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班主任给毕业生的离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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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班主任给毕业生的离别辞

　　 刚过去的两周，是我们共同感受“离别”的时光；更是我集中“反思”这个社会、时代、普罗大众之人生、中国读书人之责任担当等重要话题的一段时间。经仔细斟酌和反复酝酿，我写下了下面几段文字，以作为一位班主任给毕业班同学们的离别辞；同时，也希望以此与大家畅谈我对这些重要话题的些许浅薄认识，供同学们共勉！

　　 四年前，在所谓“学校规定”的指引下，我承担起了也许是最不合适自己的一项工作，于是成为我们社会工作121班的班主任。据说，在我们这个学校，班主任历来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要从事专业推介、课堂考勤、学习督促、考研动员等学生的日常培养工作，还要参与心理辅导、贫困生识别、思想政治教育等“非教学”类工作；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有点惴惴之感。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定了决心——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履行班主任职责，即在坚守“底线”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同学们学习与生活的干预，只要大家不做危害人身安全的事，顺利完成培养环节的硬性要求而拿到学位，我可以隐身。记得我在班级的第一次班会上就重点讲了这个底线原则，后来有同事和学生提醒我，这样讲可能会导致班级的散漫风气滋生，不利于班级管理等等，正是因为这个提醒，我后来才又向大家反复讲，每个人都应有个自我定位，“不要荒废大学的时光”云云，权当对“不当”言论的弥补。

　　 我笃信“自由”精神，但是中国（当然包括大学）严重缺少这种精神的生存土壤；因此在担任班主任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面临各种纠结与矛盾。比如，学院的学工部门经常敦促班主任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校规纪律的教育，而这些事务大多都与自己的理念存在悖逆，这让我在传达这些“指示”精神时很是犹豫，除了我感觉还有些道理的话之外，对很多充满浓厚“教化”色彩的信息都采取“点到即止”的传达方式，甚至直接过滤掉。再如，班干部曾经找我商议申请“学风优秀班”的事情，我直接就回答“肯定成不了”、“我们班不符合要求”......我深知，这种评比有着我难以认同的标准，与其徒劳，不如淡漠；但是一想到班干部的心理感受，我就会很内疚——因为我这样的班主任，他们很难争取到“荣誉”，不等于变相地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了吗？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寻找到这个矛盾的化解之道，所以只能延续曾经的安慰（“我们不要在乎这个”这句常说的话），向已经离校、曾担任班干部的同学们再次致歉！为了践行自己的自由理念，我无奈地对你们“自私”了四年。

　　 清华大学的刘瑜女士指出，“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我看来，除了给同学们尽量多的自由，别无他法！作为老师的我们，不应该总是告诉你们各种问题的答案，而是引导你们认识问题本身，并通过自己的探索去寻求不同的答案。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似乎正好与此相反，大学里不仅没有营造培育“天真”与“纯洁”的良好环境，反而成为了培养“厚黑学者”的天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陈伟教授甚至将高校学生会称为“藏污纳垢之地”，而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也曾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的感受与二位教授很相似，所以从不鼓励你们争当学生干部，十分担忧你们因涉入太深而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牺牲品；但回头想来，社会的大环境如此，我的教育理念又太过不识时务，放纵你们自由发展，也许是唯一的合理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所采取的班级管理方式还是相对科学与合理的。

　　 作为一名大学基层教师，我希望所教过的学生都能有自己的个性，而无数位同学的个性又共同构成为缤纷绚丽的“多样性”，这应该是专业性人才辈出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我对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千篇一律”有着天然的抵触，每当看到学生在教学楼大厅里集体排练所谓的“舞蹈”（大多是为学工活动而备），朗诵老掉牙的“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样的诗词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感叹到：“这哪里像是大学？比党校还可怕！”面对这种场景，我特别担心看到你们的身影出现其中，因为那会让我很纠结乃至郁闷。我知道，你们有的人曾经怪罪过我，怪我不及时介入同学之间的矛盾调解，怪我很少到寝室走访关心你们，怪我不积极组织你们踏春游秋，甚至将我的“放羊式”工作方法视为失职。但我不得不说，信仰所致，实属无奈：本来就希望你们尽早获得心智的成长，锻炼出自我生存的本领，还怎么会主动卷入这些事务呢？除非得到明确的求援。我深知，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文化基因，国人有着屈从权力支配的“本能”心智，为了让你们少些遭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污染，我只能身先垂范。前几天，我将两三年前给班级写的寄语翻了出来，文字如下：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自我，学习不是为了淹没自我，而是发扬自我！期待我带过的学生都能具备独立的人格，都能培育出一颗良善之心。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应当是当代大学生所具备的人生态度，只有通过学会理性思辨，而不盲从各种所谓的权威和理想，才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之中逐渐养成一种优良品格，也才能真正成为世界通用型的人才。

