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之《勸學篇》
劉家明依據多本對譯
前言
《劝学篇》作者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启蒙家，庆英大学（前身庆应义塾）创始人，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的人物画像就是此人。一八七二年二月，三十七岁的福泽谕吉所著生平杰作之一《劝学篇.学问之宗旨》付梓，引发日本四岛轰动，一时洛阳纸贵。随后，福泽谕吉续写了《劝学》第二集，一直写到一八七六年十一月的第十七集，并随后集结出版了足本《劝学篇》。当时的青年人几乎人手一册，影响极大。本书立足民权思想，提倡个人独立意识和奋斗精神，提倡自由平等，强调国民责任，维护国家利益，号召为国舍身，促进日本早日现代化。本书迄今为止仍为当代日本青年之必读书籍。
本书毕竟写于100多年前，因时代发展，社会嬗变，书中所涉及的现象必然与当今有脱节之处。然而其论学的观点精髓则迄今不变。读者诸君只要结合实际，仔细玩味，定会有所受益。
听谙熟日语的友人说，《劝学篇》日语语言风格，是带有文言性质的早期白话（日本亦有文言），行文流畅，节奏铿锵，意蕴无穷。现在通行的中文版译本用词造句皆稍嫌芜蔓，难得钩玄其韵味。故本人不揣鄙陋，求助友人对照日本岩波书店日文原本，并参阅多种中文译本改译而成。本译本力求兼顾译书所谓“信、达、雅”的语言标准，风格上柔和文白语言的各自优点，力争发挥汉语的传统神韵。至于能否达到初衷，则非所料，一惟读者甄别判断。
是为记。
松江刘家明于共和国六十年己丑岁末写于长春则弘斋
合订本《劝学篇》序
本篇是我在读书之暇随时写下来的。从明治五年（1872）二月发表的第一篇起，到明治九年十一月发表的第十七篇为止，截至现在，发行总数约有七十万册，其中第一篇不下二十万册。加之以前版权法不严，伪版流传很多，其数也可能有十多万册。假定第一篇的真伪版本共达二十二万册，以之与日本的三千五百万人口相比较，则国民一百六十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量，由此可以看出近来学问迅速发展的趋势。
本书所载论文，有的是随时适应急需而写的，有的是展望远景而作的。因系匆匆执笔，所以各篇中可能有的意义很浅近，有的却近似迂阔。现在把它合订成一本，骤然通读全书，或者会感到前后论旨不相连贯，但如稍为深入思考，在文句之外加以吟味，就可以发现全篇的论旨是不相违背的。
本书发行已有九年，先进学者如已看过以前出版的单行本，当然不必再读这一合订本，合订本只是为着今后的进步人士编订的，爰将本编的经过和体裁简述如上
福泽谕吉志
明治十三年（1880年）七月三十日
《劝学》初编 学问之旨趣（一八七二年二月）
“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此言之意，人生而平等，绝无注定上下贵贱之别。人人皆圆颅方趾，尽可发挥万物之灵固有之智慧，利用开发天地万物，以满足衣食住行之需。不必谁惧怕谁，亦不可谁妨害谁，人人其乐融融以度日，此即神明之本意。
然环顾现实世界之人，或聪明，或愚蠢；或贫穷，或富有；或高贵，或低贱，其分别判若霄壤。此非天授而谁致之？其理正如《实语教》①所言：“人不学无智，无智即愚人。”智愚之别，即因学习与否而决定。
不仅智愚之别如此，贵贱贫富之异，亦源自学问之有无。当今世人之工作，或极困难，或极简单，从事困难工作之人身分当高，从事简单工作之人身分当低。即劳心者从事困难工作，劳力者从事简单工作。医生、学者、官吏、大商人、大地主等，皆身分高者，其财产丰裕，身分低者皆仰视之，自觉高不可攀，仿佛彼此非等同人种。然此差异实即源自学问之有无，绝非宿命。人非生而有贵贱贫富之别，俗语所谓：“天不私人以富贵，皆需努力取之。”即言惟以发奋求知者获致富贵，虚度废学者沦为贫贱。如此而已。
所谓学问，非限于谙熟难字、读懂古文、吟咏和歌②等对社会无经世价值之学问。当然，此类学问能够抚慰心灵，陶冶性情，增进修养，提高道德，其精神价值自不待言，然亦绝非汉学者或国学者所言那么重要。古来罕见善贾之汉学者，长于和歌之精明商人。是故心细之商人，若看到子弟醉心于学问，则忧将来恐有家道中落之虞。换言之，此类学问因与日常生活脱节，不能立身经世。
