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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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散神不散”散文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论出现于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称为“散文年”的1961年，它是“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与文学思潮、散文写作等综合因素所整合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散文写作上，表现为建国初期大量热情洋溢地歌颂新生活、新制度、新建设等方面成就的特写类散文的兴盛。这种特写类散文虽然有着可以及时、迅速、生动地报告社会生活的新人、新事、新景观，但是在艺术形式上有粗糙之气，摒弃了写作者个人的抒情空间，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格。这样，如何在一元的抒情机制里使散文“既好看又好吃”，成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诱人“菜肴”，这成为文艺界所思考的问题。1950年代中期的“复兴散文”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复兴散文”运动中所出现被称为“佳作”的散文，如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魏巍的《我的老师》、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老舍的《养花》等，形式灵活，文笔优美，所表现出的是与工农兵具有“同质同构”的情感关系。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知识分子自由言语的空间彻底丧失，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虚幻抒情状态，表现为对“共产主义”一相情愿式的幻想与渴望，对社会生活赋予诗意的浪漫情调。形式灵活、文笔优美的抒情类散文，成为热爱国家、颂扬人民的有效文本，走到当代文学写作的前台位置。
　　1961年之所以成为“散文年”，它有这样几方面原因：一是抒情散文写作获得丰收，大量意境隽永、文体优美的“抒情散文”涌现出来；二是许多全国性的报纸展开对散文创作理论的讨论，形成了相当的气候，出现了为多方所激赏的“形散神不散”散文理论。换言之，“散文年”是散文写作实践与散文理论探索“水到渠成”的结果。总体而言，1950年代的散文研究，基本上集中到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上，虽说出现了一些凤毛麟角的探讨散文特质的文章，但没有形成大的冲击波。抒情散文的写作虽说队伍扩大、作品大面积丰收，但同样也出现写作题材狭窄、风格单一等状况，这样势必要求散文研究者对散文的概念、范畴、特征、传统等方面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探讨，以指导散文写作实践。应该说，到了1960年代之初，探讨散文基本内涵、特征理论准备的时机相对成熟。《人民日报》专门在1961年1月28日至6月5日，在第八版开辟了“笔谈散文”的专栏，发表了二十来篇文章，专门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散文的诗意、意境、结构、范畴等艺术问题。此外，《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也刊发了提倡、议论散文写作的文章。这次“散文笔谈” 的重点，不是讨论散文生存的土壤问题，而是把精力集中到散文文体等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估计也有像一些学者所猜度的原因：“这次‘散文笔谈’的策划者尽量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散文的本体建设和艺术表现方面，从而避开来自政治的干预，这是颇具策略的明智做法。”
　　对散文“形散神不散”特征的概括和论争，首先成为当时讨论较多的话题。有人认为“散文忌散”——李健吾提倡散文的“竹简精神”，作家师陀也提出了“散文忌散”的观点。也有人提出“散文贵散”的观点，把散文形容为“文学的轻骑兵，是从战斗的风沙中跋涉过来的”、“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自由活泼，最没有拘束的”。与此同时，王尔龄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的“散”》文章，也赞同散文的特点在于“散”。萧云儒的千字短文《形散神不散》，综合“散文忌‘散’”与“散文贵散”观点，提出自己关于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观点：“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像煞有介事’的散文不是好散文。会写散文的人总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的见闻中有所触动，于是随手拈来，生发开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笔所至的叙述上，笔尖饱蘸感情，时而勾勒描绘，时而倒叙联想，时而感情激发，时而侃侃议论”。萧云儒不光认为散文的“散”与“不散”相互统一、相映成趣，更具体地发挥了这种“神不散”的观点，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珠玑，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不散”。
