋
  
作者：大地勇士1  

扯卵蛋文雅地说叫扯乱弹，北京人称“侃大山”，长沙话叫“扯粟壳”，意思是漫无边际地信口开河。

扯卵蛋常常是挑刺的话，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就是要通过无稽之谈引起别人的兴趣和注意力,至于有没有作用，扯卵蛋的人是不会太在意的，只图嘴巴一时快活就行，从这点来说，好扯卵蛋者，一般是不会得精神病和抑郁症的，所有的不满通过嘴巴发泄、解气和舒畅。扯卵蛋的高手必须洞察别人的心理，能知道什么人喜欢听那类话题，一般没有固定的观点，大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深厚功底，逗别人一乐，自己也开心，否则，一个人偷着乐，多没意思啊。

最近看到经济学家 张维迎 又出来扯卵蛋了，这位自我充当民营企业家成长的保姆，曾在力挺“顾”过程中，遭到过“狼”教授的枪挑，沉寂了好一阵子。最后随 顾雏军 的被抓，颜面几乎扫地。这次，张维迎改变了扯卵蛋的方式，就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入选方面，张维迎竭力主张政府官员不要入选，应将更多的名额留给企业家。这回张的扯卵蛋算是代表了群众讲了几句真话。

中国的经济如果真正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由价值规律那双无形的手来主导，那么，张的扯卵蛋是有道理的。但，综观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基本还是由政策和政府主导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人为操作的因素很多，例如股市和房市有无泡沫不由市场说了算，企业破不破产也不完全由市场决定，利率政策也不由资金供求关系决定，基本由政府说了算，政策干预经济的能动力还很强劲。因此，制定经济政策并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是政府行为，在这种意义上说，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理所当然可以成为经济风云人物。张维迎的力挺政府官员不应该成为年度经济风云人物，便成为了哗众取宠的扯卵蛋。

不过，话得说回来，张维迎的扯卵蛋也并非完全没道理，正如其一贯声称的本意和出发点是好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和过度作为，已对经济造成了无数计不良后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屡屡带来灾害。近三年来实际的通货紧缩，经济指标上的浮华，使百姓的生活快乐指数下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的一个主因。张维迎虽然不敢贸然对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从侧面再次力挺企业家，表明了张维迎的态度。从这点上看，张维迎还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说话的经济学者。

我国的经济发展从整体上是良好的，但从结构看，发展存在地域间、人际间严重的不平衡。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已影响到政策的统一制定，因此，利益分配的矛盾逐步在积蓄，成为一种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普通民众对职业和社会保障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贫困学生要依靠出卖肉体来满足学业的需求，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跳楼的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问题，反映了政府职能的不作为。

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买卖、政绩工程建设、主持企业破产以及中小国有企业的MBO，则表明了政府在这些利益方面的过度作为。

如何解决政府部门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制订分类指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及法规。在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兼顾问题上，要大力作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随意遭受损害。

二是启动完善的社会救援和政府救援相结合的机制，要求贫者有其衣食保障，消除社会动荡的隐患和根源。

三是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机制和劳动保障机制，将充分就业作为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逐步解决就业难问题和失业保障问题。

四是逐步规范政府的行为，制约政府行政干预经济的职能作用，让政府更多地在正确引导经济发展上有大作为，学会运用法律法规和经济的手段，而非简单的行政手段。

五是政府部门经济政策的制订应该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在执行政策方面，应温和、有力和透明，以实现公开、公正和公平。

教师之友网

文化批评：警惕生活中的伪文化现象
  
作者：大地勇士1  


目前，精英文化似乎已成为我国文化的主流。精英们占据了比较高的文化平台，喜欢居高临下学术味十足地批评草根文化、通俗文化和市井文化，在少数精英们眼里，按照8020理论，具有精英文化消费能力的群体也只能是精英，精英文化是不屑为大众服务的，因为占据人口80%的草民还在为争取生存空间而艰难挣扎，没有上升到文化消费的层次，文化发言席上的精英们，将文化与自身利益的结合得比较巧妙，有自己专属的文化传播渠道，代表了自身和少数阶层的利益，良知和责任渐渐为利益所稀释。精英文化的贵族化，使之渐渐脱离了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只能望“文化”兴叹。

按照俺草民的理解，文化，是生活和存在的一种镜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化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真实地反映普通民众生活和存在状态的文化，其生命力是强大的，中国四大名著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方式，在文言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脱颖而出并流芳百世；白居易的诗歌一定要乡村老翁老妪皆能听懂为创作标准；诗神杜甫的诗歌则关注普通百姓生活，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经典诗句，历经1200年而不朽。说明了根植于民众生活中的文化有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