因此，吾人欲安身立命，则必须舍“虚文”而尚“实学” ③。如学习伊吕波④四十七个字母，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之后，渐进增加其他学科，诸如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与修身学。地理学可令吾人知晓日本及世界万国之风土民情；物理学乃研究天地万物本质及其作用之学问；历史学让吾人熟悉年代，洞悉古今万国之大事；经济学则为剖析民生富裕与国家强盛之学问；修身学引导吾人与人交往立足社会所应知之理与处世之道。如是之学问大多中国古书中所无，必须参阅西洋书之译本，研习至便。若年轻有为之士，则可兼习外文，直接阅读原文书籍则更为受益。以上所述即世间之实学。凡人勿论其身分地位，必有一实学之教养以立命。有此则士农工商可各尽其本分，且个人与家庭始克独立，进而国家方可独立以傲视寰宇。
学问之首务在于知守本分。天赋人权，不受羁绊，此亦大约言之，无论男女，皆自由自在。然若吾人一味自由，不知其本分，视他人权利与国家利益于不顾，则沦于恣情放荡。故本分即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自由与恣情之准绳，在于是否妨害他人与否。如只要花自己的钱，即可耽于酒色、恣肆玩乐。此论实在似是而非，为何？因一人之恶行定会影响他人，所谓坏风俗，伤风教是也。故虽用自己之资财，而为不善之行，仍然罪不可恕。
诚然，自由独立于个人国家同为重要。我日本为东亚岛国，古来甚乏与外国之交往，物产亦自给自足，习以为常。然自嘉永⑤年间（一八五三）美国人黑船事件，国门大开，对外贸易日盛。开禁后国民议论纷纷，有保守论者倡议锁国攘夷，此真乃井蛙之论，不足与辩。
日本与西洋各国共存于同一天地间，同披霞光，同赏明月，大海相通，空气相混，民意相投。人民彼此互通有无，互相学习，既无需自卑，也不必自大，同获便利，共谋福祉。基于平等之天理，缔结亲善之关系。如若对方居理，虽未开化之黑人亦应服膺之；为保卫国家之正义，虽强大之英美军舰，亦无所畏惧。若不幸逢国家蒙羞之际，凡我日本国民虽牺牲生命亦必维护国权，以使国威于不坠。如此，一国之自由与独立才得以存在。
至若中国人，则傲慢自大，以为非天朝者皆不入流，鄙视外国人为夷狄禽兽，而不愿与其接近。举国上下不自衡量国力，盲目驱逐洋夷，结果踵连败绩而蒙羞。此夜郎短见，不明国家实力本分之故。若以此比喻个人，即是弃天赋人权而不顾，陷入与世隔绝目中无人之恣情行为。
我日本自王政维新⑥以来，政风丕变。对外基于国际公法，与列国缔结邦交；对内则示国民以自由独立之原则，准平民骑马和冠姓，此皆前所未有之进步，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之根本精神因而确立。今后，凡我日本国人，再无生而坐享特权之人。个人地位皆源自其本身才德。譬如，国人固然不应辱慢官吏，但尊重官吏也非因其人可贵，而是因其膺任国家重职，恪尽职守，认真执行可贵国法之故。
在旧幕府时代，百姓必须于东海道⑦恭迎御茶壶（注：每年夏历四月，逢幕府官员搬运新茶给将军一家饮用之行列时，必须立即跪于路旁。）此事国人当记忆犹新。此外将军御用⑧之猎鹰、马匹，皆比人尊贵。只要加以“御用”之字，无论砖石瓦片，都强令百姓必恭必敬。世人数千百年来，对此一则憎恶，再则也日久成习。然此情形非因法令与物品之可贵，皆因政府之横暴，强使人民卑屈，从而形成此种不合理之因袭。当今之时，诸种苛政与陋俗已绝迹于日本。因此，国人大可自安。若对政府有所不满，亦不必郁积心中，腹怨诽谤，皆能依循正道，通过政府僚属有司，平心静气的陈诉与开诚布公的批评。只要个人主张合乎天理、顺乎人情，那么即使是舍生捐躯亦在所不辞，而与政府力争，如此方为尽国民之本分。
如前所述，无论个人与国家，皆基于天地之公道而拥有独立与自由。如若我国之独立遭受侵害，虽则与世界万国为敌，亦不足惧；如若个人之自由遭人妨害，虽则为政府官员，亦不足惧。何况近期政府已确立四民平等之根本方针，凡我国民，自应安心遵循自由平等之天理，而勇毅行事。然而，人人皆当尽其本分，并因此而具备与其身分相配之才德。欲具备才德必须明晓事理，而明晓事理，则必须求学。由此可见学问乃第一要务。
