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大陆一般人的中文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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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余光中:大陆一般人的中文越来越差

原题《听余光中评大陆文化现状》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诗界泰斗余光中的这首《乡愁》，很多人从小就熟读，在心里体味着作者思乡的淡淡忧伤。这个月，余光中将迎来自己的83岁生日。10月8日下午，在高雄的家中，余老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
　　别把诺贝尔奖看成世界文学奖项
　　环球时报：今年瑞典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有什么看法？
　　余光中：我一向的主张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世界文学的奖项，看成西方文学奖就可以释然了。因为它毕竟是西方人办的一个奖，18个评审委员里只有一个懂中文。我们不一定要去拼命得这个奖。可惜大陆办的奖，像鲁迅奖、茅盾文学奖等，不是很能够成为所有华人地区的奖项。我们人口这么多，现在经济又这么强，如果办得更包容、更注重艺术本身的话，说不定可以办一个与诺贝尔分庭抗礼的大奖。
　　环球时报：您怎样看待诗歌在世界文坛以及中国文坛的位置？
　　余光中：西方文学的源头希腊一开始并不仅仅是诗，而是史诗，还有戏剧。希腊的戏剧一开始跟诗不分家，像荷马之后的三大悲剧家，就是用诗的形式来写作的。戏剧在我们这儿变成真正的文学是比较后来的事。至于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时已经比较晚了，反而是哲学家的散文，比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司马迁等，他们无意做文学家，可文笔好，说理说得透彻，抒情抒得动人，仍然是广义的文学。到了现在，我觉得写诗的人并不少，写得成功的却不太多。很多年轻人贪图方便，觉得写小说比较费事，写戏剧也很麻烦，写诗的话立刻就可以实现，至于别人欣不欣赏是另一回事。我倒觉得，如果你把雅俗摆在一起看的话，现在流行音乐的歌词就是大众的诗，像大陆崔健和台湾罗大佑的作品。
我觉得五四以来100年，真正的诗人里还要加上秋瑾、陈寅恪等。钱钟书很会写旧诗，郁达夫的旧诗写得多好啊。至于台湾，大概销得最好的就是席慕蓉等了，我的诗选也销了几万册。以2000多万的人口来讲，几万册不算少了，相信得诺贝尔奖的瑞典诗人可能还没我们销得多呢。至于中国大陆，北岛和舒婷很受欢迎，汪国真也曾经流行过，但新出来的诗人不能那么雅俗共赏。
　　大陆应为中国文化第一世界
　　环球时报：您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大陆，但同时也有人说传承在台湾。您怎样看待两者的关系？
　　余光中：西方在政治上一度是把世界分成三类国家：第一世界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是发展中的国家，第三世界是未发展的国家。这主要是就经济的发展而言。我把政治的观念用到文化上，觉得以中国文化而言，中国大陆无疑是第一世界，台湾、香港大概属于第二世界，至于南洋各地华人社会是第三世界。不过这是一种原则上的说法，“文革”中的大陆不能算是第一世界，那时候的文人都巴不得把文化丢得远远的。
　　你刚才说“传承在台湾”，其实台湾对中国文化的教育还是蛮看重的。最近20年，因为民进党闹“独立”，搞“去中国化”，其实他们没想清楚，以为政治的独立就是文化的独立。这其实是两回事，比如当年美国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但并没有把英国文化丢掉。大家还是说Do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没有人问你Do you speak American？（你会说美语吗？）英文还是他们的母语。现在大陆也开始提倡儒家文化，派出孔子学院，或者领导人都引用一点古诗，民间多一点文学活动，那还是可以恢复第一世界。大陆应该是做第一世界的。
　　环球时报：现在大陆在复兴国学，像幼儿园会教《三字经》或《弟子规》等。在教育层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余光中：复兴国学并不一定等于复古，如果你反其道而行，觉得现在太西化，把复兴国学作为对策，可能也会走上另一个极端。背《三字经》和四书是有好处，可是也要配合当代的生活。比如说“父母在，不远游”，大陆那么大，怎么可能不远游。再比如说父亲死了，守孝3年，也不可能。所以复古并不能纠正当代的洋化。河南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与乡土的刊物叫《寻根》，有一次叫我题词，我就题了“根索水而入土，叶追日而上天”。一棵大树当然是根越深越好，但另一方面也要开枝发叶，这并不是读《三字经》就能达到的。
　　环球时报：您曾说过中国文学要一直回溯到《诗经》，可如今大陆的年轻人读过《诗经》的可能屈指可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遗失呢？
