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庆作品研讨会在安陆举行

管季超0712

曹军庆作品研讨会在安陆举行
	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七届签约作家曹军庆短篇小说集《雨水》研讨会在安陆市举行，省作协负责人及著名作家、评论家梁必文、刘益善、刘醒龙、陈应松、刘富道、张洁、刘川鄂、何子英、喻向午等30余人与会。      曹军庆，安陆市文联干部，是我省近年涌现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家之一。近20年来，他坚持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收获颇丰，受到文学界关注。此次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雨水》，收录了其近年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23篇。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曹军庆小说视野开阔，构思精妙，艺术技巧娴熟，语言精炼，“以隐性的手术刀，解剖生活中残酷的现实”。专家也同时指出，曹军庆小说要进一步加强现实层面的书写和人物心理的展示。      研讨会由省作协文学院、《长江文艺》杂志社和安陆市委宣传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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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r] 曹军庆的手术刀 作  者：刘川鄂 [/td]

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平面的生活真相摆在什么地方等待作家去展示。而艺术也不是展示，而是发现。“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语）。仅仅靠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下的写作，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作家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的、自觉的精神个体，优秀小说家应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而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   　　曹军庆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他毕业于不太知名的大学，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性的隐秘真实，注重文体的自觉锤炼——一个热爱杰克·伦敦、爱伦·坡和博尔赫斯的作家，他的创作起点绝不会低。如同一个见过绝色美女的人绝不会把稍有姿色者称赞为美人一样。眼光不同了，起点不同了，艺术表现力也不同了。   　　曹军庆是我省近年涌现的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他的创作势头很猛，接连在《长江文艺》、《天涯》、《芳草》等刊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作品。他笔下的题材，无非是乡镇习见的亲情、友情，官场、情场。但其着眼点在世态中的人心变异，在爱与死中的人性探寻。简约叙事中有精心的多侧面铺垫，力图给予合理合情的安排。他尤好用陡转性情节增加短篇幅的张力，表现人性的恒常与变异。《烟灯草》（见《山花》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写长辈通奸、儿子复仇的老式故事。管家与女主人通奸，生下了孽种秦玉林。秦玉林执意要为自己名义上的父亲复仇而杀死生父。诡异的故事中却因烟灯草有两种而更复杂化了。烟灯草一种是慢性毒药，一种是打胎偏方。秦玉林误把后一种当前一种，以为管家要加害亲娘，而决绝地杀死了亲爹。他的复仇已失去了正义感，因此也失去了复仇的快感。这里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繁复人性的有意探寻。《情况》（见《天涯》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写的是一个在单位失意的男人刘科长在清洁女工面前也找不到自我的故事。可见，在一个价值多元而失范的时代，内心无根的人其精神比身体更容易阳痿。同样是写婚外情，当事人双方都期盼对方先离婚，并为对方设计了种种离婚方案。爱变成了折磨，最后却一点情调、一点爱意都剩不下了（《预谋》，见《长江文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他要解剖的是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   　　本期刊发的《什么时候去武汉》延袭了作家解剖人性的惯常风格而又增添了几分反讽意味，令人忍俊不禁而又掩卷深思。这篇小说，语言干净而有弹性，故事简约中有丰富，充满了张力。虽然开篇对我与刘不宗产生恨意的原因似乎缺乏必要交待，但整个故事是很有趣有味的。   　　有几处描写相当精彩。当 “我”明明出于“欺占” 朋友刘不宗妻张玉欣而对她假意“抒情”时，张玉欣竟然把两人过去所有的交往（包括“我”与她丈夫的交往）毫不困难毫不牵强地转换为爱的记忆。“许多微不足道的细节，被重新提起，一下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解剖人性，残忍撕裂爱情的能力。“去武汉”是两人落入“俗套”（通奸）的一个符号，却可望不可及，每每到半途却意外中止，也有几分隐喻意味。“我”因为动机不纯，偷情如同嫖娼的心理刻划，是颇见功力。   　　在作者眼中，友情与敌意不纯然是人情中对立的两极，情欲与灾祸更成为难兄难弟。“我”通过报复朋友妻的方式报复朋友，而报复的却是一个根本就不爱妻且另有相好的对象。有讽刺意味的是，刘不宗大度地容忍“我”一而再“去武汉”，他甚至知道“我”去武汉的真实动机。“去武汉”落了空。报复落了空。“我”的失落是双重的。更“黑色幽默”的是，刘不宗与女邻居兼妻子同事偷情时摔成了残废，令他致残的不是女方的合法性伙伴而是散发治阳痿广告的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滑稽可笑的？   　　“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人心也是灰蒙蒙的，连人类千秋万代歌吟的爱情也变了味。“武汉”之于张玉欣不过是能令她身心飞扬起来的空洞能指，而在她丈夫眼里，“武汉是个乏味的城市”。   　　这是一个充满了残废身心的世界——曹军庆的手术刀，冷峻、锋利、残忍。（《长江文艺》2003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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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 曹军庆 城里经常发生恶性案件,有人被杀,有人被砍。在深夜的网吧里面,或网吧门口,成群的少年相互砍杀。他们有时一群人围堵追杀另一个人,有时却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混战。夜半时分,在街头,在马路边上,此类事件不断重演。愤怒的少年们呼啸着,裤管和腰带里缠裹着锋利的砍刀。 这是少年。而成人世界,同样也会有暴力和凶杀。尽管不像少年们那样随意,却更谨慎,更隐蔽,因此也就更凶险。在娱乐场所,色情行业里,还有地下赌场,男人们因一时的疯狂而挥刀相向。以及因仇恨而酿就的谋杀,情杀,抢劫杀人,或奸杀。这是一座凶悍的城市,不知道危险会隐藏在哪个角落里。那些重复发生的事情,在民间流传着,或是常常被登在地方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 除了上述刑事案件,偶尔还会有一些其他意外,比如交通事故。有一条铁路和国道分别穿城而过。在铁路的城市部分,建有多处涵洞,涵洞是从铁路的路基下面掏挖而成。另有几处人行天桥。但是,并非所有的路口都有这类设施。有些地方只是简单地架设一道栏杆。可是这样的栏杆拦不住人,总会有人想方设法钻过去,惨剧往往就在这种时候发生。 然后是国道。穿城而过的这部分国道,干脆成了城里的一条主街道。两边耸立着住宅楼,商场,电影院和各类灯箱广告。当初建国道时,这座城市一窝蜂地向东移,迅速覆盖了道路两旁。白天要好一些,因为有值勤的交通警察,又正处在繁华闹市,那些外地的车辆大多会小心翼翼,像蚂蚁一样缓慢爬行。一到夜间,尤其是后半夜,街道顿时显得空旷,萧条。长途奔袭的加重运输车,客车,或其他各种车辆,它们哼哼着隆隆驶过,发出令人心悸的尖锐啸声。有些司机,不得不疲劳驾驶,到了夜间会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因而神情恍惚。一不小心,就会有行人被卷入轮下。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血肉模糊的躯体被抬到医院。城里因此造就了一位颇有名望的骨外科专家:莫冷度医生。莫医生非常有名。他高超的医术不是源自渊博的知识,而是来自手术台。他经年累月地伏在那里拼接残破的肢体。莫冷度长得文质彬彬,面色苍白,有着沉静甚至是冷漠的外表。他的身上,衣服和头发里,永远弥散着一股药液或血腥的气味。 莫冷度严重睡眠不足,他总是在夜里被人叫到手术室去。没有病人的时候,他会一个接着一个打呵欠,显得心不在焉。可是一到病人面前,他就睡意全消,精神亢奋。严格地说,到他这儿来的,并不都是病人,大多是伤者。总有人在犯罪。一桩桩罪行,一次次车祸。那些受伤的人,他们只能来到这里。通常,莫冷度所面对的,并不都是完整的人。有的被削去了头皮,砍掉了手臂,或挑断了脚筋。还有的捧着耳朵和鼻子。他们无一例外的淌着血。温热的血。有的鲜红,有的污黑。莫冷度从不慌乱。他接上那些碎裂的骨头,缝合伤口。有时还得接上断了的筋脉,甚至是神经末梢。这些都是很细致的活。莫冷度修长的手指异常灵巧,他在伤残者的身上飞针走线。 当然,也有这种时候,送来的人已经死了。他们当场或在路上就已成了尸体。