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序]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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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

管季超呢，有他供职的[孝南区教研室]，俗称‘单位’。

这个给你饭碗，给你关照，给你提供人生发展的舞台的地方；这个给你烦恼乃至屈辱的地方。

辛卯年晚春，管季超遭遇一次车祸，险些丧命。

在昏迷两个多小时被抢救过来之后，管季超想到的第一件事是------

应该在活着时写一个[遗嘱]，将重要的话托付给重要的人。

也许，还该将自己个人生活史写一写---这对于别人，或许毫不重要，而对我本人，却是必要的。

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管季超所写的，岂可与之相提并论。

管季超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向名著致敬，并随时准备尽可能少些遗憾地-告----别-----人-------世。
是为开此子栏之[序言]。
                                                            管季超 2011。4。28。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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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法]篇





费孝通于1910年11月2日生于吴江松陵镇。七都镇开弦弓村（学名“江村”）是费孝通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费孝通14岁开始写作，80年孜孜不倦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化遗产。自1936年“初访江村”始，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留下了享誉世界的《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鸿篇巨作，使开弦弓村成为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圣地、“中国乡镇工业的发源地”、“国内外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样本”。


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访问纪事

冯月根

“江村”是学名，本名开弦弓村。它地处长江流域的太湖东南岸，今隶属于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费孝通先生于1936年在家乡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整理出版了《江村经济》，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堪称经典之作。从此，江村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窗口，成为海内外人类社会学专家、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基地。六十多年来，费孝通与江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以毕生精力对江村进行跟踪调查研究，剖析这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关系，揭示社会生活和经济演化规律，调查不止，笔耕不辍。并积极参政议政，把自己的学术志趣与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紧密相联，致力推动中国农村向小康迈进。为深切缅怀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品德和作风，特辑录他江村访问的全况。

第一访
1935年6月,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秋天，他偕爱妻去广西大瑶山区调查，12月16日傍晚，在崎岖山间迷路，费孝通误入兽阱，腰足俱伤，而爱妻王同惠奔走呼号救援时不慎跌落深涧急流中身亡。翌晨，费孝通忍痛爬行才遇到一位瑶胞援救。经治疗，到1936年夏，费孝通回家乡休息作出国留学准备。7至8月间，在他二姐费达生的建议下，第一次来到江村（即开弦弓村）。他利用人类学实地调整的方法，在江村串门访户，系统地收集了该村不同住户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数据和资料。在去英国留学的轮船上，费孝通把这些数据资料整理分析成调查报告初稿。10月就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后，在导师布·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用英文写成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民的生活》。并于1938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还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1939年论文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书名在英国出版，又以《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重印多次，被列为人类社会学名著之一。
《江村经济》从此开拓了社会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的广阔领域，费孝通先生的导师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布·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981年费孝通先生被英国皇家人类社会学会授予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江村这个名字也随之闻名于世，成为现代史上中国农村的缩影。
1984年费孝通委托戴可景同志翻译成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以《江村经济》书名出版了中文译本。

第二访
1957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费孝通与他的二姐费达生，《新观察》杂志文艺组张凤珠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调查组的同志于4月26 日重访江村。这次重访江村的动因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葛迪斯教授访华，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申请，要到费孝通曾调查过的江村作一次访问。经周恩来同意，葛氏来到江村实地调查，后写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文。此事触动了费孝通，他认为应该再访江村，对这个阔别20年的村子从1936年到1956年的变化作实地调查。他一到江村就住了20天听取了县、乡、村干部的详细汇报，并召开了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实地考察，对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家庭、人民生活和思想觉悟、文化教育等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访问结束后，费孝通应《新观察》杂志之约，发表了《重访江村》和《重访江村（其二）》两篇调研文章，分别刊于当年《新观察》杂志第11、12期。热情讴歌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农村应当发展副业生产和适宜农村的工业以致富农民的主张。

第三访
1981年10月，费孝通又同他二姐费达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承毅、王康、林友苏等同志来到太湖之滨的江村进行调查访问。这次访问是费孝通因导师雷蒙德教授6月的来信，建议他将江村自1938年以来的变化作为11月份来英国领受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赫胥黎纪念奖章时的演讲内容而进行的调查来访。这次由于时间紧迫，费孝通等一行在开弦弓村只耽了四天时间。他向村里的干部群众详细询问了农业、副业、乡村工业、土地人口、经济收入、家庭收支情况等。参观了1968年重建的村缫丝厂，察看了产品质量等级。他就乡村工业的产品质量、技术、管理以及搞好道路交通建设等问题提出很好的建议。
1981年11月18日，费孝通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颁奖大会上作了《三访江村》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阐述了“江村”45年来，主要是解放32年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在会上，他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人类学的学者们宣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决定在“江村”建立“农村社会调查基地”，并许愿在1986年即他访问江村50周年时出版一本《江村经济续篇》。是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江村作第一次全面调查访问，“农村社会调查基地”在江村正式建立。

第四访
1982年1月6日和14日，费孝通冒着严冬第四次踏进江村。进一步调查研究这里的乡村工业结构、分配情况和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了乡村工业座谈会。在此期间，他为江村丝织厂奠基铲了第一锹土。费孝通结束此行回北京后于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以《我国农民已经闯出了新路子》为题作了发言。以江村调查的详实材料，热情赞颂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乡农村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第五访
1982年10 月24日费孝通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领导一起到江村作第五次江村访问。他带着“社会调查必须更上一层楼”的问题来到江村，深入江村了解工业结构、劳动力支配、文化教育、农民生活等情况。还对震泽、平望、盛泽、松陵4个大镇的城镇建设情况进行了探索性考察，他意识到乡镇工业的兴起，小城镇建设必须加强规划。访问中费孝通在农民蒋云娥家里兴致勃勃地牵磨，到打谷场与村里的干部群众交谈收成情况，殷切希望大家努力建设好社会主义新江村。

第六访
1983年5月2日，为了进一步探索小城镇问题，他带领调查组的沈关宝、李友梅等同志来江村作第六次访问。这次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对吴江10多个小城镇的历史、现状作了调查研究。重点研究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这10字课目。在调查中，他发现小城镇一度由盛而衰其症结是当时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和“左”的政策；而小城镇的复苏繁荣根本原因是乡镇工业经济的带动。在调查中他觉得小城镇的集体商业经济尚未搞活，流通渠道有待疏通。他认为小城镇应当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提出了“小城镇   大问题”的著名观点。费孝通在江村调查期间曾步临太湖，读唐诗有感欣然作诗题赠吴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过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栖栖不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翌年9月，费孝通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这篇调研报告，成为中国小城镇研究的开门之作，引起了政界、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兴趣，一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领域的热门话题。

第七访
1983年10月3日至8日，费孝通第七次访问江村。除了参观村丝织厂和缫丝厂外，还到附近的震泽、梅堰等乡镇进行调查，就村办企业横向联营的苏州光明丝织厂和苏州益明化工厂的负责人座谈城乡工业合作关系问题；参加了吴江小城镇研究成立大会并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听取家乡小城镇研究和改革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费孝通深刻指出农村工业经济的繁荣是小城镇复苏的原因，他还就乡镇工业与大中城市的企业联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商品流通、家庭副业、集镇建设规划、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后来整理发表了《小城镇再探索》一文。

