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管季超0712

中国儿童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15/16期　作者：高振宇

关键词：儿童哲学；童年哲学；基本历程；主要成就

　　作者简介：高振宇，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

　　内容提要：儿童哲学研究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全面回顾和总结这段历程对于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儿童哲学模式以及在国际上开展更有建设性的对话等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儿童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从基本介绍和理论铺垫、初步尝试和短暂高潮、缓慢发展和稳步提升到快速增长和多元发展四个基本阶段，并且在原理、课程、儿童、学校及教师、国际比较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未来的儿童哲学研究须加强本土化的实践探索、实现向童年哲学的转向，并与儿童研究领域的多个方向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才能确保在国际舞台上发表中国的更强音。

　　关 键 词：儿童哲学；童年哲学；基本历程；主要成就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儿童学学术史研究”（18CZS036）的部分成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儿童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关键之年。从国际上来看，儿童哲学恰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而在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见证了儿童哲学在中国由最初的默默无闻逐渐演变为教育学、哲学以及儿童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并且其足迹已遍布大江南北的学校、幼儿园、社区和家庭。全面回顾和总结这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对儿童哲学的后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特别是东西方文明冲突日益升级的今天，了解中国学者在儿童哲学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局限，更有助于为形塑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哲学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此才能促使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西方同行开展平等及更有建设性的对话，并为儿童哲学的国际化发展贡献中国的独特智慧与力量。

　　一、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

　　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相关文献数据主要来源于知网和维普，两个数据库的论文既有重叠也有相互补充的地方，但这两类数据库只能反映期刊、硕博论文以及部分报刊杂志的儿童哲学研究信息，还需要通过百度学术及亚马逊、当当网、京东、孔夫子旧书网等平台，了解儿童哲学相关著作和译著的情况。在具体检索时，本文使用主题检索方式，主题词为“儿童哲学”或“童年哲学”，时间跨度为1987-2019年的三十多年，学科范围主要为教育学、哲学和文学等，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硕博论文、报刊杂志、著作、译著，经过多渠道的采集并剔除其中相对无关的文献，剔除纯粹新闻报导或介绍性质而无研究的文献，总共获得有效文献为302份。

　　1.研究工具

　　本文借用Citespace V和中国知网的文献分析工具进行计量分析。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语言所研发的，专门用于可视化呈现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核心主题、知识基础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知识图谱软件，在国内外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由于它能基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数据进行引文分析、聚类分析和共词分析，可帮助我们以整体的面貌了解中国儿童哲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进展。中国知网的文献分析工具虽然只能分析前200篇文献，但它可与Citespace相互验证和补充，除了进行文献互引网络分析、文献共引及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外，还能进行资源类型、学科、期刊来源、基金、作者及机构等各类分布的分析，并能以简洁明了的方式描述总体发展趋势。

　　2.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质、量结合的数据处理方法。首先对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文献数据进行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计量分析，主要进行总体趋势分析、作者共现分析（或作者分布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机构分布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等。其次是通过深入到文献内部，并整合未在知网统计之列的期刊论文、著作、译著等数据，质性地分析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阶段性特点、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以便得出更具体详实的结果报告。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基本历程

　　根据知网中前200篇文献的计量分析，可以绘制出如下的总体趋势图（见图1），结合其他来源的文献以及对中国儿童哲学实践历程的了解，我们可以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7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儿童哲学的第一个十年时期，侧重对儿童哲学进行基本介绍并做好理论铺垫；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7年，为儿童哲学的第二个十年时期，实践者开始初步尝试，相关学术研究也进入短暂的高潮期；第三个阶段为2007年至2016年，为儿童哲学的第三个十年时期，这段时期儿童哲学的学术研究缓慢发展、稳中有升，但始终没能成为教育或哲学研究的热点议题；最后一个阶段则是自2017年迄今，为儿童哲学第四个十年的开端，在这个阶段，儿童哲学的相关文献数量开始呈井喷式增长，真正成为学术圈内（至少在教育学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可以说儿童哲学自此才开始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以下我们将结合文献数据对每个阶段的研究特点进行更详实地分析。

