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书建：周国平考不过中学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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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书建：周国平考不过中学生不足为怪——《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第一集观感

● 贾书建

学校连续利用三个周末上午的业务学习时间，组织老师们观看了“凤凰视频”——五集教育电视专题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果不出所料，第一集就把准星瞄向了语文教育，向着语文教育的靶心——语文教材猛烈开火。

当今是传媒时代，有学者指出，电视的作用就是强行牵着你跟它走，不容你思考，也不用你思考，最终是你不会思考。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在脑子里悬挂一口铜钟，保持一定的警觉，在“鬼子进村”之前能够把它敲响。我们判读一个信息，不仅要看是“谁说的”、“说了些什么”，还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通观这五集“凤凰视频”，可以说没有任何新意，基本上是拾人牙慧、炒冷饭，除了能够起到妖魔化中国教育，强化人们仇视、敌视中国教育的心理的作用以外，既没有开出治病的药方，也不能予人以启迪，引用当下的一个热词来说：丝毫不能给人们的思想注入正能量。

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归功”于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而且“幸亏”他没有继续上学。如果这也可以成为逻辑的话，我们是否同样可以说：倘若莫言读完了小学、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读完了大学……那他的成就简直就不可限量了呢？

用“很多大学毕业生连一封最简单的介绍信都写不出来”，来质疑“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出了问题”，难道不显得太过片面和苍白吗？这封“介绍信”就那么重要吗？这就是片中所说的“小孩们最需要汲取的人类文明精华”吗？如果这也能成为一个理由的话，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质疑：所有大学生都会写“介绍信”才表明语文教育是成功的吗？为什么都得会写“介绍信”？何况这个东西如果工作需要，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只消几分钟工夫就能学会。

对于“标准答案”一说，老师们都知道，伴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别说教材上没有“标准答案”，就连中考、高考等大考，都没有“标准答案”，有的只是“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这是常识。应该承认，教师在教学和评卷中偏差是有的，究其原因，有的属于学术范畴，水平再高的一套语文试卷反映的也仅仅是命题人的观点，它不一定是语文教育界的共识，更不易与非语文教育界的认知达成交集；有的属于评卷尺度的把握问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再详尽，也不可能涵盖学生试卷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评卷人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随机做出判断；有的则属于教师专业素养方面的问题了。至于“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这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若说“诸葛亮”是错误的话，那么“孔明和庞统”就是对的吗？如果碰到一个好钻牛角尖的人，他一定要问：“孔明”与“庞统”谁更足智多谋？

叶开先生说，“虽然说这篇文章（指《带刺的朋友》）本身就是个很差的文章，但是经过上海的这个语文教材编写者的删改，这逻辑都不通了。”我特意找来了原文，跟课文做了比对，我也觉得若从文学角度来看课文改写得确实不太靠谱，并就此问题跟该文的原作者宗介华进行了沟通，对此他也认同。但若说“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个很差的文章”，我则以为叶开先生的这个评价未免太过于“游刃有余”了。宗介华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有多篇作品入选多种小学语文教科书与“同步阅读”。我想这些作品的入选，不会是因为它们“很差”吧。

下面这个问题是语文教师们要重点关注的。专题片中说，“这种标准答案，时常让文章的原作者也感到莫名其妙。”片中借周国平先生之口讲述了一个“动听”的故事：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当时上高中，她有一个语文测试卷子，是我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她拿那个卷子给我做……我就按照她的题目做下来……她按照标准答案来给我打分，我打了69分，勉强及格。她当时好高兴，她说比她还低，她是七十几分。所以我说这个东西非常荒唐……”

文章的原作者考不过学生，我则认为这是极其正常的，周国平先生先不要轻言“荒唐”，人们也毋须大惊小怪，更大可不必“莫名其妙”。

这里面涉及到三种文本，即个人文本，社会文本和教学文本，三种文本各有其价值，意义不尽相同。

首先是个人文本。作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等融合在一起，付诸于笔端，落实到纸面（或电子文档），形成定稿，但尚未发表。这样的文本即为作者的个人文本，其解读权掌控在作者手里，在完成文本的过程中作者想了些什么，在文本中融入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情感，等等，这些故事里的故事，如果作者不讲，别人就只能待日后发表出来、从字里行间猜闷子了。

其次是社会文本。个人文本一旦走出作者的书斋，通过各种途径在社会上传播，就成为了社会文本，其解读权就不再归作者一个人所独占了，任何读者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感受做出解读，它可能跟作者的本意相去甚远。每一个读者都不是被动地从文本中接受信息，而是一个依据自己的经验、知识与能力对文本进行再加工与创作的过程，而且读者有权进行这种加工与创作。由于不同读者的经验、知识与能力等存在差异，因此这种解读又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即所谓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叶开先生评价宗介华的《带刺的朋友》“本身就是个很差的文章”，这是叶开先生的权利，但也仅仅是他作为众多读者之一做出的解读，却不能代替众多读者的解读，“编辑部主任”的显赫头衔也只能为他的解读经验平添一重砝码而已。至于他说“经过上海的这个语文教材编写者的删改，这逻辑都不通了”，我们要看这个“逻辑”是什么、是“谁”的逻辑。

然后是教学文本。一个社会文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就成了教学文本。并非随手抓来一个社会文本都可以充作教学文本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好的社会文本——优秀文学作品都适合作教学文本的；一个好的社会文本——优秀文学作品即使被“幸运”地选作了教学文本，也不是可以随意塞进任何一册语文教科书的任何位置的。因为教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教学目的在课程标准中是用教学目标来呈现的，且每个学科在每个学段、学年、学期的教学目标在课程标准中都有详尽界定。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也是选定教学文本的直接依据，当然也是教、学、考、评的直接依据。换言之，一个社会文本是否适合作教学文本，要看它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教科书编写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诸多优秀的社会文本进行精筛细选，有的社会文本有幸纳入了编写者的法眼，尚须经过改写、改编，方可进入教科书。每个教学文本都是为达成特定的教学目标服务的，这些特定的教学目标是有限的、有数的，而不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的。就以《带刺的朋友》为例，叶开先生所说的“逻辑”是什么呢？显然他是从“文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教学”的角度来说的，这两个视角下的“逻辑”不一定完全吻合，“文学”逻辑不通，不等于“教学”逻辑不通；“教学”逻辑极有可能与“文学”逻辑，甚或“作者”逻辑，不在一条曲线上。

这么说来，在文学领域内游刃有余的“编辑部主任”叶开先生，在女儿的小学语文课上马失前蹄；“古典文学博士”的妈妈，常被女儿的语文作业弄得手足无措；身为著名作家、哲学家的周国平先生，拿自己的文章作考题，成绩落在一个中学生的后面，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说这个编辑部主任，这个古典文学博士，这个哲学家徒有虚名。这跟在数学领域内取得非凡成就的陈景润，却驾驭不了中学数学课堂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