莫冷度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清洗一下,再告诉那些尾随而来的人。如果尸体是残缺的,破损的,莫冷度也会缝合上它们。他缝合这些死者,就像缝合活人一样。 莫冷度医生赢得了巨大的名声。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他的敬业,无论何时,只要一有伤者,莫冷度随叫随到。其二是他的医术。在外人看来,那几乎能称得上是一门精妙的艺术。一堆人体的杂碎,在他手上,逐渐被复原整合成了一个人。这过程虽然漫长,却总是能出现奇迹。有些人活过来了,呻吟着。还有人重新找回了他们丢失的器官。那些刀具,止血钳,消毒液,针线和纱布,它们在莫冷度的手上,轻巧得就像是画家手中的笔。 的确如此,莫冷度把他的每一次手术都当成是在绘制一幅作品。他尽量去完美地复制。有时还不得不在某些骨头里嵌入钢板或钢条。对于碎裂了的,缺失的肢体,莫冷度总是尽力去组合,拼接它们。他喜欢呆在手术室里,喜欢和伤残者们呆在一起。 尽管莫冷度医生救治过大量濒死的人,受人敬重,但却并不是无可指责。有人说他过分冷漠,铁石心肠。对骇人听闻的罪行和人间惨剧,他都一概无动于衷。而那些悲痛的哭声,他更是置若罔闻。莫冷度穿着白大褂,戴着白色的软帽,他握着手术刀的手从不颤抖,从不哆嗦。好像他面前的血水和肉块,不是人体,只不过是他做手术的材料。指责他的人认为,他对痛苦,对罪恶,缺少应有的怜悯和愤怒。医生怎么啦?医生就不能有情感吗?他会做手术,会缝合人又如何?他这么冰冷无情,简直把自己降格成了一个匠人。而反对这种说法的人意见刚好相反,他们说莫冷度医生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职业训练的结果。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又怎么可能拿着手术刀在人的身体上划来划去呢? 总之,莫冷度是城里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在手术室。在那里,他气定神闲,镇静自若。那是他的领地。他忙碌着,或是抄着手发呆,都自有一份威仪。而一旦出了医院,莫冷度就会神态大变。他忐忑不安,总是溜着墙根走。他脚步匆匆,扭动着脖子四处张望。莫冷度曾经和陈芬芳说起过,最危险的是什么?最危险的实际上就是人。这个他可见得多了!人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和想法,每一种想法都有可能导致犯罪。你以为所有那些砍人的事,全都有某种了不得的仇怨吗?他问道。才不呢。有些起因不过是陈谷子烂芝麻的小事儿,当事人一过后就给忘了。剩下的只有被砍死或砍伤的人。只有人才会这样,恶念总在暗处滋生。还有那些偶然发生的意外,灾祸总是在你最不加防备的时候来光顾你。你的车祸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他的眼睛闪着清冷的光芒,好像那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最后,他告诫陈芬芳说,所以你要处处小心! 这么说,莫冷度确实是个胆小的人。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却并不认识他。他不愿意把自己暴露在外面。他很少出门,算得上深居简出。这大概是莫冷度医生的一个怪癖。对公众而言,必须允许杰出的人物们有怪癖。估计莫冷度对“外界”缺乏必要的信任。一出了医院,具体地说是一出了手术室,他就会感到惊恐。这应该是职业带给他的后遗症。他见过那么多的事,当他离开后,它们就会来纠缠他。莫冷度医生是一个复杂的人。同时,他的内心并不像他的外表那么木讷。相反,他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他迷恋于做手术,当他缝合伤口时,会有一种由衷的喜悦。但那些事件,所有那些阴暗的罪状,会在过后让他难以自拔。它们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他会回想起它们,因此而颤栗,他害怕!若问他到底害怕什么呢?他会答不上来。可是,他肯定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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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狗 作者:曹军庆 　　烟灯村一共有三条狗。过去是四条,后来死了一条。它是老死的。老死的意思是既没有生病,也没有被人弄死或卖掉。它老得浑身掉光了毛,最后就死了。村里的狗一大半是这么死的,没有人会去管它们。剩下的三条狗一条黑色,一条白色,另一条是杂色。黑狗、白狗和花狗,分别养在三个人家里。一人家里一条。 　　这天,吴西有照例蜷在墙角晒太阳。冬天的太阳很容易晒得人打瞌睡,但吴西有晒了一整天,却更有精神了。看见吴松山从这儿回去,他说,狗子老在叫。 　　吴松山站住了,这有什么?他不以为然地说。 　　哼!吴西有冷笑了一下,这有什么?知道它们为什么叫吗? 　　这谁知道? 　　那好,我跟你说,我看到两个陌生人进到村子里来了。 　　陌生人? 　　是啊,两个陌生人。一个横披着外套,上面的衣扣敞开着,外套看上去像是一件制服,他叼着一枝粗大的烟卷。还有一个赤着膊,只搭一条汗巾。我看见他们带走了我。我就在他们中间走着,也没怎么捆我绑我,还有说有笑的。就像他们是我的熟人,这一去不过是要到某一处吃酒。这时村里的三条狗子叫着追了上来。这一叫我才发现,我还在原地晒太阳呢,一动也没动。可是,看前面,那人分明就是我。狗子叫了一阵,我看见两个陌生人放了我,我像个影子似的往回飘。再看两人,竟不见了。 　　你是说,他们是鬼,拿你的魂来了? 　　吴西有阴沉着脸。 　　或者说,你就要死了? 　　这有什么办法?吴西有叹了一口气,后来狗子又开始叫,我又看见了他们两个人。奇怪的是,我还在他们中间,随着一起往村外走。我跟他们嬉皮笑脸的。当时,我就想,我怎么是这么一副模样呢?我真的就不知道他们是来要我的命吗? 　　真是的。 　　吴松山的胳膊、胸脯,甚至背上,都文着虎、蛇和老鹰。他整天都在镇子上混,很少回烟灯村。他老婆跟人跑了,跟一个打工的人跑到东莞去了。镇子上这几年也在搞开发,新建了好些酒店、度假村和桑拿城,还有一些地下赌场,吴松山因此就有地方好混。他黑着脸,早出晚归。有时候也会一连在镇子上呆上好多天。偶尔才回家来一趟。 　　他是不想回家的。但不回家不行,家里还有吴西有。吴西有可是够老啦。吴松山的妈都已经死了好些年头了,可是吴西有还活着。 　　对吴西有的话,吴松山将信将疑。在睡过了一个夜晚之后,他就彻底不信了。哪有鬼?勾什么魂拿什么魄?不过是一通子鬼话。可能是他晒太阳晒得迷糊了,人一迷糊就会编出鬼话来。狗子叫上一叫再正常不过了,你让它一天到晚耷拉着脸一声不吭,倒还真有问题呢。你说是不是?让狗子跟人一样皱着眉头沉思默想,那才是出了鬼呢。 　　但是,在吴松山就要出屋时,吴西有又说话了,他还是在说狗子的事。 　　吴西有穿戴整齐,袖着手,站在屋子中央说,我都听到了,你睡得直打呼噜呢,我算是看穿了,你一点也不担心。 　　我是打呼噜,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我就睡不着。狗子老在折腾,一会儿叫,一会儿又叫。它们呼啦啦地窜到我的门口,叫一阵,向着村外叫去。要不了多久,它们又一次呼啦啦扑到我的门口来。我睁着眼睛就能看到那两个人,还是他们!一个披着制服,另一个光着上身,搭汗巾。他们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也看见了我,我在他们中间,往外走。门上着闩,不知道我是怎么出去的?我老想不明白。 　　你出去了? 　　出去啦。 　　门还闩着? 　　闩着呢。 　　怎么就出去了呢? 　　还不是他们。 　　那俩人? 　　狗子追着他们叫。 　　这狗子,晚上也叫? 　　嗨,你能怪狗子吗?吴西有说,后来狗子再叫的时候,我就不睁开眼睛,我把眼睛闭着。可是闭着眼睛我也能看到他们,他们带着我往村子外面走。 　　这么说,你一宿没睡? 　　还睡呢,看着自个儿一回一回地被带走,能睡吗? 　　吴松山沉思着,说好吧,我来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吴西有冷笑着,他们早晚要带走我的。只不过我要把这事跟你说一下,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呢? 　　 　　出了门,吴松山显得很烦躁。今天就不去镇上了。得留在家里解决这件事情。要说办法呢,其实他早就想好了。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村里所有的狗子都杀掉。所有的狗子也就是三条,不用费多大劲。没有狗子了,当然就不会有狗叫。没有狗叫,想必他也就不会再看到那两个陌生人了。那两个人,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如果真有那两个人,一个披着制服,一个赤着膊。若是突然没了狗叫,他们就会偷偷来到村里,再偷偷带走吴西有,这不是更凶险吗?吴松山有过片刻的迟疑,但很快就否定了。这当然是鬼话。哪有这种事?吴西有肯定是老糊涂了,才会这么想。一旦村里没了狗,没了狗叫,吴西有就安静了,也就什么都看不见啦。 　　何小池的家在村子顶东头。那儿有一片竹林、一块坟地和一口水井。水井紧贴着竹林,靠在村子边上。穿过竹林,往上面的坡上走个十来步,就是坟地。村里的人,共吃着这口井里的水。死去的人呢,又都埋在上面的坟地里。 　　所以,何小池的家门口,是村里人的必经之地。那只黑毛狗,就蹲在这儿。 　　吴松山来到何小池家时,他们还在吃早饭。何小池和卫冬芬各自捧着一只大海碗,里面堆着颗粒毕现的油盐饭和咸菜。一人坐在屋里的板凳上,另一人则坐在门槛上。吴松山横着膀子走进来。他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带进了一大块阴影。 　　看见他,何小池赶紧站了起来。他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和他不同,卫冬芬却是村里的大烂货。她和好多男人都鬼混过。这时她仍然坐在门槛上,对着吴松山笑嘻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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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三题
2008年06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 06:25