　　“形散神不散”观点是对当时文艺主潮的一种阐释：作品的主题必须明确与集中，完全符合当时盛行的反个性主义的大一统文艺思想。《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一出现，立刻引起评论家们的重视，经过宣传、推广，终于构筑成当代散文的理论框架。与其说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写作的发展，毋宁说是对当时散文状态的理论总结与进一步规范，给散文的发展戴上更为沉重的“紧箍咒”，由此，所谓的“散文年”真正形成了属于“十七年时期散文”的理论与创作模式。
　　在拥有具体的“形散神不散”理论指导下的散文环境中，散文“诗化”这种散文写作的技术方法，成为散文作家们自觉的追求。当然，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普遍的，既表现社会大众对于“三大家”散文创作的“诗化”方式的模仿上，也表现在当代的文学教育上的一种全力引导与灌输。就拿“十七年时期”散文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来说，到了“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十七年时期”所涌现的散文佳作，如杨朔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泰山极顶》，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日出》，秦牧的《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袁鹰的《井冈翠竹》等大量散文作品全面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全国统编语文教材，成为全国中小学生所诵读的名篇佳作。就是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也一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其关于散文特征的论述“形散神不散”，成为中学生必须牢记的散文特征“定律”。这种影响所造成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二、对于“真情实感”的讨论
　　
　　1980年前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连续发表了《说真话》、《写真话》、《三论说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随笔文章，并在1982年把“讲真话”的一组随笔辑成《真话集》出版。巴金先生反复说“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表现出了一位具有“五四”文化精神的老作家的社会良知。现在有人看“说真话”这个命题似乎很幼稚，其实在没有明确的社会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说真话”并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新时期”之初的特定社会语境来分析，“说真话”应该成为散文写作的最基本条件。因为能否忠实而冷静地记述“文革”乃至“极左路线”时期的历史现象，能否客观地追述那些已经在“文革”中逝去的人们的历史功过，能否真实地表达作者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理解，这些均不是易事。
　　其实，“讲真话”曾是当代许多作家的共同心声。早在1962年，作家周立波主编的《散文特写选》（1962年）序言中这样强调：“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绝对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秦牧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丑恶”，他认为的“真”，就是“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弄虚作假，反对粉饰太平，反对掩盖矛盾，反对诓诓骗骗”。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一直被视为散文不可动摇的基石和不容偏离的创作原则。众多作家对于散文“真实性”原则的强调，主要是捍卫最基本的写作权利。这里既有对当代散文创作中长期出现的“假大空”、“假嗓子”的不满，也有对于散文生存语境的反思。
　　
　　80年代后期，林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散文的“真情实感”问题，他指出：“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情感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林非这里反复强调“真情实感”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散文审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
