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教师之友网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作者：高毅哲　　

中国申遗第一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巨擘永诀他挚爱的北京城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1961年，侯仁之在沙漠考察。 　　 　　侯仁之(左)和季羡林。 　　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王天天 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徐健 摄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也是一样。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坚信这一点。他出身地理专业，却以历史的视野，注视着城市的变迁。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地理研究从他起发生本质改变，从此开始了中国地理研究的新时代。 　　在他的目光里，无论是小到一个集市的兴衰，还是大到城址的变迁，城市的每一个地理变化，都承载着这个城市从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从过去到未来的启迪。这其中，他将一颗炽爱之心献给了求学的燕园和深邃的北京。正是在他的努力下，燕园尤其是北京的历史在它们的景致中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 　　2013年10月22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燕园失去了挚爱它的学子，城市失去了它们的知音。 　　抗战：燕大知你为何而死 　　侯仁之的学术生涯，以1946年为分野。 　　1946年以前，侯仁之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历史学者，但那时的他，显然离学术巨擘还有一段距离。1946年以后，侯仁之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达比教授。此后，侯仁之奠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仅在中国建立了历史地理学学科，而且最终在此领域成为受到世界范围尊敬的大家。 　　若非二战爆发，侯仁之的留学本应在1940年成行。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侯仁之虽为一介书生，却也曾掩护成批进步青年离开沦陷区前往解放区，甚至面临生死危局。 　　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1936年，他本科毕业，在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推荐下出任系主任助理，同时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的顾颉刚离开北平，侯仁之转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洪业的研究生。 　　那时的北平虽已沦陷，但由于属于美国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京大学都拥有相对平静的环境。这使得燕大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 　　正是在担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包括侯仁之在内的一批教职工和学生被逮捕。由于没有确凿证据，侯仁之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 　　侯仁之回到了天津岳父家中。本以为可以安静地度过这段日子，谁知突起波澜，侯仁之得到消息：两名熟知燕大同学秘密前往解放区情况的学生在北平被捕了！ 　　如果学生经受不住严刑拷打，那么侯仁之将难逃一死。正当侯仁之准备动身出逃的时刻，妻子张玮瑛拦住了他，并亲赴北平听取洪业的意见。洪业让张玮瑛转告侯仁之：你若出逃，当时保你出狱的多人必受牵连。如你不走，最终因此而死，那么燕大人都将知道你是为何而死的！ 　　在老师这样分量的话面前，侯仁之当即下定决心，不走了！最终，两名学生经历酷刑却未吐露半句情报，日军不得不将其释放，侯仁之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由于没有牵累他人，侯仁之感慨道：“我所经受的最严重一次考验，也正有赖于煨莲师（洪业又名洪煨莲）的教导，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 　　日军逮捕燕大师生时，洪业和侯仁之一起被关在日本宪兵队，洪业冒险递给侯仁之一张纸条，叮嘱他保住民族气节，保守学校秘密。侯仁之在天津期间多有学术成果，洪业屡次嘱咐他“当今尚宜秘之”，以免为敌所用。 　　在这样的老师的熏陶下，侯仁之汲取了丰富的养分。1944年，侯仁之给自己任教的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生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侯仁之给自己立下的誓言。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里艰苦跋涉，行走大地，历经“文革”磨难，在新时期里又焕发青春。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事业，最终成为众人景仰的一代大家。 　　行走：脚步丈量的学问 　　抗战胜利一年后，1946年8月，侯仁之终于登上了开往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轮船。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达比成为侯仁之的导师。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他的学术思想直接影响了侯仁之学术思想的形成。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思路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有着明显的区别。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自班固《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地理研究，都在沿革地理的范畴内。 　　而历史地理学则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指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而只有在1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活动才开始显著改变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的地理变化。 　　