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还是不走，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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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还是不走，是一个问题

魏武挥

钛媒体的赵何娟曾经和我说过一个故事。她认识的一位非常资深的纸媒新闻人，在09年的时候就打算离开自己的媒体，不过有一个条件：坚决不做公关。这件事磨啊磨啊，一直没有走成。终于有一天，这位媒体人离开了，去向是：某个网络公司的公关。

聊起这个故事的场景是，我在和赵何娟讨论媒体人（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采编人员，姑且先这么写之，以下如有特别注明，媒体人均指采编人员，也就是记者和编辑）到底会些什么。我的看法是，大多数媒体人啥都不会，只会写报道。一旦媒体产生危机，需要跳船谋生的时候，搞来搞去，发现自己还是只能做公关。所以媒体人这一行，跳槽去做公关的，多到不可胜数。

为什么是公关？

首先看外部，也就是公关这一头的需求方，中国很多企业信奉“公关就是和媒体搞关系”，有媒体人出身的背景，自然会给搞关系添加很多便利。就我所混的互联网圈子，网络企业里大把公关都是前媒体人。企业愿意支付较高的薪水招徕媒体人，是媒体人转行公关的外部动因。

再看内部，也就是作为供给方的媒体人。老实讲一句，很多媒体人并不甘心去做公关，道理也很简单。做媒体人的时候，外出都是被称为“老师”，公关们至少面上都是客客气气的，还有很多可以非常优雅的吃喝拿的机会，上班也相对自由。一旦做了公关，那就得换个角色称其他人为“老师”了，精心伺候别人优雅地吃喝拿了。总体说来，公关（PR）不是市场（MKT/AD），预算相对有限，本质上不是花钱的主。企业招募你是想让你凭借过去的人脉搞关系，而不是凭借企业的钱搞关系。企业公关虽然有甲方之谓，但到底还是一个求人的活。

当然，我也不排除有些媒体人内心深处有所谓“专业主义”、“媒体伦理”之类，感觉上在和过去的自己反其道而行之——学术圈里的确有视新闻与公关为对立专业的人，有一位学界大拿曾经要求校方将某学院的公关专业剥离，因为他认为这是矛盾的——不过我愿意说句得罪人的话：这种言语，听听也就罢了，哈！

很多媒体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公关，实在是因为这件事的基本原理和自己原来所操行当有些类似，方向虽然不同，逻辑大致趋同。更有意味的是，有的企业招公关，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写稿。行内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络公司被人称为公关第一，其实有件活就是写公关稿。它可以做到面向不同的媒体乃至不同的版面，写好不同角度的稿，供媒体选用。拿了红包还不用费力，而且还不担心撞稿，这事深得一些媒体人的喜欢，自然被吹捧为公关第一。写稿这事，媒体人擅长啊，可不就是那帮前媒体人写的！

为什么不可以不是公关？

因为除了这个，实在是：不会了。

商业媒体里的很多报道，有的还写得颇长，不乏佳作，但依然只触及表面。我和一家财经媒体的人开玩笑说，别看你们一篇又一篇的金融稿子，你旗下的那些资深资浅记者，写起来气吞山河，又有哪个可以跑银行里做个支行行长的？

这和媒体注意的东西有关。总体来说，新闻报道要讲注意力——也就是有无报道价值。报道看重的是“非寻常事和非寻常人”。国外有个学者，把社会上发生的事做了两个维度的切割，拼起来一共是四类：好人好事、好人坏事、坏人坏事、坏人好事。最有报道价值的是好人坏事、坏人好事，因为有违和感，容易吸引眼球。比如说韩寒有无代笔的事，就是典型的“好人坏事”，非常容易受到大吃一惊后的关注。包括时下的文章事件、马航事件，都有这方面的影子。

但商业上，其实真正追求的是“好人好事”：对的人做对的事。商业上希望离奇的故事越少越好，一切要按部就班，不可控的事情发生，对企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媒体人就喜欢关注这点。有时候企业为了刷存在感的需要，也会故意制造点这类事，但总体来说，它们并不喜欢离奇事件。