　　林非引出的对散文“真情实感”探讨的话题，成为新时期以来散文研究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楼肇明认为：“‘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它在扫荡‘瞒和骗’的文艺中是立了功劳的”；“其二，‘真情实感’论因过于普泛，不可避免地非文学、非艺术的因素也一古脑地全包含了进来”；“其三，真情实感，本身包含着若干层次，又人和人不尽相同，这样就为相对主义留有藏身的洞穴”。陈剑晖也认为：“‘真情实感’是可以作为散文的本体范畴和对散文的文体进行规范的，它的功劳也是别的散文概念所不能代替的”“问题在于，我们充分肯定这一散文范畴的同时也应看到：首先，散文虽是‘表现自我’的‘主情性’艺术，但它的情感抒发和小说、诗歌的情感抒发有着较大的区别……”；“其次，感情有文学的因素，也有非文学的因素；有具备很高审美价值的真，也有毫无艺术意义的真”；“再次，还应注意到，感情还有‘大’、‘小’和‘高’、‘低’之分，这是就散文的情感质量而言。事实上谈论散文的情感，必然涉及作家的主体人格结构、思想涵养、文化心理等因素”。那么，“真情实感”是不是散文的内核，是不是散文创作的灵魂？我以为应该这样回答：“真情实感”仍是文学进入审美需求的最基本的层次，它是一种外在现象，“真情实感”的内核应当是“个性”精神，正如郁达夫所言：“散文的解放，第一要写‘散文的心’”，“散文的心”就是散文创作者所释放的“个性精神”，而这种充分与自由的个性精神的释放，必须有足够的社会条件来保障。
　　探讨散文在技术上可否进行“虚构”的问题，也是对于散文“真情实感”的讨论逻辑必然。90年代初，秦晋坚持认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散文如果描写不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可能发生的事情，读者就会出现阅读障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散文中像小说一样虚构事实情节，那无疑是‘自毁长城’，失去疆界的散文也就失去了散文自身。”秦晋对于散文“真实性”的讨论，已经不是简单层面的情感诉求了，而是上升对于散文特质的探讨了。可是，陈剑晖却认为：“从散文的创作规律和散文发展趋势来看，要使散文所描写的内容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把握好‘真实与虚构’的‘度’，既不要太‘实’又不要过‘虚’，则散文的‘真实性’这一古老的命题便有可能在新世纪再现它的原有活力。”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在“真实性”问题上纠缠不休，“真实性”就是现代散文不容动摇的特质之一。现代散文具有“现代性”、“真实性”、“自由性”三大特质。所谓“现代性”就是一种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等普遍原则的现代意识精神；“自由性”，既是散文写作者心灵的最大自由，也是散文文体的自由，呈现一种开放的态势；而“真实性”就是写真相、表真情、诉真心，散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和杜撰。也就是说，散文的“真实性”所符合的原则是真人、真事与真实的时空场景，但是作者在真实时空中包括想象、幻觉等心理体验，则不能以简单的“真实性”来加以限制了，因为人的思维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功能。如果否定散文中的合理想象，某种意味上也就是否定散文的“文学性”特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讲真话”是对散文生存环境的强烈质疑，是对散文作者自我权利的捍卫；而“真情实感”论，已经上升到对于散文本体特点的探讨上；对于散文“虚构”的讨论，虽说停留在散文写作的技术层面的讨论，但因为涉及到散文的本质性内涵方面，仍能吸引人们的关注。
　　
　　 三、对于“形散神不散”的质疑
　　和对于“三大家”的重新审视
　　
　　1980年，松木在《语文战线》1980年第8期发表《“形散神不散”质疑》。此论文主要从散文文体的角度来深入探讨散文的特点，对“形散神不散”理论进行大胆的质疑，开启了新时期对于“形散神不散”理论的重新认识之门。到了1980年代中期，散文研究界对于“形散神不散”批判之风日盛。这些研究文章对“形散神不散”的批评角度不一，对“形”与“神”的解释亦各有出入，但如同楼肇明所指出的那样，“基本上都认为‘形散神不散’说对散文写作主导造成境界狭窄，主题单一之弊，促使散文写作单一化、格式化，束缚了散文艺术追求，是一种封闭的体系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林非的《散文创作的昨日与明日》，不仅仅从文体角度加以探讨，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形散神不散”与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契合性，抓住了其实质问题进行批判。“（形散神不散）这个主张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我们当时一种相当盛行的文艺思想：作品的主题必须集中和明确（这其实是古典主义式的艺术趣味）。短论《形散神不散》具体地发挥了这种‘神不散’的主张，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玑珠，环扣主题’，完全符合于当时盛行的这种文艺思想，所以它得到广泛的流传是可以理解的”、“追求单一化和模式化，必然会使散文创作陷于僵化和停滞的境地；只有冲破单调和模式的多样化的趋势，才有可能使散文创作得到充分发展和繁荣”，这种分析令人信服。
　　由于“形散神不散”观点出现于1960年代，当代散文研究界要质疑这个散文理论，就势必要对形成此理论的经典作品进行重新审视。因此，对于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重新审视，也成为“新时期”散文研究的一道风景。