第八访
1984年10月，费孝通在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朱通华陪同下于21日至23日到江村作第八次访问。他把乡镇工业和城乡联结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作为这次调查研究重点。他认为这是小城镇研究的新开拓，尽管还在探索阶段，但由此可开掘出乡镇企业对城市社会经济改革的作用、乡镇企业与城市社会价值体系的关系等深一层的课题来，这对于研究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复兴的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是极有意义的。访问期间，他参观了江村丝织厂和蜜饯厂，了解企业生产和销售情况。在村里看望老朋友，询问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家庭生产及生活情况。
离开吴江后，费孝通去镇江、扬州、南京三市访问，之后写了《小城镇新开拓》一文，在《瞭望》杂志上连载。

第九访
1985年7月9日，75岁的费孝通为了撰写《江村五十周年》，不顾江南高温酷暑，来家乡吴江搞调查研究。随同来访的有沈关宝、李友梅、刘豪兴、王兴、朱通华等11人，他带着探索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深入考察乡镇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前景，历时两周。7月13日费孝通第九次踏进江村这片熟悉的土地。入村后，他邀请土改时的村干部和现任的村干部分别召开了两个小型座谈会，详细地询问了农民生活和家庭经济负担情况。在调研期间，畅谈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他从改革开放形势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实际出发，分析了当时乡镇企业潜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并告诫乡镇企业不要单纯追求产值数字。他认为发展速度要建立在坚实的效益基础上，发展不能靠铺摊子、争贷款的办法。乡镇企业应当像蝌蚪变青蛙那样，去掉自己的尾巴，克服粗放低效的缺点，加强科学管理，逐步向现代企业发展。他强调效率和质量是乡镇企业的生命。他十分赞赏开始搞乡镇企业时那种“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四千四万精神”，提出了乡镇工业是“草根工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又提醒乡村干部注意防止土地抛荒，要重视稳定发展农业，他认为乡镇工业脱胎于农业，乡镇工业发展了就应当反哺农业，这样社会经济才能协调发展。他还对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和小城镇建设中防止过快膨胀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还游览了太湖并赋诗二首。

第十访
1985年10月，为纪念访问江村五十周年作准备，费孝通在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通华、中共吴江县委副书记于孟达等同志有陪同下，第十次访问了江村。在为期一周（10月12日至18日）的访问期间，费孝通除访问江村外，还到周围的其他乡镇进行了社会调查研究，他每到一地就走村访户，座谈拉家常，与乡村的干部群众广泛进行交谈。在江村他看到不少农民巳盖起了新楼房，感到很兴奋。特地来到老村长周富林家与全家人一起座谈，姐姐费达生也陪同他来江村调研。

第十一访
费孝通赴江苏江阴、无锡考察后，于1986年5月16日，又由朱通华、于孟达陪同第十一次访问了江村。进入江村，费孝通和应邀来访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巴乃特分头走访农户家庭。尔后，一起听取了江村的调查汇报，参观了乡村工厂、走访了农户家庭。费孝通与外国客人一起访问了重访江村时的房东周文昌家，并在周家共进午餐。费孝通在十一访江村的下月，即6月，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赴西欧访问，他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作了题为《江村五十年》的演讲。演讲中他回顾了江村半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他说，“历史的巨轮是不会停止的。上述的江村在过去的50年中的变化，很可能是更大更富有意义变化的前奏。”

第十二访
1987年5月31日，费孝通第十二次来到江村。他在与乡村干部座谈时，听取了江村近况和1986年乡、村三业发展情况的汇报，然后对乡村企业的前景，国营工业、集体（乡镇）工业、家庭工业如何分工以及家庭工业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分析性的讲解。陪同费孝通访问的有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通华、吴江县委书记孙中浩、吴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还有调查组的李友梅等人。

第十三访
1987年9月4日，费孝通第十三次访问了江村。他听取了村干部的汇报后，去该村15组访问了陈耀祥、徐林宝两家农户，还分别与该村的干部合影留念。9月1日至5日，以日本上智大学社会学教授鹤见和子为团长的日本小城镇研究会代表团一行8人在吴江作考察访问。在此期间，费孝通与日本代表团会晤并进行了小城镇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并提出了要加强古镇保护，开发古镇旅游资源。

第十四访
1990年4月14日至15日，费孝通第十四次到家乡访问。先后考察了江村、吴江东方丝绸市场和吴江新民丝织厂。他听取了江村和镇缫丝厂的工作汇报，并参观了缫丝厂的自动缫丝车间，在此之前费孝通为该厂建厂60周年题了词。在这次访问中，费孝通从家乡的经济结构和外贸优势的思考中生发出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外贸格局构想：“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要在长江三角洲，建立起一个新的外贸格局，从货郎担式的零敲碎打，上升为赶集式的上交会，然后更上一层楼，以浦东为基础，加上一个‘坐商’式的服务层次，也就是在上海建一个大陆上的香港，包括江浙两省腹地工农业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开发区。”

第十五访
1991年4月18日，费孝通第十五次访问了江村。他听取了乡村干部一年多来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并考察了盛泽等地。
回到北京后，费孝通给《瞭望》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吴江行》的文章，回溯了故乡10年的巨大变化，他在文中写道：“总的来说，吴江这10年正在从温饱型经济进入小康型经济。”他认为吴江经济有它自己的特点：农业稳定，副业兴旺，创造力强；吴江“走出了一条由它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发展道路。”

第十六访
1993年10月14日，费孝通和参加由他主持的“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代表一行47人来吴江实地考察“江村”风貌，这是费孝通第十六次访问江村。在江村，听取了村领导的情况介绍，观看了设在村部的“费孝通访问江村图片资料”，他还兴致勃勃的参观了村容，走访了部分农户。
在访问中，费孝通对江村的巨大变化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由于家乡父老乡亲坚决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靠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使家乡发展的如此之快、如此之好。相信在党的富民政策的鼓舞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家乡今后的经济会更繁荣，人民生活会更富裕。

第十七访
1994年10月13日至14日，费孝通第十七次访问了江村。费孝通于12日到达吴江，他此次来主要是了解家乡的新变化和配合拍摄专题片《行行重行行——费孝通和中国农村现代化》。13日，费孝通来到江村走访了农户。在村民姚凤金家里，与姚凤金及其孙媳妇赵凤美一起聊家常察民情；14日，费孝通与其姐姐费达生一起同当年在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里工作过的老工人进行座谈。是日，他还考察了东方丝绸市场、新民丝织总厂、新华丝织厂和工艺织造厂。

第十八访
1995年5月15日，费孝通回到吴江。18日上午费孝通到达江村，他先游览了太湖，再到江村，参观江苏金蜂集团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并同大家合影留念，费孝通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江村新貌，在新建的小学和农贸市场处，他惊异地感叹道：“这里原来是一片桑地，现在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十八访江村后，这一年费孝通又两次来到家乡吴江。一次是9月21日至24日，民盟中央在吴江召开参政议政工作经验交流会。另一次是11月5日，费孝通和雷洁琼、程思远、钱伟长、万国权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及无党派代表人士一起，参加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赴苏南考察团。

第十九访
1996年4月4日，费孝通先生第十九次访问江村。费孝通在吴江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江村。在农户徐林宝家，费孝通详细询问了家庭的收入情况及家庭生活，并勉励他继续努力，勤劳致富奔小康。在这次访问中，费孝通听取了吴江市委、市政府关于太湖开发情况的汇报，他对利用东太湖浅滩涂围网养蟹，不仅致富了农民，面且有利于保护环境，连连点头称好，他还强调要开发太湖，更要保护好太湖。走出村庄他还考察了七都等地的双塔集团、亨通集团、金装集团等规模较大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

