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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您读-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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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1:43 | 只看该作者
张中行先生的自信

转自:http://www.zhongxing100.com/?action-viewnews-itemid-159

我很喜欢阅读中行先生的书籍文章。因为自己以前多年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五四以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著述读得最多,兼及其他重要作家和文学流派的作品,所以对那个时期作家、学者的情况,了解较多。而张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书中,恰恰描写了那个时代许多知名人物,写得生动活泼,饶有韵味。所以对先生充满钦敬。这些人物故事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引起我极大兴趣。

没想到,我居然幸运的结识了张先生。那是九二年与友人去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拜访到了中行先生,那时先生已经八十出头年纪,瘦高个,背微驼,长脸,细眼睛,穿着朴素,面容和善,仍然显得精神矍烁,坚持上班,而且耳不聋、眼不花。说话也是和霭可亲。这第一次见面先生就签名赠我一本《负暄琐话》,令我非常激动,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回来虔心拜读先生字字珠玑的著作,甚至有些爱不释手。

以后十余年中陆续与张先生有了较多的交往,成了忘年交。从对先生所知甚少,到认识日渐加深。九八年夏冬季节,先生两次被接到家乡-香河县城交通局后边一个四合院小住,我们有了几天朝夕相处、对面长谈的机会,有些什么疑惑、问题都可以当面请教。对先生的学问文章、为人品格和惊人的记忆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愈加钦佩和崇敬。不自量力的说,在心灵深处也与先生产生了较多的共鸣。

诚如陶文鹏先生所说,和张先生聊天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他日常聊天比写文章要少许多顾虑,也自由、机智多了,经常是妙语连珠,充分展示出其博大精深的学识,丰富坎坷的人生阅历,九十余年智慧人生的幽默、恢谐、轻松,能更直接流露出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与真知灼见。限于学识,觉得先生讲的有一些能够理解,有的只是一知半解,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懂。不过和先生一起更多感受到的是亲切随和,充满乐趣。夏日傍晚,我们坐在小院中,我问先生“您在动乱年代是怎么度过诸多劫难的?”先生立刻笑着回答:“我是靠说假话活过来的!”一句话逗得我们周围几个人都乐了。是啊。那个年代,多少人因为说真话而被扣帽子,挨批斗,蹲监狱,受尽凌辱,以至屈辱的被害或自杀啊,和张先生特别亲近的是他最好的好友刘佛谛,也是因为想不开于六九年寻了短见。他的同时代多少熟悉的作家学者,比如老舍,傅雷等等,均未能躲过浩劫,令后人扼腕叹息!社会变得畸形,许多人心理、行为、人格也变得畸形。许多人疯狂的陷害别人,动不动就无限上纲,完全无视别人的尊严和生命。中行先生当然却永远恪守一个原则:任何时候,不会陷害别人,比如文革中,有人找张先生调查杨沫,如果张先生也象许多人一样信口开河,随意编造,那么杨沫自然会雪上加霜,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不过令调查人员失望,令被调查者杨沫也深感意外的,张先生不单没有按要求揭发她,甚至还说她一直是革命的、要求进步的。

张先生不愿害人,当然也不愿被人陷害,所以他采取的是少说话,甚至不说话的策略。达观乐观,顺生贵生,从没有在逆境中产生轻生的念头,被批斗后,还能微笑着去食堂吃饭。他之所以得享高寿,并且从七十六、七岁以后多本著作受到抢购热评,掀起文坛“老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心中就暗想,先生文章和谈话中多次提到在凤阳干校当排长的这个“姜君”究竟何许人也,文革结束后此人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说起来,对张先生最突出的印象有两点:一是张先生平时对人平和、谦逊,不过在写作文章方面却非常自信;二是先生生活极为简朴,到了令我很惊讶的地步。

写文章的自信体现在两个方面: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务求“言自己所信”,不信的不写。这是说所写内容有所选择,严格取舍。从《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所写的人物和事情等内容来看,都能深切感受到。另一方面是坚信自己扎实的文笔功夫,追求至高境界,字斟句酌,经得住推敲,站得住脚。轻易容不得别人再改动了。比如,先生笑谈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件小事:南方某知名报社的一名编辑,乘飞机进京向先生恳切约稿,而且当时就付了稿酬。由于先生的文债较多,过了一些时日,经再三催促,终于撰文交稿,可是文章刊出以后,先生一看愕然,原来文中有一个词语“娑婆世界”被责任编辑未征得先生同意就信笔改成了“婆娑世界”。不过这一改意义就大相径庭了。“娑婆”世界,是佛教用语,指世界众生,堪能忍受十恶及诸烦恼而不肯出离,故名“堪忍世界”;而“婆娑”有三种解释(1)盘旋舞动的样子(2)枝叶扶疏的样子(3)眼泪下滴的样子。先生于是去信说,这个改动是错误的,并且说明具体原因。可惜未见对方有公开道歉的诚意表示,感觉是对作者不够尊重,对读者不够负责,后来就不再给该报供稿了。这使我想到,作为晚生后学做学问应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境界,做人要谦虚真诚,有错就正确面对,并立刻改正和弥补。

说到简朴,先生吃饭崇尚节俭,喜欢家乡特色小吃;穿衣也很朴素节俭。在家乡就喜欢吃香河肉饼,烤白薯,喝玉米渣粥。吃饭时,围坐在饭桌旁,别人发现了什么笑说“你和张先生用筷子都是左撇子啊”,我和张先生互相一看,可不是吗?我开着玩笑说:“哪能和张先生比呀。张先生是金左手,不仅能吃饭,还能写书法作品;我的手可就太笨了……”

张先生反对讲排场,更反对铺张浪费。而社会风气是,人们往往不由自主的讲究抽名牌烟,喝高档酒,吃名贵菜,攀比之风日盛。说来惭愧,我虽然不喜欢讲排场,不过也未能免俗,在与人交往中往往身不由己的应酬,时常顺着人家讲浮华排场的心理走。所以看到先生这样成功的学者、作家,保持着彻底的简朴,朴素,感到惊愕,感到深度惭愧。

先生一直特别热爱家乡,热爱人生,热爱学问事业,更经常发思古之幽情。如今,不知不觉先生已经作古有快三年了。留给我的是深深的怀念、莫大的遗憾、怅惘。我还有许多关于文学、文化、文坛的疑惑没有来得及请教。常常觉得人虽离去,音容婉在:慈祥、和霭、亲切。智慧哲人会永远珍藏在我们这些后来求索者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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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2:17 | 只看该作者
张中行:淡泊一生真名士

http://www.56.com/u76/v_MTY1OTc4Mz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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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3:37 | 只看该作者
十年寂寞金克木

■叶稚珊

因要外出,为打发候机和飞行途中的时间,要随身带一本篇幅不大但含金量高的书,随手拿了书架上金克木先生的《蜗角古今谈》。金先生的书在我的书架上几乎占了整整一层,在距我书桌最近最醒目拿着最顺手的位置,一直想细细读慢慢看,想了很多年。

这本书显然我是已经看了几遍了,一些篇章很熟,但再次读来仍旧兴味不减。扉页上金先生的题赠用的是出水不畅的钢笔,落款“一九九七,十二”。那熟悉、随意、亲切的金体,我在看书的过程中反复几次翻回到这里,久久看着这几个字,想起精灵活现的矮个子金先生,想想和他同住一楼的季羡林先生身后纷扰,不禁感叹。今年8月5日,金克木先生走了整整十年了。而8月14日是他的生日,金先生是应该再多活一些年的,今年他当98岁。与季先生只相差一岁。连生日都同在八月。

名人身后,多数是寂寞的,不寂寞的只是他的财产、声名、地位或是秘闻轶事,热闹的炒作、争执或是堂皇的冥寿、诞辰纪念活动,皆由此而来。金克木先生身后的寂寞应在意料中、情理中。原本他的学问就不是所谓的显学,非静情素心者流不会跻身其中,他的弟子也多数和他有着同样的品性,不会借此张扬。况且他的世俗声望和地位远没有他的学问、才情来得令人惊叹。所谓的只识皮相不识骨相,只识金面不识佛面。世风若此,也怪不得世人眼浅。

金克木年轻时身体就不好,总是咳嗽,有人说他活不过30岁。后来体检肺上有七个钙化点,医生问他什么时候得过肺结核,他说不知道。现在看来这一定与他年轻时的咳嗽有关。怕引发咳喘宿疾,最后几年金先生几乎连楼都不下了,就医是儿女用自行车推着从朗润园到北大校医院的。路上见到熟人,坐在后车架上的金先生点头寒暄,并不多闲聊。有一些年张中行先生住在朗润园女儿家,他与金先生常有往还。有次在路上碰到金先生去看病,张先生认真地关心问候,不知说了些什么,金先生竟一直记得并感激。张先生本不在北大授教,但和金先生有着知遇相惜之谊,当年是金先生将张中行的文章推荐给三联《读书》杂志的编辑赵丽雅的,赵丽雅很喜欢,后来就有了张中行的红火和张旋风的出现。张中行先生2006年故去,享年97岁,金先生小他3岁。金先生的女公子金木婴几年后还和我谈起张中行先生的关心问候。

记得2006年3月,金木婴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在电话中谈了很久。我的感觉是,她有和父亲一样好的记忆力和博览的习惯,而且还有母亲相当多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显现。金老生前身后她不仅是尽了孝道,还是尽职贴心的助手。她对父亲的认识理解不逊于学生弟子,只是没有承继父业。很感叹有多少名人之后默默无闻在理解回味感念着自己的亲人,却没有诉诸文字。而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却在写着我们的理解和认识,这其中的差别不仅是仁者、智者之所见的不同吧。

金先生去世后的两三年,我曾写过一篇《花雨尘埃旧巢痕》,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金木婴说:“妈妈看了很喜欢,但很希望能补充上:妈妈上世纪60年代也翻译过《摩柯婆罗多的故事》,根据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英译,金先生校并序。80年代中青社重印四万册都卖光了。妈妈希望能重印。妈妈是2004年11月去世的,享年84岁,死前没有什么痛苦。妈妈兄妹五人,除在新加坡的二舅外,都是84岁去世。”

她还提到:金先生不止一次评价过几对比较年轻的学者作家夫妇,如陈平原夏晓红、葛兆光戴燕夫妇等,他的评价是女的聪明,男的用功。比如作家型和学者型。这话金先生也对我讲过,话语间很能看出先生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

金木婴还谈到当时正有韩素音翻译奖在评选中,其中一项是将金克木先生的短文《老来乐》翻成英文。我们都认为:要将金先生老来看似随性俏皮的文章翻好,很难!

