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黄昏中醒来

鲁林涛

■大讲堂
　　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惊醒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千年好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和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终于认识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彻底过去了，至圣留下的经书和传统武库中的库存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个世界。对于中国文人来说，这是一个蜕变的起点

在帝国黄昏中醒来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由传统文人蜕变而来的。从蜕变的开始，到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出现，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因此，要谈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就不能不回顾中国文人固有的传统与19世纪中期之后它所面对的新变局及其在帝国黄昏中醒来的过程。
　　传统文人与古老的传统
　　传统文人所继承的传统并不单一，但毫无疑问，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系统。关于儒家的学说，一些学者喜欢强调其“仁”的内容，但“仁”在儒家学说中并不是目的，而是为“礼”所用的，目的是实现一种理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秩序。所以，儒家学说的历代传人都很少像西方学者那样去思考宇宙本源、生命本体、终极目标以及彼岸世界的问题，而是主要致力于如何把生活着的人们安排在某种秩序之中，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无疑是一种稳定秩序的文化，也是一种一厢情愿地追求安定团结的文化。
　　如果深入追究，一切传统都有其历史成因，任何思想都打着它所产生和形成的那个时代的印记。儒家文化之所以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其原因在于它形成时期（也就是中国文化奠基时期）所处社会的动荡不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者都无法离开他所直接面对的问题。面对周王朝礼制秩序的崩溃，文人也许不必为“礼崩乐坏”而忧心，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尽管秩序稳定并不意味着百姓生活的状态良好，“国泰”也并不意味着“民安”，但是，“国泰民安”并非毫无意义的词语组合，而是体现着全部既有经验基础上的朴素认识。历史上，社会秩序的动荡总是严重地破坏着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各种痛苦。
　　尽管社会稳定不过是使人“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它毕竟比“想做奴隶而不得”好得多。因此，富于责任感的文人理所当然地要把稳定或重建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使命。仅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就有理由对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充满敬意。然而，儒家学说和整个中国文化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上奠基了，基础决定了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也决定了它的基本特色和功能。
　　但是，这种稳定高于一切的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与专制主义的政治相结合，对文人人格的影响是消极的，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它使中国文人（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形成了一种与现代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特点---致力于维持秩序而不是致力于变革现实。从历史发展中各种力量构成的功能系统看，知识分子的使命主要不在于维修旧秩序，也不在于装饰新秩序，而在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探索，防止文明的僵死和老化，保持发展和进步的活力。因为历史是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和稳定中发展的，文明是在不断扬弃既有文化中进步的。
　　所以，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主要使命不是简单地继承和传播，而是以批判的方式掀动积淀、激活历史、并寻找更美好的可能。儒家学说培养起来的传统文人却与这种使命背道而驰。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先秦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天才，但一代又一代堪称天才的学者都满足于注释经典，却很少有人去写出新的经典。他们往往只考虑继承和弘扬而不考虑发展和更新。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并不需要发展。何况，帝国是那样强大，四周皆是落后的蛮夷，没有危机，没有挑战，自然不需要考虑变革。
　　梦醒之后的蜕变
　　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惊醒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千年好梦。无论国人以怎样的义愤谴责列强不仁不义，都不能改变中国已经远远落后的事实。在这种事实面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意识到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被迫开始思考，从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他们翻译西方资料，了解世界大势，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虽然这时的中国士大夫文人觉悟相当有限，但“睁开眼看”
　　的意义是重要的，从《海国图志》、《环瀛志略》、《海国四说》等著作对西方国家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赞美，可以看到一个观念深处的变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已被打破，承载中国道统的士大夫文人在两千年中形成的自信已经动摇。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和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终于认识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彻底过去了，至圣留下的经书和传统武库中的库存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传统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对于中国文人来说，这是一个蜕变的起点。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借法富强”的道路，开始了“洋务运动”。处于体制中心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们，更关心的当然是清王朝的兴衰和安危，但作为一种直接后果，他们设立新式学堂，设立编译馆，译介外国科学和技术，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也培养了一代人。而且，正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人们进一步与西方文明接触，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在比较之下产生了制度变革的要求。