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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熊辉。河南信阳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湖北省作协《长江》文学丛刊编辑，湖北省作协理论研究室主任，《当代文学研究》主编。湖北省美学学会理事。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江岳文艺美学论集》、《心海拾珠——江岳作品选》，主编《湖北新时期文学评论选》、《湖北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论集》。部分作品选入《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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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体　一样情怀

                       　　           邹建军

      在文艺理论方面，江岳对美的本质等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其长文《“不美”论纲》曾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其艺术的螺旋式发展理论得到了较高的评价。近作《心海拾珠———江岳作品选》作为其美学理论沉思的某种验证和延伸，将散文与诗歌融为一体，别具一格。

        诗与散文名为二体，实为一家。诗中有文，可令诗境更加开阔与曲折，文中有诗，可使文意更加厚实而富灵性。江岳散文风韵独具，既有曲折之趣，亦有诗境之美。特点之一是抒情与叙事的统一。他很少在文中进行独立的抒情，也很少进行单独的写景，往往在婉转的叙事中融入自己的情愫，其写景自然，抒情隐潜而真挚。他写北戴河海滨观月，将个体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合而为一，在情与景的融和中表现一种人生哲理，读来让人耳目一新。特点之二是写景与理趣的统一。文中可以感受到智者对人生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往往能上升到哲理的境界。如《盲人阿炳与聋子贝多芬的对话》，展开多样的叙述与抒情，并倾诉自己的两种人生体验；既有《二泉映月》的凄凉，也有《命运》的悲怆。这篇散文表面上是一个故事的框架，其实却蕴涵哲理的内核，其人生故事为人生哲理造就一种情景，情景成为哲理的媒介，二者有机交融在一起。作者从自己独到的人生体验出发，将上下古今的人生往事组合到一起加以酝酿，发酵出一种特有味道来，使其作品既能保持酒一样的醇厚，又能具有一种哲理性的精深。特点之三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我们读他的散文，总能在时间与空间的反差中感觉到作品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让我们震动，也让我们思索。《又见樱花》中，作者叙述自己大学毕业多年后再次回到母校，看到樱花盛开的景象，由此生发出时间流逝、人生易老的千古之叹。作者在十数年前后的樱花之景的重叠中，表达出对青春的怀想与对未来的憧憬。

     作为一个兼具画家气质的诗人，江岳的诗艺追求亦是独特的。这首先表现在他营造诗境时讲究“线条”与“色彩”的构造。他的诗很少流连于狭小的个人私情，而重于咏叹优美的自然风物和人间奇迹，在精神气度方面显得庄重而大气。如《致三峡无名鸟》不仅有“白雾”与“黑色”闪电的比较，还有“黑蝴蝶”与“金色波光”的对照，这种鲜明的色泽差异，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艺术感觉。而“无名鸟”的生存环境也层次分明，从飘雨的江面到江中波涛之深渊再到沉重阴冷的山巅，不仅展示开阔的生存空间，还表现了力量和动感，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其次，江岳的诗歌很好地把握了情与理的交融。我们常说写诗离不开抒情，似乎有了“情”就有了“诗”。但“有情”并不是“有诗”的必然条件。一个诗人的“情”必须达到某种境界才有可能借助文字形成“诗”。理从情出，情理交融可能给诗带来别样的深度。江岳的诗，往往以“你”、“我”方式进行心与心的对话，情与情的撞击，包含了诗人深沉的思考。例如《庐山三叠泉题照》中人与泉的对话，使静止的景象生动起来，诗人对于“三叠泉”的解读，让每一叠都具备了不同的情感形态，虽其本质上都是理性的，然诗人以“情”出之，使情理交融，形成一种特有的人格风范。第三是“意”与“境”的和谐。江岳的诗注意选择自然中的一些细小意象，却不局限于那些单一的景象，而将之纳入大的背景中，从而造就一种较为阔大的境界，形成意与境的圆融。例如《梦江南》诗中江南的“月色”与万里长江、古老运河及苍茫云海层层迭现，使滔滔长江、千古运河、江南月色与万千思绪融为一体。

     诗歌与散文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两种极为重要的体裁，而两种文体在很多方面亦是相通的。江岳先生在多种艺术形式方面探索情与景、事与理、时间与空间、意象与意境、线条与色彩等多方面的和谐互补，融会贯通，形成了多样统一的美学风貌。

                原载《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16日第九版)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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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探索者

——读《江岳文艺美学论集》

陈应松

   江岳是—个美的冥想者和探索者。这是我读过他洋洋26万言的《江岳文艺美学论集》后的一种强烈印象。珞珈山上的樱花秋雨给了他在孤寂中冥想的灵感。在他进入大学之前，他就喜爱艰深寂静的哲学，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于是他将哲学和艺术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了美学的信徒。2O余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思考和探险了美学的诸多问题，在文艺美学领域自成一家，得到了较高评价。

      江岳的文艺美学文论同样也是一种美文。这美不仅仅在于他的美的语言和美的深度与广度；更主要在于他发掘了文艺美学中蕴含着的独特奇妙的美丽。黑格尔说：“美是理的感性显现。”我以为这里说的就是对美的思辩性的挖掘与探寻。我猜想，江岳肯定是在浩如烟海、源远流长的人类生存史与精神史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运动形式，像艺术体操上彩带操所展示的螺旋痕迹产生的玄妙的美感和晕旋感，还有漩涡的运动、龙卷风的造型等等，这大自然和艺术赐与的启迪，给了江岳以神示。于是，他石破天惊地创造了他的"艺术螺旋式发展”理论，并写出了有关的“论纲”。

