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今日中国之媒体

管季超.

漫谈今日中国之媒体

作者：陈小川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小川，《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先后任记者、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94年评为高级编辑，199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学硕士学位评审委员，1998年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主要兼职有：近3年来，任凤凰卫视“京港台三剑客”、“一点两岸三地谈”、“纵横中国”等谈话节目的主谈话嘉宾。2003年4月受聘中央电视台，任特约评论员，参与“央视论坛”等节目。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主要成果有：自1979年起，新闻评论、通讯、消息、新闻论文等著述约千万字。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雏飞集》、《弄潮集》、《各领风骚没几年》、《下雪别忘穿棉袄》、《有话直说》等杂文集8种。《各领风骚没几年》获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散文集杂文集奖。 导读： 现代社会，媒体的作用、影响可谓无处不在，那么，在媒体专业人士眼中，媒体在当代中国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媒体的种类有哪些，各自的地位又是如何的？本文将告诉您答案。另外，这个讲座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大部分是问答的形式——对于社会上一些时事、问题，作者将给与详细而精辟的分析、见解。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陈小川，年已过半百。跟北京大学有什么渊源呢?我在进北大院里的时候，我在想，大概至少有十几年没来过北大了，但是接受北大的邀请来做讲座的这种情况大概近二十年来有四五次，都没有来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第一次到北大来，是1967年，我的表哥1965年读北大物理系，1967年那个时候，北大武斗正酣，我爸爸说让我把表哥叫回家去，不要在那儿参加武斗，结果我进了北大，从南门进来的，进了南门以后，还没找到我表哥，就被武工队抓起来了。七八个男生拿着长矛抵着我的脖子把我押到武工队总部，看我年幼不打我，看着不像对立面派来的间谍，就把我放了，结果我表哥也没找着。所以说和北大还有什么渊源呢?我在北大医学院，现在是北大医学部工作过，是不是跟北大也有点关系? 我小时候挖过煤，当过兵，到现在当了26年记者。年轻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上北大，后来“文化大革命”，没上成。我有一个女儿，她的理想也是上北大，也没上成，上了清华，她现在在读研。我对北大一直是很仰慕的，尤其见到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大多数应该是跟我孩子年龄差不多的，很荣幸，我很愿意和北大的学生交流。因为这儿聚集了中国最聪明的一部分脑袋，交流起来方便。我又没有梁漱溟老先生的气魄，北大没考上，指着北大的门说我以后来当教授。北大是让人很敬佩的地方，很让人仰慕的地方，所以今天是感到非常荣幸。 我现在在《中国青年报》工作，做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各位看的《青年时讯》报，我做社长，兼职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员。偶尔在凤凰卫视客串一点电视节目，我很喜欢新闻，跟我一起工作的很多同事，都当官了，当挺大的官都有。但是我就是喜欢新闻工作，觉得它刺激，它每天在变化，每天有很多新的东西呈现在你面前，所以如果干一个很有规律、每天都是不变的那种工作，恐怕不大适合我。也可能当记者、当编辑这个差事是最适合我的，还有它每天都逼着你思想，你不思想就没人给你发工资了，也没法吃饭了，也没法给我女儿交学费了。所以这个工作让人不停地在活动，思想在活动，可能自己没觉得，这十几、二十年也还会有一些进步。我跟很多学校的新闻学院的学生交流的时候说，当记者成不了富人。 大概是今年夏天七月份，马上就要开奥运会了，我去希腊雅典开一个会。结果这个希腊人也不知道怎么的，我临离开希腊要回中国那天，还有四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通知我们那个飞机航班取消了，为什么呢?整个机场员工罢工了。而我们怎么办?我们绕道维也纳再回到北京。到了下午六点钟那个机场才开放。进去以后，就拿北京人的话说，真闷得慌，那么大的机场没有什么人，走两千米的地下通道碰不到人，真闷得慌。这和我们首都机场熙熙攘攘那个情况相比真是极大的反差，我当时就感慨，我说这资本主义就是胡来，资本主义民主，想造反就造反，你说国家那么大的事，要办奥运会，说造反就造反，希腊人告诉我说：“废话!要不办奥运会我们还不罢工呢!”然后等到六点钟来的那些人，最早上班的，最早复工的去了，安检得很厉害。希腊人英语说得不太好听，说：“你的钥匙、手机都拿出来。”我说：“已经都拿出来了。”“你的钱包?还说有什么金属东西都拿出来。”我说好。“你钱包也拿出来。”我说：“没钱包。”她说：“为什么会没钱包呢?”我说：“I am poor。”她问为什么，我说：“I am a reporter。”我回过头来说，记者不可能是有钱人，大家可以看世界各国的记者都不是有钱人，可以过得很体面，但不会成为富人。我当时说：“你们希腊的记者就是有钱人吗?”她说：“那你们中国的记者都没钱包吗?”我说：“我就是没钱包。”然后也让我过去了。 所以说，我喜欢这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停地给我一些新的刺激和一些新的成功感。当我发一篇独家的稿子，比如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我用了日本通讯社发自美国的一条消息，说：“海湾战争将在24小时之内爆发”，这条消息我发了，第二天中国所有的报纸，主流媒体没有一家发这个消息的，那个时候我的成功感像对一个商人来说忽然有了五百万利润的那个成功感是一样的。