当今天“仰望星空”已成为跨越自然和人文学科,从诗意演化为与人生的理想追求相连的常用语时,我总会联想到金先生,不知他算不算最早最真诚“仰望星空”的学者。上世纪30年代初,金先生20岁出头,就翻译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新著《流转的星辰》,著者用通俗的文笔描述天象解释宇宙膨胀学说,而此时的金先生只上过正规的小学,其他一切都是自学的。资质颖慧的清华学子侯硕之(侯仁之先生的弟弟)约他看星谈诗整整一夜,同学少年惺惺相惜。

30岁在佛教圣地印度的鹿野苑修行,跟随著名学者骄赏弥和迦叶波法师研修佛教经典,一面阅读汉译佛藏,一面学习巴利文、梵文。老居士骄赏弥在他不大的茅舍中单独授课,有时也同时为两三个弟子讲授佛典。两三个学生肤色也是两三样,手中拿的书更是同一部书却三四种文字:白皮肤的学生拿的是罗马字本,锡兰的学生拿的是僧伽罗字母本,金克木拿的是印度天城体字母本。老居士在大床上盘膝而坐,金克木半盘膝半跪着,白皮肤的学生则坐在小凳子上。东西两个半球正烽火连天,这幅乡野圣地苦修图近乎仙境。竟日苦读,天黑以后,躺在茅屋法舍遥望暗夜中的星斗推移,是每天最后的功课。他年轻生命的全部活力都浓缩集中在分外活跃的头脑中,思想在尘世的纷争和佛教的清净中跳跃,净土的星空给了他精神信仰和学术方向,也是他终生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的奠基。对星空的仰望和对知识的探求终其一生。

2000年8月先生去世,而在四五月间,金先生让女儿借来了霍金的专门谈黑洞的天文学作品,并在电脑中留下了遗作《黑洞亮了——从译泰戈尔诗赠徐迟谈起》,整整两年后霍金到访中国并引起轰动。电脑中还有他加了新注的当年在印度写的寓言诗《风信鸡》、《知了与蚂蚁》、《青蛙与黄牛》,还有《汉字书法艺术史话引子》,是为准备撰写的新书草拟的条目,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印。当时《读书》杂志正在续发他的《秦汉历史数学》,也未及在作者的名字上加黑框。

他还正在亲自将怀人的文章选编成集,书名已经拟好:《云天望故人》。

我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感觉,金先生嘴很痛快,脑子很热闹,但心里很寂寞。离开鹿野苑求学仙境,离开武汉大学可疯可狂棋逢对手的“珞珈山下四人行”,五十多年间他的真性情似乎再没有畅快淋漓释放过,他写过这样的话:“……只剩下一屋子广阔天空,任我独往独来,随意挥洒。”在率性潇洒的意境中,我看到了一种孤寂,但绝不是指门前冷落。也许,是以他的智慧,这多风多雨的几十年,谨言、自缚是安全的屏障。也许,酒无知己棋无对手,除了孤独他别无选择。

《蜗角古今谈》的最后一篇文章署名“尹茗”。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为刊物专栏“专家学者访谈录”,约先生稿,为有别于一般的记者访谈,体现学术水准和专业深度,都是由被访者本人推荐学生或弟子访谈并记录整理,唯有金先生的《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通篇问答是自撰的,他可能是不愿意麻烦别人,也可能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清楚地理解和表述自己。

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先生自己写好了《告别辞》《自撰火化铭》。

可见,金先生的寂寞生前已有,不止身后十年……

金先生没有泰斗、大师的头衔,到晚年填表学历一栏都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而他的思想、著述、信仰和追求,要世人理解,尚待时日,不是一个十年、两个十年能等到的。

金克木先生的《告别辞》最后一句是:“但愿有时记起我的人在回忆的春天里发出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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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4:27 | 只看该作者
“燕园三老”:不朽的记忆

来源:南方日报
转自:http://news.sina.com.cn/o/2006-03-03/09268350677s.shtml


  亲友口述张中行与金克木季羡林的交往

  中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张中行先生24日逝世,享年97岁。昨日上午10时,略显寒冷的八宝山告别厅里,身穿素装的400多人默默为张中行送行。

  人们熟悉的“燕园三老”中,金克木先生2000年就已仙逝,季羡林先生卧病在床,未名湖畔再也见不到“燕园三老”散步的身影。人们惟有从书中景仰他们的人格、敬叹他们的学识;从后人对他们的讲述中追忆他们的音容。

  记者将电话打给张中行先生的大女儿张静和二女儿张文,她们强抑悲伤,回忆起父亲与两位老友的交往。聊到后来,张静无意中说起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打来电话,自我介绍时说“我是写《未名湖畔三雅士》的那个人”。她还说,“燕园三老”得名的由来,固然由于三人都是国学大师,都住在未名湖畔,却也与这篇文章有着很大关系。记者辗转联系上此文的作者段海峰,请他与张老的女儿一起,复原雅士的风流、大师的风采、老人的风貌。

  家人眼中的“燕园三老”:

  君子之交淡如水

  讲述:张静(张中行大女儿)

  张文(张中行二女儿)

  金克木从没来过我家

  在张静、张文印象中,金克木没有去过她家。有一次,金克木派自己的小孙女来送书给张中行。三老写文章时需要的书往往是书店买不到,图书馆也借不到,而他们又很了解彼此的藏书,因此经常相互借书来用。

  一次张老开玩笑说,前不久看了金克木写的一篇文章,反复看了3遍也没有看懂。张中行说很多文人都是越老越怪,写的东西越来越专业,能看懂的人越来越少,也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

  张老只去过季家一次

  张文回忆,三老都住在北大朗润园8—13公寓。张中行跟季羡林交往比较多。两个人的生活都很简朴,外表尤其朴素。季老还当过副校长,但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一些不知道的人管他们叫“工友”,还以为他们是传达室的老师傅。

  张文说,父亲只去过季羡林家一次,还是被安排的。当时,85岁的父亲终于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便从朗润园搬走了。之后,北京电视台一个叫《北京,你早》的栏目要做一期父亲的节目,在拍完他的新家后,又让他去季羡林家坐坐。导演要求两老聊一会儿,问问彼此的近况,然后又要求季羡林把父亲送到门口。

  季老是个博学的人,张文说,“我们后辈对他很尊敬,但他是名人,也不好意思跟他打交道。再说,我学化学出身,我们家就我这一辈没有学文的,路上碰见了似乎也没话好说。”

  张中行和季羡林都在文章中写过对方,季羡林的那篇叫《我眼中的张中行》。

  后辈眼中的“燕园三老”:

  名士风范也平凡

  讲述:段海峰(《未名湖畔三雅士》作者)

  段海峰是内地某杂志主编,与“燕园三老”有多年交往。他告诉记者,他在1992年写那篇文章的初衷,只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三位名士的风范告诉大家。却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被《读者》杂志转载,造就了一段“燕园三老”的佳话。

  张中行:提倡节俭的左撇子

  段海峰还记得走进张中行家中的情景:“那时张老住在北大朗润园他女儿的宿舍,房间特别小,一进门就是床和桌子,好像就没什么东西了。后来他搬到华园,也还是什么布置都没有,没有装修。”“我去拜访他,如果谈话超过午时,他总是提出请吃饭。”段海峰说,老人家提倡节俭,饭菜不多也不少,每次都是正好吃完。

  张中行的幽默,也让段海峰印象深刻。张中行是左撇子,不过,有一次吃饭时,他却用右手执筷。于是,段海峰就开玩笑地问他:“可不可以用左手?”张中行眼睛一闪,说:“我表演给你们看!”随之用左手毫不费力地夹起一粒花生米,脸上露出孩子般得意的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

  然而,最让段海峰景仰的,是张老悲天悯人、和善豁达的修养。他回忆,去北京时,他没有住的地方,张老总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老和妻子睡床,我就搭个行军床,睡在二老的旁边”。

  金克木:见了季老不打招呼

  金先生住未名湖畔最西,与季羡林住同一幢楼,但早上散步他见季羡林却不打招呼。他的理论是:打招呼是说废话。他把这种理论再推进一步,甚至读者想请他在书上签名他都不干。

  有一回几位读书人买了他和张中行的书,想求签名,先到张中行家,张老签了,但几位拿了签名本却说还想请金先生签名,只怕金先生不答应。张老一听,说:“我带你们去。”率先下楼,后面跟着几个手捧小本本的人,向西百米,二楼,敲开金克木家的门。

  几位说明来意,金克木果然摇头:“不签不签。”张中行不吃这套:“人家买我们的书,是对我们的抬举啊。谁带钢笔,拿来。”把笔塞到金克木手里:“签!”金克木虽然不情愿,但只好签了。事后,张中行说:“我在金先生面前还是有面子的。”

  季羡林:读者来信每封必回

  季羡林住在一楼,北大分给他两个套间。最初,段海峰去拜访他都会先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来他却发现,到季先生家,从来没有人挡驾。直接敲门进去,他就在屋里坐着,有时还是他亲自开门。

  说起季羡林的认真,那是出了名的。有一回,段海峰供职的刊物要介绍季老,打电话询问他的职务,他竟认真地把年龄、籍贯、职务等介绍逐一相告,连挂名的10多种职务亦不例外。他的意思是既然你问,我就要说清,含含糊糊有悖治学之道。

  有位读者在报上读到季老文章,对其中一词不解,于是要了季老地址,修书叩问。不几天,他就收到季老回信,解答他的疑问。后来张中行先生对段海峰说:“季先生的精力我比不了,他每信必复,这得需要多少精力!”

  人物档案

  张中行的一生

  1909年出生于河北香河,1931年入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学及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编辑工作,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散文随笔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六卷。

  学者张中行:最像是思想家

  人们会说张中行是文学家、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家,因为他治学61年,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谙详西方哲学,纵观古今,无论哪一方面都成就斐然。他被认为是继周作人之后最出色的散文大家;让几代人受益的中学语文教材,就由他编纂。

  不过,张中行认为自己最像思想家;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是哲学著作《顺生论》。他自认为是思想使他一生中不糊涂。

  男人张中行:最舍不得情人

  张中行曾说:“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而我舍不得的是生命,当然如果我有情人,最舍不得的是情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中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最让人留恋。这是人的自然要求使然。”

  和《青春之歌》作者杨沫有过一段感情的张老,却最终与夫人李芝銮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世纪。李芝銮乃世家独女,清秀温婉,长张老一个半月,两人都属猴,张老称夫人为姐。

  张老把婚姻分为4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大部分是“可过”加一点点“可忍”。他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张老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几十年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杂家张中行:最爱写书藏砚

  张老一生有两项嗜好,一是书法,一是藏砚。其书法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的作品一起展出。他谦说自己“学书不成”,并“归罪”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对砚,他有独到眼力,还辅之以手,,从石质、形制、款识而辨识出高下。

  生活上,张老一生清贫,85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唯一的嗜好是在晚上喝点二锅头。一次,一个晚辈给他送来一瓶“人头马”,张老看报纸上说“人头马”值一千八,想喝了吧,但一想到喝一两就相当于喝掉了一百八十块钱,实在下不了口;这竟然成了张老一件烦恼的事。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陈祥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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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5:17 | 只看该作者
张中行诗词答问 http://www.tysswz.com/Info_Show.asp?ArticleID=351

张中行,字促衡,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於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大学任教。和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一起,人称“未名四老”。在中国文化界被称为“布衣学者”。他一生著作颇丰,季羡林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并用“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来形容这位老友。张中行出身农家,一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不贪热闹,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从心底里把自己看成是“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下面,把他和采访者的问答节录转载,与大家共赏。
问:您当初是怎么写起诗词来的?
答:吃饱了,闲着没事。
问:上大学的时候写诗吗?
答:没写过,不敢动。谈何容易。后来念多了,熟悉了,瞎哼哼几句。
问:现在的生活怎么拿旧体诗表现?
答:什么体裁无所谓,主要看情感的表达。关键还是念多了。杜甫他们就是念多了,写起来就很自然了。
问:最喜欢古代谁的诗?
答:没什么高下。只允许挑一个人的话,就是李商隐。念古典的,没有不喜欢陶诗的。从时代上说,《古诗十九首》当然很好,后来的人都写不出那味来。
问:现代的青年人还有读诗的必要吗?
答:当然有。古诗的味,用后来的话写,怎么都赶不上那个韵味,语言又精练。买瓜好吃,还是买桃好吃,没什么分别。诗词就是写自己的感情。
问:现代人写诗词有什么用处?
答:现代人有什么感情想发挥,用这个形式表达。
问:您觉得写诗词好玩吗?您是否把他当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答:念古典的念多了,就想模仿,有什么严肃不严肃的。
问:您有过含着泪写诗的经历吗?
答:含泪,是写生活的阴面。你爱过人家,人家不爱你,就含泪了。
问:您这本书是金针度人。
答:连银针也没有。
问:书里都写什么?教人写诗?看了这个就会写诗了?
答:没那么容易。
问:那看这个书有什么用?
答:看这个书,用处就是耗费点。
问:现在人花钱都要有收获,有回报。人家买你这书要得到什么?
答:念多了,给情人写一首,情人很高兴,就是最大的获得。
问:情人一看,看不懂,还得再买本您这书。一看您这书就能看懂古诗吗?就能瞎诌几句?
答:比不看好一点。就现在说,用古体写,比白话好像好一点。
问:您过去说过,现在的白话诗您不会写,还不如写古体的容易呢。
答:那是啊,这个念多了,有一个规矩,有格式。写白话比较难,只能写一个“我爱你”。
问:如果我想学古体诗,要求也不高,看什么书合适?
答:那也没有别的,两个字,多读。
问:您这样的谈写古体诗词的书,有喜欢的吗?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答:那是专一体的。
问:还有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
答;这些小书,有点用,用处不大。
问: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
答:他那是应付大学生的。
问:那您这是应付谁的?
答:应付一般读者。只要喜欢的,就能看。凡是写文章都是念熟了,随便哼哼。
问:对现在那些为数不少的喜欢古诗词的年轻人,还想说点什么?
答:愿意写古体诗,也没什么别的好办法,多念点。

(转引自《好书》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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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6:55 | 只看该作者
从学问杂家到学术大家——晚辈学人眼中的张中行先生

王岳川







北大未名湖后湖的朗润园有四位世纪老人,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和张中行。四位老人我都有幸多次专门拜访过。今天,张中行老人也走了,四位老人中只有季羡林老先生住在医院。我重新走进冰天雪地的朗润园,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季老当年评价张中行先生说的话想在耳畔:“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文如其名,名如其人”!