第二十访
1996年9月19日，费孝通第二十次访问江村。这次访问江村是他来家乡参加“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研讨会暨欢聚会”，与来自国内外的各级领导、嘉宾及学者200多人，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主持，费孝通作中心发言，谈了自己坚定为伟大的人民和前进的社会服务的信念，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之路，志在富民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的体会。19日上午，费孝通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等来到江村。参观了村容村貌及村办企业。费孝通来访时还向镇中心小学赠送了他《爱我家乡》书籍，鼓励师生爱我中华，爱我家乡。

第二十一访
1997年4月8日，由吴江市老领导于孟达陪同，费孝通第二十一次访问江村。正逢清明时节，他先带着家人前往太湖之滨，祭扫亡妻王同惠。然后在江村走访了二组周根泉家及九组徐云夫家，了解了他们的生产及生活情况并一一作了记录。费孝通又携家人同访问农户一起合影留念，以教育子女及孙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费孝通在吴江期间，还考察了太湖和沿太湖的几个乡镇。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专程来吴江看望费孝通先生。吴江市委书记沈荣法、市人大主任张钰良、市长汝留根、市政协主席徐静柏向费孝通作了工作汇报。

第二十二访
1998年4月2日，时隔一年的费孝通第二十二次访问了江村。这次来访由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惠新（女）陪同，在江村访问了十九组的周玉官户，参观了该户的家庭电子线路板厂。又访问了三十年代他姐姐费达生，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缫丝女工蒋云娜，参观了该户的羊毛衫织机。还了解了村上农户除农田耕作以外的家庭收入情况。
费孝通在吴江期间，听取了市领导关于全市农村经济、乡镇工业情况的汇报，实地考察了部分乡镇。费孝通在考察中提出，乡镇工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抓住两头：一头要精心爱护和培植“草根工业”，稳住阵脚。另一头要营造科技的“顺风”，促进满帆工业的发展壮大。

第二十三访
1999年4月13日，费孝通第二十三访问江村。费孝通先生与他的海外友人尔韦思荣女士，以及费孝通的家人一起，参观了该村村部的“江村访问60周年的图片展览”。又走访了十九组周文官户，参观了该户的家庭工业。在吴江期间，市领导向费孝通汇报了全市经济发展情况和外资、民资、乡镇企业改制工作的运作情况。费孝通对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规模，全市吸纳外资、民资和改制工业取得良好进展表示很满意。听取汇报后，费孝通马不停蹄地考察了京杭运河吴江段土地复垦现场、吴江除尘设备厂、菀坪海港皮革有限公司和标准缝纫机菀坪机械有限公司。

第二十四访
2000年4月1日，费孝通第二十四访问江村。费孝通在吴江市老领导于孟达陪同下，来江村听取了村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走访了当时在他家做保姆的邱纪珍家庭，向全家人问寒问暖。还走访了三十年代第一代老缫丝女工蒋云娜、蒋文娥等家庭。在这次访问中，费孝通津津乐道地品尝了家乡土特产熏青豆茶，并向家乡父老传道了茶文化。

第二十五访
2000年9月4日，费孝通第二十五次来江村作访问。费孝通在市、镇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江村，在江村他听取了镇领导的工作汇报后，不顾年老体弱坚持要到镇办缫丝厂看一看，他赞扬了镇、村两级领导面对新世纪，谋划新思路，新发展。费孝通还走访了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开弦乡指导员的姚佰生同志的家庭，同他促膝谈心，并合影留念。

第二十六访
2002年9月29日，已有92岁高龄的费孝通第二十六访问江村。来访的前一天，吴江市的领导朱建胜、徐静柏等来到费孝通下榻的吴江宾馆，亲切看望费孝通和他的姐姐我国著名蚕丝专家费达生。29日，在市老领导于孟达同志的陪同下，费孝通来到江村。走访了邱纪珍老保姆及重访江村时的老房东周文昌户，同俩家的家人促膝谈心，畅谈江村的发展和家庭的变迁。当得知周文昌的大儿子是开弦弓村小学的一名优秀教师时，费孝通要他把班级的学生带来合影留念。费老情深义重地对小朋友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你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努力学习，做一名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这次成为费孝通到江村的永别之访。
（作者单位：政协吴江市经济科技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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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邹平7年“农村改革”

2004-02-25 　经济导报






  


