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新诗批评的话语模式

教师之友网

重建中国新诗批评的话语模式                             文/张德明

  
   关键词：新诗话、新诗批评、话语模式


1、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富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从 1月28日到今天，半个多月来，我近乎疯狂地写了20多篇“谈诗论艺”的系列文章。最初的动机是希望以这样持续劳作的方式，抗御春节的吵嚷与浮躁，守住自我的精神防线。理性地说，过年对中国人的精神安抚与精神伤害是一样多的，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只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当春节的热闹气息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刷过来的时候，许多人都无法再安宁和停顿下来，一种狂欢和随舞的冲动荡漾于多少人的心头。于是，那种莫名的有如歇斯底里般的欣喜和激动便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散发开来。
但我始终难以兴奋。我知道，新年的虚夸和浮喜总是会随着节气的结束而逐渐褪去，真实的人生情貌还是要重回人间。悟觉到此，我便选择每天坐在电脑旁，读书冥想，随之记下零星琐屑的感受。我最初把自己春节期间写下的这些文字命名为“随感录”，大概就是这一心意的某种表白。

2、当我写到10篇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用新诗话的形式，记录和书写21世纪的诗歌历史。我感觉此中的意义，远不是用“随感”二字可以概括的。
当下新诗批评日益趋向于长篇大论，趋向于缺乏生命感悟和生命体验的学理阐发，以致陈腐的学究气、刻板的理论术语、僵硬而封闭的三段论模式充斥于诗歌批评界，这种局面已引起了从学术界到创作界的普遍的不满。新诗批评很长时期以来都无法及时、灵活、有效地记录当下诗歌现场，无法与诗人产生直接的交流和互动，无法把当代诗歌的现状和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读者，也无能从泥沙俱下的当下创作中提炼出优秀诗作来对读者进行正确引导和陶冶，这是我们必须客观面对的严峻现实。
陈腐死寂、毫无生气的当代新诗批评，需要迎来一次重大的理论变革！
有鉴于此，我尝试用“新诗话”的形式来描述21世纪新诗发展历史。在我看来，以“新诗话”形式来重构新诗批评的话语模式，让新诗批评向当代诗歌、当代诗人与当代诗歌读者真诚敞开，从“知人论世”的诗学观念入手，采用春秋笔法，秉承感悟诗学，以一种富于开放性、对话性、趣味性的话语表达模式，书写出21世纪诗歌具有现场感和历史感的美学景观和精神风貌来，不失为一条振兴新诗批评、促进当代诗歌发展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

3、“诗话”是中国传统的诗学形式，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直到清末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止，古代文人的诗话文章是相当丰富的。“诗话”的理论特长就在于它的自由灵活、生动可感，在于它总是将诗歌作品与诗人的生命状况、情感世界和批评家自我的心灵与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虽然它缺乏体系性，但它是灵动的，是鲜活的，是血肉丰满的，始终散逸着令人心醉神迷的人间情味。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留印着西方诗学的踪影，但其基本的话语模式还是传统的、古典的，因而它构成了中国古典诗学话语方式的“绝响”。由于袭用了传统“诗话”的话语阐释模式，王国维创作《人间词话》时，并没有在理论体系的宏观建构上煞费苦心，而是一方面专注于对古代诗词（主要是词）精彩篇章和句子的挖掘与阐释，另一方面也专注并重视自我的生命感受与情感体验，坚持用个体生命去拥抱艺术作品，用感悟话语述写理论心得，从而将中国古典诗学推进到新的高度。
譬如谈论诗人进行创作时对外在事物的态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六十一则写曰：“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役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所主张的既“重视外物”又“轻视外物”的态度，是富有辩证性，不过他并没有采用逻辑性的话语模式来阐释这种辩证的诗学观念，而是诉之以形象的说法：“以奴役命风月”，“与花鸟共忧乐”，这是从诗人的生命感悟和创作实践中提炼的结果，是灌注着浓郁生命气息的灵动鲜活的文字。
上例是王国维对某种创作规律的形象阐发。对于古代词人的论评，王国维也时常示之以生动可感的象喻，如《人间词话》第十六则评李后主词风时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之所长处。”这种评述，比直接说李后主之词朴质真纯要具体可感得多。
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里，叶嘉莹将王国维的这种理论阐释方式称为“意象式的喻示”方法，并高度赞许说：“意象式的喻示大都以直觉的感受为主，因此这种喻示也就最能保持以感性为主的诗歌的特质。这种方式如果运用得宜，也就是说评诗人对于所评的作品既果然能有真切深入的体认，而且也能提出适当的意象来作为喻示，则这种批评方法实在应该是保全诗歌之本质，使其以感性为主之生命可以透过另一意象的传达，而得到生生不已之感动效果的一个最好的方法。”（第266页。）这里既指出了王氏之批评方法的可取性，同时也间接交代了古典感悟诗学的优势与长处，这对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话传统来说也是大有助益的。