　　1.基本介绍和理论铺垫期（1987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段时期以乔寿宁的《美国儿童哲学教育评介》为开端，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儿童哲学，对此一新兴的领域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研究，从而为后期的实践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学者们主要介绍了两位先锋人物马修·李普曼和葛瑞斯·马修斯的儿童哲学观，尤以前者为主。他们通过翻译李普曼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文章、[1]参观美国的儿童哲学研究中心（IAPC）等，[2]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美国儿童哲学课程实践的面貌，包括其理论基础与实践缘起、教材、教学模式、国际传播与发展等。陈国容[3]翻译了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这也是中国儿童哲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本译著，此后刘晓东[4]对马修斯的儿童哲学思想进行了详尽分析，论述了其不同于李普曼的研究路径，即更加关注儿童自己的哲学，强调儿童哲学既可以是严肃的思考，也可以是轻松愉悦的概念游戏，认为儿童哲学是儿童对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的理性重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儿童哲学对儿童、哲学和教育的积极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哲学发生、发展的面貌，促进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发挥起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5]有助于使成人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把握儿童精神生活的特点与规律，帮助儿童过一种更加幸福充实的生活；[6]有助于改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沉闷，解决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关系问题，[7]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育追求新知、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人才。[8]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的中国学者并没有局限在抽象分析的层次上，而是跨出国门，前往美国儿童哲学研究中心观摩学习，实地深入了解儿童哲学的理论成就与实践样态，[9]为下一阶段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实质性突破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此外，他们也意识到要在吸收和借鉴美国儿童哲学的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哲学体系，也就是首次提出了“儿童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但是他们对如何实现中国化、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中国化等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知。

　　2.初步尝试和短暂高潮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7年）

　　这段时期中国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关注点依然是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思想及其实践体系，更具体地展现其理论基础（如思维与语言观、对话、杜威的实用主义教学理论等）和教学模式（研究者称其为探究群体、对话学习或对话讨论等）的设计意图、基本程序及教师在其中的作用等。但是在前一阶段理论积淀和实践参观的基础上，此阶段的中国儿童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即在1997年诞生了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儿童哲学译丛，包括李普曼的《教室里的哲学》一书以及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全套儿童哲学故事读本及教师手册共13本，这在迄今为止的儿童哲学翻译工程中依然是“最大的手笔”。在此基础上，河南焦作地区的学校、云南昆明铁路南站小学、上海杨浦区六一小学和浙江温州瓦市小学先后开始在各自的教育现场实践儿童哲学，由此真正迈开了儿童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步。同时，学者们开始对本土的儿童哲学实践投入极大的热情并予以积极的评价和分析，主要集中于六一小学的课程实践，包括其课程类型、讨论模式、教学过程及案例、网站建设、与少先队活动的整合、对学生观念和能力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等，对其他地区和学校的实践现状（如河南焦作地区、[10]陕西大荔县仁厚里小学、南站小学、云南民航儿童哲学实验幼儿园等）也略有涉及。在这个时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马修斯，他们积极论证“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并探讨其在教育上的意义，从而为实现儿童哲学实践模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另外两本海外儿童哲学作品（即罗伯特·费舍尔的《教儿童学会思考》[11]和詹栋梁的《儿童哲学》[12]）的引进以及刘晓东三本儿童哲学著作（即《儿童教育新论》《儿童精神哲学》《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的出版，皆说明在第二个十年儿童哲学的学术研究开始发力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3.缓慢发展和稳步提升期（2008-2016年）