少数精英们言必谈欧美，对中国传统文化视而不见，对欧美从政治、民主、文化乃至生活习俗皆推崇至极，在少数精英眼里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喜欢引用大多数中国民众看不懂的半生不熟的洋文代码，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高人一等。不管在文化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精英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平台霸道地推行自己思想观点，以影响高层决策层决策为目的，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探究精英文化中的伪文化现象，俺们就要深入分析其文化产生的根源，不可否认，大多数精英具备很高的学术修养和精明的洞察力，能结合本国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能反映真实的生活。而我所要批评的少数精英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的一些东西，并以此作为标尺来衡量国内的现状。虽然，这部分人仍然以五谷杂粮为主食，但并不知道五谷杂粮长成什么样子，实际的调查分析做不了，但通过写写文章，搞搞学术研究，闭门造车捣鼓出一些大众看不懂，自己也不太懂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其是精英，比一般老百姓高明。有的所谓的精英为了利益出卖良知，例如某汽车制造商出资让国内某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因，经过一番研究，他们找出的原因居然是自行车太多阻碍了汽车的速度而导致空气污染，最后得出要大力发展汽车，减少甚至禁止城市自行车来消除环境污染的荒谬结论。个别国内知名学者推崇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由管理者定价的管理者收购方式（MBO），如果不是被具有草根气质的郎咸平教授枪挑其低估贱买的实质，还不知道有多少国有资产被管理者个人无偿占有和流失。

在少数精英们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大多数民众是犯有集体怯懦症的，都指望有人出头，但谁也不愿出头。虽然事实胜于雄辩，但是等到明白后已是马后炮和事后诸葛亮。大多数情况，一方面，精英们以雄辩可以将谬论说成真理，另一方面，草根的沉默无语和怯懦。一旦精英们将谬论赋于行动，草根们成为利益角逐中无辜牺牲者时却欲哭无泪。

在文化的舞台上，精英们虽然占主导，但草根民众必须警惕被少数精英们的“伪文化”所误导。草根文化从实践中来，还到实践中去，应打磨其大众文化的思想锋芒。对于那种貌似精英文化的“伪文化”，要善于识破其伪装，揭穿其“西洋镜”和“哈哈镜”，并敢于枪挑斧劈，我们的文化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体现为民众服务的精神。

教师之友网

反认他乡是故乡——《功夫熊猫》中的文化元素
鬼今

《功夫熊猫》（下文简称《熊猫》）登陆中国就像片中的阿宝进入比武大会一样，是带着火药味的。同以往一样，中国历史上每次抵制外货无不是因为国货的不争 气，而中国人又不大会因为某种义气之争而委屈自己，所以“抵制”多以失败告终。在任何时候，对他国文化的想像都难免有点强权的意味，问题并不在于人家是否 用一部电影侮辱了我们，因为到目前为止，像样的武侠文化产品几乎都是舶来的，作为武侠发源地的本土最多提供些原材料而已。毕竟在今天的世界，如果不做任何 反思，想单靠熊猫一样的文化体型来打败别人已不可能了。

熊猫阿宝：美国式平民英雄的成长史

熊猫是中国特产，可不意味着这个胖乎乎的卡通形象就一定是中国人。故事开始没多久，熊猫阿宝的性格特征已经跃然屏幕，分明是个家境平凡而又心比天高的 后街少年，他天真善良，对未来充满幻想，那肥硕的身材更让人联想到吃多了汉堡和薯条的“麦当劳体型”（当然，现在中国都市中也越来越多见这种用洋快餐喂大 的胖孩子了）。熊猫的老爸——经营面馆的鸭子是典型的以勤俭发家为人生信条的“美国梦”的信奉和执行者，他们的孩子在电影中最容易走上两条分化的道路，或 者厌倦了同父辈一样的庸凡生活离家闯出另一番天地，或者因心机不端或遇人不淑而堕落为问题少年甚至走向毁灭，二者是“美国梦”的一体两面。在《熊猫》中， 阿宝的经历更像是以诙谐、励志为主基调的美式成长故事的卡通版，中国元素只是背景。老美很聪明，为人作嫁的事才不干呢，异国文化搭台，美国主角唱戏，在这 方面他们早有丰厚的经验积累。比如1938年的名片《翠堤春晓》，主角是奥地利音乐家约翰·施特劳斯，这位圆舞曲之王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就是个一心成为伟大 音乐家的银行小职员，像极了熊猫阿宝；再如著名的《音乐之声》，本来是有原著可寻的改编电影，但影片完全抛弃了修女玛丽亚的原始形象，代之以热情活泼的美 国少女形象；至于那为数众多的用美国英雄承载的价值观去启蒙异族、拯救世界的悲喜剧就更不必说了。

