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赵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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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着走下去

—采访赵熊

陈华春

时间：2008年12月14日

地点：赵熊艺术工作室

陈华春（以下简称陈）：看一个人的工作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能走进你的工作室看看，是一种享受。看看地上、墙上、桌上的作品，知道先生在艺术的道路上很勤奋，是一个善于思考的艺术家。我多次在别人面前提起先生，可以用一个字概括：新。也就是说你的观念常新，作品常常处于探索的状态，不断在否定自己。作为快六十岁的人而言，这种状态很可贵。关于这种看法，我常与别人交流过，皆能接受。

赵熊（以下简称赵）：搞艺术需要文化的支撑，我们这辈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荒芜的时间太多，不努力学习是难以为继的。近三十年，随着改革开放，搞艺术的环境得到了改善，要掌握的技能和学养很多，但最重要的必须使自己静下来读书，不断地向传统经典学习。和古代文士相比，当下从事艺术活动者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已有了根本上的区别，这其中有得有失，最重要的缺失，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欠缺。对于艺术家个体而言，人文精神的获得是多方面历练体味的结果，而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学习。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如果不学习、不思考，时间长了难免重复自己，倘若满足于这种重复中的快感，艺术的生命力必然日益枯竭。这方面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因此也是我经常告诫自己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提出了“五分书”的概念，即半篆半隶，也曾以此观念创作的作品入选过当时的国展。当时也有一种欣喜和满足感，但很快就否定了自己。一是写着写着就感到了其中的不足与浅薄，二是如此反复地重复，连自己都觉得索然无味。人年轻时，若过分强调个性或者风格，必然会忽略综合素养的吸收，影响到后来的发展。即便老了，也不应该重复自己，艺术应该是常新的，是拒绝重复的。我时常在否定自己，也就是不断告诫自己多思考，不断学习，努力拿出新作品。1989年在西安第一次办个展时，我在前言的最后一句是：“假如生命倘若能存在一天，我仍要不断学习变化”。至今二十年了，我这个想法尚未动摇。我觉得风格的形成是自然的过程，我不会把追求风格的定型作为目标，这也许是许多人认为我作品新的原因。有人说我是学者型书法篆刻家，令我汗颜，我说要改一个字，是“学习型书法篆刻家”。

陈：随着年龄的增大，若还在不断探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岁数大，可能精力减弱，但人生的阅历增加，学养深厚，作品自然不同凡响。能谈谈先生目前的生存状态吗？

赵：我现在的状态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愉快着走下去。我的追求是继承前人的优点，结合自己的认知和心性，努力在自己的笔下、刀下创作出尽可能自然的作品，化古人的语言为自己的语言。当代人在这方面欠缺，欠缺的是文化学养的支撑。我每天进工作室，就是读书、思考、创作，尽可能减少社会活动的干扰，迫使自己静下来，在有生之年，留下一些作品就满足了。艺术之事是辛苦的，也是愉快的，倘若能以平常心面对，就是幸福的一生。艺无止境，不断学习，不断创作，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陈：我能理解先生的状态，我看了你近两年创作的二百多首格律诗，八十一枚《道德经》组印，二百多枚唐诗主题印和禅语印等，还有一些手札、文章，感到先生太勤奋了。我觉得你这首“绿绿黄黄树色秋，青门内外走蜉蝣。心能独处红尘远，便坐林泉二十楼。”的绝句，颇能表达你的现状。在同龄人中，你还在读书、努力创作，这很可贵。

赵：从事篆刻学习创作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间断主题印的创作，主题印可以锻炼作者的综合能力，迫使自己多思考。书法方面的内容多是自己的诗词及手札，这样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找到一些文化性的东西。总之，这些年我是在努力补习传统文化。

陈：先生有如此多的作品，是否有举办展览的打算？好像许久没有得到你展览的消息了。

赵：是的。十五年来我没有办过个展，明年六十岁时想办一个汇报展，六十幅书法，还有一些篆刻，再出一本作品集，算是对自己的小结，向读者亮相，接受读者的批评。

陈：你如何看待当代的篆刻创作？

赵：当代篆刻创作的现状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是继秦汉、明清之后的第三个高峰，这个高峰还要延续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出土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对当代篆刻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古玺印式的突飞猛进，这是前两个高峰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战国文字，虽然不规范，找不到较好的契合点，但这不妨碍人们的尝试，并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去年到今年，我刻的“道德经”印谱即以战国文字为蓝本，探索用不同的形式来进行创作，以求获得丰富的表现力。从艺术上讲，当代篆刻应该回避竞争和市场机制，但在市场经济时代，这又是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刺激了篆刻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许多弊病。跟风现象明显，独立性相对弱化，以学术的立场来关注篆刻的创作还显得力不从心。把篆刻艺术纳入“金石学”的范畴来思考，提高篆刻家的文化素养是一个急需重视的问题。