　　2002年时儿童哲学曾掀起过短暂的研究高潮，但是此后儿童哲学研究却陷入低谷，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缓慢发展的时期。这段时期的儿童哲学研究开始从小学教育阶段向学前、中学乃至高等教育阶段延伸，如金玲、[13]张晓蕾[14]对幼儿阶段开展哲学启蒙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初步探讨；刘晶、杨娟[15]对西澳大利亚高中阶段的哲学课程进行了简要分析；李怡然等[16]将儿童哲学应用于大学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之中。对小学教育阶段的研究不仅在空间范围上有了扩大（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江苏宿迁市众兴镇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等更多学校加入到了儿童哲学研究与探索的队伍之中），且在内容上也开始由儿童哲学的校本特色课程转向儿童哲学和语文学科或品德学科的融合课程。对儿童哲学刺激物的研究也开始兴起，主要集中于绘本，学者们普遍认为绘本中存在大量儿童哲学的要素，[17]虽然绘本在儿童哲学界仍然存在争议，[18]但是它们还是能有效地应用于儿童哲学的教学实践之中，[19]尤其是在主题、情节、角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独特魅力的思考故事，更能发挥优于传统的IAPC教材的作用。[20]大量来自欧美日的哲学启蒙绘本被引进到国内，绘本逐步成为儿童哲学实践中的宠儿，也就在这段时期，中国第一套原创的儿童哲学启蒙绘本（即酷思熊系列）也正式出版发行了。这一阶段的学者也非常注重对前一阶段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全面总结与反思，不仅指出了发展缓慢的多重原因，且探索了可能的突围策略，从而为儿童哲学的中国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这段时期还对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进行了修订，并引进了其他两本书，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马修斯儿童哲学三部曲。罗伯特·费舍尔的另一本代表作《创造性对话——课堂里的思维交流》[21]以及里夏德·普雷希特的《哲学家与儿童对话》[22]也被引进到国内。高振宇的《儿童哲学论》[23]和林静、王凯旋的《儿童哲学智慧读本》[24]则是两本有代表性的本土儿童哲学著作，前者对儿童哲学课程的来龙去脉及各个基本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者可作为儿童哲学启蒙读本和儿童哲学课的教材。

　　4.快速增长和多元发展期（2017年迄今）

　　从2017年开始，儿童哲学研究驶入快车道，学术文献呈井喷式增长的态势，2017和2018年的相关文献都在40篇（本）以上，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文献产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儿童哲学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以及连续组织的5个儿童哲学专栏。这段时期中国儿童哲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深度分析儿童哲学的文献显著增长，正是这些文献推动了儿童哲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严谨性、丰富性和跨学科性，如夏素敏以逻辑学为切入点审视了儿童哲学的动因与内容；[25]郑敏希探索了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批判传统认识论的若干命题对儿童哲学的启示[26]，并且以海德格尔哲学为立足点，讨论了儿童哲学的“思与诗”的活动，提出儿童哲学是一种栖居于世的生活方式；刘晓东揭示了儿童哲学课的哲学基础[28]，尤其是从海德格尔、中国古代童心主义哲学和哲学发生学等角度讨论了什么是儿童哲学；[29]高振宇以孔子对话的哲学思想与教育实践对探究团体进行了解构与创新。[30]甚至对儿童哲学内部存在的“浪漫主义倾向”之批判也带有浓厚的哲学味道。[31]儿童哲学所延伸出来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童年哲学”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高振宇即对童年哲学的内涵、条件与意义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32]儿童哲学的实践规模在这两年也得到迅速拓展，南北儿童哲学的校（园）际联盟相继成立，参与的学校与幼儿园遍布全国，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儿童哲学活动及会议也持续开展，儿童哲学相关读物（包括引进版和原创版）陆续诞生，儿童哲学的本土化师资培训体系得以建立。在此基础上，对儿童哲学的实践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过去三十年未得到关注的许多议题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如儿童哲学与核心素养、[33]儿童哲学与关心[34]或关怀型思维、[35]儿童哲学活动的主题特征、[36]儿童哲学的戏剧游戏教学模式、[37]夏威夷儿童哲学的实践模式、[38]儿童哲学与儿童读经的比较[39]和儿童哲学教学过程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40]等等。

　　（二）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与局限

　　对三十多年来中国儿童哲学的文献，围绕关键词分别绘制Citespace知识图谱（见下页图2）和CNKI知识网络（见下页图3），两者相对一致地呈现出在文献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主要分布在儿童哲学的原理研究（如李普曼、马修斯、童心主义、童年哲学、杜威等关键词）、儿童哲学的课程研究（如儿童哲学课、幼儿园教育活动、校本课程、绘本等关键词）、儿童哲学中的儿童研究（如天性、哲学家、爱智慧、儿童思维等）、儿童哲学中的学校及教师研究（如六一小学、南站小学、教师发展等关键词）、儿童哲学的国际比较研究（如中国化、比较、美国、澳大利亚等关键词）等领域。以下我们将以这五大领域为基础，深入到文献内部，全面总结中国儿童哲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局限。