可以说在熊猫进入功夫世界的同时就注定了他肯定要承担解构者的使命。阿宝坐着火箭炮仗从他的小天地飞进大侠们的生活空间，虽然他一直在努力接受训练， 成为真正的“神龙大侠”，但规训意味着同化，那是传统武侠的思路。在类型功夫片中，主人公必须经过寒来暑往的苦练，几次有惊无险的磨难，误食若干有加强功 力或抗毒功能的健康食品，才能成就其盖世神功——要不如此，一个肉身常人怎能一跺脚就飞上天去，一抬手就威力无穷，鬼才信呢！《熊猫》开篇阿宝做的梦就是 一种世俗化的武侠镜像，很多人就是这样理解功夫的魅力：功夫大侠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虽然走到哪里都是斗笠遮面，身份隐秘，干的却永远是扬名露脸的 事，受无数人的追捧，熊猫一本正经吐出那句“侠骨柔情都无须回报”，更是让人笑疼了肚子。

这正是《熊猫》要解构的东西。《熊猫》不是功夫片，反而是要瓦解神话式的功夫明星，代之以一个亲切温暖的美式平民英雄。编剧不会让熊猫去经历那些武侠 要素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功夫熊猫”，反派“残豹”转瞬即至，真正留给熊猫的练功时间也就两天。虽然熊猫对师父说他希望自己被改变，但剧情逻辑让这种意义上 的“改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中国功夫在电影中虽然显得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但五大高手都被“残豹”打败，说明用美轮美奂的“功夫”来对抗邪恶已是不可能 的，熊猫必须运用另一套更有效的规则来拯救刚刚加入的、甚至还没有完全接纳他的“师门”。

取缔一个神话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另一个神话。熊猫的到来给浣熊师父出了个大难题，要把这个肥仔调教成“神龙大侠”，用传统练功方法肯定行不通。熊猫一 郁闷就狂吃，像个被宠坏的城市孩子，结果这个性格特征成了打造大侠的基础。因势利导的人才造就法胜过了机械的硬功训练，通过《熊猫》，梦工厂又一次漂亮地 发挥了它的特长：娴熟地挖掘神话自身的元素，从内部击破。在这个熊猫身上明显可以看到“一跑惊天下”的阿甘的影子——“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得到什么”；同理，你身上也许正有些你所不知的伟大潜能有待开发呢。作为儿童片的《熊猫》要传达的意思可能非常简单，就像导演约翰·史蒂芬森说的， “成为你自己的英雄”，这是一个能让孩子们自信和快乐的主题。但反观自身，我们拥有的只有压抑的教育体制和拔苗助长的父母们，憨态可掬的熊猫可能永远只能 是一个由别人送来的搞笑活宝了。

“师父”与“秘笈”

“神龙宝典”是一卷无字经，并不是什么意外结果。在武侠小说中经常会有一个宝藏或神功秘笈之类的东西让人们去抢夺，这传说中的“香饽饽”可能确有其 物，也可能只是一个“无”，两种叙事都有了各自的成熟套路。相对而言，新派武侠热衷于后者的比较多，从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特征。《鸳 鸯刀》中“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原来只是一句“仁者无敌”的箴言；《七种武器》中真正厉害的武器只是诚实、勇气、信心等美好品质。因新派武侠注重刻画人 性，不能执着于器物落了下乘；况且武侠总不能打破邪不压正的法则，宝贝最终不能落到坏人手里，而好人必当视名利如粪土，不会贪恋宝贝，不如干脆没有，皆大 欢喜。

问题是，在我们的武侠中，秘笈或宝藏被证明为“无”的时候，大侠已经功成名就，可能正准备提前过悠闲的退休生活。在大侠修炼的过程中，秘笈还是至关重 要的。所以当熊猫打开“神龙宝典”，大叫“没有字”的时候，连浣熊师父都傻了眼，因为这时所有人都在期待宝典能让熊猫功夫速成。