陈：当代篆刻创作的印式主要表现为哪几类？

赵：当代篆刻创作主要表现为秦汉印式、圆朱文印式、古玺式及探索式，总的趋势是写意印风占主流。秦汉印式规律性强，想突破有一定的难度。圆朱文印式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其形式易流于重复。一些篆刻家力图在文字形式上有所突破，但个别手法有些过头，装饰味道太浓，削弱了金石韵味。古玺印式的创作正在强势的发展过程中，但在梳理古文字规律，进而“印化”为篆刻语言方面，尚有大量工作要作。

陈：篆刻与书法一样，都必须有文化的支撑。你认为篆刻的文化性主要表现为什么？

赵：篆刻和书法一样，汉字是其载体，其文化性大致是一致的。篆刻的文化性，一方面通过入印文词体现其思想性，一方面通过艺术手法表现传统的延续、个性的彰显及时代的气息。另外，篆刻作品的边款也是体现其文化性的重要部分，是作品的延伸，不应该忽视。当代篆刻家虽也重视边款，但较多地表现在边款的形式感上，忽视了文字内容所蕴含的文化性和思想性。印面艺术性的表现，如写意或者工稳，是其文化性的另一种表现。我以为书法和篆刻是人生的一种外化形式，基于对生命的认识，应该提倡积极向上、阳刚的、健康的精神。

陈：你如何看待篆刻作品中文字不规范的问题？

赵：文字从俗问题应该宽容，但杜撰不能产生歧义。太过生僻的文字，可以使用约定俗成的形式。目前比较困惑的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其数量少，谱系复杂，如何很好地应用于篆刻创作，仍需探讨，要在实践中总结提高。

陈：在陕西篆刻界，先生是个伯乐，扶持了一大帮青年人，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篆刻爱好者，多受到你的影响，在主持终南印社的日常活动中，显示出了你独特的组织能力。

赵：一个伯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陕西上一代及和我同辈的篆刻书法家中，有许多位都起着伯乐的作用，他们的功不可没。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虽然陕西的篆刻发展迅速，但我仍有焦虑感。陕西是秦汉印的发源地，但秦汉印的创作是作者不自觉的过程，其文化性是隐形的，而明清篆刻的创作是自觉的。从唐到明清的长期历史时期中，陕西处于篆刻艺术的空白期。终南印社是在荒芜了一千多年后的土地上诞生的，根基相对薄弱，客观上讲，其队伍大致与南方一个县市相当。篆刻毕竟是个小众艺术，其队伍的壮大是较为缓慢的过程，发现和培养新人尤为不易，江浙、上海因为有明清以来的传承，比西北地区要好得多。繁荣陕西的篆刻艺术必须依靠青年人，要发现年轻人，扶持他们。这次全国第六届篆刻展入选名单中，陕西有三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便相继与他们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及艺术状况，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陕西篆刻的发展，关注新出现的篆刻人才。终南印社是“文革”后成立最早的印社，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不仅在陕西篆刻界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海内外篆刻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明年终南印社将步入三十周年，对于当年参与创立的十七个人中的一员，回顾三十年的经历，我感到由衷地欣慰。

陈：终南印社成立三十周年，印社有何重大活动？

赵：具体工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版印社第一任社长李滋煊先生的《李滋煊篆刻集》（已经出版）；出版社员作品集；终南印社社员文集；编辑2004－2009年社史（1979—2004的社史已编辑印行）；社员诗、书、画、印展及举行座谈会等。还有一些活动，我们正在酝酿。印社走过三十年不容易，这里面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包括现在已经离开我们的老前辈、老社员。搞好三十周年社庆活动，是每个社员的共同愿望。

陈：谢谢赵老师接受采访。祝你新的一年取得更多的成就。

赵：谢谢你对陕西篆刻、对终南印社的一贯支持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