在英国期间，侯仁之对相关著作进行了系统研读，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无法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提出：“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何时出现的？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出现？它何时才获得政治上的重要性？……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一个可以用沿革地理的研究去回答。” 　　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第二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正式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科逐步建立，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从这一点来说，虽说达比直接影响了侯仁之的学术思想，但梳理侯仁之的过往经历即可发现，他最终选择历史地理学，早有端倪。 　　侯仁之本科毕业那年，顾颉刚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每次出发之前，担任助理的侯仁之都要搜集资料，编写简介印发给学生。每到现场比对实物，侯仁之都会发现资料常有错误，不尽可靠。侯仁之曾回忆道：“学生对这些不甚注意，我却格外留心。这使得我深深体会到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 　　这种态度让侯仁之很快有了小小的收获。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它有一个平台和一座破烂不堪的建筑。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校后立刻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原来，当时的百姓虽身处前线，民间却总是悄然产生自发的贸易往来。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 　　侯仁之据此写成《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一文。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我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从这时起，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向“地理”转化，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脉络。 　　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对此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漠，直到“文革”爆发，才被迫停止。 　　“文革”后期，侯仁之甫一脱离被长期批斗的处境，就前往河北、山东等地考察当地城市的发展演变。1978年，已经67岁的侯仁之就迫不及待地再次前往西北沙漠，重新开始中断10年的沙漠研究。 　　他的最后一次考察在1993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暑假，82岁的他带着学生去内蒙古赤峰市。由于大雨冲垮路基，火车到了北京郊区的怀柔就被迫返回。以后的岁月，他经常满怀惆怅地说：“我的野外考察生涯就这样中断了！” 　　侯仁之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就建立在这样的调查基础上。如果说侯仁之也有偶像的话，那么明代的徐霞客就是他“情有独钟”的一位。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种痴情。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学术生涯，正是在向这位偶像致敬。 　　城市：厚重因他而可寻 　　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 　　这样的结论在今天已是常识，然而在当时，却让人耳目一新。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的沙化是“大漠流沙”，很多废弃在沙漠中的古城都是祸起流沙。然而侯仁之却证明，“大漠流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提供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在这次考察中，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知晓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各具特色的“成长”，对侯仁之来说，是人生的乐事。 　　这其中，北京，是任何提及侯仁之的人都无法绕过的一座城。 　　侯仁之的北京情缘，始于1931年。那年，20岁的他来到通州（当时叫通县，属于河北省）读高中，下车地点就在北京前门东车站。夕阳正美，看着被涂成金黄色的雄伟壮观的前门城楼，侯仁之心情无比激动。这一幕成为他终生回忆的场景。他常说：“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 　　燕大毕业后，侯仁之即在北京定居，一住就是60年。60年间，侯仁之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北京有3000余年建城史。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北京到底是哪一年开始成为城市的？没人说得清楚。1990年，侯仁之在详尽考证的基础上，推断出北京建城于公元前1045年，时名为“蓟”。如今，这一论断已为广泛接受。 　　再如天下闻名的卢沟桥。就在上世纪80年代，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居然还是进京要道。载重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不仅外表受损严重，还受了“内伤”。 　　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发表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 　　还有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就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儿。 　　侯仁之心目中的北京到底有多精彩？从他上世纪50年代给北大学生讲课的情况，可见一斑。