　　1、对于杨朔散文创作的再评价。对杨朔散文写作的“再评价”问题，当代散文研究界在1980年代之初就开始了，也已经触及到杨朔散文的弊病了。1984年，上**艺出版社出版的吴周文《杨朔散文的艺术》，是较早出版的杨朔散文研究的学术专著。吴周文认为，杨朔诗化散文的理论所指导下的创作实践，使其作品在意境创造、艺术构思、人物描写、结构艺术、文学语言和个性风格等方面，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比较完整地构成了他的散文美学，形成了“杨朔体散文”。吴在论及杨朔散文缺点时也认为，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杨朔散文仍沉浸于光明的歌唱，他没有能够很清晰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现实社会的许多矛盾，更深一步地去发现与研究当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存在的“左”的问题。这使他的散文存在思想方面有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在艺术方面，由于刻意追求“巧”的构思，也使他的不少散文结构雷同。
　　1980年代后期，佘树森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杨朔现象出现的社会原因。认为1950年代中的散文“复兴运动”及60年代初的“诗化”，是对40年代散文通讯化的反拨。由于政治功利观念的主导与制约，杨朔散文形成了“强化群体意识而淡化个体意识的‘载道’精神，托物言志（包括借景抒情）的表现方法，以及‘三大块’的结构形式”，导致了“散文创作上题材的狭窄，真实品格的贬值、艺术形式与风格的单调”，并由此走上了“模式化”的路子而束缚了散文的发展。
　　1990年代初，溪清、渝嘉认为“杨朔散文致命的弱点恰在于‘自我’的弱化，‘主体意识’ 的隐蔽”。我的理解，类似这样的评价似乎“有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感觉。试想，整个社会尚对于“个性”封杀的特定年代，杨朔作为一介文人，他有何力量与整个社会对抗？他只能顺应形势，并在顺应形势中进行力所能及的及时调整，追求在形式上“诗化”的突破；再之，单就杨朔的出身和成长经历而言，他已经经过革命之风的熏陶，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又怎可能走“个性化”之路？
　　
　　而吴周文在其著作《散文十二家》的自序《“杨朔模式”及其悖失态势》中进一步分析“杨朔散文现象”的成因与影响，并指出：“如果说，十七年散文因说真话抒真情美学原则的弱化以致丧失而形成了散文创作一统化的审美思维方式，是‘杨朔模式’的第一层含义；那么杨朔和众多散文作家在艺术表现的诗意倾向与追求，则是‘杨朔模式’的又一层含义”。应该说，吴周文的观点摆脱了就事论事的简单分析，而是通过“杨朔现象”来把握整个当代散文的走向问题，其观点更有深度与新意。
　　2、对于刘白羽散文创作的再评价。早在1960年代，井岩盾认为，刘白羽散文的优点是包含的感情比较丰富，他能以热烈的感情、生动的形象赋予战斗的思想以感人的力量；同时，他的散文又兼含意境的清新和文辞的优美。不过，他认为刘白羽散文的缺点在于有些概念化，同时在文字上功夫也不够。这可以说是较早注意到刘白羽散文缺点的论文了。
　　到了1980年代，对刘白羽散文创作研究逐渐深入，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论著。当然，这些研究性论著主要是研究刘白羽散文的特点为主。也有研究性论文在指出刘白羽散文优点的同时，进一步分析其散文创作的缺失。如郑锹称赞刘白羽散文“如飞瀑，如奔马，感情豪放，境界壮阔，气势沉雄，给人昂然向上的力量和一种奇伟、刚健的美的享受”。不过，他也批评了刘白羽散文议论过多的缺点。认为，刘白羽力求在几千年散文传统和五四以来散文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主要表现在他要把先进的革命思想引进作品中来。这是造成刘白羽散文过分强调思想性与政治标准，而忽视散文艺术美的原因。溪清、渝嘉也认为刘白羽散文，“看起来，表现的是‘个性’，但实际上‘共性’的成分很浓；抒发的是‘个性’感情，但实际上‘阶级’的感情比重更大”。应该说，这些分析还是切中肯綮的。
　　3、对于秦牧散文创作的再评价。秦牧散文融说理、叙事、抒情为一炉，使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借谈天说地、辨析名物之方式，来寄寓对人生的褒贬。同样，早在1960年代，研究者对于秦牧散文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作家观察生活与选取题材、艺术手法、语言应用等方面的独特性上认为秦牧散文的特点在于其“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到了1980年代，随着对秦牧散文创作研究的深入，出版了不少有着真知灼见的研究论著。研究者的主要着眼点开始转向对于秦牧散文创作的总体得失反思上。溪清、渝嘉认为：“他的散文接近于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的一路，但‘知识性’被推到了极致，语言的‘趣味’实已不足，‘感情’的调和则尤欠功夫，这就大大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循着这个思路，刘锡庆在1990年代后期为中进一步指出，秦牧散文是《讲话》所孕育的“新散文”表现形态之一——以“谈天说地”的软性题材，以富于知识趣味的健康情调和明快、畅达的轻松文笔所写出的一种新型的、大众化的随笔。其根本缺点在于用“知识”替代了“自我”，也丧失了抒情的自性，从而使得他的作品未能超越“知识小品”的藩篱而进入“艺术散文”的殿堂。有意味的是，刘锡庆先生始终是以“艺术散文”的钢圈来套当代散文作品，这种方法的确有些捉襟见肘的尴尬。事实上，散文的现象具有丰富性，一味地要求其表现“个性”，那岂不是一相情愿的事？