从被边缘化的杂学家到学术大家



张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化”中走出来,逐渐变成一个杂学家,最后变成一个学术大家的过程。第一次被边缘化是在“五四”时期,也可以说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先生的文化形象颇为不佳,他曾成为了余永泽的“原型”。读过杨沫《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泽成了当时保守、僵化、守旧的代表,与当时激进的北大思潮格格不入。当小说拍成电影后传播进了千家万户,可以说那时候他成为了一个反面的形象。但张中行作为一个学者,与当年作家杨沫的分手,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在“信与疑”不同理念中的分手。分手后,张中行没有了情爱的羁绊,也不参于是非的争辨。因此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被不少人认为是电影中余永泽形象的原形,但张先生却没有正面为自己辩护,他相信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他是要做事业而不是要做是非,他要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经过长期努力和灵魂磨难,他的学术形象逐渐从反面性走向正面,并且以自己的诸多著作成为学界的学术杂家。

张老这辈子出了10多本书,他早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最早出版的书大抵是文言文翻译方面的。我记得那还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为学习古汉语需要了解文言文方面的翻译技巧,我读了一些文言文翻译对照本,我发现张先生的翻译最为生动、清晰、准确,而文字又往往出人意表,传达车古文的精神神韵。但是先生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古汉语家,不满足于精通了虚词实词然后把古文章流畅地翻译出来,而是从国学中的“辞章之学”走入“义理之学”。

大抵上说,辞章之学、史传之学、义理之学,即文史哲加起来构成了国学的主体。张先生早期研究的偏向于辞章之学,但最后他从一个语文家、古典文学家进入更旷阔的思想领域而成为学术大家。看看他写的书就能理解这一过程:《文言文选读》(合编读本续编》(合编),著作《文言津逮》、《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与白话》,《诗词读写丛话》,这些大多属于语文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又写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顺生论》、《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等这些大都是哲学思想宗教方面的著作,其后还出过一些回忆录和散文集。这可谓广学博识,澄明古今,著作等身,巍然大家。



由细到处入手做学问的途径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在今天能够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已经很少。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国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国学习的就是很先进,坚守中国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这种太多的文化误读使得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实际上,当今西方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过分的强调竞争导致尖锐化的斗争,最终演化为层出不穷的战争。而张先生的《顺生论》讲禅和佛学,是希望世界的和平,使这个硝烟迭起的世界多一些东方的和谐和平精神。

现在一些学生动辄就喜欢大话,研究大而空的东西。而张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善于从语词句篇章的细处入手做学问。他从翻译文言文到书写自己的思想,其学问是由小及大,有具体而广博。张先生不仅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东方文化和中国思想的重建大业,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

回头想想,四位老人为什么被称为“未名四老”?季羡林老先生是东方学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学家,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张中行先生是中国古文献或者说古文学思想家。他们都坚持中国立场,东方身份,中国精神。今天,“未名四老”对中国学者最大的启发,就是要用中国身份和立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做贡献,这也是张老未完成的事业。中国的文化输出包括,文化信念的确立,文化形象的修复,文化经典的输出。谈到中国国粹,中行老人做了重要的事,他想说的是,古文中已相当多地承载了刚健清新的文化精神,中国的佛学禅学当然具有人类精神和世界意义,是“生生不已”的具有绵长的生命力。中国文化输出,首先需要学者们确立中国立场,进而提升中国眼光,保留自己刚健有为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使仍有生命力的东方文化成为人类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位老人,已经终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国学者需要重新创造的新文化。他们大多有留学背景,张老虽然没有真正留学但是他研读了很长时间的西学,他们在文化的比较中,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衰败淘汰的文化,而是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刷,成为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不能苛求他们的是,由于历史的灾难和炼狱使他们在生命的黄金时代中断了研究达十年之久,他们没办法将自己的重要著作译成英文,或者拍出美仑美奂的文化片,去培养成千上万的西方学生,形成东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这些工作需要后人去完成,而老人们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将使新一代学者继续前行。

张老非常珍惜光阴,他的文集近10卷,一位长期被“边缘化”的学者,能有如此多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无边界,由于受现代学科分类的影响,不少学者从事教学开始到退休就研究那么一点东西,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象张老和季老都是跨多领域的大家。季老研究的领域包括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吐火罗文、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而张老也在古文字、古代汉语、古文翻译学、中国文学、书法艺术、佛学、禅学、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拓展,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而终成大家。今天我辈学者,应该象这些世纪老人,努力打通文史哲考古的研究领域,尽可能打通中西,否则只守着自己狭小的领域只能成为专门家。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品格



《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大抵张中行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在“未名四老“当中,张先生走路最轻最迟缓,语言也最少。也许因为,第一他没有“洋”博士学位,第二他没有“土”博士学位,他只是跟随导师胡适之先生做些保存国故的工作。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北大的教授,而张先生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在中国文人的光谱上,编辑和教授是有些差异的。一般认为,编辑编审主要看别人的稿子,替别人修饰语言,出版发行是其日常工作;而教授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内在生命语言去思考天下大事,去创造新的理论和思想框架,大致属于创造型和研究型。但是在编辑中的大学问家实不少见,如张中行先生、周振甫先生等皆为大家。

张老和季羡林老人很要好,他们的性格也很相似,木讷而忠厚,不善言谈,但谈起学问来却一针见血,用一句话就能把事情的本质揭示出来。中行老人和季羡林老人差不多,穿着极为朴素,在他的衣服上有时候能看见饭渍或者是茶叶的痕迹。张先生非常节省,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书,虽然他自己就在出版社,但见到好书时买书却是不遗余力。张先生眼睛不大,不像朱光潜先生那样炯炯有神,也不象三松堂冯友兰先生的美髯飘动,也不类似季羡林老人自比荷花——季荷的高洁,中行老人则更像未名湖畔一朵静静盛开飘着淡香的槐花。

20世纪末,张先生以近90岁的高龄为学生们讲“孑民论坛”讲座,声音细小但是思路分外清晰,宽厚仁慈地评介历史而人格魅力四射。70年前的老北大的故事能讲的大约已经没几位了,张先生本人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活传记活字典。风烛残年的他来的教室给莘莘学子讲“过去的故事”,而不去谈他的《顺生论》,不去谈古文翻译,而讲北大老学者的学问人品,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襟抱,几代知识分子做学问的独特方法和一生所悟之道。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在烛已见跋时,把自己一生精神财富和中国学问的道统学统在绵长的话语中传给后辈。

前些年,我每次到朗润园,季羡林先生都对我说:“张先生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从前几乎每天我都能在未名湖和他见上一面,有的时候停下来聊几句,有的时候打个手势,有的时候四目相对,互相看看点点头,有些时候遇到大的问题,两人站着或者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可以谈上一两个小时,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未名四老”关系十分亲近,张中行老人搬家了,季羡林老人很忧伤地说,邓广铭先生走了,张中行先生搬了,我很伤心。由此可见他对张中行先生的眷念之深评价之高。如今,仍在301医院治病的季羡林先生,知道了老友已经辞世,当不知有多么悲凉伤怀。

