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三个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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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历史上教育家涌现的三个高峰期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2期 作者： 孙孔懿

摘 要：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无数教育家，其中春秋战国时期、两宋时期和近现代之际是教育家大批涌现的高峰期。这三个时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同时具有若干相同或相近的特点。研究这些特点，有助于探索教育家大批涌现的历史奥秘，为当代教育家成长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中国历史；教育家；涌现；高峰期 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教育家，不仅有层次之分，也有数量之分——倘若能够获悉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潜信息”，就可以获得对教育家产生的历史原因的深入认识。为研究教育家的历史分布，笔者曾陆续搜集到若干种工具书和关于教育家的专著，最后选中《教育大辞典》[1]。据笔者统计，本辞典收录古今中外人物2489名，其中在释文中明确称其为“教育家”(含“教育思想家”、“教育学家”、“教育改革家”等)的中国教育家为398位。笔者按其出生年份(不详者按其最大可能年份计入)统计，制成下图①。 统汁数据和图表显示，中国历史上教育家的涌现呈现出三个高峰期，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 当年梁启超在写作《世界伟人传》时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史实：古代希腊、印度、中国等古国在2500年前，儿乎同时涌现出一批圣哲。粱氏在《孔子》残稿中写道：‘‘距今约2500年之间，天地间气乃发泄而若无所余”，“异哉！异哉！地之相去盖亿万里，而同在二三百年间笃生圣哲，若揖让而聚于一堂，噫嘻！是何祥欤！”[2]粱氏也许对人类文明史上这一辉煌气象感到难以理解，因而将其归于天地间的气运。后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发现并注意到了这个奇特的历史时期，他将其命名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处于“轴心时代”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剑公元前221年共550年。其中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238年的300多年中，收入《教育大辞典》的教育家有5位：孔子、老子、墨子、需子和苟子，都是开宗立派的宗师级人物，不仅对后世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至大至深，而且在世界上也有极大影响。《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3]所收巾国教育家只有5位，其中先秦教育家就有两位(孔孟)，占中国教育家的40％。再者，这几位先秦时期的教育家并非一座座兀立的孤峰，而是相互连亘的群峰：相传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学术问题；墨子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则反对儒家，创立墨学，与儒学并为当时的两大“显学”；盂子是孔子之孙孔及(子思)门人的学生，是孔门儒学最重要的传人；苟子是孔子的另一传人，与孟子的观点有所不同，并曾发生过激烈争辩。 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家涌现的第一个高峰期并非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出现了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和学术下移“可谓三位一体的社会革命”[4]。 经济下移是带主导性的变革趋势。春秋战同时期，社会进人铁器时代，生产工具得到质的改进，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土地私有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上的发展为体脑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出现了“士”这样的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纯粹的’理论基础”探讨，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同时，由于以铁制工具制作简片和削刻文字，加上笔的发明和纺织工业的发展，简书、帛书的流行，为文化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上述因素共同造就了春秋战国这一历史上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经济下移引发了政治下移，政治上的多元化特征，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机遇，为士民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教育思想)创设了条件，引起了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深刻变革。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学术下移的趋势促进一个中心变为多个中心，并逐渐发展成“百家之学”。孔子创办私学，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奴隶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私学还为“士”提供了最合适的谋生方式，使一批有学识、有思想、有抱负而未能为统治者重用的饱学之士有了一方安身立命之地。 私学的蓬勃发展，使教育对象逐步扩大到平民，教师可以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教育事业空前繁荣。历史赋予当时的教育工作者以双重使命：一是将奴隶主的文化下移于庶人，使奴隶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质变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为中国封建社会奠定理论基础。