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的个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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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家的个性培养

                                                     ▓ 陈长吟

( 2009年10月17日于北京，在中国散文年会上的演讲辞 )

如今是大众文化时代，也是个普散文时代，散文写作的普及化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从高官到平民，从白领到打工仔，凡是爱好文学的人都在写散文。我经常收到各地朋友的赠书，其中小说、诗歌、理论很少，百分之九十都是散文新书。中国当前的阅读载体，除了网络，受众最多的就是报纸副刊，报纸是国家的传媒工具，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都办有报纸，这些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基本上是散文随笔的天下，偶尔会出现几首小诗，那些故事性的小说几乎没有。 陕西省作家协会前年做过一次文学普查，在近3000名作协会员中，有百分之六十多从事散文创作，小说和诗歌加起来不足百分之四十。专业队伍如此，在广大的数以百万计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中，比例就更大了。 究其原因，是散文没有疆域，贴近人心，贴近生活，是一种日常性文体，生活形文体，写作者和阅读者都能在散文中，找到心灵的安慰。 这本来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散文界的朋友应该看到另一个问题：好散文却越来越少。 如何在散文的大潮中跳跃出来，不被淹没和冲刷消失，我觉得现在强调散文创作的个性化，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选材的个性化 有一次与贾平凹聊天，我问他：“你到美国领飞马奖，也曾数次去过香港，但在你几百万字的文集中，怎么没有写海外的文章？”贾平凹冷静地回答：“没啥写的。” 真的没有什么可写吗？显然不是，有人去国外旅游一次，就可以写出厚厚一本《XXX国游记》，那些写国外的短篇散文，更是像牛毛一样多了。 这就是选材的个性化问题。 贾平凹以高产著称，但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散文《丑石》《商州三录》、小说《浮躁》《高老庄》《秦腔》等，都发生在他所熟悉的陕南商州地区。 人无全人，物有所用，地讲风水，作家的生活基础有限，知识积累有限，认知社会的方法和出发点更有限，谁也不能包揽世界。如果门门精通，面面俱到，那就不叫人脑，叫电脑，它的程序是别人给安装上去的，不是自己自然生长的。人有感情，电脑没感情，而文学创作则是最讲感情的事情。 做为编辑和研究者，我经常阅读一个作家写的不同题材的作品，便发现，水平悬殊很大。同一个人，同一副大脑，同一支笔，为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不尽相同，还是选材的问题。比如散文家周涛，他写军旅、写边塞、写新疆、写西北的作品，真是大气如虹，充满力度和质感，很影响读者的情绪。但他后来又写了一些反映社会、家庭、泛都市题材的小品随笔，说实话，极其一般，动人的光芒没有了。我与周涛是朋友，不怕他看到这个文章多心。但读者会记住周涛，散文史会写上周涛，还是因为他写出了那一批独具特色的边塞散文。 我在编《美文》杂志的时候，天天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有一次，从堆积如山的自然投稿中，看到一篇题目叫《红尘滚滚大头虫》的小散文，只有1000来字，作者是一个裕固族的女孩子，写她从山区草原来到大城市，躺在房间的床上，看到头顶一只大虫子在墙壁上爬来爬去，找不到出路，从而联想到自己也像虫子一样，孤独迷茫，十分怀念奶茶的香味，牛粪的气息。当然，这篇稿子太简单浅薄，不能采用，但我看到了作者身上的潜力，就回信说，你不要写城市题材，多写点儿你熟悉的草原，你的小牛和羊羔，你的奶茶和干粪。不久，就收到她寄来的新作《萨日朗》，写草原的生态和姐姐的命运，我们刊发在显著的位置上，随后被几十家报纸、书籍转载，被北影的导演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这篇散文先后获得了甘肃省“敦煌文学奖”，中国作协“郭沫若散文奖”，并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免费给作者出版了同名散文集。 独特的选材，是成功的一半。后边我还会说到观察和表达的问题。 多年审读来稿，发现有两类题材写得人最多，一是上边所说的游记，很多都是个人日记行程加历史资料编织而成，并没有写出个性特色，这些山水胜地从古到今，大家都去游，都在写，很难写出新意来。二是亲情文章，人人都有家庭，都有亲人，但人之常情往往是大同小异的，个人以为有价值，可读者并不喜欢看，报刊也不愿意发表题材重复的东西。 中外文学史上有成就的散文家，都在自己专注的题材领域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像美国的梭罗，俄罗斯的普里什文，他们的大自然写作至今仍是散文圣典；法国蒙田的智性哲理散文，也在全球拥有众多的读者；中国当代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马丽华的西藏散文，杨文丰的科学散文等等， 都以自己的个性卓立于世。 