张中行先生走了,定格在我心目中的是,每次辞别先生而他目送我走远时的那慈祥而苍凉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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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7:56 | 只看该作者
黄伟林 :
亦史亦诗 亦哲亦痴 ——张中行记人散文论
http://www.zqao.com/guanlitizhi/200807/29-289597.shtml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张中行记人散文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都颇有研究,其记人散文记“可传之人”,既述成就,亦张性格,既写品貌,亦寓深情,无论内涵还是技巧,都有可供圈点玩味之处,具有沉潜的史传品格和深婉的诗意蕴涵,表现出厚实的文化功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将在中国20世纪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   
关键词 记人散文 史传品格 诗意蕴涵   
作者简介 黄伟林1963年12月生,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张中行自1984年春天开始写“负暄体”散文,(注1)写的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注2)周汝昌说《负暄琐话》“主要内容是记人”,(注3)启功认为《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写人具有“勾魂摄魄之功”,(注4)徐秀珊索性称张中行为“写人物的高手”。(注5)种种评价,都说的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本文拟从具体作品出发,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深入的分析。   
迄今为止,张中行写“可传之人”的记人散文大多收在《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四部集子中,不确切统计大约100篇左右。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颇有研究,(注6)他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诗”和“史”两个字,很有分量,简洁地凸现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品格和技巧。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从史与诗两个方面展开。      
一史传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可传之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皆知的文化名人,一类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记人散文,必须达到一个目的,即通过对人物所作所为的叙写,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揭示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类”的差异,决定了张中行在叙写这两种不同类型之人时“史”的不同侧重。   
写文化名人,必然要涉及所写人物的文化成就。文化成就多属于客观史实,可用辞典或教科书的列举法来记叙。张中行并不回避这种方式,这体现了他对“史”的重视。当然,在列举时,张中行尽量追求语言的畅达明晰,语感的亲切随和,避免了列举的单调枯燥。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体现张中行品评人物的过人之处。实际上,张中行自己就是一个功力深厚的文化名人,由他来写文化名人,属于行家品题,内行说内行,其最大特色应该是独到的识见。这种独到的识见,在张中行这类记写文化名人的散文中俯拾即是。   
《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一文,张中行首先表明自己对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为人“五体投地”,对陈寅恪的著作无比重视,接着引出陈寅恪的重要著述。行文简洁自然,决不给人拖沓之感。再接着谈读陈寅恪著作的感受,一是人皆有的共同感受:博闻强记,材料多而思路细,常能见人之所未见;二是自己独有的个人感受:不只是开眼界,增知识,而且是领悟治学方法。寥寥数十字,既有客观评价,又有个人体会,既不失于主观,又决非人云亦云,显然,学养不深不能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以个人的体会品评所记人物的文化成就,尤能体现作者的识见之力。张中行写《刘半农》,有两段话是对刘半农文化成就的精妙概括。其一,“半农先生的学术研究是语音学,最出名的著作是《四声实验录》。这部书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不同声调的所以然,使南朝沈约以来的所有模棱解释一扫而空。”这段话属于共同评价,张中行写得明晰而有气势。其二,张中行自己听刘半农讲课的感受:“对于声音的美恶和作用,其他讲文学批评的教授是只说如此如彼的当然,如五微韵使人感到惆怅之类;半农先生则是用科学数字,讲明某声音的性质的所以然。这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这番评价属于个人感受,精微独到,更为传神。   简而言之,张中行品评文化名人的文化成就,不限于陈述共同评价,尤注重阐发个人感受。这种写法往往能发人之所未见,体现作者本人的学问修养,以个人语感取代那种“代神立言”的权威口气,文章因此而平易近人,平添个性魅力。   
文化成就固然是文化名人主要价值所在,但是,就记人散文而言,或更应该注重所记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化名人大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更常常与众不同,多具有一种特殊性格——怪。   
章太炎怪,不仅有一种怪,而且有多种怪。张中行写:“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举例说,章太炎“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个自我评价“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辜鸿铭怪,是“有名的怪人”,“十足的怪物”。怎样怪?张中行分文章之怪、性格之怪、思想之怪几个层面来说明。文章之怪在“有意避俗,求古求奇”,性格之怪的突出表现是“喜欢骂人,表现为狂”,思想之怪有尊君、维护专制,为纳妾辩护,“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之类。种种怪异,张中行娓娓道来,栩栩如生。   
其他如张守义的怪,“是个怪人,不吃饭,专靠喝啤酒活着。”熊十力的怪,“是怪人”、“确是有点怪”,“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刘叔雅的怪,被认为“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被“视为疯子”,如同“三国的祢衡”。还有邓念观的怪,“奇特”、“太懒、太怪”,有女儿却在寺里寄食,“不近人情”,等等。   
显而易见,张中行对人之怪情有独钟。他的《负暄琐话》把章太炎列在第一位,《负暄续话》把辜鸿铭列在第一位。如此顺序,固然因为章、辜二人名声之大、学问之大,但恐怕也因为章、辜二人性格之怪。如《章太炎》一文,张中行开门见山,“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辜鸿铭》一文指出辜鸿铭是“有名的怪人”之后,赶紧强调,“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这些表白,说明张中行对人物的怪颇具慧眼、兴趣盎然。   
文化成就代表了文化名人正的一面,庄重的一面,而性格之怪代表了文化名人“邪”的一面,谐趣的一面。由此可见,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亦正亦邪,亦庄亦谐,既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又是特立独行的性情中人。   
对文化名人成就及个人性格的客观评价和精妙观察,必然牵涉到作者的评价立场。张中行写文化名人,追求的是理解、公正以及个人化的立场。   
就理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分析辜鸿铭的怪,开头:“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结尾:“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样理解辜鸿铭,自然就超越了表面的怪,而进入了心灵的层面以及社会人生的层面。   
就公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有褒有贬,有扬有抑,但绝不闪烁其辞,不偏不倚,而力求实事求是,旗帜鲜明。   个人化立场指张中行对文化名人的评价均出于自己的观点,既非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众,而以自己作为常人的姿态对文化名人作真诚的评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当张中行取个人立场,呈常人姿态,就可能把文化名人与自己作某些比较。比如他写钟叔河,认为自己只求独善其身,钟叔河却能兼济天下,从而对钟叔河产生“高山仰止之叹”。这里的比较已成为衬托,一种语出真诚的衬托,衬托出钟叔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梁漱溟》一文中,张中行认为:“他(指梁漱溟)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在《熊十力》和《废名》两篇文章中,张中行也描画了这种“坚于信而笃于行”,“最认真,最自信”的性格特点,进而把梁、熊、废三人归于理想主义类型的人物。这里的理想主义是与张中行本人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相对的。张中行表示对熊十力的结论“不能不怀疑”,对废名的坚信“不能同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觉得“近于可笑”。尽管如此,张中行也诚恳地表示钦佩熊十力的治学态度、成就,对废名的认真怀有敬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持可敬可怜的态度。这种比较,涉及世界观的底蕴,揭示了作者本人和所记人物的思想分歧,但这种分歧不是对异类的扼杀,也不是对名家的衬托,而是一种平行比较,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中显现文化名人独特的文化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另一类人物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而能进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其处世为人自然有独特之处。张中行笔下,这些“可传”的普通百姓为数不少,其为人处世的独特之处亦各有千秋。其中,张中行尤其关注的是这些人物的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   
最能体现德行之美的人物应该是凌大嫂。这是一个“活着完全是为别人,所以想不到自己的病苦”的人。她出嫁以后,伺候公婆、养育儿女、辛勤耕种、劳累一生。作者评论她的一生:“算生活之账,是只有劳累而没有休息,只有忍受而没有享受,由旁观者看,是只有苦而没有乐。可是凌大嫂则不以为意,或者说,朝朝夕夕,年年月月,总是很坦然。这是因为她有个未整理成为系统的甚至自己并不觉得的人生哲学,是: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这种人生哲学发挥到极致,是一种令人惊愕的至善至美。凌大嫂的婚姻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文中记载,当她去世之后,其丈夫凌公“还谈到她下世前的一些话,是有一次,她问凌公还记得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谁先说的话。凌公说记不清了。她说是她先说的,因为她听说,谁先说话谁先死。”写到这里,作者以自己的感想结尾:“我听了不禁愕然,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坚守传统的礼,刚一面就准备为人舍生。她真就先死了,留下什么呢?只有罕见的德,也只能存于少数人的记忆里。少数,能够记住过往的也好;至于未来,再找这样的人恐怕就太难了。”在这种至善至美面前,除了惊愕、除了感叹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汪大娘》中的汪大娘是张中行故居主人李家的用人,文章塑造了一个勤勉、朴实、正直、善良的劳动妇女形象。文革期间,一些对李家居心不良的人数次去找汪大娘,问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你伺候他们,总吃了不少苦吧?”汪大娘却回答:“一点不苦。我们老爷太太待我很好。他们都是好人。连孩子们也不坏,他们不敢到厨房淘气。”汪大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却在人心堕落的时代,显示了她金子般的灵魂。   
《王门汲碎》中的李太太不仅善良、兼爱,有“普度众生”的情怀,而且坚执、有勇气。在人人低头的文革时代,李太太以非凡的勇气维护了她父亲王铁珊的形象,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操守。   
文化名人的性格之怪往往为文化名人增加一种锦上添花的娱人魅力,普通百姓的怪异性格却多半隐藏了难以索解的人世沧桑。《怪物老爷》中的怪物老爷堪称张中行笔下普通百姓中的第一奇人,他“懒怠又无进取心”,幸亏祖上余荫,能过上“饭来张口”的生活。他的人生哲学与世俗观念截然相反:“只管今天,不问明天;只管自己,不问子孙。”追求的只是“吃得好,睡得足。”漫长的一生,他除了吃就是睡,不事生产,依靠卖田卖房过生活。他这副人生姿态,引起作者的深思,疑心“他的思想深处,总当藏有比《红楼梦》中《好了歌》更为深沉的东西”,猜想“他名虽然是怪物,实质也许竟是胆大的叛逆。逆什么?是逆天命。常人,绝大多数是立德、立功、立言,总之都是一切顺着;他呢,除了甘其食以外,是一切都拒而不受。”看来,普通百姓的人生,同样可能蕴藏着深邃的、复杂的人生奥秘。   
《家乡三李》中的乞丐醉李,住他乡祠堂,终日喝酒,无时不在醉中。数年后乡人意外得知醉李竟出身豪阔之家。醉李家人们专门用一辆双套轿车接醉李还家,醉李竟然谢绝,仍住在祠堂,仍终日喝酒。这等人物,反常人生活之道,怪异至极,究其根由,谁能参出?连作者也只能描摹其形状,对其中就里,也只能缄口不语。   
《银闸人物》中憨气十足的老邓,自以为生活在杂剧世界中的东房女客人,《刘舅爷》中永远没有笑容的刘舅爷,《张寿曾》中含而不露、装疯卖傻而躲过历次运动迫害的张寿曾,诸如此类的性格怪异的人物,常能在张中行的笔端纸上出现。怪异性格不仅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更能唤起读者对人生沧桑的复杂感喟。   
如上所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记的是“可传之人”。一个“传”字,已显露张中行记人散文“史”的精神。这“可传之人”又可分为两类: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张中行在记写这些人物时,笔墨主要集中于人物的文化成就、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文化成就、德行之美不失为“正”,可谓“正史”;怪异性格失之为“野”,堪称“野史”。如此看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作为史,似乎正野参半,比例中和。其实不然。正史执主流立场,借权威口吻,需官方钦定。张中行记写“可传之人”,取“篱下谈天”方式,(注7)这是方式之野;关注怪异性格,这是视角之野;坚执个人立场,这是态度之野。因此“三野”,足可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为“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汝昌所谓《负暄琐话》为“笔记野史闲书”,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周汝昌又说“野史亲切得多,有味得多。”(注8)而作为“野史”,张中行的记人散文的亲切有味,自是开卷可知。      
二诗意蕴涵      
张中行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的”,周汝昌称此话“中有深意,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这里的诗,恐怕更多指的是“文化内涵”,“文化之至美”,指的是“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注9)本文不打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诗”的概念,而把诗理解为一种融感兴情怀和形式技巧于一体的艺术内涵。   
在形式技巧方面,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充分显示了他写人的高妙技巧。这种技巧具体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善写外貌、善抓细节、善烘托个性、善归纳品格。   
好的外貌描写必须具有形象性、生动性、特征性和表现性。形象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造成画面感觉,唤起读者的视觉想象力;生动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生气,有动感,蕴含内在生命力;特征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个性,要展示与众不同让读者一眼就能捕捉得到的外貌特征;表现性指的是能通过外貌描写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揭示出来。简单地说,善写外貌指的是能用最简洁的笔墨勾画出最能表现人物个性心理的外貌特征。   