4、中国新诗批评是随着中国新诗的诞生而出现的。最早发表的新诗批评文章是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发表在《新青年》1919年3月第6卷第3号上，其次是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刊载于《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专号上，随后，刘半农、宗白华、康白情、郭沫若等相继发表新诗批评文章。自然，早期的新诗批评中，还是胡适的《谈新诗》一文影响最大。
胡适《谈新诗》这篇论文对初期白话诗的创作概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阐发，并将新诗的出现归结为“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着力强调新诗的写作是自由的，自然的，“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是其基本的创作原则。因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胡适的这篇论文被朱自清称之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的确，《谈新诗》一文，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新诗理论的纲领性文件”（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对近百年中国新诗和新诗批评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指导作用。在新诗批评话语模式的选择上，《谈新诗》开辟了以分析性陈述、逻辑性阐发为主要话语路向的新诗批评言说方式的先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宣告了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根本转变，新的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模式已经顶替旧有的诗话形式成为诗歌批评的话语主体。当胡适开启的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模式，成为了近百年来中国新诗批评的基本话语形式，传统的“诗话”方式在中国新诗批评中就不再能找到多少生存的空间。
当然，近百年来的中国新诗批评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诗话”，不过这些“诗话”与古典诗学中的“诗话”批评相比，无论是在批评性质还是批评力量上都相去甚远。朱自清在为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撰写的《导言》中，专列“诗话”一节，然此“诗话”并非古人谈诗论艺的“诗话”，只是对所选诗人的姓氏籍贯和创作概况的描述而已。艾青在1938到1939年间写成的《诗论》也可看作一种“诗话”文字，不过艾青的《诗论》主要是诗人的创作谈，并不涉及对具体诗歌作品的评点赏析，因此与古代的“诗话”还是有质的区别。总而言之，在近百年新诗批评的学术实践中，传统“诗话”的话语模式几乎是缺席的。

5、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模式之所以长期以来占据着中国新诗批评的地盘，表面看来与胡适等早期知识分子的批评实践关系密切，但究其实质，恐怕是与这种话语模式有着浓厚的西方色彩，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批评家迫不及待地学习西方人的学术思维和学理阐释方法而生成的结果。在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呼声中，不光儒家思想传统受到了知识分子不遗余力的批评，甚至几乎所有与传统有关的观念与方法都遭到普遍质疑，这其中自然包括对中国人以感悟见长的思维方式的质疑。中国古代诗话传统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注重生命感悟的诗学观念上的，这种批评方法自五四以来被批评家主动弃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模式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一枝独秀，或许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臧西否中、放弃诗话传统而师从西方学术方式的必然结果。