    《艺术螺旋式发展论纲》在他的这本美学论集中是脊骨，也是他的里程碑式的一篇重要文章。当年这篇文章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上，曾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来评它，也为时不晚。而且使我们越来越看到了它的卓尔不群之处。   

      首先，它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哲学、艺术理论的历史上，敢于提出惊世骇俗观点的人，只要他们自圆其说，他们的理论就成功了，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特别是后来者。当然，全新的理论不是痴人说梦，不能太玄乎，如果他离人类生活的规律太远，那只能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呓语。但江岳显然是有做出一种真正的学问来的雄心，他在此篇中是因为通过总结古今中外的艺术发展脉络，得出了艺术的确是螺旋式发展的这么一种结论。他站稳了，令人信服；并且十分新颖，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我头一次读罢，就被这种螺旋观所吸引了。

    正像许多理论都有其源头一样,江岳的这种理论来源于黑格尔。但黑格尔仅仅认为哲学是如此，而且黑氏并没有明显提出“哲学螺旋式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理论，江岳却大胆地将其引申进艺术，从而创立了他这一绝对专利性的理论。

江岳写道，在艺术的历程上，某一个阶段可以倾向于肯定艺术的社会价值，另一个，阶段又倾向于肯定艺术的自身价值。他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圆圈运动来证明。微观圆圈，中国诗歌从历史上重人伦，美教化,注重社会价值的传统，至魏晋南北朝，重心则逐步向内移，开始从声律、语言、风格、手法技巧等方面进行探索，而唐诗则在以上两方面以统一，造成了空前的繁荣；中观圆圈从先秦两汉艺术的社会思潮到魏晋的艺术思潮，再到隋唐的二者合流；宏观圆圈是从古希腊神话艺术(人类童年时期的最高艺术)到共产主义社会艺术(人类成年时期的最高艺术)。由正，反、合三环节圆圈，构成了艺术自身发展的连绵不绝的序列。

    江岳设计的这一为艺术把脉的圆圈，在意义上简直像埃舍尔画的那个瀑布怪圈和僧侣们所行走的那个怪圈，充满着神秘的思辩性。为此他认为这个圆圈是呼应的。螺旋式发展是以时代中心为中轴的上下波动的曲线。这又是一个公式，这个公式确立了圆圈的中轴线与呼应关系，因此，江岳大段地、细致地论述了人自身的圆圈，他的动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互相否定，然后向上旋转，达到完美。

    这样的旋转有了空间的定位(中轴线说)，它是否有时间定位昵?有。我在文章中看到江岳将个体主体与客体主体的圆圈组成三段：必然主体阶段——残缺主体阶段—一自由主体阶段。那么，这三段是不是完全分离的昵?江岳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又创立了一种圆圈一体化的运动理论，即：人—社会历史——艺术这三位一体。   

      至此，江岳的螺旋理论还没有完结。他以一位美学家的眼光不无担心地看到：这个美妙的螺旋运动方式，弄得不好，会产生一种封闭性的圆圈——恶性循环，即自己走入自己设置的迷魂阵里，在那个圆圈中再也走不出来了。这个封闭的圆圈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崇尚的中庸、调和。但是，正像黑格尔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美学的继承人和研究者，江岳对他设置的这个艺术螺旋理论是相当乐观的，他相信，这样的螺旋运动最终会冲破时代的罗网。他认为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它不仅是自由的王国，也是人性的王国，同时是审美的王国。他的观点是基于：1、社会历史的艺术化。艺术内容中所包含的认识和教化功能本身将越来越带有纯粹的审美目的；2、艺术的社会历史化。艺术所包含的审美功能将越来越带有社会目的。在这里，江岳的螺旋运动理论达到了他所希望的顶点，超越了种种东西方传统的艺术美学观念，成为一种学术事实。

      大家都应记得，1979年数学家哥德尔因用一本书阐明了他的怪圈理论《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而轰动世界，并且此书还获得了普利策大奖。此金带(怪圈)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哲学、经济生活都有相当的启示。而江岳的艺术螺旋论也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可能因为这只是一个“论纲”，一篇文章缺乏更多细节(实例)，因而造成了一些遗憾。如果江岳再行补充，弄成一本《艺术螺旋论——艺术的圆圈与漩涡  》，我在想，这将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很可能会引起轰动。但不知为什么，他未能实施这一计划，他真的没准备实施吗?或者在暗中默默地操作?我们只好以余兴未尽的心情期待着。至少我是觉得他什么学问都可以做出来，因为在字里行间，看得出他功底深厚，且有着十爷大胆开阔的笔力和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美的本质与共同的美》是江岳的大学毕业论文。一般说，毕业论文几千字即可解决问题，可江岳将其弄成丁一万多字的长篇大论，且能在《文学评论》这样的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全文发表，当年也是一大奇观。此文论述了共同美在自然美、社会生活美和艺术美中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并预言“共同美将取代阶级美的趋势不可逆转。”我认为，在当时思想刚刚解冻，理论多有禁区的形势下，探讨这样超越阶级的人类共性的东西，确有初生牛犊的生气和勇气。而另一篇《“不美”论纲》也是勇气、生气加锐气之作。只要经历过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几个历史阶段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  “不美"这个介乎于美与丑中间地带的命题，一个危险的美学领域，弄得不好，会被人误解，很容易被歪曲为提倡中间人物论?他认为，因为“不美”是对美的顺衬(而丑是对美的反衬)，因而“不美”的人物以其不确定性、偶然性、变异性、多样性构成了人物的血肉丰满和生气贯注。这表明江岳深谙创作之道，蹬平了“不美”之美的雷区。