近来农工商三民之身分提高百倍，远逾封建时代，有与士族比肩之势。此三民之中，政府业已开辟拔擢优秀人才之路。因此，身为平民皆应自尊自重，勤修学问，不可行事卑劣以自弃。世间无有比无知更可怜可恶之人。因其无知，故而不知耻；因其无知，故而陷于饥贫，一味嫉怨周遭富人，更有甚者，结党作乱，践踏法律。他们自身受益于法律之保护，才得以维生，然而当私欲膨胀之际，摒弃所依赖之法律于不顾，不惜违法，岂不悖谬？有些坐拥相当财产之无知者，只顾敛财，而不懂教育子弟。其子弟亦因无教育，而行事愚蠢，游惰放荡，从而将先人遗产挥霍殆尽。若举国皆为此等愚民，政府以道德法律统治，不啻对牛弹琴。因此，只能以政府之威严恐吓之。西人有谚语曰：愚民之上有苛政。即此意也。大凡政府之暴虐苛政，多为愚民无知而自招。
既然愚民受治于残暴之政府，理所当然，而优秀人民当受治于优秀之政府。因此，今日我日本国民达到何等水准，即有与其相称之政治。假如日本人之素质恶化，变得更加不学无知愚昧，则政府之法律必将更加严厉。假如国人皆勤奋向学，明晓事理，同趋文明之风，则政府之法律也将更加宽厚。法律之严宽，完全取决于民德。
天下无好苛政而厌仁政之人，揆诸人情，皆忧愤于外辱，而望国家富强。吾人生逢今世，凡有报国之志者，亦无需过于忧心劳瘁。凡我日本国民皆当端正品行，笃志向学，广求知识，具备与其身分相称之才德。如此则政府易于施政，国民安其本分。政府国民各得其宜，上下一心，携手合作，维持日本之安宁与秩序。此乃当今之急务。我现对读者诸君之劝学，其宗旨尽在于此。
（第一篇終。劉家明編譯）
后记
近日，故乡中津有庠序之设，予制《学问之旨趣》成册以奉乡友。或曰：“此书不惟有益于中津之友，足堪广传日本，以教益世人”。乃从其所劝，付梓于庆应义塾，以供同道者一览。
福泽谕吉 小幡笃次郎⑨志
明治四年辛未十二月⑩
译者注释：
①《实语教》：日本古代的蒙学读本。全书由“山高故不贵，以有树为贵”开始，到“是学文之始，终身勿忘失”结束，系用汉诗式五言连句组成。内容强调智慧之道在于学习。——校者
②和歌：日本古来的一种诗歌体裁。——译者
③实学：是福泽谕吉常用的术语，不仅指社会生活中必需的、实用的知识、技能，也意味着实验和实证的科学。——校者
④伊吕波：日文字母按“伊吕波歌”顺序排列的一种读法，文中指日文字母表，一般常作序数词使用。——校者
⑤嘉永是年号名，当公元1848—1854年。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Perry，M．C．，1794—1858）率舰来日，迫使日本开港通商，从此日本开始对外交易。——译者
⑥指1868年的明治维新。——译者
⑧即将军所用的。——译者
⑨小幡笃次郎：福泽谕吉最早的学生，也是中津人。当时任中津学校第一任校长，所以名义上在此联署。——校者
⑩明治四年（1871-1872年）是辛未年，十二月当在1872年二月。——校者
第二篇 人与人平等论（一八七三年十一月）
前言
学问之内涵宽泛，目之所不见者为精神之学问，目之所见者为物质之学问。性理、神灵、哲学之研究，属于精神之学问；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则属于物质之学问。所有学问皆能增广见闻，通晓事理，明确责任。
如欲增广知识见闻，则须效仿贤达，或刻苦自修，或博览群书，是故求学必须识字。然而若古之腐儒，以寻章摘句为学问，则谬以千里。文字不过探研学问之工具而已，正如建房之斧锯，乃木工所不可或缺，然若工人无技能，纵有斧锯亦难以称为木工。同理，仅只识字而不洞晓事理之人亦非真学者，正如俗语所谓：读论语而不知论语。纵然通晓日本古典《古事记》①而不知米价，则究为立世之文盲。纵然精通经史，而懵懂于商道，则为理财之文盲。非但国学汉学如是，有人费貲数百元，学习西洋学问，仍难以自养。此等人之学问与字典无异，于社会民生毫无所济，徒然为国家无用之食客而已。故举凡安生立命、经世理财、洞察庶务皆是真学问，此岂仅读几本和、汉、洋书籍者所能望其项背？
本书命名《劝学》，非只劝人念诵文字。本书寻幽阐微，乃取意于各种西洋书籍，无论具体与抽象，学问之宗旨为学以致用。兹承接第一篇之精神，引申出第二编。今后拟再续写第三编、第四编。
论人与人平等
本书初编曾谈及：人生而平等、自由，无上下之别。兹引申而详叙之。人皆秉天意而生于世上，非人力所能左右。人人当互相敬爱，各安本分，彼此莫犯，此乃仰承于乾坤造物之大德，根基于人伦孝悌之大义。
