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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东:追寻诗歌的内部真相
作者:敬文东
1、事境与情景
事境是包围着我们的全部生活事件的总和,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场域。它对各种型号的人都充满了诱惑。我们一出生,就既被事境包围,又主动加入到事境之中,并构造出某种对我们来说十分有效而且有着明确目的的事境。千百年来,人在不断增加,奇怪的是,事境的性质并没有因此改换门庭。这里的事境无疑是指现象学水平上的生活内容,它既包括我们与他人摩擦、碰撞然后生产出的事件,也包括我们与事物之间的各种交道。它首先是原生态的吃、喝、拉、撒、对话、交流、交易甚至搏斗,是现象学水平上的生活内容之总称,也基本上相当于诗人臧棣所谓真正值得我们为之倾注如潮心血的那个"生活的表面",而不是"生活的深度"。[1]的确,从来就不存在不带任何心灵目的的动作、表情、神态直到生活事件,但我们仍然可以把事境首先仅仅看作是纯粹的现象。凡生活过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中间最值得考虑的合理性因素就在于:生活首先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绝不是为了高于生活本身的任何附加值。而臧棣所谓"生活的深度",至少需要一种价值赋予或者价值挖掘才能得以现身。它一开始是作为我们在事境中的奢侈品,最后才作为我们的必需品。相对于事境本身,生活的深度是一个后置性问题。这里有一个"公式"值得充分考虑:价值赋予的力道越大,生活的深度也就越甚。"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刘禹锡《赠李司空妓》)从价值赋予的角度看,生活的深度是天然有着意义需求的人强行赋予事境的品貌,并不是事境随身携带出来的固有特性。肝肠寸断的江南刺史在司空见惯的事境面前,之所以有如此夸张的失态,很可能就是在使用价值挖掘器试图偷挖出"生活的深度"时出了问题。正如西川非常睿智地写到过的:
从前我写作偶然的诗歌
写雪的气味
写钉子的反光
写破门而入的思想之沙
而生活说:不!
现在我要写出事物的必然
写手变黑的原因
写精神的反面
写割尾巴的刀子和叫喊
而诗歌说:不!
(西川《札记》)
在诗歌与生活(事境)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相互对抗的关系;其后有可能得到的和解,需要心灵更多的付出和灵魂更猛烈的投入,以及某种为诗人所特有的平衡术--归根到底,从事境内容到诗歌的生成必须经过多重转换。
我承认,事境只有在语境中,才可能得到较为准确的说明和完好的储存(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状况)。我赞同梅洛-庞蒂的口号:语词是世界的血肉;但我更赞同让-保尔·萨特的教诲:语词只是掠过事物表面的阵风,它只是吹拂了事物,并没有改变事物--这和语言拜物教信徒的虚妄看法不幸正好相左。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动物的创造物,事境当然得有语言的深层参与。在"生活的表面"(即事境)中,语言的首要功能就是描述。事境对语言的基本要求就是它就事"说"事的能力。在此,并不存在什么高于事境本来涵义的价值赋予。极端地说,纯粹的事境首先需要语言的描述功能;语言在此仅仅充当了将事情说清楚的英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事境和语境有可能是同一的,尽管这种同一性仅仅存在于语言网络之中。勒内·贝尔热在《从镜子到后历史》一文里有如下陈述:"如果说语词历来应该是物的指称,以至二者长期以来一直混淆不清,那么我们今天正在发现,语词现在是,而且始终是铸造工具:正如语言学家所充分证明的,语词之所以是工具,是因为语词从一开始就始终是器械和机制。这种器械和机制以一致同意的指号和符号为出发点,其功能在于必须建立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沟通所需的工具。"[2]对于原生态的事境,语词的首要任务恐怕也正在这里。臧棣在一首诗中,很轻松地借助语言的描述功能,描摹了事境的一个小侧面,语境看上去确实和事境同一了:
……一个人的总结听上去像针对
另一个人的忠告。我知道这样说
有点过分。而我憋在心里的话
似乎更过分,就像腹语:
没有我作引擎,她将如何回家。
(臧棣《爱情发条》)
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语言拜物教信徒很可能忘了,任何一种语境都只有存在着对象化的事境时才更可能有效。事境有它自身的向心力,它有能力让所有人都行走在事境之中,既不轻易允许他们超重,从而被事境吞没(像加缪号召的那样首先思考自杀与否的人,毕竟少之又少),也不轻易同意他们失重飞升(即便是在神学时代或信仰天命的时代,人们也不是首先想到有上帝或天老爷才活下去的)。语境是对事境的语言表达。事境只有在语境中才能显示它内部的各种关系并为我们所把握;但语境恐怕永远不能直接替代事境,事境在语境中的真实,也许永远只能是语境的"真实"。很显然,语境的真实并不必然等同于事境的真实。就事境的本义来说,它是现象学层次上的,并没有多少价值论维度上的意义可言。此时,对事境的语境框架,只需要仰仗语言的描述功能就足够了。在事境身上的一切附加值都被悬置的理想状况下,我们可以把如此这般的语境大而化之地看成是和事境相同一的结构,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的描述功能催生出的该种语境称作同一性语境。同一性语境是事境对语言框架的首要呼唤,是事境对语词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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