　　1.儿童哲学的原理研究

　　原理研究涉及到对儿童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儿童哲学的内涵及其发展、儿童哲学的意义与价值、儿童哲学的理论基础、儿童哲学的先锋人物、童年哲学等关键议题。儿童哲学的内涵界定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始终关注的重点议题，最早是根据李普曼的儿童哲学课程（Philosophy For Children，简称P4C）来界定的，及至目前它依然是我国学者对儿童哲学的主要理解方式。为了将P4C与儿童哲学的其他概念形态相区分，近来也有学者称其为“儿童哲学教育”。自刘晓东开始，学界才开始注意到儿童哲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马修斯的“与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With Children，简称PWC），进而开始关注“儿童自己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简称POC），寻求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不局限于学校教育）下，与儿童一起做哲学。也有学者（如詹栋梁等）认为P4C和PWC分别代表了美国和欧洲的儿童哲学之风格，不过正如笔者在《儿童哲学论》中所指出的，两个地区的差异尽管存在但不能被过分夸大，两者实际已呈现出彼此融合的状态。无论是PWC这种基于儿童智慧而发生的随性的动态的哲学对谈，还是P4C这种体系化、教材化的面向儿童的哲学课程，在全球各地皆普遍存在，尽管后者在应用时并不一定会采纳IAPC所开发的课程体系及教材。当然，在国际儿童哲学界还存在“由儿童创造的哲学”（Philosophy By Children，简称PBC）这一说，斯坦蕾、赖丽等学者就指出，PBC中的哲学是由处于游戏中的儿童、他们的会话、人与人、人与有机体和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强调刺激物（如故事）在儿童进行概念游戏的过程中被创造和搜集，倡导并发展儿童进行哲学游戏的能力。[41]关于儿童哲学的这个新表达方式，国内学者还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尽管在游戏层面，已经有学者（如孙丽丽等）进行了初步探索。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我国儿童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如童世峻、高振宇等）提倡对P4C做出新解，将传统的P4C和PWC、POC、PBC都连接起来，整合为一个具有四大解释维度的“新儿童哲学”，此点对儿童哲学概念的国际化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儿童哲学的理论基础，学者们已分别从哲学、教育学、儿童观、心理学四大角度进行了论证，重点关注的人物是杜威、卢梭、维果茨基、皮亚杰等，对于奠定儿童哲学理论基础的其他维度关注不足，如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西方哲学中的对话传统与儿童观等。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儿童哲学更需要去寻找本土文化和智慧传统中的根，因此须积极探索儿童哲学在中国独特的理论基础。儿童哲学的核心是“探究团体”（Community of Inquiry），对于此概念的理论来源、核心特点及其多元应用，也是这部分研究的重点，目前的研究对于其来源的探索不足，重点是介绍了它在实践中的基本特点，对于其复杂的理论意义、在其他教育领域的应用，以及与实践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等的比较研究也应进一步扩大。皮亚杰是马修斯儿童哲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国内对皮亚杰的反思力度明显不足，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都缺乏，对国外新皮亚杰学派的批判性分析也同样不足，进而减弱了确立儿童思维发展新理论的可能性。

　　就儿童哲学的意义或价值来说，教育界的同仁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儿童的思维发展方面，早期更关注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近来开始关注团体协作、交往沟通和关怀思维等层面，从而将儿童哲学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进行了对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学者意识到儿童哲学对素质教育及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因此实践该课程的幼儿园和学校在持续增加之中。但是学者们还普遍缺乏比较和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儿童哲学本身，比如儿童哲学与国内目前在体制内外所倡导的其他教育创新项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习共同体、戏剧教育、思维发展课堂等）在一些基本理念上是极相似的，如何分解出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强化彼此渗透与互补，以便合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却极为重要的课题；儿童哲学对哲学发展的价值、对当代中国儿童研究共同体及基本范式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还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在理论界和实践界，仍然存在质疑儿童哲学的声音，一部分人是基于对儿童哲学的误解（比如将儿童哲学等同于儿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儿童进行严肃的哲学传授等）所作出的误判，另一部分人则在儿童是感性还是理性的形象问题上与儿童哲学发生了“冲突”，他们不认为儿童的精神世界应包含理性思辨的维度，这种维度“应”属于成人的世界，也有的观点认为将这种“非主流”的维度“放大”是走入了儿童浪漫主义的误区。