是故以造化而言，人人平等。此平等非指现实生存际遇，而是指基本人权。如若依现实而言，则有贫富、强弱、智愚之别：富者深居华屋广厦，锦衣玉食；贫者赁居陋巷，疲命糊口；智者为官作贾，握权拥财，左右天下；愚者终生贩卖糖果，聊以度日；壮男子尊为相扑力士，弱女子堕落烟花风尘。然而，虽有如此判若云泥之别，终究不碍其人权平等。所谓人权，就是不可侵犯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
上天赋人以身心能力，自然而享有生命、财产与名誉之权。此权利不容侵犯。诸侯与脚夫之生命皆贵，富商之万金与小贩之分文，同为私产皆应保护。今世有荒谬谚语，一如“人人皆束手于地保②与啼婴”，再如：“不可与父母老板讲理”。意即人权难以遍行。此论乃混淆现实与人权之概念。地保与农民，身分虽异，人权则同。农民受拳击必痛，地保受拳击亦必痛；地保食美味口必甜，农民食美味口亦必甜。厌痛喜甜，乃世人恒情。是故吾人皆有不妨害他人而满足私欲之权利。同此人权，地保与农民实无丝毫轻重之别，仅只地保富而强，农民贫而弱而已。现实个人境遇不同，故有贫富强弱之差。然若以境遇不同，倚强凌弱、依富欺贫，即为侵害人权。正如相扑力士以自己之腕力折断他人之手腕，实乃无理不幸之事。他人手腕之力固小，然不妨碍使用，无端被强者不幸折断毫无道理。
在旧幕府时代，武士与平民极不平等。武士威风凛凛，待平民若罪囚。按当时律令，武士对平民有《格杀勿论》③之权。是以平民生命有如租赁而得，逢武士必鞠躬以示恭敬，在外则让路，居室则让席，甚而不许骑自养之马。真乃毫无道理可言。武士与平民固然不平等，政府与平民之不平等尤甚于此。幕府与三百诸侯，严待平民，恣意所为。其中虽有不乏号称善政者，然因其无天赋人权之念，平民之遭遇不忍卒睹。
政府与平民之关系，如前所述，仅只所处形势强弱不同而已，权利并无不同。农民稼穑以供养众人，商人通货以方便彼此，此乃平民之职责。而制定律令、惩恶护善，此乃政府之职责。政府欲履行其职责，必依赖税赋，而税赋则不能自有，皆需向平民征收。此即政府与人民之天然契约。是故，人民按时足额缴纳赋税，恪守国法，则尽其职责；政府以所征赋税，妥善利用，保护人民，亦尽其职责。如此，双方各尽其职责，遵守契约，互不干涉，即无异议。
然而在旧幕府时代，称执政者为主上。号称为主上当差之官吏，威风八面，颐指气使，沿途宿旅店、用舟车、雇挑夫，往往而不付资，更有甚者，还索钱于苦力，真乃可恶至极。此外，为逢迎将军诸侯之私欲与兴致，而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浪费公帑，导致入不敷出。于是巧立名目，增收苛捐杂税，且美名之为“报答国恩”。所谓“国恩”，即指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不受盗贼侵扰，皆拜政府之恩德所赐。固然，民众安居乐业，确因政府之律令威力之故。然则制定律令、保护民众本即政府之职责，岂能称为“恩德”？若言政府保护民众为恩德，则人民缴纳赋税给政府又何尝非“恩德”？若言政府以涉及民众之政事与诉讼为累赘，则农民田地所产稻米十分之五需上缴租税，岂非亦是累赘？如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终究分辨不清。既然彼此皆有同等恩德，则无由只求对方谢恩。
追溯此种恶俗之根源，皆因不明人类平等之大义，误用现实贫富强弱之形势，导致政府侵害民众之权利。所以，吾人务必牢记权利平等之精神。此为人类社会第一要务。西洋人称此为reciprocity（相互对等）与equality（平等），亦即初编所言：人生而平等。
以上所论大体居于民众之立场，欲人人皆知平等人权而已。若以不同角度探究，则结论仍不相悖。政府与民众本来即是密切关联之一体，因天然分工而对等，政府代表民众制定法律，民众则必须遵守法律。譬如当今日本人皆尊奉明治年号，即是民众履行与政府之契约，遵守国法。因此国法一旦颁布，即便有人私感不便，亦必须在修改之前，恪守不犯。此即是民众之职责。
然而世间无学之文盲，不晓道理，徒知吃喝玩乐。因其不学无知，贪欲极大，作奸犯科，罔知国法与职责。虽然膝下子孙满堂，而不知家教，正所谓不知耻、不畏法。此等莠民，子孙愈繁，对国家危害即愈大。对此种不可理喻之莠民，必须以国家权利威慑镇压。此即世上何以有暴政之原因。不但我国旧幕府时期如此，自古亚洲各国皆然。是故一国之暴政，非尽是暴君酷吏之罪愆，而多因愚民不知法度与本分而自招。