因为是我的判断，我成功了。我那天是值班总编辑，晚上两点钟的时候机器已经开始转了，报纸开始出了，这时候我们驻华盛顿的记者来一个电话，然后我艾看到日本的一条消息，日本共同社发的消息，说“海湾战争将在24小时内爆发”，我们那个老主任问我：“咱们用不用?”我说：“肯定用，你先通知印刷厂把报纸停下来。”他说：“已经印了几千份。”我说：“几千份我写检讨，这几千份作废。容我抽一根烟，我想想这个事怎么处理。”我当时把当天晚上所有的稿子拿出来，看了一下，所有关于海湾战争的东西，不是在“继续劝解老布什要不要解放科威特”，而是说“密特朗离开巴格达，调停结束”，所有的迹象表明要打，而且很快会打。并且，日本的记者一般来说，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负责精神都比较强。所以，我们今天讲，无论太报、小报、大媒体和小媒体，还是所谓严肃媒体，不在于版面画得严肃不严肃，也不在于主持人播音的时候严肃不严肃。我跟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就说：“你们有几个主持人怎么整天板着个脸，你轻松一点行不行?”不在于态度严肃不严肃，而在于处理新闻严肃不严肃，当处理一个重大新闻的时候，我不能只有一个信息源，我要几个信息源互相印证才可以。我看到这个消息马上给我们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这种情况几下一核实，我说：“用，就在一版用。”第二天报出来了，正好当时在开全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在开的时候，全国很多中央的大报，一版上写的是战争似无迹象，海湾一片宁静。其实，战争八点钟已经打起来了，我凌晨五点钟下的班，在办公室里睡觉，我妹妹打电话给我，说打起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说谁打起来了，肯定是美国和伊拉克打起来了。那个时候的成功感，就是大家都没有争到的时候你争到了，所以我喜欢做这个工作。 团委的路鹏老师给我出的题目是让我谈谈当代媒体，现在大家应该都了解，我不想太多说，比如说在中国可能由于新闻资源的垄断，有些情况和欧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平面媒体是第一媒体，在中国实际上现在平面媒体还是第一媒体，报纸还是第一媒体，但是在美国电视是第四媒体，中国是第二。它的资源垄断造成中央电视台一台独大的情况，别人都胜不过，没有人可以和它竞争。现在能够和中央电视台在一定程度上竞争的，是凤凰，但是凤凰规模还比较小。东方卫视的影响力还是小一些。因为东方卫视是把综合频道、娱乐节目和新闻节目全放在一起，没有划分专业台。所以中国现在要让我分，大概平面媒体是第一，电视是第二，第三应该是杂志。 我刚开始做《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时候是26年前，当时中国是270多种报纸，现在是2700多种报纸，十倍。发行量也是，我到《中国青年报》三年之后，《中国青年报》日发行量320万份，但现在只有50多万份，不到60万份了，报纸现在越来越多。后来，中国制造了一种世界传媒界的奇迹，叫做一部一报，一部一个单位就一个报纸，所以有《中国花卉报》、《中国包装报》、《中国有色报》(《中国有色报》是有色金属总公司办的报纸)。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专业媒体，现在的专业媒体就不是特别好过了。另外再去划分的话，是严肃媒体和市场化程度比较强的媒体。 大家可能知道娱记，就诞生于这种市场化程度比较强的媒体，是由于竞争。我上周写了一篇文章，就写冯小刚导演要抽娱记的时候，我就说中国的这些明星，他远不如娱记成熟得快。比如说一个笑话：英达到成都下了飞机，来了几个娱记把他包围了，说：“英达导演，你对成都的三陪怎么看?”英达说：“成都有三陪吗?”第二天报纸出来了，写“英达一下飞机就问成都有三陪吗?”然后又一个娱记去访问英达，说：“英先生，您对成都三陪怎么看?”他说：“成都没有三陪吧?”消息又发出去了，说“英达导演嫌成都没有三陪”，都是这种逻辑在制造新闻的。所以，我对娱记表示很深的理解，我认为他们也要吃饭，但是他处理新闻的态度着实的是不严肃。实际上，他们毁掉的是自己媒体的公信力。我曾经认为：怎么中国人的“窥私癖”这么强?隐私新闻怎么会那么有市场?戴安娜王妃被“狗崽队”追死以后，我认为法国人民也有这样的欲望。后来到美国看看，美国的人民也有这种欲望，“窥私癖”可能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劣根性。为了适应这个劣根性，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那么，这一类媒体，我认为恐怕绝不会是北大的毕业生想去就业的单位，实习生肯定不会去那种地方。所以，这一类媒体，它在制造一些极其具有执着精神的记者，这类记者就叫娱记。他能够拿着照相机在一个明星家门口蹲一个礼拜，只吃面包，拍一些照片可以去卖，有的可以卖得很贵。他制造新闻还有一种逻辑，叫自己炒自己。怎么炒?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不是真事，我把它典型化了。这样说的：“本报讯，记者昨日从消息灵通人士身上获悉，张三有吃人肉的毛病。记者在第一时间拨通了张三的手机，张三愤怒地说：‘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呢?谁诬蔑我?’原话全录下来了。记者接下来采访张三的九个大学同学，六个人表示惊讶，三个人表示不知此事。记者再找到张三的夫人，他夫人说：‘绝无可能!是什么人在陷害他?’记者将继续关心这一事态的发展。” 媒体大概就是这几类状况，所以现在中国的媒体确实也碰到很多难题。 一个是过多，连县都有电视台，它播什么呢?电视台基本是转播。它没有什么自采节目，自采节目就是县委书记讲什么话，县长到那儿剪彩了，完全没有新闻价值。 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受众的增长不如媒体增长得快。 再一个是网络。网络在三四年前的时候，曾经有过气壮山河的话——网络将取代所有的媒体。但事过三四年以后，发现网络只能取代网络，它不能取代别的媒体，而且网络和其他的媒体在一起套做才是最好的发展前途。