搞创作需要的是深入打井，不是遍地放羊。找准目标钻探下去，才能打出优质的石油。 二、观察的个性化 我们读张承志的散文，常常感受到一股关注少数民族、关注底层人命运的忧患意识。张承志看世界，用得是宗教眼光，慈悲情怀。所以他的作品中弥散着神宗的普世气息，平民的执着精神。 我们读董桥的散文，会被一股优雅精致、风趣博识的述写所感染。董桥看社会，用得是带着古典式的文人名士的眼光，他从一件事、一句话、一张书法、一件小摆设小收藏中，寻找着快要消失的文化精髓。 前几年，给《美文》杂志写稿的作者中，有一位医学女硕士，她已经自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少文章都是写亲情的，没什么特色，我给她提了个建议：你是学医的，能不能从医学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人生，来写散文。她接受了，转型后的第一篇作品题目叫《生命从指尖消失》，写她实验时给一条小老鼠做手术的过程和心情，充满对弱小生命的深深地怜悯。刊发后受到好评，她接着又写了《透过瞳孔》《猴子这东西》《生命如夏花》等一系列文章。找到了自己的观察方式以后，她的文章深刻起来，生动起来，不同凡响。后来中国青年出版地给她出版了散文集，又到北京读文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在文章越写越好，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找到自己独特的观察方式，等于增添了第三只眼睛。有人可能会说，我没学佛，不懂医，与科技不沾边，没什么专长。其实，独特的观察方式可以是行业的、专业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眼光和思惟，形而上的精神上的东西。有人写读书笔记，思惟就不一样；有人评论某一个社会事件，理解问题眼光独到。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他搞理论研究是符号学，写散文也带着符号学的特征。内蒙古有一位女作家，喜欢从儿童的角度，用童心童眼来看世界，比如季节变化，她没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而是通过奶奶身上的衣服更换来表现，少数民族的服装穿着色彩丰富，变化多样，写出来就很有意思了。     观察世界的个性要去寻找发现、要去培养形成、它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结果。 三、表达的个性化 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的人都清楚，每个成熟的作家，在写作上各有自己一套表达方式。 我们读成熟的作家的作品，不用看作者名字，就能分辩出是谁写的，判断标准就是因为他们的表达个性不一样。 表达个性体现在结构安排上，句式特点上，词语运用上。 比如叙述角度，有的人喜欢用第一人称，有的人善长用第三人称，还有人用第二人称。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将你、我，你、他人称变幻使用的很娴熟，在长篇作品的人称出现上，有创新之处。高行健的小说淡化故事，减少冲突，沉迷于叙述描写，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 我保存着贾平凹写得一些单纸片，有的是介绍一个人来办事，有的是说明一件事情，有的是简短的发言稿，都很短，但一看内容就知道是他写的，因为说话的句式和字语运用文白相间，言简意赅，风趣自然，与众不同。 不过，个性也有高低之分。国内有一位女作家，曾写过不少好作品，后来出国了，最近看到她写的一篇散文，就读不下去，思绪混乱，条理不清，文字中夹杂着外文字码，语言倒装，像“现在我们开会”，她偏写成“现在开会我们”。 中国散文，还是要有中国特点，应该体现出汉语的精致优美来。在这一点上，沈从文的形象，孙犁的简洁、汪曾祺的优雅，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表达个性是身份证，是自己的标签，是你独特的信息流露，是一个作家成熟的象征。 四、个性的强化与变化 自己的个性一但确立，就要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补充它，完善它，强化它。 没有个性不能***，但个性有时候是双刃剑，既是风格也容易是套式，最忌僵化和保守。过去，散文创作中有杨朔模式，秦牧模式，看多了便让人生厌。现在，有一些老作家的文章让人读不下去，就是因为他已经被自己的模式限制住，跳不出来，与新的艺术环境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会被读者抛弃。 老作家情有可谅，因为身体的缘故，心理的缘故，导致落后于时代。最可怕的是有一些青年作者，写了部分稍好的文章，形成自己小小的特点，就保守起来，听不得别人提意见，固执地坚持，我的风格就这样，我就要这样写。 其实，个性在最初只是个毛坯子，经过一次一次修正锻造，才逐渐地坚强丰满起来，所以不宜过早地封闭自己。既就是个性已经确立，仍要吸收新的营养，避免干瘪、消瘦、病态。 在艺术殿堂面前，作家永远是学生，大作家是研究生，小作家是本科生。艺术之路只有台阶，没有顶点，作家是虔诚的攀登者，不断地在修改完善着自己的形象，直至停止思考和表达。              2009年10月17日于北京，中国散文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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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与时代的对话
——谈近年来散文创作成就
▓ 古耜