无可否认，采用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模式来进行新诗批评，是有较为突出的学术优势的。首先，这种话语模式有利于建构较为系统、较为庞大的理论体系。很显然，一个系统、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注重批评家的零星感受、以片段的方式来呈现诗学观念的传统诗话，是无能建构起庞大、宏观的理论体系的。其次，这种话语模式可以将一个具体的诗学问题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借助较为严密的逻辑演绎和抽象推理而加以阐明。再次，这种话语模式具有突出的可操作性，而且这种话语模式既然建立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之上，因此是可以通过训练而逐步熟练掌握的。
不过，分析性、逻辑性的话语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理论弊端。一方面，批评家对研究对象的审美感受是异常丰沛的，而且这些感受常常是不统一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但为了照顾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一致性，批评家往往只选择服从于理论的感受来述之，而将那些与整体理论体系有冲突的感受有意抹煞，这种方法既遮蔽了批评主体情感的丰富性，也可能导致学术话语干瘪、枯瘦，成为理性的硬块，缺乏鲜活灵动的生命气息。另一方面，这种话语模式确乎可以使理论表述完整缜密，自称一体，但它所建构起来的理论系统往往又是封闭的，僵死的，缺乏开放性和对话性，无法与诗歌现场产生及时的互动与呼应，有时甚至可能蹈入悬置诗歌现场、一个人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6、为了补救分析性、逻辑性话语模式的不足，新的诗歌批评方式的寻找和开拓是势在必行的。我认为，运用“新诗话”的形式来参与新诗批评实践，进而促进中国新诗批评话语模式的重建可谓适得其时。“新诗话”应该既继承古代诗话批评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借用现代批评方法对传统进行积极的改进和提升。概括起来，“新诗话”应在下面几方面有效继承传统诗话的丰富遗产：
第一，春秋笔法。“新诗话”话语模式的启用，旨在摒除当下诗歌批评中大量繁殖的理论搬演、过度阐释和自说自话的痼疾，以便将诗歌批评鲜活灵动、富于开放性的一面加以还原，因此这种话语模式不主张要言不烦的逻辑阐释，而讲究微言大义，点到即止，从而将更开阔的想像空间留给读者。
第二，人间情味。古代诗话是有情有味的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常常是无情无味的批评形式，之所以说它无情无味，是因为现代诸多的批评文字为了追求理论阐释的所谓科学性与客观性，人为地屏蔽了批评家个体的生命感受，同时也有意忽略了创作者的个人情感因素。受形式主义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当代批评家主动放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讲究“知人论世”的诗学传统，一味从作品语言构成入手来追究诗人构建的审美图式，把作家创作作品的具体语境和心灵状况弃置了。“新诗话”主张尽可能地“知人论世”，在诗歌阐释中做到将诗与人连在一起，既照顾诗人创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当时的心灵遭遇，也强调批评家自己的生命投入，以便使新诗批评真正饱含着情味。
第三，感悟思维。感悟思维是中国古人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也是古代诗歌批评最为重要的思维方法，从感悟思维出发来谈诗论艺，是古代文人常用的一种艺术批评套路，由此构建起来的感悟诗学，与西方的分析性、逻辑性诗学大相径庭，中国古典的批评方法在这一点上也真正体现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个性来。著名学者杨义对中国人这种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格外赞赏，在《感悟通论》一文中，他精彩地指出，感悟思维是“中国智慧的优势所在”，“中国文学艺术之所以能极其精妙地表达人类难以言状的精神体验和生命韵味，是与它的重感悟分不开的”。在这篇文章中，杨义还将“感悟”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阐明，他说道：“作诗、治学、求道而能感悟，就可以使智慧的潜力敞开，开心中的眼，开感觉的窍，使学艺创作有品位、有灵性、有奇趣、有妙味。是否可以这样说，感悟是如此一种思想和思维的方式，运用得妙，就可以知天地之道、觉天地之心、察天地之机？若能如此，它就是一种与西方重分析和思辨的哲学，可以并存互补的具有东方神采的哲学了。”感悟思维有如此突出的优点和长处，新诗批评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了。“新诗话”也大量借重感悟思维，让批评家的生命活性充分渗透到诗歌的美学构造之中，细致体验，充分感应，从精微之处将批评家个体的感念和悟觉一一点燃，用灵性的光烛充分照亮新诗的艺术空间。

