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人：一个地道的学者型编辑——贺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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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大人：一个地道的学者型编辑——贺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
时间:2012年11月12日 作者：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2009年4月2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我的短文《思想性学术性并重的<人民文库>》。《中华读书报》有个栏目叫《名编荐书》，我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了《人民文库》。我在短文中写道：“我从35年前迈进这个被业内称之‘为他人做嫁妆’的行当，始终把编辑工作看得很神圣。每当自己策划、编辑的图书散发着油墨的芳香摆在案头时，一种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对于好的书，不仅自己会重读，而且会推荐给朋友、推荐给社会，让大家分享，共同受益”。按照我的标准和价值取向，我社出版的《人民文库》很值得向朋友和社会推荐。这套大型文库是从我社重建后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了国内的一流研究水平。这些图书初版于不同年代和时期，曾经引领了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成为人民出版社的品牌书或标志性出版物。我曾这样来推介《人民文库》：入选的每一部作品，恰似一棵棵闪光的珍珠，原来就价格不菲，如今串成了一条精美的项链，更是点石成金，价值连城。被串起来的每一棵珍珠或多或少都能留有时代“辙印”。透过这条精美的项链，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近60年来变化发展的重要轨迹。

在我看来，收入《人民文库》的《美国通史》（6卷本）就是其中的一颗最耀眼的珍珠。这套300万的巨著是迄今为止国内最权威的美国史著作，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的广泛好评。它的策划者、约稿者、组织者、责任编辑就是被誉为我社“六大编审”之一的邓蜀生先生。因年龄的差距，当然更多的是缘于心存敬意，多少年来，我一直尊称“邓老”为“邓大人”。是他，用24年的执着、坚持、智慧以及个人魅力，成就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巨著。他组约、编辑《美国通史》的过程，已成为国内美国史学界的一段佳话。我非常同意黄安年教授、陶文钊研究员对邓蜀生以及他与《美国通史》（6卷本）的定位。黄安年教授说：“没有邓蜀生就不会有《美国通史》六卷本的面世”；邓是“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虽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但“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是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 第一人’。”陶文钊研究员说：“蜀生同志是由刘绪贻、杨生茂教授主编的六卷本的《美国通史》的策划和编审，该书从策划到正式出版，历时24年，他为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做的贡献已经被这套大书所记载下来。”

我是1975年10月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的。但认识“邓大人”并且同在一个编辑室工作是三年后的1978年6月。当时编辑部门进行调整，我从被撤销的第五编辑室（后改为农村读物编辑室）调到新组建的历史著作编辑室，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编辑工作，而“邓大人”做的是美国史著作。我们编辑室有3间办公室，分别是501、502、511。“邓大人”在501，我在他的对门502。我清楚地记得，为了“美化”工作环境，进驻前我们的办公室是自己粉刷、打扫的。干这种活儿，对“邓大人”虽说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有过农场改造、农村劳动、干校锻炼的经历，但我对这位初次零距离接触的儒雅之士肃然起敬，直到今天，和“邓大人”一起粉刷办公室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几十年相处下来，“邓大人”给我的印象是：睿智、儒雅、学养深厚，有大家风范；思维敏捷，谈吐风趣，对亲身经历的事情的关键性情节和细微末节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极富感染力；待人诚恳，和蔼可亲，有长者风度；工作严谨，富有经验；办事干练，讲求效率。我内心一直对他怀着敬佩之情。

1983年3月，我社评定职称，“邓大人”毫无争议地被评为编审。这是我社历史上第一次评定职称，极为严格，只评出六位编审，时称“六大编审”。另五位是：张惠卿、徐秉让、林穗芳、戴文葆、王以铸，他们是我社公认的顶尖人才。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小赫伯特•S•贝利讲过这么一句话：“出版社并不因它的经营管理才能而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而出名。”是的，人民出版社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我社的特殊地位，也不是因我社经营管理能力强而出名，靠的是我社出版了许多好书才出名。而在我看来，我社能出好书，尤其是能出一些学术精品，靠的就是像“邓大人”这样的一批优秀编辑。是他们的能力、魅力、智慧，才使一些名著“花落”我社。