　　从上述争议出发会衍生出一个新的可能领域，即童年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可视为“儿童哲学”的理论升级版，更重视对儿童或童年的哲学理论研究。李普曼、马修斯、肯尼迪、可汗等国际学者已经就这个领域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该领域对哲学自身以及整个儿童研究的价值还未充分显现出来，有待于更多学者的深入挖掘，特别是要学习女性哲学的发展思路，去开辟一个有鲜明儿童立场和视角的新哲学领域。当前的儿童研究较多以新童年社会学的主要架构为基础，童年哲学可扮演起更奠基的角色，对儿童或童年本身进行更彻底、综合地审视与分析。目前国内已经涌现出一批关注此领域的学者，如刘晓东、郑敏希、苗雪红、高振宇等，不仅提出了童年哲学的内涵及其框架、建构策略与意义，而且从东西方哲学传统（詹姆斯、海德格尔、孔子老庄孟子李贽王阳明等人的哲学思想）出发，力图建立起具有浓厚哲学韵味的童年哲学理论体系。

　　儿童哲学自身的发展离不开灵魂人物的推动，因此对儿童哲学的学术（史）研究应包含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学术史领域又可称为“学案研究”。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学术界对国际儿童哲学的两大人物即李普曼和马修斯进行了重点研究，并对二人的儿童哲学理念与实践进行了比较。但是对李普曼的研究还主要局限在他创立儿童哲学的历史背景与直接原因，以及他建构儿童哲学课程体系的种种努力上，对于他自身的思想来源及其演变历程还缺乏关注，比如其学缘背景、求学历程、与当时美国主要教育家和哲学家的联系、学术发展历程、贡献与局限等。对马修斯的研究也可遵循同样的思路。另外，国际儿童哲学领域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已经涌现出像凯瑞·毛瑞斯、大卫·肯尼迪、沃特·可汗、汤姆斯·沃特伯格、菲利普·卡姆、王清思、潘小慧等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顶尖学者，他们每个人的研究缘起、历程及贡献都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儿童哲学研究专题，但是国内的研究者还缺乏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连最基本的介绍也寥寥。此外，国内儿童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如刘晓东、于伟等（见下页图4和图5），也应成为这种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开拓。

