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十年的汉语思想

管季超0712

在社会的另一面

关于这十年的汉语思想

文/余世存

如果我们能够将视野置放于全球化之中，我们就知道汉语世界的思想精神是如何地可怜；而把历史拉长，看看我们的先辈，就知道，当代的汉语世界是何等地贫乏。

十年前的春天，当我写就《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时，我有一种疱丁解牛拔刀四顾的感觉。我当时检阅并夸示了四五一代的成绩，推演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新特征。但很快，我为自己的乐观预言不断地检讨，再三批评自己并反思文明的坎陷和新生，我为大陆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而高兴，也为汉语世界的沦落而痛惜。时至今天，在汉语世界其意志和表象如此坚定地走向繁荣升平的过程中，回顾新千年或说21世纪百年之初的十年，我们仍可为这十年思想的错乱和闹剧、自以为是的得意和悲壮、缺席和势利、玩忽职守、二三素心的拒绝、身陷囹圄和画地自狱……而惊叹。

望乡

对数代中国知识人来说，这十年无疑是立功立德立言和个人小康富贵之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十年经济大跃进的国家富裕和个人致富的时代故事里，知识人经受着诱惑和考验。而在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60后、70后、80后等知识人中，最具悲剧也最有收益的乃是60后。长达十年的参与、旁观和思考，正是60后从而立走向不惑的十年，是其建立自身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十年。

但是，如果说十年前我们尚有一个改革开放的对象，尚有加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认知，这个十年，我们“被代表”着跟文明世界有原则的不可调和的纠结。借助韩寒的句式，有两种知识和文字产品，一种叫知识，一种叫中国知识。这十年的汉语世界，借助于中特、文化多样性、国情等名义屏蔽他国文化，肢解世界知识，使得大陆中国流行、发布的是中国知识，它们污染了民众的视野和心灵。在参与这种代表的闹剧里，有来自知识界的帮闲和跳梁，也有《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一类的自大脑残者呓语。虽然，他们仍成功地污染了社会；在市场一类的共谋里，他们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令人遗憾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我国左右翼思潮较技，在此十年亦并未相互砥砺，没有发生大的讨论、辩难，共进一步；反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90年代一度共同担当的问题，公平和效率、和解与清算、传统或现代，此时已经放下。各说自话，言不及义。左者荒唐，右者悲壮；左者亢奋，右者琐碎；左者阴谋，右者作态……这种在进化之一阶梯上停滞不前的类人孩们，无能在大道上精进日新，在知识或思想的大厦里登堂窥奥，反而多要诉诸大家长来解决异己。

80年代的经济建设话语压倒了此前的阶级斗争话语，90年代的学问几乎屏蔽了80年代的思想，最近十年的专家学者姿态或私己话语否定了90年代的关怀和精神……直到今天，这种包含时代、地域、技术、阶层或人群的代际替换仍得势张扬地占据了人们的心地，使得人们走马观花，或成为这些各类知识巫师及产品的跑马场。这种知识或说符号资本在此十年的膨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砖家”、“叫兽”。

在权力、市场等支持下，经济学人仍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们策其高足，占据要津，为我们提供关于食货、个人与时代社会关系的高论、天宪或卑言。厉以宁倡股份而重帮闲；张五常状王师而格渐卑；吴敬琏书生依附，无“市场”而有“良知”声誉；茅于轼至诚自觉，尊利益而谋民众福祉；杨小凯关怀沉痛，明明德而证大道人生；郎咸平错位啸聚声名；陈志武怀抱问题意识，陈情万般；樊纲放弃体制权宜而打官腔；盛洪认同巨国规模而望太平；林毅夫获得全球的视野；张维迎有着市场的逻辑……

权力主导的市场搭台，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一时称盛，市场的朝三暮四特征已经吁请文化唱戏。于丹粉墨上百家讲坛，被称为女中孔子；易中天品评如日中天，当然是学术超男；李零乃花间饮者，急性如丧家之犬；张鸣有历史知己，另类观国运脾气；张思之、江平、雷颐、朱学勤、贺卫方、袁伟时、曹思源、吴稼祥、马立诚等人，或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光荣和梦想，或才情高蹈地为法治、自由、私有化、中国的国际战略鼓与呼……星云法师、净空法师、释永信法师、胡怀琛先生、蒋庆先生、陈明先生、康晓光先生、张祥龙先生等人，先后开示、宣教，表达其因信而称道的教义；至于南怀瑾先生，挟着儒释道混一的声势，在海峡两岸三地富贵公子小姐们的簇拥里，为国学或东方文化壮威；费孝通先生，年轻时英美自由主义的纯正学人，晚年向传统文化致意，并展望文化自觉的可能……这些文化弄潮儿，为民众传播了文化发生学的不同品相和功用。而知识、文化、民族传统……也因此新瓶旧酒、或旧貌新颜般地成为吾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成为个人之上的集体无意识。

