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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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个伪命题
2012年04月24日 来源：羊城晚报


　　高兴：诗人、翻译家，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和罗马尼亚语。198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2001年至2003年被任命为中国驻康斯坦察领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罗马尼亚文学简史》、《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要译著有《凡·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托马斯·萨拉蒙诗选》、《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等。编辑和研究之余，从事散文和诗歌创作。作品已被译成英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荷兰语、越南语等。


　　难道中国不在世界上吗？
　　张鸿: 日前,正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中国参展团阵容强大,出版单位181家,专业出版人士1000余名,展台面积创伦敦书展历届主宾国展台面积之最。您能和我们说说“主宾国”的具体身份吗？
　　高兴：按照惯例，国际书展的主办方都会确定以某一国家，尤其是某一国家的文化为主题进行宣传，这个国家就是主宾国。英文叫Guest of honor。主宾国除了参加展会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活动，比如要配合书展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像作家对话，新书发布，电影放映，文艺演出等等，若组织得当，所有这些活动会在展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宣传攻势。主宾国可以看成是第二个“东道主”。主宾国享受的各项待遇，是普通参展国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成为主宾国，对任何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特别的荣誉，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一种文化外交，正好可以宣传自己的文化，树立自己的形象。当然喽，担任主宾国，也是需要相当的经济和文化实力的。试想，一个上千人的参展团，光机票费就是一项巨大的开支。不是随便什么国家都能承受的。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频频成为国际书展主宾国，实际上是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高的自然结果。
　　张鸿：这种“引进来走出去”的做法，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是否是一条捷径？
　　高兴：这种做法，对传播文化，应该有利。但是否是条捷径，我还不敢肯定。对一些提法，我依然保留自己的看法，比如“走向世界”，比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编委会上，我们的老前辈冯至先生，就曾针对“走向世界”这一说法提出质疑：“难道中国不在世界上吗？”这一发问值得我们深思。因此，“走向世界”很有可能是个伪命题。再则，我们不少人所说的“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走向美国、英国、法国等所谓的“文学大国”，仿佛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可，就是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其中除了文学传播这一良好的愿望外，有时也会夹杂着盲目、虚荣、私心、媚俗、急功近利和弱国心理。我想强调的是，文学自有文学的规律和逻辑，文学更是一种积累，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成长和发展。传播文学，推动文学发展，不能急于求成，而是需要更好的文化环境，更有效的文化政策，以及国家持之以恒的高度重视。在此方面，法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

    “中译外”人才太有限
　　张鸿:您怎么看诺贝尔文学奖？
　　高兴: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目前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对于获奖作家本人，还是对于获奖作家所代表的国家，都是巨大的荣誉。但我们也不能把它看作文学的唯一评判标准。每年十月前，都有媒体邀我预测诺奖，我一般都会拒绝。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出其不意。应该看到，除了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还掺杂着太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因素，比如经济因素，比如国际传播力因素。因此，我们还是尽量用客观冷静的目光看待这个奖。在我的心目中，有太多的作家该得、却还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以色列的奥兹，比如加拿大的阿特伍德，比如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对他们的喜爱。
　　张鸿：中国文学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取决于什么？
　　高兴：说到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力问题。要知道，中国文学目前的国际传播力十分有限。别人都读不到你的作品，又如何来欣赏你呢？这又涉及文学翻译了。文学翻译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外文译成中文，另一是将中文译成外文。在我国，外译中译者队伍庞大，而中译外人才有限。汉学家中，有些是优秀的中译外翻译家，可惜不多，而且零星分布在各个国家和各个语种中。而要培养和建立起一支优秀的中译外文学翻译队伍，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本身的提升。总体而言，中国文学似乎还处于成长过程中。