因为，网络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可信，谁都可以往上发帖子，谁都可以发评论，谁都可以弄消息，没有人去为它的言论负责。所以我说网络如果再不规范的话，网络会碰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突然间变成娱乐场所，它不是一个资讯发布场所，虽然它的新闻都是排在首页之后的目录上第一位的，但是新闻没有自采的，它在用别人的新闻，别人不可信以后，它继续弄不可信的，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据说最大的笑话——比尔·盖茨遇刺身亡，这完全是愚人节的笑话，网络也没法分辨。 其他传媒恐怕都会存在问题，也不停在改。大家也看到，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改得还是比较成功，搞了新闻频道，新闻频道在第一年就开始盈利了，这个可能也得益于“非典”，“非典”时期每天在家里看电视。 比如《纽约时报》，在美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张报纸，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最珍惜的是自己的公信力，而不是市场。它的发行量并不大，50来万份，但是它的公信力是很强的。一个黑人记者非常成功地编了七八篇造假的稿子，总编就辞职了，为什么?因为你影响了我百年老店的品牌，这是不能允许的。所以现在网络媒体很可能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在此，就是怎么增加自己的公信力。 大多数杂志反倒在向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那方面发展了。杂志也分几类，比如“新闻周刊”，中国也有“新闻周刊”办得很好的，比如《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杂志反而贴近生活，承担了报纸的一部分功能。大多数变成生活化的杂志了，所以中国媒体很可能是在重新盘整。 今年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外资可以进入中国影视节目制作的机构了。但是中资要占51％，新闻类的不得涉足，但这已经是很大的一步。别管谁注资，别管谁进入，别管用一种什么办法来合资，传媒传递的都是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资讯。所以再优秀的洋人你得了什么什么奖，到中国来还是办不了报，他最终还是得靠中国人。所以可能学新闻的、学媒体的、学传播的各位会有更好的选择机会。如果说当代媒体，是不是说这些就可以了?我想剩了一个半小时就留给大家提问题好了。

管季超.

问：我想问您办一个全国范围的经济类日报，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答：我说这个财经类的报纸，它成熟之后，还是小众读物，不可能成为大众传媒，它还是小众传媒，它的受众比较窄。举一个典型例子，比如中央电视台一个很好的栏目“对话”。它现在完全是财经报道了，它开始什么都做，跟明星也对话，跟导演也对话，跟大企业家也对话，什么都对话。最后摸到这条路了，结果变成什么了，变成一种程式了，凡是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的CEO或者是董事长来，第一，一定要努力在“对话”做一期节目；第二，是努力在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做一次演讲，在克林顿、布什总统做过演讲的地方做演讲，他给公关公司提出的任务就是这两条。实际上“对话”的受众有多少?收视率很低，回报率很大，影响很大。所以我这几天看到《中国新闻周刊》有一句广告词说得很有意思，《中国新闻周刊》发行量不大，但是它的广告词叫做“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青年时讯》的发行量大吗?也不大，但是它在飞机的航班里走，它在软卧包厢里面走，它是这么“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财经类的全国性的报纸，不敢说就是完全没有市场，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小众读物。你想学生会看吗?依我的收入，我想可能比你多了，我每天看财经的那一段——股票走势、上市公司，我根本不关心，一下子翻过去了，可能我没有多少财好理。全国性的市场和新闻源也不会很多。英国多大?英国就一个《金融时报》有影响，能够吃得开。
问：“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这句话表明媒体往往很关注小受众，但是中国最大的受众——8亿农民，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简直不成比例，为什么?
答：理论上这是不成比例的。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做高露洁牙膏的公司，那个老板前几年我们有一次见面，他老说他在中国牙膏市场的比例多大，多大的市场份额，然后又吃掉了谁，又占据了一些市场。我说：“您现在能不能换一个思路，中国其实还有好几亿人不刷牙呢?你为什么不开发那个市场呢?”但是他回过头来，第二年肯定还是在抢市场，抢买牙膏的那个市场。他要是去开发那个不刷牙的市场，他做牙膏普及去，等于他也帮竞争对手干事了。农村确实有这个问题，农村有多少人不接受媒体?比如说上网，中国有多少网民?八千多万，全在哪儿呢?全集中在大城市和高校里面。
问：现在中国的广播和电视已经基本上在农村当中可以达到普及了，但是就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是拿出多少的经费在七套做节目?比如说科技普及，都不做，在河北电视台也只拿15分钟做这个节目。
答：你说的这个是很对的，它要考虑回报，中央电视台如果做三个农业频道，谁养它?收入从哪儿来呢?收入来不了，怎么更好地为农民服务?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公共媒体来传播自己的资讯?比如怎么科学养猪，必须要考虑受众，我在黄金时段播出怎么养猪，收视率不行，养猪的人都不看。这不是一个情感问题，这是一个市场化调节的问题。
问：是不是要用一部分小媒体来填补农村这个空白呢?