　　2.儿童哲学的课程研究

　　对儿童哲学的课程研究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P4C的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通常包括儿童哲学的课程目标、课程资源、课程实施（即教学）、课程评价四大方面。就儿童哲学的课程目标而言，思考力的提升是最主要的关键词，主要的思考力为批判思考力（另一说是审辩思考力）和创造思考力，这也是李普曼儿童哲学项目强调的重点。近来则拓展至关怀思考力的层面，并开始融合当前课程改革的热点——核心素养，因而同时强调团体协作力和交往沟通力，这些共同构成了儿童哲学所欲发展的五种核心能力（5C）。当然在实践界，也有把交往沟通力合并到团体协作力之中，因而统整为4C，以作为对P4C的另一种解读。近来亚洲学者纷纷倡导将关心及关怀性思考作为东方儿童哲学首要关注的目标，这是基于东方文化更加重视伦理关怀之故，因此我国学者对关怀性思考的研究程度也应有所增强，并将之与中国哲学的伦理传统进行对接。与此同时，儿童哲学也注重提升儿童对“哲学大观念”的理解力，实现认识上的进步，即不断逼近可能的真理，这是确保儿童哲学的探究具有教育性的重要方面。但是在这个方面已有文献关注得并不足够，比如如何界定这种进步，如何围绕某个大概念设置横向或纵向的“思想里程碑”，儿童在认识上的进步与哲学史上的种种解答方式或理论有何联系等，都须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儿童哲学也致力于促成儿童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变化，特别是情商各个层面的发展，以及儿童在行为习惯及实践方式上的改变，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这两个方面，但是对儿童哲学与情商的关系、儿童哲学如何促成儿童由认知转变走向行为转变等议题，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如今，我们主张将以上四个方面以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来加以统括，即技艺、义理、情意、修行。但是这四个方面均属于“末”，儿童哲学的目标有其根或“本”，这个本就是古希腊哲学所强调的灵魂转向或中国儒道学者所追寻的“道”，对此我国学者已有初步认识和讨论，这也有望对国际儿童哲学的研究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1）儿童哲学的课程资源或刺激物。我国于1997年就翻译了近乎全套IAPC学生用书和教师手册，这在国际范围内也是罕见的。最早期实践儿童哲学的小学也曾尝试使用过IAPC的教材，但此后未久便完全放弃了这套教材，转而开发出具有校本特色的儿童哲学材料。目前至少有南站小学、六一小学、瓦市小学和芳草地国际学校等小学陆续开发出这类校本教材，对不同区域的儿童哲学校本化研究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IAPC教材（尤其是更新版）和这些校本教材的深入分析以及比较研究，还有待学者的进一步开拓，特别要积极吸收IAPC教材的优势，而不能以国情不同为由去制造降低哲学品质甚至意图“照本宣科”的材料。绘本则成为第三阶段以来儿童哲学课程资源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低中段，对这类既有趣味又更加普遍的刺激物均予以了重点研究与实践，甚至衍生出由我国中小学教师及学者主导的儿童哲学本土绘本的创作（如《酷思熊》系列、《叽里咕噜的哲学》系列等）。其他文本类的刺激物还包括寓言、童话、成语故事、神话、新闻素材以及语文、道德与法治等主流学科的教材，许多学校（幼儿园）对这些刺激物投入了大量人力进行实践与研究，甚至通过校（园）际联盟的方式（如杭州西湖区“语文+儿童哲学”联盟），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动画片（如《雨果带你看世界》、《小猪佩奇》等）、游戏（哲学游戏、民间儿童游戏等）、戏剧（角色扮演等）、音乐（如童谣）或美术作品（如世界名画）等刺激物也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并陆续有相关文献的引进或出版，但由于实践上的尝试还处于初级阶段，深度的反思与总结仍比较缺乏。

　　（2）儿童哲学的课程实施。这方面以介绍李普曼儿童哲学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法、本国代表性学校（如六一小学、南站小学和瓦市小学）的实施策略为重点。不仅涉及儿童哲学特色课的教学方法及过程，也包括儿童哲学整合课（与语文、品德、少先队活动等）的实践方式。国内学校及幼儿园在实施儿童哲学时，确实探索和总结出多种操作策略及模式，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特别是没有局限于单纯的口头交流，而能有场地或活动的体验。但是他们也存在偏好辩论、未能充分运用探究团体这种核心方法、以儿童哲学之名实施知识或价值观灌输之实等比较显著的问题。儿童哲学与五大领域、一日生活及自主游戏等的整合研究，儿童哲学与数学、科学（或STEM）、艺术、综合实践活动等学科的整合研究，目前也都比较缺乏（合肥师范附小二小、泉州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等则在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即便在语文领域，整合的维度也主要在阅读层面，写字和写作这部分虽已开始得到关注，但相关研究只在少数学校（如浙江上虞华维文澜小学等）进行。

　　（3）儿童哲学的课程评价。这是目前国内儿童哲学课程研究最薄弱的地方。已有的评价在维度上涉及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价、对学生发展结果的评价，主要利用的是观察、访谈、问卷等比较常见的定性评价方法，并且属于自主研发。近来古秀蓉、冷璐等开始引入IAPC专用的儿童哲学探究群体评价量表。[42]但是像批判思考力、创造思考力的测量，国际上已有通用的标准，儿童哲学界也有如新泽西推理能力测试这样的测量工具，国内对这些量表的关注度不足，并且尚未将其应用于实践之中，以对学生经历儿童哲学之后思考力的真实变化进行科学测量。另外国际上也通过阅读、数学、科学等领域的测量工具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人际交往层面的测量工具，来检测学生在学习儿童哲学之后于上述领域的发展情况，而国内对这些量化的研究所知甚少，更未曾运用于实践之中。这就限制了国人对儿童哲学的认可程度，从而阻碍了它的大规模推广。