敬畏生命     一群蚂蚁，能吃掉一头老死的大象么？结论是肯定的。当蚂蚁们嘁嘁喳喳、年长日久的咀嚼并且搬运着这头大象时，我不禁毛骨悚然。于不经意间，我充分的感悟到了生命的强大和渺小。     然而，在大象的生前，它会预知到这样的未来么？这是不可想象的。它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森林、旷野、雄狮和猛兽。它缓慢而笨重的行走着，它当然很难意识到蚂蚁的存在：这些像沙子一样小的微弱生命，它们蠕动在尘土和草梗里，在大象的足趾间溃散和逃逸。     蚂蚁的世界里，大象喷一鼻水，就是冲天洪水。跺上一脚，就是强力地震。而蚂蚁的这些灾难，在大象那里不过是打了一个喷嚏、并且正好从这里路过。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蚂蚁们正在咀嚼大象。这一场景的背面，是一片黑黝黝的森林。正面，则是一条闪亮的河流。而大象，正倒卧在这面斜坡上。这面斜坡，绿草如茵。阳光从天空洒落。这是一个温馨的时刻，蚂蚁们的咀嚼和劳作显得平和而又不慌不忙。嘁嘁的响声，更显出了四周的寂静。     可以想象，大象是在穿越这面斜坡时，突然倒下去的。这面斜坡，它曾经无数次的穿越：它去饮水，然后返回森林。但是，这一次它倒下去了。它眼睛里的光亮慢慢褪去，意识也随之飘散。     在静静的观察了一些时日之后，一些蚂蚁开始试探着向它爬去。然后，所有的蚂蚁蜂拥而至。     终于，大象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骨架。骨架闪着白森森的光，上面的皮肉被剔剥得干干净净。它是这样的干净，甚至在上面无法找到一根肉筋。然后在某一天，一阵风袭来，骨架轰然坍塌。它因此变成了一堆真正的兽骨，一堆野骨，不再有大象的造型。     后来，有一位路人经过这里。他捡起两根象骨，相互敲击着。象骨发出梆梆的、像干劈柴一样的响声。路人自言自语的说：“嗬!真干净。”     我就是那个路人，面对那堆兽骨我坐了下来。我吸了一支烟，沉思良久。当然，这些都是我的遐想。我因此而感到震惊。无论如何，也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敬畏生命。在生命的世界里，就连一只蚂蚁你都不能忽视。（曹军庆） 真 相                                                               一件事，可能有几种真相。这是就表述而言：再准确的表述，也无法使某一事件的过程真正再现。比如你刚参加了一个饭局，你有可能会对妻子说，你的邻座是个男人（其实她是女人）。你还有可能会对一位朋友说，这次饭局的主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其实他非常普通）。那么，对你妻子来说，这是一种真相。而在你朋友那里，这是另一种真相。如果不被戳穿，这两种真相将得以并存。     当然，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例子。里面有一点欺骗，还有一点虚荣和夸饰。但它并不对谁构成伤害。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和赵金禾先生在六福庄园散步时，他对我讲了这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打电话的朋友说，我很想登门看望你，但我出差了，现在还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只好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那时候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并不多，接电话的朋友刚好换了一部这种座机，上面显示的号码证明他还在本市，而且就在自己家里。接电话的朋友笑着说，你在几千里外的地方还记着我，真谢谢你。     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居然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     这个例子同样无关紧要：一个人正在篡改某件事，另一个人知道他在篡改却假装不知道。 再来说第三件事。男人（A）和女人相爱了很久，后来分开了。这时男人（B）出现了，他是他们共同的朋友。为了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使他们重新和好如初，男人（B）想尽各种办法劝说他们。在劝说过程中，男人（B）竟也爱上了女人。这让他痛苦和羞愧。他没有流露这份感情，而是更加努力和热情地劝说。尽管他所说的一切全都言不由衷，但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他们再度相爱。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对抗他自己心中的“魔”。     问题是，女人同样爱上了男人（B）。他说话时的神态、语气，无不让她心动。女人也不流露这份感情。为了长久保持接触、听他说话，女人一直含糊其词（并不表态）。她不愿意和男人（A）和好的原因，无非是在拖延和男人（B）交往的时间。听他说话真是一种享受啊，她愿意永远听他劝说下去。可是后来这种状态对男人（B）是一种摧残，他越来越没有耐心，脸色苍白，神情紧张，时常莫名其妙地大汗淋漓。女人并不知道原因，但她心疼这个男人。她想，没有必要拖下去，他太辛苦了。于是，女人答应了他，答应回到男人（A）的身边。     这件事的结局是：在无爱的前提下，女人和男人（A）重归于好。她这么做的真实原因是不想让男人（B）为难，她仍然悄悄地爱着这个人，一想到他，女人就感叹，他对朋友真是忠诚啊。每想到此，女人就黯然神伤。     另一方面，男人（B）远远地看着他们。他心中对女人的爱并没有熄灭，但那内部的火焰，只能烧灼他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桩被修复好了的爱情，这可能是件善事。但这只是被我们看到的一面，而它的背面，有些东西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曹军庆） 支 撑                                                                          一位朋友的家庭出现了危机。在那段时间里，好像这位朋友的精神都垮掉了：他脸色苍白，思维迟钝。对他来说，生活就像梦游一样。     我为这位朋友而担心，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从这种困厄当中超拔出来。因为在我看来，来自家庭的苦难不知磨掉了多少人的锐气，也不知毁掉了多少人。毕竟，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些隐秘事件，你无法帮忙，也无法真正地介入。你只能默默地关注，或者为之祝福。苦难就像火焰一样，在他的内部燃烧。     大约一年之后，我发现这位朋友已经顺利度过了他的危机：他看上去精神饱满，气色红润，说话底气充足。这正是他过去的模样。他恢复得很好。     在一次聚会时，我和这位朋友谈了很久，我问他，是怎样解决这场危机的？     他的眼睛直视着我，异常坦诚地告诉我，因为他刚经历了一场婚外恋。     朋友的回答让我惊讶。我以为：从爱的角度来说，夫妻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任何外来的情感，一旦涉足这个世界，只会加速它的瓦解。而不会相反，比如说有利于它的修复。这是两人世界的排他性所决定的。     但是，朋友说，你忽略了另一点。     因为这段婚外情，朋友突然觉得他对家庭有了更强的责任感。尤其是，他的心里对妻子怀着愧疚心理。每次回到家里，他都变得小心翼翼，精心地呵护着她。因此，过去危机四伏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温馨而有情调。     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朋友是这么分析自己的，他这么作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对不起妻子，所以要尽量地迎合她、补偿她。第二个原因是，他害怕这件事露出破绽，被她抓住把柄。朋友在说到第二条原因时，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一下，他知道我的想法：毕竟这种心理有些阴暗。     另一方面，朋友在家里也变得宽容大度了。过去不能容忍的一切，现在全都变得微不足道，可以容忍了。因为他的心里还有一条底线：这就是在婚姻之外，他还有一个支点，一个支撑。无论他受到了怎样的委屈，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排解。     朋友的这些观点我不怎么赞同。我总觉得这么做无异于饮鸠止渴，或是因为头痛而吸服鸦片。它的结局无疑是致命的。     而朋友告诉我，他现在已经结束了这场婚外恋。他说，其实偶尔的一次情感冒险，也许不会造成大的伤害。     我苦笑了一下。不管怎么说，这位朋友是幸运的：因为在类似的经历中，的确还有另外一些悲惨的例子。（曹军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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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之际