中国有句古话：“涉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我把向专家学者请教比作“入深水者得蛟龙”。也就是说，向专家前辈请教，可以学会如何做人做事，少走弯路。我社的老领导，也是出版界公认的专家和大家——范用先生曾和我说过：他自己不懂历史，但他善于向懂历史的专家请教。他的得意之作是在1963年中秋节的前两天，在北海公园五龙亭请“五老”——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李平心五位大学者座谈，清茶一杯，请他们出主意、出点子，为我社谋划了一批好书。有的书直到现在仍可以重读，仍在重印。我觉得，“范老板”的做法很值得仿效。所以，对外——我一直坚持向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请教，受益匪浅。对内——用心、虚心向“邓大人”这样的地道的学者型编辑取经，学习他们如何开发选题、如何组稿、如何审读书稿、如何评估书稿。

“邓大人”除《美国通史》（6卷本）外，还编辑过许多有影响的图书，比如《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等等。这些书我都喜欢读，并有收藏。

我尤其喜欢琢磨、研究“邓大人”的书稿档案，渴望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其中，“邓大人”编辑加工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一书过程对我的影响尤大，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那份编号为“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1980年155”的书稿档案，我曾在不同的年代借阅过三次。每次阅读“邓大人”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都会有新的体悟。

《美国通史简编》初版于1953年11月，原书名为《美国简明史》。1973年，黄绍湘开始动笔改写旧著。因其时正值“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作者心情郁闷，修改进展迟缓，直至粉碎“四人帮”一年后,才拿出定稿。

书稿交来后，我社有一位编辑审读过，做了一些工作。邓先生从1978年6月接手后，先翻阅了全部稿件，认为“作者虽然花了相当大气力来修改这本书，比起1953版来，充实了许多材料，但基本骨架差不多。在编辑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

究竟有哪些问题呢？邓先生在审读意见中毫不含糊地指出：

“作者的观点还停留在50年代，受50年代美共观点影响比较深，引用了不少福斯特的话。对于从来没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过什么领导作用、政治影响有限的美国共产党估价过高，特别是对1929至1933年大危机期间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吹得太过分了。”

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作者基本采取了美共的观点——认为“新政”是半法西斯的东西，又说罗斯福“本人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等等。

对美中关系，作者多次提到历史上“美国是侵华主角”，把许多帐都算在美国帐上。邓先生写道：“这不合事实，违反历史。因为从侵华的时间来看，美国迟于英国和沙俄；从占有我领土来说，又不若沙俄；从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残害来说，更不如日本军国主义。它的主角地位表现在哪里？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是在1937年以后确立的。从投资来说，1933年美国为2亿3千万美元（包括美国在华各种财产），英国为12亿6千多万美元，日本为11亿5千多万美元，苏联为3亿4千1百多万美元，美国居第四。”

对邓先生指出的类似问题，作者均作了必要的删节和改动。

邓先生还建议修改原稿中一些欠妥的提法。比如：序言中有“这三百多年的美国兴衰史”的说法。邓先生指出：大英帝国可说是兴衰，美国刚立国三百年，现在虽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这是相对而言，未必就是衰了。稿中有“美帝国主义（1945—1953年）—从顶峰到跌落”的提法。邓先生认为这一提法没有说服力。稿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人民参加了旧金山会议”的说法。邓先生指出：董必武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不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他所代表的是全国革命人民。稿中叙述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尖锐的阶级斗争时写道：“广大劳动人民陷于饥饿状态：乡村人民挖野草根、嚼野葱头充饥；城市饥民在垃圾堆和饿狗为争夺残羹碎骨进行搏斗。” 邓先生提示：这是不是普遍现象，如果是个别或局部现象，就要加限制词。否则，一不能取信于读者，二不能为美国人民所接受。作者对邓先生类似的建议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邓先生发现了原稿中的一些重要史实错误，要求作者核改。比如：原稿写道：“1840年美国制造品总值为48332.7万美元；1850年增加到50000万美元。”邓先生指出“十年增加不到4%，显然有误。请核改。因为根据1935年世界年鉴，1849年美国制造品总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原稿写道：“1820年—1850年大米产量增加了三倍以上，达到2亿1千5百万吨”。邓先生指出“这个数字大了几百倍。1900年美国大米产量只有70万吨左右，1976年为500万吨。我们中国到1985年各种粮食加在一起计划数也不过2亿吨。这类数字关系重大，务请核对。”邓先生指出：1804年“美国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面积数没有117万多平方英里那么大。应为828000平方英里。相差太远，请核。”原稿写道：“共和党利用内战的胜利—连续执政达28年之久”。邓先生指出：“按：从1861年林肯当选到1884年共和党的阿瑟下台，一共是23年，不是28年。”邓先生指出：老罗斯福发表“大棒”演说是1903年，不是1900年。1900年老罗斯福还没有上台。而且，引用老罗斯福的话与原文也有出入，务请核对。对此类问题，作者均作了认真的订正。