答：你是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时候去了，你们几个人专门管农村的事，我们这几个人管城市里面的事。大家都是按市场经济的形式来做的，中央电视台农村节目是不可能赚钱的，但从中央电视台的身份来说，一定要有农业节目。保险公司还不给农村保险呢，好多项目它是不保的，你说你给我这块庄稼保吧，没法保的。所以市场经济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咱不能光说它的好，它绝对有不好的地方。
问：您能不能以《中国青年报》为例，谈一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现在这种新闻结构的变化?
答：这个问题提得挺好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红头文件。那个时候是替党立言、替国立言，所以那个时候报纸绝对不可以出错。那个时候，老百姓说报纸都登了，匣子(收音机)都播了，就是把这个作为依据。但是后来到90年代，经常会遇到一种疑问：“你们当记者的，你们什么都明白，有的报纸说喝红茶对身体有好处，有的报纸说喝绿茶对身体有好处，你们为什么报纸自己都不一致?”我说根本就不是一张报纸，它本来就不是一回事。现在慢慢都适应了，反正爱信不信，你说什么，我拣我信的看就行了，角色有变化。其实最后变化成什么呢?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没影响的就混口饭吃，我反正报纸能卖出去，电视节目做了有人看，广告能卖就可以了，这就是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好多市场化的媒体，市场化的报纸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在西方欧美国家，它也是分得非常清楚的，那些严肃的媒体，是关心大局的，关心世界的。比如你看美国，它虽然叫《纽约时报》，但是它只是坐地坐在那儿，它做的是全世界的事，它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它只对那部分关心这些消息的人，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除了美国还有什么国家，说不出来。你们可能都是每个人掌握一门两门外语，美国人会外语的很少，就会英文。我八年前去美国的时候，开始还带一个疑问，我说美国人怎么那么无知，对我们中国人怎么了解得那么少，我一个好朋友在美国呆了十几年了，他跟我说：“你说这不对，你对布吉纳法索所了解多少?你对坦桑尼亚了解多少?一样的。文化都是从强势往弱势地方流的。”我们当时《中国青年报》出国机会非常少，1987年我第一次出去，到日本去，开眼界，没见过什么叫高速公路，到东芝的总部，一摸人家墙上怎么是不锈钢做的，真没见过。但是现在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我带方便面是偷着带的，现在中国人带方便面，我觉得是牛哄哄的，我吃不惯西餐。那次去美国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文化流势，可能在座的同学，每个人都能数出美国前十所最好的大学，或者前二十所最好的大学，都可以数出来。但是让美国大学生去数印度的、中国的最好的大学，他数不出来。
最近，我好像看北大被英国媒体评为世界第17位，我觉得这是恰当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北大和清华都没进前百名是胡说八道，它的评价体系是不对的。整体的评价体系我没有看到，我知道的有几条就是不对的。比如对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的评价，它是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来评价的，那你北大有多少能进去啊?还有一条叫做校友赞助率，你们有吗?那个清华的拨款，全是校友胡锦涛赞助的吗?不可能的。所以评价体系是有问题的。北大评到第17这个位置，基本恰当。你想进全世界前十是进不到，这也是实话实说。这次我看它的调查背景，依据写得非常清楚的，采访了140多个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这次北大比清华高，为什么?留学生首选，肯定是选北大，因为到中国来留学，是冲中国文化来的。到北大来读物理系会是比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点。不用再发展的那些国家，他要来的就是冲文化来的，他的校长、教授肯定会推荐：“你到中国去吗?那你最好第一申请北京大学。”当然还有其他的评价体系。如果把评价体系搞得合理，你不弄我的校友赞助率，不要弄七七八八的这个，就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评价体系的话，那肯定会上去的。在国外的这种情况，我1987年去日本，看到什么都新鲜，同时跟我一起还有一个副总编辑，派他去布吉纳法索，现在跟咱们断交了又跟台湾建交了，反正谁给它发工资它就跟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出国的人比较少，一年也就是七八个人，回来在同事们之间谈谈感受，回来我谈谈我到日本的感受，写了很多文章，那个副总编辑也写了去布吉纳法索的感受，他说：“这个国家啊，我在去之前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然后到巴黎转机我是冲着在巴黎呆三天，来回呆四天我才去的。到巴黎以后，那个总统府给我们打一个报告，说你们别来了，我们没有准备好，哪有国家这么干的?这哪儿还是一个国家?后来我说不行，我们已经走到半道了，我们还得去，然后就来了。在机场一下飞机以后，怎么没车接我们?然后总统府办公厅主任来了，说您是什么什么先生吗，请您上车，一看是一个卡车。《人民日报》去一个老大姐年龄大，待遇好，坐在驾驶室里，我当时年轻，30多岁不到40岁，就站在后面，我说你这是检阅。人家总统办公厅使劲解释说我们不是没有车，我们有一个车，今天总统坐着出去开会去了。我们这个车是丰田的，挺好的。晚上总统办公厅主任请我们吃饭，在哪儿吃饭，在走廊里，端着碗不停地颠因为苍蝇太多。你说中国人对这种文化有什么了解呢?可能你们也不了解，但确实有这种情况。中国现在经济确实好了，那对中国了解就多了，上个礼拜我在“央视论坛”做一个直播，讲中国旅游的，旅游者形象的问题，现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了。各位出去的时候，你看欧洲人跟你笑眯眯的是因为你有钱，但是咱们有钱，并不是说有了钱以后就有了文明。我就最反对商家宣传什么高尚住宅，高尚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怎么豪华一点就高尚了，住宅还分高尚了，那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卑鄙住宅，有高尚住宅必定有卑鄙住宅。所以我想中国旅游者出去的时候，确实给中国人的形象带了一些不良影响。比如说咱们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都认为是豪爽，在欧洲认为是没教养。我见日本人说话都是窃窃私语的，在东京的地铁上只要有一个人大声喊到：“老张，到了”，肯定是中国人。现在，中国春节七天长假，巴黎街上挤满了中国人，在巴黎圣母院，在这种场合，人是不能大声说话的，别管你想没想到，你也不应该大声说话，说：“老李，怎么你也在这儿?世界真小!”又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脸上挺难看的。还有一种情况好歹是没有太大不好影响的。据说去年有一个旅行团，一共就四个老板，到了巴黎以后，一人开一个房间，然后支上一个麻将桌子，开始打麻将，这个旅行团是七天，打了七天麻将，哪儿也没去，说在国内太忙了，没办法凑到一块儿，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打痛快了。每天给导游一百美元，说你上街去，这一百美元是你的报酬，然后我们再给你饭钱，你定时给我们送饭来就行了，别的没事，这个导游可乐了，说七百美元只管送饭就可以了。这种影响很让人奇怪，总还没有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种影响大。可能这些问题日本在十五年前就碰到了，韩国人在十年以前就碰到了，现在轮到我们中国人了。
问：我接着说这个文明素质的问题，马上北京2008年要开奥运会了，前一段时间王市长提出了最关键的是北京的市民各个方面要竭诚努力。就是媒体，比如《中国青年报》怎么样提高市民的素质?有什么样的打算?