当今日本社会，因受人煽动而谋杀，因误解新政而暴乱，因酗酒恶行而盗抢，诸多不法之行殆非人类所为。此等莠民，即使释迦、孔子圣人在世，亦难以感化，非震慑以苛政而更无他计。是故，民众如欲远离暴政之害，必须立志向学，培养才德，俾与政府臻于平等之地位。此即所以劝勉读者诸君向学之原因。
（第二篇終。劉家明編譯）
译者注释：
①日本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吏，主要的职务是征收租税。——译者
②在德川时代，如果武士认为平民和贱民对他们无礼，就可随时随地拔刀砍杀，称为“格杀勿论”。又：在幕府时代，骑马是武士阶级的特权。）
第三篇 国与国平等论（一八七三年十二月）
吾人欲维护国权，务必使国家尊崇自由独立之精神，无论上下、贵贱、智愚，皆当以国事为家事，竭尽国民应尽之责。
论国与国平等
正如第二编所述，无论贫富强弱、国民与政府，其权利皆平等。以此再推及阐述国与国之关系。国家乃人之集合，日本国由日本人集合而成，英国由英国人集合而成。日本人英国人共生于天地间，彼此不应侵害对方之权利。正如一人不应侵害另一人，两人不应侵害另两人，百千万人亦如是。天然之事理绝非因人数多寡而变。
现在举世文明开化之国，文化武备皆因进步而更趋富强；愚昧野蛮之国，文化武备皆因落后而更趋贫弱。一般而言，欧美诸国富强，亚非诸国贫弱。各国虽有贫富强弱之别，然若倚强凌弱，则如相扑力士以腕力折断病人之手臂一般。如此侵犯他国之权利，乃不可饶恕之罪恶。
虽然当今日本国力不及西洋诸国富强，然而国权彼此平等。如若遭受侵害，虽则与世界万国为敌，亦不足惧。正如初编第六页所述：凡我日本国民虽牺牲生命亦必维护国权，以使国威于不坠。何况贫富强弱之势并非天定，而取决努力与否。今日之愚人可变为明日之智者，往日之富强亦可沦为今日之贫弱，古今不乏其例。凡我日本国民自今日始，笃志向学，培植元气，先谋个人之独立，继而达国家之富强，则又何惧西洋人之势力？结交崇尚公理之国，驱除蛮横无道之邦，如此而已。此理即是“个人之独立”进而成“国家之独立”。
个人之独立即可达国家之独立
如前所述，国与国平等。然则国人若无个人之独立精神，则国家难以独立，国权亦难以维护。其理由详论如次：
一、 无独立精神之国人，则无深切之爱国心
所谓独立，即是自己支配自己，无依赖心理。自己能够判断是非，处事得宜，便可不依赖他人之智慧而独立；自己能够劳心劳力以自养，便可不依赖他人之钱财而独立。如果人人无独立之心，一味依赖他人，导致举国皆为依赖者，而无负责之人，则举国皆为盲人，更无明人引路，如此则国家必濒于危亡。《论语》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为智者为政，治下之民无需知晓大义，只要遵守即可。孔子此论，揆之今日，大谬不然。
一国之中，才德兼备足以为政者，千人中或仅只一人。例如百万之邦，智者不逾千人，余下九十九万九千人即为无知小民。才德兼备之智者为政，或爱民如子，或抚牧如羊，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指定预设方向，人民被动服从政令，不会作奸犯科，社会祥和。然而此时国人便有主客之分。一千位乃才堪治国之智者为主人，余下者乃一无所知之客人。依赖主人之客人，必然推卸责任给主人，自然不会忧国。内政尚无不可，若一旦对外开战，则必陷于窘境。无知之小民虽不至于倒戈叛国，然因其自居客人之故，则将逃之夭夭以求生。此国虽然号称百万之众，然能共赴国难之人，则少之又少。如此则何谈国家独立？
是故，如若举国尊崇自由独立之精神，则可御外辱以卫国权。人人不论上下、贵贱、智愚、明昧，皆应以国事为家事，而竭尽国民应尽之责。英国人和日本人皆各有其国、各爱其国。本国之国土非属他人，而属于本国人所有。爱国正如爱家，为国捐财舍身亦不自惜，此乃报国之大义。
施政之政府与治下之国民，仅仅因便而权且区分而已。如遭逢国难，国民无由置身事外，而使政府独担责任。无论日本人或英国人，其国民自然在本国安居乐业，享受其权利，而随之亦必须承担其义务。