      在《论艺术创造中的“割爱”》一文中，江岳也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观点，这就是反朔造，以创作个性中的新爱而割舍旧爱，从而达到艺术追求的新高度。作家对某一部分的偏爱(自恋)会损伤作品的完美，它必须服从于整体。这牵涉到许多问题，艺术的创新问题，受众的欣赏趣味问题，历史的默许与选择问题，等等。因此，江岳总能以小见大，进入到美学的纵深地带，进行玄想和苦究，并且总有心得。

    当然，江岳并不老那么深沉，他也有—些很轻松，很有趣味性的说美的文章，如《咏春诗与自然美德》，如《童心说与真善美》、雅俗对话录》和一些评论文章，皆有生花妙笔。特别是《咏春诗篇与自然美》一文，我尤其喜欢，江岳在这里旁征搏引我国古代关于春天的诗歌，品诗、赏诗之后，作者把我们带进了桃红柳绿、莺歌燕语的三月，趣味盎然的诗品不知不觉地引向了复杂的美学命题；这就是诗人心灵的剪刀可以剪裁出千千万万种春天。但春天又是永恒的，无论你怎么伤春、怨春、愁春，春色依然碧绿，虽然人们的审美受到了生活遭遇、心境、人格、阶级地位的影响，但审美标准却是不变的，美是不会毁灭的。

      可以看到，江岳的所有理论，不管论古诗，论小说，论美术，论电影，论电视，都始终笼罩着美学的光环和幽趣，作为始终不渝的美学研究者，江岳的执着、勤勉，使他遇到了许多豁然开朗的美学新洞天。劳伦斯说：“美，是一种奥秘。”因此，我们读江岳的文艺理论，同样有一种探秘的感觉，与他一同感受着美，游历着美，对美的奥秘怀着崇敬和虔诚。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个著名的美学观点：“美就是生活。”人类的发展没有尽头，生活没有尽头，所以对美学的研究也是没有尽头的。我们寄希望于他引领我们进入新的美学世界，发现更多美的事物。他完全能够做到。

                              

原载：《文学教育》上，2007年第6期

陈应松：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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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想的重建