2010年01月05日08:36        来源：人民网 ——《人民日报》




什么是好散文？关键在于其思想内涵的深邃与丰沛。真正的好散文应如鲁迅所说，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舍此，散文乃至文学便很可能混同于案头清供或街头杂耍。在据说文学已经“祛魅”的今天，一批富有责任感、洞察力和创造意识的作家依然执著地仰望星空，埋头耕耘。他们从快速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出发，直面国人乃至人类现代生存的精神困惑，坚持进行有深度、有难度和有力度的散文创作，推出了一系列具有足够的思想重量以及艺术光彩的散文作品，为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质感。


　　                对话时代，问答人生

　　30多年来，中华民族收获了物质的充盈、科技的腾飞，直至生存的方便与优雅，同时社会转型期间的巨大变化也给人们带来了些许迷茫与焦虑。若干立足现实、有所担当的优秀作家，捧出了浸透着思想菁华的散文之花，与时代展开对话。

　　在这一维度上，韩少功尤其值得关注。他将目光和思绪放在人类社会的现代进程与精神难点，努力发现并诠释其中的困惑所在与价值所藏。其《进步的回退》、《笛鸣香港》、《漫长的假期》等篇，或高屋建瓴地辨析社会的进步，或透过地域解剖现代社会的特点，或借助记忆反思现代人生的缺失，直至整合为体现着辩证、深刻与成熟的精神气场。这个气场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拓展着人们的思路，使他们最终意识到：真正的合理的现代生存，除了经济和物质的维度之外，还应当有一种文化和人本的维度，从某种意义讲，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以文学研究与批评获誉文坛的南帆，也是一位善于透过观察与思考切入当下的散文家。他写的《读数时代》、《包装的神话》、《网络的风流》、《电子政治家》、《移动的倾诉》、《虚假的出走》等等，让思想与智慧的射线直抵现代生活的特征性部位，如电视、网络、手机、时尚、旅游、美容等等，展开灵动跳脱而又鞭辟入里的文字，其笔锋所至，不仅活现了当下某种“没有重量的生存”，而且引领我们对这样的生存作深入的打量和冷静的思考，保持人的从容与自尊。

　　蒋子龙在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同时不断有散文随笔问世。出自他笔下的《品评2006流行语》、《猪年拾锦》、《2008世事新说》等系列篇章，抓住现代生活中那些光怪陆离、风行一时的现象与事件，展开灵思妙想与俏笔谐墨。其字里行间看似一派轻松，实则别寓深意——它让你十分生动且十分具象地感受到当下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不能承受之轻，进而悄然开启由若有所思到骤然警惕再到寻找终极的心理流程。

　　周国平是学者型作家，其丰厚的哲学素养支撑着其散文书写的心灵化取向与思辨性风度。他的诸多晚近之作，如《在维纳斯脚下哭泣》、《走进一座圣殿》、《把我们自己娱乐死？》、《爱智之旅》、《孤岛断想》等，无论谈生活抑或谈生命，谈阅读抑或谈艺术，皆承载着一位精神朝圣者的真知灼见，足以让现代人醍醐灌顶，获益良多。在较为年轻的作家中，彭程和王开岭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时代和思想的前沿，自觉承担起以散文守望精神、呵护心灵的职责。前者的《上帝之眼》、《环境忧思录》、《一个人怎样变得衰弱》、《破碎》和后者的《古典之殇》、《人类如何消费星空》、《现代人的江湖》等，无不敏锐而深刻地揭示着现代人特有的心理疾患或生存困境，同时尽可能搜寻着人类走向彼岸的灵魂通道，其高迈的思想能力委实不容忽视。