战国时代①，今川义元自骏河领兵数万攻打织田信长，不幸于桶狭间陷入信长伏击而大败殒命。群龙无首之骏河兵将，闻风丧胆而溃散。当时威名远播之骏河今川政权旦夕消亡，了无痕迹。然而二、三年前之普法战争，战事初起，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即被普军生擒，然而法国人却不因而绝望，反而愈加坚强，舍生忘死以抵御普军。之后经过数日之攻防，终于媾和，法国仍是独立之法国。此战与今川之战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骏河之成败尽赖今川一人，人民以客人自居，不以骏河为祖国；而法国则多报国之士，视国难为家仇，不待人劝，皆自发为国而战。
由此可见，当遭逢国难抵御外辱之时，国民之独立精神愈强则愈爱国，否则便愈不爱国。
第二，无独立地位之国人，则对外无深切之维护国权意识
无独立精神之人，习惯依赖他人，依赖他人即会怕人，怕人定会阿谀人。经常怕人与阿谀人，日久成习，则其人面厚似铁，不以悖行为耻，不敢据理力争，对人常卑躬屈膝。俗语所谓：“积习成就天性”，即是指积习难改之故。譬如，政府现已准许平民冠姓与骑马，法制因之而改善，表面上士民平等，然而旧习依然不变。平民一如既往，对人低首下心，如遇位高权重之人，仍不知所以。令其站则站，令其舞则舞，极尽其恭顺之能事，犹如家养瘦犬，毫无骨气而不知羞愧。
在昔日旧幕府专制时代，平民无骨气不惟不碍施政，反而有利于统治。因此，幕府官吏便有意令人民无知、恭顺。时至今日，日本已然与列国交往，如此状态则危害极大。譬如，乡下商人至横滨诚惶诚恐与外国商人交易，见外国人身材魁梧、资本雄厚、商馆宏丽，轮船疾驰，即心惊胆战。于是，与外国人接触讨价还价时，又因对方精明与霸气而魂飞魄散，结果明知对方无理，也畏怯接受，从而蒙受巨大损失与耻辱。而此一人之损失与耻辱，即是一国之损失与耻辱。如此荒谬之事，正因为此种商人与其父祖世代皆乏独立之精神，常受武士欺凌与官府申饬，即便对方为步卒马夫，亦屈膝奉承，日久而奴性渗透骨髓。此亦非朝夕所能洗净。此种无骨气之愚民，一但遭逢目中无人之外国人，自然战战兢兢。此即无独立地位之国人，对外亦不能独立之明证。
第三，无独立精神之国人，则会仗势乱为
在旧幕府时代，有种称为“名目金” ②之高利贷，即不良之徒假借公卿诸侯“御三家” ③之名，放债收息。告贷者无力承还，又不敢以不合法之高利贷诉讼于官府，而不良之徒则狐假虎威，以公卿诸侯之名义，逼债于对方。此行为极其恶毒。今日“名目金”虽然绝迹，然而难保当今无类似仗势欺人之行为。以后政府允许外国人居住日本，若有不良之徒假借外国人势力行恶，则断非我日本之福。是故若无独立精神之国人，虽驯如羔羊，不惟不能为国家纾祸，反而因奴性之故，依恃外强而卖国祸族。
以上三点所论，种种祸患之由皆因国人无独立精神所致。所以，今日朝野上下爱国之士，当先谋求一身独立，行有余力而更助他人独立。父兄提携子弟，师长劝勉学生，士农工商全民皆充溢独立精神之后，自然可共保国权。因此，政府与其束缚国民而独自忧劳国事，实不如解放民众，与其同甘共苦，才是明智之举。
（第三篇終。劉家明編譯）
译者注释：
①公元十五世纪末叶起，在日本群雄割据，互相争战，一直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完成统一为止，共达百年，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代。——译者
②名目金：即借用有势力的如御三家、大名、寺社的名义出借的贷款。利息高，诉讼有优先权，对贷款人有利。——校者
③指德川时代的水户、纪州及尾张三家（藩），首代藩主均系德川家康（首代将军）之子，在诸侯中最为显贵。——译者
第四篇 为学志向论①
近来有识之士私下谈论：有人质疑：“虽然智者亦难预测今后日本之兴衰，是否有丧失独立之虞，但若观察当前国策之趋向，则日渐进步，是否亦能臻于文明昌盛之域”；还有人忧虑：“难以预测日本能否独立，必待二三十年后方可明晰”；有人则确信污蔑日本之谬论：“无论如何日本难保其独立”。
吾人定不会怀忧丧志，轻信任何草率之言。但是，有此日本能否独立之议论，则非空穴来风。如若吾人问不列颠能否维持其独立，英国人定会笑而不答，因为对此毫不怀疑之故。虽则日本日益文明开化，却仍自忧前途，吾人岂能不惊心？吾人既生为日本人，则必当明晓与恪尽国民之本分。“政”字之内涵是政府之职责，但政府之政务牵涉民众事物繁多，是故妥善处理政务，国民与政府必须互相配合，各尽本分，彼此互助，方可维护国家之独立。