答：这确实是让人担心的问题。比如你恨那个国家，奏那个国家的国歌的时候你也应该站起来，你可能心里并不尊敬那个国家，但是你要尊敬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教养。欧美人老给女士开门，他就真的那么崇敬女人吗?不，他是为了自己的绅士身份而做的，他是为自己。我也发现过，在欧洲的时候，90年代在宾馆里，我也发现有日本人也大声喧哗，后来说是北海道的，肯定是打鱼的，他不知道自己也要有这种涵养，这媒体责任是很大的，应该不断地去给市民“提个醒儿”。
应该说，发达国家确实会比咱们好。王市长最担心的是奏日本国歌的时候，你不站起来。这也说不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确实爱我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毛病一大堆，但是我对她就像对我自己的父母，她有毛病我可以说，但外国人不许说，也不能跑到外边去说。我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尊重别的国家，现在中国人起码有这么一点，比如说布吉纳法索派一代表团来，我也西装领带。你是穷国家，你是小国家，我就穿个短裤接待你，那也不对，这是尊重我自己。在很多场合下穿正装，穿正装有一种原因是要做给别人看，还有一点是做给自己看的，所以国民素质是挺让人担心的。
举个例子坐飞机，我也是多事的人，我坐飞机从巴黎回来的时候，刚一起飞，飞机第一次平飞的时候，我前面正好是第一排，是浙江某市的一个企业家代表团，把毯子往地下一铺，躺着就睡着了。然后空中服务员过来了，说你不能这样，说不允许睡觉的，他把毯子卷起来了又坐在那儿，这是原来坐硬座车厢一熬熬三宿那种，把身子往凳子底下一顺，顺惯了，现在坐国际航班他还是这样，他不习惯。一次飞机上，我前面是三个座位，坐着两个男的中间一女的。里边的男的每次要拿吃的，或者上洗手间什么的，他都要出去，要跨过那两个人。这在欧美非常简单，说一句劳驾，别人会让你，但是他不这样，他扒拉那女的，扒拉第一次人家不说话，第二次瞪眼，第三次打起来了，那边的男的说：“这是我的新娘子，我们旅行结婚的，能让你乱扒拉?”然后吵得很厉害，后来空中小姐来了，我说：“没问题，我来解决，你走吧。”我不愿意让外国人看见中国人这么失礼。我说：“咱也别说谁对谁错了，别在外国人面前打行吗?”然后两个人不吵了，后来我说：“你要是出去的话，说一声劳驾，人家就让你出去了，我跟你是老乡，我母亲是浙江人，我说我们家乡人有一个毛病，不爱说话，爱扒拉，走在街上就扒拉人，这是很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些细节是不是和民族素质有关呢?会给外国人一些看法的。有的人到北京也有这么扒拉的，我说别扒拉，在北京这叫找打架，你可千万别扒拉。
还有一个表现咱们民族素质的，就是你说的在飞机上，老两口，三人一排，老太太坐在里面，老头儿坐中间，边儿上是一个外国人，来了一个小伙子，服务员，推车，问他要什么饮料，老头说他要番茄汁，人家法国人哪会懂番茄汁啊，他那航班顶多有一个服务员是只管翻译的，不服务，然而三百多人坐这个飞机，他伺候不过来，小伙子说：“pardon?”然后那个老太太说：“番茄汁都不知道吗?”我说：“我帮你翻译，他要番茄汁。”然后那个小伙子使劲感谢我。这又是咱们的一个表现特殊的地方。咱们一直认为我花了钱了，你替我服务，我就应该比较厉害。你注意一下，在饭馆里面，人都特厉害。为什么?我是给你送钱来的，但是也不应该厉害。如果你不懂礼貌，别人会看不起你，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教养呢?这个在欧美，在发达国家，包括在日本是很被人看不起的。我给你送钱了，你不会说中国话，你上我这儿来挣什么钱?这都是不行的。
问：您怎么看待《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现在它的锋芒似乎正在消失，您对此有伺看法?