　　还有1990年代中期，林贤治在中更是给秦牧下了危言耸听的判词：“对个性的遗弃：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他决然认为，秦牧并非文学史所称誉的“散文大家”，而是“一个思想贫乏而语言平庸的作家”。他之所以获得了与其实际水准不相符的地位，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个死结：一是降低了标准，一是放大了成就”、“一个统一有序的社会，必然要成批生产与之相适应的作家……而且，必然要从中推举出某位代表人物，极力树作优秀的典型，以期群体仿效，免得标新立异。制造优秀，是政治手段在文学方面的运用，是政治入侵文学的众多现象之一”。批评不是作秀，任何脱离作家生活的社会现象而强作家所难的批评方法应该为我们摒弃。事实上，在一个整个民族整体“失语”的社会机制里，即使有个性的作家又将如何？文学批评的目的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认真地总结文学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启迪未来。
　　
　　四、1990年代消费环境中的几种散文观念
　　
　　早在198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长期背负着“形散神不散”精神枷锁前行的当代散文产生深深的失望。有人认为“散文已趋于解体”，当代散文“以广泛的萧条来慢待这个对文学充满厚爱的时代”，“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在“旧有‘散文’概念的内涵已经分化完毕”的今天，“‘散文’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还有人认为“一直被误作文学的散文”，“已完成了它的历史文化使命，它应当寿终正寝了”，“当代文学不再需要散文”。
　　可是，散文沮丧地告别1980年代，来到1990年代后，却出现了人们事先所没有料到的“散文热”现象。1990年代，我国进入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日趋复杂。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给人们带来了更多表现情感与思想的诉求，散文这种最善于直接表现人们真情实感的文学样式，正好就承担了这一使命。各种随笔类图书的销量一路看好，刊载承载百姓情感的都市平民报纸一时走红，众多作家纷纷转型，专门报纸、刊物的随笔写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要求散文求新、求变的“大散文观”的声音。
　　在1990年代较早提出“大散文”概念的是贾平凹。1992年《美文》杂志创刊时，贾平凹作为主编旗帜鲜明地提出“大散文”概念。他说：“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为何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贾平凹当时是有现实考虑的，“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因此，“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实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大散文”概念的提出，是针对流行于当时社会上的那些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的。也就是说“大散文”的概念尽管笼而统之，但作家更注重一种风气，一种关注社会的境界。因此，作为散文期刊的宣言的“发刊词”，对于“大散文”的鼓与呼，无疑是当代散文创作求新求变的催生剂。
　　“大散文”概念提出后不久，就遭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锡庆先生的反对。他先是在《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中提出了“净化文体”的观点，认为散文的文体特点是“自我性”、“内向性”、“表现性”，提出“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写法和真实、自由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表现个性、裸露心灵的艺术性散体短文，即谓之散文。”他用更为随意性的解释进行翻译：“散文就是更本色、更自由地表现自己”；“散文即个性和心灵的赤裸”；“散文是作者性灵（独特个性）的自然流露和自由展现”；“散文即自我心灵美、人格美的本质‘对象化’”等。他还对散文的审美“特征”加以规范，提出四个特点：“篇篇有‘我’，个性鲜明”；“外物内化，以小见大”；“真实、自然，笔墨自由”；“纸短韵长，风格各异” 。后来，刘锡庆在进一步展开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流变史的把握的论述中，强化其“散文净化”观。
　　刘锡庆文章资料丰厚翔实、论述严密自恰，其征引考辩、爬剔、梳理的实证功夫和务实风格，实为诸多散文研究者所不及。然而，他的“净化文体”观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散文本身就是“文类”的问题，而不是“文体”的问题。二是散文的基本特点是“有神无形”，其“形”之丰富，非其他文体所能比。散文过于“净化”，导致了所谓的“艺术散文”才是“散文”，其他散文不是散文。他连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散文热”都视而不见，认为“从艺术散文的观点来看，散文并不‘热’；不仅不热，还有些‘冷’呢”。这样严格的“门户清理”，只能造成散文品种的单一。因此，正如陈剑晖所指出的那样：“无视90年代散文的繁荣主要是思想随笔繁荣这一基本的文学事实，而偏执于‘艺术散文’这一隅，一味追求散文的净化，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也无益于当代散文的健康发展。