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浙派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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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浙派教育家

　2009年08月21日　 作者：王健敏　　来源：人民教育

浙江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历史上曾孕育了无数文化大师、教育名流。今天，教育改革在浙江这片土地上正演绎着无数动人的教育篇章，催生出新一代浙派教育名家。显然，解读浙派教育家的生成路径和文化特征，了解浙派教育家的独特思想和人文情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浙江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浙派教育家的人文情怀。 　  浙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名家辈出。尤其是崇尚文教的传统和强烈的人文精神，孕育了浙派教育家独特的人文情怀，从宋代永嘉学派的陈亮、明代姚江学派的黄宗羲，直到近现代的竺可桢、杨贤江、鲁迅等等，莫不如此。而且，浙派教育家的这种人文情怀集中地体现为理想、激情、关爱、责任。 　  教育家区别于一般教育工作者的首要特征，就在于不是把教育作为谋生手段，而是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浙派教育家就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教育；“为了孩子的发展”而孜孜以求、坚忍不拔、勇往直前；怀着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全身心地投入，向着人类文明中的真善美，向着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儿童赤诚地投入。夏 尊先生的译著《爱的教育》，正是这一人文精神的经典体现，震撼了几代人的心灵，从而成为世纪畅销书，也成为浙派教育家的人文传统和人生追求。 　  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教育工作者要能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力戒浮躁，坚守教育的一份理想和信念，才能有永不枯竭的教育激情，才能以强烈的责任意识，继承前辈师长的人文传统，不断创新，成就今天的教育家群体。 二、浙江的山水地理滋养了浙派教育家的灵性雅致。 　  浙江的山水地理也滋养着浙江的教育家。如果说，生活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教育家，有着“现代时尚”的文化特征，他们能够敏锐地洞察国际教育改革的走向，善于把握发展契机，始终引领教育文化的潮流；如果说，生活在北京这个有着数百皇家历史都城中的教育家，其文化特征是“大气幽默”，善于在一种风趣诙谐中展露教育智慧，并体现出雍容大度的气质品位；那么，江南清丽灵秀的山水地理地域文化和独特资源，则孕育了浙派教育家独特的灵性雅致的文化品位。在课堂上，他们善于捕捉瞬间即逝的灵动感悟，在教育智慧中多了一份灵性；在校园中，他们善于展示自己的多才多艺，用风雅滋润着学生的个性。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在杭高执教生物学科，就以自由、民主为教风，他崇尚自然，经常带领学生，悠然于天地山水之间，滋养灵性；潘天寿先生则以人格教育思想创立明远中学，而他个人的艺术修养与造诣也无与伦比。浙派教育家博大精深的睿智涵养，正是他们的文化特征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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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浙派教育家的锐气创意。
　  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教育家也同样如此。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就以“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勇于探索、善于创新，走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列。二十多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从一个“资源小省”一跃而成为“经济大省”，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四。近年来，“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浙商”的崛起，为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大大改变了因循守旧的陈腐观念和人云亦云、按部就班的社会风气，激活了广大民众的创造智慧，开启了求真务实、民主开放、开拓创新的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生活的浙派教育家，无疑也养成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也不再墨守成规，从办学理念到教学设计，都以勇于创新的精神，进行着变革的探索。
　  有必要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浙江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宽容大度的心态，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改革的政策，给浙派教育家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从而为浙派教育家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四、浙江教育改革的深层发展呼唤着新一代浙派教育家。