　　◆导报记者吴玉庆郭涛邹平报道
　　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第六个“
一号文件”。今年的“一号文件”把解决“三农”问题纳入整个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可以看出新一届中央领导具有鲜明
的重农思想，有专家认为这是“新重农主义”
　　。说到“重农”，不由得让人想起被批判半年后还能说出“三军
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梁漱溟把中国农村问题提到了无
以复加的位置，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
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
村入手”。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
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他认为，中国是农村大国，要改
造中国，必须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
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这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世
界上很有名，被认为是在引进先进生产力方面，曾建设了不同于西方
式都市与乡村格局的历史遗存。
　　7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看梁老先生走过的路吧！也许对我
们今天的工作还能有所裨益。
　　“以12分的精力来做我的事”
　　2月19日，记者到达邹平。
　　在邹平县，研究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最有名的莫过于郭蒸晨。
郭蒸晨今年54岁，原邹平县政协文史办主任。郭蒸晨原在邹平县委宣
传部工作，办公室与政协文史办对门，经常来往走动。当时文史办已
征集了部分有关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资料，翻看了这些资料后，郭对梁
漱溟与“乡建”开始感兴趣。一天，文史办的一位同志欲进京见梁漱
溟，郭蒸晨为梁漱溟在瓷盘上刻了一幅头像，托这位同志带去，并附
书信一封，请求梁漱溟给自己写一幅字。没想到，字还真求到了——
—是一幅小型书法条屏，上面用规整的行书写着：“好学近乎智，力
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蒸晨同志嘱，九十三叟梁漱溟。”后来，郭
蒸晨工作变动，到了县政协史志办工作，他还在1986年11月和1987年
10月，两次到北京拜会梁漱溟。
　　郭蒸晨对记者说，见了梁漱溟之后才了解到，自1953年后，梁漱
溟大部分时间内都蛰居在家，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大儿子梁培宽在
中国科学院工作，二儿子梁培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
平时家中的一些要事，都是由两兄弟轮流值班处理。每到星期天，几
个孙子孙女常来看他，时尚类杂志《瑞丽》的主编就是梁漱溟的孙女。
　　对于梁漱溟，郭蒸晨怀有一种崇敬之情。
　　梁漱溟虽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生长在北京，却不尚空谈，而是
注重实干。他不但自己投身于社会的最底层———乡村，并连同自己
的夫人、两个孩子、妹妹、外甥等亲属也一起带到邹平。他说：“乡
村建设就是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主动以至
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
”受梁漱溟思想和行动的感召，当年投身到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
知名教授、学者不下百人，知识分子几百人，有的夫妇双双下乡。当
时，梁漱溟为研究院农场撰写了一副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此处可见其从事乡村建设的态度和热情。
　　在邹平，梁漱溟曾先后任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院院
长、邹平实验县县长等职。他不但要经常授课，勤于著述，外出视察、
开会，还要接待国内外来参观的客人。由于劳累，曾几次病倒，不得
不到济南、北京就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12分的精力来做我的
事。”他自奉俭朴，一向布衣素食，至今在邹平民众中留有很深的印
象。
　　梁漱溟与夫人黄靖贤育有两子，长子培宽，次子培恕，接到邹平
后住在县城内法院街68号。这里原是县政府法院的一处旧宅，房子是
英国人造的，院落较大，分东西两院，但深入巷里，环境僻静，他们
一家就住在西院北房中。附近的人都称这里为“梁公馆”。这个时期，
是他们感情最好的时期。夫人靖贤并不常外出，有时约几位研究院教
师的家属到城郊散步。1930年冬到1931年春，靖贤女士连续两次小产，
身体虚弱，曾表示不再生产。但1934年春，梁先生希望有个女儿，以
便老年有人照顾。1935年，靖贤女士再次怀孕，但胎盘前置，出现难
产，因当时县里医疗条件差，经周村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20日病逝
于邹平，享年42岁。其时，大儿子梁培宽10岁，二儿子梁培恕7岁。
靖贤女士的灵柩，暂厝于邹平县城西南角准提庵内。直到1950年梁漱
溟到山东视察，顺路到邹平，才派人将妻子的灵柩迁往北京祖茔安葬。
　　“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机关：乡学、村学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自1931年到1932年底，因限于山东省各厅局旧法的规定，主要是
做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二次内政会
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决定各省设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此后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际上成了合法性的山东县政建设研究院，但
仍然沿用旧名。自1933年起至1937年底为第二阶段，它以教育机关兼
行政机关，正式划邹平为乡村建设实验县，继而又划菏泽、济宁为乡
村建设实验区。此后，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迅速发展。县政改革，是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院成立后，邹平县实验县政府机构
仍然沿用旧制。
　　1933年7月，邹平正式划为实验县后，进行机构改革，改局为科，
各科合署一个办公室集体办公，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签到、考勤、
县政会议等制度。规定县政会议和地方会议研究的重大事项，通过县
公报公布于众，实行政务公开，提高了工作效率。裁撤雇佣的民团组
织，建立了民团干部训练所。同时，为推行行政改革，实现地方自治，
研究院还对县以下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撤销原来设立的7区、16镇、
141乡，按户口、自然地势、社会习俗等情况，设乡学14处。村学按
各村庄的情形，先后设立。到1933年底，全县设立村学54处，1934年
发展到74处。
　　乡学、村学是一种“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机关，除办理普通
教育外，还负责对各乡、村行政自治与社会改进事项进行辅导。乡学、
村学是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它以一乡、一村的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
引发大家联合团结，力求改良进步。乡学、村学的目标，师法于宋儒
吕和叔《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总的口
号是“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
　　。乡学、村学均成立学董会，学董会推选学长及常务学董。县政
府委任的常务学董，均为各乡学理事（相当于乡长）、村学理事（相
当于村长），负责办理乡、村行政事务。乡学、村学的学长为一乡一
村的师长，一般由德高望重者担任，不住学校，不拿薪金，有权对该
乡、村中不孝者进行督教，对乡党、邻里中不睦者予以调解。乡理事、
村理事负责执行乡村自治事务，而乡学、村学的学长处于监督地位。
　　在业务上，乡学受县政府的指导，县政府向各乡学派辅导员1人，
辅导工作。乡学内设预备部（相当于高级小学）、职业训练部等，办
理本乡村学以上的教育，倡导和兴办本乡的各项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
事业。隶属乡学的部门还有乡自卫队、乡户籍处和卫生所等。
　　村学接受县政府及乡学的指导，下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
相当于初级小学）等，组织全村民众入学，倡导本村的社会改良运动
（如禁止缠足、戒早婚等），兴办本村各项社会成员改进事业（如合
作社等），促使本村民众文化水平、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和改善。
　　1934年7月，实验县政府重点对财政进行第二次改革，将以前由
县长个人支付的如办公用品、勤务员薪水等费用，正式纳入常规预算。
1935年1月，实验县政府进行第三次改革，主要是改编了地方自卫团。
过去县各科局受省各厅局控制太强，县政府没有实权。改革后，科局
权力集中于县政府控制，将第二科与第三科合并。县政府分为5个科，
第一科负责行政管理，第二科负责自卫和治安，第三科负责税收，第
四科负责建设，第五科负责教育，从而增强了实验县政府的权力。
　　郭蒸晨说：“经过县政府行政改革，实验县工作焕然一新，工作
效率也大大提高。
　　”
　　韩复榘：“我就是迷信梁先生啦！”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
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
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
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
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1928年，他到达广东，在广东省主席李济深的支持下开始实践他
的“乡治”主张。1929年，他又到北平任《乡村月刊》主编，后又去
河南担任村治学院教务长，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对这个村治学院十分欣
赏。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韩复榘带嫡系部队一万多人叛离冯
玉祥，投靠了蒋介石，因对晋军作战有功，被蒋任命为山东省主席。
刚刚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欲笼络人心，稳定局面，希望能在山东继续开
办类似河南的村治学院。1931年初，梁漱溟到了山东，韩复榘设宴以
示欢迎，并答应先划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番讨论，后由梁漱
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但此时，“
乡村建设”一词代替了“乡治”。他们所创办的学校，亦名为“山东
乡村建设研究院”
　　。在选择何处作为乡村建设基地时，梁漱溟颇费了一些心思。选
址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郭蒸晨先生说：“地点必须距济南较近，又
不能太近，交通必须比较便利。选择的县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大
地主，不能有太大的干扰，像诸城就不行。”在这些方面，邹平自然
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好。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
大，人口不多，没有大地主的干扰，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
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是搞实验的理想之地。因此，邹平县
城被定为研究院院址所在地，邹平县也就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
地和中心。
　　梁漱溟能在邹平办起实验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当时的山东
省主席韩复榘没有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梁漱溟的实验才受到韩复
榘的支持。
　　在山东期间，韩复榘对梁漱溟十分尊重，特聘他为高级政治顾问，
开口便称之为“梁老师”。韩复榘常对下级行政官员们说：“要改革，
不改革就要垮台。我不会改革，就让梁老师来替我们改革吧！”“我
就是迷信梁先生啦！
　　”
　　骨灰埋在了邹平
　　1988年6月23日，与毛泽东同年生的梁漱溟因患尿毒症病逝于北
京，享年95岁，骨灰安葬于邹平黄山南麓。
　　如今，梁漱溟与乡村建设实验的遗迹已不可寻，只有墓地和纪念
馆可以供人瞻仰缅怀。
　　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旧址，也就是现在的老邹平一中，记者看
到，原来的风貌已经荡然无存，在学校实验楼前立有一尊梁漱溟的雕
像，实验楼的四楼有一间梁漱溟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平时并不对外开
放，其实除了新生入学时来此受点传统教育外，一年中也没有几个人
来。里面多是梁漱溟生前的旧物，令记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两幅
题字。一幅是1985年6月题的：“宪政的基础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
始于乡村。”另一幅是1986年题写的：“一般农家生活各自为谋，病
在散漫守旧，我故以‘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相勉励，并提出‘
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两条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梁
漱溟心犹不悔。
　　如何评介梁漱溟呢？
　　1937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到邹平参观，有人问蒋百
里对邹平的乡建工作有什么意见。他说：“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是中
国民族的一幕悲剧。如果中国社会有办法，用不着大家在这里探求、
摸索。
　　”在收集关于乡村建设的资料时，记者看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会研究员温铁军的一个发言材料，就算作本文的结尾吧：
　　“二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今天没有被我们很好地认识。
其实当年发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宏观前提是：第一，‘一战’以后，中
国没戏，不能参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第
二，恰恰是那个10年———民国史叫‘黄金经建10年’———工业飞
速发展，经济急剧增长，10年的经济高增长，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中国大陆自追求现代化以来的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那一代的知识分
子绝对不比我们傻，他们早就发现了，早就投身于其中了，而且比我
们更有奉献精神。像晏阳初先生，美国博士，回来以后能够举家迁入
河北定县，在那里搞平民教育，搞乡村建设。这种精神我们有吗？不
光是我们没有，我们担心我们的下一代也没有。
　　”（感谢李远征、李伟同志对本次采访的支持）
　　建国后曾两次到邹平
　　1937年，梁漱溟撤离山东后，曾有两次到邹平故地重游。但因政
治地位的前后不同，两次到邹平的心态也大不相同。
　　1950年，梁漱溟由一名学生和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陪同到邹
平访问。这是他自1937年底撤离邹平后13年第一次故地重游。这与他
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有关。1950年3月12日晚上7时，毛泽东派专车接
梁漱溟到颐年堂谈话，在场的还有林伯渠。在谈话中，毛泽东劝他到
外地参观访问，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
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
　　”1950年5月5日，梁漱溟一行到达邹平。故地重游，梁漱溟感慨
万千。在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旧址，由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这里的房屋几乎已经全部毁坏，到处堆满了瓦砾，显得有些荒凉。梁
漱溟会见了研究院时期的老朋友们，问起了邹平合作社、变工队、农
村生活状况等情况，还说起了各乡学理事的情况。据乡建时的老人王
允三回忆，梁漱溟与他们说起这些话时，觉人世沧桑，物非人也非，
感慨良多。
　　1960年秋，梁漱溟再次访问邹平，此时他已非当年的座上客了。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梁漱溟发言，重点提出农民
问题，说“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受到上上下下
的批判。这次，毛泽东让他下基层参观，是想转变他的思想。据时任
邹平县好生区区委秘书崔业宁回忆，邹平县接到的接待原则是“不冷
不热，不好不孬”，不准出现漏洞，要把这次接待当成政治任务完成。
这次到邹平，梁漱溟共待了4天，看望了好生农业中学，还会晤了几
位乡村建设时期的老人。此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到邹平，看到最为关心
的农村教育已非自己心中的模样，黯然神伤。
　　郭蒸晨对记者说：“梁漱溟非常看重这份事业，对邹平的感情很
深。”这时期也是他最辉煌的时期，在邹平梁漱溟说一不二，谁要当
邹平县县长都要他来批。
　　1937年，撤离山东
　　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8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
术。是要把散漫的各顾自家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
运用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他引进西方进步文化重构中国文化的重要部件
之一。他主要靠与全国各高等院校联合办学，靠研究院农场的多位高
级农艺师和专家，通过乡学、村学和各种合作组织来进行。除通过这
些组织进行农业、林业、机械等科学技术推广外，每年还在县城举办
一次大规模的农产品展览会。像科学种田、良种改良、化学肥料、喷
雾器治虫、化学制造酱油、打机井、放电影、无线电收音机、电话、
建医院、种牛痘、计划生育等在解放后才在广大农村出现的东西，70
年前在邹平实验区就已在一流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开始推广应用，尤以
农业改良、农业技术推广成效最为显著。
　　正当梁漱溟对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踌躇满志时，“七七事变”
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日军步步进逼山东，山东形势日趋严峻，
矛盾错综复杂。
　　经过7年的乡村建设自卫组织训练，实验区配备了大批训练有素
的军事人员和充足的武器装备，梁漱溟本打算组织乡建人员守土抗战，
并对师生、民众进行了动员，但是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根本无心抗
战，而是急于撤走。
　　1937年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山东省政府深夜召
开会议，决定省政府大部分公务员南迁宁阳县。14日早晨，梁漱溟急
见韩复榘，劝其以大局为重，留守抗战，但最终也未能阻止韩复榘后
撤。
　　见大势已不可挽回，梁漱溟连夜赶回邹平，召集同仁，安排处理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10月16日，梁漱溟不得不离开他苦
心经营7年的邹平。
　　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以“不遵命令，
擅自撤退”等罪名被处决于武汉。继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不允许在他
的辖区内有异己势力存在，很快以乡村建设“不合法令”为名，下令
一律撤销全省的乡农学校，恢复原有区、乡、闾、邻保甲制度。至此，
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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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晓庄师范（大事记）