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刘锡庆的‘净化’ 理论发表后便一直遭到世人的诟病”。也有学者指出：“搞‘文体净化’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技巧修辞层面做些调整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散文理论家的楼肇明先生在对20世纪中国散文进行历史评判的基础上，与人合作编辑“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对当代散文写作潮流进行扎实而细致的案例研究。他提出散文最基本的三个本质规定是：“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史与哲学相綰结的思维性”、“审美变革中的前驱地位”。在对散文本体研究的基础上，他还提出“复调散文”的概念，即：“一是维度的改变，不再是一件事，一种情感、一个道理；二是一个主题包括二个母题、一个意象包含二个缩影，在两个层次、两个侧面展开；三是宏观时空和微观时空碰撞，两个叙事人，双重视角；四是七嘴八舌，叙事人非常隐蔽”。他还认为“复调实际上是对完整的要求。艺术的根本原则是经济原则，复调散文就是要求在一定的篇幅内表达比较多的内容，它要求作者改变以往那种唯我独尊的写作态度，召唤读者参与作品的完成”、“要打破这种近乎宿命的循环，就必须提倡思想者、学者和诗人的三位一体，提倡复调散文”。楼肇明将散文写作的主体——作家定位在思想者、学者和诗人，集三位于一体，视散文文本为思、史、诗的三维于一身。在这三者中，思是灵魂，史是骨架，诗是主观形态或承载方式。他心目中的最高境界的散文是文化、历史、哲学与诗性完美结合的散文。他认为“散文的文化本体性的核心部分，即在于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或者说是旨在创造性地转化民族文化性格”。应该说楼肇明先生“复调散文”观的提出，就是对于我国消费文化环境中文化缺失现象的回应，要求散文必须负担起“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的使命，而不是一味地成为大众情感的消费“甜点”。然而，他将散文写作主体的定位于“思想者、学者和诗人”，虽然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但似乎也有些不切合实际。其一，散文本身就是社会情感与思考的载体，它的门槛很低，只要有情感有思考，谁都可以涂抹几笔，不是说只有思想者、学者、诗人能够写作，而一般的普通大众就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其二，在人心浮躁的市场经济年代，人们以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许多“思想者”热衷于制造“噱头”而沽名钓誉、许多“学者”热衷于制造“泡沫学术”、许多“诗人”热衷于进行“下半身写作”之时，他的这种“空谷清音”又有几人能够善于倾心聆听呢？
　　正如美国学者杰姆逊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已经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已经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文学的生产同样受制于文学的消费，受制于为文学消费所服务关联的如市场、读者、出版、发行相关环节，而批评者的引导只能占到很小的比重。也就是说，广大的作者更愿意投市场、投读者所好，也不愿意让批评家的颐气指使。对于1990年代的散文写作者来说，他可以不考虑何为“大散文”、何为“艺术散文”、何为“文体净化”这些理论家们所设定的问题，可是绝对不会忽视社会的需求。也就是说，面对消费市场，散文理论家、批评家越来越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散文一方面朝着“形而上”学识与思想的高度挺进，涌现出诸多标识“思想散文”、“思想随笔”、“文化散文”、“文化随笔”、“学者散文”、“学者随笔”、“学术随笔”等散文的风行于市；另一方面也可能朝着如“小女人散文”、“生活散文”、“媒体散文”、“城市散文”、“经济散文”、“网络散文”等更能从容不迫地表现平民百姓闲适情感与希冀的散文内容靠近；当然，这种散文的探索，还可能出现类似“新潮散文”、“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探索精神的散文形式。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各种眼花缭乱的散文概念的背后，是不同档次、不同规格的文学、文化期刊上各类铺天盖地的散文作品，是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充斥着人们视野的散文随笔类图书。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2）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文艺报》1959年第14期）；吴调公：《什么是散文》（内蒙古《语言文学》1960年第2期）。
　　（3）（38）陈剑晖：断裂中的痛苦与困惑——20世纪散文理论批评评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55页，第52页。
　　（4）李健吾《竹简精神——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61年1月30日。
　　（5）师陀：《散文忌散》，《人民日报》，1961年2月27日。
　　（6）柯灵：《散文——文学的轻骑兵》，《人民日报》，1961年2月28日。
　　（7）王尔龄：《散文的“散”》，《光明日报》，1961年4月23日。