                                                            曹军庆

    一片白色，纯白，无边无际。像是阳光、雪或布帛。处于静止、同时也是静音状态。它是空间，也可以说是时间。凝固，混沌，迷迷蒙蒙。一架秋千，垂挂在中间。这架秋千是什么悬垂着它呢？看不见。也许什么也没有。它就这样被垂挂着。一架孤零零的秋千。秋千荡到这边，又荡到那边，上面坐着王作春。王作春72岁，正在病故。
    他马上就要死去，但还没有死，就是这种时候。一个正在病故，又还没有立即死去的人。呼啸的白色。王作春的大脑非常清晰。在动荡的白色之中，他看着两个世界。一边一个。秋千荡着他。也不是秋千，或者说秋千是病床的形状。王作春不应该是坐着，而是躺着。但不是，它就是秋千。
    在那边，他看见杜丽雅满脸泪水地望着他。那些泪水像小石子，在地上砸下一些小坑。一滴泪水，就可以砸下一只小坑。那些坑坑洼洼，就围绕在她的双脚周围。新的泪水还在往下滴落。她怎么就有那么多的泪水呢？4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吗？
    而这边，妻子儿女，孙子孙女，还有外孙外孙女，他们都围在床前。王作春扫视着他们。妻子在哽咽。她用手绢一下一下地擦着眼睛。儿子和女婿全都吸着烟，烟雾笼罩着他们的脸。其他的人都低下了头颅，像是罪犯。只有一个孙子焦躁地转动着脑袋，他的心事肯定在外面，他在想别的事情。王作春冷笑着，不停地冷笑着，这些人，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你终于来了，杜丽雅说。
    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少年？
    王作春很想说对不起你，但秋千一荡，杜丽雅就不见了。他为此感到羞愧，不得不费力地荡着，他好一阵头晕。
    秋千荡得太快了，它无法被固定下来。
    你总算是来了。杜丽雅说。
    她还是28岁时的样子：年轻，洁净。在一座桥下迎风而立，裙裾飘飘。这是一座拱形桥，两边有着长长的引桥。
    可是，王作春极不情愿地发现自己是这么老。他头发灰白，牙齿脱落。他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的，40年啦，40年是可以随便把一个人改变掉的。王作春打算解释一下这件事，又觉得不太有说服力。杜丽雅也是40年，怎么就没变呢？
    你醒过来了。
    现在是妻子的声音，声音里透着喜悦。都是秋千。
    她说，你要不要喝一口鸡汤？牛奶？或果汁？
    她向前弯着腰。
    王作春说，是秋千荡了回来。
    他知道没人听到这句话，也没人能听懂。所以只是动了动嘴唇。他们知道什么是秋千吗？知道白色吗？还有，他们知道眼泪是可以在地上砸出小坑来的吗？他环视一圈身边的人，这些人已经很累了。他们的脸上有一层相似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装出来的。
    想办法吃一点吧，啊？妻子说。
    吃？哼！我只想吃药，药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不是要治病的那种药，我想吃的药就是服毒。你知道的，40年前我就服过了。不过，现在用不着了。再也用不着了，王作春心平气和地说着。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长一段话。事实上他并没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只是仰面躺着，脸部浮肿，呼吸细若游丝。
    不吃？也好，那就静躺一会儿吧。你的病会好的，早几年也病过这么一回，不是就挺过来了吗？妻子的声音在高上去，明显不是说给他一个人听。
    会好的？都这时候了，还要骗我呀？王作春又一次冷笑着，眼角竟滚出两颗泪来。
    你们看，他哭了。他一定是不想死，他明白着呢。妻子说着，帮他拭去泪水。
    王作春也不知道泪水怎么就出来了？他冷眼旁观着周围：一个儿子在低声打手机。另一个媳妇则在补妆，正往唇上抹口红。小女儿和谁在窃窃私语。那个转动着脑袋的孙子，这时安静了，他在打瞌睡。这就是他们，王作春充满鄙夷地想。
    这些年，我就等在这儿。
    杜丽雅的脚下，尽是网眼似的小窟窿，那是她的眼泪砸出来的。它们密密麻麻，一层叠着一层。要多久才能砸出这么多呢？
    其实，40年里的每一天，我都想来的。我下了无数次决心，但是——。
王作春很快地说着，极力要让杜丽雅明白他的心事。他必须加快语速。否则，他一句话只说到一半就会被带过来。
    杜丽雅也听不见他说的话。这真是奇怪。她和妻子他们一样，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她侧着耳朵，是听不见呢，还是听不懂？为什么王作春能听清楚呢？她说，这些年，我就等在这儿。那么，这儿又是什么地方呢？王作春打量着。
    像个怨妇，杜丽雅。她穿着白裙子，站在桥下。好像怨妇或弃妇都习惯于穿白裙子。唱戏的就是这样。所有的戏里面，都是如此。那些怨妇们都穿着白裙子，而且还披头散发。可是，是谁抛弃了杜丽雅呢？当然是我，王作春心痛地想，不是我又是谁？
    你来了，她说，我就知道你不会失约的。
    不会，我哪会失约呢？
    可一想不对，王作春说我还是失约了。但我不想失约的，即使是后来我也想过各种方式。各种方式，却都没能成行。惭愧的是，我居然得以寿终正寝。我为什么要寿终正寝呢？这是我的错，我的污点。真是的，见到你我觉得无地自容。
    这些话杜丽雅也听不见。王作春很着急。真是滑稽。两边都一样，都听不见。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只能说给自己听。都怪这秋千。它荡来荡去的。可能他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归宿。但是他能听见，他什么都明白。两边说的话，都能传到他的耳中。
    我等了40年啊，这才看见你的身影。
    我当然想来，王作春几乎是在大声喊叫。
    杜丽雅甩着长长的水袖。白色的水袖抛到了半空。
    40年啊，她说。
    王作春注视着她的脚下。那些小坑。它们都是被她的泪水砸出来的。但是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密密麻麻的小石坑。如此说来，杜丽雅的眼泪就不是小石子啦。不然的话，它又怎么能在坚硬的石地上砸出小坑来呢？但王作春分明看见是它砸出来的。她的眼泪一掉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坑。无声无息的。也许她的眼泪变成了火焰，她站立的地方是纸质或布帛，只要一烫就是一个窟窿。
    我一天不落的都在这儿。
    都怪我啊，我真是惭愧。自从我被救下以后，我就被迫活着。在别人看来，我活得还不错。我扮演着多种角色。这不是我想做的，可没了你，我又能做什么呢？总之，我成了好丈夫，好父亲。这些玩艺儿像绳子一样捆着我。好在绳子马上就要松开了。你也看见了，我很快就会过来。
    你看，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来得这么齐真不容易呢。就算过年也没这么齐过。你要说点啥就说吧。妻子说。
    打手机的，不再打。补妆的，也没补。窃窃私语的，不再说话。打瞌睡的孙子，也适时地醒来了。他们一齐转过头来，都看着王作春，就像看着一只怪物。濒死的人都得说吗？他们到底要听什么呢？是听真话，还是听千篇一律的那些话？
    我想说这些人拖累了我，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是的，他们拖累了我。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孩子呢？儿子有了孩子，女儿也有了孩子。估计等我死了以后，他们会变得更多。更多还会变得再更多。他们排着长队，我都望不到边。他们都是我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还有你。正是因为你们，我才会失信于人。
    王作春气乎乎地说着，心里很愤懑。
    但从外表上看，他毫无声息，显得无动于衷。
    还是说点好。
    说什么呢？说我无耻地多活了40年？说杜丽雅在那边等了我这么久？她的眼泪把桥下砸成了蜂窝似的小石坑？说这些你能明白吗？你不是要我活着吗？我可是如了你的愿。
不能说，那就写吧。
    妻子递过纸笔。
    她也不容易，妻子。她做了几十年的戏，还要往下做。好在戏就要谢幕了。王作春一死，人世间的这出戏就永远演完了。
    我不写，不就是遗嘱吗？临死的时候就让我特别一回吧。可以老老实实地活着，未必还一定得兢兢业业地去死？都写我也不写。
    王作春断断续续的目光在天花板上飘荡。
    总得给孩子留下些？
    妻子不依不饶地等着。
    王作春干脆闭上眼睛，他闭眼睛的力气还是有的。
    40年前，是哪一天呢？王作春记得。就像是发生在昨天，或是今天。他和杜丽雅有一个约定，他们要在下午3点30分同时服下一种农药。在各自家里，同一时间，服下同样的剂量。王作春重又回到了那一时刻，他看到一个男人瘫倒在地板上，但微笑着。那男人正是年轻时的他自己。他再一次嗅到了剌鼻的药味。可是，这时候妻子回来了。
