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新诗90年：现代诗已变成一种拯救术

教师之友网

谢有顺：新诗90年：现代诗已变成一种拯救术      　　

“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暨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正式启动

“中国新诗90年”论坛同时召开

    [12月23日，由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联合主办，方圆集团协办的“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暨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在广州宣布正式启动。今年正值中国新诗90周年，作为启动仪式的重要部分，23日下午，前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全部获奖诗人——于坚、王小妮、多多、李亚伟、雷平阳齐聚广州，在白云山麓的“方圆·云山诗意”会所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中国新诗90年”的论坛，著名诗评家徐敬亚参与讨论，评论家谢有顺主持论坛。诗人和评论家们在现场热烈讨论，精彩观点频频出现。近百名南方都市报的读者到现场听讲。]


话题一：为什么要在90年的时候纪念新诗？

    谢有顺：大家好！我很乐意来主持这样一个诗歌沙龙。按照林语堂的观点，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所以中国诗歌其实就扮演了准宗教的角色。中国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很少一开始就把他们带到一种信仰里面去，而是从小就叫他们读唐诗，读宋词。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是文学金字塔尖的部分，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不读诗歌，不懂诗歌，在古代中国的士人阶层是羞耻，如今，由于缺少诗歌的参与，现代人的生活缺憾也由此显露出来。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国新诗九十年：传统与现代的遇合”。中国人对数字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九十”代表着一个整数，各地有很多庆祝中国新诗诞生九十年的活动。其实新诗最初的阶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都是大白话，比如胡适著名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确实是口语，但也过于直白简单了。经过九十年的发展，新诗其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众多的文体中，白话小说的成就我们不能说已经超越了连鲁迅他们，白话散文的成就也不能说超过了朱自清、周作人他们，但惟独白话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到今天，它的成就已经超过了胡适、刘半农他们。因此，重新认识新诗的历史与成就，对于今天的诗歌发展很有价值。
　　为什么在中国新诗九十年的时候，各地会有很多的庆祝活动?为什么不是八十年，也不是八十五年，为什么不是一百年的时候再庆祝？我的感觉是，中国人对“九”、“九十”这样的数字有特殊的感受，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近几年来，中国诗歌有一个重新热起来的一个语境，到处都在组织诗歌活动，都在出版诗集，而在这个诗歌预热的语境里，要表达对诗歌的某种敬意，无疑需要一个出口，新诗诞生九十年的话题，或许就成了这样的出口吧。
    徐敬亚：为什么选择九十，我觉得哪一年都可以纪念，哪个时刻都可以纪念。但中国人比较崇尚九，认为九是单数里的最大，九就是阳，比如九九重阳，九九就是两个阳放在一起。我想这是最物质化的、最世俗的，也是最现实的解释。为什么八十年时没有纪念，八十年的时候是1997年，那时候的中国，包括诗人在内，都沦陷在生活的漩涡里面，大家都在生存的意义上奔走。有一段时间说诗歌消失了，其实是转入了一个更隐秘的层面。但大概2000年之后，我觉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包括网络诗歌的兴起，出现了一大批诗歌记忆的苏醒者。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潮，经过了十多年的生活轮回，在人们的记忆中重新焕发。2000年之后实际上中国出现了一浪又一浪的回忆八十年代的高潮，实际这里面是一个诗歌记忆。我相信在新诗90到100周年之间的时间段，这种纪念活动还会比较多。
　　在中国，诗歌的发展是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三千年的历史中，从《诗经》的四言发展到古诗的五言，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才逐渐成熟。然后又经过了几百年，到了唐代，才形成了七言。中国的诗歌三千年，才走了三个字——从四言走到七言。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按照历史平均进化论来看，这九十年半个字都走不了呢。
　　但是这九十年，从一开始的不会——从《尝试集》来看，中国当时的诗歌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到今天，我们出现了多少种诗歌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算不错了，这个九岁、第九个轮回没有白过。但是这里面能有多少好诗？我还是觉得，慎言乐观。
　　于坚：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现代化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现在不同以往。现代化可以给我们盖一个一流的房地产，可以给我们带来电梯，给我们带来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一个一流的飞机场，等等，可以带来最高端的物质，但是现代化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灵魂。
　　为什么我们要纪念新诗的九十年，因为最近一年，中国社会各界都在发出一种声音，这个声音集中在诗歌上面，是在借诗歌表达一种内心的迷惘。最早，年轻的韩寒发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音说，‘新诗完全可以不要了’，还有《新周刊》，有一篇文章是说‘风雅丢了就丢了，诗意丢了就丢了’，这种声音后来引起了一系列的骚乱，网络上开始了调侃新诗和诗人，实际上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我认为他的深处是中国内心的一种迷惘，现代化走到今天，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住宅区，最大的印象是这样的房子在中国过去三十年是不会盖的，因为这种中国诗意的东西，这种小桥流水，这种古老的瓦栏，被文革以来的中国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应该抛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一流的房地产要重新整合这些在革命中被我们抛弃的东西呢？说明不仅诗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不仅读者在思考，房地产也在思考。
　　我最近从日本回来，在招待会上大江健三郎的弟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近的150年，日本丧失了灵魂。日本现在已经是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度，但是日本也是全世界最不好玩的社会，人除了工作，就是挣钱。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他必然要去思考现代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现代化带来的仅仅是电梯高速公路，和已经污染的大地已经没有鸟儿飞翔的天空、已经死去的水，那么我们要这种现代化干什么？
　　为什么今天要纪念新诗九十年？实际上我们已经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了诗意的栖居在丧失。我们要寻找诗意的栖居，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水泥建造的世界上。西方文明不一样，要是我在水泥建造的世界上感到无聊，我可以到教堂跟上帝祷告。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教堂，安息我们灵魂的地方就是诗歌，就是明月春风，没有这些东西，中国人将变成灵魂非常干燥的人。