　　              激活历史，沟通古今

　　显然是为了给自己最终指向现代的散文言说，提供独特的视角，同时也准备有力的佐证，一些作家开始调转方向，欣然走进历史与经典，以求在那里获取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乃至社会启示。

　　在这方面，张炜堪称用力勤笃而又成效卓著者。这位文学疆界里的思想者，不仅对大地一往深情，而且对历史别有洞见。他的《屈原笔记》，倾听《离骚》的心音，凝望屈平的身影，其落脚点则在于呼唤现代人的灵魂丰腴和人格高洁。如果说这样的旨归还更多属于水到渠成的古为今用，那么他的长篇散文新作《芳心似火》，则在历史的天幕上打开了全新的场景与思路。该书以精致的笔触勾勒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不同，就中凸显了齐文化的物欲勃发，风流倜傥。接下来，又将齐文化与严刑峻法，专制高压的秦文化加以比较，既道出了二者的不同，更指出了它们的异中之同，并丝毫不回避其殊途同归的最终沉沦。这时，一切之所以如此的种种原因，便无形中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前车之鉴；而它们共同忽视了的东西——不间断的积累“美好的思想和感情，以及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法”，则化为作家对人类未来的虔诚祈祝。

　　王充闾一向主张用散文激活历史，同时用历史滋养散文，并由此实现历史意识与当代精神的对话和衔接。他的若干近作于此尤见苦心与功力。如《用破一生心》透过对曾国藩身上名缰利马的解构，由衷呼唤着现代人格的自我解放、自由创造；《歌德：断念》撷来歌德由奔放到沉潜的精神轨迹，作为物质时代浮躁心灵的抚慰与启迪。《龙墩上的悖论》系列，揭示了封建帝王命运的二律背反，只是内中何尝没有当今时代的处世理念？一部《张学良人格图谱》虽是为少帅写心，但谁又能说它与构建理想的现代人格全然无关？筱敏和周佩红是女作家当中为数不多的审“智”者，她们从外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汲取灵感与养分，写成一系列散文篇章，执著地追寻着理想、善良、道义，为今天的仰望星空者提供纯正有益的精神食粮。

　　                   植根乡土，反哺现代

　　在与现代人的对话中，一些散文家的现代思考恰恰是假其乡土认知或自然情怀来体现的。

新旧世纪之交，韩少功阶段性的移居山乡。作为潜入生活的回馈，便是长篇随文《山南水北》的问世。这部作品并不掩饰乡间的粗陋，但更以真诚的笔墨，写活了山野的神奇、乡邻的质朴和劳动的乐趣，写活了全球化背景之下被边缘化了的农村依然存在的生机、亮色与诗意，从而完成了对拜金主义和等级意识的强力矫正与反拨。周同宾和乔忠延自小在农村长大，与乡间生活有着斩不断的情缘，因此，表达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惦念，几成他们的艺术宿命。周同宾的《乡关回望》和乔忠延的《乡村记忆》，都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再现了作家的乡土经验，特别是努力发掘了这种经验里渗透的那种难以忘怀的亲近感、疼痛感和家园感，因而不失为现代人精神充氧的好去处。刘醒龙的散文新著《一滴水有多深》，以鄂地家乡为圆心，展开历史、地理、社会、文化乃至心理的辐射，其繁纷摇曳、悲喜缠绕的笔墨，交织成一个个多元复调的艺术磁场，这时，作品留给读者的，便不仅是相当独特也相当立体的乡村真实，同时还有更为深刻也更见精到的城乡互读——“城市是欲望在地理上所能达到的顶点，乡村只是人的家园”。

至于面对大自然的现代抒写，鲁枢元、杨文丰、詹克明以及青年女作家项丽敏，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或揭示大地的伦理，或吐露环境的忧思，或探索科学的奥秘，或状写自然的性灵，其重心和情致虽各有区别，但异曲同工或殊途同归的，则是由衷呼唤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利，以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毫无疑问，这是散文家的心音，也是所有现代人必须树立的观念。