她应该是正在上班的，怎么会回来呢？这一直是个谜。
    后来王作春问过她。他说，你上班时，为什么要回家呢？
    但是，妻子没有回答他。
    这时，她推门进来了。看到在地上挣扎着的王作春，她只是皱了皱眉，一点也不惊慌。看她冷静的样子，似乎是处理过很多次类似事件。
妻子说，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不，我不去。
    王作春继续在地上翻滚着。
    妻子于是跪了下去，看在孩子的份上吧。
    她的头顶在地上，身体弓得像一只虫子。
    她总是拿孩子挡在前面。孩子一个个都大了，他们现在就在病房里。他们的表情木然，冷淡，就像是在办公室里料理一件公务。王作春猜想，他们一定在盼着事情早点完结。肯定是这样，人总会死的嘛，后面的丧事将更繁琐，够他们受的。早点完结，可以尽早恢复他们原有的生活。父亲（或祖父）之死，只是一个插曲而已。
    你一定会来的，杜丽雅说，下午，3点30分。
    秋千。它荡着。它就没有停止过。
    她又一次高高地抛起水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手表她也戴过去了。那是一块样式陈旧的手表。女式。上海牌。
    我是看着时间服药的，王作春解释说，这一点我没骗你。我那天没去上班。我躺在地上，头朝着你家的方向。一到3点30分，我就把药灌下去了。
    王作春清楚地记得，为这事，他和杜丽雅商量了很久。杜丽雅担心事情早晚会败露。王作春也有同感：纸总包不住火嘛。
    已经开始有一些风言风语了。杜丽雅说。
    好像是。王作春想了想，觉得是这样。
    当时，王作春是一名国家干部。而杜丽雅则是犯人的妻子。这样的私通，肯定是黑暗的。他们翻来覆去地想，也看不到一点前途。
    最后，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杜丽雅说，在这边做不了夫妻，就到那边去做吧。
    行啊，王作春丝毫也没犹豫。他说，就到那边去做吧。
    农药是杜丽雅购买的。她是售货员嘛，有这方面的便利。她把一瓶农药分成了两半，一人半瓶。他们不想死在一起，那样会坏了他们家人的名声，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只要时间一致，在各自家里也一样。这主意是杜丽雅想出来的。
    杜丽雅说，来，我们约定一个时间。
    时间就被约定了。3点30分。
    我在等着你。杜丽雅说。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过去。我妻子就回来了。她为什么要回来呢？这件事是个悬案，它一直都纠缠着我。我不知道原因。
    去医院之前，王作春有过片刻的清醒。他记得曾提过另一个女人。他告诉妻子，还有一个女人，和他一样，也服毒了。
    他说，那她呢？
    她？
    妻子一下子就猜出了她是谁，杜丽雅吧？
    看来妻子是了解内情的。正如杜丽雅的猜测，外面的确已有了风声。但是，妻子怎么从来就没有提过呢？连旁敲侧击也不曾有过。如此说来，她真是一个有城府的女人。
是吧。王作春说。
    就让她死吧。
    对妻子的回答，王作春作不出任何反应。他的记忆到此为止。因为他已气息奄奄，意识完全陷入模糊。接下来的事情，与他无关。
    在医院，医生护士忙忙碌碌地为王作春洗胃。而妻子，则对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澄清这件事。那是些围观者。
    她说，她丈夫真是昏了头，中午喝完了半瓶酒，还要喝，竟把另半瓶农药也当成了酒。不分青红皂白就喝下去了。看看弄成了这样。
    妻子确实厉害，她的说法成了最后的定论。人们说，王作春这个酒鬼可真能，什么都敢。农药也能当酒喝。在王作春恢复了以后，这成了他身上的一大笑柄，被广为流传。
    同一天，杜丽雅在自己家里服毒自尽。警方证实，她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包括遗书。这个美丽的女人，她是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她的丈夫在监狱里服刑，一个贪污犯。有关她的美丽，她的孤独，和她不明原因的死亡，人们议论了好长时间。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另一个因喝酒而误中毒的男人。
    据称，杜丽雅还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事实上她的丈夫在监狱里服刑已有一年多了，接近两年。毫无疑问，正是腹中的胎儿导致了她的死亡。一个淫荡的女人，一个“生活作风”腐朽的女人，这个罪犯之妻，她显然是“自绝于人民”。
    王作春是知道这名胎儿的。恰恰是这一事实，使他们下定了一同赴死的决心。
    但是，王作春被救活了。他逃过了死亡，也同时避免了一起丑闻被发现。这名当年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得以体面地幸存下来。
    是妻子反复地言说，给王作春定了性。她说，王作春酷爱喝酒，酒就是他的命根子。
    醒来后的王作春也只有顺着她的意思，认可了这一说法。一个弥天大谎就这样做成了。谎言遮蔽了真相，没人刨根问底。
    妻子很有心计。她从不追究王作春。甚至也不问一下，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仿佛他真是把农药当成了酒。而且，她还鼓励王作春活下去。她总是会在他的面前提到孩子们。她说，我们的孩子。正因为如此，从那时起，他们又多生了两胎。
    王作春平安地度过了一生。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不过，现在就要结束啦。
    要到许久以后，王作春才会知道。当他被送到医院时，医生对妻子说，如果晚来一分钟，他很可能就没命了。
    后来王作春一直在想这一分钟。一分钟是60秒。他怀疑自己在约定的时间里是否迟疑了一会儿？哪怕是一小会儿？他端起药液准备喝下去时，因为手的抖动而需要定一定神。正是这一定神恰恰导致了瞬间的迟缓，大概就是一分钟吧？而妻子的突然归来又意味着什么呢？这里面也有一分钟的问题。如果她晚回来一分钟又会怎样呢？
    先是迟疑，接着妻子毫无来由地回家。嗨！前后合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阴谋。巧合？抑或根本就是合谋？
    得告诉杜丽雅。一定。
    杜丽雅还站在那儿，白裙子，流泪。她的脚下，出现了更多的小窟窿。我就知道你要来的，她说，你不会失约。
    可是，我迟到了一分钟。
    王作春对这一分钟耿耿于怀，一分钟使我晚来了40年。你看我，就因为一分钟，就弄成了这样。王作春难为情地咧着嘴。
    你以前从不曾失过约。杜丽雅说。
    妻子哭丧着脸。她肯定还在计较王作春没能留下遗嘱。
    你没有必要这样子，王作春说。我都按你的要求做了，做了40年啦。做得好不好，总算是做了，你还要怎样呢？
    看一遍孩子们，王作春发现已经有几个人在打呵欠了。漫长的等待，让他们疲惫。我只能做到这样，他说，我不欠你们什么了。再看妻子，我也不欠你什么了。
    我只欠一个人，欠了40年。
    这时，杜丽雅向王作春走来，她张开双臂。水袖在她的身后拖曳着。她从桥下走上引桥。走上那座拱形的桥。大约要在桥的中端，她才有可能和王作春相遇。王作春看到她的脸庞开始生动，有了变化。确切地说，那上面在快速衰败，皱纹顷刻间爬了上去。她老了，和王作春一样老迈，成了一个老太婆。在她走向这边的短短几步里，4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也可能是另一种情景。当杜丽雅向王作春走来时，王作春也在向她走去。他走上了这边的引桥。秋千不见了。他正在逼近杜丽雅。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变得年轻，皱纹一根一根的从那上面剥离，腰杆慢慢挺直，脚步轻快。这是他40年以前的样子，他回去了。没有多少人能回去，但是他回去了。40年被他几步就走过啦。
     看这样子，只要到了桥中间，28岁的杜丽雅和72岁的王作春就可以重逢了。或者相反，重逢的将是32岁的王作春和68岁的杜丽雅。
    王作春笑着，并保持着一个固定的笑容。
    妻子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宣布说，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和祖父走了。
    病房里很安静，所有的人都被迫在这儿面对同一件事情。虽然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但很多人还是显得手足无措。
    只有妻子依然冷静。
    她说，现在，你们哭吧。
    说罢，她率先哭了起来。她的声音高亢，哀伤，突如其来。