借助于其他原因，比如2001年我国入世开始产生的自性要求、暴发的中国崛起、中西口水战等等，各类知识、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及其象征人物在大陆社会轮番上台、大行其道，劫掠了各类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识的人们成为其粉丝。也因此，这种大陆社会巨大的表演魔力，也将不少书生气十足或“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的学人裹挟其中，他们的变脸之快于时可以理解，于己仍使关注者或粉丝们目瞪口呆。五四新青年或自由主义的中国传人会迅速变成阿门的长老；散步维权的青年会从良成为圣之时者；看甘阳二三十年前的西化号召，谁能想到他今天是“中国”的护法？读摩罗十多年前的“耻辱”文字，没有人能想到他后来代言《中国站起来》。至于才学宏富的汪晖评说中国不会崩溃，引进基督教神学拓展汉语维度的刘小枫申述毛泽东和中国的国家理由，一度让我这样的人难过得一夜失眠……

乡殇

汉语思想，因此只能在体制外艰难地呼吸、生长。而其实，那些被人统称为民间思想潮流，一如飘零的花果，只能尽命而听天。当然，公正地说，左翼思潮的壮怀激烈或别有用心仍有坚持努力的可圈可点。甚至行动者们，如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姚立法的票选代表、李昌平的三农实话、温铁军的乡村建设、于建嵘的维权实践……在为平民大众呐喊或服务的实践中都有着不小的成绩。自世纪末我国使馆被炸、《环球时报》洛阳纸贵以来，世纪初张广天、黄纪苏等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王小东言说民族主义主张，张文木构思军国主义等国家意志，一直到最近，甘阳、汪晖、刘小枫们先后公开立场，这些左翼思潮有过不同的层面、不同阶段的表现。或知识精英，或文化商人，此起彼伏，轮番轰炸，直到吾人心智昏乱而不知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在《中国不高兴》一类粗糙的拼凑之作外，左翼阵营尚有黄纪苏那样多才艺的思想者，有张广天那样“忧患”的才子，有汪晖那样受国际学术江湖关注的学人，有甘阳、刘小枫一类出西入中的“宗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吾人社会仍有平等、温饱等广众的社会问题需要救济；我们就能够理解，吾人强大的左倾社会基础仍足以给左翼思想以支撑。这也是《切·格瓦拉》、《鲁迅先生》、《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剧作风行一时的原因。

在检讨汉语思想十年的表现时，毋庸置疑，我们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考察社会的乃至政治经济的变迁。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对此缺乏观察、分析、判断、命名。除了借助于官学、西学的观念、名词，如改革，如后极权时代，如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如羊群效应，等等，我们给这个变迁社会的民众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之少。这其中，可以称道的原创性观念，如血酬定律、类人孩、次法西斯社会、中国劫、拉美化……也仅仅是现象的描述，而少有对社会结构的深度观察。

在这个十年民族主义一路大踏步走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却已经坚定地把海外、把异国他乡当作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之一。在一个经济物性的游戏里，只有那些没有丧失天良和尊严的人们才能有所拒绝，多少顾及自己的清白。刘军宁先生一度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在等待的日子里，他能够守住自己的寂寞，在中国经典里发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张文木先生是国家主义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国家地位和战略选择有着勤奋而痴情的思考，但在爱国贼层出不穷的年代，他几乎停止了跟外界的交往；汪丁丁先生，在“回家的路”中书生意气地为自由体制呼吁之后，但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听到他的声音……这样一轻时世、拒绝当道的热闹而清白观世的还有一些，如无业者顾则徐先生、中学教师梁卫星先生、电影导演王兵先生、李杨先生……借梁卫星的说法，他们的思想大多是“不合时宜”的。

但更多的人，加入了社会的游戏。这个世界史上壮观的经济动物，在食色的名利化和资产化表达上如此厚颜、赤裸而无所顾忌。一切都经济化、游戏化。中国入世不到十年，即在奥运的体育游戏和世博的文化生活游戏上实现了“万国来朝”；中国告别短缺仅仅十年，即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有了“不差钱”的豪气；与国际惯例接轨尚未并轨，中国就有了严防死守、高架防火墙的自尊意识。政府大楼、文化场馆、创意园区、堤坝绿坝、机构门户……的建设需要，使得大陆中国成为地球上最有协从罗致能力的地区。这种官家和资本的合作，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建筑设计师们最羡慕最想一展身手的园地，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们都得染指的舞台，更不用说，那些歌手、电影明星、导演、艺术家……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市场。

