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教育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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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川

我出生在湖南望城县，离长沙大约４０公里，马马虎虎可以算得上鱼米之乡，因为米虽不少，鱼却不多。小时候，故乡飘荡的岚烟和落日的余辉，给了我美丽的遐想，早早地在我的心灵开拓出一片超越之境。说来很有意思，我很小就自命不凡。
1969年，我6岁半时上小学，之前没上过什么幼儿园。学校离家大约步行20分钟，老师都用方言教学。我小学时也没学过汉语拼音，后来补汉语拼音的课发现很困难，因此现在好些字读音仍不准，在电脑上用拼音打字更是困难。
那时小学为五年制，开设的课程很少。即使开设的课程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很不正规。我考试常常不及格，二十几分，十几分，几分甚至零分都有过。1974年上初中，学校离家远了一倍多。现在想起来不觉得远，可当时觉得路途很远，特别是在隆冬时节或春寒料峭的下雨天。除了对作文比较有兴趣，数理化差不多都一塌糊涂。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受过师范教育的，也有仅读过初中、高中的。教我们语文的朱坚丽老师湘江师范毕业，这就是最好的出身了。她嫁给她的同学、我们村的程四虎老师。程老师被打成了右派，没有了工作，但他有美术的特长，在县城讨生活。有时我们会看见他回来，和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时的我却无法体会他们生活的艰难。
那时初中学制为两年。1976年秋季开学我就上高中了。当时我们乡的高中招收六个班，可只有三间教室。上一天课劳动一天，用了整整一学期才盖好了新的三间教室。数理化的课基本上听不懂，好在高二时就文理分班了。
当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虽然也想在我们高考取得好的成绩上作出努力，但他的确力不从心。前些年听在家乡的同学说，这个老师后来到学校的后勤部门工作，处境艰难。他是师专的工农兵学员，他的确是那种不思进取却又虚荣心极强的人。从他身上再一次证明：人生就是自己做的一项工程。
高二上学期末，全县组织过一次高中生作文竞赛，我获得了二等奖。记得是命题作文，文章的题目是《喜事重重》。学校在大礼堂举行表彰会，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唯一风光的一次。可这次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使得我从此一点点的自命不凡外加切切实实的志存高远。
我1978年就参加了高考，考试成绩离录取线差十多分。那时我打算来年考个中专算了，因此78年秋季开学后又去村中学读初中，系统复习初中的内容。可1979年中专与大学招生考试不像前两年是分别考试录取，而是用同样的考题。高考又一次落榜了，同样差十多分。这一年我系统学习了初中的数理化的内容，学得非常不错，今天我有些数理化的底子，全是这时打下的基础。
七九年，在高考后，我还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成绩很好，全县第一。秋季开学后就去望城一中上高中。在望城一中上了一个多月，听说高中学制为三年，我想太长时间了，就自作主张退学了。自己在家复习准备八○年的高考。
八○年过了春节我去了宁乡十一中复习。这所中学在当地社会声誉不错。这给了我积极的心理暗示。我住在一同复习迎考的刘正坤同学家。六月初预考时，我的成绩很好，遥遥领先的好。
我是回望城县参加高考的，还是我大哥走十多公里帮我去报的名。高考时在望城县城，最后一门是英语，我半小时就交卷了。当时外语只将30%计入总分。考完后对这次考试，当时感觉就不错。等了一个多月成绩出来时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当年总分为530分，我的成绩是416分。这个分数可以上任何一所大学。可八○年是先填志愿，后才知道分数。我根本也没想到我能考上全国重点，想着能考上湖南师院中文系就很不错了，重点大学是瞎填的。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师大教育系。后来上了北师大教育系后，知道湖南考生比我分数低的人居然上了北大，还懊恼了一阵子。
来到北师大后，我的英语按成绩分在慢班。到第二学期，我到了中班；第三学期我到了快班，第四期我成了快班最好的学生。我词汇量很大，最多时有接近两万。背单词用坏了三本字典。记忆单词对于我是一种享受。但我的英语学习是不全面的，听、说的能力就不强，只是阅读和语法不错而已。我要从事英语的翻译工作也是可以胜任的。大学前两年，三分之二的课余时间差不多都花在学外语上，可外语在我成长历程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造成了相当大的浪费。在外语上花那么大的精力，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子个人付出的一种代价。而好些人就由于外语成为他们往上攀升的拦路虎而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怎样对待外语都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
那时候开设的课程不多，课上得好的老师就更少。教育学是王策三先生教的，整个大学二年级，上了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主要是教育基本原理部分，我都听不太懂，第二学期讲学校工作，才明白一些。但我很认真，上课做笔记，课后再阅读相关书籍，还补充笔记。那本整理后的笔记本现在还保存着。那时的教科书是内部印制的资料，内容陈旧，课外可参考的资料也很少。我常去图书馆看一些休闲杂志，也作记录，一些好的表达笔记口诵，并不时加以运用，这对于丰富语汇、积累思想很有帮助。
王先生对教育学是很熟悉的，教学也很认真，是难得的好老师。王先生的夫人夏之莲老师教我们的外国教育史，夏先生也很认真，课上主要是她讲，系统地讲。我记得她讲到裴斯傣洛齐献身教育、忘我工作时饱含热泪、声音哽咽时的情景。因为王老师夫妇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去他们家就多一些。老师愿意和学生交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质。王先生还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过小文章，他非常强调用词的准确和表达的朴素，这对我的写作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大学四年的一个努力的目标是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研究生。有七个名额，我是最有希望的一人。外语我考了76分，可心理学差了几分，我没考上，当然别人也没考上。心理学考前我看了一个资料，讲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这材料只讲了华生，没讲到桑代克，正好考了这道题，我答题时就没介绍桑代克的思想。我也懊恼了一阵。现在想来，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我有时也会假设：如果当时考上了，现在会是怎么样？我想象不出比现在更好的境况。我们也有同学一直在欧美，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处境远不及我，因为成就感和归属感对于幸福感来说有决定性的意义。