                江　岳
　　面对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神圣的理想之光渐趋黯淡的文学现状，人们大声疾呼理想的回归与重建。理想这个词汇聚了我们所处时代的诸多矛盾。处在当今不同体制、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理想各有不同，甚至尖锐对立。这是我们讨论文学理想问题时应当正视的复杂语境。
　　进人新时期，在一个陌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应怎样生活？如何面对理想的悄然转型？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难题，又是每个中国作家的新课题。一边是对崇高的敬仰，一边是对愚昧的鄙弃，这使我们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之中。既有的生活信念崩颓，新的人生理想尚未建立，此时此地，每个中国人都在体味着“烦恼人生”。
　　池莉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写了一个普通工人的“这一天”，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她笔下的印家厚过着清苦而贫寒、单调又乏味的生活，充满着一系列的“个人问题”。《烦恼人生》中大大小小的烦恼都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相关连。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印家厚意识到自己个体的感性生存价值，并执著地向往和追求，才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否则，他就能安然地像“文革”时期的“单面人”那样：“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问问革命老前辈”后，一切都烟消云散。漠视人的“个人问题”，忽略人的物质利益与感性存在，最终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变革不能不指向笼罩在“个人问题”上的“左”的迷雾。印家厚的烦恼有着符合历史进步的合情合理性，已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烦恼，那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他不仅有着东方人物质生活困苦的烦恼，还有着西方人特有的渴求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苦闷。面对物质困苦，他不能用昔日田园牧歌般的“穷快活”来自慰，用虚幻的理想主义来解脱，改革开放毕竟拓展了他的眼界和心胸。朦胧的个性意识不仅使他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物质生活，而且还使之萌生了对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渴求，这后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反而成了沉重的精神负累。他清醒地审视自身的处境，然而越是清醒则越是烦恼，就像在手术台上，麻醉药失效后的清醒使心灵的苦痛陡然增强一样。印家厚面对觉醒了的个性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西方人在几百年中经历过的酸甜苦辣种种滋味，似乎在一个早上都涌到了印家厚面前。小说并没有提供人在今天应怎样生活的确定答案，惟一确定的是人对个体生存空间的追求。中年工人印家厚为自己担负的种种“社会角色”压得透不过气来，诸如工人、师傅、丈夫、父亲、女婿、邻居、拆迁户……这是一个庞大的责任和义务的社会生存空间，那纯粹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即权利和享受的个人生存空间分外狭小。两重生存空间的冲突构成了印家厚人生的主要内容。他并不企图用后者取代前者，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放弃一个中年人的责任和义务，他只是渴望着人的两重生存空间大致平衡，从而获得个性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是当今中国人相当普遍的现代心声，从中亦可窥见新理想主义的雏形，那就是对个人、个性、个体的感性生命存在的尊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人的个性发展似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西方文明的涌入，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勃兴，为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推波助澜。旧理想主义渐行渐远，个人发家致富的世俗理想旗帜到处飘扬。这种世俗理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人的个性的觉醒，总是伴随着个体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的高扬。在整体中只有先激活个体，才能逐渐使僵化的整体恢复活力与生机，从而加速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效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经过一些年的积累，其负面效应也在滋长，其中隐藏着的否定性因素也不能忽视。伴随着社会上某些人的物欲膨胀，出现了一人得利、大家遭殃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与之呼应的是欲望写作的兴起。“搞笑”作为诗意贫乏的代用品风行天下，物欲、肉欲的泛滥，将“个人化写作”极端化变成了“猿人化”。
文学不再“从属于政治”，却越来越多地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需求。政治人变成了经济人，两者都是文学的独立个性的丧失，都是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在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人的个性自由、个体价值面临重新丧失的可能，从而远离我们向往的理想。这就必然会将新的否定提上历史行程。
　　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仅有现实关怀的世俗理想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着眼于终极关怀的神圣理想。神圣理想以崇高为其主要特征，追求道德上的大善与人类诗意的安居。世俗理想只反映了人的较低级状态的属性，只有神圣理想才揭示了人的高级本质属性。从人的存在来看，有三个层面，一是自然存在，二是社会存在，三是精神存在，反映了人的不同级别的本质属性。人如果不仅要活着就好，还要很好地活着，就必须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的同时，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仅有世俗理想，人是无法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的，只能造就残缺的人。因此，我们说世俗理想只是新旧理想转型期间的某种过渡。
　　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新旧理想转型的烦恼和阵痛，还有世俗理想与神圣理想冲突不断加剧带来的迷惘。面对日益物化的现实，人们的质疑不断。从“文化关怀”的讨论，到“红色经典”的复活；从“底层写作”的兴起到新左翼文学的活跃，从抵制“三俗”到呼唤公平正义等，显现出重新评估旧理想主义中的英雄情结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趋向。这也启示我们：新理想主义的重建是对旧理想主义的辩证否定而不是简单的否定。简单的否定总是摆脱不了肤浅的片面性，倒洗澡水时总是将小孩子连同脏水一齐倒掉。旧理想主义中固然有其荒谬的丧失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亲和力的一面，但它所体现的英雄情结、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是那一时代的表征，同时也是人性中的伟大正面价值的标志，影响了一代代人，这是不应忽略的另一面。我们还要警惕：试图用往昔的“革命”理想矫正当今理想失落的现实时，不要将倒掉的脏水又连同小孩子一道捡回，重蹈覆辙。我们应对人的世俗理想与神圣理想进行辩证综合，以改变两者在旧理想主义中的分离和对抗的状态，使其在螺旋式发展的更高历史阶梯上达到统一。这样的思路不仅适合于探讨文学的理想，而且，也适合于探讨理想的文学。
　　以审美的方式传达文学理想是对理想的文学的基本要求。新时期以来，我们对理想的文学的探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学日益摆脱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僵化模式，回归文学自身和审美自律。纵观人类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人类对理想的文学的探索中，入乎侧重审美自律的“内”与出乎侧重社会历史他律的“外”的矛盾运动是生生不息、历久常新的。在文学的理想与理想的文学问題上，个体与整体、感性与理性、世俗与神圣、“内”与“外”、艺术使命与社会使命、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等诸多二元对立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从旧理想主义到新理想主义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内容。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辩证综合。与辩证综合对立的误区是：一、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把其中的一元片面化、绝对化。二、用物理性质机械拼凑代替化学性质的溶合，造成两者虚假的综合统一。辩证综合的道理是知易行难的，而知行合一需要过程。实际上，近年来热闹的文学争论中，由于思维与实践的惯性，往往导致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反复发作和折腾，走不出从一种片面到另一种片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怪圈，最终殊途同归，不能完成从旧理想主义到新理想主义根本转变，始终远离理想的文学。
　　理想总是意味着对现实的超越，但又离不开现实。有实践价值的理想总是有着深厚的现实根基。新理想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是意想天开从天上掉下的吗？不是。是某些人头脑中固有的吗？也不是。一方面它要汲取人类积累的关于理想的丰富资源，包括对旧理想主义的辩证整合，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它要植根于现实的问题意识中。离开了现实的问题意识的理想，极易滑入凌空蹈虚的幻境，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强加于人。
　　现实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问题的世界，所以才可能需要一个理想的世界。而“问题”就是我们向往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认识问题，可以明朗理想的大致方向；解决问题，可以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作家的文学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问题的发现、关注和审美剖析上，是从作家的问题意识中产生的。而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仅要再现人怎样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人应该怎样生活。“文学是人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关注人的精神存在，通过描绘人对理想的追求，并将这种追求寄寓在时代新人身上，从而获得建构人的心灵的能量。
