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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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音乐教育

梁茂春

    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之后，学校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部发生了比较迅速的变化。

　　音乐教育是音乐事业发展的基础。考察香港音乐的变迁也需要从考察复兴音乐教育的变迁入手。

　　一、学校音乐教育香港的学校音乐教育在度地了长长的“沙漠地带”之后，直到1935年的“宾尼报告”（Burney Report）中，才提出学校要开拓课程，建议在普通学校课程中，应有音乐、美术、手工等课程。然而在具体执行中，也非常不得力--有条件的学校就设音乐课，无条件的就不设。即使在设有音乐课的学校里，音乐课也被认为是“闲课”，一般只是用简谱唱一些西方通俗歌曲、抗战歌曲或电影流行歌曲。大多数学校都没有钢琴或风琴的设备。音乐教师缺乏训练，素质不高，又没有合适的音乐教材，因此无法谈到正规的发展。

　　1938年由洪高煌博士创办的香港岭英中学比较重视音乐教育，这个学校由幼稚园到高中“一条龙”建制，全部有音乐课，由林声翕等任音乐教员。学校不但设有唱诗班、圣乐团和合唱团，还建立了铜管乐队。这在当时的香港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1941年12月日本先后占领九龙和香港，统治香港三年零八十月，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香港重归英国管辖。此间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皇民化”的奴化音乐教育。

　　五十年代，傅理沙主持的香港教育署音乐科，对推动学校音乐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小学、中学里不仅开设了音乐课，还逐步设立了学生合唱队、铜管乐队甚至管弦乐队等课外活动，培养了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然而无论是演唱、演奏的内容，或是采用的乐器，一律是西方的。

　　总的来说，香港学校音乐教育在五十年代之前可以说是“全盘英化”的，具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学校采用英国教材，演唱英文歌曲，学习西方乐器，中国民族音乐则被完全忽略了。西方音乐以强势文化的姿态，居高临下，傲视、漠视中国传统音乐。以1959年出版的《小学生歌集》（香港课程发展委员会编印）一二三册为例，所刊外国歌曲124首，占86%；中国歌曲20首，仅占14%，况且这20首还只是起个装点门脸的作用。

　　这种情况在六十年代以后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香港教育署从六十年代开始编订第一本《音乐科小学课程纲要》，七十年代又编制了初中《音乐课程纲要》。同时，一帮热心于中国音乐的香港音乐家和音乐教师组成了一个编写中国音乐欣赏课程的小组，着手编写初中《K国音乐课程纲要》，并为音乐教师编写了《中国音乐欣赏课程》，供教师作参考资料。可以说，从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中国音乐在香港学校的音乐课中出发点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音乐老师大多对中国民间音乐很不熟悉，学生对中国音乐的了解才刚刚开始，在实际教学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从1949年起由教育署举办的“学校音乐会”，前十年都是以西洋乐器比赛为主的，到1962年开始增加了中国民族乐器，那年有琵琶、筝、笛等乐器共15人参加比赛。到1975年“学校音乐节”脱离教育署，改上各学校代表组成的“学校音乐及朗诵协会”独立举办，这一年参加二胡比赛的学生就有91人，参加箫比赛的也有32人之多，到1996年，参加二胡比赛的就有207位学生，琵琶有142人，筝有220人，笛子有177人，参加民族乐队合奏比赛的中学乐队共有51个。由此可见，香港音乐生活中的“中国因素”在迅速增长，中国民族乐器在香港学校音乐比赛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成绩也越来越好。学校音乐节中钢琴比赛的水平一直较高，发掘了不少音乐苗子，如钢琴家谢达群，指挥家叶咏诗等，都是在学校音乐节中涌现出来的人才。

　　在经济、文化全面洋化的香港，中国民族乐器能够获得这样迅速的发展，简直是香港音乐教育的一个奇迹！这不仅提高了香港民族乐器的演奏水平，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演奏家，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喜爱民族器乐的年轻的听众群，也为众多青少年参与多元的音乐活动提供了机会。

　　1995年，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由香港“粤剧之家”和香港教育署联合举办了“学校戏曲推广计划”，由粤剧界艺人到各学校巡回演出，进行示范导赏，事先还对音乐老师进行关于粤剧文学、音乐、锣鼓艺术等的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计划实施之后，各学校及社会上均有良好的反映。粤剧、粤曲这种在香港最受欢迎的民间演艺品种，也和学校师生挂上了钩。

　　“香港艺术发展局”1996年提出的《五年策略计划书》中，专门规定了“提高音乐教育的水平”的具体目标，如“每年组织两次中小学、大专院校及其他兴趣团体教师关于音乐教育的小组讨论会及讲座”，并提倡“一生一艺术”的概念，要在整个音乐教育制度内贯彻实施，以期找到在中小学推广音乐教育最适合、最有效的方法。

　　香港中、小学生在学习民族乐器民间戏曲方面的经验是很成功的，这首先归功于一批有志于、热心于发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香港音乐家和音乐教师。但是这并不说明香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成功，因为中、小学生学习民族光大路或西洋乐器，大多是在学校音乐课程之外，由家长专门投资、另找音乐老师才取得的，因此这不能成为学校音乐教育成功的重要证据。

　　二、专业音乐教育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音乐家开始在香港私人授课，早期到港的有拉脱维亚人夏理柯（Harryore）、俄罗斯人托诺夫（Tonoff）等人，内地音乐家马思聪、林声翕、陈洪、何安东等也曾到香港私人授课。广东音乐名家何柳堂、吕文成等也来到香港授徒。