　　3.儿童哲学中的儿童研究

　　儿童哲学的基础在于“儿童有自己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ren），因此在儿童哲学领域中，对儿童的研究主要就在于揭示儿童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朴素哲学思想或从事哲学探究的重要时刻，以此来证明“儿童天生就是哲学家”这个关键性的命题。目前国内对儿童的哲学思想记录最全面的要数周国平，在《宝贝，宝贝》[43]和《女儿四岁了，我们开始聊哲学》[44]等书中，他通过对自己女儿啾啾的观察，详细再现了3-12岁儿童在时间、生命、死后生活、长大、名实关系、本体、感觉、真理、意识、事实与现实、知识等涉及多个哲学领域的困惑与思考历程。林德宏也同样对自己的儿子苗苗做了深入观察，通过真实案例总结了儿童在哲学思维上的特点。[45]教育界的研究者（如史爱华、张莉、杜燕红、朱国洁等）对儿童的哲学思考还未进行过如此详细的记录，通常是截取儿童生活中的几个片段或从别处引用几个案例，来说明儿童提问或“原声音”中所包含的哲学因子，并总结儿童哲学思考的特点。对于儿童哲学的年龄起始以及各个年龄段（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儿童在哲学思考上的不同特点、发展轨迹等议题，国内学者也未进行过深入研究，因而对实践过程中开发基于儿童的哲学课程构成了挑战。比较有趣的是，通常学界会认为儿童从三四岁开始才能进入到哲学思考的高度，但是伴随《宝宝也是哲学家》[46]的出版，这种年龄的边界被打破了，显然国内学者对0-3岁年龄段儿童的哲学探索历程及特点尚未做过任何研究，而对国际学界来说这也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新话题。当然，儿童哲学中还有许多值得钻研的其他儿童议题，如儿童是如何体验哲学课程从而推动自身成长的，儿童哲学中的同伴交往、师生交往、亲子交往、儿童文化（如团体探究中存在注重“言说”的文化，会对不太爱说话的儿童构成某种压迫），如何处理儿童哲学与儿童研究其他领域（如儿童社会学、儿童人类学、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等）的关系，以及如何借用后者来进一步挖掘儿童哲学学术潜能等等。目前由于儿童研究在整个教育界还处于草创阶段，成果偏少，所以学者在探索儿童哲学时很少会联想到儿童研究的其他领域，进而限制了研究的思路与深度。

　　4.儿童哲学中的教师研究

　　教师研究也是儿童哲学学术领域内相对薄弱的一环。最为普遍的研究内容为教师的角色，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团体探究环境中的教师角色和常规课堂教学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因而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新的角色包括引导者、指导者、启发者、助动者、组织者、共同探究者、思维技术顾问、“大朋友”、参与者、评论者等。在这种角色之下，教师须履行诸如经营探究团体、参与探究、引导对话、开展思维游戏等职责。此外，少数学者（于伟、段为等）还谈到了儿童哲学教师所应具备的素养，并谈及教师缺乏这些素养的具体表现以及提升的途径与策略。张丽芳还从六一小学的经历出发，特别谈到了儿童哲学课程开发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47]但是在儿童哲学领域内的教师研究还未能与整个教师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前沿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因此相关的诸多议题仍可以在未来进行深入的探究，比如教师乐意开展或抵触儿童哲学的表现及可能原因、儿童哲学专家型教师与新手教师的区别、儿童哲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之路、儿童哲学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如重塑其儿童观和教育观等）、儿童哲学教师的自我研究或叙事研究、儿童哲学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或倦怠感及其与学生学业成就之关系、儿童哲学教师的知识结构或专业资本、儿童哲学教师的职前和职后培养体系等等。