邓先生又指出了译文方面的一些疏漏。比如，指出“众议院发言人应该译为众议院议长（Speaker  of  the  House）”；“公务员服役法”原文为“Tenure of  Office  Act”，可译为“任职法”。对此订正，作者予以采纳。

翻阅邓先生当年手写的78页审读意见，我禁不住思索：假如先生不是一个学者型编辑，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上述问题。

邓先生在审读意见中还率直地写道：“这次该版本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引用了几百条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话，经与作者商量，去掉了一些，还有三百多条。这种抄语录的方式，实在应该改变。以后在约稿时，应该向作者讲清楚，除了非引用经典著作不足以说明问题者外，作者应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要动不动把导师们请出来代他说话。”

书中选用的30多幅插图，也是邓先生到北京图书馆，从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画册、英、美大百科全书、美国史画册上选下来的。若干年后，邓先生这样回忆道：“她的书没有图片，都是我到图书馆去找图片,从外国图书里翻译下来，然后付排,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邓先生曾亲口对黄绍湘说：“我编你这本《美国通史简编》花的精力最大,光跑图书馆我就跑了无数次”。

《美国通史简编》这个书名也是邓先生起的。黄绍湘原先不愿意叫简编，邓先生说“范文澜叫《中国通史简编》，你为什么不能叫《美国通史简编》呢。后来她觉得和范文澜的相提并论，也觉可以了。”

对于邓先生的帮助，黄绍湘是很感激的。她在1979年12月出版的该书序言中写道:“书稿编审时，邓蜀生同志提出了宝贵修正、补充意见。”

尽管邓先生曾把《美国通史简编》喻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春美国史研究园地上开放的一朵鲜花。”但他在1978年10月8日撰写的该书审读意见中就明确指出：本书“不足以代表我国对美国历史研究的应有程度。只好期待在今后七八年内能有新人出现，写出较高水平的美国史来，出版社要积极地发现这样的人才。”正是有感于此，他随后着手组织我国美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撰写旨在能“代表我国对美国历史研究的应有程度”，集学术性、时代性、科学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美国通史》（6卷本）。

然而，要完成这一精品工程比预想的难得多！正如“邓大人”在《美国通史》（6卷本）出版后的笔谈中所袒露的那样：“从策划到合集出版，历时25年，这说明这套书从酝酿到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策划之初，参与其事者莫不以为在数年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实际操作时，才体会到由数所高校多人合撰，成书实属不易，难以要求划一的交稿时间。经过各方协商，决定先以‘美国通史丛书’名义，不拘囿于各卷顺序，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这样既可鼓励各卷编写人员的积极性，又可积累经验逐步完善，为日后出版6卷合集打下基础。”  

人所共知，2002年10月出版的《美国通史》6卷本的顺序依次为：第1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第4卷《崛起和扩展的年代，1898-1929》；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但按“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的顺序则是：《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89年6月出版（2002年4月作过修订，时间下限延至2000年）；《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1990年6月出版；《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1993年9月出版；《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1994年12月出版；《崛起和扩展的年代，1898-1929》2001年9月出版；《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9月出版。