　　梁晓声这位颇具悲悯情怀的作家，不仅写出了《玻璃匠和他的儿子》、《看自行车的女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里是神经病院》等一系列感性十足的散文，深情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悉心彰显着其中的善与美；而且在《论温馨》、《人性似水》、《关于同情》、《贵贱论》等知性随笔里，直接谈论和深入辨析着一些不再占据舆论中心，但却密切联系着普通人内心世界的话题，就中追寻着当下仍在的意义。所有这些，不仅成就了作家以血性支撑起的大众立场，而且融合为姿态向下，植根民间的价值取向，而这种取向又足以反过来构成作家新的精神资源。应当承认，这是迄今有效的作家充实自我以对话当代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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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散文管窥

▓ 古　耜

                        2009年12月01日   00:08  

　　无休无止的包装与炒作，让我对当下许多文学命名不得不保持一份警惕和淡漠，但是，当我在报刊上与“江西散文现象”的说法不期而遇时，内心却充满了亲切感与认同感。作为一家散文刊物的主持者和散文创作的研究者，我浏览过一大批出自江西老中青作家之手的散文作品，通读过《江西散文十年佳作选》等散文选本，其艺术之精、印象之深和收获之丰，在同类阅读中并不多见。这一切仿佛在提示我，新世纪以来的江西散文，确实构成了一种引人瞩目且值得探究的文学“现象”。

　　面对“现象化”了的江西散文，我曾立足于新世纪散文创作的宏观态势，做过一些省市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未必准确的看法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六代作家群雄逐鹿，蔚为大观，其作品无论数量抑或质量，均系遥遥领先，独占鳌头，是毋庸置疑的冠军。而接下来的，应当就是江西和广东的散文，近些年来，它们呈现的创作实绩，不仅超过了一般的文学省份，而且令一些以往有定评的散文大省相形逊色。至于此二者之间的情形，则是各有优劣，互存短长，整体实力似乎亦伯亦仲，或可并列第二？与广东散文相比，江西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在于：有一批艺术上乘、风格成熟、水准相当，且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散文家，如陈世旭、郑云云、梁琴、刘华、刘上洋、熊述隆等，它们均以不急不躁和有文有质的新作，彰显了扎实而沉稳的审美追求，从而增添着当下散文世界的精神重量和审美色彩。在这个群体中，若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如王晓莉、姚雪雪、安然、江子、范晓波、李晓君、傅菲、李滇敏、陈蔚文、温艳霞、刘伟林、夏磊、浇洁等等，更是以充盈着生命质感和艺术灵性的散文创作，组成了一个流光溢彩、生机勃勃的整体阵容，展现了一种凫趋雀跃、叶绿花红的团队风采，以此昭示着江西散文繁荣发展的梯次性、未来性与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担负实际工作的作家，或许并不经常涉足散文创作，但凭着自身的文学潜质和心灵敏感，仍有不俗的表现，如罗聪明的《父亲的“花花世界”》、傅玉丽的《让心中的马儿跑起来》、李凌云的《在山之巅》，都堪称意蕴丰沛而又构思奇巧，以致让人无法预料属于江西的散文气场，究竟能孕育多少好作家与好作品。

     当然，较之广东散文，江西散文亦有明显的不足和劣势，这突出表现为：后者迄今缺少前者所拥有的像筱敏、林贤治、王小妮、熊育群那样一些极具个性，同时又跻身于一个时代审美高端的散文作家，以及像出自艾云、夏榆、杨文丰、塞壬之手的那种以生命书写开题材与风气之先的散文作品。这让人禁不住想起冰心老人当年所作的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辩证评价：当代文学缺少大师，但整体水平比现代文学要高。套用以上思路，我们庶几可以说：江西散文的整体阵容和平均水准要比广东散文更为可观，但却一时鲜见广东散文的奇崛风范和大家气象。