有一个专营婚介服务的自媒体人和我聊天，提到她早年在媒体做情感方面的内容时，就喜欢做比较另类的人的故事，这样容易吸引眼球。今天她自己真正做这门生意的时候，她反倒喜欢正常的人，因为正常的人更容易满足婚姻需求。我称之为媒体思维和产品思维的对立。媒体思维追求围观需求的看客，产品思维追求实际需求的用户。两者是有极大差异的。

做商业报道的媒体人，大多数压根不懂商业。有些媒体人在某一行混的时间极久，但还是不懂这一行。还有些媒体人是懂的，但执行力比较差。既然混到极懂的份上，想必也混了很久了。但凡混了个七八年的媒体人，执行力是要打个问号的，毕竟过惯了优哉游哉的日子。从企业那头，委任一个媒体人去做实际业务部门的leader，是有些不放心的。

有一家风投基金，曾让我帮忙找个分析师，所提的条件就是最好是个媒体人（能写东西，且有一定的视野），但不要超过三年。不超过三年的原因就在于，混太久的媒体人，基金担心无组织无纪律。哈哈，真的，资深媒体人的确会有这个毛病，而且怪话一堆（也擅长制造怪话），都是一个比一个厉害的负能量中心。

事实上，企业的公关对企业自身运作，并不太了然，大多数都是面上的东西。虽然有所谓《公关第一广告第二》这种给公关人打鸡血的书，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公关的位置真心不是那么重要的。产品是1，公关是0，产品不好不能满足需求，一切白搭。公关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对企业的影响，有限。

对于同样不太了解商业深层运作手法的媒体人而言，公关的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选择。

有没有例外？

当然有，也不少。

比如说前商业价值的主笔夏勇峰，现在是小米科技的生态链产品总监。

比如说前天下网商的主编许维，现在是企业社交软件明道的销售副总裁。

比如说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曾航，现在是游戏公司触控科技的战略总监。

嗯，都不是搞公关的，呵呵。而且都有个特点：年轻人，媒体行当的采编资历大致不超过五年，实在是谈不上“资深”二字。

不过细说起这三个案例，还是有些区别的。夏勇峰北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业，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学媒体学新闻的，具有收敛的理工科思维，他离开媒体所做的转弯，是最大的。许维弯度略小一些，销售和传播密切相关，但明道的销售对象是机构，可以说并不靠大众传播做销售。而曾航的弯度最小，战略这个事，是需要媒体思维的。媒体本身就喜欢聊这种趋势性的东西。

媒体人还有去做投资的，这里面最成功的的案例之一大概就是熊晓鸽了，这位学新传的研究生曾经做过电子导报的主任编辑，后来成了著名投资机构IDG的重要人物，至今仍有很强的媒体情结（比如在母校设立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也投资过媒体）。不过，另外有一种声音认为，跑某个行当的媒体人忽然摇身一变成为这个行当的投资经理，大体就是该行当迎来泡沫期的重要标准之一，回顾一下互联网史、电商史，也不无三分道理。

更多离开媒体的人，选择的是创业。仅就互联网圈和科技圈，这方面的例子就极多了。知名度大到例如刘洲伟离开21，小到一个财经媒体里的小销售独立门户去做袜子生意，不胜枚举。

创业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没人有资格说你行不行——转道企业去弄个差使，还得企业方面点头。媒体人其实是蛮容易创业的，因为到底看得多。但媒体人创业犯错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执行力当然是个问题，但更要命的事在于，很多看似逻辑成立的事，一踏进去，就发现水极深。这方面，无论是创业家的牛文文，还是腾讯负责开放平台的徐志斌，都向我有过类似的表述。

媒体人创业去做和媒体相关的事，是很多的，比如21的左志坚做的拇指阅读，就是一个与书籍有关的生意，书籍说到底还是媒体。中企李岷的虎嗅、财新赵何娟的钛媒体、一财骆轶航的pingwest，都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媒体属性极强的创业项目。上一个纸媒工作在商业价值的阳淼，搞了一个山寨发布会，也和媒体有极大的关联。沪媒的一位媒体人黄维，很早就离开媒体一门心思搞移动营销，还整出了一个上市公司。营销这个事儿，也是和媒体打交道的。