　  涌动着的浙江教育改革大潮，犹如举世闻名的钱江潮一样，总在呼唤着走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催生着浙派教育家的出现。如果说，浙江教育改革的深层发展把众多新的命题摆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面前，那么，它也将人们的创造潜能和聪明才智空前地激活起来，使浙派教育家可以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展示自己的智慧与风采，并使浙江的基础教育进入到更具活力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基础教育发展迅速，历经了基本普及义务教育、高标准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段教育到基本普及15年教育四个历史阶段，成为全国第一个普及15年教育的省份，跻身于教育强省、文化大省之列。今天，浙江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正在向深度推进。在这一背景下，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如何推进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如何在教育的硬件建设基本到位后，加快教育的软件建设，打造优质教育的品牌？如何以国际化的视野来使我们的教育更具活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解决。显然，浙江教育改革的深层发展呼唤着新一代浙派教育家的出现，更为新一代浙派教育家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机遇。
　  毋庸讳言，校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发展。因为，校长的理念决定了学校的办学方向，校长的智慧决定了学校的办学水平，校长的修养决定了学校的文化品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代浙派教育家首先会产生于一个善于挑战自我，经常行走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校长群体中。教育智慧通常体现在对复杂问题的判断并予以创造性地解决过程中。如何在推进新课程改革中深化素质教育？如何走教育内涵发展之路，以提高教育质量？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每个校长，只有那些勇于面对困难，善于开拓创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富有教育智慧的人，才能成为教育家。因而，教育家通常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用丰厚的办学业绩来阐释自己的理论，用鲜活的实践来检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教育改革深层发展的进程中，浙江的校长们面对问题，立足于自身的办学实践，以一个研究者的视角开展长期艰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边实践、边思考、边研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不断反思经验、提升理性、激活创造。通过校长日志、生命叙事、个案研究，在实践中发现、创造新的教育理论。经过长期的积累，对教育问题产生一份独到的见解，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这就是新一代浙派教育家的形成路径。而对教育理想的不懈追求，对教育智慧的灵性发挥，对教育发展的锐意创新，则成为新一代浙派教育家的文化特征。(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
王健敏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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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实践者成“家”让教育家成群体

　2009年08月21日　 　来源：人民教育

编者按 陈小娅副部长鼓励广大中小学校长努力成长为新时代的人民教育家（文章见本刊2007年第24期）。但教育家的成长路径在哪里？ 　  “教育家发展共同体”是浙江省一群热爱教育、执著教育并理解教育的工作者，自发打造的一个组织，也是他们探索中的催生教育家的新机制。 　  这种做法，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参加共同体的校长们，回归“育人与办学”的本源，去探索教育的科学性，追寻教育的艺术性。 　  这种做法，蕴含着成长的因子。共同体是一片土壤，在这里，校长们的新思想向上发芽，在学校里开花，最终在受教育者身上结出美丽的果子。 “教育家发展共同体”让教育者在成长为教育家的路上，不再是寂寞的行走。叶翠微与陈锋两位校长的教育理念，正是在相互的思想交流中、在实践与实践的碰撞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盼望着，未来中国教育界能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从中孕育出一大批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和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如斯，中国教育大有希望！ “教育家”，曾经是一个无比圣洁的光环，仰之弥高，敬之弥远。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芸芸众教者，多半以“教书匠”自居，固步于“教术”（或者称“教法”），满足于三尺讲台“上所施下所效”式的传统教学。中国古代的“塾师”便是。 　  诚然，我们不能指责“塾师”胸无大志，没有教育家的追求。但是，必须看到，没有教育家的教育必定是短视的、肤浅的、功利的、异化的；进而，也必须看到，不能催生教育家的教育注定会是暮气沉沉的（缺乏生机）、机械呆板的（缺乏灵性）、品之无味的（缺乏内涵）、单调重复的（缺乏创新），换言之，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教育，应让教育所固有的内涵充满着生命的灵动和激情。 　  有价值的教育，至少要涉及两个命题：其一，有价值的教育必须由教育家来引领和推进；其二，有价值的教育必定会孕育、催生出教育家。 　  于是，我们想搭建一个平台，助推教育实践者成“家”，并且让教育家成为一个群体；于是，我们想构筑一个孵化器，能不断孕育出教育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认识和新举措；于是，我们想组合一个发展共同体，让思想者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我们尝试打造“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这一新机制。 孕育教育家的“文化基因” 　  浙江，具有独特区域历史文化的一方土地。 　  在中国历史上，曾崛起过浙商、晋商、徽商。