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时代】第一辑：《南风窗》394期

教师之友网

【悦读时代】第一辑：《南风窗》394期
很懒了。懒得说话，懒得写字，懒得思考。想起春天与老K几人喝酒，我曾扬言每月给馆主的《书。时光》写一篇稿子，K当场就表示了怀疑：你要能每月写一篇稿子，我每月请你一醉。现在想来，他的怀疑是对的——对我的懒惰、浮躁、食言而瘦的深刻了解和预见。

甚至懒得看书。但人其实是无法停止阅读的，就象一辈子都需要吃饭。浮躁的人读书很成问题，书籍、报刊、杂志，都随意地翻着，最后总是一无所得。在哗哗的翻动声中，时间流逝而去，一天一度的梦想剧场也就开始了。猪八戒吃的东西很多，但他马上就不能回答你，晚餐到底吃的什么东西。我其实也是头猪而已。

看书已然变得那么累，苦瞅半天，却往往阖书即无所得。若遇见大部头，不管是谁人推荐的，看见它的身材自己立刻就泄了气，有球场上遇见大鲨鱼的感觉。倒是有些杂志报刊和不算很厚的东西，还能一澄思虑。连伟大导师都无法静心看书，看来我们真的是进入了读图时代。

即使这少得可怜的偶有所得，也常常因为懒得记录和思考飘忽而去，一闪即逝。好习惯难坚持，坏习惯却只要三天就可以养成。我得试着记录那些有趣的东西，让自己的阅读可以继续下去，并将自己的所见所得，分享给某些和我一样懒惰而有兴趣的人。

阅读因自己的浮躁而变得累人，我们可以试着把它变成“悦读”——愉悦的阅读。几年前一个叫姓柳的朋友说起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很佩服他的创意。在快餐文化横扫一切图书市场，人人急攻而近利，知识分子集体感染软骨病的时代，他用这两个字做了出版社的名字，我以为他马上就要发财了。但他出版的东西实在惨不忍睹，直接浪费了一个好好的名字。它需要重新演绎。

给泼妇说我要做这个活儿是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作业，好比缺乏毅力的人大喊戒烟，其实就为了别人的监督和提醒。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安静的心态，读书，并将精华摘录出来，用简单爽净的文字去转达或者发挥，介绍给别人看。

它可以是一本书的简介、读后感，或者一期杂志、报纸的精华摘要。但不管它是什么，有一点应该坚持：它必须长期存在下去，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阅读，我愉悦。

《南风窗》394期精华摘要

从新中国走向新新中国——庄礼伟

如果说新中国意味着政权的更替取代，由“我”来变革别人，那么我们正在积极建设着的新新中国则意味着用今日之“我”升级改造昨日之“我”。什么是新中国走向新新中国最深厚的动力？——中国民众的自强精神、创造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各级公权力机构给全国人民道一声感谢，道一声辛苦，乃至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对人民道一声歉，都是应该的……

执政党谋变——杨军

杨军这篇文章应该是与窗下人语《从新中国走向新新中国》一脉相承的。执政党谋变，不仅是当前中国积压的诸多矛盾几至无可缓和，出于社会大局的需要；更是一个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顺应历史潮流的需要。“打天下”与“治天下”不一样的道理谁都知道，但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官员党员的实际工作与生活，却非一日之功。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最根本的障碍是制度体系的建设。60年的变化，特别是近30年激荡的经济潮，冲刷掉了大多数优良的传统，而新的、与当前社会公平公义配套的伦理秩序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谋变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党内民主。

人本回归与人权入宪——刘阳、赵灵敏

2003年16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个具有普通意义的命题，它因为超越了狭隘的政党、利益集团诉求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我们要警惕的是，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驱逐已经演变为“物本主义”。对科学的信仰其实质就是对货币的信仰——一种背离了人本，全无人文色彩的宗教。当前中国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不稳定因素，几乎都是它的外在反映。人本主义需要新的回归，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它的自身。