——纪念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六十周年

侯怀银编写

1926年春，陶行知与赵叔愚、邵仲香等共同调查了沪宁路沿线乡村学校现状，考察了一些办得较好的乡村小学（其中就有栖霞区的燕子矶小学和尧化门小学），以研究乡村教育之改进。是年秋，陶行知又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在栖霞区明陵小学召开乡村教育研究会，会上陶先生发表了《我们的信条》，提出了著名的乡教十八条原则，重要的有这样几条：
　　“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作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作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妇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
　　发展乡村教育，最要紧的是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所以，办好乡村师范是当务之急。
      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发表《改进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撰文《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拟定推行乡村教育计划，发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筹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倡导乡村教育运动。
      12月25日，在南京尧化门小学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第二次研究会，举行立志乡村教育的宣誓典礼。
      12月31日，江苏教育厅赞助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筹办改进社乡村教师同志会会刊《乡教丛讯》。
    1927年，陶行知放弃了优厚的教授生活，谢绝了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的前身）和吉林大学校长的盛情邀请，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告别城市繁荣舒适的生活，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亲自培养训练乡村师资，开展乡村教育运动。他想通过培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以实现他的“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烧心香”。

1月1日，陶行知主编的《乡教丛讯》创刊。试验乡村师范筹备会在南京安徽公学召开，陶行知主持会议。会议决定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暂设小学师范院第一院、幼稚师范院第二院，分别由赵叔愚、陈鹤琴任院长。会议同时讨论了筹募开办费、经常费、聘请指导员等34项事宜。

中旬，决定试验乡材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

试验乡村师范发布招生广告。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考试科目：（一）农务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文一篇；（五）五分钟演说。本校准备：（一）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二）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三）最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五）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投考资格：初中、高中、大学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招生广告还特别声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主持试验乡村师范奠基仪式，同时举行城乡人民团拜，宣布改“老山”为“劳山”，改“小庄”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意为“在劳力上劳心”、“日出而作”，又寓意学校的创办意义——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如日出破晓。

2月10日，在上海召开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董事会，讨论通过组织大纲、董事会章程等，陶行知被推为董事会秘书兼学校校长，赵叔愚为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主任。   

3月5日，晓庄小学开学。

3月9日，试验乡村师范第一院在南京安徽公学召开院务会议，讨论学生报到、考试日期及3月15日开学等事宜。

3月11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举行招生考试，来自江苏、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浙江等地的操震球、戴伯韬、王洞若、王琳、李楚材、程本海、季雪云、徐企周、陈昌嵩、谢纬棨、葛尚德、李相维、裴志发等13位有志青年前来报考，成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首批学生。

3月15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在南京劳山脚下的晓庄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聘请著名教育家、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为学校董事长，教员有陈鹤琴、朱葆初、许士骐、陆静山等。参加典礼者除操震球等13个学生以及学校指导员外，还有来宾江问渔、姚文采、徐作人等及附近农友、小学生共130余人。陶行知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大意是：“本校开学特异于平常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师。大凡一个学校创立，总要有房屋，才能开课。我们在这空旷的山麓行开学礼，实在是罕见的。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天，下面踏的是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所造的草房不过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教的老师，只有比较经验稍深或学识稍好的指导者。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子，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进驻南京城，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师生和南京民众一起走上大街热烈欢迎北伐军。他们到街头村巷，向群众广泛宣传革命，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揭露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

