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高晓声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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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高晓声故居 石 湾 高晓声故居现状 　　上图即为唐锡勇当年为高晓声拍的照片 　　去年10月适逢我返故乡小住，参加高晓声文学研究会成立，有机会去董墅村参观了高晓声的故居。 　　我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1980年，当时他已平反并落实政策，到省作协任创作组组长，家亦已迁至常州市内的桃园新村小区。但他复出后具有轰动效应的获奖小说《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都是在董墅村写成的。高晓声在《三上南京》一文中曾提到，他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得光光”地离开南京回故乡当农民，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早晨，经过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七时”，他才第三次到南京。因此，绝大多数与会者和我一样，没有到过董墅村，对会议的这一安排，都颇有兴趣，想通过参观他的故居，深入了解令他刻骨铭心的那“二十一年零十三天”，他在社会的最低层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在乘车去董墅的路上，我想到陆文夫《又送高晓声》的结尾：“直到临终前刹那，高晓声已经不能讲话了，他还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字，站在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家’字。回去吧，老高，那边有你理想中的家。”我不知道，高晓声是否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家，但我想，他若地下有知，还一定会记挂着这住了近四十多年的董墅老家，因为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都诞生在这里，这里既是他的生活基地，也是他的创作源泉。他在《我最熟悉的地方》中曾写道：“我出生的村庄，叫董墅。进草塘浜两里路，有一条阔而短的叉浜向西伸，叫芳泉浜。一共不过半里长，船划到芳泉浜的沟梢，上岸就是我的家门口。”董墅是个很大的村庄，我们在村口下了车，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来到芳泉浜的沟梢，找到已淹没在新楼群中的“高晓声故居”。如今江南农家小楼前都有一块用来晒谷或停车的水泥场子，因高晓声故居早已无人居住，门前的一块空场已变成两垅菜地，虽时值初冬，那大棵大棵的青菜还绿得很呢！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走进高晓声故居的前面一进，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石槽。这是此间不大的空屋里唯一的原物。不言而喻，这石槽是用来盛猪饲料的，也就是说，高晓声在1979年复出之前，这间平房是个猪圈。说实在的，进门就是猪圈的农户，此前我还从未见过。不过，我立即联想到高晓声临终前用手指在空中划的那个很大的“家”字。汉字是象形文字，“家”字即是宝盖（房舍）下一个“豕”（猪）字。自古以来中国是农耕大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民不养猪是种不了地的。直到高晓声落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化肥依然是稀缺并昂贵的生产资源，农家肥主要就是猪粪便，务农就得养猪，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他在《〈李顺大造屋〉始末》中说的，那年月，他“不仅使自己成为农民，而且组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化家庭。这和所有的农民家庭一样，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一个细胞。我的家庭成员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样投工、投资、投肥，一样分粮、分草、分杂物，家里的陈设也和农民一样，有必备的劳动工具，有饲养的家禽家畜，有一份自留地需要经营。总之，农民生活中涉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有我的印记。”这只三十余年来未曾挪窝的猪石槽，可以说是他在此当农民时留下的唯一印记了，弥足珍贵。 　　出了前一进平房，穿过是一个约有十来平方米的天井，后一进是两间小阁楼。阁楼是在高晓声爷爷手里造的，有120年历史了。由于年久失修，好几根朽蚀的椽子垂挂在檐前，楼上朝南的一排雕花格窗已经是七零八落，成了一个大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幅破败的景象。靠着北面的后墙，有一个转角木楼梯，只是木头也都快朽了，踩上去发出格吱吱的声响。我们沿着木楼梯战战兢兢上到二楼，直觉得这座带有明清建筑风格的老屋在颤抖，摇摇欲坠似的。因为阁楼上空空荡荡，所以无须久留。我匆匆下楼之后，就劝楼下的人最好不要再上楼去了，免得发生危险。 　　从阁楼上下来之后，我站在天井里朝上看，发现西侧的几间相连的阁楼尚有模有样，保存完好，就问陪同我们参观的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副秘长丁保林先生：“老高家这两间阁楼怎么会坏得这样了呢？”丁保林是高晓声落难时结交的好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这里的常客，他说：“这阁楼原本用的都是好木料。老高那些年穷得一塌糊涂，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好拆了楼梯、桁条、椽子去卖钱换粮。”我不解地问：“那现在怎么还有楼梯在呢？”他回答：“早被他换成‘解放木’，也就是旧棺材木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因为我知道，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兴土木，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木材奇缺，价格猛涨，就有一批人干起了盗墓偷棺材木贩卖的营生，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许多人家生怕祖坟遭殃，被迫抢先动手，自掘祖坟，将上好的旧棺木派些用场。 　　丁保林先生告诉我，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都是在这座阁楼上写成的。记得在《曲折的路》一文中，高晓声对1978年6月又“一头钻到创作里去了”的情景曾有一大段回忆：“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而且热的时间特别长，我每天写作18个小时左右。身体本来就瘦弱，后来就瘦得不成样子了……天见可怜，蚊子那么多，也慈悲地不大来打扰我，因为我身上血太少。我什么也不管，家里的事不问不闻，旁人来同我讲话，我嘴里唯唯诺诺，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家里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写作，更没有见过这种样子，爱人以为我在发疯，有时抢走我的笔，责问我‘开什么玩笑’！我也没法跟她说清楚。就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写成了十八万字的一部小说，自己则像患过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大病。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些短篇小说。总算替重返文学队伍准备好了一份薄薄的见面礼。”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遇到了《常州日报》原摄影记者唐锡勇。他递给我一张老照片，说：“你看看，这是当年高晓声在这阁楼上写作的留影。”他告诉我，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80年7月初，省作协派人到常州来看望高晓声，市文联刚恢复活动，通知他随同市文联两位负责人到董墅采访。当时高晓声的卧室兼书房就在这阁楼上，因墙壁上石灰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为了迎接省里来的贵客，高晓声特意去买来芦席和报纸，把破墙糊了一下，遮遮门面。又正值党的生日“七·一”，还特意从新华书店买来一张党的一大会址的招贴画，钉在糊了纸的墙壁上，算是美化了一下环境。高晓声对他们讲，他1979年发表的十多篇小说，就是在窗下的书桌上写出来的。而这张书桌，也是高晓声的作品。据高晓声说，他打成右派后回家当农民20年，从没有拿起过笔，家里哪还有书桌？三中全会后，看到有回归文艺队伍的希望了，才重新拿起了笔，并利用废旧木头拼拢了这张书桌。台脚是几根旧木头钉的，台面是用一扇旧窗格子拼起来的。格子中间用碎木块一块块填满，然后用几块破三合板拼起来钉在上面，就成了他的一张临时书桌了。高晓声对这张自制的书桌特别有感情，在唐锡勇为他和来客及家人拍了多张合影之后，主动提出来，要唐锡勇专为他拍一张与书桌的合影。于是，就有了这张留下时代印记的高晓声在故居写作的老照片。 　　参观结束之后，文友们热议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高晓声故居该怎样保护和修复。陆文夫曾说，复出后的高晓声的文思泉涌，“生活的沉积伴随着思想的火花使得他的作品像井喷，一篇《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之后江南农民的典型，一时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亮点。”因此，在我看来，身上有着高晓声影子的陈奂生就是江南最后一代农民的典型，我们走进高晓声故居，就仿佛走进了江南最后一代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就此而言，保护和修复高晓声故居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价值的文化工程，无论有多大困难，我们也得尽力并尽快去完成。不然，在锦绣江南，子孙后代要找这样一座饱经风雨沧桑的旧农舍，也就“难于上青天”了。        傅侃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