　　香港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设置却是后来的事。最早的要数1947年李凌等人创办的香港中华音乐院。当年李凌因躲避政治迫害来到香港，他依靠一批音乐朋友，于1947年4月组建了香港中华音乐院，马思聪任院长，李凌等人任副院长，教师有严良埅、谢功成、陈良、谭林、黎国荃、黄锦培等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大部分都回到祖国，因此香港中华音乐院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多。中华音乐院的主要师资走后，学院改名香港音乐院又办了两年后解散。

　　1950年创办了基督教中国圣乐陆军，由邵光、胡然、林声翕、周书绅等参加主持和任教，成员主要是从祖国大陆来港的音乐家。开始时它以传授基督教音乐为主，1960年改名为香港音乐专科学校后，教学范围有所扩大。

　　六十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业音乐系的成立，标志着香港专业音乐教育有了新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于1963年，两年后，即1965年增设了音乐系，这是香港第一个大学程度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1983年还获得了颁授硕士学位的资格，目前它是香港唯一能够颁授音乐博士学位的学府。中文大学音乐系开始时采用美国式的音乐教育体制，到七十年代后改以西洋及中国音乐并重的方针，训练、培养兼研中西音乐文化的人才。美籍华裔音乐学家赵如兰教授从1974年起一直担任中大音乐系顾问，该系中国音乐的课程由此逐步稳固。系内除收藏了丰富的西洋音乐书籍、乐谱、唱片、影碟外，还收藏了日本作曲家乐谱四百多本，加拿大作曲家作品三百多本，香港作曲家乐谱四百多本。系内的“中国音乐资料馆”（1970年设立）藏有丰富的中文音乐书籍，唱片逾万张，属大陆之外收藏最丰富的者。纪大伟（英籍）、祁伟奥（美籍）、张世彬、陈蕾士、吕炳川、荣鸿曾、叶明媚等先后在该系任教。现任教师有罗炳良、曹本冶、陈守仁、韦慈朋、余少华等，现任系主任是陈永华。当前有学生约170人。香港目前最活跃的一些作曲家、音乐学家，很多都是毕业于中文大学音乐系的。

　　香港浸会学院在1972年成立了音乐艺术系，时惠康任系主作，教师有丘健华、黄育义、陈兆勋、费明仪、江桦、陈培勋等。该系与泛亚交响乐团、香港儿童合唱团等团体关系密切，学生有比较多的演奏、演唱实际锻炼的机会，培养了许多香港音乐人才。这所学校现已改名为浸会大学，其文学院音乐艺术系从1993年开始开设硕士学位课程。现有全职教员15人，在校学生91人。现任系主任是林青华。

　　香港大学是香港成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学府，开办于1911年，前身则是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孙中山先生曾经上过学的香港西医书院。但是，香港大学直到1981年才成立音乐系。从大学排比，它数老大；从音乐系来比，它则是小老弟了。梅安妮（Anne Boyd）、林乐培等曾在这里任教，现有陈锦标等五位全职教师，设有音乐学、作曲等专业。现任系主任是澳大利亚人阿伦·马莱特（Allan Marett）。

　　香港演艺学院成立于1984年，下设舞蹈、戏剧、音乐、科艺四个学院。整个演艺学院的建筑费用高达三亿港元，是由“英皇御准”从香港赛马会获得的。其中的音乐学院是注重注唱、演奏的音乐教育机构，设有声乐系、管弦乐系、键盘乐系、作曲系、中乐系等。罗永晖任作曲系主任，王国潼任中乐系主任。演艺学院的外部建筑和内部设施，都是经济和高科技的结晶，极其完善先进，富丽堂皇，令人羡慕。如，仅供表演用的场地就有5个：能容纳1200人的歌剧院，有400多座位的戏剧院，300多座位的音乐厅，200个人的实验剧场，还有能容纳100多人的演奏厅。因此它能经常举办各种大型的多元化的音乐、舞蹈演出活动。

　　从以上四所香港音乐教育机构来看，中文大学音乐系采用中文、英文的“双语”教学，其教学制度是基于美国式的；香港大学音乐系和浸会大学音乐艺术系基本上均用英语教学，学位课程结构及大学管理是以英国制度为基础的；最新建立的演艺学院是香港经济起飞后的产物，明显体现了香港多元文化和中西艺术传统并存的特色。在演艺学院中，民族乐器演奏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学院举足轻重的构成部分。

　　香港较重要的其他民间、私立音乐教育机构还有：清华书院音乐系（1963）、联合音乐院（1969）、海燕艺术学院（1969）、南方艺术学院（1975-1969）、香港音乐学院（1978-1984）、黄自艺术学院（1986）等。这些机构由于经费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固定资助，因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往往时办时缀，难以保证教学质量，但是也在不同程度上对香港音乐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拿今天香港音乐教育的状况来和30年前、40年前比较，当然可以乐观地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香港经济繁荣之后，当局在教育上的投资较多，音乐教师的收入较高，各类音乐教育事业都在稳步发展。但是，多元化的音乐教育思想虽在萌生之中，然而欧洲中心论的观念还牢牢地笼罩着整个香港的音乐教育。如果我们将令举世瞩目的香港经济奇迹与之相比，香港音乐教育则逊色得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