说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善写外貌绝非夸张。《两个美学家》写宗白华:“大路上有个衰朽老人,中等身材,略丰满,黑面白发,穿得很旧,有时很破,腋下夹着一根手杖而永远不用,走路有特点,是鞋底不离地,发出连续的擦擦声,面目和善,总是带着笑容,看对面走来的人。”这段外貌描写,有声有色,有静有动,面容、身材、姿势、动作,方方面面描画都很细致,形象性和生动性已在其中,而腋下夹着的手杖以及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则把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栩栩如生。《赵丽雅》写赵丽雅:“衣是我眼见的,不只陈旧,且不合身,以鞋为最,像是总比脚长半寸。脂粉、唇膏之类当然更没有。总之,是名为青年妇女,外表却像个蜷伏街头的流浪汉。”寥寥数语,不修边幅、事业进取、略带男子豪放气的女文人形象立刻跃然纸上。还有《胡博士》中的胡适:“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拿这段外貌描写与《温源宁》中的温源宁对照,“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真可谓相映成趣。胡适和温源宁两人都是英美留学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张中行各用数十字,一长袍,一西服,一年轻,一成熟,一学士头,一古典味,极见神韵,各呈风采,两个文化名人风格趣味的差异,个性气质的不同昭然若揭。启功说:“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这番话用在张中行的外貌描写上,实不为过。      善抓细节指的是善于抓住最有特征性和表现力的细节并能以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一细节表现出来。这里所谓特征性是指细节的独特,表现力是指细节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心理。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在善抓细节这一点上是相当突出的。他写熊十力和废名的坚信和固执,专门写了一段两人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这段对话往雅处说与庄子惠施“子非鱼”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往俗处说则应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或俗或雅,而熊十力和废名坚信固执的思想性格已活灵活现。他写邓念观的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专门描画了一个场面:“拈花寺的小屋,残破,每降雨必漏。有一次,我去看他,赶上下雨,屋里不断有滴水击盆声。我一阵阵觉得,像这样艰苦实在难忍受,可是看看他,却处之泰然。”一个场面,准确地表达出邓念观“万法皆空,定中有慧”的修养境界。张中行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有过一些私人往来,对周作人的思想性格较为了解。他曾引用别人的话称“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这个概括的确经得住玩味。张中行写周作人习惯“坐在书斋,喝清茶,与客人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上天下地,却几乎从不臧否(时下)人物。”这样境界,非大锻炼不能达到。周作人竟然达到,堪称圣人。但张中行紧接着写道:“我只听到过一次,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这意思对比着说,显得尖刻,也许就是偶尔不在意,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吧?”看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周作人的圣人气质既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后天修养,那么总免不了会露出马脚,毕竟修养也有瞌睡时。于是,一个细节,于周作人一团和气、冲淡平实的表面戮了一个窟窿,暴露出其“叛徒”、“流氓”的基因。这倒不是对周作人的有意刻薄,它只证明周作人是人而非神,是修养的圣人而非天生的圣人。细节描写能深刻到如此程度,实在不算多见。   
善烘托个性指的是善于以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性格心理。中国古代诗歌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写物常常就是写人。在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中,《季羡林》、《张守义》和《范老板》三篇都专门写到所记人物的家中陈设。醉翁之意不在酒,写家中陈设之意在写家中主人。   季羡林的家:“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有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张中行认为季羡林是一个朴厚的学者。显然,季羡林的家中陈设与“朴厚”、与“学者”都十分默契。   
张守义的家:“屋子很小,他很为难地表示请坐,因为不只没有坐处,是连立的锥地也没有。架子上、桌子上,不要说,都被乱书和杂物占满,就是仅有的一个沙发,两个椅子,上面也是堆满书籍杂物。”与季羡林的家中陈设相比,张守义的屋子里除了书还有许多杂物,书的“乱”和物的“杂”,准确生动地烘托出了一个“情痴”的艺术家形象。   
范用的家:“范老板的住处在朝阳门以南,一条南北街路东,一座花园式的小楼,推想是外国人建造的。楼两层,他住楼下,房间不少,面积很大。一进屋就吓了一跳,一间最大的,布满书架,由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古旧的不多,文学革命以后,文史哲方面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另几间,墙上挂着书画、照片,都雅而美,可说是艺术味十足。还有个柜,挂的都是罕见的酒瓶,也很美。”如果说季羡林和张守义的家中陈设显示出他们纯粹的文化人形象,那么,范用的家中陈设则表明范用已不囿于文化人的角色,“吓了一跳”的观感是很传神的,张中行本人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被“吓了一跳”,说明范用已超越了纯粹文化人的格局。或者说,季羡林和张守义性格中几乎纯粹是专家的成分,范用则于专家的成分之外,又添了“老板”的气度。   
三种不同的家中陈设,反映了三个主人不同的性格,表现了三种不同的趣味、境界和生存方式。在张中行笔下,季羡林、张守义、范用都是文化名人,都是有真情有真气的可交之士,即便如此,张中行仍然通过细致的观察细腻的描写,含蓄贴切地烘托出了这些可敬可爱者的同中之异。   
记人散文,除了形象传神的描写和生动有趣的叙述之外,也常常需要一些简洁准确的议论。这里的议论主要不是指对事件的议论,而是对人品的议论,所谓归纳品格,即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一个人的整个精神特征、个性气质、修养境界准确、生动、有力地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形象传神的描写和生动有趣的叙述都是铺垫,它们使整个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这时候,一个简洁准确的词汇不失时机地对所记人物作“画龙点睛”式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前面所有描写和叙述“水到渠成”的升华,同时,它又反过来照亮了前面所有的描写和叙述,使之从晦暗变为明朗,从暖昧变为明确,正是在这种描写、叙述和议论的有力配合中,人物形象赫然独立。   
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尤其善于归纳人物品格,比如朱自清的“清”,辜鸿铭的“怪”,梁漱溟的“迂阔”,叶圣陶的“有德”,季羡林的“朴厚”,钟叔河的“情热”,张守义的“情痴”,陈寅恪的“至性”,林宰平的“温和”,马幼渔的“以忠恕之道待人”,俞平伯的“其学可及,其才难及”,范用的“既有真情又有真气”,以及周作人的“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等等。这些品格归纳非凭空而来,皆有实可据。张中行总是耐心细致地举出一些事例来证明这些品格归纳的“实事求是”、“有理有据”。表面上看,这些概括性的词句貌似信手拈来、随意点染,得之全不费功夫;实际上,它们都经过张中行思想的过滤,语言的推敲,斟酌再三、玩味再三,因此,才能取得“一言既出,尽得精髓”的效果。的确,张中行记人散文对所记人物所下的断语,总是那么深刻、准确、贴切、明晰而有分量。   
写外貌、抓细节、烘托个性、归纳品格都是围绕所记人物服务的,属于张中行记人散文写人的技巧,偏重于形式特点。此外,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还有幽默、感念、哲思等偏重于感兴情怀的风格因素。可以说,正是形式技巧和感兴情怀的和谐相融构成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特殊的诗意蕴涵。   
幽默是张中行散文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张中行记人散文中的幽默主要表现为善于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幽默细节。   
张中行笔下的幽默细节往往与人物性格有关。这并不等于说张中行笔下的人物具有幽默性格。其实,张中行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文化名人抑或是普通百姓,性格中严肃庄重的成分远大于活泼诙谐的成分。这些人物之所以会使读者产生幽默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存姿态与生活环境的不协调。他们一本正经、我行我素地行事,毫无制造幽默的意识,可他们的行为却使旁观者发现了幽默。的确,张中行笔下的人物实在太有个性,与世俗反差太大,正是这种个人性格和世俗环境的反差造成了幽默。所以说,张中行笔下人物的幽默是一种与人生观相联系的幽默,是一种与生存方式相关的幽默。   
张中行写熊十力:“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这里的幽默显然来源于生存方式和世俗观念的大相径庭,幽默中有人生哲学的底蕴。      
《刘叔雅》一文的刘叔雅:“只有一次,他表现为明显的言行不一致。不知从哪里说起,他忽然激昂起来,起立,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举例中有有人坐车、有人拉车云云。同学听了都惊讶而感动,想到像这样一位神游六朝的人物忽然注意现世问题,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意味。说完,下课,有些同学由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旧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有人坐车’的人。”这段叙述,最后一句仿佛“包袱抖开”,前面所有的庄严和感动突然落空,所谓“蓦然回首是幽默”。这里表面似乎是在说刘叔雅的言行不一致,实际上写出了一种“忘我”的性格。一个深深沉溺于想象世界的人,在现实问题上破绽百出,自相矛盾,虽令人发笑,也易获宽容。   
《两位美学家》写宗白华买菜回家,“见他擦擦走回来,不知买了什么菜,大概是忘了带装的工具,急中生智,用伞代替,撑开,头向下,大面积小用,惹得不少路上人的笑。”对理念世界的专注和对现实世界的淡忘恰好形成令人忍俊不禁的对比。这里的幽默仍然与所记人物的生存方式、人生哲学有内在的联系。   
其他如《刘舅爷》、《邓念观》、《银闸人物》、《祖父张伦》、《汪大娘》、《怪物老爷》等文章中的主人公皆因个人性格与世俗规则的脱节或反差,造成了妙不可言的幽默效果。显而易见,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幽默决不是插科打诨的热闹开心,而是有所超脱看人生的智慧觉悟。幽默中有深沉的情感蕴藉以及隽永的理性反省。   
感念即感唱和怀念。张中行记“可传之人”,蕴“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吕冀平称张中行记人散文中蕴藉着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注10)叶稚珊也说张中行的文章总是浸漫着一种看似淡然却很浓烈的“感伤”。(注11)但我认为,信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顺生哲学的张中行易感而不易伤。(注12)对人生,他有诸多感喟;对人物,他有诸多怀念。无论感喟和怀念,都来自张中行的深情。吕冀平称这种深情为“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注13)徐秀珊认为这种深情是“对人生的珍视和品味”。(注14)确实,没有爱,没有珍视,不能有深情。启功称张中行是痴人,(注15)我理解为未能忘情的痴人。有情而爱,有爱而痴,因痴而写出一批集感唱和怀念于一体的感念之文,张中行记人散文的感念,渗透着他对生命的执著与珍惜。   
感念有时来自友情。《刘佛谛》一开头,“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感念有时来自深深的遗憾。《马幼渔》写马幼渔爱国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相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文章结尾,“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谁读到这里,不会被张中行渲染的感念之情深深打动呢?   
其他如对叶圣陶待人以德的感激之情,对俞平伯难尽其才的遗憾之情,对赵荫堂命运不佳的悲悯之情,等等,可以说张中行的记人散文无一篇不有情。情构成了张中行感动读者的文章底色。启功说张中行作文“每在无意之中自然透出热度”,(注16)这热度,该是感情的热度,即情热。张中行写钟叔河专门提到“情热”。钟叔河的“情热”发挥到极致,令张中行有高山仰止之叹;张中行的“情热”物化为感念,则令读者唏嘘再三,嗟叹不已。   
启功说张中行既是哲人,又是痴人。(注17)我理解启功的意思是张中行既有执著的深情,又有通达的哲思。实际上,深情和哲思在张中行记人散文中常常是彼此衔接甚至融为一体的。有时候,深情感念往前进一步就成为通达哲思;有时候,通达哲思与深情感念难分彼此。也就是说,这里的哲思并不仅指深刻的思想,而是指一种融人生思考于其中的情感体认,一种从情感出发由情感构成的人生体验。   
《老温德》中的老温德以高龄辞世,他的身世之谜引起作者的许多遐想,当作者从老温德的故居经过时,“总要向里望望。先是花圃零落了;继而西房像是无人住了;至多四五年吧,西房和北房都拆掉,小院成为一片废墟。人世就是这样易变,从小院门外过的年轻人不少,还有谁记得在里面住几十年的这位孤独的人吗?真是逝者如斯夫!”睹物思人,由一个人的命运联想到人世沧桑,发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感唱,这究意是情还是理?恐怕应算是情理相融了。   
《故园人影》中的长海舅舅是一位精神上被冷落物质上想吃一顿饱饭也做不到的孤苦老人。“我有时想到他,那落魄无告的样子仍然清晰,心里就不能释然……,不能不慨叹,人生,长也罢,短也罢,幸也罢,不幸也罢,总的说,终归太难了。”这里的慨叹显然超越了感念的层次,上升为一种复杂难言的人生体验。在这里,浓郁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是难舍难分的。   其他如《魏善忱》关于“知人之难”的慨叹,《赵荫堂》关于“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的联想,《祖父张伦》关于“兴家梦想之破灭”的思考,如此种种,都是被充分感性化了的哲思。它们表明张中行不仅具有对人生执著珍视的“痴人”的一面,同样有对人生咀嚼品味的“哲人”的一面。于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不仅能唤起读者情感的激荡,而且能引发读者理智的沉思。   
以上,我们分史传品格和诗意蕴涵两个方面探讨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特点。在史传品格方面,我们对张中行笔下不同类型的人物及张中行对这些人物的独特把握方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诗意蕴涵方面,我们对张中行写人的技巧和为文的风韵作了比较细致的阐释。显而易见,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功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必将在中国20世纪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这里,我们不妨模仿张中行擅长的品格归纳方式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作一个品格归纳,那就是:亦史亦诗,亦哲亦痴。      
(注1)张中行称自己的散文是“坐在向阳的篱下”谈旧事。迄今,张中行最流行的散文集是《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其中近200篇散文具有明显的文体特征,我称之为“负暄体”。   
(注2)(注7) 《负暄琐话•小引》  
 (注3)(注8)(注9) 《负暄琐话•〈负暄琐话〉骥尾篇》   
(注4)(注15)(注16)(注17) 《负暄续话•读〈负暄续话〉(代序)》   
(注5)(注14) 《月旦集•编后记》   
(注6)张中行是语文专家,出版有《作文杂谈》和《诗词读写丛话》等有影响的专著。   (注10)(注13) 《负暄琐话•序》   
(注11) 《张先生》,载《中国作家》1996年第2期。   
(注12)张中行著有人生哲学专著《顺生论》,系统阐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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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09:13 | 只看该作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洁
转自:http://www.chinaqw.com/news/2006/0313/68/20124.shtml