　　江西散文怎样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而使被命名的“现象”承载更为璀璨也更为丰邃的内涵？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解决起来都有难度的问题。因为按照我对江西散文的阅读和了解，它们的优长和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彼此纠缠、互为因果的。这便意味着江西作家朝着更高层次的艺术攀援，常常要从对自身创作习惯的调整和审美定势的反拨开始，要经历一个亦破亦立、亦扬亦弃的艰难过程。譬如，江西作家习惯于从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中撷取散文素材与创作灵感，这固然强化了作品难能可贵的在场性和血肉感，但在形成惯性之后，也会不知不觉地抑制创作中的智性开发和理性参与，进而弱化作品的人性深度与精神重量，而后者正越来越成为现代优秀散文的重要标识。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引入知性元素和合理运用理性资源，经过美的幻化与整合，使其充实并提升笔下的经验和感性世界，应当是许多江西作家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同为江西作家的刘上洋、刘华、江子别有会心，先行一步，其成功经验或许值得同行借鉴。再如，不少江西作家都拥有较高的艺术天赋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心，依照约定俗成的尺度，对文本的构思、语言和意境等等，作精益求精的推敲和一丝不苟的打磨。这种切近经典范式的不懈努力，自会使作品臻于精美，即让散文更像散文，也可以满足一般读者的审美兴趣；但如果不加节制地单向度推进，就会反过来束缚作家的手脚，使其作品因过于循规蹈矩而失去内在的活力与张力，这同样是散文创作的偏差和误区。因此，对于江西作家来说，准确适度地把握散文的常态与变形，做到有“通”有“变”、“变”中求“通”，亦显得十分重要。还有，江西作家多擅长营造小天地、小格局、小物象，笔下充盈的是浓郁的婉约柔润之气与轻盈隽永之美，在孤立的风格意义上，这无可厚非，甚至独具魅力。只是这种风格一旦化为压倒其它的强势意趣，便明显不利于散文在多元互补中的探索前行，更不利于散文对生活的斑驳写意和对生命的立体观照。清人诗曰：“自觉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窃以为，在不少江西作家未来的路途上，这一番有意识的生活开拓与笔调历练恐怕必不可少。最后，愿笔者的刍荛之议能为江西散文家的高歌精进，增添些许意兴与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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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与自然的三重对话

——评杨文丰科学散文集《自然笔记》

▓古耜

（原载《文艺报》2007年8月30日“理论建设版”等）

尽管必须写的文章和必须做的事情，已经填满了未来长长的一段时间表，但是，当广东作 家杨文丰教授给我寄来他的散文新著《自然笔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并希望我在阅读之后谈点意见时，我还是不加迟疑地允诺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倒不是仅仅出于我对文丰教授辛勤劳动的敬重——近年来，他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之余，一向孜孜矻矻地进行着散文的思考与写作，显示了一位人文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艺术创造精神——这里，更重要、也更本质的因由，无疑来自著作本身——早在该著的一些篇章陆续发表于国内诸多有影响的报刊时，作为读者和编者，我就深深感到：这些采之于大自然，旨在与其做深入对话的文字，分明包含了以往类似作品很少见到的、颇为新鲜的主体追求和文体意识，是当下散文领域风姿奇异、芬芳独具，因而理应得到充分欣赏和特别关注的一苑新花。唯其如此，一旦它们以完整自足的文本形态现身于文坛，我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保持沉默的理由。

如众所知，中国作家对自然万物的审美解读，至迟在孕育和产生《诗经》《楚辞》的先秦时代，就已经展现了特有的神奇与美妙。从那时到如今，江山迭易，沧海桑田。其间，大自然的形象在中国作家心目中，虽然几度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文学基本主题，却一直在顽强的嬗递和恒久的延续。应当承认，围绕这样的基本主题，中国作家捧出了若干流光溢彩的优秀作品，其中不乏历久不衰的经典文本。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作家笔下呈现的自然万物的艺术形象，是有着明显缺欠的，这突出表现为，它每每洋溢着泛神式的优雅或浪漫——山川草木时而作为喻体，以寄托人的情怀和理想，时而作为对象，以衬托人的伟岸和强健，但却普遍缺乏一种科学的目光和理性的纬度，即忽视了对大自然本身的潜心打量和深入探照——时至今日，偌大的中国文坛，依然很难找到像法布尔《昆虫记》那样融入了观察和分析的作品。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来读杨文丰的《自然笔记》，即可发现：这部作品最为显著的特点，恰恰在于科学视线的引入和理性思维的在场。即：作家凭借自己毕业于农业气象专业的特殊优势，对大千世界中一些眩目的事物和有趣的现象，进行了科学意义的阐释和理性层面的解读，努力追求着散文作品的科普效应。