　　在绚烂多彩的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上，不断有新的人物亮相。从国民性改造到新人性的探索，作家们辛勤耕耘着。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断将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的前进运动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对于人对理想的不可遏制的追求来说，缺憾感也是深重的。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或许有着与新人的某种联系，在对他们“活法”的否定的理解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对新人的肯定的理解，但更多的还是与朝霞相似的夕阳的余晖，不过是描绘出一个现代新人朦胧的童话。对于整个新时期文学来说，新人仍是一个难解的谜。这是因为中国人寻找在今天应该怎样生活的答案正方兴未艾，客观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新人形象，在今天像一个遥远的梦。虽然，他们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对人的“单面化”扭曲的印记，其个体意识的失落是不足取的，但如前所述，那种人性中的伟大正面价值的标志，影响了一代代人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心理形式，难道再不会唤起人们留恋和激动、不具备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不应该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再现出来吗？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这个更高的历史阶梯就是个体的创造力、竞争力的充分涌流。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整合，我们也许会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时代新人的某些重要特征；自觉的个性意识在它的成熟发展阶段，会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不再混同于早期贪婪的利己主义，从而创造出真正强健的个体。同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旦和自觉的个性意识结合，也将摒弃僵死、单一、虚幻的集体主义对个性的压抑，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与生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通过对个体的贬损来强化整体，其结果是整体的活力逐步销蚀。要使整体强健，必先个体强健。历史的颠倒，需要这样重新颠倒过来。那时，无数强健的自觉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将在我们民族历史上，重新焕发灿烂的理想之光。展望未来，经过理想的重建，中国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将会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变革实践中应运而生，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的否定形态，以未来的不断发展的新人性的肯定形态，创造中华民族传统文学宝库中的新宝藏，谱写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的新篇章，传达慰藉人类心灵的绵绵福音。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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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读者意识  
江　岳
　　批评界存在的种种病症已引起人们的批评，产生病症的原因人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批评的读者意识淡漠。批评在一些所谓的批评家那里，成了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娛自乐、自谋私利的工具，完全没把读者放在眼里，这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说到读者意识，其核心就是为读者服务的意识。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句名言对于批评来说同样意味深长，它规定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比较萨义德等人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马克思的说法更为精辟。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首先应具有“为人类服务”的人格操守，具体到批评写作就是要为读者服务。它还強调了“自己的学识”的重要性。批评不同于创作，也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学无识、哗众取宠、滥竽充数则将远离批评之道。
　　在创作之外之所以还要有批评，就在于读者对作品的鉴赏具有某种零散、感性、片面的局限性，而优秀作品特有的含蓄的审美特性又往往会增加读者的困惑，这就为批评提供了用武之地。为读者答疑解惑就成了批评的重要功能。批评的其他方面的功能，诸如为创作和文学史服务、为文学理论服务都离不开为读者服务这一基础，或者说只有通过这一基础，这些功能才能实现。别林斯基说过：“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
　　为读者答疑解惑就要求批评家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把道理说清楚。批评不同于创作，创作靠形象思维，朦胧是一种美，太清楚一览无余则违背艺术要求的含蓄；而批评是科学，靠逻辑思维，强调通过分析问题讲道理，越清楚越透彻越有说服力就越好。然而，时下一些批评，似乎在存心与读者为难，各种深奥的术语、概念以晦涩难懂为时髦，长篇大论绕来绕去，读后却不知所云。西方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潮的传播，更助长了这种倾向。法国思想家福柯就从来不愿对自己文中提出的众多新概念作任何界定，因而文风晦涩易变，这在中国的效仿者那里，则演变成了随心所欲的概念狂欢。如果说西方学者的晦涩难懂中，还有些思想闪光值得敬意，那么中国的东施效颦者，就只是偷懒图省事的掩饰了，苍白贫乏尤如白纸一张。中国和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把道理讲清楚，是我们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的需要，只有把一块块石头摸清楚了，才可能有社会和文学的进步。一味沉浸在非理性的解构快感中，是一种与时代错位的幻觉。透过现象看本质，摸索文学发展的规律，探究社会、艺术、人生的真理，仍是当今批评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广大读者对批评所期待的。努力让读者容易读懂，有所收获，有所滿足，是批评家对读者起码的良知和善意。
　　与上述存心与读者为难不同，还有一种情形是无力把道理说清楚。批评只有比创作更深刻时，才能影响创作；只有比读者更有创见时，才能影响鉴赏。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批评有时比创作比读者更肤浅，缺乏“自己的学识”，因而无力把道理说清楚。常常看到在一些文章中，回避对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把浅显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把常识性的道理学术化，用大段的作品复述代替作品分析，用大而无当好听的话敷衍成篇，批评成了产品说明书和通用表扬稿以及职称评定的凑数稿，毫无体现批评家灵魂的灼见和新识，这实在有失批评家的知识分子身份。
　　显然，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学识欠缺之外，还有物化社会逐利风尚的侵染。现在，批评背后已增加了各种名利附加值。在某些批评家那里读者只是一个单数而不是复数，这个单数就是被评论的对象或利益链上的对象。“复数”看不见、摸不着，“单数”则是活生生的利益攸关的具体存在。批评看着这个“单数”的眼色说话，只需要说好话、套话、不痛不痒的话，用不着费力把道理说清楚，因而也不需要什么学识，只需要交易。
　　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读者永远是复数，是无数活生生的注视着、期待着你的人，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无名氏。他们需要的是批评家交心的真情、说真话的真诚。考察真正批评的冲动，一定有类似于爱的冲动的地方，其原初就是为了突破人类个体之间的隔膜，以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寻找难遇的知音。在批评家的读者意识里，还应有爱心。
　　爱心不是空对空的许诺。在一个注重效率和效益的年代，对读者的爱心也应落实到给予读者阅读效益的问题上。对批评来说，那就是要求在较小的篇幅里，集中较丰厚的思想和学识；在浅近通俗的文字里，表达较深刻的发现；在极抽象的推理中，尽力展示形象生动、激情洋溢的生命底蕴；在极短的时间里，给予读者较大阅读效益和实惠。
　　对读者的爱心，不仅体现在处处为读者着想，努力适应和满足读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读者的引领和提升。在呼唤伟大作家和作品，呼唤真正的批评家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呼唤高素质的读者群，这是前二者赖以生长的土壤。而高素质的读者群，不可能自发地自然产生，它离不开批评的引领和提升。当下，市场与读者的联手促成了汹涌澎湃的“娱乐至上”潮流，这作为对板着面孔的“工具论”的反拨，呼喚人的个体感性生存价值的复归，有其合理性。但一味随波逐流，任“搞笑”这类诗意贫乏的代用品风行天下，将审美愉悦降低为生理本能快感，终将为“庸俗”所累，陷入新的局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市场和读者是对的，但不能说市场与读者永远是对的。鲁迅说过：“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当某类“皇帝的新衣”面临“沉默的大多数”时，批评家不能仅仅只当“看客”，应及时敲响警世之钟：启蒙的话题还末过时，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对读者群的提升。全球化时代，需要批评家有更宽广的“为人类服务”的道德情怀和审美视野，并以此改造和提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以自身的完善推进读者群的完善，这将任重而道远。
原载《文艺报》2011年09月14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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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有深度，文学才有力度                                                                江 岳