修为最高的乌龟大师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世上无意外”。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顺其自然、乐天知命的道家哲学。但换到武侠世界，这句话就显出很深的反讽意 味，因为武侠小说和功夫片里的主人公正是靠无数“意外”获得战斗能量和锦绣前程的。武侠中的英雄是真正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会历经无数不可能的奇遇， 无论是跌落山谷、跳进深潭、重伤、中毒……总有办法化险为夷，金刚不坏。熊猫像个大绣球似的被抛落到乌龟大师面前，完全误打误撞，但既然他被大师指定，那 肯定就是故事的真命天子。我们的主人公即使愚钝如郭靖、好色如韦爵爷，或是像李寻欢一样有肺痨病，像傅红雪一样有先天残疾，也一定能完成小说交给他的使 命，熊猫当然也不会例外。

所以武侠中的惊险是一种有安全感的惊险，用什么来保证你“是”那个幸运的英雄呢？关键在于拜对了师父，师父总有好东西给你，助你修成整个故事中段数最 高的“秘笈”，从此天下无敌。这次梦工厂确实稳准狠地抓住了中国武侠神话的致命“罩门”，将“师父”与“秘笈”成功地搞笑了一番。

本来我们的武侠就爱描写门派之争，同门之内也要为争夺掌门人、继承人之类的位置而窝里斗，在这方面我们有现实世界永无休止的明争暗斗为源头活水，即使 在黑帮码头，“拜老头子，做小兄弟”，这也是保存自身的有效法则。武侠世界的争斗总是更加浪漫，虽然血雨腥风、波诡云谲，但总有正义无私的盖世豪杰出场制 止杀戮，让武林中的人们“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师父”在其中永远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角色，要保证把英雄弟子放到“发射台”上，更无私的还要 在在危难之际打发自己的女儿嫁给徒弟，临终前把自己毕生修来的内力倾囊相授。

“师父”怎么就该这么倒霉呢？在这方面《熊猫》可比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更有尊老之德，乌龟大师是在美妙的花雨中圆寂的，而浣熊师父在谁都认为他该含笑九 泉的时候忽然睁开眼睛，用半嗔的口吻说“我还没死呢！”用诸多不可能的“意外”来成就一个武侠英雄，这种幻想本来就透着不劳而获的味道，对师父或某种“神 功”的迷恋，更是不折不扣的“傍大款”心态。所以在《熊猫》中，紧急危难一发生，师父除了“你们带乡亲们撤退，我掩护”的自我牺牲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 法。唯一能制住邪恶的人仙去了，浣熊师父早就不是残豹的对手，“神龙宝典”也不灵光——传统功夫片里十拿九稳的保障全不管用，这下子怎么办？其实那“神龙 宝典”怎么看都像是用香烟锡纸做成的镜子，从中能照见自己——一切靠自己吧，并不是所有“大侠”都懂这个道理。

关于政治隐喻

可能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熊猫》是在政治气味十足的喧嚣炒作中进入视野的。其实一部没有任何现实关怀和政治寓意的武侠电影有什么好看呢？那只可能 是肉麻的言情戏和暴力视觉刺激而已。如果平心静气地观看《熊猫》，其中的种种隐喻会更加明晰，美国人连自家总统都能拿来搞怪开涮，没有点阴损反而不正常， 《熊猫》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熊猫》到最后仍是一个拯救故事，只不过不是拯救世界，而是拯救一个村庄。有点像黑泽明《七武士》或稻垣浩的《宫本武藏3》，不知徐克的《七剑》是否 也受此影响。这种类型的拯救故事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少胜多，为侠客们的团队精神留下表现空间，又可以巧设计谋以增加看点，特别是侠客组织村民练武、对抗强 敌的情节，有一种独特的东方人情味。美国人也受此启发，60年代约翰·斯特奇斯的《七侠荡寇志》就摆明了要像黑泽明致敬。

一比较就能发现，《熊猫》的拯救故事有点特殊。“神龙大侠”练功不成，坏蛋一来，村民们就要集体搬迁，剩下师父一人死扛。就连《小鬼当家》中的孩子都有勇气在自己家中对抗敌人，而“和平谷”这么多人中竟没有一个有孩子的勇气，“残豹”再厉害，毕竟只是一个人而已。

或许一看形象设计就能明白，“和平谷”的居民都是面目模糊的兔子和猪，领袖是以善于避险出名的乌龟，难怪叫“和平谷”！想不联想起“沉默的大多数”都 难。造型的多样性只在功夫世界内部：五大高手中鸟、兽、昆虫、爬行类都有，监狱看守是庞大笨拙的犀牛。最奇怪的是，武侠世界中的英雄都以对抗强权为己任， 所以他们一般都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多是在野精英，纵然是公案小说中名捕，也是隶属于作为正义化身的清官。而和平谷的功夫圣殿俨然皇宫气象，那威严的蟠龙 柱更让人联想起《英雄》中的秦王宫廷，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巴士底狱来关押犯人，这一切都让人困惑，乌龟大师倒底是隐士还是皇帝？如果答案是后者，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臣民们都会如此驯服。《熊猫》的形象设计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西方导演眼中的武侠世界观——天下是任由几个豪强高手来统领的，其他人都是无声的 顺从者和看客，人们对“意外”出现的匡扶正义的侠客有种不正常的期待，并顺理成章地交付自己的命运。