答：《南方周末》是办得挺好的一个媒体。它在11年前诞生的时候，它的批判精神确实是很清新的一种空气。但是后来，我跟美国的一个同行也讨论过，他认为《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说不对。大家可以看《南方周末》基本上就是北方周末，它绝对不批评南方的事，尤其是广东省的事情。你把十几年前的报纸拿出来翻翻，你看它的哪个头版头条批判广东省的，舆论监督是监督广东省的，没有。它的锐气现在保持得还不错，因为我没有数据支持，我不能说它是不是衰落了，假如这种衰落是事实的话，但是假如一个人在你耳边老告诉你中国有一部分是贪官，第一次会吓你一跳，第二次告诉你，你说我知道了，你昨天已经告诉过我了，到后天还告诉你中国有一群贪官，你还说我知道，再说什么?你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中国有一些贪官，有一些坏人吗?我知道我们共产党里就是有少数坏人，从它成立那天起就有坏人，但整个是好的、是发展的、是前进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你不能今天的头版头条张市长贪污，明天李市长贪污，再后天是刘市长打击报复，这不是新闻的一般规律。

管季超.

问：现在西方的传媒制度对中国传媒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西方的传媒，咱们主要说的是发达国家的。我在给新闻系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我这个观点，新闻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新闻只能最大程度地接近于客观公正。他说你做了那么多年新闻工作，你做了那么多年的副总编副社长，你的原则是什么?我可以这样说，我所有说的话都是真话，但我不可能所有的真话都说。咱们很多年轻学生认为西方的新闻很客观的，它有它的长处。比如说美国虐囚是美国人报道出来的，比如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枪杀失去抵抗能力的俘虏，这都是美国媒体报道出来的，这说明它有它的客观性。但是中国这些官员腐败，不是中国媒体报出来的吗?不也是吗?我们党内的民主化的进程，比如今天我看到江苏省已经开始实现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在党的全委会上票选了，这么大的进步不也是中国媒体做出来的吗?
问：中国媒体究竟有多少自主报道权?您能举个例子吗?
答：你说的不对。媒体不是没有自主报道权，很多事情都是媒体自己挖出来的。比如《中国青年报》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今年获得“范长江奖”的刘畅，他报道了山西的矿难瞒报事件，同时处理了四五个受贿的记者，我们这个人分文不沾，这些事就是我们挖出来的，他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进了村子去采访。还有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大家可以看，哪条也没有事先报告中宣部，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一定不能有一个误区．，认为西方国家的新闻就是自由，说出来都是这样的。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军方控制新闻控制得非常厉害。我们刚才那位同学提到凤凰派人去，当时我们也派人去，但是我当时说非常麻烦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去了以后，战争开始前的那一段电子屏蔽，美国强制干扰，你没法打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你记者的信息源从哪里来?新华社一个记者被美国国务院邀请，在航空母舰上采访，什么都没写出来，还被美国新闻官扣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所有的信息源只能来自美国，怎么客观公正呢?那好，你不听美国的，你找萨达姆去，美国人都找不到萨达姆，你能找到?所以你只能报道巴格达现在大饼已经翻了十倍的价钱了，这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西方新闻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职业精神、新闻敏感性和冲动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不认为它体制就好，我也不认为中国新闻体制就好，中国新闻体制如果要是什么都好，那就不用改善了，都有个过程。
问：干新闻这一行的人看起来很风光，他每天接受新的东西，这天过了然后明天又来新的，给大家的感觉，是原地踏步。如果说你对这行特别感兴趣，那么你的自豪感是仅仅来源于你能把信息很快地及时传达给公众，还是行使这种监督权，还是仅仅是作为媒体的人，你掌握了话语权?
答：你这句话问得挺好的，媒体的人掌握话语权，真的是快感。那个摄像机对着我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出格，我可以在格内有非常好的创造。话再说回来，是不是原地踏步，当省长就不是原地踏步了?他当省长能一个礼拜升一级吗?他发愁的事都比记者多多了。我有个朋友当省长了，不是说当了省长以后就当朋友了，十几年前就是朋友，后来他当了省长了，他发愁的事多了，今天这儿着火了，明天那儿煤矿又塌了。有的人说官场上宦海浮沉，我还是采菊东篱下吧，他是真的烦了，有当了隐士以后还成心往外扬名的，那就是想当官的。所以，我要跟你说你不能听张三一下结论，你自己就下结论了，主要是要看自己的感受，看自己适合做什么。我们有一个编辑，原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马少华，写的评论很好，但是他死活认为自己不适合当编辑，他适合教书，现在到人大去教书了。当时我是非常不想放他走，但是人家志不在此，他认为他可能更适合、更喜欢学校那种环境。后来他就去了，在人大新闻学院做副教授。