二是对当时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加以科学的总结、概括和提高，形成各门科学的雏形，为社会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4]在完成这些使命的过程中，一批私学大师脱颖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儒家的“德教”，墨家的“兼爱”、“尚贤”，法家的“明法度”、“重赏罚”的“法教”，道家的“自然无为”、“行不言之教’’等等，都是以社会改革目标为指向，以不同的地域文化为背景，以各自生活阅历和教育实践为基础提出来的教育思想。它们相互颉颃，竞长争雄，自然而然地引起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又反过来锻炼了诸子百家，发展和完善了各家的思想和学说。这一时期涌现的以孔子、老子、墨子等为杰出代表的诸子百家，是我国古代最具智慧的学术群体，也是我国历史上集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批教育家群体，他们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的贡献具有开天辟地的原创性。我们至今引为自豪的优秀教育传统，正是这批杰出群体的原创性理论的繁衍与发展。 二、封建社会极盛而衰的宋代 在《教育大辞典》中，宋代之前1500年间的教育家仅24位，而宋代(北宋：960一1127；南宋：1127—1279)320年中却涌现出38位之多，是中国教育史上教育家涌现的又一个高峰期。 在宋代，同一家庭出现数位教育家的现象也为史所罕见。如程颢、程颐兄弟并称“二程”；陆九渊兄弟三人并称“江西三陆”；湖湘学派乃是以胡安国和他的儿子们(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一家为主体的学者群体；与朱熹、张械齐名的吕祖廉，他的祖上自吕公著起，7世之中登学案者达17人之多。除儒学外，文学教育家、艺术教育家、医学教育家等也存在着家学传授、世代相承的现象。最著名的是史称“三苏”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可谓文学教育家，曾培养出以“苏门四学士”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人才。 宋代许多教育家具有突出的历史影响和显赫的历史地位。他们人数众多，分为若干小群体和众多的教育流派。主要有以“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又因胡瑗长期在湖州一带办学而称“湖学”)，以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又称“王氏新学”、“临川学派”等)，以“北宋五子”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之学)、张载(关学)、程颢、程颐(洛学)和南宋朱熹(闽学、朱学)为代表的理学(又称“道学”、“义理之学”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又称“陆学”)，以南宋吕祖谦为代表的中原文献学(又称“吕学”、“婺学”、“金华学”)，以南宋陈亮(永康之学)、叶适(永嘉之学)为代表的事功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学派竞争的时代。这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7]人们不禁追问：宋代何以会涌现出这样庞大的教育家群体和教育流派？ 从某种意义看，宋代不失为盛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同时又“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同寻常的矛盾时期，即一方面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另一方面政治上脆弱，所以宋代社会深层的岩浆日益沸腾，随时都有喷射的危险。”[7]有理由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转折期。 在宋代，地主阶级以土地出租为主要剥削形式，广大佃农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外部，北方的辽、夏和金朝，与宋王朝之间频频发生战争。国家危难、社会动荡的局面，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参与意识。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提倡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无不体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与历史使命意识。在统治阶级内部，变法与保守、主战与主和的矛盾斗争尖锐复杂，展开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和拉锯式的反复较量，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曾两度拜相又两度罢相。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守派和变法派内部也频频出现裂变，不断形成新的组合和新的势力，出现了诸多不同的政见和不同的教育主张。最高统治者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左右摇摆，不敢绝对地倾向于哪种主张，这在客观上为各种学说的形成创设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租佃制的经济关系毕竟刺激了生产、科技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出现了火药、指南针等许多新发明，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发展与学术交流，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家的成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北宋初年，胡瑗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在学校”[7]的思想，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先后三次发起大规模的兴学运动，都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宋代教育组织和专门学校种类之多，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屈一指。各种层次和形式的教育机构都有名师硕儒讲学任教，不仅是人才培养场所，也是滋生、萌发、积累、交流学术观点、教育思想，形成教育流派的重要基地。 