　　余光中：这当然也是时代在改变，现在不是科举年代，你不能指望年轻人读那么多古书。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教科书，靠他们在中学6年好好读一点，然后靠老师灵活地教授，所以语文教科书选什么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大陆朋友也许很少想到，就中学教科书而言，大陆某一方面比台湾要好。大陆中学语文教科书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古典文学，《诗经》、《楚辞》和唐宋八大家都有点；第二个单元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第三个单元是台湾没有的，就是世界各国甚至包括第三世界的民歌童谣。我觉得这点不错，无形中让大陆学童很小就对各国有一点兴趣，培养了世界观。
　　环球时报：台湾受西洋影响在大陆之前，在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可以给大陆一些借鉴吗？
　　余光中：台湾早年因为和美国的关系，一切朝美国看，后来因为“外交”挫败的关系渐渐脱离国际社会，引发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不强调自己的文化。大陆比台湾西化得晚，也要经过这样一个循环。我觉得台湾就是自由和包容吧。
　　范我存（余光中夫人）：刚才你说“台湾西化比较早”，其实台湾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像农历7月“中元节”，大陆基本没有了，而在台湾则是一个大的节日。保持中国传统节日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人的很多观念非常传统，比如结婚，他们流行穿着古代结婚的红缎子衣服；再比如每个星期日都要跟长辈饮茶。
　　余光中：英国殖民者在这一点上有些智慧，就是希望你读好英文，另外干什么我就不管了。所以香港社会是很奇怪的结合，它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洋气。
　　维持汉语的主流美学
　　环球时报：您说过中文生态一旦被破坏，中国文化就会变质。如今您觉得中文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余光中：我觉得在一些作家或学者的笔下，是在进步，像我觉得我写白话文就比胡适写得漂亮。他当时曾说“要有国语的文学，就先要发展出文学的国语”。经过差不多100年，我们现在的文章应该比新文化运动初期写得好，诗也比那时候好。
　　可是一般人的中文是越来越差了。大陆的中文相当西化，西化到连自己都不觉得。我举个例子，像“进行”几乎取代了别的动词。比如“他现在在看心理医生”，可是有些人偏说“他正被进行心理治疗”。再比如“尊敬的党委书记”，中文应该是“可敬的”。“尊敬”是尊敬别人，“可敬”才是别人值得我尊敬。还有“女士们和先生们”，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复数不是中文必要的。台湾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台湾中文不好的人很多，会跟着大陆走。
我希望保持汉字的纯粹，不是不受外来的影响，而是汉语的主流美学要维持。有了这点底气，吸收外来东西无所谓，像唐朝也吸收外来的东西，夜叉和涅槃都是外来语。那时候中国文化健全，中文底子好，现在文化跟语言的底子虚了，就很危险。至于预防中文生态恶化，我觉得应该似乎教科书选好的文章，课外活动或社会文化团体要掀起什么运动时，尽量提倡流畅生动的中文。
　　环球时报：您怎样看待汉字的繁简之争？
　　余光中：以前大陆为了普及教育或写起来方便，采用简化汉字。我在台湾看报纸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的一眼扫过去，猜想它是什么字，谁会睁大眼睛看“凿壁偷光”的“凿”字哪里少一笔啊？而且我自己写稿也会写简体字，我的诗往往是手稿就登出来了，也没有引起多大的祸害。
　　可是如果你要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用简体字是行不通的，像大陆到处的碑文还是古体字，很多人签名也不是写简体字。当然笑话也是有的了，大陆的一些人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特意把我的名字写成繁体。结果“余”字写成有“食”字边的，以为我这个“余”是简化的结构。我太太姓范，有人写成更繁杂的“师范大学”的“范”的繁体字。
　　当然从单纯的美学角度来讲，还是繁体字比较漂亮。比如头发的“发”（髮）字，上面的部分有三撇好像头发，左边部分好像梳子，多么形象啊！现在简化之后，出发的“发”也是头发的“发”。
环球时报：您在中 山大学教授翻译。对于文学翻译，您认为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余光中：如果是一般知识性的翻译，可以随便一点，能达意、让人家读懂就好了。可是如果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至少要清通，而不能写得含糊混杂，甚至不通。所以文学的翻译还是要讲究，一定得有文学的水准才行。
　　我在大学毕业后三四年就翻了《凡·高传》，之后过了20年出版社又要出，我再一看太西化了，就花了一年时间整个修改了一遍，改了一万处以上。修改什么呢，举了例子，比如说“事实上，他是个坏人”这句，也算过得去，可是我不满意，“事实上”是白话文流行以来食洋不化、不中不西的说法。我常跟学生讲，你能想像贾宝玉跟林黛玉讲，“林妹妹，事实上我是爱你的”吗？（应为“其实我是爱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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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日前编译新加坡《海峡时报》6月30日文章，原题《中国汉语水平下滑》，作者詹森·欧，王会聪译。摘编如下：  
　　中国人热衷使用社交网站常用语、英语地位上升以及电脑普及导致的书写水平下降，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焦虑。