那些年，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北大原副校长郝斌正是那时入学。尽管时隔50多年，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侯仁之讲北京的精彩绝伦—— 　　侯仁之从北京的中轴线讲起，讲到紫禁城，使节们前来觐见。他们在午门外候旨，然后经几道门阙进入广场，爬上高高的三层台基，终于上到了太和殿，那龙椅正中，端坐着权倾天下的中国皇帝。使节们为紫禁城的雄壮和皇帝的威严所折服，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不由得匍匐在地。 　　台下的学子为侯仁之的激情所感染，掌声一片。那一刻，北京拥有生命，在他们眼前跳动。 　　致敬：以历史的方式 　　侯仁之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其实，回顾侯仁之的一生，这一个“爱”字，又何止是对北京？ 　　1932年，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此时，正是那本《中学生》上顾颉刚的文章和弟弟候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 　　来到燕大，那座“魏士毅女士纪念碑”更是激荡他的情怀。魏士毅为国请命，死在段祺瑞执政府的枪口之下。侯仁之深为言辞激昂的碑文震撼。直到他90岁高龄，每有外人拜访，只要可以走动，他都要亲自带路，将纪念碑指给来人看。 　　或许多少言语都无法描述出侯仁之对这片土地的赤子之情。人们只看到，年过七旬，他还奔走在沙漠里；年过八旬，他和老伴张玮瑛爬上尚在施工没有电梯的西客站顶楼，观察莲花池；年过九旬，2004年，他走不动了，坐着轮椅，被人抬到重建的永定门城楼——那是曾经消失的北京中轴线南端的起点，眺望着远方的天空，他没有别的话，只是重复着：“好，好，好……” 　　他的这份热爱，也为他留下“中国申遗第一人”的美名。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考察时，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凭借专业的敏感，回国后，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几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如今，中国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达到45处，居世界第二位。 　　他也深深地爱着燕园。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恩师，有他的事业，那里浓缩着他的一生。 　　他在燕园和一生的爱人相识、相守。他和张玮瑛的感情，恰如他对北京，历久弥坚。至今，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还有一张桌子贴着侯仁之和张玮瑛的照片，两人淳朴的笑脸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我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认识的。 　　北大的未名湖之名，由他题写。在侯仁之身体好的时候，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他在校园散步。尽管天天变换路线，但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10月22日，102岁的他与世长辞。 　　人们怀念他。在设在北大的灵堂里，人们回忆着他的故事，说：“先生是心中有爱的人。” 　　或许正是对国家、家人、生活的热爱，让他在历经风雨之后，愈发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革”期间，因为曾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写过《徐霞客》的传记，侯仁之成了“三家村干将”，饱受批判乃至殴打。在那时的北大大饭厅，他被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名字被画了一个大叉。而后，他被关牛棚，下放江西。“文革”期间，他始终没有乱供、错供过任何人。这让他的儿女至今为之骄傲。“他留下的是清白和正气！”侯馥兴说。 　　而局势稍有好转，他就投入到工作之中。张玮瑛曾总结，侯仁之一生写作的高峰期是在七十几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八十，他还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几乎是“全速奔跑”。 　　如今，这位长期坚持跑步的老人，已驾鹤西去。灵堂里，人们在他的遗像前驻足致敬。张玮瑛送的挽联挂在墙壁上：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园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晴，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 　　少有人知道，灵堂所在地——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就建在曾经的北大大饭厅的原址上。那正是侯仁之被批斗之地。 　　对这位历史地理学家，历史用这样一种恰如其分又意义深远的方式，向他致敬。（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其他均由北大提供） 　　追忆先生 　　近20年前，我因采访，与侯仁之老先生多次交往。我永远忘不了陪他去医院看望作家冰心的时候，他以学生的身份为冰心鞠的那一躬。鞠躬的时候，他已年过八十。老一辈学者内心有敬、有畏，也正是他们成为大师的重要力量。——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 　　与邻居侯仁之先生在燕南园一起散步的日子已经在天上了！先生最大的教养就是遇事皆由衷以为：“好，好得很！”一个历尽沧桑之人，百岁得来满心欢喜，需要何等修养，何等心胸？先生住61号，我的汉画研究所在64号，一天修好篱笆，就听到了“好，好得很！”此声音将永远萦绕北大燕南园……——北京大学教授 朱青生 　　侯老爱猫，燕南园里的流浪猫都到他家院子蹭过饭遛过弯。读大学那会儿，燕南园有一条从图书馆到宿舍的近路，我经常顺路溜进侯老的院子喂猫。猫越来越肥，侯老却越来越瘦，似乎旧时代的大师们，都瘦。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网友 王牧笛 　　几年前，曾得缘上门拜访侯先生。那是燕南园里树荫掩映下的一栋小楼，清幽安静。向先生请教完后道别，先生笑着嘱咐说：“以后在校园遇见，要记得先跟我打招呼，我年纪大，记性不好，别介意。”斯言之亲善与率真，念至今日。——网友 倪雪君 　　20年前曾经听侯先生讲过燕园。听讲座的学生不足百人，西装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夫人扛着地图，悬挂后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网友 徐坚_JX 　　《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2日第4版