经过历史的洗礼，晋商和徽商已成过眼烟云，唯独浙商在八百年风吹浪打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不断壮大，发展到了当代，形成民营经济“四最”：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学术界在研究浙商这一群体时发现，“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创业激情是浙商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文化基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教育，何其相似。 　  浙江历来有“耕读传家”的重教传统。早在六朝时期，世家大族的家学盛极一时，大儒辈出，其中余姚虞氏家学历经晋、宋、齐、梁、陈、隋而不衰。宋代浙江有“人文之盛一时冠于全国”的美誉，其时，四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和金华学派等不同的“浙派”学术相互切磋，求同存异，成为佳话。上世纪20年代，更有我国中等教育改革先驱者经亨颐矢志将他任校长的上虞县春晖中学办成中学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以“陶冶人格”为办学思想，改革学制，精简教材，活跃体艺，春晖中学也因此声名远扬。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虽然数字是乏味的，但我们还是想在有限的篇幅内作一罗列：浙江是全国第三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省份，并且小学毕业升初中比率和初中巩固率指标均列全国前茅；浙江早在1987年就在绍兴县柯桥建立了教育实验区，历时8年开展了“基础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和“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模式的研究”两轮教改实验，取得丰硕的成果；浙江省1988年启动了以减少课程门类、增强课程地方性、音像教材与纸质教材配套为特色的省级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并于1993年在全省范围内试用；浙江已连续8年保持着高中段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数1∶1的比例；浙江2004年在全国省区中率先普及了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这些成就的背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创新精神，尽管是涓涓细流，但最终也可能汇集成滔滔大海。根植于浙江土地上的这些智慧和精神，是浙江教育的宝贵财富，也是浙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燃料”。如何将它们挖掘出来，如何使细流成“源”、使教者成“家”、使经验成“理”，如何让我们的教育在时代的感召下充溢着与时俱进的灵动，是每一个教育者的使命，更是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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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践中“孵化”教育家
　  教育发展到今天，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从精英教育演进为大众教育，从知识本位教育演进为能力本位教育，从以教师为中心演进为以学生为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教育必须产生内涵性的“裂变”。这种“裂变”不仅是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更重要的是在教育理念上、在教育认识上。
　  教育过程非常复杂。其复杂性在于：首先，教育有内在的规律，学生的成长、认知活动的开展、知识的组织与传授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共性，因而在应然层面上教育是一门科学。其次，教育活动最为基本的要素是由一个个具有个性的“教育者”和一个个同样具有个性的“受教育者”构成的，教育不仅在活动性质上具有或然的情境性和经验性，而且还在影响方式上具有互动性和社会性，很大程度上，教育活动的成效建立于教育者本人对教育独特的感悟与理解之上，取决于教育者根据自己的教育观对特定教育事件的处置艺术，不同的人对同一教育事件的理解及其处理方式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教育活动表现出来的具体形态是个性化的，因而在实然层面上教育又是一门艺术。
　  然而，我们发现，就当前教育界的主流倾向而言，存在着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现象，即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强调着教育的科学属性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教育的艺术属性。而正是教育的艺术属性，决定着教育实践者成为“教育家”的概率。
　  教育实践者何以成为教育家？我们认为，在应然和实然的交叉点上实现教育科学和教育艺术的多样化组合，是教育家成长的机制。“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将寻找这种组合的现实载体，并努力尝试让教育思想得以“孵化”、教育家得以成长的运作机制。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我们提出了“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运作的“三三原则”，鼓励共同体成员努力实现“三求”、“三想”、“三招”。
　  ——“三求”：一是要求思想深刻（不求体系完善），对教育要进行独立的深入分析与思索，充分感悟教育的真谛所在，不要求大求全，不要一开始就热衷于构思所谓的教育思想“体系”；二是要求彰显特色（不求全面完整），要在对教育独特感悟的前提下做好“与众不同”这篇大文章，努力形成并不断丰富自己的教育特色和办学特色；三是要求内涵提升（不求外延拓展），切实地把自己已经做的有价值的教育实践在内涵上进一步加以疏理，赋予新的内涵。
　  ——“三想”：一是要想“小事”，善于“抓小”，从小处入手，对某个教育案例、某种教育行为、某套教育方案、某项改革计划进行认真的思考与分析，努力体现出自己的教育理念；二是要想“土话”，不要人云亦云，讲“千人一面”的“普通话”，努力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用朴素的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语言表达出来；三是要想“革命”，革传统教育的命，以大刀阔斧的魄力对现行教育的某些观念、某些规则乃至某些制度进行“颠覆性”的变革，努力尝试全新的教育“载体”。