　　过去，翻译家译一本书可以买一套四合院
　　张鸿:从一个文学翻译的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翻译是什么状况？中国的翻译水平如何？
　　高兴:必须承认，目前，我国文学翻译的生态环境和外部条件令人担忧。在我国，真正能读外国文学原著的读者并不多。大多数人读到的不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因此，更进一步说，读外国文学翻译，实际上就是读外国文学翻译者。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文学翻译的。做文学翻译，要有外文和中文功底，要有文学修养，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此外，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这是项创造性的劳作。说到创造性，我们要特别警惕。因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很可能被利用，甚至被滥用，成为众多糟糕的翻译的借口和托词。这一现象，起码在中国译坛，严重地存在。于是，我在想：文学翻译是否也该有某种“准入证”？因此，文学翻译时刻都在呼唤优秀的译者。说到文学翻译状况，语种之间，差别巨大。小语种，状况悲惨，优秀译者严重匮乏。而英语、法语、俄语等大语种，情形要好许多。
　　张鸿：您曾经是一名外交官，转而投入文学翻译领域。与所谓的大语种相比较，小语种的文学翻译前景如何？据我所知，世界文学中很多的文学大家都是用小语种写作，如米沃什、布罗茨基、卡尔维诺、帕慕克，等等（我们定义的“小语种”，是排除联合国通用语种即英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外的所有语种）。
　　高兴：转向翻译，出于对文学热爱，也是我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常常难以实现，因为，目前在中国小语种文学翻译队伍确实已陷入青黄不接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因素错综复杂，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与对文化的不重视有关。而要培养一批小语种翻译人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再说，从事文学翻译，首先需要热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从事文学翻译的。而目前，在我国，无论从翻译稿酬、学术评估还是奖励机制来看，对文学翻译都没有最起码的尊重。就说稿酬吧，一般在千字六十元左右。译一本二十万字左右的书，起码需要大半年时间。最后拿到的稿费扣税后也就一万来元。而一万来元要买房的话，一平米都买不到。想当初，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前辈翻译家译一本书所得稿费，可以买一套四合院。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想到此，我的内心总会生出深深的忧虑。

    东欧文学是“红色”还是“蓝色”的？
　　张鸿:您最近主编一套“蓝色东欧”系列大型东欧文学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引起很大反响,据说这套丛书已经进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并且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怎么会想到做这套小语种的书？
　　高兴：我们这一代人心中都有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在我们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重要的影响，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其中就有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还有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它们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有人会因为电影而喜欢上一个国家。我是这样。我后来决定学习罗马尼亚语，就与电影有着直接的关联。电影外，还有东欧诗人的诗歌。密茨凯维奇的。裴多菲的。爱明内斯库的。上世纪80年代，裴多菲那首《我愿意是急流》曾打动多少人的心灵。甚至谈恋爱，都能用上这首诗。正因了所有这一切，东欧情结渐渐地在我心中生成。2009年年，当花城出版社的朱燕玲、孙虹策划并鼓动我主编这套丛书时，我当时陷入矛盾和犹豫状态：既觉得是种诱惑，又感到某种挑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承担。天时地利人和，我不由得想起这句古话。
　　张鸿:在我的印象中“东欧”是一个政治概念，对吧？
　　高兴：一般人都会觉得，东欧文学就是指东欧国家的文学。但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特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1989年底，东欧发生剧变。之后，情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同样，上述国家的不少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昆德拉就是个典型。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了，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
　　张鸿:东欧文学有什么代表作家作品？
　　高兴:说到东欧代表作家作品，那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哈谢克及其《好兵帅克》，赫拉巴尔及其《过于喧嚣的孤独》，克里玛及其《我疯狂的世纪》，昆德拉及其《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贡布罗维奇及其《费尔迪杜凯》，赫伯特及其诗歌和随笔，齐奥朗及其散文，卡达莱及其《石头城纪事》和《错宴》……每每想到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我就愈发地觉得东欧文学是座巨大的富矿。
　　张鸿:由于历史的缘故,我们一直以来认为东欧文学跟我们中国文学一样多出“红色经典”，这套书为什么称“蓝色”系列？
　　高兴:的确,由于历史的缘故，东欧文学往往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的寓意也正在此。它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