媒体人创业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具备“产品思维”：满足实际需求而不是满足看客。左志坚一直在慢慢打磨他的拇指阅读，以至于有时候我甚至会认为他步子好慢。赵何娟亦声称要做几个满足实际需求的产品，可以继续观察之。李岷弄出了一个“文集”的产品，就我个人而言，倒是满足我的需求（不知道是否满足他人的）。连一开始以标准自媒体形象示人的“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最近也开始谋划“社群电商”，据说要卖罗振宇牌月饼、罗振宇牌水饺了——只要人一掏钱，这事就不是看客那么简单咯。

媒体人的另外一脉，就是搞经营的，转行相对容易很多。做经营本来就是做生意。不过做经营的人，一般知名度不高，属于闷声大发财的那种，不太受到公众关注罢了。

最后一个问题：可以不走吗？

依然有人选择了继续坚守。后面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实在走不了，没人要啊，创业又不敢。其二是相信媒体依然有价值，事尚可为。

我基本同意媒体有价值且有商业价值：1、媒体是刚需，离开媒体普通人的视野只有100米；2、媒体的毛利很高，属于白粉生意，毛利在5-6成的，比比皆是；3、在中国，媒体这一行可能会有制度红利。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鼓励制作出版、制作播出分离是写在文件上的。

从当前的媒体运作趋势来看，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把媒体当手段做的，都还赚了点钱，把媒体当目的做的，都还在那里苦哈哈的。所谓当手段，就是媒体是某一个商业的扩音器，这方面，创业家是最好的例子：它是创业服务的一个喇叭，牛文文本身是靠创业服务来赚钱的。

既有的媒体模式正在瓦解，瓦解的根源在于广告对位置把控的力度在下降。过去，广告附着于一段好的文本（视音频）之上，它与文本之间的位置紧密到受众不可撼动。媒体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本身成立。但在今天，位置的强制性正在被消融，受众拥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让广告从那个位置上离去——从这点意义上出发，我认为那些屏蔽视频广告的浏览器也好插件也好，是符合大趋势的。而且，内容在被层层转发时，原本附着在该内容上的广告，早就已经不见。微信公众账号里，太多这样的例子，即便是该媒体自己的内容，又有几个会把原来的广告附着在公众账号里一并转出去的？

当广告的位置强制性被剥夺以后，媒体的商业模式就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能否成功从这里突围出来，目前并没有看到好的解决方案，于是产生了另外一条路径：我做一门生意，把媒体当喇叭。这条路径的前提是：我非常了解这个生意，甚至都可以不怎么了解媒体，但必须了解这门生意。

是的，的确媒体人可以不离开媒体，但它有个前提：你必须了解一门生意。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只好在那里艰难苦守，等到在媒体既有模式崩溃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模式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可能很遥远，遥远到你已经无法静候下去。

—— 腾讯大家 供稿 本篇之前有一篇，之后还有两篇 分别在不同媒体刊发 但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系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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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出走的媒体人们魏武挥

这些年，资深媒体人离开就职多年的传统媒体的事，时有发生。本来职场里跳来跳去，也属正常，但伴随着深刻而且未知的媒介生态转型，这些媒体人的转身，就变得极为抢眼。

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转身方式：

其一，从为媒体打工，到改为与媒体打交道，比如从事广告或公关，尤其后者更甚。对于很多中国很多公司来说（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公关公司），他们更喜欢用媒体人做公关，因为他们认为媒体人人头熟，做事方便。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郎朗加入了腾讯电商，在第一财经效力较久然后在21世纪商业评论杂志短暂过渡后的徐洁云，加入了小米，更有资历非常老先后在财经、财新待过的王以超，加入了京东做公关，近日转至乐视。