　　5.儿童哲学的国际比较研究

　　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儿童哲学是属于从美国引入的“舶来品”，因此从开始时国内学者就进行了国际化的研究，这种研究集中体现在对美国儿童哲学促进协会（IAPC）和李普曼、马修斯等人思想的研究。如冯周卓、周庆行等讨论了IAPC组织的具体运作和发展历程；高振宇、鲍梦玲等对IAPC系列教材的特点（插图、语言、情节、主人公、逻辑训练等）进行了分析；胡也、吴岩等则从课程理念、教学法、环境营建等角度对IAPC的儿童哲学课程进行了介绍。也有少数研究者提到了儿童研究国际协会（ICPIC）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如余保华、刘晶、杨娟等对澳大利亚的儿童哲学发展历程及概况进行了详细研究。2019年1月《上海教育·环球教育资讯》发表了一组儿童哲学的国际研究论文，具有填补空缺的重要意义，其中介绍了英国、[48]美国夏威夷[49]和韩国[50]的儿童哲学发展历程、主要研究机构、实践模式、在学科中的应用等并进行了简要评论。高振宇在《儿童哲学论》里也提到了巴西、丹麦、韩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儿童哲学发展概况。未来须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或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对有关国家的儿童哲学发展情况与成果进行定量或定性研究，尤其是邻近的亚洲国家（如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如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丹麦等），并进行跨文化、跨国家或跨区域的比较，以便揭示各国儿童哲学不同发展状况背后的影响因素，汲取必要的经验以为我国儿童哲学的发展搭桥铺路。当然，国际比较研究的另一面应当是在了解国外概况的基础上探索本土化发展的可能路径，以便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儿童哲学模式，与国际同行展开平等对话。其中，陈荟、高振宇、汤广全、杨隶瑛、黄彬、魏桂军、骆明丹等都对儿童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内外原因、解决对策等进行了重点讨论，为未来儿童哲学的优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中国化的研究若停留于此仍是远远不够的，须进行更加实质性的探索，解决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文本来开展哲学探究、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智慧来构建中国儿童哲学的理论框架甚至是流派、如何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模式等，才能在国际儿童哲学研究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三、中国儿童哲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目前我国正在积聚越来越多关心和研究儿童哲学的学者，这些学者的主体依然来自教育界，但文学界、哲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学者也陆续加盟到儿童哲学的研究阵营中来，促使儿童哲学的队伍保持不断扩大之势。在早期，儿童哲学的各类研究者及研究机构之间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境地，彼此缺乏深度的交流与合作，导致儿童哲学整体发展缓慢。现如今，伴随相关研究机构的推动及期刊专栏的建立、全国性及地方性儿童哲学会议的召开、儿童哲学系列译著和著作的出版、学校及幼儿园儿童哲学实践联盟和专家指导委员会的成立等，各个研究者或研究团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已经初步成型，这些都可为提升中国儿童哲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哲学理论与实践模式等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除加强内部团结以形成研究合力之外，中国学者也积极走出国门，通过参加儿童哲学国际委员会双年会、世界哲学大会、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及世界儿童研究大会等，向国际同行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开展更富有建设性的平等对话。在未来，我国学者至少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为国际儿童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一是展示中国儿童哲学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社区、家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分享中国教育者在课程目标的重构、刺激物的开发、教学模式的多元发展、课程评价的设计与实施、家园或家校合作的策略、跨学科（从语文品德走向数学科学和艺术）整合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二是结合中国传统及当代的哲学智慧，提升儿童哲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哲学理论流派，特别是要在境内推动童年哲学的领域建设，将儿童哲学的研究从传统的教育应用研究导向对儿童、童年的哲学研究；其三是连接更广泛的、具有超学科属性的儿童研究领域，与儿童社会学、儿童史学、儿童人类学、儿童经济学等研究方向保持紧密联络并加强有意义的对话，积极吸收这些分支方向的理论成果，从而显著扩大儿童哲学研究的主题范围并提升其理论探索的深度。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目前国外学者关注较少且成果相对缺乏的领域，而中国学者中已经有部分代表及所在机构在往这些方向发展，如关于童年哲学的国际国内专栏正不断确立、融合儿童哲学研究的“新儿童研究”期刊正在筹备之中、以儿童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年会将持续举办等等。可以期待的是，未来中国学者将会开展更多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表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国际儿童哲学学术界也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原创声音，从而真正实现鲁迅先生所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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