八四年秋季开学后，我上了孙喜亭先生的研究生。孙先生虽不够博学，却很睿智，尤其勤奋。孙先生他们那代人没有受过很好的研究方法论的训练，因此他们写文章就更多的是阅读、思考加个人有限的经验，尽管也常不乏真知卓见，但毕竟离博大精深距离遥远。苏师母是小学教师，在师大附小工作。退休十多年了，有时和她聊天，家长里短，也很有趣味。
上硕士研究生期间，孙先生对我很好，努力为我创造学习和与人交往的机会，他有时外出讲学也带着我。很多人都很欣赏他老人家的报告，可我并不很欣赏。我认为他老人家有许多天才的洞见，却缺乏严谨的推论和强烈的实证意识，他老人家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中用词的准确性和丰富性也都不太理想。我对任何人都从不盲目崇拜，也不唯尊者讳、唯贤者讳，总是有一说一。我说的是不是一定正确当然不好说，但没太多的虚情假意的东西。这有时会得罪人，但我真的不太在意这点。如果一个人过于注意言说的后果，言说的真实性就会受到影响，对于“言说”而言，“真实”永远是第一位的。
八七年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孙先生自然是功不可没，有恩于我。他当时在系里只是一名副教授，没任何行政职务，他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据说，我当时留校，反对的声音也还很强烈，毕竟留下来了，这又是命运。我一生中没有找工作的经历，想着我现在的学生找工作的不易，遗憾中夹杂着庆幸。
我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整体考察》，十五万多字，六个章节，后来在湖南教育出版社以《教育与文化》书名出版。这在八六年十二月前就写就了，当时资料不多，也没有电脑，靠一个字一个字写，还是下了些功夫的。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为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对文化与人格、国民性改造、制度批判、民主与人权、主体性教育，教育人道主义、作为“文化—心理”过程的教育等问题的认识与探索，都无不与此有关。
工作后，课不很多，收入也低，各种机会也都很少，日子在没有严格的计划中悄悄流逝。后来读了在职博士，导师是成有信先生。成先生和孙先生是同龄人，他们关系也很融洽，彼此支持。五十年代成先生曾在苏联留学，获苏联的副博士学位，相当于国内的博士学位。成先生对马克思的东西还比较熟悉，可对西方其它思想家的东西就涉猎不多，包括杜威。这使得他思考问题视野就很有限。但孙先生和成先生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在我们这个领域中他们都有很高的地位。
有些人总热衷于“携师自重”的表演。他们的导师其实学问并不怎么样，可常常有意将其吹捧。其用意是“自我提携”，仿佛导师有水平学生就一定有水平。其实，这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不会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决定论关系。没水平的导师名下成长出有水平的学生不罕见，有水平的导师门下学生不成器的也多得不可胜数，关键在于自己的造化。
我博士论文做的是“主体性道德人格教育”，在主题词中有“道德”二字，有人就以为是德育方面的，其实是要回答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即教育目标的问题。简要的说，就是回答为什么要和怎样造就具有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的现代公民的问题。
我受教育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教育的主张。我支持并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就因为我认为在小学和初中，最重要的是呵护学生自然的天性，鼓舞他们确立起自信，而不是过于强调学到了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能志存高远，他就不能飞得很高，即使他有一双健硕的翅膀。
回顾我成长的历程，反省自我，觉得自我属于学者型的文人或文人型的学者。文人相对于学者而言，更富于情怀和理想，更感性，更多地运用个人的经验感悟、更多地关注价值问题，更用心去守护社会的核心价值；而学者更实际也更理性，更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关注事实。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由文人与学者两极所构成的一个连续体，作为一个群体，我更靠近文人这一极，但又区别于传统的文人，毕竟我还有现代学术的一些素养。如果说我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读书人的话，我认为如下几点便是我的一点经验：首先，一个人要在文化史上有所建树，就一定要在某一领域或专题上下个真正的功夫，不可浅尝辄止。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我在文化问题上、在主体性问题上就下过真正的功夫。所谓真功夫包括系统地阅读和细腻地甄别、厘定、琢磨、体味、思考。做学位论文对于打下思想基础有重要意义。没有接受过系统而严格的思想训练的人永远也难以摆脱狭隘和肤浅。
其次，做一流的学问要一流的天赋，二流的天赋做不出一流的学问。天赋包括智商，也包括个性，个性中有很多天赋的因素，我孩子的个性就极像我：冲动、急躁、刚烈、专注、做什么都很投入。在这里天赋即“先天赋予”之意。做学问要有独特的品格，比如，穷根究底、锱铢必较的性格，阅读与思考的乐趣，热衷于独特的表达等。一个得过且过的人注定做不好学问，一个内心麻木的人也一定写不好文章。
第三，一切都需要任其自然，既有目标努力着，又不急于求成。凡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文化创造上，过于功利出不了有价值的东西。内在动机，即对过程本身的兴趣，是取得卓越成就最为宝贵的动机。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员，有剧务，有观众……我就是这个世界的观众。一个可以并且乐意对这个舞台上上演的各种喜剧、各种悲剧、各种闹剧进行评论的剧评人，评论着并且快乐着。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