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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对话"新阅读革命"
会议地点:上海华东师大论坛
会议时间:2014年8月14日
会议主持:梁文道
其他发言者:许纪霖、刘擎
1.手机阅读冲击波
我们其实都是三栖,既是书本族,又是PC族,又是手机族。而且我是这样的,读书我从小就是很狂热的,那是在文革时期,我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经验,文革时期、文革后期,大量的书从私人家里面流出来,那时候文革后期,你们知道,文革前期的时候抄家抄得很厉害,烧书又烧得很厉害,到了后期这些书流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小圈子里面拼命阅读,这个阅读的速度奇快无比。
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晚上八点钟,把书送来,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拿走。《基督山恩仇记》或者是“克里斯托弗”(音),你必须12个小时看完,四卷本,然后在很昏暗的,那时候电力不足,灯一直在闪烁,就是那种状态下把书读完。就是那个时候养成了一个极其疯狂的读书方式,就是快速阅读,然后再回过来再看细节,用那种方式能够解决问题。后来养成一个坏习惯以后就麻烦了,武侠小说,任何武侠小说,再厚的金庸小说,绝对不会过夜的,看得太快了,一会儿就没书看,就会有一种没有书看的那种空虚,速度太快了,这是文革硬逼出来的,这个技巧。
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我就是逃课族,基本上属于逃课。外语考试都是别人代考的。逃到哪里?逃到图书馆。两个图书馆,一个是学校图书馆,一个是我们家那时候住在卢湾区图书馆对面,每天就上图书馆。不停借书,图书馆里面那个借给我书的女孩很烦我,因为我一去,她就要不停的上架,不停的拿书,那个时候书架不是开放的,必须是一本一本,按秩序填好单子,然后交给她,她到库里面找,再拿出来给我,但我很快就看完了。于是她就忙死了,她每次看见我就露出非常厌烦和痛苦的表情。所以我是带着极其强烈的歉疚感在那里看书的,这个经历你们可能也没有过。
这种情况到了什么时候?到了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刚刚开始,286电脑开始出现了,我可以说是上海比较早的用那个金山DOS,开始用这个东西写作。我的《流氓的精神分析》,就是第一篇非手稿型作品,写完以后我就到澳大利亚,又在那里做媒体,那个时候真的就进入互联网,完全使用hotmail,email,那好像是93年、94年的时候,还用电脑来编报纸,所以我是比较早的进入PC族的行列,而且工作上完全依赖电脑,所以电脑玩得很熟。
回国以后,我又创办了文化先锋网站,纪霖是搞了世纪沙龙,当时我们这个网站,在中国可以说在知识界是比较有影响的。当然最后的下场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过程促使我们比较早的进入PC族。
当然最后手机我们不用说了,手机现在你看,你们在拍我,我也拍你们,我一点都不客气,就是大家对拍,确实它很方便,随时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我自己有一个公众账号,就是用了我原来一个网站的名字,叫做“文化先锋”,把一些文章在那里发出来。同时我在微博上面同时发长微博,同时在博客上面发,三位一体。基本上文章都是这样做的。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充分利用了今天这个传播渠道来跟公众进行资讯的分享和交流,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这个经验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一代是亲历者,我们跃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纪霖是重新回到读书的那个状态,其实我现在比较平分,这三个状态都还存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时微博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恐惧,因为140个字会把人的思维完全切断,西方科学家的研究认为,微博会使人脑残,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线性逻辑推进和追问的过程,而而只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东西会把人的思维碎片化,而且这是不可逆转的创伤,就是说你一旦脑残了,你就毁了,根本无法治愈。
后来出现了微信以后,我觉得至少在物理上面,这个状况有所改善,因为微信通过朋友圈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长的文章。而这些长文章相对来说是有逻辑推进的,是有证据链供应的。这样你看一个东西,来龙去脉是清晰的。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好像有了某种转机。这就是我现在对互联网数码工具的基本看法。
2.纸质书是神圣的?