宋代教育家辈出与教育学派纷呈，还与宋代学者的良好学风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一代大师倡导了良好学风，良好的学风又培育了更多的学者和大师。首先是勤奋刻苦之风。在宋代，几乎每一位教育家都能以“醇儒”自策，勤奋刻苦，铢积寸累，最终成为学识渊博的教育大家和学派领袖。其次是强劲的疑古之风使思想领域出现了少有的活跃气氛，促进了由“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孕育了后来的理学，开辟了儒学复兴的新局面。复次是自由讲学之风。宋代一些名师巨儒时而出仕，时而讲学，或同时在多个教育机构流动任教，学生则慕名追随。再次是相互砥砺之风。宋代教育家相互间的学术交往极其频繁，既有深度，又有风度。著名的“鹅湖之会”，为后人留下一段激烈争鸣而不失友情的佳话。切磋琢磨式的交往，形成了人才成长的“群落效应”。 三、天崩地裂的近现代之际 《教育大辞典》所收资料截至1992年，且持“在世人物不录”的原则。本文从中统计出近现代之际(出生于1840年后且已于1992年前去世的)教育家共228位，占中国教育家总数(398)的57．3％。这一时期的教育家数量庞大，成份空前复杂，既有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之士，也有出身于封建士大夫营垒，在维新运动时期实现了自我转变的代表人物；既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这支庞杂的教育家队伍在短短几十年时期内迅速崛起，蔚为大观，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 1．救亡图存的使命激发起教育改革的热忱。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着全球各地。古老封闭的中国正是在这个全球性潮流的冲击下，被动而仓促地步入一个多事之秋。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封建古国的大门，动摇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更引起举国震惊。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一切爱国人士都在以强烈的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忧患意识寻找救国之路。全国在关于前途与命运的大讨论中，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只有通过兴学育才，将西方文化融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危机。此外，广大知识分子多处于被统治地位，难以直接地作用于国家决策，最便捷的是走“教育救国”之路，这是当时教育界能够集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 2．西方教育思想提供了新鲜的精神营养。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封闭式发展格局被打破，西方教育思想陆续进人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全新的思想武器。我国固有的传统教育思想在激烈冲突下艰难地吸收、交融，使新一代教育家的成长获得了丰富的精神营养。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一批先进分子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杰出代表。 3．各种流派竞长争雄，形成多元文化生态。在中外大汇合、新旧大决裂时期，大批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突破了封建文化的束缚，脱胎换骨，勇立潮头。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潮流。以各种教育组织、教育社团为形式的教育家集团陆续崛起。特别是五四时期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迎来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在教育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国民教育、美感教育、科学教育，一股股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潮和流派呼啸奔腾，使大批教育工作者经受了洗礼，扩大了理论和实践视野，丰富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涌现出一批教育大家。与此同时，从乡村社会传统绅商参与教育开始，工商业阶层和实业家也成为推进教育改革的显著力量，如实业家陈嘉庚、张謇，出版家张元济、陆费逵等，日后都成了公认的教育家。 4．各类新式教育的初创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舞台。在西学的冲击下，教育实践领域出现许多新式的专业学校，标志着近现代教育制度和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陆续开创，这就为有志有识之士施展才华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教会教育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革命教育，以及教育行政、教育科研、教育编辑出版等各个新兴领域，都有一批杰出之士从事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并陆续成为该领域的专门家。同时，现代教育分科详备的特点逐步展示，使教育家队伍的构成相应地发生变化，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教育家类别，如工程教育家、化学教育家、音乐教育家、器乐教育家乃至小提琴教育家等等。 5．教育实验的扩大加速了教育家队伍的壮大。西方教育实验提供的科学方法和蕴涵的科学精神、价值观念，迥异于我国以思辨为主的治学传统。实验方法的兴起，标志着我国近现代的教育研究开始步人科学化轨道，为教育工作者发现、认识和掌握教育规律，尽快成为行家里手开辟了新的路径。大规模的教育实验和教育运动不仅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现代教育理论，而且锻炼出了一批像晏阳初这样享誉世界的教育实践家。 中国近现代之际的教育家群体，与前两个高峰期的教育家群体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家群体主要是“开拓”与“创立”，从思想、宗旨、内容、形式、原则、方法、制度诸方面开拓了中国教育的源头，那么可以认为，宋代教育家群体主要是“完善”和“深化”(某些方面也有所创造)，为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夯实基础，加固传统；而近现代之际教育家群体的主要特色则是“吸收”与“转化”——融汇中西，转化传统。