2006年2月24日上午的阳光稀薄而浑浊,我在风中接到电话:行公溘然长逝了。

  并不吃惊,还是觉得突然。赫然想起那萎了一地的百合花。

  一直没有跟人说起过。去年春节前一周,我去305医院采访张先生,在胡同口买了束香水百合,十枝。店主说,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因为与美编约的时间快到了,我慌慌张张地横过马路,闯了红灯,结果一辆灰白的私家车嘎的一长声刹车,还是和我撞上了。没有伤,但花已尽在轮下,揉碎红颜。

  我后来两手空空、很不成礼节地拜望了行公,他一直懒怠说话,但还是勉力给我题了字。我应该是行公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他给我题的字,或许也是他平生写的最后几个字。而我居然两手空空。

  那时行公已经住院一段时间了,身体并没什么毛病。前不久的1月7日,他刚过了97周岁生日,虽然没怎么说话,但还下了地两个来小时,高高兴兴的。他就是“很怪地”不愿吃东西。我亲见看护人员耐心地哄他:“喝点水,就一点,好不好?”他固执的摇头,看护人员干脆把杯子端到他嘴边,他紧紧地抿着嘴、咬着牙、摆动头部、再用手推开。他的身体也在拒绝外物,营养液通过静脉输入,却不吸收,手腕上鼓了好大一个包,换只手再打吊针,还是一样。

  我当时就想到禅林里的很多高僧,俱是预知了自己的大限,屏退左右,绝食枯坐,独自面对终点。我自来就是怕死鬼,那一刻,心里却于凄婉中升起肃然庄重。

  过完年,张文在电话里说,全家在医院过了年,挺好的,已经给行公作了皮下静脉埋管,再不至于出现打不进针导致营养严重不良的情况了,人也比我看见的那时胖了一点,润泽多了。我不禁为张老高兴,也暗骂自己的胡思乱想,以张老的恬淡性情,便是茶寿也不为过。

  哪里知道,天地到底不仁,先生终究仙逝。305医院内三科的陈士良主任和王小冬副主任介绍说,行公前几天受凉了,肺部感染,24日凌晨突然恶化,看护和护工通知了家人。医院抢救到凌晨2点40,到底回天无术。行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意识清醒,而且安详平和,只是一贯地默然。也许对先生来说,沉浮恩怨都随风,不留片语在人间。

  行公简易的灵堂当天就在他家搭起来,不断有人前往悼念。送去的花圈中,有部分是以红色系为主花的。据说这是有讲究的,上了七十,花圈里才能配红色花。

  行公一生,概而言之:读书、买书、编书、写书而已。书以人立,人以书名。纪念行公,自然也离不开书:书里的人生,书外的世界。

  书里人生

  行公编书:

  1951年,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有编教材的任务,需要人手,经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校长陈哲文的介绍,张中行调到出版总署担任编辑工作,他就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编书生涯。在散文创作出名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语文教材和文史读物的编写工作,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合编《古代散文选》(三册)、《文学读本续编》等,因为历史的原因,多数都没有公开署名。

  行公初到出版社的任务是编高中语文教材。他语文功底深厚,加之工作认真,他编辑的书质量都很高。当时叶圣陶具体分管教材编辑,他通文史,又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凡是语文、历史方面的书稿,都要亲自细心审读,发现不妥的地方就亲自动笔改。而凡是经行公之手编订的教材,他基本上都没有改动。

  因为长期工作的原因,行公始终关注语文教育问题。他认为学语言的秘诀只有一个字:熟,不断重复,熟就能生巧。他曾告诫教材编者和教师,不要对教材抱太大的奢望。最好是只把课本当作范例,不要让学生以为学习课本上那一点就够了。而且,在语文学习中,语法等语文知识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靠熟练而不是靠知识。

  但是强调多读多写,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要实行起来有困难,一是读物供应不足,二是师资问题,三是学制需要大变。相对于教材而言,行公更注重语文教育的师资问题,他曾表示,教师高明,教材再差甚至没有教材也能把语文教好。

  行公对于编辑教材有相当的使命感,他曾说,编教材是一件苦差事,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他在选择可以当作范文编入教材的文章时是非常精心的,也比较开放,他认为课本应该好坏文章都选,好文章告诉学生为什么好,以期“取法乎上”;多病的文章“作用相反,教学生如何避忌”,另外,他还很推崇古文和古典诗词的阅读学习。

  本着将上课由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的教育理想,行公曾编写过很多课外读物,以弥补“读物供应不足”的问题。比如80年代早期的《文言文选读》。三册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按照历史顺序,排定180个题目,三百篇文章。行公在选文时力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性强,不仅注解详细,而且重点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学生在读了这三本书后,还能够有兴趣找别的相关图书进行更广泛的阅读。行公为了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的爱好,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行公对语文教育、教材编写的众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想法并不能付诸现实。如1962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了《古代散文选》中册,其中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在送呈某部审查时,部长却说要选《正气歌》。他只想到了政治第一,而没有想到《正气歌》根本就不能算散文,可是当时竟然没有人敢去提醒。于是,“散文选”中却收了一首五言古诗。

  1998年前后,社会上兴起了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而其中语文教材编写的改革是争论的焦点。行公对此一直比较关注,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参加了1999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召开的“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研讨会”。

  行公为人谦和,和共事们相处颇为融洽。比如他与同事蔡超尘合作得很好,工作中没有什么争执,每每一本书很快就编完了,顺利通过审查。张厚感是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与行公共事多年,在《诗词读写丛话·前言》中,他写到行公“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

  也许是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行公写书:

  行公说到自己写书撰文时,总是很轻快,声称“趁着阎王爷下海经商,忘了我这老头子的功夫,忙里偷闲再写点东西”。其实他写作极其严肃,坚持“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用张厚感的话说:“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日本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代表、特任教授靳飞曾在行公生前为其撰拟挽联“知堂法脉同宿命,杨子歧途叹顺生”,并于行公病榻前诵读,行公亦不以为忤。正是有了这样恬淡的心态,行公笔下才能龙走蛇游,文思泉涌。

  行公文革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

  行公的文章有五四遗风,启功对《流年碎影》评价甚高,说是行公的自传,而且是“写思想的自传”,“一般的自传都是写事,张先生的自传却是写思想。”张厚感曾感慨行公“动手晚了”并表示惋惜和遗憾。行公听了沉默片刻,轻轻地说一句:“那时能写吗?”

  相比而言,行公对自己著作的“经济效益”却一点都不关注。2005年的10月,有编辑告诉他《诗词读写丛话》销售情况很好,马上就要重印了。行公却顽皮地眨眨眼说:“我的书还有人读?没让你们赔钱吗?”被人问到他的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幽默道,他的书最大的用处,就是让读书人多耗费一点钱。

  除了散文,行公还喜欢作古诗词,有代表作《说梦草》为证。他称自己当初是“吃饱了,闲着没事”才写起诗词来。学着诌几句古诗词是很苦的,但如果能得到甜的回报就不苦了。佳人高兴了,付出的努力就值了。哼哼几句古典的诗词,骗现在的佳人,也能骗上。写情诗来几句古诗词,比翻来覆去“我爱你”这样的大白话要好些吧?

  行公的女儿曾说,写作是父亲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需要。直到一个月前,他还曾与看护聊天,说,等自己病好了,还要再写点文章,稿费给老妻治病(行公的妻子2003年去世,家人怕他受刺激,一直瞒着他。)看护问他写什么,他说,还是写散文吧,散文读者爱看。他对于人生的祈愿,除了男女之情,恐怕也只是继续写文章而已了。

  书外人间

  编行公的书:

  行公最重要的两本书:《顺生论》(用力最多),《流年碎影》(最完整的“自传”),都是白烨责编的。白烨与行公有十多年的忘年之交。说起来,白烨第一次编行公的书还是“无心插柳”之举。90年代初,白烨供职于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中国社科出版社,而行公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审,每周去沙滩北街上两天班。正好是白烨每天骑车上下班的必经之地。遇到行公上班的日子,白烨总早点下班去他那里小坐。

  白烨回忆说,大概是1992年冬天,一次聊天时行公说起他有本写了几十年的书叫《顺生论》,最近被出版社退稿了,原因是“没有引征马列主义的言论”。白烨好奇地要求看看,结果一看就难以释手了。《顺生论》很快作为1993年的重点书推出,在读书界广获好评,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和“现代版《论语》”,初印的一万册很快告罄,又连印了好几版,风靡一时。行公很高兴地在赠白烨的《顺生论》上题签:“无其鼎力此作难面世也。”

  此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愉快而有意义的合作,白烨先后策划出版了《流年碎影》、《散简集存》和《张中行作品集》(计划8卷,已出6卷)。白烨说,他最敬佩行公的就是他清醒不糊涂、敢于说真话的耿直风范。

  行公于2005年与中华书局签订的再版《诗词读写丛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的合同,是先生生前最后签约的出版合同。樊玉兰是这三本书的责编。她说,24日得知行公谢世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在忙碌,到出版部查看当天就要发印的《禅外说禅》、《顺生论》两书的正文片子,去美编室商量两书封面的最后改动和用纸,和市场部、发行部讨论行公著作的整体营销方案……这两本书,再过几天就可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躺在读者面前了。而她的内心,却一直无法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少许平静。

  就在行公去世前三天,即2月21日,樊玉兰还见了他最后一面,她去医院送还用于新版《禅外说禅》和《顺生论》的照片,当时行公已经患了肺炎,正在输液,明显瘦下去,喉咙里发出艰难呼吸的嘶哑声。樊玉兰印象中的行公,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平和的文化老人,一个认真坦诚的谦谦君子,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气的老人。他很有老式文人的讲究,比如有客人来,他必不肯拄四角拐杖,而一定要独立迎接。即使是在医院床上的时候,也要催促家人将他扶起身来,穿好外衣,坐在沙发上跟客人说话。

  樊玉兰真诚地希望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读读行公的文字。她说:“大家都说张先生是文化老人。文化老人是什么样的?对先生最好的了解,不是来自媒体的介绍和家属的描述,而是对先生文字的阅读。先生的语言平淡而有意味,《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等古典文学知识读物在爱读书的人中间流传,而《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讲述人生哲理的书,最适合我们在心浮气躁的时候读一读,让我们重新想想生活的目的。”

  写行公的书:

  行公一生最大的成在其思想成果、国学修养和散文创作,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杨沫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对此两人都有过回忆文字,老鬼前一段出版的《母亲杨沫》里也有相当详尽和客观的描写。

  1931年,20出头的北大学生张中行与17岁逃婚在外的杨沫相识。当时的张中行已经在家庭的安排下与一个相貌平平、裹脚不识字的沈姓旧式女子结婚5年。杨沫在张中行的帮助下前往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不久回到北京,两人开始同居,这是两人都弥足珍贵的炙热初恋。杨沫很快怀孕,她感觉到张中行对她的冷漠,搬出去独居,并独自在小汤山生下一个男孩萍,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时死于白喉病。对杨沫来说,这是她终生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她到了晚年还曾把自己比作《复活》里的玛丝洛娃。张中行却曾对他和杨沫的女儿徐然解释说,“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负心,冷淡了她……”

  后来张中行和杨沫又一起生活了5年,其间杨沫与革命青年马建民相爱,同时受妹妹白杨影响,于1936年离开张中行,当时她已经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徐然(马建民和杨沫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生育了一个男孩马波——老鬼。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张中行随即与传统型女子李芝銮结婚,两人厮守了半个多世纪,并生育4个女儿。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不过是小说”制止;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为此杨沫很感动;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名誉权纠纷案”,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1994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感觉严重受伤。以至于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他现在两者皆无。

  老鬼是从记者的电话里听说行公逝世的消息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可惜啊,他是个好人。”其实老鬼并没有跟行公打过交道,从来没有。惟一的一次间接交接,是他去年写《母亲杨沫》,想用一张行公的照片,通过出版社的一个熟人转告行公的女儿,再转告到本人,回答是不同意。“所以我的书里没有他的一张照片。”老鬼坦言他对行公的逝世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彼此很陌生,但他对行公没有任何恶感,很中立的。他说:“印象中我妈妈指责他很多,而他很少说我妈什么。”“解放后他们的每次见面都以吵架告终,没有一次例外。就连那次他文革外调时说妈妈革命,妈妈事后知道了,很感动,给他写了信,还送了照片。回头见了一面,最后还是吵。”如果先走一步的是行公,杨沫可能也不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遗憾的是记者没有采访到徐然。老鬼介绍说,爸爸(马建民)对姐姐(徐然)一直很好,她在河北老家一直长到8岁才被接回北京。直到文革中大家互相挖互相咬,才揭露出她的身世。40多岁才知情的姐姐大哭了一场。1978年,她第一次给生身父亲写信,很快收到了回信。后来,妈妈和李叔叔结婚,徐然与李叔叔性格不和,此后十来年,她一直没怎么跟我们来往,包括妈妈捐献版权的仪式、90周年诞辰活动等,她都没参加。其实爸爸死后,姐姐挺想找她亲生父亲的,挺愿意跟他交往,他们父女俩一起吃过饭、说过话,可他对她很冷淡,不怎么理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3年,他也从来没见过她的孩子们,老鬼说:“我觉得他不缺女儿,如果姐姐是个男孩子,他对她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也可能是《青蓝园》的原因。杨沫再婚和《青蓝园》出版两件事,徐然都隐瞒了张中行。现在,年近70的徐然在美国亚特兰大,跟她女儿住在一起。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报道,她通过记者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哭了。