3月，陈鹤琴担任晓庄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把鼓楼幼儿园实验经验引入晓庄。

4月，陶行知校长提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使命：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这个学校不但要做中国教育革命之出发点，并且要做世界教育革命之中心。

6月，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校区从燕子矶搬到黑墨营，陶行知校长在谈“晓庄精神——乐观精神、革命精神和团结精神”时，指出：“我们办好乡村教育，要改造乡村社会，总须有宽阔的胸怀和奉献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这句名言最早来历。
       6月，参加建校劳动。开办晓庄小学、乡村医院。
      在晓庄每天的寅会，发表演讲，逐步阐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已”等。

  

6月，陶行知组织“晓庄小学设计委员会”，专门设计了语言文字、公民训练、自然农艺、健康卫生、正当娱乐5门新课程。各课程均由师生研究制定详细计划，然后交给前去实习的师范生实习，由师范生把小学的全部教学做活动承担下来，原小学的教师具体指导和辅助师范生。

    8月初，全国学生总会召集各省学联会代表在南京举行第九届代表大会，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生程本海以江苏省学生联合会代表资格出席会议，并被推举为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大会日刊编辑。

8月14日，南京市教育局局长陈剑修、学校教育课课长陈鹤琴、局内职员及全市部分学校校长、教员30余人到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参观。

9月，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招收第二批学生。陶行知命名晓庄礼堂为“犁宫”、图书馆为“书呆子莫来馆”。

10月1日，浙江省立乡村师范（湘湖师范）开学。先后推荐操震球、方与严为第一、二任校长，又介绍程本海、董纯才、王琳、李楚材等任指导员。
    10月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高鲁、沈定一等到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参观。陶行知校长主持欢迎会，蔡元培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表“教学做合一是很自然的”演说，称赞晓庄的教育是“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对“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思想及晓庄同志“抱有大志研究乡村教育”的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10月，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会特派代表2人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参观，称赞晓庄师范的办学宗旨和办法“实在很适合现代潮流，推翻旧时教育制度，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出来。”

11月11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的中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举行开学典礼，张宗麟任幼稚园负责人。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特为该园手书对联表示祝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1月9日，陶行知校长创作《锄头舞歌》，作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校歌。歌词曰：“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绮雅嗨，雅荷嗨，锄去野草，好长苗呵，雅荷嗨；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锄头底下有自由呀，绮雅嗨，雅荷嗨，锄头底下，有自由呵，雅荷嗨；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绮雅嗨，雅荷嗨，唤醒锄头，来革命呵，雅荷嗨；革命的成功靠锄头呀，锄头锄头要奋斗呀，绮雅嗨，雅荷嗨，锄头锄头，要奋斗呵，雅荷嗨。”

11月，亲自到湘湖师范指导师生讨论“教学做合一”和“生活教育”。

12月，冯玉祥电约陶行知出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陶行知坚辞不就，回电说：“晓庄事业，我要用整个身子干下去。”

本年末次年初，浙江临海县中学学生郭凤韶、浙江青田县中学学生叶刚、江苏如皋师范学生刘焕宗（刘季平）、石俊、汤藻、马名驹等相继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习，受到陶行知校长和全体师生的欢迎。其后沈云楼、胡尚志、陆维特、皮以敬、廖履冰等陆续来校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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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是作者在深入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

　　目录

　　序言
　　导论
　　研究缘由和意义
　　框架、路径和方法
　　研究样本和文献
　　有关说明
　　第一章 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
　　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
　　皇权和保甲制度
　　族权和宗族组织
　　绅权和士绅政治
　　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
　　第二章 社会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
　　辛亥革命后的乡村政治
　　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
　　地方自治和保甲制的重建
　　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
　　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
　　第三章 新中国对乡村政治的改造
　　农民协会和土地改革
　　合作化运动和乡村组织
　　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
　　计划、户籍、阶级和乡村动员
　　第四章 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
　　新时期的乡村改革
　　国家权力和乡政体制
　　社区权古巴和村治结构
　　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
　　市场、民主、法制和乡村治理
　　基本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衡山调查记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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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之梁庄

                                       行  者

今年十月份，梁鸿回邓州她的家乡梁庄，中间来南阳看汉画，我们匆匆见了一面，因我对她理论的欣赏，力邀她与南阳文友一聚，她以时间为由拒绝了。这时候她的《梁庄》已经在《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里发表，我孤陋寡闻，自然没有向她说起这个话题，她也不告诉我。   

一些时日之后，我从报刊上看到人们对《梁庄》如潮的好评，才想，梁鸿好生了得，评论家刚做得令人刮目，又开始做作家了，而且出手不凡。

梁鸿的家乡那个梁庄我没有去过，但南阳其他的村庄我是去过一些的，想来差不了多少。如今梁鸿把梁庄搬到了纸面上（成书时名之曰《中国在梁庄》），让读者有机会去这个纸面上的梁庄游览一番。我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给读了，我不得不说，它对我是新鲜而沉重的。挑动我神经的还不单是书中那些令人心酸的故事，而是作者对眼下农村的发现和揭示。诸如农村全面的溃败，农民的政治冷漠症，政府、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的交错与脱节，农村家庭关系的世俗化，农民对这种世俗化无奈的接受，一些事情比如责任事故的无主性——大家都说不清道不明，因而找不到应该负责任的人，这些都令人深思。想来这就是真实的力量。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发现、揭示与批评。

我们大多都有一种体验，即使是熟悉的事物，哪怕是自己，其了解也是有限的。这源于我们的忙碌，也源于中国人多秉持一种模糊的思维，满足于大略的印象，而不愿下功夫观察、分析、研究，得出一个科学意义上确切的结论。梁鸿这样做了，她用五个多月的时间，打量她那个村庄，抚摸她那个村庄，用类似卡尺、温度计、X光这一类工具度量它的形状，它的宽度和深度，它的体温，它的骨架、它的肌肉，它身体表面和内里的伤痕，梁鸿是把梁庄当作一个研究室，科学家那样一一探查、测度、分析，然后把它描摹在纸面上，这就预先保证了这本书的典型意义。于是，我们看到了梁庄眼下的生存环境，村政权的运作方式，各阶层人等的文化道德心理，其中的固守与新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外出打工的村民留守的村民正求学的少年村民，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得意失意困惑与挣扎，——就真实、真相意义上说，这个书面的梁庄就是中国的农村，就是现时的中国。与其说这本书是文学，不如说它是一本社会学著作。

梁鸿并不排除感情。毕竟是她的出生之地，她在这村庄生活了二十年，她排除不了，她索性用第一人称叙述，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对这个村庄的感情也放进去，但这个“我”的目的是揭示真相，所以她更多的是把自己作为观察工具放进去，有时候也作为观察对象放进去——作者因而感觉到了自己与乡亲们的不可沟通，认识上的沟壑，面对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这些作者感到很悲剧的东西，乡亲们却是泰然处之，“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奸杀八十老太的王家少年，她谴责自己对这少年的同情：看来“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这场调查本身也让作者感到了某种痛苦，书尾这段话十分纠结：“不知道为什么，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我想回来的愿望就非常强烈……然而经过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和动力就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五奶奶，对清道哥，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这就使这本书在主观与客观、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建立起某种张力，同时又取得了某种平衡——批评家梁鸿毕竟对作者、叙述、元叙述这一类东西玩味已久。

我相信这纸面上梁庄的真实性，但不能说梁鸿已经穷尽了真相，因为她这个“我”毕竟是用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知识以及作家的热情包装出来的，仍然是一个“他者”，学者化的眼光尽管深刻，但也只是眼光之一种。

《中国在梁庄》不是书斋里的文学。而现今的读者更需要的恰是那些揭示真相的田野、公司和街头调查，那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文学。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更哲学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文学应该更社会学一些，更科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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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梁鸿讲述梁庄故事

日期：2011-02-12      中国妇女报   
  

  

去年岁末，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

但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2008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

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蹚到水中采莲子。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

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学校与猪场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得走将近一小时。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有的房间还养着猪。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忿忿地说。

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

“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

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

当然，村里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过年！”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郭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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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将忠实记叙1996-2011年间其个人和他所在[单位]与之相关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向名著致敬.