郑观应、王韬、郭嵩焘等都对中国传统体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开始揭露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病，提出了“君民共主”、“君民共治”以及开设议院和立宪的主张。尽管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药方开了一大堆，然而，等待大清帝国的却仍然是一次次的惨败。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大清王朝的忠实臣民心头流血，也更坚定了一些士大夫文人变法图存的决心。要救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外国，学外国不能只是学其技术，向西方拿来不能只是拿来其坚船利炮，还必须同时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念。于是，清王朝被迫开始的改革终于从经济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文人有了新的觉醒，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萌芽开始钻出地面。
　　在这个过程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仁人志士的努力非常重要。与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相比，他们已不再只是为一个衰老的体制进补。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改革方案事实上已经动摇着古老的传统，活动方式也已与历代士大夫文人大不相同。在主流意识形态虽然面临危机却依然坚守的背景下，在顽固派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废”的同时，他们在思想上已经离经叛道，在行为上已经违背祖制。
　　影响时代的思想者们
　　尽管康有为本人最终也难以成为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在中国文人的蜕变史上，他的影响不可低估。1890年，他开始在万木草堂向他的学生系统地表述他对儒家学说的新解释。而在此时，他的手中已经有一部早在6年前（光绪十年）就开始写作的书稿《人类公理》，也就是后来的《大同书》。此书虽然写成之后一直秘不示人，但在他的学生中却并非秘密。《大同书》的理想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它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比如全世界只有一个总政府，政府皆由民选，以及没有国家、没有家族、没有婚姻的设想，事实上已经是“无君无父”。
　　虽然康有为本人并不主张立即实行，但对长期处于思想禁锢中的中国文人，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学术上也许未必经得住推敲,但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在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蜕变的过程中，严复的作用是重大的。
　　面对甲午之败，体察中国的沉疴，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抉论》等一系列文章，通过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比较，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体制、法治精神和人权意识。严复发现，西方富强的原因在制度，而制度的真谛在“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27页）严复已经意识到个人是现代伦理的出发点，因而主张改变国民的不自由状态，确立个人利益的神圣性，确立以“国民之私”为本的治国之道。无论如何，这些思想对一代文人的现代性转化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要想考察维新派醒来的过程和程度，梁启超和谭嗣同也是不可忽视的。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追随其师研究经学，认为“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也就是说，过去两千年里人们所接受的孔子学说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是荀子的学说。在康有为那里，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非孔子之学；在梁启超这里，古文今文皆荀子之学，都非孔子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传统学问的瓦解，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彻底。在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等各个方面，梁启超都远远超过了康有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897年秋，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长沙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清代学术概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慷慨就义，留下了他的遗著《仁学》。
　　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发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呐喊。他的思想已经危及专制制度和儒家学说的一些根本。他对中国历史下了这样的总评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他向名教宣战，向纲常宣战，要打破一切传统的束缚；他反对虚伪的道德，力主人欲的解放；他不但反对君主专制而崇尚民治，而且梦想着世界大同。他的思想与后来的革命派已经非常接近。
　　正是他们，虽然没有离开旧的体制，却已成为在帝国黄昏中醒来并开始转化的一代人。然而，19世纪末的中国现实使维新派的志士们很难摇身一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需要相应的环境，当一个国家的文明离现代还相当遥远的时候，当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因素都还远远没有进入现代的时候，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困难的。中国走向现代的关键是走出专制传统，然而，对于维新志士们来说，改变专制传统的活动却必然要受制于专制制度。就像洋务派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成为专制体制的经济保障一样，维新派虽然触及体制问题，但在体制内所能做的，也只是旧框架之下的修补。他们提出过一些新的口号，但常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打算实行。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几千年的观念重负，更在于他们当时还很难离开传统文人几千年一贯的人生道路。千年的环境造就了传统人格，在环境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个人人格的彻底改变是困难的。现代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获得独立意识。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位的获得，就不能不注意20世纪之初那些影响知识分子生存并改变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紧接而来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国家体制的改变。(李新宇（南开大学）)
　　《中国教育报》2008年3月28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