    曹军庆 湖北作家 该篇小说获得了2006_2007<<长江文艺>>首届完美(中国)文学奖

管季超0712

什么时候去武汉

■ 曹军庆

《长江文艺》2003年第09期　　浏览 人次

刘不宗是我的仇人。但是，表面上，我们又是朋友。这种关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喝酒、打牌，或者搓背，看上去一团和气。实际上，在我心里，我巴不得他一出门就被摩托车撞上。估计他可能也经常这样想我，这我知道。 　　要说，刘不宗对我还是挺好的。无论在谁眼里，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几年。想想看，一对朋友十几年了还没有公开反目成仇，这已经很不容易。我没有理由恨他。可是，当我在某一天夜里突然意识到他早就是我的仇人时，我着实吓了一跳。而且，我还发现这一仇恨根深蒂固，与日俱增。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而我是这样一种人：一旦恨上了谁，就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搞他一下。对刘不宗，我搞他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想办法打他老婆的主意。作为朋友，我知道他们夫妻和睦，张玉欣又是一位大美人。相信如果把她弄到了手，对刘不宗的杀伤力应该是最大的。古人云，朋友妻，不可欺。我偏偏要反着来。 　　张玉欣毕业于医学院，眼下在一所性病医院当医生。医院坐落在城东地区，这一地带密布着名目繁多的发廊、洗脚城和歌舞厅。医院有一个还算好听的名字：回春。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天下午。严格地说，回春性病医院只能算是一个诊所。里面的房间都很狭小，好像是用夹板隔出的小间。这样的格局比较暧昧，看上去有些像美容厅或按摩城，只是没有那么多的单人床而已。而弥散在空气里的气味，几乎是一样的。看得出来，这里过去是一个小酒馆，后来被改建而成。张玉欣坐的地方，大概是原来吧台的位置。 　　外面是哗哗的大雨。我脱下雨衣，雨水使它闪闪发亮。张玉欣刚从里间出来。她摘下塑胶手套，在水槽里洗了洗手，然后坐到桌子前开处方。张玉欣看了我一眼，说，刘不宗不在这儿。 　　我不找刘不宗。 　　我把雨衣搭在臂弯，坐在墙边的长条凳上，长条凳用钢管和螺钉固定在墙上，有点像小车站里候车的地方，或派出所的置留室。张玉欣不再理我，继续开她的处方。在她身后，又出来了一个男人，男人正在掖裤腰带。他的脸上，有一种很痛苦的表情，张着嘴巴，不停地吸气。张玉欣曲起指关节，梆梆地敲着桌子，不耐烦地说，你不要呼哧呼哧的好不好？ 　　男人显出羞涩的样子：我难受嘛。 　　张玉欣更不耐烦：难受？你又不是牙疼。 　　现在，张玉欣向我转过身来。她的桌子和高背椅都很高，在我面前高高在上。这使她和我说话时，明显的是俯视。男人已离去，他在出门时刻意挺了挺腰板。我说，这人脸色晦暗，可能是患上了肺病，或肝病。 　　张玉欣冷笑着：一出这个门，他就会恢复如初，要不然，你跟出去看看，保准他比谁都健康着呢。 　　我望着门外的雨。怎么想到来这里？张玉欣问道。 　　也就是看看你。 　　看病？ 　　张玉欣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瞟向我的裆部，我赶紧夹了夹腿，说不，我没病。 　　听说我不是来看病的，张玉欣的兴趣减了不少。刚才的热情明显消退了。她挪了挪椅子，只用三分之一的正面侧对着我。 　　来之前，我喝了足够多的酒，它们在这时候起到了作用。我浑身燥热，说，今天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多年来我一直暗恋着你。这句话我脱口而出。接下来，我又说了很多和这个意思一致的话。我的策略是这样的：总之，我要仗着酒劲把一切都说出来。能成则成，不能成也无所谓。我又不会有什么损失，反正都是假的，就当是一通笑话。 　　没想到，张玉欣在听我说这些话时竟陷入了沉思。她重新把整个正面又对着我，认真地审视着。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做了肯定的答复，并且把表情调整得非常诚恳。 　　你是说，暗恋我？ 　　张玉欣将信将疑的，再问一遍，她当然指望得到我的确认。 　　这一次，我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很忧伤地反问了一句：我很贱，是吧？ 　　张玉欣脸上露出羞色。难怪，你总是缠着刘不宗，原来是因为这个。 　　我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往下分析：当然，我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接近你。 　　张玉欣难为情地笑了笑。真是的，哪知道啊？我还一直讨厌着呢。 　　就是。 　　再到一起时，我们热衷于回忆往事。许多微不足道的细节，被重新提起，一下子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张玉欣回忆道，当他们旅游结婚回来时，我去车站接他们。在看见他们走下车厢的一瞬间，我整个人脸色苍白，神情痴呆。我本人也参入了对这件事的回忆，我补充道，当时，我恨不能扑上去，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张玉欣笑着说，你那样子很可笑。再往后，张玉欣接着回忆。她认为我帮忙拿她肩上的行李时，一只手触碰到了她的胸部。她当时还这样想过：这个人真鲁莽啊。我显得很激动，承认这么做是有意的。我说你的胸部绵软柔和，回去后我把触碰过的手指长久地含在嘴里。这样类似的细节还有不少，忽然都记起来了。我们乐此不疲。通常是一个人的叙述，启发了另一个人，又钩出新的内容。我们互为补充，彼此深入。这才发现，在平庸的日常生活里，居然掩藏着那么多的痴情。 　　但是，像这样长时间的清谈，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比较含蓄地说到了这个意思。张玉欣正在努力回想我打过的一次电话，她坚持认为一听到她的声音，我说话都不自然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找刘布宗。张玉欣笑着说还从没有人把刘不宗叫成刘布宗的。我不得不把刚才的想法再说一遍，而且说得更明确了一些。张玉欣被迫中止了回想，她显得很失望，脸上的表情有片刻苦恼。我注意到她支在桌上的两只手这时拿了下来，搁在大腿两边。是不是，她问道，男人最后都要落入这个俗套？ 　　俗套？ 　　也就是通奸吧。 　　张玉欣看着我，尽管听起来有些难为情，但她说得的确有道理。我没有办法否认，只能说，好像也不是坏事吧？ 　　是不是——她又问——所有关于爱情的表达，都不过是通奸的借口？ 　　张玉欣目光锐利，口气越发咄咄逼人。我鼓足勇气，回望着她，想了好久，才慢悠悠地说道，事实上，所有的爱情最终必然都会通奸。 　　我的这一回答可能说服了张玉欣，她有些垂头丧气。之后，她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根。女人脸红意味着什么，我当然不会不知道。因此，虽然我还坐在长条凳上，但已经在跃跃欲试。 　　张玉欣把头发往脑后掠了掠，眼睛羞答答地望着别处（水槽的方向）。她说，即使真要这样，我们也不能在这个地方。 　　我一下子没能明白她的意思，这个地方？ 　　我痛恨这里，张玉欣明显变得愤慨。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喷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 　　不至于吧？我觉得张玉欣好像太过激烈。 　　一想到过去医学院的同学，我就难受。他们大都留在武汉，一部分去了广州和深圳。张玉欣叹了口气，语调沉痛而伤感。他们对我已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往后，恐怕只能从电视剧或书里面才能看到他们的生活了。 　　也是，我表示同意。 　　再看看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些人。那些狗男女们，他们自以为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鬼鬼祟祟地干一些勾当，能有什么质量？看到他们，你还能有这种心情？ 　　我有些不好意思，说，就是。 　　一定要做的话，我们就去武汉。 　　武汉？ 　　是啊，武汉。 　　看来，张玉欣并不反对和我通奸。问题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考虑她这么说的意思：估计她更重视过程，或者，她需要一个类似于仪式这样的东西。再或者，她看重的是质量和品位。总之，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期待。单单用占了便宜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还远远不够。看着坐在桌前的张玉欣和她一张淑女似的脸，我意识到，可能无意间，我掘开了一座宝藏。 　　往下，我们开始了具体的讨论。 　　张玉欣表现得很神往。她说，在武汉，我们可以手牵着手去逛商场，逛步行街。保证不会被任何一个熟人撞见。然后还可以去吃西餐，喝咖啡。 　　实际上，这些都是电视剧里的婚外恋场景。张玉欣脸上放着光彩，如数家珍。而我，已开始担忧起钱袋。但我假装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毕竟这种时候并不多。而且，在这个时候考虑到钱，的确不合时宜。我觉得有些惭愧，因而故意迎合她，说这才是情调啊。 　　偶尔，我们也能疯一下，比如，去蹦的。 　　当然。 　　还有，在大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在梧桐树旁，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接吻。不管那些行人，也不管过往的车辆。 　　可能，张玉欣已经提前进入了这种状态。她眼睛????，表情痴迷。 　　那么，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成了人影憧憧。 　　还可以，张玉欣仍在继续：到公园深处，躺在草地上，听一阵音乐；或者不听音乐，也不说话，就那样无所事事，懒散地躺着，把头搁在对方的腿上。 　　我感到某些地方不对劲，这和我的初衷相抵触。听张玉欣的叙述，似乎不过是在延续医学院学生时期的一场恋爱。而我，原始的动机就是通奸。我适时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大概是我突然打断了张玉欣的遐想，她明显有些不高兴，人也一下子变得阴郁。但她还是答复了我，她说，在武汉，旅馆多的是。 　　现在，去武汉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这里是县城，武汉是省城。从这里去武汉，每天有几十趟车，还不包括那些过路的。公汽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趟。去武汉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要和张玉欣一块去却困难重重。首要的麻烦是时间。张玉欣要么值白班，要么值夜班。她的工作很忙，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多人患性病。我要她请假，或者调休，她答应了我，却总在拖延。她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有时候，我几乎怀疑她是否在搪塞我，比如，已经说好了由王小燕替她的班，可是王小燕突然病了。这样的事情出现一次还有可能，多次出现是否说得过去？张玉欣看到我忧心忡忡的样子，也不好受。她说，王小燕确实身体不好，她没能怀孕，每天吃一些奇怪的药，所以把身体弄得虚弱了。那么，还有刘德安呢，刘德安就不能替你？刘德安么，张玉欣鄙夷地笑了一下，我还是觉得王小燕好说话。至于刘德安为什么让她用这种表情笑了一下，她并没有明说。 　　除了时间，还有一种麻烦。张玉欣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坐同一辆车，必须前后两辆车错开，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也许一车人（包括司机）都认识我们。那样的话，我们还没有从武汉回来，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张玉欣说，她非常看重名誉。 　　我没有心思做其它事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到武汉去。好多先前的朋友找我玩，都被我拒绝了。刘不宗每天也要打我几个电话，我的回答千篇一律：我要去武汉。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对武汉感兴趣。武汉是什么鸟地方？武汉人没一点意思。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说，我有事。他们就不再往下问。有时候，我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问一问。如果问的话，我就会欲言又止地支吾过去。