　　
话题二：解开了格律缠足，中国人的文字深处才现代化
　　
    谢有顺：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九十年前，胡适等人提倡新诗的时候，其目的是反传统，他们是要通过新诗颠覆那个时代的陈腐的语言，也要颠覆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窒息。发生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革命，新诗是其中最艰难的文体，碰到的阻力也是最大的。用白话文写小说，这在当时其实没有问题，因为中国早就有白话小说了，用白话文写散文，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日常的说话，就是散文的形式，而且五四之前就已经有人办白话报纸可。但是用白话写诗，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中国的古诗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律，也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艺术形式，用白话写诗，那根本就不是诗。所以，胡适有一次在他的文章里说，如果我们把新诗这个堡垒攻下来了，文学革命就彻底成功了。当时，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等一大批人，都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新诗的写作上，《新青年》这样的刊物，发很多诗歌，连《小说月报》这样的刊物，也刊发诗歌方面的文章。新诗受到的阻力最大，所以他们花的革命的力量也最多。
    胡适、刘半农等人把旧诗当作中国腐朽的文化象征，他们反对格律诗是有强大的理由的。刘半农指出，格律诗到了清末、民初，其实已经腐朽了，“现在已成诗世界”，诗歌碰到的最大的困境，“无非是不真二字”。也就是说，格律诗经过漫长的演变，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到已经有规则了，写诗的人，只要掌握平仄、韵律和用典，可以像填空一样，填出一首不错的诗。以前，中国的诗歌是士大夫写给士大夫的，只有士大夫会写诗，到了五四之前，这样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掌握了一些格律诗的写作技艺，也能写出一首技术上没有问题的格律诗。比如，将寒窗、冷窗、残更、归梦一个个特殊的用典、词汇组织起来，一个对故国没有任何感情的人，也能写出一首看起来不错的怀旧诗来。在胡适他们那个时代，格律诗已经严重脱离了那个时代人的真实生活。
　　为什么要有新诗呢？就是要用我手写我口，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那个“我”要在我的诗歌里表达出来。让语言回到活泼的状态，让文学表达自己的真实生活，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学革命的诉求。正因为承载了这样的使命，所以，胡适他们当时的新诗革命，不仅是针对诗，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策略，是策略，就会有一种故意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你不是要用严格的格律写诗么？我就要用白话，白的不能再白的白话，告诉你这个也叫诗。其实胡适的《尝试集》里面，一百多页，有一小半是旧体诗词，还有一些是翻译、改写的以及自序、他序之类，按照胡适的反对派考证，只有十几首算是白话新诗，好的不多，多数是一些没有什么韵味的诗。所以当时的反对派就批评胡适说，：“胡君竟以此等著作，以推倒李杜苏黄，以打倒黄鹤楼，踢翻鹦鹉洲乎!”
　　这就是当时的新诗革命的一些背景。可是，今天我们重新讨论新诗九十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新诗是可以接上中国的几千年诗歌传统的，这很有意思。最早是从反传统开始，九十年后，新诗却成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通孔，可见，新诗的艺术遗产也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史，它总是把反传统的东西，不断地变成新的文学传统。
    徐敬亚：我接着说一下新诗跟旧诗的关系。因为九十年了，一个民族还不能接受新诗。尽管新诗有那么多人喜欢，八十年代的时候，夸张一点说，青年当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文学青年，他们都跟诗有过接触有过关系。但是近年来发生的这些事情，表明了这个民族拒绝接受，拒绝承认。