        管季超所记的事并不遥远，也必然会提及身边的人。如果都不提及，这一组文字将无法展开叙述，也 失去了意义。因此，管季超将为他的文字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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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法]篇




读林耀华先生的《金翼》
/ 白渊
2010-10-14



近来读了一本林耀华先生写的《金翼》，对这本社会学的著作感受颇多。

这本书读起来很流畅，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读完。里面没有复杂的理论构建，全然都是的纪实的故事描写。故事记述的是中国上个世纪初福建省湖口镇附近一个叫黄村的地方的两个家族的兴衰史。故事的主人公叫黄东林，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年轻的时候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机智与自己的姐夫张芬洲在湖口镇开办店铺，从农民转变为商人。他家（黄家）和张家就是我所说的两个家族。

在黄东林的一生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如果将他们家的故事拍成电视剧，其戏剧性绝对不会亚于《闯关东》、《大染坊》或者《大宅门》这些电视剧。

其实本文的主线是黄东林一家，而张芬洲一家似乎更多是出于对比的需要而被记录的。如果要理一个逻辑性的思路来说明黄家（或者张家）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家族内部的关系与家族与外界的关系。其中家族内部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两种关系，血亲关系和利益关系；而与外界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其一是黄家与黄村其他的家族之家的关系，这里的主要瓜葛来自土地；另外是黄家和与黄东林有着商业上瓜葛的家族的关系。随着黄氏经济集团的扩张，他们则又触及到了社会中的各种集团，其中包括官、商、军、匪、教育界等等，这里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利益关系应该是分析的起点。

这些关系并非完全各自独立，只要条件成熟关系之间，还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在本文中我们来看一看黄家内部的关系，黄东林由于在镇上经商，所以很早就和兄弟黄东明分家，但是黄东明的死使得东林不得不将自己的侄子和嫂子收留，所以黄家就又合了起来。这在起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随着黄东林的侄子大哥和二哥的个人实力的增强，家庭内部渐渐起了摩擦，最初的起因在于黄东林将自己的长子三哥和小儿子小哥送去西式的教会学院上学，大哥那个时候已经挑起了农村家中的大梁，他认为黄东林这是在使用家族的钱送自己的儿子上学。根据林先生的记述，这个矛盾是黄家之后的其他矛盾的一个起源，而随后这些矛盾逐渐的明朗化。大哥认为自己是在他人的屋檐下过活，而黄东林是想建立一个完整而强盛的名门望族，显然两个人的想法存在分歧。事实上这只是其中的矛盾之一，林先生进行了更加精细的记录，比如大哥二哥与四哥五哥他们堂兄弟之间的矛盾。我们会发现两家之间的矛盾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可见的争端则可以落实到土地、家族存款和商铺股份三个层面。当然，我们不可忽视一些心理层面的问题，或许大哥一直就有低人一等的耻辱感以及寄人篱下的危机感。这些矛盾最终发展到使得两家人的家族关系几乎彻底决裂的地步，但是幸运的是大哥最终并没有离开他的叔叔，原因是我后面想要提到的。我们所说的决裂，表现在大哥在分家的过程中对东林不依不饶，一个事项是对祭祖那块土地的抢夺；第二个事项是对于家族本钱的分配，因为大哥认为东林动用了家族资金供自己的儿子上学所以要多分一些；第三个事项是店铺的股份，由于东林认为店铺是自己一手白手起家与张芬洲一起干起来的，所以要多分一些，这一点又引起了大哥的不满。

在这些事件中有两点需要分析。其一，在书中所讨论的家族文化中，“爱有等差，亲疏有别”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东明的遗孤和东林是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两者又分别有着自己的核心家庭，我们需要分析是什么使得这样的一个大家族聚合在一起？又是什么使得这个大的家族离心离德的？我认为在家族当中有这几个关系比较重要：一是直系中最亲密的亲属关系（父母与子女、夫妻）；二是家族掌权者（通常来说是长辈）和家族成员的关系；三是在生活上走的比较近的有这朋友成分的亲属关系。这几个关系之所以比较重要，是因为这几个关系受利益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第一和第三是因为亲情的作用，而第二则是由于威慑力，但是这种威慑力比起前两者来，也还是要依存于利益关系。一般而言，旁系亲属关系是比较不稳定的，之所以大哥和东林的关系得以维持，祖母也就是家族的最年长的潘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对于那些平时关系并不亲近的旁系亲属的帮扶并不是出于血亲的天然反应，而是出于道义，如果维持两个亲属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没有起到应有的维持的作用——比如一个皇帝总也维持不好儿子之间的关系——或者去世，则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很难维持，特别是在两人存在利益纷争的时候——比如争权的皇子们，这一点在黄东林和他的侄儿大哥身上也体现的比较明显，由于黄家的实际家长已经是东林，祖母潘氏已经无法控制东明与东林两家的分歧，所以和谐的亲属关系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平时的积怨的不良影响甚至会被放大，但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最后之所以没有走向彻底的败落，就是因为“文房”（东林家）和“武房（东明遗孤）”最终在经济上没有分离，事实上大哥曾经撺掇张芬洲的儿子张茂衡与另外一个外人方杨在外面合作开店，但是由于大哥与方杨不和又将资金撤回了黄家的店铺，方才避免了黄家资本的分裂。我发现在这个故事中（林先生也是这么看的），除了亲密的亲属关系比如夫妻父子等之外，其他的旁系或直系关系都需要一些纽带来维持，但是一旦这些纽带不够强力或者消失，则这些关系就很难维持，反而倒是家族中的共同利益比如家族企业起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维持关系作用，因为家族企业是一个经济活体，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是因为有着来自外来的压力。当然如果当事人之一不够理性，比如大哥，依然会导致分裂的结局。

第二点，或许不太重要，但是值得指出。即在亲属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一些外人就有机会介入到这个家族争端中来，并且有机会渔翁得利，比方说方杨，他后来骗走了张茂衡所有的企业资金。这都是起源于大哥和东林在股份问题上的分歧，大哥之所以没有被骗只是他比较警觉而已。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家族的血亲关系和利益关系实际上是处于某种博弈状态，而在这个利益共同体内部发生矛盾的时候，由于亲疏有别的这种观念的存在，血亲关系依然难以阻止家族的分裂，如果切实的发生了利益矛盾，很有可能相互视如死敌，此时别有所图的外人反而有机可趁。

家族制度中的血亲关系似乎无法抵制利益分歧带来的不良影响，反倒是家族企业中的利益依存关系，能够使得一个家族不至于四分五裂，虽然这种聚合已经成为简单的利益关系。

林先生认为，一个家族体系会随着多种因素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第一，物质环境的变迁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第二，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也会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第三，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变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交往方式和不同的适应能力。”；“第四，一个体系之外的因素的改变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关系的变迁，并波及这一体系的所有人员。”