凡欲维持某一事体，必当使其力量均衡。譬如，欲维持人体健康，必须饮食、空气与阳光兼备。人体外受寒燠痛痒之刺激，必然内发对应调和之功效。若外界之刺激不再，则体内之功效必致紊乱，人体健康亦难以维系。国家亦如是。政务乃一国之功用，需均衡内外之条件以确保国家独立。内则政府，外则国民，相互作用，共保均衡。政府犹如体内调和，国民犹如外界刺激，若舍弃刺激而独自运用调和之功，则必然难保国家独立。毫无疑问，治国之理正如养生之理。
方今盱衡我国现势，其不及外国之处，不外学术、贸易与法律而已，此三项乃世界文明之所系。不言而喻，若此三项不备，则国家难保其独立。恰恰我国此三项皆不完备。
王政维新初起，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力以图谋振兴，功效却难及初衷，其原因在于国民无知无识。政府既知病因，则大举奖掖学问、议订法律、规定商法、晓喻国民、立木为信，而仍然难收实效，政府专制如故，国民愚昧如故。凡所努力，收效甚微，政府与所耗费之精力与资金相较，真乃事倍功半。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文明进步不能独赖政府之故。
或曰：而今政府驾御愚民，乃权宜之策，必待国民德智增进之后，方可共趋于文明之域。此言似是而非。我日本国民苦于数千年之专制统治，人人皆不能畅所欲言，依旧相互欺瞒，苟且偷安，以此为护身至宝，惯于不守诚信，不知廉耻，恬不为怪，又何暇忧心国事？政府欲矫除病根，更以声势立威，恫吓申饬不逞之徒，以强力培植民风，不料国民更疏远怀疑政府，遂如抱薪救火，导致上下隔绝，而成此无形氛围（相当于英语之“spirit” ），难以立即驱除。国家虽然表面大有改进，然而专制之风不异往昔。民权虽已立法确立，而民风则依旧卑屈迷惑。此种无形氛围，非一人一事所能描述，其影响所及则无所不在，浸润全社会。
兹举例说明。若论目下官吏之言行，则多为豁达大度之君子，吾人不惟不存成见，尚且倾心敬佩。而平民之中亦尽非愚民，十步芳草，必有良民。然而官吏之施政，多为吾人所不满；良民之问政，动辄卑屈，以虚伪欺诈官吏为当然。君子为政与良民卑屈，形如一身两头之人，巧于谋私，而昧于谋国，正所谓“独处则明，共聚则暗”。政府聚集诸多才德之士，而仍行此愚民政治，能不令人唏嘘？溯本追源，皆因上述无形氛围之浸润，而致使人人不能激发应有之作用。维新以来，政府虽然大兴学术、法律与贸易之政，却罔见成效，其原因即在此。一时以权术御民，坐待国民之德智增进而共臻文明，或赖以威权，或假以伪诈，则国民自有其相应行为。政府以威权施政，则国民以伪诈应付；政府以伪诈御民，则国民当虚与委蛇。此实非上策。策略纵然巧妙，实无益于推进文明。
是故，如欲举国共进文明之域不可独赖政府之力，必须先驱除浸润人心之无形氛围。其驱除之法，仅赖政令与劝教难收成效，必须有卓异之士率先垂范。而此卓异之士，非农非贾，非国学家，非汉学家，只有洋学家堪当此任，然亦不可尽赖之。而今洋学之士日多，或讲授西文，或者闭门译书，貌似竭力而为，而实多学而不知，知而不行。吾人对此知行不一，自难免多存疑窦。洋学之士多存“学而优则仕” 之念，少有兴办事业之行；多谙为官之术，缺乏为政之道，徒沿袭汉学家之旧习，不过外饰以西洋外衣而已。
再举例说明。当今洋学之士尽入仕途，独自兴办事业之人寥若晨星。其志向皆在于谋身，其所学亦基于政府，非政府之事而不为。秉持成见，虽社会贤达之士盖莫例外，平生皆抱飞黄腾达之志。其行为想法虽无可厚非，然而所有精英皆沉溺仕途，举国岂能不趋之若鹜？
青年以读书为进身谋官之阶，商贾以金钱为谀官谋利之本。举凡兴学、传教、畜牧、农桑等大多数民间事业，必须经过政府许可，从而养成全国人心崇拜、钦慕、依赖、畏惧、谄媚官吏之风，毫无真正之独立精神，其丑态实堪浩叹。譬如近期之报刊、上书与建言之类，尽管舆论法令并不严苛，然而似乎约定俗成绝不刊载政府忌讳之事，而且政府有小善，则如同娼妓献媚客人，极尽赞誉之能事。至于上书与建言，则用词卑屈如罪人，仰视政府似神明，恬然不怪。读此无益之虚文，隐约可见作者非愚即狂。然而上书与建言之人，通常皆洋学之士，非愚非狂，其用词之所以谄媚虚浮，皆因民权不兴，风气不醇，人人因袭旧俗，不能彰显民权之故。因此，当今日本徒有政府，而无国民。如欲移风易俗，推进文明，不能单独寄望于洋学之士。
综上所论，我国如欲加快文明、维护独立、彰显国权，则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与洋学之士。吾人必须当仁不让、率先垂范，为洋学之士指点迷津。吾人虽才疏学浅，而有志于西学则由来已久，论地位则为中游之士，对改革则多襄赞之功，虽力绵功微，然而因身兼中游之士与襄赞之功，则足以垂范众人。率先垂范亦即吾人之天职。