人权，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口号而被列为理论的禁区。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笑话：警察对哭着申诉人权的群众嘲笑说，“老子有两个人拳，你是要左钩拳还是要右直拳？”——2004年3月，10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写进了宪法。

但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官僚特权阶层，有的地方甚至形成贪官污吏网络群体。他们抱着既得利益不放，成为推动人权进步的阻力。有些还与黑~社~会勾结，成为反动力量。现在推动人权，主要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要廓清我国2000多年来专制统治的遗毒，改变上层阶级的愚民情结和老百姓的臣民、子民观念以及奴隶、奴才心态，树立现代公民意识、主体意识。

生存权不是人权的全部，言论自由是人权的重要方面。言论自由包括讲错误言论的自由和不言论的自由，也包括讲和政府、宪法的规定不一致的言论的自由（否则就永远不会有修改宪法法律之举）。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只要没有付诸行动，任何言论停留在思想和口头上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都应该受到保护。

膨胀的中国，流动的中国——田磊、甄静慧、赵义

田磊在文章《中国特色的人口学》里，从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人口变化和人口政策的变化里，摆出了从2000年就开始在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还要不要计划生育？

我们从那些辩论里发现，专家们的争论，大多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而不因为自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现象在经济领域尤其明显。而在人口学领域的争论有个更大的问题：专业化的学术训练，虽然确实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意见，另一方面却把研究的视野切割得狭小无比，使得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变得越来越僵硬。专业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比以前更加值得信赖？——依靠这些专家们结论做出的决策，最后的结果要到20年后才可以验证。那时候会不会已然造成恶果？

甄静慧的文章《人力流动的户籍瓶颈》回忆了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户籍和土地，从来都是压制创造扼杀人性捆绑农民的工具。在城市化的今天，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住着自己的房子，却因为户籍制度的排斥而没有归属感的人，随处可见。2008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5.68%——但我们的城市化率不是以户籍人口计算，而是以在城市居住满半年的长驻人口来计算的。这真的很可笑：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市民和农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有1.2亿个家庭的2亿农民进入了城市，但只有不到一成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其余九成多的家庭处于分离状态。政府在城市扩张中，只要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力，从不顾及他们下一步的生存。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严重，成为影响中国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户籍制度改革不存在时机合不合适的问题，只要下决心，随时都是可以改而且应该改的。

赵义的文章《流动中国的三个层次》说，新中国60年就是人口流动的过程，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在人口的流动中，主度和被动，政治和经济，理想和现实，时髦和落伍，机会和陷阱，不停被反复定义，矛盾和冲突更迭出现，人的命运也因此波澜起伏，纵横交错。人口的流动，被动地创造了很多灿烂的事物。

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支援边疆、十万大军下海南、国企职工下岗、出境旅游、春运……自由流动是一种天赋的权利，用来保护自己免受侵害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孙志刚，城乡之间的流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8年春南方大雪灾，也说明人口流动不等于让人永远漂泊在路上。自由流动是解放人，而不是象用零件一样，坏了，就扔掉。

村上春树的墙与鸡蛋——林少华

村上春树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日本作家，被认为是继川锻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今年初，村上春树在获得耶路萨冷文学奖时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鸡蛋与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而破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这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或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的这一边……”

“……轰炸机、坦克、火箭、机关枪是坚硬的墙，被其摧毁焚烧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含义。但不仅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外壳的脆弱鸡蛋……”

这才是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思想：弱者应该天然地具备道德的高度，被同情、被关爱。而在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多的，大多是对权势的屈服和投靠。就象网络上流传的一句名言：你以为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打破墙吗？傻逼！

而在台湾，知识分子却都是远离权势的。我一直记得一个忘了名字的台湾学人的话：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站在批判的立场说话，远离权势关注人民。生活在伟大的国家，却要去崇拜我们很不喜欢的日本和台湾学者，这实在让我有点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