我个人的观点是，此处倒也不必给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我们只需知道，在当时中国的那种变更的情境下，一些具体的因素对于这个家族产生了什么影响，就可以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了。

比如轮船运输这一新技术对黄家的影响；比如中国的政权变更对黄家的影响等等。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直接影响血亲关系，它们对家族中的人际关系的影响都要通过利益关系来展开。如果一个家族的人际关系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利益关系的变更对于这种结构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呢？反过来，如果人际关系结构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变更，又说明了什么？另外，这些变更是否触及到了一些本质性的层面？比如等差亲疏的关系结构？如果我们说血亲关系和利益关系是家族关系中的一体两面，那么这两者的结构可塑性的特征又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东林的长子三哥由于自身努力以及其岳父的关照，得以有机会出国深造。当他回国之后，以他为核心发生了许多争端，首先大哥与二哥的分家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妥当，这使得他们兄弟二人的家庭反目成仇许多年，大打出手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三哥是一个有权威的人，林先生的解释是这种权威的依据是三哥是全黄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可惜三哥没有能力解决他们的争端问题，原因在于三哥虽然懂得一些律法，而且是有理性的人，但是解决大哥二哥这样的没有评判标准的家务事却无法依靠这些知识。另一件事则是小哥与三嫂之间的矛盾，三嫂与三哥属于自由恋爱，本人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对农村的亲戚却存在成见，小哥曾在三哥家住过一段时间，但是遭到了嫂子的歧视。这让小哥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当三哥回到家之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三哥身上，小哥也借机将自己的苦水当众倒出。许多这样的事情使得三哥难以应付，最终只好躲到城里去方才作罢。

为什么三哥一回国就成为了家族中各种矛盾的中心呢？我的解释是，三哥虽然是去美国受高等教育，但是村子的里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在他们眼里三哥就如同金榜高中一般，这在中国意味着光明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前途，其地位和成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他的父亲。在以往，他的父亲是金翼之家中的统治者，然而已经渐渐的丧失了对“武房”的控制力，或者说他的权威已经不受大哥和二哥的认可了，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是他们之间的纽带已然无法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大哥认为他的个人实力已经足以使得他另立门户。可是为什么大哥和二哥会去承认三哥的权威呢（他们认为三哥的回国意味着他们解决分家问题的时候到了）？原因不在于三哥的知识，而在于他在政治上合经济上的实力（虽然这只是假象），像这样的纷争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评判的标准，双方根本就没有对话和共识的基础，如果他们要解决争端，那就只能去找一个比他们两个更强有力的权威来迫使他们服从一些分配。可问题是三哥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而小哥的问题，也是一个纽带的问题，他和三嫂的矛盾一直被放在心里，而三哥这个纽带也恰恰成了这个矛盾爆发的契机。

我们可以看到三哥的留学经历为他制造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幻象，改变了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但是家族中这种“纽带”的作用机理却并没有改变。如果说东林的威慑力来源中一部分来自于辈分，而另一部分来自于实力的话，则三哥的威慑力就全然来自于实力。

然而这样的一种“纽带”的作用机理的改变可能并非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除非作为这种文化的具体载体的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发生巨大的改变，这种机理才有可能发生改变。

比如说三哥虽然没有能够脱离整个家族文化的制约，但是他的生活以及和大哥二哥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首先说他的婚姻，完全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东林作为一个开明的家长并没有干涉他。其实在东林年轻的时候，他的婚姻也几乎是自己做主的，只不过没有经过恋爱的过程，这得益于家族对他的能力的认可，可见在那个时代，只要个人的能力足以得到家族的认可，他还是有可能自己为自己选择妻子的，当然也可能这只是黄村的情况。而对三哥来说，其实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完全摆脱了中国的那种家族式的各种习俗（他和他的受过西式教育的妻子独自在城里过着核心家庭的生活），他只需要在一些必要的时候回归习俗就行了。我不知道像这种改变（由四世同堂变为核心家庭）是否会在某一天导致协助个人主义对抗血亲传统，但这是切切实实被改变了的东西。当然，另外的一种理论也是存在，即虽然人们的习惯已经大不同于以前，但是这种血亲文化却依然被保持在人们现有的生活当中，这意味着文化融合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

最后提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林耀华先生在这本书中只是进行一种切实的个案记录，但是他的记录方式实际上是与他在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那种普遍化的理论解释是一致的，所以这种记录当中处处充斥着逻辑的印记，也正是从这一点说起，这本书才不能被说成是一本文学著作，它是一本标准的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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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种子埋入土里——读林耀华的《金翼》

转载

《金翼》是林耀华先生用小说体的形式写的一部社会学著作。作者通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个家庭的兴衰对比，提出了有关人类社会的几个命题。



第一，竹竿和橡皮带体系。作者通过对这两个家族的描写，勾画出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框架。这个框架由竹竿和橡皮带组成，其中竹竿代表人类社会的个体，而维系这些个体的就是橡皮带。



第二，均衡状态。人类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平衡和失衡之间徘徊。如果“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我们即可称之为均衡。”在人类整个活动中，外界环境总给个体一些刺激。有时候，这些刺激加固了体系的平衡，也有的时候，一些刺激促使体系失衡。但总的来说，大方向还是平衡的。对于破坏环境的因素，作者归纳了四点：第一，物质环境的变迁促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第二，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也会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第三，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的变迁；第四，一个体系之外在因素的改变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关系的变迁，并波及这一体系的所有人员。



第三，关于命运。书中很多地方提到了命运的问题。当东林遭遇官司后，他认为这是命中难逃得一劫；当茂横的家道败落后，他认为这是风水的问题……那么作者是怎么看待这些所谓的命运的呢？当东林认为“这一切都是上苍早就安排好的。”而作者反驳到“我们今天可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将命运理解为人类社会。”对于茂横的“风水说”，作者评到“他把风水的转变归因于一个人化身的噩梦。他完全没有认识到所谓个人的噩梦，就是一个更大命运中仅仅属于人本身的动力，也是由于他的环境，他的时代及他的地位的产物，这一产物又来自人们对客观环境的情感和反映所起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大型的网状机构。”从这些话来看，作者是相信命运的，只不过赋予命运更广的内容，将“命运”定义为人类社会了。



以上三点，我认为就是作者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的东西。此外，书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把种子埋入土里。一本好书，能给读者以点启发就相当不错了。在《僵局》一章的最后一段，望着从头上飞过的敌机，东林平静地对孙子们说：“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是啊，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埋入了，便有了希望，埋入了，种子才有可能生根发芽，以后才可能有丰收。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浮躁，我们个人也很浮躁很迷惘（借用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如何面对众多诱惑，让自己静下心来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学生，一定不要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最后，在阅读中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农业系统》一章，作者提到九的倍数，或者末位是九的数字是不吉利的数字，为什么是这样？这种说法具有地方性吗？



第二，为什么下葬时死者穿的衣服的件数必须是奇数？这种民俗在那些地方存在？



第三，《分裂》一章，按长子继承制，大哥得到了比较多的财产。但在有些地区，一般是平均继承，而且有可能是最小的儿子继承的最多，因为父母最可能有最小的儿子赡养。问题是，中国不同地区的继承习惯有何不同？



第四，《金翼》在人类学中属于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该书以小说形式来阐述社会关系。问题是这种小说体的学术著作有何缺陷？这样的书作为一本学术论文，在中国学术界能不能通过审查？



                                                   （写于200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