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文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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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文学综述

撰文｜俞冰夏

       这是文学两字在中国像奥运冠军或者全球五百强一样终于成为大众社会褒义词的一年，意思是，文学终于，在广大老百姓眼里，成为了一种有生产力的东西，它生产了一座中国人不知为何有所执念的诺贝尔奖杯。莫言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好像当年刘翔站在雅典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这里面有种不可言说的隐喻——一个思想半禁锢之地的半官方文学大师，好像一个黄种短跑运动员，在外人看来，它不符合某种意义上的基本逻辑，在本国普通人看来，虽然莫言是个陌生的熟悉名字，这都是属于中国人的骄傲。莫言也许是史上少数在领奖台上不谈精神诉求而谈俗世诉求的文学奖获得者，这本身是中国性或者中国特色最强烈的符号。
唯一肯定的是，这不是20年前，2012年，文艺也许只有在韩寒的意义上，像茶余饭后吃甜点一样复兴了，阅读，用这一年中国最成功的手机文学终端“一个”的概念来说，只需要一天在地铁上刷那么五分钟。官场小说销量不菲，可谓中国式类型小说中的最大类型，奇怪也不奇怪的当然是，这种小说虽然铺满大街小巷，却在有关文学和读书的主流话语当中“被”失声。
年轻人的文学与中年人的文学分裂得愈发激烈。这一年，磨铁图书发疯一般出版了近十部70后小说家为主的作品。这代人——用磨铁的广告词，“中间代”——蛮横得试图用他们自己绝不愿以卖书以外的名义参与的集体性自燃出一个有关后文革小镇人生的新文学流派。这个词是笔糊涂账，掩盖了真正重要的文学史分割线，这批作家的共同特点是在精神上的饥渴，他们叙事里的反俗世，反传统，反乡土文化。他们对表达态度的强烈欲望也是从前的文学话语，哪怕是80年代末先锋派小说里很少见到的。
好像刘翔拿了金牌不会促使产生下一个中国短跑高手一样，莫言的成功也是近似孤立的现象。中国文学在这个恢宏的叙事下面对着很多无可救药的问题，比如系统性文学教育的缺失所带来的读者知识匮乏，断代断层，比如专业文学评论与阅读大众之间的距离愈发增大，使得文学标准与商业炒作之间的关系复杂暧昧，又比如文学，无论诗歌还是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分裂成了主流话语与小圈子精英话语两种完全不同甚至互不相干的体统。

乡土文学仍是最主流的中国文学


莫言的诺贝尔奖证明了一点，在中国，以农村为题材的文学仍然是最主流。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之外，几乎无人能否认的是莫言除了在长篇叙事上的能力高人一筹，更是个民俗学家，而正是后者让他代表了他的同辈小说家，甚至他的同辈中国人。
以俗世文化为基础的文学构建是种中国的文学传统，小说在中国很少被用作思考的媒介，更多是，像另一个来自东方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慕克所描述的，“一种用来储藏记忆的载体”。莫言在他的领奖辞里也透露了这个意思，虽然他没有用任何隐喻，而是直接在每段话的开始都用了类似“我记得”的词组。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个传承民族记忆的人，里面有种谦逊的，无法反驳的政治正确。莫言的是俗世智慧是他小说的精髓。他的故事，不管情节多么凄惨，几乎都是用同一种调侃的语调讲的。
农村文学的脉络并没有到莫言和贾平凹这代人为止。中国的农村文学是有非常深厚的传统的，里面民俗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柴春芽、阎连科等人的农村题材小说仍然在继续，李娟、刘亮程等西域作家的作品也是以民俗作为出发点的。甚至90后新锐小说家周恺也把小说的站立点回归到了“老一辈人讲的故事”的叙事框架。
农村或者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流派，仍然占据着中国文学最主流的位置。莫言的得奖使得这种文学传统更加坚固。中国在不断城镇化，作家的题材却反而更为乡土化，回忆成了一种重要的写作手段。
贾平凹年末发表的长篇小说《带灯》则在这种传统上更新了一步，虽然继续了乡土文学的传统，这部以深山里的年轻乡村女干部为主人公的小说时间设在当代，处理的问题不再是文革，而是维稳、上访等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
乡土文学与后一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是扎根与迁徙的差别。2012年受到很多好评的是金宇澄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沪语小说《繁花》，《繁花》同样以家庭叙事为主，按照金宇澄自己在访问当中的话说，“位置放的很低”，重在记录上海市井文化过去几十年里的细节种种，而非试图展示任何批判性或者文学史意义上的态度。
方言与乡土文学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年轻作家颜歌的长篇小说《段逸兴的一家》写的是四川小镇的生活，用的也是非常传统的家庭小说叙事方式，但语言上有种新一代人的轻盈。另外，路内的《花街往事》也在乡土叙事的路线上做尝试。
像莫言在《丰胸肥臀》的序言里说的，一个不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不是有雄心的作家，乡土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坛的主流，另一个原因是这类小说的篇幅都比较长。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是这些作家的主要读者群。