　　参与高考阅卷的教师发现，许多考生都在试卷上使用“神马”一词。该词来自网络流行语“神马都是浮云”。越来越多的标准或传统中文表达方式正被网络语言所取代。一些教育家甚至警告称，中国或许正遭遇一场中文危机。

　　中国教育部近期一份报告表示，写得像电子邮件或博客的试卷是中文水平恶化的迹象之一，而网络语言的滥用正“削弱中国文化”。对于所谓“拟声词”———例如“神马”（听起来像“什么”）———的过度依赖，应该被视为错误使用中文。该报告称，30%的北京大学生未能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一次中文水平考试。在满分为100分的考试中，70%的学生考分低于70分。中国媒体进行的调查表明，大部分人都认为中文水平下降是一个严峻问题。80%的受访者表示，一场中文危机正在逼近。40%的中国年轻人承认经常书写错误，而70%的人称他们很难写一封正式书信。

　　与语言技巧类似，中国年轻人的书写水平也在下滑。电脑、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普及，意味着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都在用键盘打字而非手写。调查发现，只有5%的受访者给亲朋好友写信，而绝大多数人都靠手机或互联网。

　　教育部的报告认为，除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外，中国人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兴趣上升，是导致中文水平下降的又一原因。“在大学里英语比中文更重要，”大学生林家成（音）说，“英语是必修课，而中文是选修课。为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们都竞相获得英语证书。”华东师范大学语言学专家潘文国认为，中国的英语教育已走向极端。“幼儿园也在教英语。有些人甚至用英语进行胎教，”他说，“这传递出中文是次要语言的错误信号。”杂志编辑朱景（音）表示，这导致学生在写中文时会受到英语影响，有些作家亦不例外。“在自己的母语水平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这样推广英语学习难道不是本末倒置？”他说。

　　为改善国人中文水平，中国政府或许要求公务员报考者参加语言测试。“中文危机就是我们的民族危机，”潘文国警告说，“这关系到我们能否保持民族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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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母语表达力成为母语教育当务之急
2011年09月1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3期 作者：潘涌


　　


　　由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举办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是基于迎接未来挑战而对学生学习质量作全面评价的一项国际研究项目。PISA以其前瞻性、战略性和为各国政府教改决策提供有力依据而在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力，更兼上海学生去年首度参与PISA阅读测试且取得“全球第一”的佳绩，故引发大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对得分情况的分析表明，上海学生夺冠的原因是：均分高、差异小，低端平均成绩分别远超排名靠前的新西兰、新加坡各73分和60分。数据反映出上海学生在基础性认知方式各方面的平均成绩都位居第一，但访问和检索信息资源能力，自己选择、判断和反思阅读材料的重点和难点能力，阅读图表、清单等非连续性文体能力三者均偏弱。这三种能力的偏弱，暴露了上海乃至整个大陆母语教育的问题和缺陷，凸显出中国学生在语言世界中的现实危机和发展瓶颈。因此，如何拯救母语表达力，已然凸显为母语教育的当下急务。

