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为本 推陈出新 嘉惠学林——“剑桥三史”的特点及价值

管季超0712

学术为本 推陈出新 嘉惠学林——“剑桥三史”的特点及价值

刘林海

  【光明书话】  
  2020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中文版陆续面世。加上该社此前出版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和同时推出的修订版《剑桥古代史》，至此中国读者终于有机会一睹大名鼎鼎的“剑桥三史”的全貌。
  作为20世纪以来英文类影响最广泛的大型欧洲通史，“剑桥三史”的编纂始于19世纪末。1896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大型世界史或通史，并聘请时任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席教授的阿克顿勋爵主持编写。最后决定聚焦欧洲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写起，定名剑桥现代史。1902年，12卷本的近代史第一卷问世，1912年出齐（另附两卷图表、索引和地图）。阿克顿勋爵在第一卷出版前夕去世，钦定现代史讲座教授的职位由J.B.伯里接任，他也接过了剑桥现代史编写的主持工作，并相继策划主持了8卷本的中世纪史和12卷本的古代史的编写。其中中世纪史的编写在1911年正式启动，因战争一直拖到1936年才出齐；古代史的策划始于1919年，在1924—1939年间出齐。20世纪50年代起，现代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又相继出版了新版，其中古代史为修订版，扩充为14卷19册，增加了晚期古代两卷，中世纪史和现代史则是全部重新编写。现代史维持了14卷的规模，在保持整体编纂思路的同时，将13卷设为专题卷，14卷为地图卷。中世纪史共7卷，比初版少了一卷，但第四卷分为上下两册，实际还是8册，从1995年开始出版，到2005年出齐。中译本的“剑桥三史”均是据新版翻译而成的。
  “剑桥三史”出版后，在西方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剑桥三史”的内容如何？有何特色？其价值何在？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些问题有很多阐释，原版及中译版相关序言等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无须重复。“剑桥三史”虽各具特色，但又是一个有机整体。这里仅结合两版变化，从宏观上就共同的特点和价值谈一些粗浅体会。
  始终坚持学术为本，这是“剑桥三史”的第一个特点。这突出表现为专业学者做专业的事。以中世纪史为例，除了星光闪耀的编委会外，各卷主编都是当代欧美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名家。第一卷为专攻中世纪早期历史的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保罗·福拉克，第二卷是专攻8—9世纪法兰克历史的剑桥大学教授罗萨蒙德·麦基特里克，第三卷的提姆西·路特则是主攻中世纪早期德国史的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第四卷为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大卫·勒斯科姆，阿伯拉尔研究的权威，乔纳森·赖利-史密斯是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第五卷为专攻地中海史的剑桥大学教授大卫·阿布拉菲亚，第六卷为诺丁汉大学中世纪法国史教授米歇尔·琼斯，第七卷的利物浦大学克里斯托弗·阿尔芒教授专攻十四、十五世纪英法历史。近200位撰稿人更是汇集了欧美中世纪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从而确保了整套书的前沿性和学术厚度。中译本的总编委会集中了国内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的精英，徐家玲、郭方、李桂芝、顾銮斋、彭小瑜、陈志强、徐浩、王加丰、侯建新等各册主要负责者则是中世纪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译者也以从事中世纪史及相关教学研究的学者为主。不仅如此，中译项目还先后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剑桥三史”自创设起就把原创性作为首选，以汇聚并展示最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为重要宗旨。组织出版方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享誉世界的老牌出版社，学术积淀深厚。中译本组织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是国内出版界的翘楚，拥有一支业务强干、经验丰富的专业编辑团队。一流的专业编写团队与一流的专业名社强强联合，为这个超大型学术工程的学术水准上了双保险，也赋予了它强大的生命和活力。
  与时俱进是“剑桥三史”的第二个突出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其紧扣史学发展脉搏，以统领时代的主流理论为指导。初版剑桥史规划实施的20世纪初前后，西方史学界盛行的是自由主义的科学史观，居主导地位的是政治史。自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在19世纪20年代开创现代史学以来，史料的考辨、史家的价值中立、如实直书的客观历史、历史是科学等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的准则。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出现也使得史家把历史作为民族国家（民族性）的形成和发展史。阿克顿和伯里都是兰克传统的坚定信奉者和实践者，后者在钦定讲座教授就职演说时发表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演说，提出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著名论断。为此，展示无可置疑的确切事实而非观点也就成为编纂的基本出发点。曼戴尔·克雷顿爵士在说明性的序言中提出：“现代史的两个根本特性就是民族性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成长”，史家要做的就是通过文献记载追寻这些过程。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剑桥三史”整体上就以传统的政治史为基本编纂思路，把叙述以王侯将相为代表的人物及其事迹为主线，重点关注军事、外交和法律，并辅之以经济和文化等。