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当以“美国通史丛书”名义——“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到2001年9月出齐，准备推出整套6卷本时，“邓大人”找到了我，希望由我完成这件美差。他对我说：“我看现在人民出版社里你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交给你做我放心。不会赔钱的。所有的编辑工作我会做好后再交给你。” 当时，整套推出6卷本《美国通史》需要一大笔资金，“邓大人”所在的东方出版服务公司无力承担。更主要的是，其时图书市场不好，有人对这套的书的赢利没有把握，担心亏大本。我是看好这套书的，无论其学术价值、影响力，还是它的经济效益。我想，“邓大人”能这样信任我、看重我，是我的运气和福分！ 我爽快地答应了这一美差，并向“邓大人”承诺，一定做好这套书，让他满意。

2011年5月9日，邓先生在接受黄安年、李剑鸣两位教授访谈时特别提及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把这几卷统一为一套，准备出一套。我跟乔还田（时任历史编辑室主任）商量，我说这套书可以到了出整套书的时候了,我的意见，你出最好。上面可以有支持。我跟他保证,这套书绝对不会亏本。还应该有盈余。他很支持。”

5月9日那天访谈时，我也对黄安年教授、李剑鸣教授袒露：“对美国史，我不懂。对六卷本美国史的评介都来自于老邓。他对确保六卷本美国史的完成起了奠基作用。这部书在美国学者看来,新观点也是不少的。我们现在啊，就是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该书的封面设计也浸透着“邓大人”的心血。他多次通过我向美术编辑转达他对封面设计的构想。鹰是美国的象征。“邓大人”希望封面上能反映这一文化特点。为了能有逼真、立体感的效果，他提供了一个10美分的硬币，因为那枚硬币上鹰的造型很美。我和美术编辑很重视“邓大人”的意见。封面上“US”字形的造型以及动感的美国国旗，也来自于“邓大人”的提示。有行家评论说，《美国通史》（6卷本）的封面是一个庄重、典雅、有美国味、体现海洋文化特征的封面。

显而易见，完成这套巨著是邓先生的人生夙愿，所以难怪他在《美国通史》（6卷本）正式出版后要发出“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的感叹！

“邓大人”在其所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一书《自序》中写道：“作为一名编辑，第一要务是要选好稿、编好书，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编与写很难分家。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却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

“邓大人”本人就是这样一位“一身二任”、集研究和编辑于一身的学者，是公认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说：“我历来主张，在研究美国史方面，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观点。中国人如何看待‘新政’、罗斯福，如果完全跟别人走，出版这样的书就价值不高，还不如直接翻译别人的东西。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正确与否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先后出版的《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等书中都力求体现“要有自己的观点”这一治学原则。

我特别喜欢阅读他撰写的《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书。1987年3月19日，我曾用“溪源”这一笔名在《光明日报》撰文——《〈罗斯福〉读后》，抒发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觉得，在“邓大人”的笔下，那位身残志坚，既挽救了美国，也影响了世界命运的伟人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给国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罗斯福》一书被时人誉为“是出自国人手笔的最佳外国名人传记。”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两个名人对话的故事。因为他们的对话，对我多年来做书有指导意义。两位名人，一位是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另一位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前社长、韬奋奖获得者吴智仁。200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李政道谈中国文化的论著。座谈时，李政道问吴智仁：“你知道我国唐朝时谁最有钱？”吴智仁回答“不清楚。”李政道又问：“你知道唐朝哪些人最有学问？”吴智仁回答“那可多了。”接着，李政道语重心长地说：“所以，你们不要把赚钱看得太重了，还是要留下一些好书给后代。”意思是说：历史、后人是记不住富人和有钱人的；但对有学问的人、大诗人、大学者会永远记住；出版社理应给后人多留下一些好书。显而易见，“邓大人”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出书境界，否则，经他之手是不可能出那么多好书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我近年来经常和社里的年轻人讲，我刚来人民出版社时，常听老同志给我讲故事，收益匪浅；现在，我也开始给你们讲故事了。我讲什么呢？我讲的就是“邓大人”、戴文葆、林穗芳、王以铸等精英们的故事，我希望社里年轻的同志能从中受益。我写本文的寓意也在于此。

                              2012年7月

（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副标题是本网转发时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