其二，创业。前《NEWSWEEK》中文版执行主编陈序跑出来创业一个众筹项目“赞赏”，21世纪经济报道的左志坚创业做“拇指阅读”，刚刚还拿到了经纬的投资。财新的资深记者赵何娟创业“钛媒体”，中国企业家李珉创业“虎嗅”，在IT圈里都很知名。申音、罗振宇、王凯都是媒体人，现在凑一起创业，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已经鼎鼎大名，申音在背后也颇有功劳，时下王凯的《凯子曰》正在慢慢运作。网易这个网媒前后颇出来一些人创业，如雪球的方三文，春雨的张锐，猿题库的李甬，陌陌的唐岩，俨然一个网易系。创业队伍里相当大的一个腕儿，21世纪经济报道创始人之一刘洲伟拉出一个投资基金来，据称要主要面向互联网金融。

其三，改行，比如商业价值的主笔夏勇峰，跑去做了小米的产品经理。改行其实也非常多，另外还有天下网商主编许维去了一个以企业社交为核心的创业公司明道就任主管销售的副总裁。还有加入风险投资去做投资的，先后有李黎、赵楠等。

至于从纸媒跑到网媒，那更是不可胜数，在网易、腾讯等门户里，你都可以发现大量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媒体从业经历。这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一个近来比较知名的事件是钱江晚报的潘越飞去了搜狐任IT频道主编，这本来也不算什么值得关注的事，重点在于潘越飞尚不能算是“名记”序列，但就是因为在虎嗅网上前后发了两篇个人随笔性质的文章，声名大噪，被搜狐看中挖去。这俨然是一个自媒体人依靠几篇文章成功转岗的非典型性案例。

离开媒体的媒体人，最直接的动因就是“收入”，以报道国美事件而著名的记者郎朗在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时，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长长的离职原因。他提到，过去媒体行业所提供的薪水还是能让人满意的，但物价上涨之下，媒体行业的薪水却不上涨，到了今天，早已经不能视为中等收入群体。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非常实际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动因。有些媒体人在离开媒体之后，声称过去所从事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限制极大，很不自由。但我委实要批判一句的是：矫情。事实上，媒体行业的工作是极其自由的，上下班时间并不固定，如果只是因为内容写作上感觉不自由，那是多少年的事，也不用现在忽然有了大发现似的恍然大悟。人奔利走，应有之义，非要加一个价值判断，为实则谋利的事儿去占据道德制高点，没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动因在于对未来趋势的判断。传统媒体江河日下，是很多人的判断。守着一个王小二过年般的行业，自然想离开。有俗语说，站在风口的猪都会飞，传统媒体行业，自然不能算站在风口上。离开一个正在下滑的通道，改换跑道，进入一个上升通道，本质上也是奔着利去。只不过前一个动因“收入”是现实，这个动因“趋势”是谋求未来。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媒体人创业，这是这两年很大的一波潮流，也和时下的外部环境有关。

总体来说，这个时代的创业门槛越来越低，做一个项目很有可能只需要很少的人。罗振宇曾经和我说，做类似《罗辑思维》的视频节目，三四年前他就有这个想法，而之所以一直到现在才着手做，就是因为有两个条件：网络视频的受众因为宽带普及以及习惯养成已经达到数亿的规模，制作一档视频节目的硬件采购已经是几年前五分之一的成本。这两个条件成立后，他才放手去做自己的视频节目——换句话说，正式开始创业。

不得不承认的是，互联网兴起后，创业才兴起，互联网有一种类似将生产资料下放的特点。在过去，自己开办公司，缺少环境支持，而在今天，则变得相对容易很多。媒体人，尤其是财经媒体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创业致富故事，就像见惯了钱但那些钱不是自己的人那样，很容易动一个自己也要创业致富的念头。

前Donews主编刘韧就有这样的心态。曾有一个媒体在去年对刘韧有一个非常长的人物专访，就曾提及早年那些今天的互联网大佬还是小佬的时候，刘韧就和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关系，甚至是有提携的关系。当小佬们混成大佬时，刘韧还在原地踏步做他的一个网站主编，看着曾经的草根们今天个个都是数字新贵，要说没点心态上的变化，那是不太可能的。刘韧目前是一个早期投资基金的创始合伙人，至于donews，早就被他卖给了陈一舟的千橡集团。