思想的这种作用,我想起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当年在汉代,儒家的传承是依靠口传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三种介质,还有一种介质没有讲,就是在书本之前还有一个口传时期,它依靠我们的口舌。这个口传时期,在中国遭到大幅度延后,是因为秦始皇的缘故,大量的书被烧掉,很多战国的典籍是要靠口传来完成的。所以当时儒家的《春秋》,孔子编订的《春秋》是通过背诵传承的,通常是由某个家族掌握了某本典籍书的秘籍,然后开始秘密传授。
最典型的就是《公羊传》的例子。公羊这个家族把《春秋》传下来,传到了汉代,搞得无限神秘。因为只有他家有这个东西。密不外传,民众是不可能知道的。董仲舒传授的时候,甚至躲在一个帐子后面,学生们连导师的人都看不见,搞这种极度的神秘主义技巧。那个时候,儒家喜欢通过这种知识垄断来达到他们的那种目的。
现在有一些搞国学的人也在搞这种把戏。这个手法非常高级,用反传播和故作神秘的方式,来提升了他的那种权威性,也就是通常说的“造魅”。
另一个是与此相反的例子,许纪霖在广告词上面说的,古腾堡印刷术出现以后的一个例子。古腾堡印刷术出现我记得在1456年,离今天正好是650年。这个古腾堡印刷术出现以后,就出现了第一部拉丁文的《圣经》。再过了50年,古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路德,世界上第一个宗教改革家,贴了一张大字报在学校教堂门口,然后还印刷成小册子,到处散发,在这种情况下,又翻译了德文版的《圣经》,这就把《圣经》从原来教会垄断下的那种状态里彻底解放出来,每个教徒都可以自由购买和阅读《圣经》。于是,这个关于圣经知识的垄断体系,被彻底打破了。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件。整个欧洲后来的启蒙也好、文艺复兴也好,跟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变成了整个欧洲走向近现代的基础。这就是图书介质的重要性,在历史上,它可以引发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
3.实体书店会消亡吗?
文道讲的这个“爽”,就是快乐。这个快乐的原则,是消费工业的基本原则。消费工业非常成功的地方,是向大众提供了用来娱乐的产品,所有它又叫做娱乐工业。娱乐工业很成功的把自身跟尘世伦理剥离了。所以在媒体上出现的各种关于明星的绯闻,看起来跟伦理有什么关系,而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演艺圈能够承受各种绯闻的主要原因。娱乐工业的第二种变化,是它成功地把自身跟真相剥离了。第三种变化,则是跟美感和美学剥离开来。
这三个剥离,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你们会发现传统中的真、善、美原则,已经被完全抛弃了。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跟古典社会切断,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这三样东扔进垃圾桶,把自己变成一个孤零零的存在。娱乐工业只服从一个单一的原则,那就能不能制造快乐。
另外我还有两句话补充一下。我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谈论到书店的未来命运,实际上你书店最终卖的不应该只是书,而是一种有体验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这是今天能够存活的所有书店的一个共同经验。
我原来住的小区边上有一家书店,开了两年,根本开不下去,没有生意嘛。最后它改变方式,做成了书吧,用书架做了一些隔断,里面是沙发和小桌,书成了这些小空间的围墙,私密性非常好,你可以在那里一边谈恋爱,一边拿着书在那里翻,很有品位的样子。星期一、六、星期天又做地下纪录片的展映。还轻一些附近居民中的名人跟读者搞座谈,同时卖茶水、茶叶、咖啡、点心,如此等等,形成一个很有趣味的社区文化中心,一个新的共同体出现了。这件事发生在五年前。这个老板是书店改革的先行者。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实际上一个好的书店,最终会变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当然,你讲的这个仪式也是很重要的,仪式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还不仅仅是仪式,它还应当包括文化生活方式的体验。
书店的崩溃,不仅发生在中国,同样也发生在欧洲。我们同济人文学院接了几万本德国图书,就是因为我们院长跑到德国去,进一家书店,那个老头说我们家族开店开不下去了,这个书店我全部捐给你,好不好?结果这些书都到了中国。一个很大的集装箱全部送过来,老板终于解脱了,把把书店给关掉了。他这个家族已经经营好几代了,却被迫要面对关门的结局。
4.静不下心来读书怎么办?