周有光以百岁老人的阅历，为我们难以判断的经济建设成就盖棺定论；韩寒青春少年，成为大众文化时代需要也配其需要的社会英雄；秦晖博学，在政治经济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底线伦理，他不厌其烦诉说着“大家长掌勺”的“低人权低福利”等等，这一大师洞见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汉语世界最可贵的伦理共识；陈子明沉潜而坚忍，几乎孤身一人阐述一个中国公民的现代化论纲；孙立平观察社会，是这个游戏社会极少数平实的先知之一，他指陈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跟其他先知如吴思先生、陈志武先生、刘力群先生的观察一道道破了社会发展的真相和本质。由于结构定型，中下层人民的制度改革学舌最终都是春梦一场；当下的经济发展冲动，最终建立起的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庞大规模的政府；不仅啃老的年轻人难以通过知识、勤奋改变命运，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形格势禁、势力划分严明的繁荣市场奇特地使得中国社会“未富即老”……

乡愿

已经有无数的文字谈论分析过中国的繁荣，有无数的文字颂扬过中国的崛起，但是，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美国、西方社会已经是乐土，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大陆中国遍地是机会，在自由世界、在乐土、在盛世机会里，人人皆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争而名，不世故而得尊崇，那我们将遭到现实和历史的多重报复。

网络技术的传播、经济繁荣的搭便车，给予了人们在学院、主流、体制外表达的机会。这被称为“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跟王朝时代的文化传承略有不同，今天的诸野跟主流社会一样粗鄙无文，甚至体制外多是体制内不同形式的复制。这种现象，导致文化爱好者广众，质量普遍不高，以至于被人纳入“民科”队伍而不受重视。虽然如此，民间学人的努力仍有着自己的市场和相应的荣誉。熊逸熟读哈耶克、波普尔，他的理性手术刀解剖中国经典及先秦诸子，不免显露多重荒诞；杨鹏从边陲工作起步，他发现了老子执政之道，并试图还原执政者清静无为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黎鸣研读中西哲学，为我们报告“西方哲学死了”的结论，他的人学呼唤是一个有意义的维度；刘刚李冬君夫妇则为文化中国招魂，在惨烈的历史中，他们寻找着文化中国的江山形胜和诗意；芦笛、钱文军等活过文革时代的人，在网络时代有了思考的空间……在这些人中间，值得致敬的还有上海的张远山，他以二十多年的阅读，寂寞地跟庄子做伴，穷尽庄子的世界，还给庄子以专制中国思想圣典的光荣。

通儒型的思想者、汇通型的学人在当代是极其罕见的，绝大多数学人不过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纸上谈兵，绝大多数思想的爱好者不过有一线思想的闪光即讪君卖直，绝大多数的表达不过是在市场上表达自己或帮忙帮闲。这种表达，跟宣教一样，它们多数远离人民大众的感受，脑残式地教化民众。“无需敬畏自然”、“谁叫你生在中国”、“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这些知识资本或符号资本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们能够如此横行于我们的社会。

在温饱边缘和小康前徘徊的中国民众眼里因此多是这些风光一时的知识人，以法国社会学家的观察，这种知识资本已经成为利益集团地位较低的合伙人。由于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贫乏，以致网民自造“草泥马”、“河蟹”、“神马”、“脑残”、“牛逼”一类的概念来辅助表达。但是，公正地承认，让中国十年来受益的经济繁荣确实矮化了精神，甚至屏蔽了精神。无论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想破脑袋，我们都无能穿越当代中国，我们难以给予中国社会十年发展最可参证的总体性解释。我们在思想、心灵、人格的底线上一再失守，甚至今天，在四五一代先后告别大陆的公共空间时，60后、70后、80后等年轻的思想者们还少有人上场。如同友人曾借密尔之语叩问这片土地上可还有人，在当代汉语思想的荒原上，我们几乎四顾苍茫，一无凭借。

由此可见，吾人十三亿之众，虽然暴发多年，但确实属于原子式个人，尚未能精进成为文明的公民，未能成为福而道、禄而德的君子大人，未能成为富而礼、贵而义的有效个体。那些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牛逼精英，多是夜郎自大者、合群而大者，他们尚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可观的精神、思想和知识产品，他们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他们自己。

世禄、食货的上升通道跟精神思想的下陷通道同步，这其中原因多多。最重要者仍在我们中国人自身，尽管我们多年来已经厌倦了各类精英。但是我们跟世禄的官二代、富二代一样无能，我们也多只能纸上谈兵或夜郎自大，甚至在认知领域，我们也未能教训肉食者，使其有所敬畏、忌惮，因为吾人自身少有可堪教训肉食者的君子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