　　当下文学创作最大的挑战是，有了生活积累的厚度，却缺乏思想观念的穿透力，往往停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阶段。

　　有的作者不缺生活积累，他们常年固守在生活的黄土中，像农民一样苦作耕耘，其中不乏高产的能工巧匠，却难得有更高水平线上的突破。不少作品中，有生活，却无新意；忠实于写实，却呆板没有灵气；会讲故事，却不会提炼意义；即使能够读下去，却很难再回味；看到的生活是一团麻，给读者的还是一团麻。对他们来说，有了生活积累却不一定会有好作品。缺乏足够的思想储备，即使是专业作家“身入”到生活中，由于未能“心入”，同样会陷入惯性写作或复制生活的困境，难有大的突破。

　　当下文坛思想的贫乏乃至边缘化，已成为不断滋长的倾向。文学对思想的疏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过去的文学政治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警觉。政治过多地干涉文学固然有问题，但过度“去政治化”以致疏离思想性，就又酿恶果了。现在重建文学对思想的信仰应是更高层次上的文学突破的要求，在新的思想高地上去重新拥抱生活将是文学之旅的“下一站”和“又一村”。

　　其实，文学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思想性。文学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的艺术形象融化为一体的。肯定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其艺术价值的肯定。作家的思想秘密就隐藏在“怎么写”、“写什么”的艺术话语中。愈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度愈高，而且，在这种融合中，其思想性的生命力往往占据更突出的地位。现代作家中仅就审美感觉的细腻、文笔的优美、生活积累的厚实、学问的专精等而言与鲁迅相当甚至超过者不乏其人，但却无法与鲁迅媲美，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无人比肩。

　　在一些人眼中，这个时代一切服从并依赖经济，对思想的需要已不那么迫切了。的确，在一个社会冲突缓和、相对稳定发展时期，文学会丧失它在攫取社会题材方面的新奇感和震撼力，因而易于“弃思”而趋向技术性、娱乐性。社会生活的安宁、温馨、闲适也促使人们转向注重文学的娱乐功能。作为对曾经过于严肃、单一社会使命沉重的文学的反拨，这也无可厚非。但文学的沙龙化、影视化、网络化、小品化、浅俗化也带来了“过度娱乐”和“玩技巧”的问题。当文学被脑筋急转弯式的搞笑包围、不动脑子的艺术泛滥时，会损害一个民族智力的健康。读者对文学面临“弃读”和“读傻”两种无奈选择。而“愚民”正是封建遗毒滋生、专制横行的温床。一个民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是危险的，那最终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学给思想留下了纵横驰骋的空间，有很多问题值得深长思之，譬如：如何在“解构”的狂欢中多一些积极的 “建构”；在人性负面展示中多一些正面的牵引；如何在沉痛的绝望中多一些温暖的希望；如何在个人的自我抚摸中多一些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何在仿制和借鉴时多一些原创；如何在常识性故事中多一些新意；如何在追求写作的速度和数量时多一些追求质量的耐心；如何在轻松的写时多一些难度；如何在怀古的幽思中多一些对现实和未来的民族精神进程的关注；在对歌舞升平的认同中多一些知识者的良知与正义……这一个个问题犹如一块块石头，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要在变幻的生活流中作出深层的艺术发现、抵达真实，更需要仰仗思想的穿透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生活写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为娱乐而娱乐的“背朝天”式的写作，往往局限于思维或材料的局限，难以超拔而出，给人以“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精神震撼和思想提升。

　　此外，人们往往认同个人化写作，却忽略了个人化写作的前提：有独立思想的个人。而所谓独立思想显然与对哲学经典的简单复制与图解无关。个人化写作也决不仅仅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的身体和隐私，它只是有灵魂有头脑的作家的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

回头看，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向前看，新世纪文学的辉煌同样离不开思想的支撑。对作家来说，生活的“黄土”永远是文学的源泉，但必须用心灵去审视和耕耘，才有可能产生“天高地厚”的文学经典。每一次对生活的新发现，每一次艺术上的新突破，都以思想上的突破为先导。思想有深度，文学才有力度。

原载《 人民日报 》 2010年06月29日24 版

教师之友网

西川：文学课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采访 |   林茶居  本刊特约记者  安琪

西川  本名刘军，诗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1963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出版诗集《中国的玫瑰》、《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文集《深浅》、《水渍》、《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让蒙面人说话》等，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004）、《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其长诗《远游》被改编为管弦乐作品（郭文景改编），组诗《镜花水月》被改编为实验戏剧（孟京辉导演）。先后应邀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1995）、法国巴黎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1997）、美国芝加哥人文艺术节（2002）、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2004）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荷、西、意、日等国语言。