应该这么说,四个老男人在这里讲道,其实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精神分裂,我们都是精神分裂的病人。精神分裂当然是中国人的普遍人格,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面对的这种困境,很多人会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来应对。比如说有的人宣布我永远不用手机,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
今天也有的人这样宣布说,我永远不用微信,我永远不上网,诸如此类,这样的人很多。但是渐渐的,他们也在悄悄的改变。这是一种逃避的策略,显示他内在的焦虑,这个焦虑是他跟时代发生错位的结果。他觉得这个时代的所有变化都是不正当的,是有问题的,是是病态的,是一种退化。而他那种坚守,则是符合他所想象的那个历史的乌托邦的存在。
而另外一种情况是,对任何新事物永远给予热烈的欢呼和拥抱。最近这一段时间,大数据神话出现了,大家都在普遍的流传,几乎所有人都在高谈阔论大数据,仿佛这是一个新的乌托邦亮点。诸如此类,这就是引发了一个双重问题:一方面,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刚刚去世的鲍德里亚,一直坚持对于这样一个所谓拟像时代的批判,这种社会批判的传统,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开创,并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它包括对所谓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符号资本主义,或者叫做资讯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
鲍德里亚就很明确地表明,今天我们存在的状态,是把历史、今天、未来完全混淆了。碎片化,然后重新加以拼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记忆可言了。而没有记忆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终结。刚才我们讲到主体性的问题。原来,在整个的知识传播链中,其主体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负责发出并传播一种声音,而民众是被动接受的。今天这种单向和单维的传播方式已经结束。你们在互联网上获得的所有资讯,知识分子的思想只占其中很少的部分,而大多数是民众自发制造和传播的,发动这个资讯传播革命的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变化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像胡风在1949年写诗说,“时间开始了!”是不是时间真的重新开始了?我们将拭目以待。
(梁文道:我每次在机场我都会看到有大量的外国人,他们会带书看。或者拿一个电子阅读器。但是我很少看到中国人带书在飞机上面看,中国人真的是不太爱看书,从来不爱看。现在就直接用手机,他一没有手机的时候就很难受。)
我举一个跟你完全相反的例子,我一个朋友坐飞机,看见身边一位女士在看书,他感到很好奇,仔细一瞧,巧了,他看的正是他本人写的书。于是他就说这本书是我写的,那女的狠狠白了他一眼,因为他长得有点匪气,不大像写书的人。然后他说这真是我写的,然后就把身份证掏出来,这下这位女士很仔细地再看了他一眼,勉强相信了,然后开始攀谈起来,下飞机时,彼此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下飞机的时候大约是中午时分,到了黄昏,这位女士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我没事,我可以约你出来喝咖啡吗?于是他们约会了。很快,他们就成了夫妻。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家的故事,我今天不说他的名字,当然这是十年前的故事。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例子,但足以成为我们读书励志的榜样。
下面我要回答刚才读者的那个提问,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回答这个问题,书的本质就是为了遗忘。因为你买了书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那里,假如你遗忘了,为了抵抗遗忘,你就可以把书拿出来。这里面包含着隐秘的文化焦虑。
另外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伊甸园里长着一些著名的树,那到底是什么树?我认为通常有四种。第一种树是生命树,它负责处理我们跟生命、终极关怀,以及跟神的关系,当你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实,这个灵就进了你的身体。第二种树是知识树,也就是夏娃偷吃禁果的那种树。偷吃了这树的果子以后,关于身体、性和羞耻道德感的知识,就进了他的身体。还有第三种树,后来被移植到了印度,那就是如意树,是关于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幸运、福祉和修行,也包括身心的自我调整的可能性,等等。第四种树,大约在东汉时期被移植到中国,首先在四川地区生根开花,那就是摇钱树。这种树的模型大多是青铜铸造的,上面挂着很多铜钱。这种摇钱树是高度中国化的一个品种。你们在机场书店可以看到,有各种跟“摇钱”相关的书籍,像商场谋略、36计、鬼谷子下山、钱商,成功学,资本的原理,诸如此类的主题,是一些能够帮助你迅速致富的知识,但它们基本上只能制造发财的幻觉。这四棵树代表着人类的历史。人类选择了不同的树,而树也在决定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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