7、“新诗话”除了继承传统的诗话遗产之外，也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诗学。在话语模式上，“新诗话”可以沿用传统“诗话”的形式，但在观念层面，“新诗话”还应该有效利用西方理论资源，尤其是学习借鉴西方20世纪以来的诗学资源，以便更为深入地进入新诗的肌体之中，真正把握到新诗文本的思想脉搏和艺术精髓。
西方诗学思想是极为丰富和精彩的，这一点不承认不行。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诗学进入了爆炸的年代，以俄国形式主义为发端，20世纪西方诗学先后出现了英美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诗学观念和方法，“新诗话”对这些观念和方法都应当了解和掌握。“新诗话”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诗学，但只是将其作为理论储备，作为烛照诗歌艺术精神的必要光烛，而并不生吞活剥，也不死搬硬套，不因借用西方理论而损伤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不因迁就西方诗学观念而遮蔽和扼杀自己的审美感悟。“新诗话”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是中国式的审美直觉和感悟与西方诗学相互砥砺、相互激荡而生成的结果。

8、从“知人论世”的诗学观念入手，采用春秋笔法，秉承感悟诗学，体现人间情味的“新诗话”，由此显示出诸多的理论优势，在推动中国新诗创作和新诗批评的发展中因而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概括起来，“新诗话”的理论优势和长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开放性。“新诗话”并不以建构锁闭的、自足的理论系统为诗学目标，而是保持格局的开放和体系的敞开，以便随时容纳批评家通过观察和分析而感知到的新的诗歌内容，使阐释不断走向深入和胜境。“永远的未完成式”，这是“新诗话”真实的理论态势，它保证了新诗批评工作的长期和难以终结。这有点像人类自身的状况，永远未完成，永远可以继续前行。
其二，对话性。“新诗话”不以坚硬的理论躯壳而自我封闭，而是始终向诗人和读者敞开，始终与读者和诗人之间展开及时、有效的对话。“新诗话”摒弃了高高在上式的理论说教姿态，而采取的是与诗人和诗歌读者平起平坐的方式，“新诗话”内部充满着与诗人和读者之间不断的思想往来、持续相商和互辩的召唤结构与对话性空场。
其三，可添加性。“新诗话”理论文本是采用数字序列来构建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未完成”的文本，随着批评家对诗歌新的感悟的涌现、新的材料的挖掘和新的观念的掌握，对诗歌的阐释可能又有了新的内容，便可在原有文本上添加进去。同时，“新诗话”采取的是一种微言大义的话语模式，它只是把诗歌中丰富内涵的极小部分呈现出来，而将绝大部分内容交付给了诗人和诗歌读者，诗人和诗歌读者也可以将自己的心得添加在文本之上，显示自己的诗学发现。
其四，现场感。“新诗话”坚守“知人论世”的学术立场，将诗歌与诗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既读其诗，也知其人，既从人的生活状况与生命历程出发来推导其诗的原初动机和美学个性，又在诗中寻找诗人的精神影像和思想踪迹。这样，就能将活生生的可感可知的当代诗歌历史逼真地呈现出来，让读者阅读起来有一种身临其境、如晤其人的现场感觉。
其五，可读性。“新诗话”通常不使用纯概念，而主要使用类概念、使用准概念，这样就避免了某些理论阐述的枯燥乏味，保证了理论术语的鲜活性，生动性。同时，“新诗话”强调诗与人的统一，实现诗人的生活世界与诗歌的审美世界这二度空间的交互式编织，达到生活趣味与美学趣味的共同显示，读者阅读起来便是在一个具体可感的情景中领会新诗大旨，兴味盎然而有屡有心得。

9、以“新诗话”来记录和书写21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历史，既可以在最为宽泛的幅域上展开言说，也可以在极其微观的层面上深入烛照，总之只要是21世纪初出现的诗歌现象，都可以纳入观照视野，“新诗话”这种话语模式为阐释对象的异常广泛提供了学理的可能。同时，由于“新诗话”体式的自由和开放，将诗人放在各种维度上来考量，比如考察诗人与特定的诗学现象、诗人与地理、诗人与所属流派、诗人与艺术追求等关系，便成了较为基本的阐释路向。利用“新诗话”，我们还可以对21世纪中国新诗的艺术技巧进行较为直观的陈述与展示，为诗人们有效提升创作水平提供生动而典型的创作蓝本。
在宏观层面上，“新诗话”可以就“新诗与传统”、“新诗与历史”、“新诗与哲学”、“新诗与政治”、“新诗与宗教”、“新诗与性别”、“新诗与身体”、“新诗与时间”、“新诗与空间”、“新诗与生态”等等展开讨论。这些话题所牵涉的内容无疑是极其庞杂而丰富的，“新诗话”这种轻巧的文体肯定无法一一顾及，它只是立足当下诗歌创作的实际，选取最有现实针对性的角度切入，以新世纪诗歌文本为例证来展开和阐述，以达到“举一隅而反三”、“触类旁通”的表达效果。
在微观层面上，诗人与地理、诗人与传统、诗人与流派等等，都是“新诗话”可以加以言说的主要内容。比如诗人与地理的关系，就是21世纪初中国新诗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有必要加以探讨的诗学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诗人艺术表达上的独特性，与他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出生、成长与生活是分不开的。地理不仅是诗人童年记忆的摇篮，还是他观察世界与自我的最初的甚至是最根本的立足点，同时特定的地理也赐予了诗人特定的文化血型和地域经验，这些都会在他的诗章文句中不断显出踪迹来。因此，在地理坐标上来测度诗人，是可以将许多在其他向度上难以说清的东西说清楚的。举个例子，比如陈先发，他对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精熟，与他出生于文化底蕴深厚、读书风气浓郁的桐城是有很大关系的，他在复旦大学的求学经历已经在诗歌上孜孜不倦地写作的态度，也与他桐城人的文化认同不可分割。而他的有关“地理灵性”的主张，是受到了桐城派立足地域来接受中国文化的成功经验的启示。自然，他在诗歌中太注重婉转多重的文化气息的散发，也有着桐城派特别看重义理、考据、辞章这种学术思想的影子。所以从地理学的层面来考察陈先发的诗歌创作，就可能将一个独特的“陈先发”诗人形象呈现出来。

10、必须意识到，“新诗话”存在很多的理论弊端和误区。比如它的无所不谈、面面俱到有时可能变成了无一深入、浅尝辄止，它的注重感悟往往会导致理论深度的欠缺，它的富有人性化活力有时可能会以缺失科学和客观为代价，它的非体系化使得对任一现象和问题的阐发都难以深透，等等。好在“新诗话”是在一个新的美学起点上出发的，它的弊端和误区有待于逐渐地校正，而对它的学术价值判断无疑要寻找新的尺度。

                                                          2011-02-15

转自张德明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f75ec0100ouz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