　　 我还想对大家说，我支持大家在生活与事业上取得成功，但反对“成功学”的思维方式；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做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做些大事，但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我看来，秦始皇、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所谓“成功人士”，换一个角度来看恰恰是最悲惨的“失败者”，因为他们也许将永远被历史学家们当作道德领域的反面教材而流传千古。就我们班级而言，在大量“学霸”转出到其他专业和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情况下，仍然创造了20%以上的考研率，这应该算是“成功”的体现，若再考虑到我们班从来都有着自由散漫的风气，这个考研率几乎完全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这种“成功”就显得更值得珍重了。当然，班级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一位同学的延期毕业，我在你们进入大学当初设定的底线被打破；但是我相信，这个遗憾很快就可以得到弥补...在我们班的毕业聚餐会上，我看到了大家的积极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洒脱”，这肯定是一种吉兆。

　　 不久之前，班里有同学问起我在和他聊天时谈及的“归隐山林”言论，我想在这里对此稍作澄清：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感觉心灰意冷，联想起浙江工商大学的徐斌教授的辞职信，我产生了“脱离体制”的想法，但这只是一个“规划”，而不是要立即付诸实践的热血来潮；我想要表达的完整意思应该是这样——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环境”继续恶化，我最多能坚持到2022—2025年之间（至于为何将忍耐的下线定为这段时间，我暂时保密），那时候，如果还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我宁可去种菜养猪，也不能继续呆着荒诞的高校中，我不想对历史“说不清”，更不能让自己落一个“同流合污”的时代骂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堕落了半个多世纪，如今也尝到了被社会“污名化”的苦涩味道；我身在其中，可谓是倍感压抑，因为无力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绝食而亡）而苦闷，更因为不能真正做到超凡脱俗而彷徨。我是一个喜欢“善始善终”做事的人，所以当已经承担的任务不断完成时，我的“决绝”也许就可以逐渐酝酿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的毕业，确实是我“走向山林”的一个环节，它标志着我的职业生涯又迈过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中国政法大学的丛日云先生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向他的学生们提出了谆谆教导：中国一旦发生大的变动，你们要站在正义一边，人民一边。该校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的毕业典礼致辞更是振聋发聩：“四年以前你们带着很好的理想到政法大学，那时理想很丰满；四年后，你们带着些缺憾，离开政法大学，现实很骨感。正是因为现实很骨感，我们理想才必须丰满。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这个时代荒诞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这是一个非常骨感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我对你们有什么理想呢？我不指望你们毕业以后做包公，但十年以后你们谁敢陷害忠良，我就给你灭了门…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事业上，我们在前行，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那就是你们。我希望等到将来你们掌权的时候，你们也要让我为你们鼓掌而不是遗憾…”我之所以大段引用何教授的话，是因为对这些话有着太多的共鸣，同时还想补充说：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你们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但有绝对义务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贡献力量，以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善与进步。

　　    我自认为不是一位“好保姆”，却是一个合格的“导航仪”：在向你们指明各种道路的同时，从不代你们做选择，如果说存在引导，也只是原则性的，从不涉及细节，事实如此吧？在你们离校前几天，学院的一位学生会干部请我给班级写一段寄语，我几乎是本能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们这个班级有着“包容”与“自由”的传统。作为班主任，我希望即将走向工作岗位或者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同学们继续保持这种风格，不管将来取得何种成绩，获得何种荣誉，占据何种地位，都能够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展示出现代知识群体的良好品德与风范。我对你们最大的期待就是，做事可以灵活多变，但做人必须坚守底线，不要成为投机取巧者、阴谋诡计者、落井下石者，更不要做贪官奸商，祸害一方百姓；如果有人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以深刻领悟“厚黑之学”而骄傲，吾将自动脱离你的师长之列，断然不想因此而蒙羞，请大家且行且珍惜我们的这段师生之缘！”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