　　刚才谢有顺讲到了诗歌的现代演变，其实其他民族也是同样的。英国有十四行诗，但是英国人打破十四行诗，是很轻松的越过了一道障碍，而中国人就像刘翔的跨栏一样一个接一个，越不完的障碍。汉字这种随意性、黏合性，就像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带来了许多天然的诗意。但是，正是这种方式，也使这种模式非常容易定型，啪啪啪几个字固定了，就像做砖一样往里塞，这实际上是严重扼杀天才。像李白杜甫这种在夹缝中写出伟大的诗歌的人已经是超天才了，这种格律不知扼杀了多少古代的好想法，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宋代以后，开始用词的方式，伸长缩短，打乱，那宋词就出现了很多优美，那种情趣就出来了。到了现代社会之后，这种七个字，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根本就走不出来，走了几千年还是走不出来。换成了现代诗之后，还是不承认，毛泽东不承认，有各种理由，这个不必说了，连韩寒这种小东西也不承认，也很蔑视，季羡林干脆就说彻底失败，老东西也不承认，整个民族对打开自己的文字枷锁呈现一个拒绝的状态。
　　刚才讲到了现代性，如果不打破这个文字迷信，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假的现代化。只有中国人真正打破了、解开了这个文字枷锁，解开了这个格律缠足，我觉得中国人的文字深处才真正的现代化。
    李亚伟（四川省著名诗人）：这个我觉得用不着着急，历史自然会承认的。实际上无论当时胡适是怎么打算的，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自《诗经》到汉赋还是中国的，但绝句跟律诗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学习当时的波斯文化。我读了一些古波斯的诗，刚好那时候的波斯诗歌是鼎盛时期，那时候他们的诗句主体是四句的，他们的绝句跟我读的绝句整体感觉是一模一样，七律、七绝实际上就是引进当时胡人音乐的产物。为什么唐诗那么的盛大？那是一个新东西啊，就像新诗，都是学习西方来的。唐宋以后，中国的律诗就开始僵死了。实际上唐诗里的好诗都是用生活中的语言去写诗的，李白很多就是大白话，“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这些实际上都是那时候的口语。这个学习的过程在唐代成就了唐诗，咱们这九十年，已经成就非常大了。
    于坚：到了宋以后，中国的诗就只是在延续前人的老路，到了清，诗已经死了，已经不能召唤灵魂了，完全变成了士大夫的一种文字游戏。新诗为什么被所有的革命家、新青年所支持？因为回到新诗，回到人们的日常语言，我们可以重新呼唤灵魂。为什么郭沫若的《女神》在20年代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因为所有的诗人都在他的诗里面感受到灵魂的鼓舞。新诗在这里面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我觉得小说、散文远远不能跟新诗比，一整代的人都在新诗的召唤下投入革命。
   到了新诗就是重新回到身体，和身体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口语，就是你每天说的话，回到你日常的口语才能重新激发你的生命力。新诗的功绩不可抹杀，他创造了一个青春的中国、少年的中国。一个古老的垂死的中国，在新诗开始后重新活过来变成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到今天又开始有点僵化了，中国的文化又往一个新的方向僵死，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老的就是坏的，这是另外的一个话了。
    多多：我想接着说九十年前现代汉语、白话文的事。那并不是我们自行选择的结果，是一种被迫的反应、调整、回应。在九十年前，那个威胁是非常厉害的，语言发生了非常根本的断裂，就是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的断裂。而我们的这个选择是随着西方的强势文化，尤其是他的语言冲击出来的，也就是翻译体。有一个美国学者叫温伯格，说中国的语言之所以几千年不改变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异样的语言的挑战和对比。所以说新诗是在一个被迫的挑战和压力之下开始的，其实翻译体才是我们新诗的课本。我们不可能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自行挣脱牢笼，创造新的语言，不是这样的。