近现代之际的教育家们在完成时代使命过程中还凝聚成一种特有的群体人格，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二是重视躬行和实践的实干精神，三是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平民性。诚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局限性。首先，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他们从救亡图存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在短短几十年中把西方三百多年间出现的各种新的教育理论搬取过来，作为自己批判和改造旧教育的思想武器，仓促上阵难免慌不择路。其次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批判多少有些矫枉过正，甚至使传统出现断裂。此外，这个时期的教育家身上集中反映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身上的中学与西学、唯心与唯物、民主与反民主、贵族化与平民化相互混杂，变动不定，使他们在大浪淘沙般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出现进退、沉浮、分化、重组，难以静心定神地形成系统的教育思想。 四、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机缘 上文分别探讨了三个历史时期涌现出大批教育家的具体条件和深层社会原因，本节试图从中归纳出这三个历史时期的若干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特征。 1．激荡年代的社会难题呼唤解答 令人称奇的是，中国历史上大批涌现教育家的三个高峰期，均处于社会动荡期。春秋战国和近现代之际的社会动荡显而易见，宋代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从现象上看，宋朝是在唐中叶“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帝国，但它统一的基础非常脆弱，统一之后底气不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织，党派斗争尖锐复杂。建国仅仅数十年后，最高统治者虽不得不对外屈辱求和，但仍未能避免国家破灭、皇帝被掳、百姓流离失所的“靖康之耻”。可见，宋代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不朽人格的出现，伟大哲学智慧的产生，皆与动乱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2]动荡时代最容易激发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对每个人的生存、前途和命运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只有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才能应对挑战。在动荡时代，人们常会对“天经地义”的道理，对社会的固有结构和既定价值产生疑惑，激起怀疑和创造精神。社会问题往往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历代知识分子几乎都形成“国家衰亡在于人才匮乏，人才匮乏在于教育不振”的共识，总是试图从教育人手解决社会问题，把教育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教育活动家、教育事业家、教育实践家、教育改革家等等。 也许还需要指出，本文所述的教育家大批涌现的三个高峰期都属于动荡时代，但反过来却不能说，凡是动荡时代都会涌现出大批教育家，因为这三个高峰期除了社会动荡之外还有下文将要论及的其他特点。社会动荡并不都具有革命性，多数社会动荡使生灵涂炭，造成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严重衰退，是历史的悲哀与无奈，不为我们所向往。 2．宽松的思想环境包容异议蜂起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学术思潮的涌动，都与宽松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知识分子才能无拘无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鸣。”[9]本文讨论的三个时代，思想文化环境确实都相对比较宽松。三个时代又可以分两种类型：春秋战困时期和近现代之际，大体是因为“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形成的宽松。春秋中后期与战国时期，军事战争残酷无情，政治气氛却相对地自由宽松，这在前文已有所论及。与春秋战国时期“无政府”状态相类似，中国近代(1840年起)到1927年前，属于“弱政府”时期。其时，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皇权分崩离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黯然失色。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袁世凯称帝败亡之后，北洋车阀群龙无首，内阁总理、教育总长像走马灯似地在十几年中更换40余次，总体上处于失控状态，客观上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境遇。1927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竭力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阻碍了教育的民主化进程，中断了五四以来教育界百花齐放、自由活泼的势头”[10]。从下表也可看出，近现代之际教育家出生高峰在1890至1899这十年间，1900年起开始大幅下降，到1910年以后则屈指可数，这一现象也许能从反面说明一些问题。 中国近现代之际教育家出生年代统计表 出生年代 1840—1849 1850—1859 1860—1869 1870—1879 1880—1889 189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一 总计 出生数 11 5 12 2l 44 81 45 7 2 228 宋代属于另一种情况。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分裂动乱的局面，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宋代统治者多爱读书，对渎书人惺惺相惜，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也能注意保护学者，只要无碍大局一般都予宽容。