当然，在所有武侠中，大侠最终都不会让人失望，《熊猫》也是如此。只不过拯救的资源不是任何“秘笈”，而是美式主人公的性格魅力。熊猫打败豹子的最后 一击是一个空白，是“没有配方的配方，没有秘诀的秘诀”。中国人一向善于自我解说，胜败姑且不论，玄奥的道理总是层出不穷。这次不用我们自己说，人家老美 替我们说出来了：“你相信它特别，它就是特别的了。” 或许顺从天意、相信自然这样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实在负荷太重，所以乌龟大师在桃树下的那番论道只有作为一种异文化想像的时候才可能如此从容吧。

教师之友网

漫展呼唤文化批评- -
                                       

——展会接二连三"原创"依旧蹒跚

    （顶着两个黑眼圈的一钗题注：适宜填坑拖搞的“猴年马月”刚刚过去，但在一钗的记忆里面，全国各地举行的大小漫展已经超过了20多个。从五一黄金周到火热辣的暑假，一个接一个的漫展让人血脉贲张也让人精疲力尽——

    社团们攥着为数不多的资金，挑选着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漫展；cosplayer们赶场一般，为了N套衣裳的华丽而奔走；网游和商家们眯了眼睛，拍拍还算可以的钱包；而千千万万普罗大众有点迷惑地看着这遍地开花的繁华：又~~~~~~~~漫展了啊……）

    在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绝对动漫”第六届上海动画漫画展在东亚展览馆开幕，这是2个月内上海的第三个大型动漫画展。逛一圈会场，摩肩接踵的人群、乐声震天的卖场、光彩四射的现场秀，这一切都似曾相识。轰轰烈烈地开始，轰轰烈烈地结束，动漫画展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次次感观刺激之后，动漫展没有质的提升，原创动漫也依旧蹒跚。业内人士指出，动漫画展需要“文化批评”的介入，特别是在现在动漫产业存在许多问题的初创时期。

　　热的是会展

　　自从“米老鼠唐老鸭”进入中国，动漫就牵动着几乎每个人的心。动漫更是伴着年轻一代一齐成长，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但目前中国动漫市场被舶来品占领，原创动漫依旧匮乏。企业希望通过动漫振兴动漫产业，教育界希望通过动漫寓教于乐，动漫展应运而生，动漫人希望动漫展能“星火燎原”，带动原创动漫市场。

　　显然，这个梦想是达到了。“上海动画漫画展览会”的参观人次，从1999年首展的5000上升到目前的16万，如果把上海全年参观各类动漫展的人数相加，将不会低于40万人次。近几年，国际城市动漫画展、MACAGA等一批动漫画展还创出了品牌。今年，上海将至少举办10个动漫画展，“赶场子”看动漫展，成为不少动漫迷的“规定动作”。

　　冷的是“批评”

　　但是，虽然动漫展一届比一届热闹，但是动漫展中鲜有文化意义上的交流和文化批评。动漫画展的参展者更关注的是各种“秀”、动漫玩具，甚至门票价格，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原创动漫最需要的交流。而以文化批评为己任的学者们，也很少关心这样那样“闹哄哄”的动漫画展，在他们眼里，动漫画展似乎只是属于孩子的游乐场。动漫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什么样的娱乐形象才能真正寓教于乐、什么样的故事模式能成为孩子成长的有效模本、缺乏原创的内因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都需要评论界和社会的关注、思考，需要在冷静地分析市场格局的前提下提出相应对策。

　　冷热间的呼吁

　　金国平是拥有6年动漫画展运作经验的美影厂的现任厂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纯粹商业化的展会只是“集市”，迟早办不下去。动漫展呼吁文化批评的介入。没有文化诉求的动漫画展无法提高原创动漫水准，或者振兴动画产业。

　　金国平说，动漫画展更需要除了商家、漫迷、主办方之外，更多文化层次的关注；在买卖双方对动漫热情高涨的同时，动漫产业需要文化批评。


- 作者： 杰斯玛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