　  ——“三招”：一是要努力出“高招”，认真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科学知识，结合已有的教育经验加以创造性运用，在科学方法与科学程序的指导下不断推陈出新；二是要努力出“奇招”，敢于打破陈规，独出心裁，独辟蹊径，敢于否定貌似“合理”的传统做法，先破后立，不断进行创新探索；三是要努力出“实招”，紧紧围绕着推进素质教育这一中心任务，敢于“啃”学科教学和课堂教学这些“硬骨头”，切实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求”意在思想上加以引领，“三想”意在方法上加以引领，而“三招”则意在实践上加以引领。我们期望通过这三方面的引领，能有助于共同体成员的教育思想健康、快速“孵化”，从而为浙江教育的发展培育出一批不仅理念先进而且个性迥然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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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共同体”成就教育家
　  “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是科学社会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坡兰依（M.Polanyi）1942年在其《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先使用了这一概念，将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界定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或组织。后来，美国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
　  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们能充分地交流信息、自由争论、相互切磋，并从中汲取极为丰富的智慧“营养”。科学共同体不仅推动着科学的发展，也推动着科学家的成长。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餐厅讨论会”和布尔巴基学派的“疯子辩论会”，就是这样的群体组织。
　  “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借用了“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运作机制，将浙江省内部分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绩的校长组织在一起，通过定期举办学术沙龙，使他们的成功经验得以分享，使他们的智慧火花得以燃烧，使他们个人直觉体悟到的教育新文化得到解读，使他们敢为人先的实践创新获得共鸣并据此汲取继续前行的勇气。总而言之，“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将努力打造成有思想、有个性、有创新的教育实践者的“精神家园”。我们希望，若干年后，从这里孕育出的是一个能够代言浙江教育精神的“群体”。我们更希望，这一群体将来能成为浙江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
　  当前，教育思潮风起云涌，教育实践不仅呼唤着教育家，而且也催生着教育家。在浙江这块热土上，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广大教育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实践智慧，锐意创新，共同铸造了当代浙江教育辉煌的一页。近年来，浙江出现的“教育券”改革、“成长导师制”探索、“名校集团化办学”尝试、“后三分之一学生”质量监测等，不仅深刻体现了全新的教育理念，而且成效斐然，引起了国内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在基本普及了15年教育之后，浙江教育已义无反顾地将均衡发展作为“主旋律”，学校内涵的提升势在必行。围绕着薄弱学校发展、学校质量提升、名师队伍建设、课堂教学创新等诸项攻坚任务，浙江的教育实践者在“办人民满意学校”的时代要求激励下，已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总结、提炼、推广的宝贵经验。我们认为，浙江教育是一座“金矿”。我们认为，在浙江成就一批教育家，绝非神话。
　  如何通过“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来挖掘、锻造浙江教育的“财富”？如何将“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建设成为浙江教育的思想库、改革的“孵化器”、教育家成长的摇篮？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使命。但我们愿为之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为了体现这种努力，“浙派教育家发展共同体”将在实践中实施“四大方略”，即重点实施“个案解读”、“特色提炼”、“互启互动”和“自我发现”。
　  ——我们将高度关注来自共同体成员的个人从教（办学）履历，邀请教育专家从学理层面对一位校长或一所学校的发展历程与成长轨迹进行深度剖析，使经验上升到规律，使实践上升到理论。
　  ——我们将高度关注来自共同体成员的创新举措，对创新的动力、优势、不足进行科学分析，对创新的机制及其蕴含的理念进行科学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对创新举措进一步加以完善，努力挖掘和彰显内在的特色。
　  ——我们将高度关注来自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启互动，采用田野研究的方式，鼓励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评议、相互比照、相互启发，实现在互启中催生思想，在互动中共同成长，从而使教育思想根植于群体的智慧土壤之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我们将高度关注共同体成员的自我发现，努力体现“我能行”的精神，通过理念引领、认识反省、比较分析、理性归纳等方式，使共同体成员实现认识上的升华，通过这种认识升华提升综合素养，最终成“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虽然此途遥遥，虽然可能事倍功半，甚或一事无成，但我们义无反顾。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方展画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