　　（8） 萧云儒：《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9）巴金：《随想录》，新知·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7年第506页。
　　（10）秦牧：《三十年代的笔迹和脚印》《秦牧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27页。
　　（11）（19）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第37页，第39—41页。
　　（12）（18）楼肇明等：《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第144页。
　　（13）（16）陈剑晖：《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5页，144页。
　　（14）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年，第4页。
　　（15)秦晋：《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文学评论》，1993第1期，第133—134页。
　　（17）喻大翔：《散文观念更新谈》（《散文世界》1986、7）、《历史与现实：形散神不散》（《河北学刊》1988、1），王尧《散文艺术的嬗变》（《当代文坛》1986、5）、叶公觉《新时期散文发展浅说》（《当代文艺探索》1987、1）、郭风《关于“形散神不散”》（《解放日报》1988、2、25）、杨振道《散文艺术形象的形神统一》（《河北学刊》1988、2），以及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与明日》（《文学评论》1987、3）。
　　（20）张明吉《谈杨朔散文的不足之处》（《光明日报》1982、8、19）、创淮《成就与局限》（《光明日报》1982、9、10）。
　　（21）佘树森：《当代散文之艺术嬗变》，北京大学学报，1989第5期，第6页。
　　（22）（27）（30）（37）溪清、渝嘉：《当代散文纵横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2页，第84页。
　　(23)吴周文：《杨朔模式”及其悖失态势》，《散文十二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24）井岩盾：《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5）如胡树琨、谭举宜著《刘白羽作品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孟广来、牛运清编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刘白羽研究专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牛运清著《刘白羽评传》（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朱兵《刘白羽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6)郑锹：《他歌唱红日和大江——漫谈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28）杜埃《论秦牧的散文——〈花城〉读后》，《文艺报》1962年第12期，收入《笔谈散文》1980年版；易征、张绰、关振东《十里花街——谈秦牧的散文》，《上**学》1962年第4期）。
　　（29）林湮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秦牧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其光、陈碧秋《秦牧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张振金《秦牧的散文艺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
　　（31）张炯等人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10卷“当代文学编”，华艺出版社，1999年版。
　　（32）林贤治：《对个性的遗弃：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33）王干、费振钟：《对散文命运的思考》《文论报》(石家庄)，1986-7-21。
　　（34）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35）（39）王聚敏：《散文文体净化说质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6）如《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2）；《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1）。
　　（40）楼肇明、老愚主编：《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共六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43）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楼肇明、老愚主编“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写作艺术借鉴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第5页。
　　（42)楼肇明、老愚：《散文从单调走向复调》，中华读书报，1996-7-31第5期，第5页。
　　(44)[美]弗·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