问：请您从新闻角度来谈谈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您认为是误炸还是准确的误炸?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去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副院长李希光教授给我打了电话，说请你接待一个客人，他是美国《时代周刊》的总编辑，是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他就要到《中国青年报》去，他的理想就是参加一次《中国青年报》的编前会，就看看你们是怎么选稿的。我说没问题，就来了。在我们办公楼的五楼，是《中国青年报》五十年报史长廊，把一些典型的版面全制作成了展板然后挂了一圈，我就带着他先转了一圈，清华大学一个研究生给他当翻译，我英语会说的也不多。然后看到了那个头版，我说你看这个，就是你们美国人把我们大使馆给炸了那个事。他说这个事情是美国人错了，他说：“您怎么看的?”我说：“我当时认为不是克林顿总统故意炸的，也不是美国国务院故意炸的，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炸的。”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我知道你们的全权授权制，说这个事情有可能由中央情报局两个处长决定了，就把它给炸了，试试中国人的承受底线在什么地方，这两个人就在图纸上标地方，第二天拿这个出去炸去，这两个人是不是故意的，是故意的，克林顿肯定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最不敢惹的就是中国人，麻烦那么大。”然后他说：“陈先生，你是这么看的。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百不是克林顿总统要炸的，百分之百不是国务院要炸的，99％给你保证不是中央情报局故意炸的，我说你肯定，他说确实是地图用错了。”我说：“你当时如果是副国务卿，你肯定会这么回答的。”他说：“你今天怎么看的?”我说，“今天在伊拉克我看了你们除了炸英国人以外，还炸美国人，说明有一定可能是误炸的。”他说：“你太聪明了。”我说：“你想说的是我太狡猾了。我说你们有些人和中国人理解方式不一样，比如你们炸了我们大使馆以后，我到一个机场去接我一个美国朋友，他回来了说这次真的是美国错了，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组织学生到大使馆前去游行呢?我说不对，中国是法制国家，中国人游行必须通过地方公安局审批，批准以后才可以，他今天批准北大去三千个学生，好，第二天北大就不要去了，批准清华再去三千个学生，这样中国可以派出四千个警察来保护你的美国大使馆，这样可以保护住，这样可以控制住每天的人数就是三千人。如果中国政府不管住这个事，人家爱去就去，一天就是三十万，保证会把美国大使馆踩平，我说不是组织游行，而是控制游行。”后来他说：“关于是误炸还是故意炸的，还要考虑一个外交因素，你真要弄明白，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可能一辈子不能弄清楚。”
问：目前中国记者的收入状况是怎么样的?
答：中国记者不是一个人，是至少二十几万人，新闻从业人员是三十万人，就像教授卖馅饼，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全称判断的话，这就错了。因为教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教授几万块钱都可以挣来，但有的教授专业不适合现在市场需求了，或者是自己能力差，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所以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新闻工作忌讳一点，即全称肯定判断和全称否定判断。这是一大忌讳，所以我觉得我在学逻辑的时候，受益匪浅。虽然对在校的本科生们来说，那是一个不太深的学问，但是对今后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就建议新闻学院开逻辑课，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所以，当你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你考虑这个问题，中国记者身价最高，你把几个都放在一起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记者不是一个人，有能耐的，有废物的，就像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一样，最好的记者，一年台里能发二三十万，差的主持人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然后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一个月三千，这就不准确了。
问：网上说，记者人均寿命41．6岁，您怎么看?
答：我估计这个数说得过去。你又是把一个具体问题变成全称判断了，它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它是把已经死了的那些人做了一个平均数，平均40几岁。60岁退休了，80多岁、90多岁才去世的人，没算进去，只是算在岗位上平均40岁的那些人。取样不一样，取样不准确，取样不全面。
问：有一种说法，西方媒体有妖魔化中国的倾向，您怎么看这件事?
答：我也有一些体会，大概近一两年有很大变化。美国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没有抨击中国。过去是看谁骂得狠，这次确实没有。而且要在大选之前一个礼拜派国务卿来向中国示好，来送你一个礼物，叫做“台湾不是独立国家，要和平统一”。不管是口误还是什么，这是一个意思。所以，美国媒体这种说法确实是事实，很多我都亲身经历过。这两年又有变化，这种说法应该是五六年前写的。我一直在想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民族的狭隘民族情绪的问题，挺严重的：其实我是特坚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一定不要狭隘民族主义。因为我们国家已经非常强了，也很有钱了，不是像老是那样被侮辱被损害的情况。我倒觉得我们现在不必认为它什么都妖魔化了，有的东西它真的不懂，中国的文化很多人是很吃惊的，有一次，我去瑞士，去采访。台湾人当导游，都非常吃惊大陆人怎么那么有钱，因为有一个记者，她老公是一个大老板，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给老公买一个劳力士手表，四千多美金，当场付现金，就这么数，台湾人说大陆人那么有钱。比如现在很多标准：从穿着上，到街上去看看，基本上分不出人的地位了，这是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从衣服上你看不出谁有钱，谁没钱，都差不多。使劲穿名牌，那是刚有钱的，到美国你也看不到，别管在纽约，还是在哪儿，假日光脚丫子，穿那个花裤衩子，那个人可能有上亿家产。只有在什么地方可以分出来，在房子、汽车上可以分出来，在吃上分不出来了。农村的人跟我们的朋友开玩笑，说过去我们农村人上厕所不用纸，现在好多人好不容易用上纸了，你们用纸擦嘴了，过去我们老想吃肉，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吃上肉了，你们改成吃粗粮了。我这几年大概去过好多个国家，我真的是感觉有一些底气了，不是说像过去那样了，所以妖魔化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好多了。
问：新闻监管究竟对新闻发布有什么样的控制?您怎么看待仇日问题?