话题三：新诗已经是一个“高精尖”的专业

    多多：我们的大众也好，季羡林也好，什么人也好，都说看不懂现代诗。其实现代诗在西方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缺少读者，现代诗歌就算是科学家或者博士也未必读得懂。但是不应当由此而责备现代诗，而是说，现代诗虽然只有很小的体积，但是从神学、美学、哲学、音乐、绘画、心理方方面面是一个“大学”，一个大专业，诗歌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高精尖的专业。而且现代诗更是很难教授的，如果教授诗歌理论，可能还比较好，如果教授诗歌写作，那几乎不可能。他要求与日共进的积累，像在座这些人，读的书，涉及的领域，都可以说非常非常广阔的。因此，诗歌并不能只凭感情、本能或者过去传统的一切东西，从土地中来，就可以把现代诗歌写好，达到某种程度。这都不是可能的。
    雷平阳：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就是写一种自己身在其中的诗歌。就像我曾经说的，这是一种在场的写作，没有远方的写作。最先我学习写古体诗歌，写了一些五言五绝，把这些诗寄出去了却都没发，他们告诉我现在的诗都应该是新诗写作。后来我就开始写新诗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在诗歌的形式上，我自己是被动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不是我可以左右的。
   但是我可以按照我现在的话语去写作。所以我从来不考虑什么90年什么100年，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感觉到现在靠我最近的语言是一种什么语言？激发我对自己对这个民族最有感触的是什么？然后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
　　今年我在基洛族的一座神山山上呆的时候，碰见一个猎人，刚好打了一个麂子，他要找一个巫师来做一个祷告。结果他那个祷告在我看来就是最棒的诗。“神啊，你今天让我捕获了一只麂子，请你明天让我捕获两只；神啊，今天你让我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明天你让我捕获一头大的麂子。”当时我听的时候就觉得仿佛这种才是最最纯真的，或者说他已经简单到一种我们都不会说的语言了，我们就要忘记掉的语言。
　　我想，九十年也好，三百年也好，三千年也好，我们都不要太用心，按照自己的天分，按照藏在自己身体里面有多少关于诗歌的东西，把他写出来，就够了。
　　王小妮：好，你跟我想的可能差不多。我跟我的学生们讲课的课程里面有一个段落，就是诗意，当我跟他们说“今天我们该讲到诗意了”，然后他们底下就窃窃私语。我说我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首先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是诗意，这没法教，我没法告诉你们，你们是想说你们太知道诗意是什么了，就是肉麻（笑）。这些十八十九岁的大一学生们对诗意的第一直觉就是恶心、肉麻。我说诗意就呆在那些你觉得最没诗意的地方。现在年轻人往往觉得诗意就是那些套句、套话、朗诵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是。我跟他们说把你们熟悉的成语放回最开始的地方，现在它们全是死的，但在最开始的那些地方，他们全部是活的。我们说诗意是一个死了的东西，一个僵硬的值得大家可嘲笑的东西。但真正我们回到诗意的时候，我们就讲一些最简单的最普通的，甚至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一些句子，我们可以寻找到他们的诗意出来。刚才雷平阳已经给了我们这些句子了，这些简单的东西才是诗意。但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要理解什么是诗意太困难了，包括我们的诗人，还是觉得雷平阳说的那些不是诗意，他们还是觉得那些肉麻的东西才是诗意。这个工作，九十年太短了，简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但我们慢慢干就是了，至于他多少年其实跟我们没关系是吧。我们才多小。
   