媒体人通常思维活跃，也见多识广，更擅长于将一件事的传播范围做到极致——这也是很多媒体人转行做营销公关的原因之一——在创业这件事上，有很不错的优势条件，我称之为“媒体思维”，即如何将一个项目进行传播层面的操作。大多数媒体人创业，都会至少在圈内成为一个被关注的事件，甚至该位媒体人还没有透露自己到底要做个什么项目，同行们就开始猜测，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传播。就在近日，在京华时报与农夫山泉争斗中成名的媒体人李斌，同时也是一位比较知名的自媒体人，宣称要离开报社，引起了自媒体人圈中的广泛传播，纷纷猜他下一步的动向。

同样是一位很资深的媒体人，早两年就开始转行进入腾讯做微博开放平台的徐志斌，就和我聊过关于“媒体思维”的问题。我当时问及他离开新浪门户后为何不创业，他就坦承媒体思维虽然有优势，但始终是一条腿走路。创业的确需要舆论关注，但如果只求舆论关注图个热闹，创业是必然失败的。媒体人的优点是看得多，缺点却是做得少。过去对很多公司的报道，其实只是表面上的一些了解和总结，真正里面操作的法门，媒体人并不知晓。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真正去挑担的时候，媒体思维过强，就变成哗众取宠，炒作是到位了，但产品不行，还是白搭。

徐志斌强调需要媒体思维和产品思维兼顾。我的理解是，媒体思维满足的是产品看客，产品思维满足的是产品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者。客观讲，这两者都重要。闷头做事是远远不够的。产品思维的极致表现是所谓“工匠精神”，埋头打磨产品，很多人奉以为真理，但其实并不如此。手机行业里最富于工匠精神的其实是西门子，今天西门子手机早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不再。反观乔布斯做iPhone，第一次演示时连所谓手机信号满格都是硬生生靠代码写出来的，一台手机展示一个应用后就会内存溢出导致死机于是要准备十几台手机供乔布斯台上演示，无论如何是谈不上什么工匠精神的。在国内，早期的小米手机返修率之高，远远比不过魅族。但小米是非常有媒体思维的——俗话叫善于炒作——到了今天，小米手机的份额，远超魅族，三年估值从0到100亿美元，的确是当下的一个创富神话。

但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乔布斯，还是雷军，在长于媒体思维的同时，也不是对产品没有任何追求，第一代iPhone并不好用，但到了iPhone3GS，已经基本成熟，事实上成为当时最棒的手机。小米手机早期返修率高，但在今天，质量也已经基本稳定。在产品的某些局部细节上，也很早就有所谓“工匠精神”，也的确仔细打磨过。产品思维是需要闷下头来踏踏实实做点事的，虽然在今天这个快速的互联网时代，早已经没有“十年磨一剑”的事儿，但十月磨一剑还算正常。这十个月里闷头做事，不求热闹，是今天创业的媒体人必须持有的心态。

媒体人在媒体之中，即便收入相对来说开始下降，但在一些公开场合，动辄被人称为“老师”、“专家”，虚荣心还是能得到很大满足的，创业之后，凡事都需要别人帮忙，加上创业时资本不够雄厚，要人帮忙还是属于要卖面子的事，求人为主，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媒体人需要去度过。而且，有时候想得太多，也有可能导致裹足不前。俗语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就是说书生会想太多，也会太顾及所谓面子问题，这是媒体人的短板，需要加以克服。

媒体人的出走，是对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判断，也是媒体大转型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个注脚。转行也好，创业也好，必须认识到自身多年的媒体思维和习惯，发挥其优势，控制住其劣势，这种转身，其实并不华丽，反倒是很艰难，需要在心态和习惯上进行重大调整。非如此，即便离开了媒体行业，未必会有光明的未来。

—— 社会观察 供稿 本篇之后还有三篇 分别在不同媒体刊发 但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系列的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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