  不管怎么说,恩爱情仇都随风,行公自己也曾说过,“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错,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段落,一种水流花落的境,应该珍视,也值得怀念”。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谢世,而两人留下的或隽永冲淡、或激情革命的文字,却将更长久地流传于世。行公一生不过一介书生,作为读书人,书里的行公才是真实的行公。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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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10:24 | 只看该作者
从“度苦”到“顺生”

作者:孙 郁
转自http://maerdongfeng.blog.hexun.com/27283006_d.html

  四十年代后期的北平,京派文化日渐式微。但《世间解》的问世,似乎像京派文人最后的余晖,留住了那个时期精神的碎片。该杂志的发起人是张中行,地点在广化寺。现在无法了解杂志酝酿的具体过程,只知道事情由他新认识的续可法师张罗,废名等人曾到寺里热烈地讨论过办刊思路。至于资金的筹划等细节,据说是天津的一位居士赞助,在张中行后来的回忆里谈得简略,我们也无从知晓。《世间解》在沉闷的旧都的出现,想来也没有多少读者关顾的。总计出版了十一期,发行量并不太多,知识界后来很少提及于此,似乎并不存在过。可是我读过这本杂志后,还是颇有兴趣。因为无论学识的深还是文笔的好,都是颇让人感念的。
  《世间解》第一期出版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是以佛教文化为题旨的杂志。张中行是唯一的编辑。从初版的情况看,很有雄心壮志。他在创刊号“编后记”中明确地说:“本刊是一个讨论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毋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多。”张中行后来回忆说,办这个杂志时,对学术的兴趣是超出对宗教的兴趣的,即通过人生的思考去解决心灵的问题。那时他对佛学的兴趣旨在对苦楚的超越上,想借此开一个园地,聚来同道,阐佛学之幽微,释玄学之广大。第一期的作者、文章都不错,有来自印度的师觉月《佛教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之地位》,废名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顾随的《揣龠录》,俞平伯的《今世如何需要佛教》等。第二期的作者增加了任继愈、吴晓铃、慧清等,任继愈写的是《理学探源序》,吴晓铃则是《奈都妇人画像》。后来熊十力、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王恩洋、南星等都成了他的作者。文字都很温润儒雅,学识和趣味交织着,在精神的深和文采的平实上,都高于一些人文杂志。文章都很好读,即便是熊十力的《读智论抄》,也仍然亮光闪闪。泰戈尔的诗,禅宗的语录等,都在流动着心绪的亮色,照着人间的灰色。我相信编出第一期时,张中行是暗自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出一种思想的平台,可以说,京派的意绪和学院里的高妙汇聚在一起了。
  当时的佛学杂志很多。浙江的《海音潮》,汉口的《正信》,上海的《觉群》、《弘化》、《觉讯》、《觉有情》,镇江的《中流》,湖北沙市的《佛海灯》,广州的《圆音》,新加坡的《人间佛教》,台湾的《台湾佛教》等,在佛学界都有影响。是专门化的杂志。不过张中行办刊,有一点杂色的意味,也将非佛教的学说引进来。比如文学作品,译介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诗与散文。还有谈科学与宗教及社会关怀的杂感之类。像吴晓铃对甘地的介绍,南星对文化理论的翻译,王恩洋《知识与文化评论》,丁文的《自由平等新解》等文字,加进了现代的感受,科学理念的随感也夹杂其间,显然是有些生气的。哲学与佛学的理念,还有诗人的内觉,悠然而岑寂地流在字里行间,比文学的期刊多了理性,比理论杂志又多了趣味。文章呢,有冷有热,可作美文来读。顾随的高远辽阔,熊十力的玄奥深思,废名的苦涩和灵动,朱自清的清澈隽永,俞平伯的古拙老成,对读者的吸引是不必说的。
  在第二期,张中行发表了一篇文章《度苦》,述说着他喜欢谈佛的原因。那是十一年前与杨沫婚姻失败后,他在绝境里与佛学的一次意外的相逢。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极度绝望和灰色里,佛的语录像微弱而亮亮的火,把他的死去的心温热了:
  大约十一年前,正当我的生活经历一次变动以后, 我开始看到《心经》。那是同学李君给我送来的。那时我借住在大学宿舍的楼上。正如同学李君所言,我当时是有烦恼,所以他送来《心经》,他说《心经》可以去障。那是一个红红的小褶本,字印得清楚而大。我第一次念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菠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里竟觉得大受感动。但对五蕴皆空的事毫无所知,度苦厄云云自然就更谈不到了——但这也是比较而言,李君是信佛法甚笃的人,他是怀着度苦的大心愿常到我屋里来。那时我的心情正在寂寞动摇的时候,他走来,穿着蓝布长衫,坐在窗对面的小凳上,看我一会,于是又重复一次:“打破那个烦恼障吧!”我也看看他,也看看放在床头的《心经》,心里感到一些温暖。这温暖一部分从友情来,一部分由佛法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开篇的寥寥几句颇为动人。他的佛学因缘就是由此所得的吧?在张中行看来,人的苦有两类,一类来自本性,一类来自社会。社会之苦遮蔽了本性之苦。那是更大的苦。而要灭这个苦,就要有安身立命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在他心的深处,宗教的力量似乎可以观照到内心之苦。从死灭和绝境里走出,佛的力量也许是最重要的。不知为什么,喜欢西洋哲学的他,没有走向基督教的世界,而是从东方的哲学里找到慰藉。他快慰于这一慰藉,因为思想的乐趣,是可以驱走悲凉的心绪的。
  有趣的是,编者对己身的体验,只是个案地处理,并不特意搜求类似的文章,对别的作者写什么是不强求的。这一本杂志的问世,对废名这样的人来说是个新的平台。自周作人入狱后,京派文人的阵地是萎缩的,他的寂寞也自不必言。不仅帮助设计内容,还对编辑理念出了诸多思路。他给张中行的信里,多是鼓励的话,显然还带有二十年代时的热情,似乎回到了与周作人、俞平伯讨论问题时的兴致。废名对佛学的看法很怪,与熊十力的观点还每每反对。他在《世间解》发表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体与用》等文,偶尔与熊十力开点玩笑,锋芒是可见的。废名的文字里流出的思想渺乎如林中云烟,冷彻的凝视里不乏诗情的闪动。对俗世的冷嘲也含着周作人的风骨。他的研究佛学,不是张中行那种从己身的苦出发的诘问,纯粹是精神的静观,讨论问题是有点神秘的色彩的,玄学的东西颇多。他甚至把孔孟、程朱的思想也放入佛学的语境里讨论,把哲学与宗教的话题一体化了。废名在文章上的特异与这种玄学的低语有关,他在对存在的因果问题的思考上走得很远,与当时读书人的兴奋点是大为有别的。连张中行也颇觉奇怪,孟子不知佛,程子反佛,放在一起讨论真会拓展思维的空间么?
  《世间解》的作者里,顾随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按辈分,顾随是张中行的老师,张中行认识他,却是大学毕业后。因为那时需要谈佛的文章,谈佛,就不能不涉及到禅宗,而在张氏接触的学者范围里,还没有这类的人物。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前海北岸南关口。张中行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了良好的印象:
  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唯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地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龠录》。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又是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吧,像似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部科技,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名其妙。莫名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其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
  这个评价确不为过。顾随的学生周汝昌、叶嘉莹也有类似的描述,对老师的印象几乎是一致的。学识高又有善良的心,自然是很有引力的。由于他的催促,顾随写出了惊世之作。他催稿是热而急的,两人的交往留下了许多故事,成了《世间解》背后的最让人怀念的一页。顾随在那篇大作的结尾篇里就这样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大约民十顷发表于《北京晨报》之副刊。而副刊的编者则是孙伏园。后来,鲁迅追记当时的情形曰:“那时伏园虽然没有现在这么胖,然而已经笑嘻嘻地颇善于催稿子了。”看其语气,颇若有憾于孙公者然。《正传》尚没有登完,这之间,孙公不知为了什么事而告假回南了。代理编辑的一位某公,史无明文,其胖与瘦虽不可得而知,我想定是不那么笑嘻嘻地善于催稿子,于是鲁迅就将阿Q枪决了,而《正传》也就以“大团圆”收场。鲁迅于此曾说:倘若伏园不离开北京(那时当然还没有“北平”这个名称),他一定不让阿Q被正法。现在,我们感谢孙公之善于催稿,同时,我们也憾于其告假,以致阿Q竟在《正传》之第九章绑上了法场;如其不然,阿Q底寿命一定更为长些,而《正传》也将有第十章或第十七章了。然而过去底事究竟是过去底事,说什么也挽救不回来,正如人死之不可复生。如今且说苦水之写《揣龠录》,自其开端之“小引”,一直到现在写着底“末后句”,没有一篇不曾受过中行道兄之督促,就是道兄自己也说苦水写此录是“逼上了梁山”。于此我必须声明:中行道兄永远瘦,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一定是,虽然苦水并不懂得麻衣相法。在编辑的途中,道兄积劳成疾,还生了一次不轻底病:肺炎。记得我去看他的时节,虽已十愈八九,但他仍须躺在床上和我说法,看其面貌较之平时也并不算瘦;其时我想道兄大概平时早已瘦到不能再瘦的程度了罢。至于道兄之善于催稿子则绝不弱于孙公伏园,即使苦水并非鲁迅,而且他也并不笑嘻嘻。他底面貌永远那么静穆,语音永远是那么平和,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永远不着急,不起火。这使我想:道兄真不愧有道之士也。其静穆底面貌与平和底气语却有一种“逼人力”,即是说:他让你写稿子,你便不能不写,不好意思不写;即使是挤(鲁迅所谓挤牛奶之挤)也罢。多谢道兄:以苦水之无恒与无学,拙录竟托了谈禅之名出现于佛学月刊底《世间解》上,得与天下看官相见;而且一年有半的期限之中,竟写出了十有二篇。
  顾随是出色的鉴赏家,在三十年代已颇有些名气。他长年生病,写的文章不多。可偶一为之,便有不俗的气象。因为是外语专业,对域外文化的了解较深。可是无缘出国,兴趣也渐渐向国学转移。他谈旧诗词,灵思闪闪,冷观深切,道他人未道之言,比王静安毫不逊色。言佛理与儒学,亦深思洒脱,目光如炬。他本来能写很好的小说,旧体诗词亦佳。可是后来退到书舍,以教书为业,遂放弃创作,埋头到教案的写作了。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文字,动笔渐少,许多思想都消失于精神的空洞里了。张中行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自己也多少受到顾随的影响。多年后写那本《禅外说禅》时,多少还是能看到《揣龠录》的影子的。
  同是出身于北大,顾随喜欢鲁迅,张中行偏爱知堂。两人对周氏兄弟的看法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地方。顾随文字婉转清俊,亦热气腾腾,似乎学鲁迅;张中行平淡幽微,乃知堂笔法。不过在对传统的看法和诗词的鉴赏方面,两人相近的地方多。前者对宋词有精妙的体悟,后者浸于唐人的清幽流畅的意蕴里,可谓古风习习。他们都在传统文化里用力,却又没有方巾气,意识里是现代人的洒脱。对国民的批评和反省,是异乎寻常的。顾随热的一面,是张中行少的地方。所以一个忧愤过深,以至伤体。一个不温不火,就岑寂得很,竟得高寿。张中行回忆自己的友人时,常常惦念的是这位高雅而热心肠的人,因为彼此在对精神的幽怨的存在的看法,毕竟还是有诸多相近地方的。这就是人生来大苦,唯有艺术能超凡入圣。他们对旧的诗文的敏感和有趣的阐释,现在能与之比肩的不是很多。
  《揣龠录》是难得的奇文,张中行对此评价很高。我一直觉得它对张氏的影响是内在的。或者彼此在对佛的看法上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怀疑问题的感受,就非禅似禅,似哲非哲。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学佛要信;参禅须疑。”真是悟道之言。而且也认为,一切归创造:“佛佛不同,祖祖各异。则亦以其为是创作故,非模拟故,非剿袭故。”这就把佛学的存在流动化了,绝无教条的痕迹。他看经典,思绪是动的,乃智者的内省,时见耀世之灵光。如:“窃为凡一切为学,必须有两种精神:一曰取,一曰舍。而且取了舍,舍了取。舍舍取取,如滚珠然;取取舍舍,如循环然。”至于如何取舍,顾随回答得大气淋漓,即倜傥分明也,往来自如也,不为物所累也。《揣龠录》是哲人的独思,意蕴仅在周氏兄弟之下,有时亦多奇思,翻滚摇荡于江河之上。他从佛的意蕴里,看见的不是静止的遗存,而是动的精神。“一种语言中,倘若没有了否,则便只剩下是;而只有是的语言只有印玺和保守,而更不会有革新与创造了。”此种观点,张中行都心以为然。你看他的文章,不也多是类似的意识么?
  虽然是佛学类的杂志,但后来有关佛学的文字却被文学与人生哲学的话语代替了。因为作者群中,信仰佛教的人太少,只是把此作为话题而已。而张中行的兴奋点也渐渐向罗素那类哲学家的路径靠拢,文章的编辑就与周作人式的趣味接近了。其实在编辑该杂志时,他对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生出怀疑来,《心经》所云“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用逻辑学的观点看,前者违反排中律,后者违反矛盾律。他觉得,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对与错,而是引起对生死问题的冥想。佛学大而深,接近它而非迷信之,能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在那些人眼里是理应如此的。人生是个漫长的度苦之旅,但那力量有时不在外力,而多在自己,回到自身才是悟佛的一个归程。
  废名谈佛有禅宗的意味,不妨说带着神秘的期许。顾随则有点禅外的哲思,偶能窥到内心的清寂与冲淡。俞平伯讲佛的时候,内心却有孔老夫子的中和之音,自己还在佛门之外的。以顾随为例,在内心深处是最有悲苦意识的,其诗词里就多有空漠的意象。可是偏偏以非正襟危坐的语气面对禅学,未被禅意所累。众人谈佛却不入佛门,乃是对人生有别样的看法,儒者的智慧也是有的。佛学的吸引张氏,是因为意识到了内心的苦,是有动因的。所以他既没有神灵飞动的一面,也没有安详如梦的心绪。看到了佛说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于欲,竟然以消灭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吧。他在与佛学深入地接触之后,发现只用释迦牟尼的思路是不能解决所有的困惑的。于是思路又回到罗素的怀疑主义那里,从笛卡儿式的沉思里直面悖反的难题。他后来写《顺生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即从佛学出来后,怎样对待“逆”和“顺”的问题,这时候他与佛家的距离就很远了: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以佛家的轻视私爱之情,可是不舍“大悲”,修菩萨行,要普度众生,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想总不比不想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如果真能够信受奉行,精进不息,禅悟而心安理得,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修持而确实有所得,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么?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三、定名的网罗,疏而不漏,跳出去,大难,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蒙而冷酷。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佛家则不然,他们认真,想人定胜天,沙上筑塔,其精神是“抗”。胜利自然很难,不过,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当做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这用佛家的话说是“大雄”,结果是螳臂挡车也好,这种坚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常人,想到人生、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上述的思想能看出他的关于信念与否的核心。前人的信仰,是对外在理念的执著,信他。张中行起初也是这样的。至少办《世间解》的时候还残留着这种期盼。可是读来读去,发现有许多理论和自己的体验有别。就是说,再好的理论都有一些盲点的。不过这一发现,并不能让他走向无信的虚无主义的路,或者尼采那样的孤独自行的险境。即也隐隐地相信生命能够自己支撑自己。读他的文章,总觉得背后是有一种奇异的信念在。几乎感受不到极度空无的那种存在主义的惊悸。这使他既没有走鲁迅的路,也没有走胡适的路。和周作人那样完全书斋化的选择也是有别的。天底下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呢?用胡适的观念,采用实验主义的方法,什么也得经过检验才能理会的。张中行在理论的层面,早就解决了价值论的问题,一生都没有变。可是生命的爱与苦,哲学里没有解决,佛学也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归隐?尼采的流浪?他都没有选择。因为他自知不是大哲,没有庄子的洒脱;也不是陶渊明,没有明暗之间起落的反差。那是一个小民的独思与独乐,困苦而能于衣食住行间消解之,无奈可麻醉于诗文的吟哦间。生是“无常”,而艺术却可以使人抵达永恒之路,即“常”。他自己是深以为然的。在“无常”与“常”之间,他以旧式文人的情怀和怀疑主义哲学渐渐去解决它了。
  小民,也就是布衣之族的信念是什么呢?衣食之无忧,儿女之无患之外,是爱欲的表达与诗意的栖息。诗意的却不是俗态的,在他是个闪光的地方。比如玩玩古董,做做旧诗,谈谈哲学,都是。一切为了己身之乐和他人共乐。在百无聊赖的世界倘能开一绿洲,种着自己的园地,既不欺人,也不骗己,岂不是一种快慰?于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有益的事,从古老岁月的遗绪里打捞一点精神之火,照着昏暗的路,也是幸福吧?回到自己,顺生而行,这个信念,后来就从没有变过。
  顺生,其实就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小民的生存,一般的情况,要么顺从奴态,要么叛逆而行。张中行自己,不选择这样的路,而是清醒地顺人生的路走。顺生,不是奴性,而是寻找自然的状态。根据自己的心绪理性而从容地设计自己。流行的存在不能吸引自己,卑琐的享乐也不能占据内心。逆人生的路走是不好的,放荡的日子自然也该放弃的。关键是充分地显示个人的价值。一个甘于边缘的人,生活的简单却无法制止其精神的高远,他从“无常”的世界里,展示了自己的“常”,小而渐大,旧而弥新。在存在的方式上,他其实和废名、顾随、俞平伯等走着相似的路。不同的是,他把此意从人生哲学里突现出来,说“顺生论”是那一代人的一种体悟,也是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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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10-8 02:11:38 | 只看该作者
张中行的怀旧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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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2006/10:12 华夏经纬网