话题四：现代人已经把诗意挖掘得很深了

    谢有顺：九十年虽然很短，但走过的路却很长了。新诗的九十年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整体的一块。刚才多多就说了，新诗最开始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回应。新诗在开始时太过追求白话了，失去了一种原有的所谓的诗意，刚开始所受到的反抗是很厉害的。我听到过一个非常奇怪和大胆的论调，认为中国的新诗不应该从胡适开始算起，而应该从鲁迅的《野草》开始算起——如果这样，关于新诗的争议就不会这么大了。其实，新诗一开始追求直白、具体、没有诗意的写法，持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后来很快就被郭沫若的出现所改变，他为胡适所提倡的新诗添加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情感。诗歌光有具体的、白话的句子是不够的，还需要激情和感情。我们从郭沫若的诗里可以读到一个充满感情的汹涌澎湃的心灵。到了徐志摩，又使这种奔放的感情开始变得优雅和节制了，于是新诗就出现了一个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变，到戴望舒、李金发等人那里，新诗达到了第一阶段的成熟。我觉得新诗的第一个十年，在艺术上是向前跨了几大步。当然九十年当中有一些中断，包括把诗歌庸俗化，但新诗的九十年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失败了。我认为它是完全成功了。因为现在再让中国人用格律、古体去写诗，已经没有可能了。正如中国汉字的简化，当然是对中国造字文化的一种破坏，但再让中国人回到繁体字写作和交流的时代，也是没可能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文体的意义上来说，格律诗已经死亡了，正如我一直认为，就着现在的文学现状而言，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也死亡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报告文学热潮已经不再，因为报告文学的全部功能都被现在高度发达的媒体取代了。现在谈论诗歌，如果想脱离这个新的诗歌艺术格局谈，我觉得是一种妄想。因此，新诗革命显然是成功的。就诗歌而言，我们回不去了，大家只能往前走。
    徐敬亚：我想把你的话题再往前退一步。这九十年，其实并不是一块的，中间起伏太多了，我们就把中间分成两部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就是近三十年。前六十年我觉得基本算旧社会，这三十年算新社会。前六十年我觉得他完成了一个框架，刚才我们更多的说到了诗歌的形式，当时特别是徐志摩闻一多他们，比较讲究诗歌的建筑，多少行啊，怎么分组啊，怎么设置内部节奏啊，他把这个大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对称结构还有里面的韵律，都有了，各种形式也都试的差不多。但是，我始终认为新诗的前六十年只是一个基础，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很高。郭沫若的那种诗，我觉得是一种狂躁。前十年就是这种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缺乏深层面艺术的狂躁，然后很快变成一种很细致的幽怨，然后第三个阶段就变成战斗了。从从狂躁、幽怨、小文人的那种弱女子似的愁绪，一直到变成一个战斗者，很快的完成了一个过程。之后就是一个很无耻的阶段。