答：某校的一个副教授，他那一年讨伐中宣部，确实有一些事情是他不了解，中宣部做了很多工作是要协调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关系，是要协调这个工作的，你全按做舆论工作的人的想法来做，你确实给地方惹了大乱子，而且不是小乱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关于仇日情绪，我的女儿跟你们差不多大，也恨日本人，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后来，她的学校安排了一个机会，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以后，印象有所改变。但让她去日本留学的话，她不会去的，因为她不会日语。她说日本整个人群都彬彬有礼，而且很真诚的，所有的服务环节上都是非常真诚地在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教养，这点是她过去没有体会过的，因为我过去去过三四次日本。日本对中国的仇视情绪，不怪日本人，怪小泉那个人。所以民主政治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难免做秀，而且做秀要做到极端为止。日本确实有一部分人是仇华的，但是日本有一些人是非常亲华的。我认识一个教授，跟我从80年代后期一起研究中国问题，做社会学调查，他每年有国家拨的经费和自己在研究所挣的钱，招了一些学生，他第一就是招中国的，第二是招韩国的，欧美的往后放。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二战的时候，我8岁，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对不起中国人，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一步一步这样做，我们对不起中国人，同时也对不起韩国人。”这部分人在日本也不算太少，但是政治家的肮脏丑恶把这种情绪挑到最不好的一个程度了。
日本媒体有一个混账言论，它认为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致使中国人仇日，日本不对，中国人爱国还用教育吗?我们《中国青年报》在90年代中期做了一个调查，叫“中国青年对日本的看法”，相关的调查非常好，日本人非常重视，我们的副总编辑去了，日本首相接见了他，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后来那个社会学家，他跟我说你们的取样有问题，你取样的人文化程度偏高，这个文化程度不是在中国整个平均的文化程度上取样，但是我们仍然非常重视，他从社会学上讲有点问题，但因为这些文化高的人将来会代表中国未来的趋势，而不是那个文化低的人要代表中国人的趋势，所以日本人非常重视。我到日本也发现政治家最肮脏。所以他一定会纵容极端的这些人，他自己也会做一些极端的动作，或者纵容做一些，比如说像钓鱼岛这样的事件，他就一定要这么做，好拉这部分选票，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
还有从中国人来说，我就觉得尤其是像你们这些高学历背景的年轻人应该有一种心态：开放的心态、包容的心态。北大的传统就是兼容并包，蔡元培的传统就是这样树起来的，一个健康的文化，一个能够有发展动力的文化，它不兼容别的东西是不行的。如果你这种极端仇视变成了一种排斥，那就坏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特别反对。有一次，我们《中国青年报》头版登的消息被我批评了一顿，我们有一个记者说东芝笔记本有潜在的隐患，东芝为什么只赔美国人不赔中国人?后来我说你不要扯这些问题，它不是一个民族情绪的问题，为什么?它是法律体系的问题，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法》中就有规定：“潜在的问题也可以作为索赔的依据”，东芝依据这个就赔了美国消费者了，而中国的消费法里面没有这一条，不光中国没有，连日本也没有，所以，它不光是不赔中国人，连日本人也不赔。这句话，如果说我仅仅是为了新闻炒作，或者一时为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去煽动的话，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
比如说日航事件，大家也知道，我是民间调解人之一，一共有三个民间调解人，我再简单说几句。日航事件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经过，我就不细说了，是北京、天津一部分乘客经过北京乘机路过东京，然后到美国西海岸，就这么一个航班。这个航班路过东京的时候，两国的领事协议规定，你凭有效机票和美国、加拿大的签证，可以在东京呆72个小时，因为你是北京经东京再到洛杉矶。那天北京起飞的时候艳阳高照，东京下大雪，飞机停不下来了，然后停到备降机场，停到大阪去了。根据两国签订的领事协议，大阪不是中转站，所以大阪不让你人关。这个日航公司服务比较差，我们一百多个中国乘客看到，怎么黄头发蓝眼睛可以进大阪休息，我们就不行了?每人发了八千日元，我们就在候机楼里面冻着?应该赶紧送毯子，饿了赶快送方便面，但是进去没办法，是两国领事协议。进大阪的人，因为它是落地签证，或者是免签证的国家，而如果这个飞机在东京停，中国一百多人是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没人管，你只要有有效机票。回来以后律师煽惑说这是歧视我们中国人，这是“歧视罪”，说这个管辖权要延伸到国外去。对于律师来说，在座有学法学的，这对中国律师是有益的，但是这个事不对，不是歧视。我就跟中方起诉人说，中国法律没有歧视罪，无据可判，如果你们一百多人集体起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不能立案，这个案由根本不成立。说实在的，咱们中国人歧视心理挺强的。有一年晚上过年，喝完酒的时候回家打一个的，我跟那个司机聊，那个司机说：“刚才有一个黑人打的，我没给他停。”我说：“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停?”他说：“我嫌他脏。”我说：“为什么嫌他脏?”他说：“我的座子套刚换。”我说：”人家又不掉颜色，这可能是种族歧视。我倒是裤子挺脏的，刚才坐在地下了。”有歧视罪的只有美国，欧洲也有。回过头来说日航事件，后来双方调解了，日航公司给了一部分赔偿，日航公司的董事长要请我们吃饭，我说：“饭我不吃，但是我要说你们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对于日航公司来说，这是你们的处理危机公关的问题。你们对中国客人推卸说，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层级太低，而决定给一碗方便面、一条毛毯这个层级高，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他说是这样的。所以，从总体来讲，所谓严肃媒体也有这么一个责任，就是不要去煽动那些民族情绪，尤其是狭隘的民族情绪。我有道理才行，那你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问题，那你该怎么煽就怎么煽，美国太不像话了。但是这个日航事件具体的事拿出来煽没道理，就显得我们很狭隘了。

(200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