  张中行老先生现在是大名人,著作等身,寿高笔健,应该算是中国文人史上的一个奇事。他是什么呢?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个旧学根底很深、很博学、带有怀旧情结、也许是无意于功名的文人。我有时曾想:如果在封建时代,假设张老考取了功名,大概也不是那种正统的士大夫。

  在张老还未大红大紫之前,我已读过他的作品《负暄琐话》,在首都图书馆的索引目录上,我还以为是一部最晚也是清末民初时人写的野史笔记。待借回去灯下披阅,不禁暗暗吃惊:这是一位居然在世的老文人的随笔札记。在他笔下,对中国学术史、思想史长河中的大师巨匠予以白描勾勒毕现,鲁迅、胡适、蔡元培、刘半农、马叙伦、钱玄同……巨人、大师迤逦而行,神采卓然,令人仰止。尤其字里行间悲天悯人、怆然怀旧的情调,更令人引起共鸣而无限向往。

  在张老的笔下,有一位不为现在人所知、但却在鉴赏收藏界极有名气的人物,更使我感到亲切。他就是园老人张效彬先生,是我父亲学鉴赏的老师。按旧时代的说法,我是应称其为太老师的。在少年时代,这位学问渊博、行止怪异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掩卷之后不禁遐思:也许在“二十砚斋”里,曾见过来造访张效彬老人的张中行先生?怀旧应该是人类一种有共性的情愫,而在张老身上体现得更为深沉、更为强烈,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张老最深刻影响的体现之一。我总觉得,儒家传统在张老身上广积而未发,受到浸染而未受其束缚。怀旧情结缘于何源呢?

  一个布衣布履、淡泊无求的人,何以如此怀念着逝去的人、物以及山川胜迹呢?这也许可以写成一本书,也许值得哲学家、社会学家们深入探秘罢!

  他怀念故人,独独不怀念“所谓伊人”。

  早在未拜识张老以前,因为出版一部人物传记,我听一位老编辑赫然指出:张中行即《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这当然有后来张老自己所写文字为证,自然传言不虚。

  关于余永泽那类典型人物,在“五四”之后以“整理国故”或“教育救国”为己任,后来予以非议,以《青春之歌》在文学上的描述最有代表性。是耶非耶,自有后论。后来据此书拍成的电影更具丑化作用,使余永泽类成为被洪流所唾弃的人。其实历史、现实远非如此漫画或简单公式化。据说,几十万字的张老自叙中,谈及杨沫的仅有数千字,文笔平和,毫不箭拔弩张,也完全不见那种动人心弦的怀旧韵味。对往事,“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仇”。如果换了他人,恐怕要大书特书。单出一本书也会卖出大价钱。正像钱钟书先生所言:写自传会产生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大意)。

  无意义宣扬、表白或认为形诸文字正如《楞严经》所云是“妄想自缠,如蚕作茧”,那真是“得念失念”(《圆觉经》)了。张老不是无智慧的人,而真正是一个纯粹的、无低级趣味的人。君不见某影人夫妇互相出书,互相揭丑,何异于佛经所云是“伏尸万里”耶?

  且看张老在“文革”中,面对有关单位揭发杨沫的要求,他只谈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云云;不否定、不丑化、不报复,何等襟怀、何等智慧,简直胸无挂碍、天心月圆。这与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宁肯挨打,绝不打人;宁肯挨骂,绝不骂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杨沫逝世,问以何不参加追悼之类,所答更是大有机锋:因为对死者或是情牵或是敬重才会去,对杨女士两者皆无。

  对这样的人和事恐怕没有心情去怀旧罢?不过张老也对所谓的共朝夕之人予以反思: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者基本不可求,大部分可过小部分可忍就足以白头偕老,到了不可忍的程度就应以分道扬为好。

  北大培养出来的精神,其中便有张老所长的“自由与容忍”。更闪烁着中国文人数千年高贵气质的灿烂光芒。张老的怀旧更折射出中国文人人文主义精神的悲悯情怀和温情。这种情怀和温情不仅体现在对那些巨人、大师的怀旧,更体现在对寻常人物的怀旧。在张老的《三话》中,各式人等均出于笔下,闪烁着小人物最光辉的高尚,诚如张老所言“读书明理”的读书人往往不如那些平民阶层更明理(大意)。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张老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甚至是引车卖浆者流露的怀旧,在某种程度上比对那些巨匠、名人的怀旧更具有人文主义的震撼力。“小人怀土”在士大夫眼里是天经地义;而在张老的眼底笔下则激荡着高尚、正直、坦诚、幽默、温情的交响乐章。我以为这是张老那些怀旧式随笔中最光彩的、最富有人情味、最极具哲理智慧的篇什。

  悲天悯人不是一句空话。士大夫旧文人情调也许在所不免。对张老来说,“刑天舞干戚”是不必苛求了。仅有那些怀旧式的随笔就已经令说大话、说空话者汗颜了罢?

  “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于张老来说,闲来负暄,再出一本《负暄四话》,“添衣问老妻”足矣。恕晚辈直言,再不要让人把文章插来插去编各种集子了,乞张老不以鄙言为忤,容忍则个,何如(本来不敢和不愿说,但实在忍不住,不是“有所疑”,而是常所见)?

(朱小平)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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