  半个多世纪以后，“剑桥三史”相继重写。虽然初版以时间为纬、以空间为经的基本格局仍然保持并有所强化，但对历史的认识和呈现方式等已经显然不同。这突出体现在乔治·克拉克爵士为现代史部分撰写的新版序言中。从前面可以看出，历史虽然仍是科学，但是“一门价值观的科学”；对材料和事实的理解也更为深入，不存在“‘客观的’历史事实”，“纯粹的历史”和“绝对的历史”也是不可能的。史家的主观性不但得到认可，而且成为认识历史的基本前提。在新版组织者眼里，政治虽然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但不再是绝对主导。即便讲政治，呈现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推陈出新是“剑桥三史”的第三个特点。“剑桥三史”汇集了至编写时为止的当代史学研究最新成果，无论是在观点、理论、方法还是具体问题上，创新之处自是多不胜数。这里只就共同之处略举几例。首先是分期。“剑桥三史”整体上采用的是西方流行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分法。初版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为君士坦丁大帝独自控制帝国的324年，中世纪与现代史的界限则在15世纪中后期，以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为起点。新版保持了三分的基础框架，但对分期的理解和使用更加灵活。相比于初版各部分相对严格的分期设置，新版无疑更注重各段学者的不同视角，意在展示观点的多样性。其次是对历史发展特点的理解。初版整体上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断裂说，把中世纪视为阻断古代和现代的黑暗落后的中间段。新版则明确抛弃了这种认识，更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转型。最后是对欧洲历史一体性的认识。初版虽然以欧洲历史为目标，但重点在各民族的历史，且以西欧为绝对中心。新版则更强调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认识，为此更注重西欧之外的欧洲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篇幅也大大增加。地中海等商贸网络中心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加，以凸显欧洲整体上与周边各地区及文明的联系和交流。此外，重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也是新版的一个自觉意识，因此注重比较，关注地区差异和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如对中世纪晚期代议制的分析，就列出了三到四种不同形态。
  应该指出的是，“剑桥三史”推陈出新，但并非弃旧向新。虽然视野更加开阔，也几乎涵盖了古今世界各大洲的历史，但它始终是一部欧洲通史而非世界史。初版为分阶段讲述欧洲各民族连续不断的历史，新版则以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史为着眼点。这是两版编者明确的目标。即便淡化修正了西欧中心论，但视角仍然是欧洲的。欧洲之外地区不是作为独立的单位被纳入，而是从属于欧洲文明发展的步伐以及与欧洲的关系。欧洲的历史之所以从欧洲之外的近东中东地区写起，是由于欧洲文明受惠于这些古文明。初版纳入美国和印度也是因为它们最初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新版则更重视商贸和文化交往，扩展到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欧洲文明辐射和称霸世界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版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加上“世界”两个字是不合适的。由于一直写到20世纪，“近代史”的译法也可商榷。按照西方传统三分法，译为“现代史”更准确，或者译为“近现代史”可能更好。
  对中国史学界而言，“剑桥三史”的汉译无疑方便了更多学者了解和借鉴西方史学界的新成果，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学习和研究标准参考书的功能，推动提高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
  除了学术目的外，“剑桥三史”的编纂还有更深层的考量。在某种意义上讲，“剑桥三史”是英国综合国力的体现。自“剑桥三史”创设以来，剑桥出版的历史系列已经发展到百余种，不但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别史，而且包括各种专题史，成了响当当的品牌。剑桥史系列的广泛影响不仅仅在于学术，它背后的支撑是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学术界也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肩负着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任。“剑桥三史”虽然是“他山之石”，但可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乃至文明史编纂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可谓恰逢其时。
  （作者：刘林海，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