　　只有这三十年，在汉语的各种可能，在汉语的软硬度、宽窄度、心理体验、意识等各种东西把我们这个民族充分的展现出来了。其实这不仅仅是形式的转变，这一定是一个民族情感装不下而找出口，找灵魂的出口。古代人对山川的壮阔，对世道的悲愤，对离家的幽怨，打开书就是那种理想、省身、治国，都是一些很宏观巨大的主题。就像我们的这个云山诗意，古代人是在楼这边的十八层看对面，而现代人深入到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了生活的各种微小的诗意。王小妮有一首诗，叫《喝点什么》：“喝点什么呢/酒太糙/果汁太妩媚/水又太薄了。/合适的液体来不及生成。/”“全世界我都找不到我想喝的饮料”，然后最后面说，“我现在不需要任何饮料了”，她就写了一个现代人在某时某刻忽然涌起的一种需求，就像天下有一千种药，但是有十万种病，没有一种病能跟药对应上。同样，任何人的需求都没有一种饮料能够对的上。现代人已经把诗意挖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一类诗意，一种诗意，这怎么是平平仄仄能够装得下的呢？怎么回事前六十年诗歌那个小容器装得下呢？现在这些人没有看到中国新诗对中国这个民族内意识的挖掘。
　　文革之后，朦胧诗出现了。我最近看一篇文章，觉得非常可笑，是给中学生教材写的一个文章，说朦胧诗就是怪胎，当时不敢说什么话，然后必须得这么说。这么理解朦胧诗，那不是笑话么？雷平阳举了一个个人写诗的转变，他从古体诗到写现代诗，几年时间就完成了，为什么完成了呢？因为他有个体的精神的需求。而我们现在的中学生，拿来读的都是什么狗臭诗啊？我们现在最新的诗歌的东西，要到三十年后才能进入我们的教材，一个民族不能把我们最新鲜的、最深邃的灵魂的思考、灵魂的展现带给我们下一代。
    这三十年，我们把一个一个的枷锁，包括诗意的枷锁、形式的枷锁，一个一个挣脱出来。我们在座的这几个诗人，已经是几代诗人。新诗的前六十年经过了一个狂躁的疯子到幽怨的文人再到一个战斗者的一个很简单的过程。而我们这三十年，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到现在的口语，到下半身，到网络诗歌，我们变化的速度相当快。我们民族每一个灵魂的角落，不同的层面，都被现代人表现出来了。反对他的人，正是没有这种灵魂的分层，灵魂还是铁板一块，是毛泽东的灵魂，是阎锡山的灵魂，当然不会认识到诗歌的这种广阔性。
　　就像这个楼一样，古典与现代的相遇，十八层的高层建筑和徽派马头墙建筑这样一个白墙黑瓦的结合。我们其实也是在这种古老的母语和现代状况的灵魂细分的一种相遇。我希望这种相遇越走越深，越走越细。有更多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过去的诗人是要拯救人类，拯救民族，拯救群体，治国平天下，而现代诗人更多的把全部人类的哲学、文学、心理学等等都用来拯救自身。现代诗更多的已经变成一种拯救术，他用人类最深的这些智慧结晶去拯救自己，使灵魂得到安稳。
　　谢有顺：好，今天我们在“新诗九十年”这个大话题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最后还是要落实到灵魂上来。中国是诗国，中国人的灵魂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是被中国的诗歌所塑造的。要了解中国人，诗歌是一个重要的层面，要提升现代人的灵魂，绕过诗歌也是有巨大缺憾的。今天或许诗歌还没有大热，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人在满眼的水泥地里，在技术的丛林里，会想起那个温暖、柔软的诗歌心灵。让我们一起为中国诗歌的未来祝福！


文章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0f50010081j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