凡事与其强令国民不知而行，不如令其知而再行，并以实例垂范国民。下令推广乃政府之权，垂范国民乃个人之责。垂范之责乃基于个人之立场，或专研学术，或从事商贸，或议定法律，或著书立说，或办报兴学，举凡国民职责所限，无不大胆而为。吾人恪守法律，依理行事，若因政府违令而受委屈，则需据理力争，以此敦促政府革旧布新，滋养民权，诚为今日之急务。因个人特长不一，所从事之事业种类众多，因此并非令人亦步亦趋。吾人之目的在于激发兴办个人事业之意识并指引方向。
多言无益，必须以实际行动垂范国人。当今吾人兴办私人事业，不能独赖政府之力，学者、商人各有所本，皆可因其特长而兴办各自事业。政府乃日本之政府，国民乃日本之国民，是故国民不应畏惧政府，而应靠拢政府；不应疑惑政府，而应亲近政府。如果洞晓此理，则国民必将遵循正道，上下一心，移风易俗，如此方可有新生之日本国民，不至于成政府之玩偶，而终成刺激政府之力量。从而学术、商业和法律就自然会各得其所，国民与政府的力量亦能平衡，才可以维持国家独立。
概括起来说：本篇是讨论现在的学者协助政府完成独立的两个途径，即参加政府做官和在政府范围以外办理私人事业的利害得失，并且赞成后者。如果详细研究世间的事情就可以知道，无利必有害，无所得必有所失，不会利害得失参半的。我们并非有所为而主张私营事业，而只是将平生所见到的加以论述，如果社会上有人拿出确证来批驳这个论点，明白指出私营事业之不利，我们还是乐于接受，不过，举办私营事业想必不致贻害于天下吧！
附录
兹将有关本篇的几个问题②附记于篇后：
一、问：兴办事业，是否不如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为便？
答：推进文明不能专靠政府的力量，其论点已详本文。
并且由政府兴办事业，已经实验了好几年还没有奏效。私人办事虽亦难期必成，但是，既然在道理上还明显有希望，就不可不试。如果在未试之前即怀疑其能否成功，就不能算是有勇气的人了。
二、问：如果有力的人物离开政府，使政府缺乏人才，岂不有碍公务？
答：决不如此。因为政府现在正患官多事少，如果实施简事裁员，必能整顿政务，把多余的人员用到社会上，可谓一举两得。并且政府事务庞杂，就会把有用的人置之于无用之地，那不是个好办法。况且这些人虽然离开政府，却并没有到外国去，仍然住在日本，做日本的事，又何足虑？
三、问：若于政府以外聚集许多人来办私营事业，好象自成一政府，会不会使政府的权限旁落呢？
答：这是小人之见，办私营事业的人与办公事的人都是日本人，只是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办事，实系相辅相成，共谋全国的利益，他们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益友。如果办私营事业的人犯了法，尽可以处罚，这是毫不足惧的。
四、问：也有人想办私营事业，但恐离开宦途以后，别无谋生之道？
答：这不是士君子应说的话。
因为既然自命为学者，又关心天下事，岂是一个没有技能的人？用技能来餬口，并不是难事。在政府里执行公务和办理私营事业并无难易之分。如果认为办公事容易，所得的利益比私营事业多，那他的利益可以说超过实际的才干了。贪图超过实际才干的利益是君子所不屑为的。至于一无所长，侥幸进入宦途，贪图薪金以便奢侈享受，还要视同儿戏地谈论天下大事的人，就不是我们的同志了。
（第四篇終。劉家明編譯）
译者注释：
①这是根据作者在明六社的会议上的讲演改写的，发表后曾引起加藤弘之、森有礼、西周等人的反驳。——校者
②这是作者在明六社的会议上讲演后，根据提问和反驳作的回答。——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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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3 09: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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