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

教师月刊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学习经历，往往首先会问“你什么大学毕业的”。今天我们不问你的大学生活，而想先请你谈谈你所受的中小学教育。
西川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是在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七一小学读的书，那是一所海军子弟学校。1974年2月通过考试，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四年级。这所学校是我作为学生所待时间最长的一座学校，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再到高中，前后七八半，跨越了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等不同的历史小阶段。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那么多事件的发生真可谓应接不暇。小说家余华曾经在意大利的一个活动上对意大利人说过，我活四十多年相当于你们活一百年。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在过去至少二十年的时光里，在我为无数报刊写下的无数简历里，我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不是说这所学校对我不重要。没提到它的原因，一来，诗人、作家一般很少会在简历中提到自己的小学、中学，因为那是简历，就把中小学阶段给“简”掉了；第二，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我曾经生活、学习过的那所“外院附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从没有闹清过它为什么就停办了；第三，连它至少在名义上所依附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改名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了。所以对于“外院附校”来说，这意味着双重的不存在。它变成了一座“天上”的学校。它存在过吗？那些现在走动在那个校园里的人们，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说到校园，那倒的确还在。开车走三环路，过了苏州桥进入西三环的高架桥路后，如果我稍一走神，就会错过那几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灰色矮楼。好多次，当我意识到桥下边就是我的母校，想看一眼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外研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棕色大楼。在原来学校门口的北边，曾经有一家小商店，那是我买山楂丸当糖吃的地方——那时候我每周有一元的零花钱。紧挨着小商店的是一家小饭馆。我的同学没了碗筷就去那里“拿”。说“拿”是好听的。有一回一个同学竟然从那家小饭馆“拿”回了一摞盘子。
教师月刊  有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西川  我第一个小学老师姓谭，后来一个老师叫刘畅，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我特别受益于这一点。四年级时我转学到了“外院附校”，也碰到了一些特别好的老师。我记得有一个地理老师，他给你讲两个国家是不是一样大，他不告诉你怎么量面积，而是把这它们从地图上剪下来，比一下，很直观，你就知道它们是不是一样大了，这样你的脑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特别地好玩。
可以说“外院附校”的老师从整体上塑造了我。语文老师的名字我能说上好几个：鲁宝元、林三松、王若谷。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出当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所需要的。语文课是我最爱上的课之一，因为在语文课上我可以大显身手：古文背得好，作文得高分。另外还有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历史老师、地理老师，都是我所喜欢的。我们的外语老师，放在现在，都不逊于大学教授。我们当时所用的各种语言教材，全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最早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叫张永彪，一口纯正的伦敦音，曾经参与许国璋英语教材的编写，他不是教授谁是教授！我们从小就有外教。有个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叫马克·塞德尔，他是文革结束以后最早一批美国来华留学的一个，他给我们上过口语课。200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项目”，在欢迎仪式上极其意外地遇见了马克，他已经是国际法教授了。他兴奋地对周围的人说：“看呐，看呐，我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成大作家了！”
还有个老师叫邢励生，参加过《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教我们英文的时候他也就二十来岁，还没有成家，有时间就跟我们泡在一起。每天吃过晚饭，上晚自习之前，他就来到教室，给我们读翻译小说，英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吃完晚饭我们哪儿都不去，就急急地回到教室听他读小说。这样的老师，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恐怕再也找不到了。从邢励生老师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那个时代的求知精神，那个时代没有金钱利害关系的那种朴素真诚的师生关系。邢励生老师后来娶了诗人贺敬之的女儿贺小风。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去祝贺。他们的新房就安在教师集体宿舍里，两张单人床并成了个双人床。
教师月刊  除了这些老师，“外院附校”还留给你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西川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段附校生活，意识到我被这一段生活多有塑造并且多有改变。长期待在一所住宿制学校里，你就得学会独立生活，而独立生活当然会促使你独立思考。这座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在与我同龄的孩子们苦于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得以借阅到《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古文字源流丛考》等对我后来的发展不无意义的书籍。可以说，“外院附校”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即使是在那个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时代，也能有机会扒开一个小窗，朝外看上一眼。