给他们一些思考的余地，我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他们一眼看到了底。 　　张玉欣终于把时间安排妥当了。王小燕答应替她三个班。我算了一下，已经很知足：三天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 　　临时车站，就在国道边上。司机举着纸喇叭，在声嘶力竭地拉客。张玉欣通知我坐八点三十的车，而她坐九点的。车子开动时，透过车窗，我看到灰蒙蒙的人行道上，张玉欣正朝这里走来。她打扮得很干净，衣袖飘动着，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女学生。她不一定能看见我，但可以看到正在远去的这辆车，以及车后面扬起的尘土和尾气。她好像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这么说来，她的确很守时。而且，时间衔接得滴水不漏。我相信，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坐在我旁边位子上的男人，不停地吐痰。他有时吐到车厢的地板上，有时吐到窗外。风把他的唾沫星子吹到我的脸上，像是一些细小的雨滴。我装作揉眼睛，顺便把鼻子和嘴角都抹了一把。前排坐着一个女人，打扮得很过分。她经常把脸转到后面。男人伏在我的肩头，在耳边告诉我，说她是个妓女。当女人再一次转过脸来，男人就对着我挤眉弄眼。车到了毛陈镇，张玉欣打我的手机，说她刚要上车，得到了消息：刘不宗从三楼掉了下来，正在抢救。 　　我非常沮丧，就在毛陈镇下车，拦一辆过路车回去。回程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谁也不注意，就像是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 　　刘不宗住三楼。听说，他是浇花时从阳台上掉下去的。他的身体在二楼的晒衣架上刮了一下，这使他在空中有了一个反弹动作。因此，他落在地上并没有摔坏什么东西。但是二楼的晒衣架挂破了他的肚皮，他当时就流出了一摊肠子。有一种说法，认为刘不宗有自杀倾向，因为一个男人不大可能为了浇花而掉到楼下。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刘不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 　　刘不宗的手术并不复杂，把肠子重新缝回肚子里去就可以了。我去看他时，他已在病房里，精神不错。张玉欣优雅地坐在床头，看见我，丝毫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刘不宗说，抱歉，让你的计划泡汤了。我这才记起来，早晨，刘不宗还和我通过电话。他约我去钓鱼，我说要去武汉。现在我来看他，他肯定认为我听到消息后，取消了原来的计划。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说武汉随时可以去。 　　 　　不大一会儿，王小燕也来了。她拎着一些水果、副食品和冲剂一类的东西。张玉欣站了起来，接过东西。王小燕说，今天应该是我给你顶班的，可是早上我不舒服，就给刘德安打了个电话，让他再给我顶一个。本来打算在家里好好睡一觉，结果楼下闹哄哄的，没想到竟是你们家出了这事。王小燕说得很快，她的脸因此而红红的。看得出来，王小燕是个满脸病容的女人，但病容使她更显妩媚。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张玉欣逐渐和王小燕退到了病房的一角，她们在那里低声地说着什么，还不时飞快地向我们这里瞟上一眼。距离这么近，我却听不清楚她们说的话，只能看到她们的嘴唇快速地动着，依稀能听到一些模糊的嗡嗡声。我不知道这是女人特有的本领，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看着她们，我就像是在看一段早期的默片电影。 　　说了一阵子，她们干脆退出病房，可能在走廊里（或是躲在卫生间？）继续说，她们大概有更秘密的话，需要找个地方说出来。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刘不宗。他掐了我一把，说，你知道我是从谁家的阳台上掉下去的？他的嘴角抿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悦。 　　谁家？ 　　王小燕。 　　王小燕和刘不宗住一个单元，对门，也是三楼。这么说，刘不宗是从三楼掉下去的，应该没有疑问。 　　我正睡在王小燕家，突然有人敲门。我怀疑是王小燕的老公回来了，她也这样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她老公经常在大白天里回来。有时借口钥匙丢在家里，有时又说茶杯和公文包忘拿了。总之，他没有一点规律，说回就回了。 　　听刘不宗这么说，我觉得突如其来，感觉很意外。但他叙述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没办法，只好从她家的阳台往我家的阳台上翻。从前也翻过，但这一次没有成功。手一松，我就掉下去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个，是否有别的意图？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交谈过。一般情况下，我讨厌了解别人的隐私。 　　掉下去以后，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王小燕的老公。你猜猜是谁？ 　　谁？ 　　送广告的，治阳痿的那种广告。 　　不会吧？我说，送广告的一般不敲门，他们总是插在门缝里。 　　可能是一个新手，他从底楼一直敲到顶楼。 　　病房门被推开，王小燕的身影闪了一下。结果，进来的只有张玉欣一个。她说，王小燕有事，先走了。我陪一陪刘不宗，她要回去准备午饭。 　　刘不宗的脸仍然处在亢奋之中，双颊通红。我理解一个人谈论对另一个人的背叛，肯定暗含着某种隐秘的快感。所以，我也有一阵冲动，想和他谈谈我要去武汉的强烈愿望。我记起了一个故事：说丈夫刚回家，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房间里，而妻子还睡在床上。男人对丈夫说，我来偷你的电视机。这个故事和我此时的心情完全吻合。我说武汉，就和他说的电视机一样。 　　刘不宗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主动问，你老是说要去武汉，是不是有什么勾当？我看了看他，觉得他的表情比较诡异。 　　也不见得。 　　我回答得很含混，故意逗他。如果他还问，我打算编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但他明显不感兴趣，还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说武汉是个乏味的城市。 　　未必吧？ 　　我太清楚了，十多年前，我曾在那儿住过一星期。 　　大概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认识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他有这个经历。 　　我和张玉欣旅游结婚时，就住在武汉。我们一共住了七天。 　　我记得他们当时说去了海南。回来了好长时间，张玉欣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那里的阳光、沙滩和海风。而刘不宗，常常眯着眼睛，向我们描述那些裸露着身体的女人。我承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非常羡慕他们。至于说是否因此有了隐隐约约的敌意，却只是在各自心里。 　　我们住世界旅馆。这是一家街道小旅社，在汉口的一条巷子里。看来，所谓去海南，只是一个谎言而已。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里住满了小贩、推销员和一些身份可疑的小混混。我们的房间价格便宜，但狭窄。是用木板隔成的，另一边，好像住着一位专治男女不育症的江湖游医。 　　这么说，吃海鲜，也是…… 　　吃什么海鲜，尽吃热干面，有时候为了换一下口味，改吃炸酱面。 　　可是，你们回来说，天天吃海鲜，把两个人的肚子都吃坏了。 　　是吗？刘不宗哈哈大笑，我们说过吗？我们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我看着刘不宗。他笑了一阵之后，又接着笑。突然，他停住笑，一双手捧着肚皮。 　　我问，怎么了？ 　　笑狠了，缝针的地方痛，一跳一跳的。 　　然后，刘不宗望着窗帘，好像在思考。他目光安静，脸上不再有笑的痕迹。我很困惑，开始怀疑他刚才是否真的笑过？ 　　这一事件，导致我们去武汉的行动又一次搁浅。张玉欣特地安慰我，纯属巧合。她说，我不能在他肚皮破了的情况下还和你一起去幽会。我表示理解，真要这样的话，我也不愿意。还有机会的，她微笑着，笑容优雅迷人。她手上转着一支圆珠笔，笔帽抵着下巴颏。总不会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巧合吧？你说呢？她的神态感染了我，我也很放松。说那是的，要不然就太奇怪了。 　　关于刘不宗摔伤的事，我想试探一下张玉欣，看她到底知道多少。我问她，刘不宗真是从三楼摔下去的？会不会，从王小燕的三楼，而不是你们家？ 　　这不可能，张玉欣不屑地撇了撇嘴，很坚决地说道。我知道他对王小燕的心事，王小燕也知道，但我要告诉你，这绝对不可能。我和王小燕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张玉欣的样子非常自信，又补充道，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注意并讨论这件事了。他翻不起多大的浪来。 　　我很惊讶。这对夫妻的两种说法，让我摸不着头脑。那么，我又问，你们旅游结婚时，并没有去海南，而只是住在武汉？ 　　张玉欣呆住了。真是无稽之谈，她说。她的脸发白，有点类似脑袋被钝物重击过后的脸色。这事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翻出来说。可是，我们肯定去了海南，你没发现我们回来时皮肤都晒黑了么？ 　　我不想再谈，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弄得那么清楚。 　　我记得，当时我们住在海口的世界旅馆，那是一家大饭店。 　　还是说去武汉的事吧，我们什么时候再动身？ 　　张玉欣显得很不耐烦，可能是我变换话题太快（应该说，这的确不太礼貌）。等我安排好了，我会通知你的。 　　转眼到了秋天，这回，张玉欣没有找王小燕顶班，而是直接找刘德安。她对我说，找王小燕和找刘德安是一样的。我还没明白她话里面的意思。她又说，必须和上回有些变化。所以，她调了四天班，而不是三天。而且，在时间上，她坚持自己坐八点三十的车，要我坐九点。 　　张玉欣身穿深色套裙，戴墨镜，和上回的形象判若两人，但更有韵味。我远远地看着她上了一辆车，然后绝尘而去。我怀着类似嫖客的心情，在附近的超市里游荡了二十几分钟，然后上了另一辆车。车上，我又遇到了上回那个不断吐痰的男人。其他地方都坐满了，只有他旁边还有一个位子。在他脚边，已有许多痰迹。有些还沾上灰尘，周围卷起毛边，变成了小泥团。看来，我只能像上回一样挨着他坐了。我注意看了看前排，没有发现那个女人。我记得吐痰的男人在我耳边说过，她是妓女。我把头转到后面，看见她坐在最后一排，正对着我笑。我觉得她比上回打扮得更过分，嘴唇涂成了紫色。 　　车快开时，手机响了，我马上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是张玉欣。她说她到了毛陈镇，可是刘不宗又出事了，他被摩托车撞了，断了一条腿。不过，她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左腿还是右腿。现在，她已下车，上了另一辆返程车。 　　我也只好怏怏地下车。刚才那一份嫖客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好像被公安局抓住了一样。 　　刘不宗被装上了假肢。我去看他，在医院门口，见到了张玉欣。她蓬头垢面，脸蜡黄，手上拎着一只饭盒。她说鸡汤炖在家里，她要回去拿。 　　我说真不幸，没想到会是这样。 　　张玉欣看了我一眼，说这不正是你想的吗？你不是一直想着他什么时候被摩托车撞上吗？说完，她急匆匆地离去了。 　　我皮肤上起了一层寒意，并持续了好长一会儿没有褪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这句话？但我确实这样想过，有段时间经常想。 　　刘不宗孤独地靠在床背上，我坐在他腿边。他用一根手指敲打着假肢。尽管隔着一层布料，我仍然听到了金属发出的脆响。他说，不好意思，又一次让你没能去武汉。 　　我抚摸着他的假肢，感到一种坚硬的质地，而且冰凉。我的眼睛又酸又胀，几乎要流出泪来。我近似哽咽地说，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做朋友。 　　刘不宗大度地拍了拍我的肩，说，这我知道。 　　 　　曹军庆，１９６３年出生，湖北安陆人。毕业于孝感师专。八九十年代从事诗歌写作，近年先后在《天涯》、《山花》、《清明》、《作品》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当过老师、公务员、记者。现在家专事写作。 　　责任编辑向午