许多理学家都曾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尊崇和礼遇。l197年，朱熹等人曾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罪名被定为“逆党”，朱熹本人被定为“伪学之首”。这诚然是思想界的一大不幸，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之下，朱熹仍能“著述不辍，讲学不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迫害还是有限度的②，这在其他历史时期难以想象。 在政治上相对宽松的同时，这三个时期在文化上也都出现了多中心现象。春秋以前，王室垄断了文献典籍，王室所在地是惟一的文化中心。至春秋末期，内讧与战乱使王室所藏文献典籍流散各地，文化中心也随之分散，使得孔子在鲁国创立了儒家学派，墨子在宋国建立了墨家学派，老子则在楚国形成了道家学派。宋代的国都(政治中心)在开封，而文化中心却在洛阳。当时洛阳聚集着一批很有影响的高级士大夫，如邵雍、程颢、程颐等，这批人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文人前往求学。甚至洛阳以外的许多地方，也都以一两位大儒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个地域化学派，一度形成了“人持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11]的局面。近现代之际也是一个多中心时期，这对于思想文化的繁荣和教育流派的形成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3．私学发达润泽教育实践和理论 “每当社会处于变革和动乱时期，学术思想往往得到自由发展，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往往成为私学发达的重要原因。”[5]春秋战国时期自不必说。宋代统治者在大力发展官学的同时，对于私学也予以积极赞助，还常常聘请私学教育中有成就的学者到各级官学任教。特别是作为“私学的最高表现形式”[12]的书院，在宋代大为盛行，成为著名学者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重要基地。书院自筹经费，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强调道德气节修养，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易于形成独立的学风。近现代之际的私学也有很大发展。“民国以来的私立学校发展有两个高峰：一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为国民党统治初期。……无论数量、质量，都有所增加或提高。”[13]私学蓬勃发展，反过来促进了思想自由氛围的形成和学术的繁荣，造就出一批学术大师和教育大家。 4．文化积累形成大师辈出的沃土 从历史进程看，春秋战国时期之百家蜂起，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中国文化历经夏、商、西周数代近千年的漫长积淀，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积蓄为一股强大潜流，最终通过政治经济变革的导火索引起井喷式释放。各种学术思想第一次显露出峥嵘的面目，汇合成气势磅礴的学术思潮。有学者评论说：先秦子学思潮的兴起，是此前学术思想长期缓慢发展基础上的一次急剧上扬，是此前学术思想的一次厚积薄发。由于厚积之故，思潮气势之恢宏、学术队伍之庞大、涉及内容之广泛、理论研究之深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体现了华夏文化的充沛的底气[9]。 从教育家的地理分布看也是如此。根据对《教育大辞典》所载398名中国教育家的籍贯统计，在全国居前5位的省份是：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福建。近代以来情况有所变化，在全国居前5位的是：江苏、浙江、湖南、广东、湖北。江浙一带的教育家的明显多于其他省份，其间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原因。历史上，华夏文化的主流发源于黄河流域中游，以后逐渐向东、西、南方向发展。北方少数民族的步步南移，使得汉族最富聪明才智和进取、冒险精神的优秀分子，一次次地迁移到东南一带。东晋定都建康(今南京)，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使随同南迁的士大夫阶层将文化传播到江南。江南一带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发达，社会较为安定，对人才有强大的吸引力。“年长日久，长江三角洲终于发展成为全国人文之渊薮。”[14]此外，近现代江浙地区教育家数量之多，还有当时现实的文化原因。例如1909年，清政府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全国首批600名报名者经过数轮极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只有47名优秀青少年被录取，其中江苏21人，浙江9人。[15]此后，各省还可自派留学生，私人也可自费留学。这样，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子弟出国留学者更多。留学生归国之后，不少人进入教育界。以留美学生为例，1909年至1922年共有544名学生回国，有204人从事教育，居各行各业之首。留学回国后从事教育的学生，许多人陆续成了著名的教育家。 本文认为，某个历史时期之所以涌现出大批教育家，是因为诸多社会因素恰好在这里汇聚，才形成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对于躬逢其盛的教育家而言，这是他们的缘分。这样的历史契机可遇不可求，甚至一去不复返。不过后人不必恨不逢时，新陈代谢是字宙间的普遍规律，教育领域永远不会沉寂。即使在相对平和的时代，也会出现像董仲舒、韩愈、赫尔巴特、杜威、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大教育家。 注释： ①严格地说，一位教育家的出生年份并非他成为教育家的年份。平均估算，一位教育家成名的年份要迟于他出生的年份约四十年。此图以教育家的出生年份为依据绘制而成．仅能大致地表示教育家的历史分布状况。 ②据说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内部规定。据多种文献记载：宋太祖曾经密立一碑于太庙寝殿之央室，谓之“誓 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参阅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第174页。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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