小镇青年的局外人反扑


磨铁的“中间代”系列里，最狠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阿丁的《无尾狗》。《无尾狗》也许不是这系列里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却非常极端地把小镇青年对生活的恨不加修饰地扔了出来。两代人的致命分割在这里，无论生活有多穷苦，且这种穷苦的根因并不在己，莫言还是会感谢母亲和土地，甚至更会感谢母亲和土地，而阿丁和他的同龄人笔下的人物则非常可能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弑母——70后作家在意识上开始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儒家元素。他们的小说里弥漫的是个人主义被畸形的社会严重压抑的状态与情绪。对这代人来说，讲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找到情绪发泄的渠道更重要，他们的力气更多用在后者上。阿乙这一代的小说家没有继承中国当代文学后文革以来的叙事方式，他们的文本里精神诉求与精神上的宣泄远超过对俗世问题的关注。
巧合的是，这代作家几乎也都没有受过多好的正统教育，阿丁是草根医生出生，阿乙是警察出生，路内曾经是普通工人，另一位年龄相仿的彭剑斌至今以送快递为生，他们几乎都来自小镇。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没经历过饥荒，只有文革的童年记忆。这种具有当代性的生活挫折精神上大于物质上，对“大世界”的反应大过对日常生活的执念，甚至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
阿乙的《下面，我们做些什么》是2012年第一部中间代的重要作品。这部中篇小说虽然被批评为对加缪《局外人》的过度模仿，里面无可厚非却是当代中国的困惑和当代中国的问题。《局外人》的主人公杀人不过一时之念，冷漠因为没有与所谓通用的感情观接口，《下面》的主人公杀人却有预谋，更像被压抑的情感有目的地报复，而他的冷漠或者自命不凡，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作为十几亿分之一的中国普通人试图获得任何一点大众注意力的唯一方法。阿乙今年发表的另一部作品《模范青年》，也是这一主题的延伸。
另外一位值得提到的小说作者是乌青，乌青的《逃跑家》是2012年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以所谓“白云体”在网上走红的乌青语言节奏感非常出众，《逃跑家》作为一本日记体小说，主题与他的同代人一样有关小镇青年与家乡与家庭在精神上决裂之后的孤独，逃避，无聊和困惑。《逃跑家》里有浓重的垮掉一代气质，却在对应的方式上充满中国性。大篇幅的无所事事，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四处游荡，在宜家餐厅里发呆，乌青笔下的逃跑是一种底层人自生自灭的自由主义，最终在这个现实当中，也是没有任何救赎的。

读者平台日渐分散


回过头来，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中国的文学面对的是哪几种不同的读者，以及现存的文学流派是否能够找到以及孕育新的读者群？在2012年这样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中国文学年份，思考这样的问题似乎非常必要。
比如，中国的新诗仍然在缅怀过去的过程当中。可以说，由于缺乏经费充足的诗歌杂志和体制内的支持，新诗在80年代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很局限。诗人杨炼在2012年年初获得了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过华语诗歌应该为世界文学提供思想资源这样的话，但新诗在年轻人写作和阅读当中的兴趣比起小说要差，地位可能不如以游记和时评为主的非虚构作品。在出版上，2012年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毫无建树，而新诗的整个阵地已经从当年的公共空间完全转移到了学术平台上。2012年，至少有3-4个诗歌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云南大学等几所高校成立。当年旗鼓相当的先锋小说和先锋诗歌，如今似乎不在同一个话语平台。
小说界的繁荣其实与文学杂志的一如既往有很大的关系。文学杂志在过去几年内经历了一次再发展，而2012年，又有新的文学杂志登上各种平台，从韩寒团队的“一个”手机App，到阿丁主编的《坚果小说》和英国《格兰塔》杂志的中文版，新的文学杂志每出现一个，其实是对当下的文学潮流进行一次再塑造。“一个”是面对年轻白领的轻阅读，而《坚果小说》则自认为是高端版的《故事会》，这两种把文学去严肃化，去纯粹化的尝试旨在找到一批新的，文学圈以外的读者。
这一年各大媒体的年度好书单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中国小说或者诗歌，文学与图书销售之间的关系日渐被混淆，缺乏系统文学教育的中国读者与文学的关系必然越来越远。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代表性这一年也未见太多的增长，《天南》文学双月刊的刊中刊，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英语翻译的旗舰渠道，逐渐成为中国文学面对外国读者的少数几种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