请读读开卷第一篇、其标题被定为全书书名的《自然笔记》吧！这篇作品要言不烦地讲述着“蓝地球”“晨昏线”“黄花雨”“蒲福风级”“包容一切的空气”等等。由于字里行间注入了科学的、理性的目光，所以，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不单单是大自然的风生云起，百态千姿，同时还有促成和决定这一切的种种奥秘：地球的蔚蓝“是阳光和空气精心协作的‘魔术’”；树桩年轮的差异取决于坡南坡北不同的光照、气温和湿度；而略显怪异的降雨“无非是***的‘杰作’”……《台风现象》一文，把审视的瞳孔对准了自然界并不鲜见的台风。在科学思维的引领下，它既描述着台风的威仪，又交代着台风的特征；既指出了台风生成的原因，以及其多发地带和季节，又揭示了台风由兴而衰的全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卷准确而又具体的台风图。佛光是一种披蒙着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观，它迄今伴随着不尽的畅想与缤纷的猜测。而一篇《佛光》却撩开了佛光神秘的面纱，使人们获知：依据现代科技的新成果，所谓“佛光”，实乃人在特定天气和地理环境下，看到的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七彩光环。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作品，无论对专业人员抑或对普通读者，都具有开阔眼界，丰富头脑，启迪心智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人们越发清醒通透地面对大自然，面对自己赖以生存的最终的家园。

一部《自然笔记》贯穿着科学意识，追求着科普效应，但是，却没有把这些当成自身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的，而是在此基础上，注重让作家的目光和笔触向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向物质和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时代，做大胆的跨越和积极的拓展，努力把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同人类的生命智慧、生存哲理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抓住人与自然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这时，通部作品便具有了科学伦理和文化批判的价值。不妨一读《心月何处明》。这篇文字由“心”与“月”之间荡开笔墨，先描绘了月亮固有的清幽、静谧与皎洁，以及这一切在人们心灵深处形成的生动光影与美丽幻象，但随即笔锋一转，不无痛惜地指出了现代科技对月亮本相的还原，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月光神话的消解，进而把一种严肃的询问摆在了读者面前：科学的真就一定要伤害心灵的美吗？其中饱含的质疑与忧患是发人深省的。《缘何寻求还魂草》也是一篇自然与人类同在的作品。它围绕“失魂”——失去正常的生存状态和运动规律——这一关键词，由人类的失魂谈到自然的失魂，由个体的失魂谈到集体的失魂，就中提示人们：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必然就怎样对待人类；自然失魂是因为人类首先失魂所致；人类即使能还魂，自然却甚难还魂。《海觞后的沉思》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催生的文字。它那沉重的诉说，不仅全面勾画了大自然的性情，特别是它在温柔包容的母性之外，尚有的金刚怒目式的父性；而且向人类发出了殷切的呼唤：在科学狂欢的太空时代，一定要重建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显而易见，这样的作家立场和创作取向，呼应着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空前强大的“环境文学”思潮。它的思想内核与精神支点，对于改变和提升民族的生存观念与价值观念，对于推动和促进全社会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自然笔记》是科学的、人文的，但最终还是艺术的、审美的。这决定了全书的语言表达，始终保持着文学作品所擅长和推重的灵动的感性、丰沛的想象，以及优雅的笔调和飞扬的辞采，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关于这点，我们阅读书中的许多篇章，如《啊，阳光》《虹影》《尘寰里的绿叶》《幸福不是身边雾》《佛光》等等，都会有深切的感受和清晰的体味。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艺术风格层面，一部《自然笔记》也呈现出了多元中的谐调。其行文落墨，既有晓风残月的婉约，又有大江东去的壮阔；既有的一唱三叹的慷慨，又有妙趣横生的幽默。而所有这些又最终统一于刚柔相济、情境相融的叙述之中，这使得通部作品在负载较多科学和人文内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文学的自性，其个中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作者简介】：古耜，著名散文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海燕·都市美文》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