　　阅读理念凸显立人价值　　

　　PISA 指出：阅读能力是为了实现个人目标、发展知识和潜能、参与社会活动而拥有的理解、使用、反思书面文本的能力。此定义凸显了 “个人语用能力本位”，强调母语教育的本质是练就每个学习主体全面、完整、积极的“语用能力”而非承纳固化的“语知语识”，即为了养成未来公民立足社会而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价值评判能力。PISA将阅读精熟度水平分为7个等次。从低到高，PISA益趋重视语用主体自由思考、独立评论的能力。与传统阅读能力比较，PISA “阅读能力”分级标准具有明确价值指向：前者测评学生已经理解并接受了什么，后者测评学生能够利用已有的知识在特定情景、语境中能够解决什么，如何解决；前者重在再现昨天、复制既有，后者旨在拓展未来、追求创新；前者的价值是回归已知，后者的价值是超越既定。PISA阅读理念凸显出鲜明的立人价值指向，注重现代公民的思维力和表达力——而这正是构成国际“语言软战争”的核心竞争力。

　　以思考为主宰、评论为指向

　　PISA项目从2000年以来持续展开了国际阅读能力的进展研究，在引领学生养成认知、理解、评判、筛选和推断诸能力上逐渐予以深度化推进。PISA已经具备特色化的阅读题型。

　　首先，题干和题枝及其新意。作为题干的各种形式的文本提供特定情境或背景，其中包含诸多现象或观点，引导学生各自独立获取信息、理解诠释、反思评价、深入拓展，给学生提供掀起“头脑风暴”、迸溅思维活力的开放平台，理性梳理各自观点并作出相应抉择。

　　其次，PISA阅读测试题在选材对象上关注与学生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当下真实问题。呈现真实的生活情境问题，包括日常应用性阅读材料，以拉近阅读主体与阅读对象的距离，使两者尽可能保持高度相关性，从而使阅读活动能顺利切入学生的思想现实。

　　再次，评分标准的开放和亮点。评价标准不封顶甚至可以忽略错别字，重在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过程以作出自己独立、圆满的评论；重在“反思”基础上主动从文本中收集、分析、取舍信息和综合评判的能力，摒弃机械认知或单向接受的传统阅读技能及其隐含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是PISA阅读题最大的亮点所在，也是上海学生最高级得分比低于新加坡的原因所在（在最高等级上海占2.4%，低于新加坡的2.6%）。

　　总之，PISA阅读测试的核心理念在于着力洞开阅读者由接受到思考、由筛选到评判、由反思到立论这样广阔的思维空间，促进学生由“浅层阅读”转向“深度阅读”和“创意评论”，从而使阅读题的测试元素由传统意义上单一的阅读认知性技能趋向立体、综合、以独立评论为核心的全面语用能力，即以思考为主宰、评论为指向，以人格提升、表达力强化和思维品质优化为目标的“新阅读能力”。

　　从“立言”到“立人”再到“立国”　

　　以PISA阅读题对比大家谙熟的大陆母语阅读测试，将会发现：各级各类的“现代文阅读”测试题，常常以 “标准选项”供给学生“抉择”（且无需论证），这难免是一种表面和狭隘的“浅层阅读”——封堵思维空间、钝化评论能力，最终致使接受性的阅读与输出性的表达两相剥离，从源头上弱化了作为智慧生命存在价值之印证的表达力的健康发展，其后果必然导致阅读教育在“被阅读”→“被思考”→“被体验”→“被表达”的消极范式中日渐沉沦。

　　阅读过程就是青少年的精神发育史，无论如何倾重对学生基于独立阅读和思考的评论能力之锻打，都不为过。今天，面对PISA所兀然横悬的阅读高度，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展望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深度博弈，中国教育界理当自醒自励：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的“语言软战争”，亟须拯救母语表达力——阅读，必须以自由思维为内核、以独立评论为形式，实现表达为本的哲学元命题，从而走向以“立言”来“立人”、以“立人”来“立国”的教育高境界。正如德国语言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 国家与民族的衰落肇始于母语语用之弱势，而其复兴亦同样发轫于母语语用重拾活力四溢之强势——中国阅读教育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