诗歌使我们拥有再生的秘密

教师月刊  每个人的文学梦想大都始于学生年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当诗人的想法的，高中？大学？
西川  写新诗是我离开“外院附校”以后才开始的。在“外院附校”时我主要是一个美术青年。当然文学一直为我所热爱。我从《中国现代作家词典》上读到一位老先生的名字：陈友琴。他是白居易研究专家，也是诗人何其芳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给老先生写了一封信，附上几首自己写的古体诗请他指正。老先生回信说：“如果你有嗜痂之癖，咱们不妨见一见，谈一谈。”我首先就被“嗜痂之癖”这个古奥的成语给弄懵了，然后立即到陈先生的寓所。陈先生家里的书籍堆得满满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和陈先生的交往持续到我紧张的高考复习之前。
另一位使我得以就近看到“文学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是我们年级四班的女同学唐棣。她当时写些散文，并且已经有一些作品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她的妈妈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张洁。我去唐棣家，见到她妈妈。她妈妈对我说的一句话使我至今受益：“不要以为别人的生活、远处的生活才叫生活。生活就是此时此刻，生活就在你身边。”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唐棣，她正要去上钢琴课，我就陪着她去了钢琴老师的家。她的钢琴老师是诗人杨炼的舅舅。唐棣把我介绍给他。他递给我一份蜡纸打印的诗稿，是杨炼的《乌篷船》。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朦胧诗”——尽管知道“朦胧诗”这个名词是后来到了北大的时候。
1981年考上北大西语系后，在校园里学到了许多新东西，整个社会氛围也改变了我的画家梦。当时，北大“五四文学社”如火如荼，文学青年们经常到荒芜的圆明园举行诗歌朗诵会，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谈诗。在这种气氛下，我创作的《秋声》和《人说……》都获得北大诗歌朗诵会的第一名。诗歌的才华很快得到认可，无意中决定了我的选择取向。我那时急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中国1980年代变化那么复杂，充满了矛盾，国画那些线条很难承载这些内容。而诗歌不是一种影子，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表达。我算是这样走上了诗歌之路吧。
教师月刊  你高中时就喜欢背诵中国古典诗歌，但你的诗歌创作明显受西方的影响更大。这个你怎么看？
西川  这可能跟大学后主要阅读西方作家作品有关，那时好像有这么一种西学东渐的大潮流裹挟着你，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浪漫派诗人雪莱、华兹华斯、济慈和叶芝，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以及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和聂鲁达也深深吸引了我。近几年我的阅读转向了先秦诸子百家和六朝笔记，它们所达到的那样令人惊叹的辉煌，提醒我必须唤醒历史，必须重新建立现实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只能被动地阅读唐诗。
教师月刊  你的第一首现代诗写于什么时候？有教科书教育的痕迹吗？
西川  是1983年，我记得。这第一首现代诗题目叫“伞”。当时，诗歌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讲究的是富有韵律、用词精到、结构工整、信息清晰。应该就是教科书交给我们的那种吧。
教师月刊  你如何看待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取代？
西川  任何一套语言都处理一套世界，中国古典语言处理的是一套中国古典的世界。中国古典语言都是短句子，更适合表达顿悟的思想。你现在用的这辆汽车，这种交通拥挤的情况；你坐在这儿喝咖啡，这种经验，古典的语言很难处理。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古典的短句子处理不了。
教师月刊  记得你在1987年《诗刊》的“青春诗会”上提出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诗歌界来说，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
西川  不错，“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诗歌界是我较早使用的。我是在1980年代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有知识并不意味着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批判性思维，有独立的价值观，并能将思想付诸文字。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对社会和自我进行反思，对那些固化的东西提出挑战。我至今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在今天也一样）的使用具有积极意义。在1980年代，中国的诗歌界或文学界需要“知识分子”这个词，因为当时指认那些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之作品的风格时，用的术语是“贵族”，中国哪有什么“贵族”啊！文学界的批评术语有时候就是如此贫乏。有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贵族”就没人说了。我尊重知识分子，无论是专业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在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正在死亡，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说：“这令当代生活索然无味。”
教师月刊  所谓诗歌的生存危机，这些年一直是媒体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个“危机”的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西川  在中国，过去这十几年的大环境是不利于诗歌写作的。但无论从语言、修辞的复杂性，还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诗歌的广阔性，中国现在那些优秀诗人正在努力超越自己。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其写作题材之丰富、对国际化信息的消化能力等，都超过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和世界诗歌同步的。无论媒体如何渲染诗歌的“负面”，这些，都是抹杀不了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宣判诗歌的死亡，他们其实不了解诗歌的生命力所在。无论谁都需要诗歌：它使我们拥有再生的秘密。

说起来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谁都讲不了

教师月刊  你现在在大学教书，给学生主要上什么课程？
西川  以前主要教外语，现在是教中国古典文学，还有就是给研究生上理论课，就是讨论中国文化的历史，直接面对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大学里面很多的课程，知识性的特别多，而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就不是很多了。有人以为美院学生都是以美术为主要课程的，但不是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是必修课，不论你是学建筑还是学设计的，学油画还是学中国画的，都必须学。我觉得这个挺好，文学课是最基本的东西，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教师月刊  你是怎么上课的？
西川  我给学生做过一些讲座，发现学生有好多的问题，我自己脑子里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讲课的方式以讨论为主，用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而且要求每一个人给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当然，有些问题你可以讨论，有些问题你就不能讨论，但是一个人的头脑只要经常这样碰撞，这样思考，就变得活跃了。

教师月刊  你如何看待那些被选入中小学教材的诗歌作品？
西川  入选教材那就说明它的文字比较规矩。教材并不是选好诗歌的地方，教材是选择标准汉语的地方，它就是为了让学生通过这个东西，学会标准的汉语表达。我想，中小学语文课本就是为了让孩子学好汉语，而不是学一个奇怪的想法。
教师月刊  海子的诗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看？不少语文教师感到海子的诗歌不好教，觉得自己不会教。
西川  肯定不知道怎么教！我觉得吧，一定要教的话，别用海子晚期的作品。海子早期的诗歌有些写得很优美，比如说有一首，他先写阳光下一些民工坐在街上晒太阳，最后有一句，是说当年基督也是这样在这阳光下生活的，非常温暖。说起来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谁都讲不了。你比如说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你敢说你能讲？你讲不了！然后还有但丁，但丁的《神曲》，你也讲不了！
教师月刊  海子生前，你是他的好朋友。对于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来说，可以说海子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一位诗人。我们以前也发过有关海子的文章。他的死亡，一直被认为是“天才之死”。
西川  1990年2月我写过一篇怀念海子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二十五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七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象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我至今依然这么觉得。
教师月刊  作为一个父亲，你跟你的孩子谈过死亡这个话题吗？
西川  死亡这个东西是人生的一件事。我不对我的孩子隐瞒什么。如果他问起，我会跟他委婉地讲；他不问，我不主动跟他讲。我就希望他比较自然地接受和理解这个问题。什么事总是自然的好。
教师月刊  你怎么看现在的教育问题？
西川  教育问题，它不是某一个单位的问题，某一个中学的问题，某一个大学的问题，或者是某一个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它是整个教育思想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可能是整个教育思想出了问题，至少是在起点上出了问题。2007年，我在纽约大学教了一学期的课，当时我就想把我的孩子带到纽约去上小学。后来我去了看了一下那种公立的小学，我发现他们的小学基本上也不学什么，基本上就是玩，在教室里面大家全坐地上，他们可能也学点东西，但是我看到那个场面，就是寓教于乐。你看中国的孩子，有的从幼儿园开始就学英语了，已经开始上课了，差别确实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