管季超0712

爱情或者……

■　曹军庆

《三峡文学·我们》2005年第06期　　浏览 人次

迄今为止，我的写作很少涉及到爱情。虽然我从不回避做爱、私通和背叛这些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但爱情，我一直小心翼翼的不去触碰它。因为我对爱情比较悲观。在我看来，爱情这东西是人类的神话。它遥不可及。似乎只能存在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或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中。因而，尽管凄美，却蒙着一层死亡气息。在现实中，它必然会遭到玷污或蒙垢。而死亡这种代价，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付出。然而，这不影响婚外恋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时尚里。服装，音乐，影像，手机，快餐和通奸，使我们过得庄重而轻浮。这种生活是物质化的，也是肉体化的，它充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的写作绕不开它。 　　在我给一位编辑的通信中，我谈到了我写作的感受。我说，这几天，我的口腔里就像含着铁锈色的污水，它一直呛着我。只有当写作结束时，我才能吐出来。当然，也在另一些时候，我和朋友们坦白过：当写作顺利，文思一泻千里时，感觉比做爱还要快乐。这种时候口腔里的分泌物是甜津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写了一回爱情：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沼泽》里。我要说的是，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虚无主义者。不要因为上面的言论，就认为我否定了情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也不要因此断定我的写作是一味的坚硬，或冷血。相信我也有柔软的地方。只不过我对爱情的理解更靠近过去一些。如果面向未来，爱情肯定是一个更开放也更搞笑的词汇。在《沼泽》里，我认为，几乎所有的通奸，都是以爱情为借口。同时，几乎所有的爱情，最终又必然走向通奸。问题是，如何确认这两者？如果需要确认（为什么要确认？），我想痛苦应该是一把标尺：伴随爱情的，一定是痛苦。而通奸则要轻松得多，它不过是占便宜的感觉，区别仅在于占便宜的多少而已。所以，我目睹了两位男女主人公，从幸福一步步地走向灭顶般的灾难。痛苦，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境遇。死亡的阴影悄然逼近。当女主人公由一个优雅、高贵而成功的女人，变成另一个蜷缩在出租屋里，臃肿、抱怨、病恹恹地等着情人归来的女人时，我心里非常难受。 　　同样，男主人公也由意气风发，沦落到千疮百孔。在这里，读者可能已经发现：我对爱情的拷问，实际上降至了一个次要的层面。真正需要追寻的，是整个人生的苦难。（本文有删节）

彭杉影

久闻曹军庆大名!  今天拜读了他的文字,果然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